什麼是所有權 · 給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三）
我就利用孔西台朗先生的三段論法的第三項來證實上述反對他的理論：——
結論。——「這一代人所完成的勞動的成果可以分為兩類，把這兩類清楚地加以區別是重要的。第一類包括屬於這第一代人的土地的產物，這第一代人對於土地具有用益權人的資格，而土地則由於他們的勞動和經營得到增加、改進和改良。這些產物不是消費品就是勞動工具。顯然，這些產品都是那些通過活動把它們創造出來的人的合法財產……第二類。——這一代人不但創造了剛才提到的那些產品（消費品和勞動工具），而且還通過耕作，通過蓋造房屋，通過一切被完成的、能產生持久後果的勞動，在土地的原始價值上有所增添。這項附加的價值顯然就成為一種產品的本質——一種由第一代人的活動所創造的價值；並且，如果這種價值的所有權不論通過何種方法公允地——就是說按照每個人所提供的勞動的比例——分配給社會的成員，每個人將合法地占有他所得到的那一部分。於是他就可以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來支配這個合法的私有財產，——把它交換、出讓或移轉；另一個個人或其他個人的集體——即社會——都不能對這些價值提出任何要求。」
由此可見，每個同夥或者根據他自己的權利或者根據他祖先的權利，都擁有一種可以使用集體資本的不因時效而喪失的和不可分割的權利，而由於這種集體資本的分配，在法郎斯特爾中，像在1841年的法國那樣，就存在看窮人和富人；有些人生活奢侈，他們像費加羅①所說的那樣，只要想辦法被誕生下來就萬事大吉，還有其他一些人，對於這些人來說，人生的境遇只是有機會生活於不斷的窮困中；遊手好閒的人擁有巨額的收入，而工人的幸運則永遠寄希望於不可知的未來；一些人由於出身和社會地位享有特權，而社會底層的人民所享有的公民權和政治權則只是勞動權和土地權。因為我們不應該受到欺騙；在法郎斯特爾中，每件事物像今天的情形一樣，都是所有權的對象——機器、發明、思想、書籍、藝術品、農產品和工業品；牲畜、房屋、柵欄、葡萄園、牧場、森林、田地，——總之，除了未經耕種的土地以外的一切事物。現在，你們是否想知道，按照提倡所有權的人的說法，未經耕種的土地有多大的價值？沙爾·孔德先生說：「一平方利格的土地還不足以維持一個野蠻人的生活。」如果把這野蠻人的可憐的生活費用估計為每年三百法郎，我們就可以發見，他生活所需的一平方利格的土地對他來說十足可以用十五個法郎的地租來代表。在法國有二萬八千平方利格的土地，根據這種估計，它們的地租總額應該是四十二萬法郎；當這些法郎被分給大約三千四百萬人口時，可以使每個人得到一又四分之一生丁的收入。這就是傅立葉的偉大天才替法國人民發明的、他的第一個門徒希望用以改革世界的新權利。我向無產階級揭發孔西台朗先生。
①費加羅（1809—1837），西班牙諷刺作家、劇作家和雜文作家馬里亞諾·何塞德·拉爾臘的筆名。——譯者
如果孔西台朗先生的學說至少實際上可以保障這項他所十分關愛的所有權的話，我也許是會原諒他的三段論法（這確實是他生平所能列出的最好的三段論法）中的缺點的。但是，不：孔西台朗先生認為是所有權的，不過是享有額外報酬的權利。在傅立葉的體系中，無論是創造出來的資本或是土地的增殖的價值，都沒有以任何有效的方法來加以分割和私有化：勞動工具，無論是創造出來的或者不是創造出來的，都還保留在法郎吉的手中；那個徒負虛名的所有人只能支取息金。對於他的那份股份，不論是怎樣的性質，他既不能加以變賣，又不能專屬地加以占有，也不能加以管理。會計員把股息付給所有人；而所有人如果辦得到的話，就只有把它全部吃掉！
傅立葉主義是不會使所有人感到滿意的，因為它取消了所有權的最令人喜愛的特色——自由支配自己的財物。它也不會更好地使共產主義者感到愉快，因為它包含著地位的不平等。由於它那通過取消占有、家庭和國家——人類人格的三重表現——而抹殺人類的特徵和個性的傾向，它也是被那些贊成自由聯合和平等的人所厭棄的。
在所有我們的活躍的政論家中，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比孔西台朗先生具有更豐饒的機智、更充裕的想像力、更豐富多采的風格了。不過，我懷疑他是否會著手重建他的關於財產的學說。如果他有這種勇氣，那麼這就是我想對他說的：「在寫您的答覆以前，請您仔細地考慮一下您的行動計劃；不要掃蕩鄉間；不要依靠您的任何普通的權宜辦法；不要埋怨文明；不要諷刺平等；不要頌揚傅立葉主義。請您別打攪傅立葉和那些已經去世的人，而只是努力來重新整理您的三段論法的各個部分。為了這個目的，您應該首先仔細分析您的敵手的每一個命題；第二，或者用直接的駁斥或者用反證的辦法來指出錯誤；第三，用論證來反對論證，以便在異議和答辯迎面相對時，較強的一方可以壓倒較弱的一方，把它打成粉碎。只有用這種方法，您才能自誇您已經戰勝，並迫使我承認您是一個道地的理論家和一個好炮手。」
如果我所承擔的清掃的責任和維護我的作家尊嚴的必要性沒有叫我對於《法郎吉》的記者對我而發的責備置之不理，那麼再容忍傅立葉主義的這些怪想就會是不可原諒的了。「我們最近才看出，」這位記者說，①「雖然蒲魯東先生一向對傅立葉所創立的科學非常熱心，他無論現在或將來還會熱烈宣傳其他任何的學說的。」
①貝桑松的《公正報》。
如果宗派主義者有權去責備別人改變自己的信念，這個權利一定不會屬於傅立葉的門徒，因為他們總是那樣急切地想給各黨各派的叛離分子舉行傅立葉主義的洗禮的。但是，如果他們是誠懇的話，為什麼要把它當作一種罪行呢？一個人對於永遠不變的真理是否堅定，有什麼關係呢？與其教導人們固執自己的偏見，還不如啟發他們的思想來得好些。難道我們不知道人是脆弱的和易變的，他的心中充滿著謬見，他的嘴是妄言的釀造廠嗎？人人都是說謊的（Omnishomomendax）。不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都有一個時候充當我們每天感到它的勢力的這一真理的工具。唯有上帝是不變的，因為他是永恆的。
這就是在通常的情況下一個誠實人有權經常作出的、也許我應當贊成把它作為一種辯解而提出的答覆；因為我不比我的先輩更好些。但是，在一個像我們這種充滿著懷疑和變節的世紀中，當我們有必要在發言上給予弱小者一個堅強和誠實的榜樣時，我不應該讓我作為一個公開攻擊所有權者的名譽受到污辱。我應該敘述一下我以前的見解。
因此，在我就有關傅立葉主義的這個指責而檢查我自己並努力想起以往的事情時，我覺得，既然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和交往上我曾和傅立葉主義者發生過關係，我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傅立葉派的一員。祈羅姆·拉朗德①曾把拿破崙和耶穌基督列在他的那張無神論者的名單中。傅立葉主義者和這位天文學家是相像的，如果有誰偶然對現有的文明表示不滿，並承認傅立葉主義者的批評意見有些是對的，他們就不管他是否願意，立即把他登記在他們的學派中了。雖然如此，我並不否認我曾經是個傅立葉主義者，因為，既然他們這樣說，當然就可能是這樣的。但是，先生，我舊日的夥伴所不知道的並且無疑地將要使您吃驚的是，我曾經有過很多別的關係——在宗教方面，我曾經先後是新教徒、天主教徒、阿里烏斯教徒和半阿里烏斯教徒、摩尼教徒、神授派教徒、亞當派教徒並且甚至是前亞當派教徒、懷疑論者、庇雷傑厄斯派教徒、索西如斯派教徒、反三位一體論者和新基督教徒①：在哲學和政治學方面，我曾先後是唯心主義者、汎神論者、柏拉圖主義者、笛卡兒主義者、折衷主義者（即一種中庸主義派）、君主主義者、貴族政治論者、立憲派、巴貝夫的信徒和共產主義者。我曾漫遊過形形色色的體系。先生，在所有這些體系中，我曾有一個短時期是傅立葉主義者，您以為這是值得驚奇的嗎？就我來說，我完全不感到奇怪，雖然我現在想不起有這回事。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的批評家們以責難的口吻認為是我一生中信仰傅立葉主義的那個時期，也正便是我的迷信和輕信達到頂點的時期。現在我抱有的是一些與此完全不同的見解。我的內心不再承認那種用三段論法、類推法或譬喻等傅立葉主義的方法所作的論證了；而是要求一種可以排除錯誤的概括和歸納的方法。對於我過去的那些見解，我絲毫不加保留。我已經獲得了一些知識。我已不再相信了。我或者是知道或者就是不知道。總之，在尋求事理時，我知道我曾是個唯理主義者。
①約瑟夫·祈羅姆·勒·弗朗賽·德·拉朗德（1732—1807），法國天文學家，曾任法國天文台台長，研究行星理論，著有《天文學專論》、《法國天文史》以及關於航海的論文多種。——譯者
①阿里烏斯教徒否認基督是神。半阿里烏斯教徒和阿里烏斯教徒之間只有若干微妙的不同之處。比埃爾·勒魯先生由於把耶穌基督看做是一個人，但認為在他的身上已注入了上帝的精神，因而他是一個真正的半阿里烏斯教徒。
摩尼教徒承認有兩個並存的和永恆的主體——上帝和物質、精神和肉體、光明和黑暗、善和惡；但是與妄圖把兩者調和起來的傅立葉主義者不同，摩尼教徒對物質進行鬥爭，並竭盡全力通過譴責婚姻和禁止生殖來摧毀肉體——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們耽湎於最強烈的慾念所能想像到的一切淫樂；在這最後一點上，傅立葉主義者的道德上的傾向是完全同摩尼教派一樣的。
神授派教徒和初期的基督教徒沒有區別。像他們的名稱所表明的那樣，他們把自己看做是具有靈感的。傅立葉對於夢遊病者的視覺持有獨特的見解，相信有可能把催眠術的力量發展到那種能使我們同看不見的存在物相交談的程度；如果他還活著的話，他也可能被當作一個神授教派的教徒的。
亞當派教徒出於貞潔的動機，舉行完全裸體的禮拜儀式。讓·雅克·盧梭把感官的靜止狀態當作貞潔，認為樸實不過是歡樂的一種淨化的表現，他是傾向於亞當派的。我知道有這樣一種宗派它的成員通常穿著女神維納斯的出浴服裝慶祝他們的聖餐禮。
前亞當派的教徒相信在亞當以前人就已經存在的。我曾遇到一個前亞當派的教徒。老實說，他是一個聾子並且是一個傅立葉主義者。
