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鬘經譯註 · 題解

《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意思是美發夫人獅子吼一樣無畏演說的唯一佛乘宏大善巧教法的理正言博大乘經。勝鬘，即美發，是勝鬘夫人的簡說，勝鬘夫人是古印度阿踰闍國（Ayodhyā）國王的妻子；獅子吼，即獅子吼，比喻佛家宣說佛法無所畏懼；大方便，說佛家教化眾生所運用的方法非常善巧；方廣，大乘經的通稱，意思是理正言廣。 本經的編集者，就像其他的許多大乘經編集者一樣，是古印度一定時期某些大乘教團的學者群體，為闡揚一定的大乘教義理，整理編集的。編集者可能屬於龍樹（Nāgārjuna，公元一五○——二五○年）之後，與彌勒（Maitreya，公元二七○——三五○年）、無著（Asariga，公元三一 ○——三九 ○ 年）為代表的瑜伽行派（Yogācāra）教團並立的某大乘教團，這個教團的活動區域，根據經中人物勝鬘夫人所在國提示的記載，可能是以印度中部的阿踰闍國為中心。 對本經編集年代的推斷又是與對編集者的稽考聯繫著的。印度佛教史上的著名論師，大都能確切考訂，他們的傳教和著述活動不僅反映著佛教的具體發展，也影響著佛教的發展趨勢。諸佛經的思想特點、理論取向、價值觀念、文學氛圍、語言系統各各不同，並有明顯的遞嬗次第，而這一切大抵與著名論師為代表的可考訂的論師個人或群體的學術著述特徵相對應。經過綜合性的研究，可以推斷本經約產生於公元四世紀，即晚於《華嚴經》《法華經》《維摩經》的產生年代和龍樹活動時期，早於《解深密經》《入楞伽經》的產生年代和無著活動時期。 《華嚴經》將佛教唯心立場從對諸法的專注考察（如中道緣起、妄心緣起、業感緣起論等）轉移到對主體心性的專注探尋（如淨心緣起論），《維摩經》復強化了《華嚴經》的理論趨向，提出「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①「以意淨故得佛國淨」②。但是淨心究竟怎樣緣起的，即它的機制和行運究竟如何？《華嚴經》《維摩經》以及同時代論師著述都不甚周詳，缺乏完成這一任務的歷史條件和理論條件。四世紀初，作為佛教中心的摩揭陀（Magadha）的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於公元三二○年建立了笈多王朝，並統一了全印，實行了強國的文化政策，無論佛教、婆羅門教還是梵文文學都得到繁榮。笈多王朝規定梵語為公用語，佛教為適應社會和傳播的需要，撰著經籍時也放棄了原用的俗語或俗、梵混用語而使用梵文。經籍用語的梵文化，促使精英宗教（Eli-tereligion）的成分日益增強，於是重義理思辨的理性化佛學阿毘達磨（Abhidharma）即論部，在大乘系統中得到空前發展。 統一的王朝為了振興政治經濟文化，大乘教法自身的理論發展，都需要推進更能體現大乘精神的自性清淨緣起和如來法身普在的學說，而論部的發展和完善又為推進這方面的學說準備了研究人才、理論方法和理論工具，結果是如來藏緣起、阿賴耶識（Ālaya）緣起的義理應運而生，它們先後分別從不同的側面探索了淨心緣起的機制構成、運行的微妙，比較充分地發揮了佛學思辨優勢。《勝鬘經》是如來藏緣起說的代表作，《解深密經》則是阿賴耶識緣起的代表作。 然而，《勝鬘經》基本上還是承襲了傳統經典的「向上門」趨向，即由末追向本，專注理想的佛性涅槃。真正另闢蹊徑的還是《解深密經》，它具有系統、精細的特色，並具體地描繪了心性雜染的機制與行運過程，同時也對如來藏義從唯識角度做了獨特的闡釋。這就是為什麼說《勝鬘經》晚於《華嚴經》而早於《解深密經》的主要根據。 公元五世紀初，《勝鬘經》就傳入了我國，但譯本卻並不多，藏文譯本僅有一種，由勝友、善帝覺、智軍合譯，編入了《大寶積經》里，共二卷，今存。漢文譯本也只有三種，而且還佚失了一種，佚失的是北涼曇無讖在玄始年間（約公元四一二——四二八年）譯出的一卷本《勝鬘經》。今存的兩種譯本是劉宋求那跋陀羅（Gunabhadra，公元三九四——四六八年）於元嘉十三年（公元四三六年）譯的《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一卷，唐代菩提流志（Bodhiruci，翻譯年代公元六九三——七一三年）於神龍二年至先天二年（公元七○六——七一三年）間譯出的《勝鬘夫人會》一卷。 本書註譯採用的是劉宋譯本，因為劉宋本更接近梵文本面貌，在漢地更為流行，而且唐譯本也多參照了劉宋譯本。 劉宋譯本的譯者求那跋陀羅是南北朝時期最著名的佛籍翻譯家，中印度人；因為他修習大乘，又稱他是摩訶衍那（Mahāyāna）。