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教育書簡 · 中譯本序言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昆明，接受友人的建議，於1942年2月起開始翻譯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那時我自不量力，既對於與席勒美學思想有密切聯繫的康德哲學毫無研究，又沒有翻譯哲學著作的經驗，便拿起筆來譯這部書，的確是一件冒昧而近於荒唐的事。翻譯前幾封信時，還比較順利，到第十一封信以後，原文越來越枯燥，內容越來越抽象，譯時困難叢生，仿佛也感到原作者為他思考的問題在痛苦地絞著腦汁。在技術方面，對於席勒當時運用的術語更不容易找到恰當的譯詞。又如Spiel（遊戲）、Form（形式）、Schein（假象）等日常慣用的詞彙，席勒都賦予更為高深，甚至與一般理解懸殊的含義。這些字用中文固定的譯法譯出，很難表達出它們在《書簡》中的重要意義，若另覓譯詞就會更為支離，發生曲解。雖然遇到不少不容易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在教書和寫作的餘暇，敵機空襲日以繼夜的干擾下，還是斷斷續續在一年內把27封信譯完了。譯完後，自知這是一件失敗的工作，便把譯稿放在故紙堆中，不敢問世。時過40年，幾經變亂，不少心愛的圖書信札，或途中失散，或室內遭災，而這一束欲棄未能的舊稿卻安然無恙，一再在我清理舊物時出現，反而成為我的負擔。 范大燦同志研究文藝理論，尤關心德國文學古典時期的美學，他聽說我有這部陳舊的譯稿，一再向我問及。最後，我在1982年懷著一種有丑不能不獻的心情，把譯稿找出來交給他，請他審校。他收到譯稿後，細心校閱，做了不少有益的改動，並附加詳盡的提要和註解，這也用去了他一年內大部分的業餘時間。由於席勒把美分為「溶解性的美」和「振奮性的美」兩種，而在《書簡》中只闡述了前者，沒有論及後者，范大燦同志又譯出席勒另一篇《論崇高》作為補充。席勒這部著作的譯本得以和關心美學問題的讀者見面，主要是由於范大燦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回顧我的舊譯，只能是譯文的初稿，這譯本標明是我和范大燦的合譯，是符合實際的。席勒在這27封信里的思辨過程，譯者在提要和註解里都試行做了說明，這裡不另贅述，我只想把席勒寫作《書簡》的時代、席勒所提出的美的任務以及我們怎樣看待《審美教育書簡》等問題略做論述和交代。 * * * 歌德在1829年3月24日向他的秘書愛克曼說：「我和席勒的結交完全有一些神靈在驅使；我們被吸引到一起，不早不晚，恰好在那個時期，我早已從義大利旅行回來，而席勒開始對於哲學思辨感到厭倦，這是很有意義的，對我們二人都產生最大的成果。」歌德於1794年與席勒定交。從1790年到1794年，是席勒潛心於哲學思辨的時期，這也正是歐洲各國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後社會各階層起著不同反應、思想意識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當時在德國，幾乎每個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的思想變化都或多或少地與法國革命的影響有關，他們注視著革命的進程和發展，對於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激烈鬥爭互相消長的各階段，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態度。席勒哲學思辨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審美教育書簡》，這部作品的產生也是與席勒對法國革命的看法有聯繫的。 席勒是德國文學狂飆突進後期的代表人物，他青年時期創作的劇本《強盜》（1781）和《陰謀與愛情》（1784），聲討強暴，抨擊封建制度，淋漓盡致地揭發統治階級的陰謀險詐和宮廷中腐化墮落的生活，無異於向當時空氣沉悶的德國吹起革命的號角。1782年《強盜》在曼海姆首次上演，轟動一時，成為德國戲劇史上一個劃時代的盛舉，其意義的重大不下於八年前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出版。德國由於政治經濟落後，革命條件沒有成熟，狂飆突進運動缺乏社會基礎，它不可能進一步發展為革命的行動。不進則退，它的聲勢也就逐漸消沉下去了。席勒也逐漸擺脫了狂飆突進的精神，轉向研究歷史，隨後又鑽研康德哲學。