庇雷傑厄斯派教徒否認天惠，把善行的全部功績歸諸自由。傅立葉主義者教導說，人的本性和情慾是善良的，這和庇雷傑厄斯派的說法是相反的；他們把一切歸功於天惠而絲毫不歸功於自由。
索西奴斯派教徒在其他一切方面是自然神論者，承認有一次原始的啟示。如今很多人是索西奴斯派，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這種教派，並且以為他們的見解是新的。
新基督教教徒是一些因為基督教擁有鍾鐸和教堂而對它表示崇拜的腦筋簡單的人。新基督教徒具有卑鄙的靈魂、頹廢的精神、放蕩的思想和情感，特別追求外表上的形式，並且像他們愛慕女人那樣讚揚宗教的自然美。他們相信即將到來的啟示和天主教教義中基督的變貌。他們將在法郎斯特爾里的偉大場面中歌唱彌撒。
無疑地，從我已經結束的地點開始，本來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如果人類的思想規律就是這樣的話；如果六千年來整個社會除了陷於錯誤以外毫無作為；如果整個人類依然埋沒在信仰的黑暗中，被他們的偏見和情慾所欺騙，只受他們領導人的本能的支配；如果控訴我的人本身沒有從宗派主義（因為他們自稱傅立葉主義者）中解放出來；——那麼難道單單我一個人，因為在我自己的內心中，在我良心的秘密審判中，曾經重新開始我們可憐的人類的旅程，就成為不可宥恕的了嗎？
當然，我決不想否認我的謬誤；但是，先生，使我有別於那些忙著把作品出版的人的，在於這樣的事實：雖然我的思想有了很多變化，我的著作卻沒有什麼改變。即使是今天，在無數的問題上，我也被上千種過高的和矛盾的見解所纏繞；但是我沒有把我的見解刊印出來，因為公眾和這些見解是毫無關係的。在我向我的同胞發表意見以前，我要等待光明在我的紛亂的思想上突然出現的時刻，以便使我所能說的話，雖不是全部真理（這是誰也無法知道的），也純粹是真理。
我的思想具有一種奇特的傾向，即起初為了更好地了解一個體系而使自己和這體系合而為一，然後為了檢驗它是否合理又對它進行反覆的思考；也就是這種傾向使我厭棄傅立葉並使我不再看重這個社會主義學派。事實上，要成為一個忠實的傅立葉主義者，你就必須拋棄你的理智，從一個老師那裡接受一切東西，包括學說、解釋和應用。孔西台朗先生的過分的偏狹心理排斥所有不服從他的至高無上的決定的人，因此他對傅立葉主義就沒有別的想法。他不是已被任命為傅立葉在世間的代表和一個教會的教皇了嗎？不幸的是，這個教會對它的使徒來說，永遠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被動的信仰是一切宗派主義者、特別是傅立葉主義者的神學上的德性。
不錯，這就是我所遭遇到的事情。在研究傅立葉的期間，當我試圖用論證來證明我已成為其信徒的宗教時，我突然覺察到，通過推理，我逐漸變得不相信了，對於信條的每一條款，我的理智都和我的信仰發生矛盾，並且我的六星期的勞動全部白費。我看到，傅立葉主義者——儘管他們有那種無盡無休的嘮叨和想要決定一切的自負態度——既不是學者，又不是論理學家，甚至也不是有信念的人，他們是科學方面的江湖醫生，指導他們為宗派的勝利而工作的，是他們的利己心理而不是良心，並且對他們來說，只要能達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於是我懂得了，他們為什麼對享樂主義者就答應給予女人、醇酒、音樂和無限的奢華；對嚴肅的人就答應保障婚姻、道德的純潔性和節制，對勞動者就答應給予高額工資；對所有人就答應給予巨大的進款；對哲學家就答應給予只有傅立葉本人才知其奧秘的解決方案；對傳教士就答應給予費用浩大的修道生活和壯麗的節日；對學者就答應給予難以想像的學問；事實上就是答應給予每個人他所最希望得到的東西。在開頭，我認為這是可笑的，到了最後；我覺得這是極端的無恥。不，先生，還沒有一個人知道傅立葉主義的體系所含有的愚蠢和醜惡。這是我決意在結束了對於所有權的論述之後立即要加以討論的問題。①
①應當了解的是，上面只是談到傅立葉的道德和政治的學說——這些學說像所有哲學的和宗教的體系那樣，是從社會本身獲得它們的根源和存在的理由的，因此是值得加以研究的。我把傅立葉和他的宗派關於宇宙進化論、地質學、博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特殊理論，留待那些認為有責任認真駁斥「藍鬍子」和「驢皮」等荒唐故事的人去注意。
謠傳傅立葉主義者想要離開法國到一個新世界去創辦法郎斯特爾。當一所房屋快要倒塌的時候，老鼠就逃跑了那是因為它們是老鼠。人幹得好些，他們會把這所房屋重新蓋造起來。不久以前，聖西門主義者由於他們的祖國不注意他們而感到失望，傲慢地撣去了腳上的塵土，動身到東方去為婦女的自由而進行鬥爭了。驕傲、剛愎、狂妄的自私！真正的仁慈，像真正的信仰那樣，是不會發愁，也永遠不會絕望的，它所追求的既不是它自己的榮譽，又不是它的利益，也不是絕對統治權；它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大家，他欣然地訴諸理智和意志，希望只用勸導和犧牲來制勝。傅立葉主義者，如果你們所關懷的只是人類的進步，那就請你們留在法國吧！這裡比起新世界來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請你們走吧！你們不過是說謊者和偽善者！
以上的說明決不包含對所有權的前途起威脅作用的一切政治的因素、一切見解和趨勢；但是，凡是懂得怎樣分清事實和怎樣推論出那些事實的規律或支配那些事實的思想的人，都應當對此感到滿意。現存的社會好像已被放棄給虛妄和傾軋的魔鬼似的，並且正是這種悲慘的景象使得許多在舊時代所處的時間太長以致不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思想家感到深刻的悲哀。現在，目光短淺的旁觀者開始對人類失望，變得心煩意亂，並對他所不懂的事情發出咒罵，從而陷於懷疑論和宿命論的深淵；另一方面，真正的觀察家則相信那個支配著世界的精神，力求了解並參透上帝。貝桑松學院的獎金獲得者去年發表的那篇關於「所有權」的論文，不過是這種性質的研究罷了。
現在應該由我來敘述這篇不幸的論文的歷史了，因為這篇論文已經使我深感懊惱並使我失去眾望。但是，就我來說，當時寫這篇論文是並非出於本意的，也不是考慮成熟的，所以我敢於肯定，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哲學家、法學家不比我罪大百倍。在導致我去攻擊所有權的途徑上，存在著某種十分奇特的情況，所以，先生，如果您聽了我這段傷心的歷史之後，仍要堅持您的譴責的話，我希望您至少不得不可憐我。
我從來沒有妄想成為一個大政治家；相反地，我對於政治性質的爭論還始終抱有極大的反感；如果在我那篇《論所有權》的文章中，我有時曾經譏笑我們的政治家，那麼先生，請您相信，當時支配我的心情的，與其說是我對自己的淺薄知識的驕傲，還不如說是我對那些政治家的無知和極端空虛所懷有的深切感覺。由於我對上帝的信賴超過對人們的信賴；起先並不懷疑政治學像其他各種科學一樣，含有絕對真理；同樣贊成包胥埃和讓·雅克·盧梭的意見——因此我曾順從地接受了人類苦難中的我的一份，甘願祈求上帝賜給我們一些善良的議會議員、一些正直的大臣和一個誠實的國王。由於性之所好，同時也由於審慎和對於我的力量缺乏信心的關係，我當時正在慢慢地在語言學上進行一些平凡的研究，還摻雜著研究一些形上學，在這個時候，我突然碰到歷來的哲學家所研究過的最重大的問題；我指的是確實性的標準問題。
在我的讀者中，凡是不熟悉這個哲學術語的，一定會高興聽到我用幾句話告訴他們這個標準是什麼，因為它在我的著作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按照那些哲學家的意見，確實性的標準一經發現，將成為確定一個見解、一個判斷、一個理論是真是偽的顛撲不破的方法，差不多像用試金石來辨識黃金，像鐵的接近磁石，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像我們應用證明來證實一個數學的運算那樣。對社會來說，到現在為止，時間是被用來作為一種標準的。所以，原始的人們在看出他們在體力、英俊和勞動上並不都是相等的時候，曾經正確地斷定他們有些人是天生要去履行簡單的、普通的職能的；但是他們決定，而這就是錯誤的所在，同樣這些智力較差的、天資比較有限的和個性較為軟弱的人都註定要侍候別人；這就是說，當別人休息的時候他們必須勞動，並且必須以別人的意志為意志；從這種人與人之間天然存在著隸屬關係的觀念，就產生了家務操作，而這種原先是自願地接受下來的工作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可怕的奴役了。時間使這個錯誤比較容易為人所覺察，它已經引起了正義的呼聲。各國在付出了代價之後，懂得了人對人的馴服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一種謬誤的理論，它對奴隸主和奴隸都是有害的。可是，這種社會制度已經存在了幾千年，有名的哲學家都曾為它辯護，甚至今天，在比較緩和的方式下，各種各樣的詭辯家還在支持並稱讚這種制度。但是經驗正在使它趨於滅亡。
所以時間是各種社會的標準；如果從這方面看，歷史就是根據歸謬法的論證來確證人類的謬誤的。
形上學的學者所探求的標準，可能具有立刻辨明每一個見解究竟是真是偽的優點所以，例如在政治上、宗教上和道德上，真實的和有益的東西既然可以立即加以認識，我們就不必再去等待時間的慘痛經驗了。顯然，這樣的一種秘密會致詭辯家於死命，——那一群可惡的傢伙，他們在不同的名義下引起各國的好奇心，並且，由於很難分清他們巧妙地構成的學說中的真理和謬誤，就把那些國家導入致命的冒險行動，擾亂它們的和平，使它們充滿著這種異乎尋常的偏見。
直到今天為止，確實性的標準依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這是由於接二連三地提出來的標準很多。有些人把感官的證明當作一種絕對的和確定不移的標準其他一些人則認為直覺是標準，這些人看中證據，那些人看中論據。拉門奈先生①斷言，除了一般的理智以外，沒有別的標準。在他以前，德·包納德先生②認為他已經在語言中發見了標準。最近，布歇茲先生把道德提了出來；還有，折衷主義者為了把各種說法調和起來，就說：既然有多少特殊種類的知識就有多少標準，所以要想尋求一個絕對標準是荒謬的。
