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翰之路 · 可愛的垃圾桶

對於日常生活的瑣事，唯一一件我能夠做得來，而且做得頗有滿足感的事情就是倒垃圾。這項工作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將廚房裡的垃圾桶提出來，把垃圾倒進車庫裡一個更大的容器內，然後將這個所謂的容器搬到家門外的人行道上，在那兒會有清運工來收垃圾，把我的容器騰空，倒進他們的垃圾車裡。 廚房裡的垃圾桶是一個圓柱形、豆綠色的塑料桶。要把它拎出去需要等到準確的時間，要等到大家都認為所有那些需要扔掉的東西都扔了，也就是說餐桌收拾乾淨了，最後一根骨頭，或者一片果皮或者一塊果殼都從表面光溜溜的盤子裡滑進了垃圾桶，然後富有經驗的雙手動作迅速地把這些盤子放在水管下簡單地沖洗，再一個一個地擺在洗碗機的碗架上。 廚房裡的生活就是一種音樂的節奏，就是一連串像舞步一樣的動作，不過當我說到廚房裡敏捷的行動時，我想到的是一名女性的手，這肯定和我昏頭昏腦的廚房表現沒有任何關係，何況我還總是干擾別人的正常工作。（關於我笨手笨腳這件事，在我人生過程中經常能夠從我的父母、同事、領導、下屬，甚至現在從我的女兒嘴裡反覆聽到。我知道，他們說這些話就是為了打擊我的士氣，他們覺得不停地這麼說，最後我就會承認這些話有一些道理。然而我表現得卻像是一個局外人，我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讓我能夠派上用場，讓我能夠證明自己。） 現在，所有的盤子已經固定在了專屬它們的機器里，當它們被垂直放置時，圓圓的臉上都露出了驚訝，它們彎曲的背部似乎已經準備好了迎接即將到來的風暴沖刷它們的身體，它們會一直待在那裡面，在隧道里流浪，直到這一輪的滂沱大雨、滔天巨浪和蒸汽烘乾結束。這時候就該我出場了。 我這就下樓梯了，胳膊半彎，握著把手提好垃圾桶，小心翼翼地不讓它來回晃，以免把垃圾撒出來。一般情況下，垃圾桶蓋子我都會留在廚房：這個蓋子的設計真是不科學，它的工作無非就是將垃圾掩蓋起來，以及在人們要給裡面扔東西的時候打開一半。最後的權宜之計就是讓蓋子傾斜著，有點像一張張開的嘴巴，在垃圾桶和牆面之間來回推動這個蓋子，保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最終它還是掉在了地上，發出「」的一聲悶響，聽起來也不刺耳，就像是一種被壓制住的振動聲，因為塑料無法振動。 在此我要說明一下，我們在巴黎住的是一棟獨棟小別墅（在這裡我就是為了使用一個現在流行的義大利語單詞，雖然不漂亮，卻可以理解），或者也可以叫Pavillon獨立小樓（法語中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這麼叫，並富含引人注目的內涵）。之所以解釋我們房子的結構，是為了說明我這些類似於禮儀式的行為，相對於眾多公寓中那些物業管理員或者業主來說有什麼不同的意義；他們會將一天的垃圾從自家的垃圾桶倒進放在小區院子裡的公用垃圾桶里，之後小區的看門人再將垃圾桶放到馬路邊上等待市政服務人員前來處理。在大都市裡，這樣將垃圾從一個容器轉移到另一個容器的過程，實際上也象徵著一個從私有轉化到公有的過程；然而對於我來說，在我們家，在白天放著大垃圾桶的車庫裡，將垃圾從一個容器轉移到另一個容器的過程只是最後一項儀式性的行為（我的家人有時也會這麼做），與物品殘渣的告別只是為了證實曾經擁有的、不可逆的所有權，而私有就建立在這樣的行為基礎之上。 這裡需要說一說這個車庫裡的大垃圾桶，毫無疑問，它是我們定期從市場上買回來的，屬於我們的財產；從它的外形和顏色（像軍隊制服一樣的深灰綠色）就可以看出它是我們這個城市的官方設備，並宣告著，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它們都具有公共色彩，是公民的義務，是城市憲法的一部分。之所以選擇這個垃圾桶，並不像選擇家裡的其他物品一樣，是出於審美的考慮或是實用性的經驗，而是因為它能夠代表我對城市法律的尊重。在我們的法律中十分明智地規定了這種垃圾桶的外形應該是什麼樣的，這樣當它們平常放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裡的時候，就不會顯得難看（統一的造型為的就是不容易被人看到），也不會難聞（如果垃圾沒有裝得過滿，蓋子捲起來的邊兒一定會緊緊扣在桶身上，這樣可以防止發情的貓咪突然跳上來翻得亂七八糟，或者被聞來聞去的狗碰倒），也不會難聽（用更為柔軟的塑料取代了金屬材料，可以減少噪聲，同時不打擾周圍居民的睡眠，因為垃圾車都是在清晨天還沒亮時就開始工作；清運工揮舞雙臂打開垃圾桶的蓋子，提出裡面的內筒，把垃圾倒進他們幽靈一般的垃圾車裡）。 