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奮進 · 我的母親
位於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東海大學的右界，與一批窮老百姓隔著一條乾溪。從乾溪的對岸，經常進入到東海校園的，除了一群窮孩子以外，還有一位老婆婆，身材瘦小，皺紋滿面，頭上披著半麻半白的頭髮。她也常常態度安祥地，有時帶著一個孩子，有時是獨自一個人，清早進來，撿被人拋棄掉的破爛。
我有早起散步的習慣。第一次偶然相遇，使我驀然一驚，不覺用眼向她注視；她卻很自然地把一隻手抬一抬，向我打招呼，我心裡更感到一陣難過。以後每遇到一次，心裡就難過一次。
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說："三四十年來，我每遇見一個窮苦的婆婆時，便想到自己的母親。卻沒有像現在所經常遇見的這位撿破爛的婆婆，她的神情仿佛有點和母親相像，雖然母親不曾撿過破爛。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找著機會送給她，藉以減少我遇見她時所引起的內心痛苦。"妻同意我的說法，但認為"送要送得很自然，不著形跡"。
這種自然而不著形跡的機會並不容易，於是有一次便請她走進路旁的合作社，送了她一包吃的東西。這位婆婆表示了一點驚奇的謝意後，抬起一隻手打著招呼走了。
現在我一個人客居香港，舊曆年的除夕，離著我的生日只有三天。不在這一比較寂靜的時間，把我對自己母親的記憶記一點出來，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兒女，再不容易有機會了解自己生命所自來的根生土長的家庭，是怎麼一回事。但現在所能記憶的，已經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
浠水縣的徐姓
大概是在元末明初，從江西搬來的。統計有清一代，全縣共有二百八十多名舉人，我們這一姓，便占了八十幾個。我家住在縣城北面，距縣城約六十華里的徐琂坳鳳形塆。再向北十五華里，是較為有名的團陂鎮。團陂鎮過去三里，是與黃岡縣分界的巴河。巴河向上十多里又與羅田縣分界，便稱為界河。
據傳說，徐姓初遷浠水的始祖，是葬在古田畈附近的摩泥（泥鰍的土名）地，古田畈及縣城附近的徐姓，最為發達；許多舉人進士，都是屬於這一支的。我們這一支，又分為軍、民兩分（讀入聲），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衛制而來。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而我們則是軍分。
軍分的祖先便是"琂"祖。村子的老人們都傳說，他是赤手成家，變成了大地主的人。因為太有錢，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講究，房子左右兩邊，還做有"八"字形的兩個斜面照牆，這是當時老百姓不應當有的，因此曾吃過一場官司。八字形的斜面照牆，在我們小時，還留有右邊的一面。而早經垮掉的老大門，石頭做的門頂梁和石頭柱子，橫臥在地上，相當地粗大。上面的傳說，可能有些根據。
琂祖死後，便葬在後面山上。在風水家的口中，說山形像鳳，所以我們的村子便稱為鳳形塆。琂祖有六個兒子，鄉下稱為"六房"。我們是屬於第六房的。由琂祖到我，大概是十二代，所以琂祖應當是明末的人。
若以鳳形塆為基準，則鳳形塆右前方的村子，我們稱為"對面塆"，又稱"老屋"；這是第六房原住的村子，在曾祖父時才搬過來的。隔一道山岡的左後方村子是"樓後塆"，住著第三房的子姓。從左前方的田畈過去的村子，住著二十多家的楊姓人家，我們就稱他們的村子為"楊家的"。
大概在曾祖父的時候，因洪楊之亂，由地主而沒落下來，生活開始困難。祖父弟兄三人，伯祖讀書是貢生，我的祖父和叔祖種田。祖父生子二人，我的父親居長，讀書，叔父種田。伯祖生三子，大伯讀書，二伯和六叔種田。叔祖生二子，都種田。若以共產黨所定的標準說，我們都應算是中農。
但在一連四個村子，共約七八十戶人家中，他們幾乎都趕不上我們；因為他們有的是佃戶，種出一百斤稻子，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大抵新地主較老地主更為殘刻。有的連佃田也沒有。在我記憶中，橫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除了幾家大小地主外，富農、中農占十分之一二，其餘都是一年不能吃飽幾個月的窮苦農民。