①斐利西德·羅貝爾·德·拉門奈（1782—1854），法國教士兼哲學家，《前途》和《人民制憲報》報刊的創辦人，提倡在宗教問題上可以自由討論的政策，遭到教士們的反對和譴責。他的卷帙巨大的哲學著作是《論對宗教問題的漠不關心》（共四卷）。——譯者
②路易·加布里埃·德·包納德子爵（1754—1840），法國政治家兼哲學家，法國革命時期逃亡國外，1806年回國，1806年在拿破崙手下任教育部長，主張極端的保守政策。——譯者
關於所有這些假設，我們可以看出，感官的證明不是標準，因為那些只能使我們和現象發生關係的感官不能給我們·提供觀念，直覺則需要外部的證實或客觀的確實性；證明需有證據，而論據則需驗證；一般的理智已經不止一次地發生錯誤；語言可以用來同樣表達真或偽；道德像所有其他的項目一樣，需要證明和定律；最後，折衷主義的想法是最不合理的，因為，如果我們一個標準也提不出來，那麼說存在著幾個標準是沒有用處的。我非常擔心人們會像看待點金石那樣來看待標準；擔心它將被認為不僅是無法兌現的並且是妄想的，因而終於被放棄掉。所以，我並不抱有已經找到了它的希望，可是我不能斷言某一個比較有本領的人不會發現它。
不論關於一個標準或許多標準有怎樣的說法，總還存在著一些證明的方法，當這些方法被應用於某些問題時，它們可以導致一些未知的真理的發見，闡明一些至今還沒有想到的關係，並且可以把一種似非而是的論據提高到確實性的最高度。在這種情況下，要判斷一個體系，就不能根據它的新奇，甚或不能根據它的內容，而是要根據它的方法。因此，評論家應該仿效最高法院的榜樣，它對於所審詢的案件，決不研究事實，而只是研究訴訟程序的形式。那麼，那個訴訟程序的形式是什麼呢？就是一種方法。
於是我就注意去查考，哲學在沒有標準時藉助於特殊的方法曾獲得了怎樣的成就，並且我必須說，雖然有人虛張聲勢地大聲宣揚，我卻發現不出它曾產生任何真有價值的東西；最後，在我對那哲學的廢話感到厭煩時，我就決計重新去探求標準。我坦白承認，結果使我感到愧羞的是，這個愚蠢的行為持續了兩年之久，到現在我還沒有完全擺脫掉。這好比是大海撈針似的。我浪費了很多時間來一再考慮三段論法，像爬到梯子頂上那樣上升到一個歸納過程的頂點，把一個命題插進兩難論法，好像我能用篩子篩分抽象概念似的從事分解、區別、析離、否定、肯定、確認，而這種時間我是本來可以用來學習中國語或阿拉伯語的。
我選擇了正義作為我的實驗的題材。最後，經過了一千次的分解、重新合成和雙重合成的過程之後，我在那分析鉗鍋的底部所找到的，不是確實性的標準，而是一篇形上學政治經濟學的論文，它所得出的結論的性質使我不去考慮用較為藝術的、或者您也可以說是較為明了的方式把這些結論發表出來。這本書在所有各階級的思想上所產生的反應，使我認清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而並沒有使我對於自己的文體所具有的那種慎重的和科學的晦澀感到遺憾。今天，當我的行為具有這種崇高德性的明顯特徵時，我怎麼會不得不為了我的意向進行辯護的呢？
先生，您閱讀過我的那本著作，您也了解我那本令人生厭的迂闊的著作的要旨。在考慮到人類的歷次革命、帝國的興亡、所有權的變遷以及正義和公理的不可勝數的形式時，我問道：「我們身受的禍害是我們作為人的處境所固有的呢，還是它們只是從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呢？大家公認為社會上種種困難的根源的錢財不平等，是像有些人斷言的那樣，應歸諸大自然的影響呢；抑或在勞動產品和土地的分配上可能發生了某種計算上的錯誤呢？每個勞動者所得到的，是否是他應得的全部和純粹是他應得的部分呢？總之，在現今的勞動、工資和交換的情況下，難道沒有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嗎？——帳目都是算得清清楚楚的嗎？——社會的平衡沒有問題嗎？
於是我就著手做一種最辛苦的調查工作。必需整理簡略的筆記，討論互有矛盾的權利，答覆吹毛求疵的斷言，駁斥荒謬的主張，描述虛構的債務、不誠實的交易和欺詐的帳目。為了戰勝詭辯者，我必須否認習慣的權威，查考立法者的論據，使科學反對科學本身。最後，所有這些事情做完之後，我還必須作出公平的判斷。
因此，我把我的手放在心上，向上帝和人們聲明，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有三：1．集體財富的無償地私有化；2．交換過程中的不平等；3．利潤或收益權。
既然這三重的勒索方法就是財產所有權的本質，我就否認所有權的合法性，宣告它和竊盜是同一回事。
這就是我唯一的罪過。我曾對所有權進行研究；我曾尋找正義的標準；我曾證明的不是錢財平等的可能性而是它的必要性；我沒有讓我進行人身攻擊，也沒有讓我打擊政府，因為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是政府的臨時皈依者。如果有時我曾使用所有人這個名詞，我是把它用來作為一個形而上的存在物的抽象名稱，這個存在物的現實性生存在每一個人身上——不僅是在一小撮享有特權的人身上。
可是，我承認——因為我希望我的坦白自承是誠懇的——我的那本著作的一般語氣曾經受到嚴厲的譴責。他們所不滿意的，是一種與一個誠實人不相稱的、對於討論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完全不相當的狂熱和謾罵的氣氛。
如果這個責備是有很好的根據（我既不可能否認它，也不可能承認它，因為在我自己的案件中，我是不能做裁判員的）的話，如果，我說，我應當受到這種責備的話，我就只能低首下心，承認我自己犯了一個無心的過錯；因為我所能提出的唯一的辯解理由在性質上是不能公諸於世的。我所能說明的是，我比任何人更懂得不公正所造成的憤怒可以使一個作者在他的批評中變得多麼粗暴和激烈。當一個人在二十年的辛勤勞動之後，仍然發見自己處於飢餓的邊緣，並且這時突然在一句模稜兩可的話語中、在一個計算的錯誤中發見那個使他和千百萬同胞同受折磨的禍害的根源時，他是難以抑制自己不發出悲哀和驚愕的呼聲的。
但是，先生，雖然我的粗魯可能冒犯了驕傲，我卻不是向驕傲道歉，而是向那些也許已經被我誹謗的無產者、向那些天真的人道歉的。我的憤怒的辯論可能對某些平和的人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某一個窮苦的勞動者（我的譏刺比我的論證的力量更使他受到感動）也許已經得出結論說，所有權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不斷玩弄權術的結果，——這是我的著作本身就已痛加駁斥了的一個可悲的錯誤。我曾專門用兩章來表明所有權是怎樣從人類的個性和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比較中產生出來的。然後，我說明了所有權的永久性的限制；並且，在貫徹同樣的思想時，我預言了所有權即將滅亡。因此《民主評論》的編輯們既然在其所寫的經濟學的論文中全部內容差不多都是從我這裡抄襲去的，怎麼敢說：「那些握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人或多或少是大規模盜竊行為中的蓄意的幫凶，他們是專門收受和分享贓物的人」呢？
所有人蓄意犯了盜竊的罪行？
這種殺人的語句從來沒有見諸我的筆墨；我的心裡從來沒有想過這種可怕的念頭。謝天謝地！我不知道怎樣去中傷我的同胞；我具有探求事理的強烈願望，因此決不願意相信犯罪的共謀。百萬富翁並不比每天為了三角錢而工作的勞動者更受到所有權的腐蝕。在兩方面，錯誤是相等的，意向也是相等的。以後果來說，雖然在前者是積極的，在後者是消極的，它也沒有什麼不同。我譴責了所有權：我沒有指摘所有人，因為這樣做是荒謬的；我感到難過的是，在我們中間存在著如此邪惡的意願和如此紊亂的思想，以致他們只注意那種有助於他們實行奸計的事實。這就是我對於我的憤怒所感到的僅有的遺憾；這種憤怒雖然發泄得也許過於厲害，但它至少是誠實的，從它的根源上來看也是正當的。
可是，在我這篇自願遞交給倫理學學院的論文中，我曾經做了些什麼呢？在我，從社會上那些不確實知道的事情中尋找一個定則時，我曾把一切次要的、目前爭論得這樣激烈和意見這樣分歧的問題都追溯到一個基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問題就是所有權。
然後，在把所有現行的學說相互比照並從它們中間析解出它們的共同點時，我曾努力去發現那個在所有權觀念中是必要的、不變的和絕對的因素；在經過可靠的驗證之後，曾經斷言這個觀念可以歸結到個人的和可以遺傳的占有的觀念；這種占有可以交換，但不能出讓；以勞動為基礎而不是以虛擬的占用或無益的空想為基礎的。此外，我曾經說，這個占有的觀念是我們的革命運動的結果，——所有的見解在逐漸拋棄了它們的矛盾因素以後向之集中的頂點。並且我曾力圖用法律的精神、政治經濟學、心理學和歷史來證明這一點。
教會中的一個神父在寫完了一篇關於天主教義的博學的詮釋文章時，懷著滿腔信誠的熱情喊道，「如果我的宗教是虛妄的，那就應該由上帝負責（Domine，sierrorest，atedeceptisumus）。」完全像這個神學家一樣，我可以說，「如果平等是無稽之談，那麼，我們的行動、思想和存在所依憑的上帝，用永恆的法律統治著社會的上帝，獎賞公正的國家並責罰所有人的上帝——就只有上帝是作惡者：上帝說了謊。不能把錯誤歸罪於我。」
但是，如果我推論錯了，那就應當給我指出錯誤，把我從錯誤中引導出來。這種麻煩肯定是值得的，我認為我應當得到這種待遇。沒有剝奪權利的理由。因為，用那位不喜歡斷頭台的國民公會議員的話來說，處死不是答覆。直到現在，我還堅持把我的著作看做是有用的、有社會意義的、對於國家的官員充滿著教育意義的——總之，是值得獎賞和鼓勵的。