之所以把這種容器叫作「可愛的垃圾桶」（在家居飾品店裡想買它的顧客和賣它的店主都會這樣描述）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法語名字poubelle agréée的意思就是大家喜歡的、認可的、大受歡迎的垃圾桶（言下之意是：這垃圾桶為市政和當局的法規所認可，並外化為這些規定，同時又內化為建立在社會公約與和諧生活基礎上的個人良知）。在這裡需要強調一下，poubelle agréée這個法語詞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形容詞，還是一個名詞，打上了大都市父權官僚體制的烙印。poubelle——「垃圾桶」本來是某一物品的普通名稱，卻也用作了人名：就是法國塞納的地方長官Poubelle先生，（於1884年）第一次規定將這種容器用於當時巴黎污濁的街道上。 就在此刻，我將小垃圾桶里的垃圾全部倒在了大垃圾桶里，然後抓著兩邊的把手提起大桶，將它搬到我們家的大門外。雖然我只是日常生活機制中一個平凡的小轉輪，但同時我又擔負了一項社會職責，成了為公眾提供便利的諸多行為組成的鏈條上一個重要的齒輪。我承認自己對體制的依賴，沒有體制我一定會困在個體的、內向的和（多重含義的）孤獨的自我構成的硬殼裡，被那裡產生的垃圾埋葬。現在，我要向大家說明一下為什麼我要將我的垃圾桶稱作可愛的垃圾桶，首先我很喜歡它，雖然它並不是那麼討人喜歡；再者喜愛一個不是很討喜的東西是十分有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些受人歡迎和追捧的美好事物也沒有了存在的意義。 我還記得其他幾種處理垃圾的方式。我曾經也是大型住宅區里公寓樓的住戶，我知道那種撲通撲通的悶響，垃圾桶里的東西扔進與地面垂直的垃圾道里，一直掉一直掉，直至落到在院子的水平面上修建的黑窟窿里，發出撲通撲通的聲音：這既是一個靈活利用重力作用的過程（曾經首先從中獲益的肯定是住在吊腳樓里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在僻靜的溝壑里堆積的系統，這也是穴居的原始人所採用的方法，但是也表現出很多明顯的不足，垃圾道經常會堵住，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 繼續沿著記憶向前走，浮現出我童年的聖萊莫城，收垃圾的人就是那樣背著個大袋子，走著來到大路的轉彎處，一直走到我們家的別墅前，從鍍鋅的垃圾桶里清理垃圾：為紳士般優雅的生活提供保障的，仿佛就是那永恆不變的體力勞動和微薄的薪酬。 同時，在已經被繁榮、民主、工業化的個人主義文明的居民區所占據的廣闊郊區，很多一模一樣的小大人兒從一模一樣的房子裡走出來，這些房子都有庭院和車庫，他們在馬路邊上將許多同樣的垃圾桶排成一排：這種具有英國特色的場景可以追溯到大眾化社會的開端，不過在我的記憶里，則讓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美國之旅。那時我還是個單身漢，生活在四處飄蕩、起伏不定的無政府狀態下，因此這些家庭的責任根本就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是巴洛里尼告訴我，在哈德遜克勞頓，每天將垃圾桶拿到外面是日常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規矩之一。（他是美國家庭中的一位模範父親，家是美國的，但他並不是美國人，他只是在成年時才與這個角色融為一體，於是他在親身經歷這樣的生活時，還可以從外部去審視自己。） 「垃圾，」巴洛里尼又一次用他夾雜著英國口音的威內托方言跟我強調，就好像要將他的這個任務銘記於心，「我可千萬不能忘了把垃圾拿出去。」這個已經去世的老朋友的聲音，從我也成為父親的那一刻起便經常在我耳邊迴蕩。我們一家生活在國外，但不是在綠樹如茵的美國郊區，而是在臨近巴黎門戶的一個人口稠密的社區。（但這就是真正的巴黎嗎？我從一座更加倫敦式而不是巴黎式的小房子裡探出頭，看著外面一個叫作廣場的獨立院子；我這麼做或許更多地是由於這種外鄉客的模糊感覺，而不是牆邊瘦弱的紫丁香凝聚的綠色。）我也會將我的垃圾桶，或者說我可愛的垃圾桶放在大門前。 由於欣然接受了這個規矩，我的朋友一定已經滿心歡喜地踏上了天主之路。而我呢？我覺得我只能說，用尼采的一句話：「我愛我的命運」；但是如果我還不能告訴自己為什麼要愛它，就不會大聲地喊出這句話。將我可愛的垃圾桶搬出去並不是我不假思索就完成的行為，總有什麼東西讓我去思考，並在我心裡喚起因思考而獲得的特別的滿足感。 我想到的每一個單詞都在一個思想領域裡來回搖擺，那個領域裡交織著很多不同的語言。