我母親姓楊
娘家在離我家約十華里的楊家塆，塆子比我們大；但除一兩家外，都是窮困的佃戶。據母親告訴我，外婆是「遠鄉人」，洪楊破南京時，躲在水溝里，士兵用矛向溝里搜索，頸碰著矛子穿了一個洞，幸而不死，輾轉逃難到楊家塆，和外公結了婚，生有四子二女；我母親在兄弟姊妹行，通計是第二，在姊妹行單計是老大。
我稍能記事的時候，早已沒有外婆外公。四個舅父中，除三舅父出繼，可稱富農外，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窮苦的佃農。小舅出外傭工，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下巴河聞姓大地主（聞一多弟兄們家裡）家中當廚子。當時大地主家裡所給工人的工錢，比社會上一般的工錢還要低，因為工人吃的伙食比較好些。
母親生於同治八年，大我父親兩歲。婚後生三男二女。大姐緝熙，後來嫁給"姚兒坳"的姚家。大哥紀常，種田，以胃癌死於民國三十五年。細姐在十五六歲時夭折，弟弟孚觀讀書無成，改在家裡種田。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我家被掃地出門，母親旋不久死去，得年約八十歲。
父親讀書非常用功
二十歲左右，因肺病而吐血，吐得很厲害；幸虧祖母的調護，得以不死。祖母姓何，是何家鋪人，聽說非常能幹，不幸早死，大概我們兄弟姊妹都沒有看到。可能因為父親的天資不高，所以連秀才也沒有考到。一直在鄉下教蒙館，收入非常微薄。
家中三十石田（我們鄉間，能收稻子一百斤的，便稱為一石），全靠叔父耕種，勉強維持最低生活。所以母親結婚後，除養育我們兄弟姊妹外，弄飯、養豬等不待說，還要以"紡線子"為副業，工作非常辛苦。
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我生下後，樣子長得很難看，鼻孔向上，即使不會看相的人，也知道這是一種窮相；據說，父親開始不大喜歡我。加以自小愛哭愛賭氣，很少過一般小孩子歡天喜地的日子。
到了十幾歲時，二媽曾和我聊天：「你現在讀書很乖，但小時太吵人了。你媽媽整天忙進忙出的，你總是一面哭，一面吊住媽媽上褂的衣角兒，也隨著吊出吊進，把你媽媽的上褂角兒都吊壞了。我們在側面看不過眼，和她說，這樣的孩子也捨不得打一頓？但你媽總是站住摸摸你的頭，兒上幾聲，依然不肯打。」
真的，在我的記憶里，只挨過父親的狠打，卻從來沒有挨過母親一次打。有一回我在稻場上鬧得太不像話了，母親很生氣，拿著一枝竹條子來打我；我心中一急，便突然跑到她懷裡去，用臉挨著她的胸口，同時用手去搶住竹條子，原來是一枝大茅草梗，母親也就摸著我的頭笑了。這一次驚險場面，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
叔父只有夫婦兩人
未生兒女。他一人種田，要養活我們兄弟姊妹「這一窩子」，心裡總有一股怨氣；但他不向我父親發作，總是向我母親發作；常常辱罵不算，還有時動手來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叔父在堂屋的上邊罵，母親在堂屋的下邊應，中間隔一個天井。一下子，叔父飛奔而前，揪住母親的頭髮，痛毆一頓。母親披著頭髮叫，我們一群小孩躲在大門角里哭。過了一會兒，才被人扯開。
父親是很愛自己的弟弟的。加以他到黃州府去應考，一百二十里路，總是由叔父很辛苦地挑行李。考了二十多年，什麼也沒有考到，只落在鄉間教蒙館，對叔父會有些內疚。所以在這種場面，還要為叔父幫點腔，平平叔父的氣。
叔父這樣打罵我母親的目的，是要和父親分家，結果當然只好分了。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點可以種棉花的旱地，自種自吃，加上過繼的弟弟，生活當然比未分時過得很好。但我們這一家六口，姐姐十三四歲，哥哥十一二歲，細姐十歲左右，我五六歲。父親「高了腳」，不能下田；媽媽和姐姐的腳，包得像圓錐子樣，更不能下田；哥哥開始學「莊稼」，但只能當助手；我只能上山去砍點柴，有時放放牛，但牛是與他人合夥養的。