因為有一個我所深信不疑的真理，——各國人民是依靠絕對觀念而不是依靠大致是如此的和片面的觀念生活的；所以需要有一些人能夠把原理明確下來，或者至少能夠在火熱的爭論中加以檢驗。法則就是這樣，——首先是觀念，純粹的觀念，關於上帝的法律的知識，理論：隨後是緩步前進的、審慎的、注意事實的來龍去脈的實踐過程；在趨向這個永恆的頂點時務必體會最高理性的指示。理論和實踐的合作可以在人類中得到秩序的實現，——絕對真理。①
①一位給激進派報刊寫稿的作者，路易·雷博先生，在他那本《當代改革家研究》的著作的序言中說：「誰不知道道德是相對的呢？除了少數很顯著是出於本能的偉大的思想感情之外，人類行為的衡量尺度是隨著國家和氣候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的，只有文明——種族的進步教育——能夠導致普遍的德性……絕對存在不是我們的因事而異的和有限的本性所能理解的；絕對存在是上帝的秘密。」願上帝使路易·雷博先生能夠躲開邪惡！但是我不禁要指出，政治上一切變節者都是以否認絕對存在為出發點的，這種否認實際上就是否認真理。一個表示相信懷疑論的作家和激進的見解有什麼共同之處呢？他對他的讀者有什麼話可說的呢？他有什麼權利給當代的改革家作出判決呢？雷博先生以為摹仿一下法學家的一種由來已久的傲慢態度就顯得更加聰明似的，並且以為可以用來作為辯解的理由。我們全都有這些弱點。但是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像雷博先生這種研究各種體系的絕頂聰明的人居然看不到他應當首先認識的事情——即，那些體系是人類的思想向絕對存在的邁進。
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各人都被要求按力量的大小從事這一崇高的工作。它使我們擔負的唯一的責任，就是不要通過隱瞞真理、使真理適應時代的風氣或者為我們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利用等辦法來把真理據為己有。我經常想到這一如此重要和如此簡單的良心的原則。
先生，請您確實想一想我本來可以做到而不願去做的事情。我是根據最正當的假設推理的。當時什麼東西阻止我在此後幾年中把有關錢財平等的抽象學說隱瞞起來，同時阻止我批評憲法和法典；阻止我指出在現今或過去的法律中所存在的絕對的和偶然的因素、不變的和暫時的因素、永恆的和轉瞬即逝的因素；阻止我建立一個新的立法體系並把這一屢毀屢建的社會大廈建立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呢？在我提出詭辯家的種種定義時，也許我沒有清楚地指出他們的矛盾和不可靠性的根源並同時補充他們的結論的不足吧？也許我沒有用大量的歷史闡述來肯定這種工作吧？在這種闡述中，財產的專屬作用和積累作用的原理、集體財富的私有化以及發生在交換中的根本弊害，本來可以被表明是暴政、戰爭和革命的經常的根源的。
您會說，「這本來是應該做的。」請您不要懷疑，先生，這樣的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耐心。既然有了我已經加以分析的社會經濟的原理，我本來只要動手耕地並順著畦溝前進就行了。法律的評論家覺得最難辦的事情是確定正義的涵義：單是這件工作就需要較長的時間。啊，如果我曾遵循這種燦爛的方向，並曾像那燃燒著的灌木林里的人一樣，有一天滿臉興奮地用深沉而莊嚴的口氣，獻給自己很多新的食物，那就會找到一些愚人來崇拜我，一些蠢物來讚美我，一些懦夫來把獨裁者的職位奉獻給我；因為，在群眾痴迷的狀態下，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
但是，先生，在做了這種充滿著傲慢和驕傲的業績之後，據您看來我在上帝的法庭上和自由人的判斷中會受到什麼獎賞呢？先生，死亡和永恆的斥責！
所以，當我看到了真情實況，我就立即把它說了出來，只是為了使它得到適當的表達才耽擱了一段時間。我指出了錯誤，以便讓每一個人自行改正並使他自己在工作上做出更大的貢獻。我曾說存在著一個新的政治因素，以便我的夥伴們在改正的過程中同心協力地加以發展時，能夠更迅速地達到原理的統一，而只有這種統一才能保證社會過更美好的日子。我當時希望，即使不是為了我的那本著作，也至少為了我的值得表揚的行為，可以得到共和主義者一次小小的熱烈歡呼。可是，您瞧！新聞記者攻擊我，學院的院士咒罵我，政治冒險家（哎喲！）認為只要表明他們與我不同就可以使自己為人所原諒！我列出一個可以據以科學地改造整個社會大廈的公式，可是最果斷的人責備我只能從事破壞。其餘的人輕視我，因為我是一個無名小卒。當那篇《論所有權》的文章落到革新派的陣營中去的時候，有人問道：「誰的言論？是阿拉哥嗎？是拉門奈嗎？是米歇爾·德·布爾奇呢還是加爾尼埃－巴傑斯呢？」當他們聽到的是一個新人的姓名時，他們就會回答說：「我們不認識他。」這樣，思想的壟斷，理智的所有權，就不但壓迫著資產階級，也壓迫著無產階級。對於惡人的崇拜甚至在猶太神堂的台階上也是占著優勢的。
但是，我在這裡說的什麼呀？如果我責備那些可憐蟲，就讓上帝叫我遭殃吧！啊！讓我們不要輕視那些宅心仁厚的人；他們在愛國熱情的激動下，總是匆忙地把他們領袖的言論和真理等同起來的。讓我們寧可鼓勵他們的天真的輕信，愉快地和溫和地啟發他們的可貴的真誠，留下箭來去射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們，那些人總是誇獎自己的天才，用各種不同的話來籠絡人民，為的是好去統治他們。
僅僅是由於這些原因，我不得不對《人民報》（1840年10月11日出版）關於所有權問題所得出的奇特而膚淺的結論提出反駁。因此，我撇開那位記者而只對他的讀者發言。我希望，如果在群眾面前我不提起某一個人的話，那個作者的自尊心不致受到冒犯。
你們，《人民報》的無產者說，「就是因為存在著人和物品的緣故，所以總會有一些願意占有物品的人；因此什麼東西都摧毀不了所有權。」
在這樣說的時候，你們就不知不覺地完全按照古尚先生的方式進行辯論，因為他總是從占有推論到所有權上去的。可是這個巧合併不使我驚奇。古尚先生是一位頗有才智的哲學家，而你們這些無產者，則具有更多的智力。當然，即便是對於一個哲學家來說，成為你們犯錯誤的同伴也是榮幸的。
所有權一詞原來是特有的或個人的占有的同義詞。它表示每一個人使用一件物品的特殊權利。但是，當這種對於其他享有用益權的人來說雖然是不起作用的（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權利，卻變得活潑和居於首要地位的時候，——也就是說，如果享有用益權的人把他的親自使用物品的權利變成由他鄰人的勞動來利用該項物品的權利，——那麼所有權就改變了它的性質，它的概念也變得複雜了。法學家對於這一點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他們不是像理所當然的那樣去反對這種利潤的積累，卻全盤地加以接受和承認。由於租佃權必然包含著使用權——換句話說，根據大者包括小者的原則，利用一個奴隸的勞動來耕種土地的權利包括著一個人自己來加以耕種的權力——所有權這個名稱就專門被用來代表這種雙重的權利，而占有這一名稱則被用來代表使用權。由此，所有權便開始叫做完善的權利、支配的權利、高超的權利、英雄的或羅馬公民的榮譽權利，——拉丁文是Jusperfectum，jusoptimum，jusquiritarium，jusdominii——同時占有則與田地的租賃相同化了。
現在，所有的哲學家都承認，個人占有是根據公道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根據自然的必要而存在的，並且是不難加以證明的；但是當我們摹仿古尚先生的說法而認為占有是所有權的基礎時，我們就陷入所謂含糊的說得更確切些就是模稜兩可的詭辯（sopismaamphibolivelambiguitatis）中去了；這種詭辯在於用一種雙關語來改變那個意義。
人們往往自以為十分淵博，因為藉助於一些具有極度概括性的辭句，他們就好像上升到絕對觀念的頂點，從而欺騙那些沒有經驗的人；並且，更糟糕的是，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檢驗的抽象概念。但是通過相同事實的比較而形成的抽象概念是一回事，而從同一名詞的不同意義推論出來的抽象概念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前者提供普遍的觀念、定理、定律；後者則表示各種觀念產生過程的次序。我們的一切謬誤都是由於經常混淆這兩種抽象概念而造成的。在這方面，語言和哲學都同樣是有缺點的。一個成語愈不普通，它的措辭愈是晦澀，它就成為愈加豐富的產生錯誤的源泉：一個哲學家的詭辯的程度是與他對於任何可以消滅語言中的這種缺點的方法的無知成正比的。如果有一天能發現那種用科學方法糾正語言的謬誤的技巧，那麼哲學就找到了它的確實性的標準了。
現在，既然所有權和占有之間的區別已得到了很好的證明，並且根據我剛才舉出的理由，前者必然會消滅這一點也已得到了解決，那麼，為了恢復一個語源的微不足道的利益，難道最好是把所有權這個詞保留下來嗎？我認為這樣做是很不聰明的，並且我願意說明理由。我從《人民報》上摘錄了下列的一段文字：
「限制所有權，規定取得、占有和遺傳財產的條件的權是屬於立法機關的……無可否認，繼承、查定稅額、商業、工業、勞動和工資需要極重要的修正。」
無產者們，你們希望限制所有權；那就是說你們希望摧毀所有權，把它變為占有權。因為，未經所有人的同意就去限制所有權，那就是否認所有權；使雇員和所有人聯合起來，那就是摧毀高超的權利；取消甚或一般地限制田租、房租、收入和收益，那就是消滅完善的所有權。那麼，當你們為了建立平等而以這種值得讚揚的熱忱辛勤工作時，你們為什麼要保留這樣一個辭句，即它的模稜兩可的意義永遠會是你們成功道路上的障礙的辭句呢？
從這裡你們就可以看出我們所以不但要拋棄財產這個東西、而且還要拋棄其名稱的第一個理由——一個完全是哲學上的理由了。而這就是政治的理由、亦即最高的理由。