先放下法語，那就是英語單詞的動詞to agree（商定）占領了這個領域：要遵守一個agreement（約定），就需要各方都認可的協議條約，而我正在把這個物品放在這條馬路邊，所有這一切都暗示了英語單詞在國際上的通用。 但是這個約定又是跟誰達成的呢？當然是跟這個城市，我每年都要向它繳納一種垃圾處理費，這樣我就能夠從一年當中每天自己處理垃圾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包括星期天，少數重大節日除外）。總是由我來進行第一步，也就是在規定的時間把這個容器按照規定放到門口。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已經開始違反規定了，本來是禁止在夜間把垃圾放在馬路上的，因為直到第二天清晨都沒人來收垃圾；但是這樣一則不人性化的法律，非要逼著我必須在天亮之前就起床，那我就覺得自己有權以另外一種寬度來理解這條規定，就像是一種默契。由於我居住的地區來往的人並不多，那麼夜間在這裡的馬路邊上放一個垃圾桶，並不會阻擋別人的去路。而且也是因為我們日常行為禮儀都要遵守的不成文的強效法律規定，一天中清理垃圾的時間與一天結束的時間應該一致，人們應該在儘可能地遠離散發臭味的源頭之後，才可以去睡覺（每當晚上客人離開我家的時候，我都會立刻打開窗子，沖洗杯子，清理煙缸；垃圾桶里菸灰和菸頭那一層堆積在白天其他的殘渣上，就像在地質剖面圖里冰川沉積帶把一個時期與另外一個時期分開一樣），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出於衛生方面的考慮，而是為了第二天早上一醒來，就可以開始全新的一天，而不用總是去處理前一天晚上我們遺留下來的問題。 把垃圾桶拿出去既可以理解為一種合同關係，同時（我就是這麼做的）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儀式（這兩個層面可以進一步地結合，因為每一種儀式其實都是一份合同，不過現在我不願意離題太遠——跟誰的合同呢？），一種淨化的儀式。我會拋棄我自己的一些垃圾，不過這到底是不是垃圾桶里裝的殘餘廢物，或者這些殘渣是否都是我的垃圾，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日常生活行為，我確定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是必須要分割「我」與曾經屬於我的那一部分：成長的褪皮、化蝶的蛹，或是榨乾的生活檸檬，這樣就只留下生命的本質，這樣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還可以在我的存在以及我所擁有的東西中感到自己是完整的（沒有殘渣）。只有扔掉一些東西，我才能夠確信還有一些我的東西沒有被拋棄，或許這一部分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被拋棄。 我所體會到的滿足感類似於那種排便的快感，那種感受到自己的臟器都被騰空了，至少在那一刻覺得自己的身體裡除了我自己什麼也沒有的感覺，不會把自我的存在與無法剝離的外在相混淆。詛咒那該死的便秘（以及吝嗇）。由於失去自己而不能把自己跟任何東西分開，他們只會在自己身體內囤積糞便，最終將自己變成糞便的化身而失去了自我。 如果這種說法是真實的，如果拋棄就是人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首要條件，因為人其實就是沒有扔掉的那一部分，那麼我在生理和思想上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將應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與那些我必須拋棄並讓它們有去無回的那一部分割裂開來。 「清除垃圾」[6]這種淨化儀式還可以看作是對冥府之神的獻祭，對逝去和消失之神的獻祭，完成清空的過程（還是我們所說的合同）。垃圾桶裡面的垃圾代表著那些我們存在和擁有的一部分，那些每天都應該沉入黑暗的那一部分，這樣我們存在和擁有的另一部分就可以留下來享受陽光，真正地存在，真正地被擁有。直到有一天我們存在和擁有的最後一根支柱——我們的身體，也變成死亡的殘餘，被裝上馬車，運往火葬場。 因此，這樣一個埋入地下的日常行為，這樣一場人們和市政府每天為垃圾舉辦的葬禮，首先表明我們遠離了人的葬禮，哪怕是將它稍稍延後，為我證明至少這一天自己仍是垃圾的製造者，而不是垃圾本身。 由此而產生了與垃圾搬運有關的、低沉與欣喜並存的心情。