所以這樣一點田，每年非要請半工或月工，便耕種不出。年成好，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做成七百五十斤米，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過年的時候；一過了年，便憑父親教蒙館的一點「學錢」，四處托人情買米。學錢除了應付家裡各種差使和零用外，只夠買兩個多月的糧食，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麥成熟，總還差一個多月。
大麥成熟後，搶著僱人插秧，不能不把大麥糊給雇來的人吃。大麥吃完後，接著吃小麥；小麥吃完後要接上早稻成熟，中間也要缺一個月左右的糧；這便靠母親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紡線子」，哥哥拿到離家八里的黃泥嘴小鎮市去賣。
在一個完全停滯而沒落的社會中，農民想用勞力換回一點養命錢，那種艱難的情形，不是現在的人可以想像得到的。大姐能幹，好強，不願家中露出窮相，工作得更是拚命。村子的人常說「他家出女兒不出兒子，幾代都是這樣」。因為早死的姑母也是如此。
我還記得的一次，家裡實在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了，姐姐又不肯向人乞貸，尤其是不願借叔父的；她就拿鐮刀跑到大麥田裡，找快要成熟的，割了一抱抱回家，把堂屋的一張厚木桌子側臥下來，用力將半黃的大麥穗，一把一把地碰擊到側臥著的桌面上，把麥子碰擊下來；她一面碰擊，一面還和我們說著笑著。母親等著做麥糊的早飯。
我們四圍是山
柴火應當不成問題。但不僅因我家沒有山，所以缺柴火；並且因為一連幾個村子，都是窮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數，種樹固然想不到，連自然生長的雜木，也不斷被窮孩子偷得乾乾淨淨。大家不要的，只有長成一堆一堆的「狗兒刺」及其他帶刺的藤狀小灌木。家裡不僅經常斷米，也經常斷柴。
母親沒有辦法，便常常臨時拿著刀子找這類的東西，砍回來應急；砍一次，手上就帶一次血。燒起來因為剛砍下是濕的，所以半天燒不著，濕煙熏得母親的眼淚直流。一直到後來買了兩塊山，我和父親在山上種下些松樹苗，才慢慢解決了燒的問題。分得的一點地，是用來種棉花和「長豆角」的。夏天開始摘長豆角，接上秋天撿棉花，都由母親包辦。有時我也想跟著去，母親說「你做不了什麼，反而討厭」，不准我去。
現在回想起來，在夏、秋的烈日下，悶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間，母親是怕我受不了。我們常常望到母親肩上背著一滿籃的豆角和棉花，彎著背，用一雙小得不能再小的腳，篤篤地走回來；走到大門口，把肩上的籃子向門蹬上一放，坐在大門口的一塊踏腳石上，上褂汗得透濕，臉上一粒一粒的汗珠還繼續流。當我們圍上去時還笑嘻嘻地摸著我們的頭，撿幾條好的豆角給我們生吃。
在我的記憶中，只有當我發脾氣，大吵大鬧，因而挨父親一頓狠打時，母親才向父親生過氣。卻不曾因為這種生活而出過怨言，生過氣。她生性樂觀，似乎也從不曾為這種生活而發過愁。當她拿著酒杯，向房下叔嬸家裡借點油或鹽，以及還他們的一杯油一杯鹽時，總是有說有笑地走進走出。母親大概認為這種生活和辛苦，是她的本分。
辛亥革命的一年
我開始從父親發蒙讀書，父親這年設館在離家三里的白洋河東嶽廟裡。在發蒙以前，父親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認真，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實際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大家總是先玩夠了，再動手。我卻心裡掛著母親，一股正經地砍；多了拿不動，便送給其他的孩子。放牛絕不讓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總要為牛找出一些好草來。又發現我有讀書的天資，旁的孩子讀《三字經》，背不上，我不知什麼時候聽了，一個字也不認識地代旁的孩子背。所以漸漸疼我起來。