1787年席勒在劇本《堂卡洛斯》里宣揚自由和人道主義理想；1789年他被聘為耶拿大學有職無薪的歷史教授，在就職講演中熱情稱讚當代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重要的一個階段；1791年，他著文評論狂飆突進的一個著名詩人比格爾（Bürger，1747—1794），指責他詩歌里的民族格調流於庸俗，不能表達全人類的崇高的思想。這一評論在當時引起強烈的反應，實際上也是作者對自己過去的狂飆突進時期進行自我批評。 席勒就任耶拿大學兩個月後，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對象正是席勒在青年時期深惡痛絕並且身受其害的封建專制。席勒跟德國大部分思想家和詩人一樣，對法國革命表示歡迎，希望「理性的王國」從此可以實現，他密切注意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演變。但是，革命過程中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反覆較量和殘酷鬥爭，以及雅可賓派專政時的恐怖行動，席勒對此難以理解，認為這種情形距離他設想的「理性的王國」實在太遠了。當1792年新生的法蘭西共和國國民會議把《強盜》的作者作為革命詩人推選為法國的名譽公民時，他對於法國革命已經從希望轉變為失望了。 席勒過去的歷史觀認為人類自古以來是不斷進步、不斷上升的，他所處的時代，正如他在耶拿大學就職講演中所說的，是最值得讚頌的時代。這是18世紀啟蒙時期的思想。康德在《回答問題：什麼是啟蒙？》（1784）一文中指出，人的歷史是從自然狀態向精神與理性時代演進的歷史。但理性時代是在遼遠的將來。在這一長遠的路途中，當代（即啟蒙時期）正處在人類結束自然歷史、開啟精神歷史的轉折點上，因為在啟蒙時期人正在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和職責，使理性成為指導一切的原則。席勒接受了康德的觀點，也認為人類發展的道路是從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狀態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質的理性狀態，人從自然人變為理性人，而當代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時期。但是，由於對法國革命的失望，他放棄了對於當代的樂觀看法，在這一點上跟康德也就有了分歧。 他怎樣看他的時代呢？他在《審美教育書簡》的前十封信，尤其在前五封信里對於時代的缺陷做了生動的描繪和批判。他說，上層統治階級的生活腐朽專橫，下層社會粗野暴戾。腐朽專橫是席勒早已經歷過的，至於粗野暴戾則是從法國革命中得出的誤解的論斷。這時據席勒看來，他的時代並不能說是人的自然狀態的結束與理性狀態的開始，在這一方面腐朽、一方面粗野的社會中，人還不能直接從自然人走向理性人，若要達到理性狀態，首先要讓人恢復健康，具有美的心靈，為此，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里開出了他的「濟世良方」。 席勒在1791年，生活困苦，身患肺病，外邊甚至一度謠傳，他已在貧病中死去。丹麥奧古斯滕堡公爵和史梅爾曼伯爵從這年12月起，每年資助席勒一千塔勒銀幣，以三年為限。席勒為了報答奧古斯滕堡公爵對他的幫助，從1793年2月起把他近年來對於美學的探討用書信的方式報告給丹麥的公爵。1794年2月，哥本哈根大火，前十封信在火中焚毀，席勒又根據自己留存的提綱重新撰寫，共寫出27封，於1795年在他創辦的《時季女神》雜誌上陸續發表。書信與論文不同，論文一般只寫研究的成果，書信則陳述了作者思辨從開端到結論的過程。 席勒分析當時的社會是上層腐朽、下層粗野，並指出腐朽比粗野對於人類進步有更多的危害性。他看他那時代的人也是分裂的，而古希臘的人則是完整的人。分裂的人有兩種衝動，那是感性衝動即物質衝動和理性衝動即形式衝動。關於兩種衝動的存在，是當時德國文學和哲學裡經常談論的問題，在歌德《浮士德·城門之前》一幕中浮士德向他的學生瓦格納說： 你只知道有一個衝動， 啊，另一個你卻全然無知！ 有兩個靈魂住在我的胸中， 這一個要跟那一個分離； 一個沉溺於粗俗的愛欲， 以執著官能迷戀人間； 另一個強烈地超脫塵寰， 奔向那往聖先賢的領域。 歌德這幾行著名的詩句表達了兩種衝動互相矛盾，難以調和。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里反覆論述這兩種衝動的特點：感性衝動的對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因而是被動的，處於這種狀態的人是自然人。