因此那些過來將垃圾桶倒進粉碎型垃圾車的人，不能僅僅被看作地獄的使者，或者物品的送葬者，或是用油紙和生鏽的鐵片做成的陰間的卡戎[7]；他們還應該被看作天使，是連接我們和天空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我們總想著，在天空里我們還不夠資格，但是也會翱翔（或者說我們認為自己會翱翔），但這樣的天空只有在我們還沒有被垃圾淹沒時才看得到，而生活當中的每一個行為都在不停地製造著垃圾（甚至是思想行為：你們現在看到的我的這些所思所想，都已經隨著十幾頁揉成紙球的稿紙，在垃圾桶里解脫了）。那些清運垃圾的人還會告訴我們除了摧毀，還可以怎樣去拯救一個產品和一種消費，他們釋放了時間碎片殘留的重壓，他們是沉重的黑色天使，卻象徵著明淨和光亮。 只要這些垃圾清運工稍微罷工幾天，讓垃圾堆在我們家門口，那這個城市就會變成一個骯髒的豬圈，在我們還根本無法預料之前，就會窒息在我們自己不斷拋撒的垃圾中。我們的文明用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盔甲就像一個脆弱的外殼，重新為我們展開衰落和瘟疫肆虐的中世紀畫卷。 上述現象在義大利尤其常見，也象徵著我們悠久的危機四伏的歷史。糟糕的政令總以或明或暗的多種方式在我們的城市裡傳播，但總是在地方政府倡導的「清潔城市」的最隱蔽角落裡，會爆發出無法隱藏的醜聞。就好像有什麼不招人喜歡的東西在與垃圾的關係中暴露了出來，那是義大利人思想深處的惡習，也許更應該說是意式天主教思想中的惡習，因為淹沒在這種漩渦里的正是天主教民主黨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特點；或許這是一個關於神學道義以及信仰的宗教錯誤，一個涉及天意和人類的錯誤想法，也是對清理垃圾這樣具有神聖意義的行為的蔑視（對其他市政服務也一樣）：對物質必要性的看法，不像是可以選擇、可以嘗試的試驗田，而更像是我們從「陷落」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背負的重擔，在它面前所有的不守規矩都只是可以原諒的罪過，應該用寬容的眼光來看待它，因為反正到了永恆的那一天我們都是要消失的，除了膚淺的憐憫行為（以及在城市生活規劃中對政黨或者政治派別的投票），不會再有任何其他的審判。正因如此，這些清道夫（這個新派的官方詞彙已經在黑暗的地獄邊緣遠離了提供實際服務的概念，這個黑暗的邊緣地帶可以是任何一個職員單位）組成的大軍就是為了能夠在市政預算中無限制地壯大自己的隊伍，以便為過剩的依附者提供一份有保障的薪水，這些市政預算永遠不會投入這項使命的地獄般和天使般的實踐中，但是卻以它的名義來投資。大型的清潔工具，城市最基本的內臟，垃圾的焚化爐，只有在採購和工程承包中經常發生貪污時才看得到；我們不會因為它重要的象徵意義而驚慌失措，看不見這些不可思議的怪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而我們自己則接受它們的審判，也不會自問我們當中會有多少人害怕或者渴望步入最後的灰燼。 但是，我還想說在巴黎這些「收垃圾的人」（即éboueurs，這是官方的稱呼，也就是義大利語中的「清洗泥漿的人」；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巴黎，到處都是泥濘的道路，每當有馬車經過，那個地方就會留下深深的車轍印，裡面還混著馬糞）的罷工活動也並不比義大利少，這都是因為新來的移民僱工永遠心懷不滿，他們被迫接受這份最低下又最繁重的工作，卻沒有長期的勞動合同。與義大利相比，在法國造成垃圾問題的根源恰恰相反，然而結果卻是一樣的：在義大利經濟不平穩的大背景下，這種清潔工的工作被看作是一個非常穩定、可以終生從事的職業；然而在法國，在經濟發展穩定的時局下，清理垃圾則是一項十分不穩定的職業，都是由那些無法在大城市紮根立足的人來完成，只能通過雙方互相威脅失業和罷工來調節。 就是這些魔鬼和天使，作為外國人、作為另一個世界的遊客出現在我們面前。就這樣「清道夫」們在清晨的霧靄中綻放，朦朧中現出模模糊糊的輪廓：他們面色土灰（北非人），幾撇小鬍子，頭上戴著一頂沒有邊兒的圓帽子；或者是（「黑非洲」的人）只有眼球能夠照亮他們消失在黑暗裡的臉龐；他們說話的聲音混在垃圾車微弱的嗡嗡聲里，這些聲音對我們的耳朵來說含糊不清，這些安撫的聲音滲入清晨的睡夢中，告訴你還可以再睡一會兒，因為有人正在為你工作。社會等級的金字塔一直都在不斷地打亂各個階層的種族分布：現在在巴黎義大利裔的工作人員已經成為了私營業主，西班牙人都是合格的工人，南斯拉夫人都去做磚瓦匠，最粗重的體力活兒都是葡萄牙勞工在做；而說到鏟地或者清掃街道的人，通常都是來自已經去殖民化但發展堪憂的國家，他們從大都市平整的街道上抬起悲傷的眼睛，卻從不與你的目光交匯，就好像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將我們分開。