這年三月，不知為什麼，怎樣也買不到米，結果買了兩斗豌豆，一直煎豌豆湯當飯吃，走到路上，肚子裡常常咕嚕咕嚕地響，反覺得很好玩。到了冬天，有一次吹著大北風，氣候非常冷，我穿的一件棉襖，又薄又破了好幾個大洞；走到青龍嘴上，實在受不了，便瞧著父親在前面走遠了，自己偷偷地溜了回來。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說出口，只是倒在母親懷裡一言不發地賴著不去。
母親發現我這是第一次逃學，便哄著說，「兒好好讀書，書讀好後會發達起來要做官的」。我莫名其妙地最恨「要做官」的話，所以越發不肯去。母親又說，「你父親到學校後沒有看到你，回來會打你一頓」。這才急了，要母親送我一段路，終於去了。可是這次並沒有挨打。
父親因為考了二三十年沒有考到秀才，所以便有點做官迷，常常用做官來鼓勵我；鼓勵一次，便引起我一次心裡極大的反感。母親發現我不喜歡這種說法後，便再也不提這類的話。有時覺得父親逼得我太緊了，所以她更不過問我讀書的事情。過年過節，還幫我弄點小手腳，讓我能多鬆一口氣。
十二歲我到縣城住「高等小學」，每回家一次，走到塘角時，口裡便叫著母親，一直叫到家裡，倒在母親懷裡大哭一場；這種哭，是什麼也不為的。十五歲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師範，寒暑假回家，雖然不再哭，但一定要倒在母親懷裡嗲上半天的。
大概直到民國十五年以後，才把這種情形給革命的氣氛革掉了，而我已有二十多歲。我的幼兒帥軍，常常和他的媽媽嗲得不像樣子，使他的兩個姐姐很生氣；但我不太去理會，因為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童年時代。
以後我在外面的時候多，很難得有機會回到家裡。即使回去一趟，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一回到家，母親便拉住我的手，要我陪著她坐。叔嬸們向母親開玩笑說，「你平時念秉常念得這厲害，現在回來了，把心裡的話統統說出來吧」。但母親只是望著我默默地坐著，沒有多少話和我說；而且在微笑中，神色總有點黯然。我的世面見得多了，反而形成母子間的一層薄霧，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文化。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
我由北平飛漢口，回到家裡住了三四天。母親一生的折磨，到了此時，生命的火光已所余無幾；雖然沒有病，已衰老得有時神智不清。我默默地挨著她一塊兒坐著，母親乾枯的手拉著我的手，眼睛時時呆望著我的臉。
這個罪孽深重的兒子，再也不會像從前樣倒在她懷裡，嗲著要她摸我的頭，親我的臉了。並且連在一塊兒的默坐，也經常被親友喚走。我本想隱居農村，過著多年夢想的種樹養魚的生活。但一回到農村，親戚朋友、左鄰右舍，都是千瘡百孔。而我雙手空空，對他們，對自己，為安排起碼的生活也不能絲毫有所作為。
這種看不見的精神上的壓力，只好又壓著我奔向南京，以官為業。此時我的哥哥已經在武昌住醫院。我回到南京不久，哥哥死在武昌了，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錢托友人代買棺材歸葬故里，這對奄奄一息的母親，當然是個大打擊。
此后土崩瓦解，世局滄桑，我帶著妻子流亡海外。當時估計，我家此時已由中農升進到富農（這都是用共產黨所定的標準），但絕對沒有資格當地主。弟弟和侄兒侄女們，應當憑勞力在自己的故鄉生存下去；而我的內心，是深以出外逃亡為悲痛的，所以勸他們都安心留在故鄉不動。
等到知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已被掃地出門，使全家「白天無一碗一筷，夜間無一被一單」（弟弟輾轉寄到的信上的話），母親當然迅速倒下，而我也由此抱終天之恨，與鄉土永隔，連母親有沒有墳墓，也不得而知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明報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到香港後，與弟弟、侄兒們聯絡上了，才慢慢知道，我們的土磚房子，拆了做「水庫」；從祖父祖母起葬在山上的墳，一起被挖掉了。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補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