理性衝動的對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則，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因而是主動的，處於這種狀態的人是理性人。但是，這兩種衝動各自都有強迫性，不能直接結合。若使這兩種衝動能夠結合，人從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間必須架起一座橋樑，這座橋樑便是審美教育，讓藝術充當使人恢復健康、具有美的心靈和人性的教師。而藝術的起源則由於人在這兩種衝動之外還有另一種衝動，即遊戲衝動。遊戲衝動不受任何方面的約束，它也不帶有強迫性。「遊戲」一詞可以說是自由的同義語，席勒認為，人在自由中才是全人，不是分裂的人。他在第十五封信里說：「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時，他也才完全是人。」遊戲衝動既能駕馭（感性衝動的對象）生活，從生活中取得素材，也能創造（理性衝動的對象）形象，用形象體現精神，因而它的對象是「活的形象」。這種「活的形象」也就是藝術的本質。「活的形象」把感性與理性、被動與主動、物質與形式、變化與規律等對立面都給結合起來了，成為從感性狀態到理性狀態、從物質到形式的橋樑。審美教育通過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藝術培養人的美的心靈和健全的人性，然後才能克服當前社會的腐朽與粗野以及現代人的分裂現象，為將來全人類的和諧做準備。 如上所述，遊戲衝動所創造的「活的形象」是在物質衝動即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即理性衝動之間起著橋樑作用。但是，席勒越深入探討這個處在中間地位的「橋樑」，這座「橋樑」的中間性就越為減少，它的獨立性就越為增強。甚至說遊戲衝動是人的本性，它有永恆的價值。這樣，手段就成為目的了。 *　*　* 席勒看到時代的弊病，提出改變現狀的方案，他不著眼於政治經濟的改革，只求人性人心的改善，這是唯心主義者帶有普遍性的主張。梅林（F. Mehring）在1905年為德國工人寫的《席勒評傳》里說：「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暴露了我國古典文學的秘密，它們明顯地足以證實，為什麼18世紀德國資產階級的解放鬥爭必須在藝術的領域裡開展。但是它在試行從審美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時，卻不言而喻地落了空。席勒在第十封信里已經承認，經驗也許不是法官，一個像這樣的問題要由它來審判，而且他越深入於他思想豐富的研究，他越是把手段變為目的。」梅林從第二十七封信里引用了關於「審美假象的王國」一段話後，他緊接著說：「最後席勒回答了這個問題，一個這樣的美的假象國家是否存在，能夠在什麼地方找到，他說，按照需要它生存在每個幽雅的心靈里，但它實際上也像是純淨的教會和純淨的共和國，只能在幾個少數精選的團體裡找到。這種審美哲學的唯心主義自己就宣示為一種遊戲，精選的卓越人士用這種遊戲給他們牢獄悲慘的四壁鍍金，如今對飢餓的大眾是一種嘲弄，若是有人期望他們只是『在自由的可愛的虛幻里』擺脫他們的枷鎖。」 馬克思主義者梅林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批判席勒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但席勒在當時的德國提倡審美教育，對於促進德國文化的發展，提高審美趣味，是有積極意義的，並且對於西方19世紀的美學研究也產生過相當重要的影響。20世紀五四運動以前，鑒於中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苦難中的人民望不見黎明的曙光，民主主義教育家蔡元培也曾吸取席勒的學說，規定美育是教育宗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後來又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張。蔡元培的這些意見，其動機與席勒不無相同之處，其效果當時也是落空的，這和梅林批評《審美教育書簡》里所說的情況是很類似的。可是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今天，若是把席勒唯心主義美學的思想根源拋開，僅就藝術的功能和藝術家的職責而論，席勒的這部著作還是有借鑑和參考價值的。 馮至 1984年3月28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