而你在睡夢中會聽到，垃圾車裡碾碎的不僅僅是垃圾，還有人們的生活、社會角色、特權優勢，而且在轉完一圈之前這垃圾車是不會停下來的。 只有在聖誕節的時候，人們才會和這些垃圾清理者發生直接的接觸；他們會親自給你帶來一份紙質的年曆，上面寫著：「十四區的清潔工人們祝您新年幸福快樂」，同時他們會收取一些小費。一年中除了這樣的時刻，我們和他們的交流就只是「垃圾桶」里的東西，這裡面的內容相當豐富，有很多讓人天天都想去閱讀的信息：夜晚聚會過後的空瓶子，從商店買東西回來的包裝盒，還有一個作家為了寫完一篇關於「垃圾桶」的雜文絞盡腦汁地寫完又刪的稿紙。外來移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裝載垃圾車，並通過這座大都市的反面來觀察它：根據垃圾的質量來判斷這些居民區到底是富裕還是貧窮，並由此而夢想著也有成為消費者的命運在等著他。 這正是我一直想弄明白的這件事的經濟核心所在，在法律意義上，我想把它理解為一份合同；而在象徵意義上，我想把它當作一種儀式：我與「垃圾桶」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它，我可以用丟棄這個動作來完成或者確認自己的占有；盯著那些果皮、果殼、包裝盒以及塑料容器，會帶來消費其中內容的滿足感；而把「垃圾桶」倒進垃圾車那圓形入口的人，則從中得出財產數量的概念，只是這些財產與他無關，擺在他面前的只是無法使用的殘骸。 但是，或許（在這裡我們的話題隱約看到了一個樂觀的結尾，並且立刻就向這個方向奔去）這種排斥只是暫時的：受僱成為清潔工是他們在社會中上升的第一個階梯，如今就連這些被人排斥的人也會在社會中上升，也是廣大消費群體中的一分子，同時也是垃圾的製造者，而其他那些從「仍在發展中」的荒漠裡走出來的人則會取代他們的位置，完成他們回收和傾倒垃圾的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垃圾桶對於那些西非或者非洲其他地區的黑人來說可能也就變得「可愛」了；他們在霧靄籠罩的清晨抬起垃圾桶，送到那個氣味難聞的粉碎機的嘴巴里，而這個粉碎機應該並不僅僅是工業生產和銷售的最後一個環節，也標誌著一個從頭開始的新起點，一個全新體系的入口，它會吞噬人類，再根據自己的想像重新創造與自己相似的人類。 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的討論就有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一個是這些受排斥的人構成的整體從遠離城市、處於邊緣地帶的垃圾場，慢慢地占領巴黎的歷史；另外一個就是技術上的革命和顛覆的歷史。至少在印象中，停在我家的大卡車的震動聲傳得越來越遠，甚至讓幾個世紀以來建立的西方文明的根基也隨之震顫。但是這兩個展望（這兩個幻想）又都在這個「垃圾桶」的身上合為一體，我們都喜歡它，但是「垃圾桶」更受到無差別的經濟運行過程的歡迎，既增加了新鮮出廠的新產品，也增加了要扔掉的廢舊物品，讓我們——我和垃圾清運工——只有在裝滿和倒空這個容器的時候才插得上手。在倒垃圾這個儀式上，我們——我和垃圾清運工——很希望能夠重新找回這個循環中真正屬於農業進程的那一篇，在那個過程中——據說——什麼東西都不會被丟棄：因為所有埋在地下的東西都會重新再生長出來。（這不，這個話題鑽進了一條呼喚古老生活方式的道路，而且沒有人能讓它停下來。）所有的一切都以最簡單、最規律的方式進行著：在地下待上一段時間以後，種子、肥料、祭品的鮮血都會隨著新的收成重見天日。現在的工業比農業生產出更多的財富，但卻是通過利潤和投資來實現的：這是一個為了讓它們發生形變而必須通過的黑暗世界，這是一個金錢、資本的黑洞，是我和垃圾清運工都無法進入的「狄斯城」[8]（無論這個「狄斯城」現在或是將來，是私有的還是國有的：在這樣的表象下我們都知道很少有什麼東西會改變），那裡由「最高董事會」來統帥，他們不再是冥間的主宰，而是超級天王，他們遠離黏稠的、正在發酵的慢火煎熬的地面，在一定的高度上操縱著抽象的數字，而我和垃圾清運工則把我們的空瓶子作為祭品，用廢紙來播種，用合成材料來參與艱難的降解，把這一切都交付給慢火煎熬的大地。我和垃圾清運工，徒勞無益地，把裝滿果實和鮮花的黑暗的羊角杯[9]倒空，而廢棄物的循環利用只不過是一個裝飾性的實踐，不會改變整個過程的實質。讓短暫的東西（商品）再生的快樂是資本這個上帝的特權，他把所有東西的靈魂都貨幣化，給我們留下的最多也就是使用和消費它們的肉體殘骸。 可是我如何才能推斷出為我們倒「垃圾桶」的、來自非洲的人是怎麼看、怎麼想的呢？