每一次社會革命——古尚先生會告訴你們——都只是為了要實現一種政治的、道德的或宗教的思想而發生的。當亞歷山大征服亞洲時，他的思想是為希臘的自由對東方的專制制度的侮辱進行報復；當馬里烏斯和凱撒推翻了羅馬貴族時，他們的思想是把麵包給予人民；當基督教在世界上進行革命時，它的思想是解放人類並用對一個上帝的崇拜來代替伊壁鳩魯和荷馬的許多神祗；當法蘭西在1789年起義時，它的思想是在法律面前的自由和平等。古尚先生說，真正的革命都是有它的思想內容的；所以，凡是在沒有一種思想甚或不能正式表達一種思想的地方，就不可能發生革命。這種地方會有亂民、謀叛者、暴徒、弒君者，但不會有革命家。缺乏思想的社會只會在原地旋轉和打滾，並在它的無益的努力中趨於滅亡。
可是，你們都覺得革命就將來到，並且覺得單是你們本身就能完成革命。那麼，支配著你們的是什麼樣的思想呢，十九世紀的無產者？——因為我實在不能把你們叫做革命家。你們想些什麼？——你們相信什麼？——你們需要什麼？請小心地作出答覆。我曾誠心誠意地閱讀了你們所喜愛的報刊，你們最尊敬的作家的作品。我到處只看到一些空虛的和幼稚的實體，而找不到一種思想。
我要解釋一下實體這個詞的意義，——對於你們大部分人來說，這無疑是個新詞。
所謂實體，一般都了解為一種想像力所能理解的但非官感和理智所能辨認的東西。因此，斯加納列爾所說的鴉片的麻醉力和古代醫學上的病態的粘液都是實體。實體是那些不願自承無知的人的支柱。它是不可思議的；或者像聖保羅所說的，是不明了的論證（Argumentumnonapparientium）。在哲學上，實體往往只是對思想內容毫無增益的一些字眼的重複。
例如，當比埃爾·勒魯先生——他曾說過這麼多美妙的話，但據我看來，他過分喜歡他那些柏拉圖式的公式——向我們斷言說，人類的禍害是由於我們對生活的無知時，比埃爾·勒魯先生就說了一個實體，因為很明顯的是，如果我們是邪惡的，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生活；但是了解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是沒有價值的。
當埃德加·基內①聲稱，法國之所以遭受苦難和衰微，是因為人與人和利益與利益之間存在著對立狀態時，他所宣告的是一個實體，因為問題是要去發現這個對立狀態的根源。
①埃德加·基內（1803—1875），法國作家兼政治家，曾在德國研究哲學，並廣泛遊歷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著有《義大利革命》、《奴隸們》、《1815年戰爭史》、《新精神》等。——譯者
當拉門奈先生大聲地宣傳自我犧牲和愛時，他宣告了兩個實體，因為我們需要知道在什麼條件下自我犧牲和愛能夠產生和存在。
同樣地，無產者們，當你們談論自由、進步和人民的主權時，你們也就把這些當然可以懂得的東西在空間造成了這麼多的實體：因為一方面，既然1789年的關於自由的定義已經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我們就需要一個關於自由的新的定義；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知道社會應該朝著什麼方向前進，才能求得進步。至於人民的主權，那是比理性的主權更大的實體；它是實體中的實體。事實上，既然在人民之外和理性之外都不能設想有主權，那麼我們還必須加以確定的是，在人民之中應該由誰來行使主權；並且，在這麼許多思想中間，哪些應該是最高的。說人民應當選舉他們的代表，就等於是說人民應當承認他們的元首，這絲毫也沒有把困難消除掉。
但是，假定在出身上平等了，在法律上平等了，在人格上平等了，在社會職能上平等了，你們也就會希望得到地位上的平等。
假如在看出無論從事生產、交換或消費的人們的一切相互關係都是彼此公平相待的關係，——總之，就是社會關係；假如我說，你們在看出這一點的時候，要想給予這個天然的社會一種合法的存在並用法律來確定這一事實，——那麼我說，你們就需要對於你們整個的思想有一個清楚的、具體的和確切的表達方式，即能立刻說明原則、手段和目的的表達方式；而我要補充說明的是，那個表達方式就是聯合。
既然人類的聯合至少可以正當地說是從世界開始時就存在的，並且曾經不斷地拋棄它的奴隸制、貴族制、君主專制、特權政治和封建制等等這些消極因素，從而逐步把自己建立起來並使自己趨於完善，——那麼我說，為了消滅社會的最後的消極因素，提出最後的革命思想，你們就必須改變舊日的號召的口號，把廢除專制、廢除貴族、廢除奴隸！變為廢除所有權！……
但是，我知道使你們驚愕的是什麼，你們這些被窮困之風所摧殘的、被你們的恩人的傲慢所壓倒的可憐蟲：這就是其後果使你們感到害怕的平等。我們怎麼——你們在你們的報紙上說——我們怎麼可以「夢想一種既然是不自然的、因而就是不合乎正義的劃一的地位呢？我們該怎樣去償付一位科爾默南①或一位拉門奈的勞動日呢？」
①德·拉厄·科爾默南（1788—1868），法國律師兼政論家，著有《行政法》、《村治問題》等。——譯者
平民們，請你們聽著！在薩拉密斯海戰②之後，當雅典人集會討論給予勇士獎賞時，在把選票收集起來之後，發見每一個戰鬥員都得了一票頭獎的選票，西米斯托克利斯①得到了全部二獎的選票。米涅瓦女神②的人民是用他們自己的手來加冕的。真正英勇的人們！他們都有資格得到橄欖枝，因為他們都敢於為自己要求得到它。古人讚美了這種崇高的精神。無產者們，請你們學會去尊重你們自己並重視你們的尊嚴。你們希望得到自由，但你們不懂得怎樣去做一個公民。現在，無論誰說「公民們」，必然就是說平等的人們。
②公元前480年在薩拉密斯島附近古希臘的艦隊（350艘）和波斯艦隊（800艘）之間的海戰。希臘人利用自己軍艦的機動性採取了衝撞和接舷戰的戰術，使波斯人遭受重大損失。這一戰役對於希臘人獲得最後勝利具有巨大意義。——譯者
①西米斯托克利斯（公元前527？—460？），雅典政治家兼將軍，曾勸使雅典人增強海軍力量，公元前480年指揮雅典艦隊在薩拉密斯島附近戰勝了波斯人。——譯者
②羅馬女神，手藝和藝術、學校教師和醫生的保護神，人們一般把她與希臘女神雅典娜混為一談。按雅典娜是戰爭和勝利的女神，又是智慧、知識、藝術和技藝的女神，被推崇為雅典城的守護神。——譯者
如果我自己名叫拉門奈或科爾默南，並且某一個報紙在提起我的時候突然發出無可比擬的天才、高超的智力、完美的德性、高貴的性格這些誇張的語句，我就會對此感到不快，並且就會抱怨——首先，因為這樣的一些頌辭永遠是不相稱的；其次，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壞的榜樣。但是，為了使你們相信平等的原則，我願意為你們衡量一下我們這個世紀中在著作方面最偉大的人物。如果我，一個平等的保衛者，按其本身的價值來估量那些受到普遍欽佩的、我比任何人都懂得怎樣加以認識的才幹，那麼，無產者們，請你們不要責備我是出於嫉妒。一個矮子總是能夠丈量一個巨人的：他只要一根碼尺就行。
你們已經看到《一種哲學的概要》這本書的自以為了不起的預告，並且信以為真地嘆賞了這本著作；因為你們不是沒有讀過，或者就是讀過的話也沒有能力加以判斷。所以請你們自己去熟悉一下這個輝煌的而不是可靠的空論；在嘆賞作者的熱忱的同時，不要再去憐惜那些單是習慣和參加人數的眾多就使之成為不足掛齒的有用的工作。我將說得很簡略；因為儘管主題很重要，作家也確有天才，我所要說的話沒有什麼了不起。
拉門奈先生是從上帝的存在開始講起的。他是怎樣論證的呢？根據西塞羅的論據，——也就是根據人類的贊同。這裡面絲毫沒有新的內容。我們還須找出人類的信念是不是合理的；或者，像康德所說的，我們還得找出上帝存在的主觀確實性是否與客觀真理相符合。可是，這一點並沒有使拉門奈先生感到為難。他說，如果人類相信了，那就是因為他們有相信的理由。所以，拉門奈先生在宣告了上帝這個名字後，唱了一首讚美詩；這就是他的論證。
在肯定了這第一個假設之後，拉門奈先生就接著提出了第二個；即上帝有三位。但是，如果說基督教僅以啟示為根據來傳授三位一體的教義，那麼拉門奈先生就是主張單純靠論據來達到這個目的的；他沒有看出他的所謂論證徹頭徹尾是神人同形同性論——也就是說，把人類精神上的能力和自然的權力歸屬於神體。一些新的歌曲、新的讚美詩！
這樣論證了上帝和三位一體之後，這個哲學家就進而談到創造——第三個假設，這位永遠是雄辯的、多彩的和卓越的拉門奈先生用這假設來論證上帝既不是憑空，又不是用某種東西，也不是用他自己來創造世界的；他是可以自由創造的，然而他卻不得不創造；在物質中存在著一種不是物質的物質；在神的意念中，關於世界的原型觀念是通過劃分而彼此分開的；這個劃分是不鮮明的和難以理解的，然而又是實在的和真實的，它含有可理解性等等。關於邪惡的根源，我們遇到的是一些同樣的矛盾。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哲學上最深奧的問題之一——拉門奈先生在一個時期否認有邪惡，在另一個時期使上帝成為邪惡的製造者，而又在另一個時期在上帝之外尋求一個不是上帝的造物主——一堆多少有些不相連貫的實體的混合物，這是從柏拉圖、普羅克魯①、斯賓諾莎，我甚至可以說是從一切哲學家那裡抄襲來的。
①普羅克魯（410—485），古希臘的神秘主義哲學家，晚期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人物。——譯者
在這樣建立了他的三個一組的假設之後，拉門奈先生就用一條並不怎麼連貫的類推的鏈鎖，從那裡推論出他的整套哲學。特別是在這裡，我們注意到他所獨有的那種諸說混合主義。拉門奈先生的學說包括所有的體系並且支持所有的見解。您是一個唯物論者嗎？您可以把上帝的三位作為無用的實體而加以取消；然後直接從熱、光、電磁出發——按照那位作者的意見，這三者是三種本原的流體，就是意志、智慧和愛的三種根本的、外部的表現，——您就可以得到一種唯物論的和無神論的宇宙形成說。相反地，您是堅定的唯靈論者嗎？那麼抱定物體的非物質性的學說，您就能夠到處只見到神靈。最後，如果您是傾向汎神論的，那麼您將在拉門奈先生那裡得到滿足，因為他以前教導說，世界不是從上帝那裡發散出來的東西——這純粹是汎神論——而是上帝的洋溢。