我一直而且只是在說我自己，我在用我的思維範疇試著去理解我（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機制，雖然我們雙方有著共同的出發點，即拒絕已經陷入危機的原始農業，並遠離它。人類學家如是說：每當遇到農作物減產、饑荒降臨大地時，所有的農民都會飽受煎熬，充滿悔恨，想盡辦法去懺悔自己的罪行。我不知道在垃圾清運工的身上是否也是這樣；當然對於我來說的確是這樣的：我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一直背負著歉疚和懊悔，一個農場主的兒子違背了父親的意願，放棄了家族的農場，讓它落入外人的手中，並拒絕了五光十色的神話和嚴厲的倫理道德，雖然他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的——只有經常出現在自己所有並親自耕種的土地上，才能向土地索取豐富而多樣的果實，與之相伴的還有特別的堅持，和不斷嘗試新技術和新的耕種方法的創新和鑽研精神。 這個位於城市中心的廚房為我提供了長期逃亡的避難所，就在這裡還為我上演著一出古老的戲碼。每個家庭都是一個公司，或者叫作「大莊園」，是我們活動的地方，是我們通過大家共同完成的工作實踐讓我們的物質和文化偷生的地方，在這裡一個完整的循環簡化到食物的生產和消費這兩個環節。我一切行為的準則都置於自己現在正嘗試著初步建立的「大莊園」之中，我一直在努力簽訂一份合同或是「協議」（agreement），就是為了讓我私下裡能夠為自己正擺弄著一個公眾普遍喜愛的（agréée）垃圾桶而高興（agréé），為自己家庭主夫的身份而高興（agréé），為自己在家務勞動中默認的分工，為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組曲譜出和諧的樂章而高興。 對了，各位請稍等片刻，現在我要去倒垃圾了。垃圾桶是一個能讓我置身於和諧之中的物件，能讓我與這個世界相融合，也能讓這個世界與我相融合。（這份契約僅僅與我自己有關，是我與自己、與我內在的法則，或者與康德式的無上命令，或者與超我之間簽訂的雙向協議。）這種和諧是不可能的。在半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的歲月流逝之後，漫長危機中的波爾格斯家族陷入了混亂的時期，最後的幾位服務性女性——體制中最終的支撐也消失了。地位平等的分工（比如原始山洞裡打熊的獵人與他能夠烹飪熊肉的妻子）好像與地位不平等的分工（比如主人和僕人）錯綜複雜地（或許從最初的起源就已經）關聯在一起：實際上，我們發現，質疑後者或者前者都是行不通的。不管是直說還是沉默，在這個千年的黃昏，西方女性的整體向男性整體發出響亮的宣言：「我可以為了節日做一次飯，為表達自己做一次，為傳承這項知識做一次，為生活的必要做一次，為了愛做一次，但我不會因為規定我的角色是做飯、你的角色卻是坐在餐桌前享用，而三百六十五天都做廚娘。」雖然在集體意識中有些最根本的東西已經改變了，不過由於在實際生活習慣中幾乎什麼也沒變，所以結果就是一片揮之不去的愁雲慘霧。男人，不管他為家裡的收入做出了多少貢獻，只要他不幫忙做家務就會被看作是一個寄生蟲。或許，會找到新的解決方法，實現角色的重新分配；抑或任何支付方式都不再起作用，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在外面。或許到那時星期天顧客們在餐館裡僅僅靠付錢已經不能解決問題：他得先幫著削土豆，然後還要幫著洗盤子。 廚房，本應該是家裡最快樂的地方（備忘：當我再抄寫這一頁的時候，不要忘了在這裡再添加一段引人入勝的描述：閃閃發光的吊櫃，電器產品的嗡嗡聲，餐具洗潔精的檸檬香味），現在卻被女人們看作壓抑的地方，被男人們看作後悔出現的地方。最簡單的解決方式應該是角色的對換：丈夫和妻子應該一起做飯或者輪流做飯，或者一個做飯，另外一個打掃衛生。但事實是偏見妨礙了這種解決方式（在此我就不再贅述普遍的現象，而回到我個人日常生活的特殊情況中來），因此我堅信自己根本不具備在爐灶間穿梭的能力，剛剛想做點兒什麼，就立刻得離得遠遠的，發現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做錯了，就是笨手笨腳，或者毫無用處，甚至是危險的。正如所有的偏見一樣，這種想法也很容易傳染：在我女兒還是孩子的時候，如果我們倆單獨待在廚房裡，她總能找到理由來批評我的每一個動作，她寧願一個人做（然後她還會把我的不作為匯報給她媽媽，不放過任何細節）。這種對我天分的不信任，打擊了我學習的勇氣，使我失去了教育者的角色：就這樣代代相傳、積累下來的知識一閃而過，從我身上跨了過去，將我拒之門外。 我所說的一切並非其他，其實就是感到我的無能都是自己的錯，並且與我其他的存在方式一樣都是錯誤的。如果說我在廚房裡總是失敗，那是因為我根本就不配獲得成功（這就是我自我批判的意義所在，並感覺到它一直是壓在我身上的重擔），就好像一個不稱職的鍊金術士不配獲得金子，或者不稱職的騎士不配贏得馬術比賽一樣。就連我想要讓自己做點兒什麼的想法都不被看好：它所表現的不是好意，而是虛偽，是障眼法，是裝腔作勢的表演。「傑作」也不能拯救我，「優雅」從來都與我無關，將來也永遠不會用在我身上。如果我做好了一個雞蛋餅，那絕不是進步的開始，也不是內在的成長：那永遠不會是一個真正的雞蛋餅，而是一個仿造者耍的花樣，一個江湖騙子的把戲。廚房是上帝裁決的地方，在這裡我的嘗試一次失敗，次次失敗，根本就不配稱為開始。於是我別無選擇，只能另尋他路來為我在世上的存在辯護。 不必虛偽地謙虛，我可以說最適合我展示天賦的領域就是搬運。帶著一樣東西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不管這個東西是重是輕，距離是近是遠：在這種情況下，我就覺得很安心，就像人們終於可以讓自己的行為有了某種作用，或者至少有了一個結果；在搬運的時間裡，我可以感覺到少見的內在的自由，大腦騰空了，思緒都自由地飛了起來。比如說，我就非常願意去「辦些事兒」，去買麵包、黃油、生菜、報紙、郵票等等。我說「辦事兒」是為了在我作為家長的職責與我孩提時代被賦予的任務之間建立一種延續性；我也可以說「買東西」，但這種說法暗含有主動、挑選、冒險的意思：估價並且比較越來越讓人心疼的價錢，跟賣肉的爭論肉應該從哪兒切，明白那些擺出來的貨品傳達的信息，那些生菜、異國的水果時蔬、奶酪等。當然，理論上講，我應該更喜歡「買東西」這種說法，但實際上我無法奢望去跟那些在商店裡更自在，目光更迅速，更有經驗和想像力，更有實幹精神和個人願望的人相比。因此更明智的做法就是，我將自己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局限於及時出現堵上漏洞：拿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需要的東西（「一大罐鮮奶奶油」[10]）以及重量（「一斤西紅柿」[11]），有時還寫著價格，就跟我小時候，他們派我去「辦事兒」一模一樣。 在巴黎，購物筐主要是掛在男性的胳膊上，或者至少在習慣於在自己國家見到逛市場的主要是女性的義大利人看來是這樣的，而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把食物帶回家是家庭管理的首要任務了。這就是我在都市背景下浮現出來的過往的農業生活，也讓我回想起父親提著筐子滿載而歸的身影。他為自己把自家地里的農產品運回家感到非常自豪，這是他感覺到自己是「主人」的表現，尤其是「自己的主人」，是魯濱遜式自給自足的獨立性的表現，也是相對於那些只能依靠僱工而他自己以及充滿抗拒精神的兒子們無法親自參與的勞動而言的獨立性。 但是那條被我拒絕擁有的騾馬道，現在又通過我的回憶在巴黎十四區的一段人行道上——就是食品雜貨店和麵包店和水果店之間的那一段路上重現了嗎？不，那是我少年時期的另外一條路：從我家的別墅到城裡去的路。每次我被派去「辦事兒」，都是我走出家門的藉口；有時我會假裝忘記買東西，就是為了能第二次出去。或者，更多時候，我根本沒有必要假裝，因為我對自己跑出去的真實目的真的一點兒都不感興趣，也心不在焉；那些我該買的東西、重量和價錢，他們必須跟我重複很多次才能裝進我的腦子，錢都是數好了交給我的。 短途飛行的墨丘利[12]以前引導著我的步伐，現在也一樣，這位神祇反射的一部分光輝處於我與這個紛繁世界的中間，並為我們建立聯繫；可惜只有在很罕見的時刻，他才會用飽滿的銀色光輝照亮我，來獎勵我的虔誠。又或者，當我走向陰間諸神，走向人們扔棄生活廢棄物的陰暗的角落時，陰間的使者墨丘利陪著我、引導我拿著逝去的物品走向市政府的阿刻戎河[13]岸邊。 我拎著空空的小垃圾桶回到廚房，用另外一張報紙換掉原來墊在垃圾桶內部的報紙。這項工作特別適合我，因為我特別願意進一步使用報紙，願意在快速瀏覽就廢棄之後賦予它們附加的生命價值。報紙是永不滿足的愛，或者僅僅是神經性的偏執，我定期購買報紙，快速地瀏覽，然後放到一邊，但是我又會為這麼快就將其棄之不理而感到惋惜，所以我總是希望報紙還能夠有第二次利用的機會，還可以再告訴我一些什麼。於是它們復活的時刻就來到了，我從舊報紙堆里拿出一張，墊在垃圾桶裡面，在我把四邊形的紙張以適當的方式儘量覆蓋住圓桶的內壁並沿著桶邊把報紙折過來的時候，凹進去的那一面就會有些標題跳出來，而我就會在瞬間把這些標題再讀一遍。對於小桶，《世界報》[14]的版面最理想，而紙張更大的義大利報紙一般都用來墊襯大的垃圾桶。