可是，我並不想否認那部《概要》含有某些出色的成分；但是，根據作者的聲明，這些成分並不是他的創見；只有體系才算是屬於他的。無疑是由於這個緣故，拉門奈先生才如此輕蔑地談論他的哲學前輩，不屑指出他所引據的那些原文的出處。他以為，既然那本《概要》包含著全部真正的哲學，如果那些老哲學家的姓名和著作不再存在，世界上也不會有絲毫的損失。拉門奈先生雖然用美麗的歌曲歌頌上帝，卻不知道如何以同樣公正的態度去對待他的同行。他的嚴重的錯誤是把知識據為己有的行為，這就是那些神學家所說的哲學上的罪過或者冒犯聖靈的罪過——一種既不會使你們這些無產者、也不會使我受罰的罪過。
總之，那部《概要》作為一種體系來加以判斷，以及拋開它的作者從先前的體系中抄襲得來的一切之外，是一部平庸的著作，它的方法在於不斷地用未知的東西來解釋已知的東西，拿實體來代替抽象概念，拿無謂的重複代替證據。它的全部的神正論是一種不屬於天才的而是出於想像的作品，是新柏拉圖思想的一件補綴品。心理學的部分等於零，因為拉門奈先生公開地嘲笑這種性質的工作；可是沒有這種工作，形上學是不可能的。這部書在討論邏輯學和邏輯學的方法方面是沒有力量的、含糊的和膚淺的。最後，我們在拉門奈先生從他的三位一體的宇宙形成說推論出來的物理學和生理學的理論中，發現一些嚴重的謬誤，即：蓄意使事實去適應理論和差不多在每種情況下都用假設來代替實際。第三卷討論工業和藝術，讀起來最能使人發生興趣，也是最好的部分。的確，拉門奈先生除了他文章的風格之外，是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對前輩哲學家的思想沒有絲毫補充。
那麼，為什麼被當作思想家的拉門奈先生會有這種非常平庸的性格，一種在發表《論漠不關心》時就已流露出來的平庸的性格呢？這是因為（好好地記住這一點，無產者們！）大自然並不創造真正十全十美的人，某些才能的發展差不多總是排斥相反才能的同等發展的；這是因為拉門奈先生顯然是個詩人，一個多情善感的人。你們看看他的文筆，——華麗、響亮、生動、熱情，充滿著誇張和謾罵，——就可以相信，具有這種文筆的人決不會是一個真正的形上學理論家。這種誰都讚美的豐富的表達方式和例證，在拉門奈先生那裡變成他在哲學上虛弱無力的不可救藥的病根。他那流暢的語言和容易感動的天性使他的想像力誤入歧途，因此，當他不過是在重複他自己的話語時，他卻認為他在推理，並且往往把一個描寫當作是邏輯上的一個推論。他對於具體觀念的厭惡，他的分析能力的薄弱，他對空泛的類推、文字上的抽象描寫、假設的廣泛應用、總之對於各種實體的十分明顯的愛好，也是由這方面產生的。
此外，拉門奈先生整個的一生就是他的非哲學天才的確鑿的證明。他甚至信奉神秘主義，成為一個熱烈的教皇全權論者、一個偏狹的神權政治論者；起初，他受到了盛行於本世紀初期的宗教反動和文學理論的雙重影響，接著又退回到中世紀和格雷哥里七世的時代去；然後他突然變成一個進步的基督教徒和一個民主主義者，逐漸傾向於唯理主義並且最後陷入於自然神論。現在，人人都在活板門那裡等待著。就我來說，雖然我不能保險，我卻傾向於認為已經被懷疑論所迷惑的拉門奈先生將在一種漠然無動於衷的狀態中死亡。他對自己早期發表的論文之所以有這種贖罪的舉動，是由於個人的理由和有計劃的懷疑。
有人曾經認為，拉門奈先生雖然有時提倡神權政治論，有時提倡普遍的民主政治，但始終是前後一致的；又說，他在不同的名義下，始終一貫地尋求同一的東西——統一性。這是替一個在自相矛盾的行為中當場被拆穿的作者所做的可憐的辯解！一個先後充當過路易十六專制政治下的臣僕、和羅伯斯比爾在一起的煽動家、皇帝的朝臣、復辟時期十五年中的頑固分子、1830年以來的保守分子，竟敢說他自己以前只希望一件事——公共秩序——，對於這樣的人能夠有什麼想法呢？難道不應該把他十足當做是一切黨派的叛徒嗎？公共秩序、統一、全世界的福利、社會的和諧、各國之間的團結——關於這些事項中的任何一項，不可能有不同的見解。人人都希望取得這些事項；政論家的身分只是決定於他為了取得這些事項而提出的方法。但是為什麼希望拉門奈先生具有一種他自己所否認的見解上的堅定性呢？他不是說過「思想是沒有法律的；我今天所相信的東西就是我昨天所不相信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會不會相信它」這類的話嗎？
不；既然所有的才幹和才能永遠不會結合在一個人身上，在人們中間就不會有真正的優越性。這一個人具有思考的能力，那一個人具有風采和想像力，另一個人則具有工業和商業上的才幹。由於我們的本性和所受的教育，我們不過只擁有一些相當有限的特殊才能，這些才能在深度和強度上增加得愈大，也就愈加成為必要。才能像機能一樣是互為補充的，誰敢把它們分成等級呢？根據他的存在和發展的規律來看，天才愈是優秀，他就愈加仰賴於把他創造出來的社會。誰敢使光榮的兒童成為一個神呢？
「造就人的不是力氣，」市集上的一個大力士對著驚奇的觀眾說，「而是性格。」那個只有體力的人輕視力氣。無產者們，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我們應當通過它而有所收穫。造就人的不是才幹（這也是一種力），不是知識，不是美。這是精神、勇氣、意志、德性。現在，如果在使我們成為人的方面我們是平等的話，次要才能的偶然的分配情況怎能毀損我們的人格呢？
請你們記住，特權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是弱者的命運；不要被那種伴隨著某些才幹的聲名所欺騙；這些才幹的最大的價值在於它們的稀有性，以及一種長期的和辛苦的學習過程。對於拉門奈先生來說，背誦一篇攻擊別人的演說或者按照柏拉圖的風格吟詠一首人道主義的短詩，比發見一個有用的真理較為容易；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應用生產和分配的規律，比寫出十行具有拉門奈先生的風格的文章較為容易；對於他們雙方來講，說比做來得容易。那麼，既然你們用雙手從事勞動，只有你們是真正的創造者，為什麼你們希望我來承認你們的劣等性呢？但是，我在說些什麼呀？是的，你們是劣等的，因為你們缺乏德性和意志！你們雖然準備去從事勞動和進行鬥爭，但當自由和平等成為問題時，你們是既沒有勇氣又沒有性格的！
在他那本論《國家和政府》的小冊子的序言中，以及他在陪審團面前所作的辯護中，拉門奈先生坦白地承認自己是財產的擁護者。由於體恤那位作者和他的不幸，我將不去描述這個聲明並且不去研究這兩篇可悲的作品。拉門奈先生好像只是一個準激進黨的工具，這個黨派為了利用他而恭維他，並不照顧到一個榮譽的、但從此以後失去力量的老年人。這種信仰的表示有什麼意義呢？從《前途》的第一期到《一種哲學的概要》之間，拉門奈先生始終是贊成平等、聯合甚至一種含糊和不明確的共產主義的。拉門奈先生在承認所有權時，同他過去的事業發生矛盾，否認他的那些最濃厚的傾向。那麼在這位曾經受到過於粗暴的待遇的、但也太容易被人籠絡的人身上，才力的壽命就真的已經超過了意志力的壽命嗎？
據說，拉門奈先生曾經拒絕他的幾個朋友試圖為他得到從輕處理的建議。拉門奈先生寧可服滿他的刑期。這不會是與他承認所有權同一來源產生的虛假的堅忍主義的矯揉造作吧？當印第安的休倫族人被俘時，他就對他的征服者辱罵和恐嚇——這是野蠻人的英勇氣概，殉道者則為他的行刑人進行祈禱，願意從他們那裡得到他的生命，——這是基督教徒的英勇氣概。為什麼愛的提倡者變成忿怒和復仇的提倡者呢？難道《效法耶穌》的譯者已經忘記了，冒犯仁慈的人是不會重視德性的嗎？雖然伽利略跪在宗教法庭面前收回他的關於地球運動的邪說，並以這種代價重新得到自由，在我看來似乎要比拉門奈先生高出百倍。什麼！如果我們為了真理和正義而受苦，難道我們在報復時必須把我們的迫害者推出人類社會的範圍之外嗎？並且，當我們被判處了不公正的刑罰時，如果有人提出可以免除，難道因為少數卑鄙的幫閒喜歡稱之為饒赦，就必須加以拒絕嗎？這不是基督教的智慧。但是我忘記了，在拉門奈先生面前，已經不再提出這個名稱了。但願《前途》的那位預言家不久就恢復自由並重新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吧；但最主要的是，但願他從此以後只從他的天才和勇氣中去得到他的靈感吧。
啊，無產者們，無產者們！這種報復和不共戴天的仇恨的精神還要使你們犧牲多久呢？這種精神是由你們的虛偽的朋友煽動起來的，並且它給革新觀念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害，也許比政府的腐敗、無知和惡意所造成的還要多。請相信我，現在人人都應當受到譴責。的確，在意向上或者在範例上，大家都被發見是不夠的，你們沒有責備任何人的權利。國王本身（上帝饒恕我！我不想給國王辯護）——國王本身，像他的祖先那樣，不過是一種觀念的化身，並且，無產者們，這還是一種支配著你們的觀念。國王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希望這個觀念能夠全部實現，而你們則希望它部分地實現，——因此，他的最大的錯誤在於他的政治是合理的；而你們呢，則在於你們的埋怨根本是不合理的。你們吵吵嚷嚷地要求再來一次殺死國王的行動。凡是你們之中沒有罪過的，——讓他來對百萬富翁投擲第一塊石頭吧！
如果，為了影響人們，你們曾經打動人們的自尊心，——如果，為了改變組織和法律，你們曾經使自己處於組織和法律的範圍之內，那麼你們本該得到多大的成就！據說，五萬條法律構成我們政治上和民事上的那些法典。在這五萬條的法律中，兩萬五千條是保障你們的，兩萬五千條是反對你們的。豈不是顯而易見，你們的責任是用前者去反抗後者，從而利用矛盾的論證使特權陷於絕境嗎？這種行動方法既然是唯一合乎道德的和合乎理性的方法，也就是今後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我來說，雖然我不想在未來的共和國起領導作用，但如果我能引起我由於出生和偏愛而深感眷戀的祖國的注意，我將指導勞動大眾通過規章制度和法律訴訟去征服所有權，到社會的最上層的等級中去尋找幫凶和同謀者，並利用一切特權階級所共有的對於權力和聲名的欲望而使他們復滅。呼籲改革選舉的請願書已經得到二十萬人簽名，那位有名的阿拉哥預告我們會有一百萬人簽名。當然，那將是很好的收穫；但是，從這一百萬個既願意投票贊成平等又願意投票贊成皇帝的公民中，我們能不能挑選一萬個簽名——我指的是忠誠的簽名呢？這些簽名的人要能夠閱讀、寫字、書寫阿拉伯數字，甚至還能稍稍思考的，並且我們在文字和口頭上對他們作適當的解釋之後，可以請他們在下面這樣的請願書上簽名：