如果報紙墊得好，就算經清潔工的手把桶倒乾淨了，報紙還會貼在垃圾桶的內壁上；第二天，等我去取回我的空桶時，寫著但丁的語言的大幅彩條旗讓我在人行道上丟棄的同類物品中，一眼就認出我的桶來。 從我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寫寫停停，三四年都過去了，許多事情已經發生了改變，垃圾桶的管理也變了。用報紙墊垃圾桶已經是過去的回憶了：我現在也用上了塑膠袋，它們真的是改變了城市垃圾的面貌，現如今垃圾都掩藏在平滑、光亮的外表下，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懷舊的人或者敵視塑料製品的人都不願否認的進步，當然垃圾就算在這樣的包裝下也還認得出來，而且我們也明白清運工罷工的日子裡人行道上的垃圾堆也不會減少污染。（我想說的是，現在這麼幹淨的塑膠袋，甚至會讓人認為它裡面裝的任何東西都是垃圾，因為最強大的形象總是強加在最軟弱的形象之上。） 另外一個根本的變革是：我們廚房裡水池的排水系統增加了一個叫作「食物垃圾處理器」或者叫作粉碎機的設備，可以清除大量的食物殘渣（除了洋薊的葉子，這一點很奇怪），這樣我們的垃圾也發生了變化，裡面含有的有機物殘渣就更少了。 然後我們又換了廚房的垃圾桶，把那種綠色的換成了嶄新的白色塑料桶，這種桶的蓋子可以用踏板打開、合上，裡面還帶有一個可以取出的內桶。這樣就可以只拿著裡面的這個桶下樓去把垃圾倒在大桶里，更準確地說，都不用提著桶，袋子就可以了——也是塑料的——裝滿了就從桶里提出來，換一個新的袋子就行了。（讓袋子貼緊垃圾桶的邊兒也是有技巧的，好好地鋪開，讓整個邊兒都壓住，防止滑下去，然後還要把袋子和桶之間的空氣排出來，不然底部就會鼓起來，像船上的帆。） 相反，裝滿的塑膠袋我會用專門設計的、粘在底部的帶子提出來：這根帶子，真是一個天才的設計，如同其他讓我們生活中困難的事情變得簡單的小發明一樣，功不可沒。（把裝得過滿的塑膠袋取出來、懸空放著也是有技巧的，因為要讓它與帶子分離從桶里提出來，而且一旦從桶里拿出來就不知道該放在哪兒，也不知道如何避免把垃圾撒到地板上。）這不，我帶著一個紮上蝴蝶結的塑膠袋，就像拿著一份聖誕禮物，把它放進了大垃圾桶，這個大垃圾桶裡面也套著一個灰色的大袋子。 當然，只要我們的生活還在繼續，這些就不可能是一系列漫長的變化中最後的進步，我們的生活已經經歷了而且還會經歷更多的變化，來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最必要、最緊急的變革就是要了解垃圾的種類以及不同的去向，焚燒還是循環再利用，因為至少有一部分我們從這個世界的寶庫里奪走的東西並不會永遠地消失，而是找到其他回收、再利用的途徑，如蜉蝣一般短暫的生命永恆地輪迴。 在眾多可能消耗殆盡的材料中，它能否得救與我直接相關的就是紙，大森林柔弱的女兒，讀書寫字之人的生命空間。現在我明白，這篇文章一開始，我就應該把生活垃圾分成兩大類，並加以比較，即廚房垃圾和寫作的垃圾，垃圾桶和廢紙簍。還應該區分和比較在廚房和在寫字的時候沒有扔掉的那一部分的最終命運，作品，廚房裡的作品會被吃掉，就跟我們人一樣；而寫出來的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是我的一部分，而且也不知道它會不會成為別人閱讀和精神新陳代謝的養料，有多大一部分會變成卡路里，有多少會進入循環，又是如何進入的，寫作產品發生的這些改變都是通過別人的思維來實現的。寫作跟丟棄差不多，都是放棄所有權，是讓一堆揉成一團的紙和一沓寫得滿滿的紙都離我遠遠的，不管這個還是那個，都不再是我的，存起來，或扔出去。 留在我這兒、還屬於我的只有一張寫滿了凌亂的筆記的紙，在這張紙上，記錄了近幾年來《可愛的垃圾桶》這個題目下面所有在我腦海里閃過的主意，和本來打算在寫作中展開的想法：「淨化糟粕的主題」「丟棄是對擁有的補充」「一個什麼也不丟棄的世界就是地獄」「那些不丟棄的東西」「自我認知」「自傳一樣的垃圾」「消費的滿足感」「排便」「主題：物質性、再造、農業領域」「廚房與寫作」「垃圾一樣的自傳」「為了留存的傳承」；還有一些想法，到現在連我自己都無法建立起連接它們的線索和推理過程：「主題：記憶」「記憶的清除」「失去的記憶」「對已經失去的那些東西的保存和失去」「那些從未擁有過的東西」「那些遲到的擁有」「我們一直帶在身邊的東西」「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活著，卻沒有帶任何過去的東西（動物）：或許是帶上了更多的東西」「為作品而生活；迷失：有不能用的作品，卻再也沒有了我」。 巴黎1974—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