「致內政部大臣閣下：——
「大臣先生，——當國王宣布創辦模範國營工廠的敕令在《通報》上披露的那一天，下列為數一萬的簽名人都願前往杜伊勒里王宮，並在那裡用他們肺部的全部力量，高呼『路易－菲力浦萬歲！』
「在《通報》告知公眾這個請願書遭到拒絕的那一天，下列為數一萬的簽名人將在他們的內心悄悄地說，『打倒路易－菲力浦！』」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樣的請願書會產生一些效果的。①因人民的歡呼而感到的愉快將是值得犧牲幾百萬法郎的。他們之所以不孚眾望，是頗有淵源的！所以，如果這個民族，在恢復了它的1830年的希望之後，覺得有責任來遵守它的諾言，——它是會遵守的，因為這個民族所說的話，像上帝的話一樣，是神聖的，——我說，如果這個民族用這一行動和那具有愛國心的君主政體達成和解，從而把它的歡呼和誓願帶到王座跟前，並且在那莊嚴的時刻推舉我去以它的名義發言，那麼下面就是我發言的內容：——
①人們不斷地說，選舉的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目的是什麼呢？為什麼不對它的目標提供一個毫不含糊的解釋呢？如果人民事先不知道他們選舉代表的宗旨以及他們委託給那些代表的任務的目標，他們怎能選擇自己的代表呢？
但是，據說，那些被人民選舉出來的人的工作本身就是去找出改革的目標。
這是一種詭辯。什麼東西會阻礙那些將來可能當選的人首先去尋求這個目標，然後，在他們找到以後，又使他們不能讓人民知道這個目標呢？改革家們說得好，如果改革選舉的目標仍然是很不明確的話，那麼這種改革不過是把權力從一些小暴君的手中移轉到另外一些暴君手中的手段。我們已經知道，一個民族由於貿然相信它只是在遵從它自己的法律，可能受到怎樣的壓迫。在一切國家中，普選的歷史就是自由權被群眾和在群眾的名義下受到限制的歷史。
還有，如果選舉改革在其目前形式下是合理的、可以行得通的、可以為純潔的良心和正直的思想所接受的話，那麼支持它的人即使對它的目標是無知的，或許還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不；那個請願書的原文什麼也沒有確定，沒有作出任何區別，也不要求條件和保證；它確定了沒有義務的權利。「每一個法國人是選舉人和公職候選人。」好像就是說：「每一把刺刀都是有智慧的，每一個野蠻人都是文明的，每一個奴隸都是自由的。」以它空泛的概論來說，那個改革的請願書是抽象概念中最薄弱的，或者可以說是最高形式的政治背叛。因此，開明的愛國者們彼此互不信任和互相輕視。當今最激進的作家，——他的經濟學說和社會學說都無可比擬地是最先進的，——勒魯先生採取了反對普選和民主政府的大膽立場，並且寫了一篇批評盧梭的極深刻的文章。這無疑地說明了勒魯先生何以不再成為《國民報》的哲學家的緣由。這個報紙像拿破崙一樣，不喜歡思想家。可是，《國民報》應當懂得，誰反對思想，誰就會被思想所消滅。
「陛下，——這是全國人民願意向您陛下所說的話：
「啊，國王！您知道要贏得公民們的讚揚必須拿出多大的代價。您是否願意我們今後把『如果我們幫助國王，國王會就會幫助我們』作為我們的口號呢？您是否希望人民高呼『國王和法蘭西民族』呢？那就拋棄這些貪婪的銀行家、這些愛好爭吵的律師、這些卑鄙的資產階級、這些醜惡的作家、這些可恥的人吧。陛下，所有這些人都恨您，他們不過是因為懼怕我們才繼續支持您。完成我們那些君王的事業吧；掃除貴族和特權吧，徵求這些忠實的無產者的和全國的意見吧，只有他們能夠尊崇一個君王並誠懇地高呼，『國王萬歲！』。」
先生，其餘我要說的話是專對您個人說的；別人是不會了解我的。我知道您不但是個經濟學家，而且還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並且您一想到要向當局提出一個默認路易－菲力浦政府的請願書，您的愛國心就會感到厭惡。「國營工廠！最好能設立這樣的機構，」您想道，「但愛國人士是決不願意從一個貴族政府，也決不願意通過一個國王的恩典而接受它們的。」無疑地，您的舊日的偏見又死灰復燃了，並且您現在只把我當做一個詭辯家，認為我隨時準備向當權者獻媚，正像隨時準備把平等和博愛的原則推向極端，從而使它們遭到污辱一樣。
我該同您說些什麼呢？……由於我居然這樣輕率地損害我那些學說的前途，這種歸諸於我的巧妙的詭辯實際上一定是完全無足輕重的事，或者就是我的信念一定是十分堅定，以致剝奪了我的自由意志。
但是，不必再進一步強調在行政權和人民之間有妥協的必要，據我看來，先生，您在懷疑我的愛國心時，好像在推理上完全沒有定見，您的判斷也好像是極其鹵莽的。先生，您固然表面上為政府和所有權進行辯護，卻被容許成為一個共和主義者、改革家、傅立葉主義者等等；相反地，當我顯然只要求在公共經濟方面稍稍有一點改革時，我就被判定是一個保守分子和當今朝廷的朋友。我不能給自己解說得更清楚了。我十分堅定地相信既成事實和現有政府形式的原理，因此，我認為與其摧毀現存的東西並把過去的事情重新從頭做起，還不如糾正每一件事情而使之合理化。的確，我所建議的那些糾正措施雖然注意形式，最後卻是有助於改變所糾正的事情的本質的。誰能否認這一點呢？但這正就是構成我的維持現狀說的東西。我不和象徵、表象或幻象開戰。我尊崇稻草人並屈服於嚇人的東西。一方面，我要求讓所有權原樣不動，但各種資本的利息必須逐步減低並最後加以廢除。另一方面，我要求讓憲章保持現狀，但方法必須應用到行政部門和政策中去。就是這一些。可是，在服從現存的一切時，雖然我並不對此感到滿足，我卻力求遵從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並把屬於凱撒的東西歸還給凱撒。比如說，難道可以認為我喜歡所有權嗎？……很好；我有一些債權人，我每年要忠實地向他們償付一大筆利息，這一事實就證明我自己是一個所有人並對收益權表示敬意。對政治學來說也是一樣。既然我們是一個君主國，我就寧願高呼「國王萬歲」，而不願受到死亡的痛苦；可是這並不能使我不提出要求，全國人民的一定不移的、不可侵犯的、世襲的代表應當和無產者採取一致行動來反對特權階級；總之，國王應當成為激進黨的領袖。這樣一來，我們這些無產者就可以得到一切；並且我確信，以此為代價，路易－菲力浦也許就可以為他的家族獲得共和國的永久的總統的職位。這便是為什麼我要這樣思考的緣故。
如果在法國只存在著一個重大的、職能上的不平等，而這位公職人員的責任既然是一年到頭在客滿的宮廷中接待學者、藝術家、軍人、議員、監察官等等，那麼顯而易見，他們任上的開支就應該是國家的開支；並且，由於把宮廷的費用轉變為由消費群眾來享受的費用，我所說的那種重大的不平等就會和全國人民構成一個等式。對於這一點，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是需要加以論證的。因此，既然不可能再規定新的不平等，那就不必再害怕宗派、弄臣和親王的采地了。作為國王來說，這位國王就會有一些朋友（從未聽到過的事情），但是不會有家族。如果他的親屬或親戚——直系親屬和其他的血親（Agnatsetcognats）——是愚蠢的，那麼他們對他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並且，除了法定繼承人之外，在任何情況下，甚至在宮廷中，他們也不會比其他的人享受更多的特權。不會再有族閥主義，不會再有偏私，也不會再有卑鄙的行為了。除非是由於職務上的需要或由於特殊榮譽而有此必要，誰也不能到宮中去；既然所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職務都是同樣地受到尊敬的，所以除了功勳和德行的競賽之外，不會再有別的競賽。我希望法國國王能夠毫無愧色地說，「我的兄弟是園丁，我的嫂子是擠牛奶的，我的兒子是太子，我的兒子是鐵匠。」他的女兒很可以是一個藝術家。這會是美好的，先生：這會是高貴的；除非是一個小丑，誰也不會不理解這一點。
這樣，我已經開始想到，王權的種種形式是可以使其與平等的要求相符合的，並且已經給我的共和主義精神賦有一種君主政體的形式。我已經看出，法國決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多的民主主義者，並且我已經和君主政治妥協了。可是我並不是說，如果法國需要一個共和國的話，我就不能使我自己適應得一樣好，甚或更好些。從本性上，我討厭一切特殊榮譽的標記、十字勳章、金綬帶、制服、禮服、爵位等等，尤其是檢閱儀式。如果我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那就沒有一個將軍應該和士兵有所區別，也沒有一個法國參議員可以和農民有所區別。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檢閱典禮呢？因為我可以愉快地說，先生，我是國家保安隊的一個兵士；世界上除了這個之外我沒有別的東西了。因為檢閱典禮總是在我所不喜歡的地方舉行的，因為他們派了蠢材來充當我不得不唯命是從的軍官。您知道，——這不是我歷史上最出色的，——雖然我具有保守見解，我的一生是對於共和國的永久的犧牲。
可是，我不知道這種愚直的作風是否能迎合法國人的虛榮心，以及那種使法蘭西民族成為世界上最輕浮的民族的對於榮譽和諂媚的過度的愛好。拉馬丁先生在《對波拿巴的考察》這部巨著中，把法國人叫做布魯土斯之流的民族。我們不過是納爾西蘇斯之流的民族。在1789年以前，我們具有貴族的血統；那時每一個資產階級分子都看不起平民，都希望自己成為貴族。後來，特殊榮譽就以財富為基礎了，資產階級由於羨慕貴族階級並對自己的錢財感到驕傲，便利用1830年來提高有錢的貴族階級而決不是自由的地位。當通過事變的力量和社會的自然規律（對於這些規律的發展，法蘭西提供了充分自由活動的餘地），平等得以在職能上和錢財上建立起來的時候，美男子和美女、學者和藝術家就會組織新的階級。在這高盧族的國土中存在著追求名聲和榮譽的普遍的和固有的欲望。我們必須有一些特殊的榮譽，不論它們是什麼——貴族階級、財富、才幹、美貌或衣著。我疑心阿拉哥和加爾尼埃－巴傑斯先生具有貴族的風度，並且我想像到，我們那些偉大的新聞記者在他們的專欄中固然對人民非常客氣，卻在他們的印刷所里對排字工人拳打腳踢。
《國民報》在談到卡勒爾時曾說，「這個人我們已經宣告為第一執政！……」君主政治的原則依然盤踞在我們那些民主主義者的心中，他們需要普選是為了使自己成為國王，這難道不是實情麼？既然《國民報》因為比《辯論日報》抱有更確定的見解而感到自豪，我就可以推斷，由於阿爾芒·卡勒爾已經去世，現在該由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當第一執政，加爾尼埃－巴傑斯先生當第二執政了。在無論什麼事情上，議會議員必須對新聞記者讓步。我不談阿拉哥先生，因為我相信，儘管有人誹謗，從學問上說他充任執政是遊刃有餘的。這樣也好。雖然我們擁有執政，我們的地位沒有改變多少。倘使那兩位指定的執政，阿爾芒·馬拉斯特和加爾尼埃－巴傑斯先生，在開始就任時宣誓廢止所有權並決不高傲的話，我準備把我的那一份主權讓給他們。
老是許多諾言！老是許多誓約！當國王們發假誓的時候，為什麼人民要信任講壇上的話呢？唉！像在約翰王的時代那樣，君王們的嘴裡再也沒有真話和實話了。整個的上議院已經犯了重罪，並且，由於某種不可理解的原因，統治者的利益永遠是和被統治者的利益相衝突的，所以議會連綿不絕，而全國人民則死於飢餓。不，不！再也不要保護者了，再也不要皇帝了，再也不要執政了。我們與其通過代理人，還不如自己來處理自己的事務吧。我們與其向壟斷者乞求，還不如把我們的各種工業聯合起來吧；既然共和國不能缺少德性，我們就該為我們的改革而努力。
所以，這就是我行為的方針，我對無產者宣傳解放；對勞動者宣傳聯合；對有錢的人宣傳平等。我不遺餘力地用一切手段，——言語、筆墨、印刷品，——通過行為和榜樣，把革命推向前進。我的一生是一種繼續不斷的宣傳者的生活。
是的，我是一個改革者；這話我是老老實實地從內心說出來的；並且，免得我以後再由於我的自負而受到責備，我希望改變世界。這個空想很可能是從一種也許已經變成狂譫的熱烈的自豪感中產生出來的；但至少可以承認，我有很多同伴，並且我的瘋狂不是一種偏執狂。今天，人人都願意被當作是貝朗熱①筆下的狂人中的一個。且不說充斥在我們街道上和工廠中的巴貝夫之流、馬拉之流和羅伯斯比爾之流，古代的一切偉大的改革家又都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最著名的人物身上復活了。一個是耶穌基督，另一個是摩西，第三個是穆罕默德：這個是奧爾菲斯，那個是柏拉圖或畢達哥拉斯。格雷哥里第七同福音傳道師和使徒們都一起從墳墓中出來了；結果可能發現，連我都是那個從主人家裡逃出來以後立即由聖保羅任命為主教兼改革家的奴隸。至於貞女和聖女，她們天天被盼望著，目前我們卻只有一些阿斯貝夏②和娼妓。
①比埃爾·貝朗熱（1780—1857），法國抒情詩人，在政治見解上同情自由派。——譯者
②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美女。——譯者
在各種疾病方面，病的徵候是隨著氣質而發生變動的，同樣地，我的瘋狂也有它獨特的情況和與眾不同的特徵。
一般說來，改革家們是愛惜他們的地位的；他們不能容忍競爭的對手，他們不要夥伴；他們有門徒而沒有協作者。相反地，我卻希望把我的熱情傳給別人，並儘量使它帶有傳染性。我希望大家都成為像我自己這樣的改革家，為的是可以不再產生宗派；同時希望基督、非基督和偽基督都被迫去互相了解和取得一致的意見。
而且，每一個改革家是一個魔術家，或者至少是希望成為一個魔術家的。所以摩西、耶穌基督和使徒們都用奇蹟來證實他們的使命。穆罕默德在努力完成了一些奇蹟之後，對這些奇蹟加以嘲笑。較為狡猾的傅立葉答應在地球上布滿法郎斯特爾時給予我們奇蹟。至於我自己，我對奇蹟像對權威那樣抱有重大的厭噁心情，而目的只在於邏輯。所以我不斷地探求確實性的標準。我努力從事于思想的改造。如果他們覺得我枯燥而嚴肅，那是沒有關係的。我立意要通過勇敢的鬥爭來克敵致勝，或者在攻擊中死亡；無論是誰要來為所有權辯護，我發誓要迫使他像孔西台朗先生那樣來進行辯論或者像特羅普隆先生那樣來用哲理推究。
最後，——這就是我和我的那些同行大相徑庭的地方，——我不相信為了達到平等，就有必要把什麼事情都顛倒過來。據我看來，主張只有來一次徹底的毀滅才能導致改革這一意見，乃是構造一個三段論法，是在未知的領域中尋找真理。我是贊成概括、歸納和進步的。我認為一般的剝奪所有權是不可能的：從那一點著手，普遍聯合的問題在我看來似乎是難以解釋的。所有權是像希臘神話中大力士赫克里斯所殺死的那條龍似的；要摧毀它，必須抓住它的尾巴而不是抓住它的頭，——那就是說，要抓住利潤和利息。
我就此打住了。我所說的話足以使任何能夠閱讀和了解的人感到滿意。政府能夠用來挫敗陰謀和解散黨派的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占有科學，在一個已經可以覺察得出的距離上給全國人士指出那正在升起的平等旗幟；對那些講壇上的和報紙上的政客（他們的無益的爭論已經使我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說，「你們雖然對於廢除所有權盲無所知，卻在向前猛衝；但政府是睜著眼睛前進的。你們用橫蠻無理的和不誠實的爭論來促進未來；但政府是知道這個未來的，它用一種巧妙的和和平的轉變把你們引導到那裡去。在作為各文明國家的指導者和模範的法國重新獲得它的地位和合法勢力以前，目前的這一代人還不會雕零哩。」
但是，唉！那個政府本身——應該由誰去開導它呢？對於平等的學說，甚至最豁達的人都是不敢承認它的可怕的但明確的公式的，那麼，誰能誘導政府來接受這個學說呢？……當我想到，有三個人——是的，這三個人以教導和解釋為己任——就足以使輿論活躍起來，就足以改變信仰和確定命運的時候，我感到渾身發抖。那三個人是否能找到呢？……
我們能否抱有希望呢？對於那些統治著我們的人，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想法？在無產者所活動的傷心世界裡，在對當權者的意向毫無所知的地方，我們可以說絕望的情緒占著優勢。但是您，先生，——由於職務上的關係您是屬於官方世界的；人民認為您是他們最高尚的朋友而把所有權看作他們最狡黠的敵人——對於我們的那些議會議員、大臣和我們的國王，您將說些什麼呢？您相信當局對我們是友善的麼？那就讓政府來表明它的立場吧；如果它表示相信平等，我就無話可說了。不然的話，我將繼續作戰；對方表現得愈加固執和愈加懷有惡意，我一定要愈加再接再厲地提高我的毅力和膽量。以前我曾經說過，我現在再重複聲明，——我沒有對著短劍和骷髏，在墓窟的恐怖環境中在血肉模糊的人們面前發誓；但是我曾對著我的良心宣誓，我一定要追擊所有權，既不讓它得到安寧，也不讓它得到休息，直到我看見它到處受到詛咒為止。關於所有權，我已經發表的話還不到我要說的一半，並且最精采的部分也還沒有發表出來。如果有誰不是用退卻而是用其他方法戰鬥的話，那就讓所有權的隨從武士準備每天經受一次新的示威和控訴吧；讓他們不是披掛著詭辯而是武裝著理智和知識走進決鬥場中來吧，因為最後總會得出公平的判斷的。
「我們必須享有自由，才能明白事理。單有自由就夠了；但必須是那種對一切公共事務能運用理智的自由。
「可是我們還從各方面聽到各種各樣的、各級的當權者在叫喊：『不要講道理！』
「如果要求有區別的話，這裡就是：——
「理智用之於公，永遠應該是自由的，但用之於私則永遠應當加以嚴格的限制。所謂用之於公，我是指用在科學和文學方面而言；所謂用之於私，就是指那種可能被民政官員或國家公務員利用的理智而說的。既然政府機器必須使之運轉，以保障統一和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就不應進行推理；我們必須服從。但是，根據這一觀點而必須消極服從的同一個人，有權以公民和學者的資格發言。他可以訴諸公眾，把他對於四周或他上面的等級中所發生的事件的看法向公眾提出，但要注意避免那種應該受到懲罰的冒犯行為。
「所以，你願意怎樣推理就怎樣推理吧；但是必須服從。」（康德：《略論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狄索的譯文。）
那位偉大哲學家的這些話概括地給我說明了我的義務。我曾把標題為《什麼是所有權？》的這本著作的再版工作拖延下來，以便把辯論提高到哲學的高度，而可笑的吵鬧已經把它從這個高度拉下來了；同時也希望通過一種對問題的新的提法，我可以打消善良公民們的疑懼。現在我重新開始把我的理智用之於公，並使真理得到充分的發揮。關於所有權的第一篇論文的第二版將在這封信發表之後立即付印。在另外發表任何東西以前，我將等待我的評論家的批評以及人民和平等的朋友們的合作。
到現在為止，我的言論是以我自己的名義和在我個人負責的情況下發表的。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我曾力求促使人們去注意古人所不能發見的原理，因為古人對於揭露這些原理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毫無所知的。所以我已經就事實作了證明；總之，我已經做了一個證人。現在我的任務改變了。我還得推斷那些已經宣布的事實的實際後果。檢察官的職位是我今後宜於擔當的唯一職位，我將以人民的名義來總結這個案件。
先生，我懷著對您的才幹和聲望所應有的一切敬意。
您的很卑微的和最忠誠的僕人，
比·約·蒲魯東，
貝桑松學院的得獎人，
1841年4月1日於巴黎。
附啟——在4月2日那次會議期間，眾議院以絕大的多數否決了著作權的法案，因為它不了解這種權利。可是，著作權不過是大家所要了解的所有權的一種特殊的形式。讓我們希望這個立法上的先例不致對平等的運動毫無益處，議會表決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所有權——不可思議的、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的和荒謬的所有權——的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