宋文帝信奉佛教，尊崇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羅在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抵達廣州後，即被宋文帝請到建康，住在祇湖寺。他譯的經有《雜阿含經》《勝鬘經》《楞伽經》《相續解脫經》《無量壽經》等。有賴他的譯事，印度大乘在笈多王朝時代的新學及時地傳入了東土，《勝鬘經》《楞伽經》中的如來藏緣起的思想立即對南朝佛學產生了影響；《相續解脫經》其實就是《解深密經》的最後兩品《地波羅蜜多品》、《如來成所作事品》，這就使中國佛教徒開始接觸到印度瑜伽行派的唯識論（Vij āharādin）。 本經有《頻伽藏》本、《磧砂藏》本、《龍藏》本、《房山石經》本、《大正藏》本，常熟刻經處本和金陵刻經處本。 本書釋譯所採用的版本為金陵刻經處本，該版本校勘之精密為世所公認。金陸刻經處，創立於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是一個出版、發行佛籍的專門文化機構。它標誌著中國佛學近代發展階段的開始，從此以後，中國佛學家研究佛籍大都以它的版本為底本。金陵刻經處的創始人楊文會（公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年），號仁山，安徽石埭人，是中國近代佛學的開山鼻祖之一。 本經的主要內容，述佛陀在給孤獨精舍（Jetavana Anāthapindikassa Ārama）時，舍衛城（Sūvatthī）波斯匿王（Prasenajit）和末利夫人（Mālika）致信女兒勝鬘夫人，在信中讚頌佛的功德，引導女兒歸佛上進。勝鬘夫人得信，歡喜說偈，禮請如來，佛即現身。於是佛為勝鬘夫人作授記，預言她將來成佛號普光如來，並為她講授佛法。勝鬘夫人在佛的教言啟迪下，當即對佛法義理進行了推闡演說，經文的主要內容大都是通過她的口講述出來的。 全經共有十五章，除最後一章是總括全經內容外，其他各章分別闡說所謂十四義，即如來真實義功德、十受、三願、攝受正法、一乘、無邊聖諦、如來藏、法身、空義隱覆真實、一諦、一依、顛倒真實、自性清淨、如來真子。主要內容是通過佛乘的了義與二乘（聲聞、緣覺）不了義的全面對比，宣諭了三乘歸入一乘的博大精神，並在此基礎上闡揚了如來藏精深義理。 本經在印度佛教史上和中國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被佛學家公認為如來藏緣起論的代表作。它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上承《法華經》「三乘方便、一乘真實」和《華嚴經》「清淨心妙有」的思想，並將這兩者巧妙地結合起來；下啟瑜伽行派《解深密經》阿賴耶識緣起論，本經對如來藏「在纏中」的凸出論述，促使了《解深密經》重視對阿賴耶識如何開展雜染現實世界的研討。 本經在學術上的創造，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發展和完善了如來藏義理。如來藏的概念本是由《如來藏經》最先提出的，但它講得很籠統，而且主要講的是所攝義，即如來藏眾生；強調的是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性，這不過是將「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或《華嚴經》「清淨法身充遍全法界」換個說法而已。《勝鬘經》則全面論述了如來藏的所攝義、在纏義（即真如被客塵煩惱隱覆）、能攝義（即具足諸佛所有一切功德）。 （二）突出了如來藏在纏義。在不改「向上門」的前提下強調了「向下門」，並有意識將二門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旨義建立了較實在的理論。 （三）提出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二空義。將《法華經》的亦空亦有或非空非有的思想與如來藏義理結合起來，對空宗、有宗學說的拓展都有裨益。 （四）將三乘歸入一乘的義理與如來藏義理有機地糅合，從而將大乘理想的究竟義與如來藏信行的方便義結合起來，進一步弘揚了大乘精神。 本經一傳至東土並經翻譯，便即盛行起來，南北兩地名僧作序作注歷朝不絕，以致梁武帝也為它作了《別釋》。儘管自宋代以後，對本經的講習註疏由盛轉衰，但佛家仍一直將它列為重要經典。公元一九八九年，中國佛學院重編《釋氏十三經》③時，還特地將《勝鬘經》選入。 注釋 ①《維摩詰所說經注·佛道品》，金陵刻經處本。 ②《維摩詰所說經注·佛國品》，金陸刻經處本。 ③20世紀初，上海佛學書局為適應一般人研學佛典的需要，仿照儒學十三經，編輯出版了一部《釋氏十三經》，頗受歡迎。公元一九八九年，中國佛學院重編了《釋氏十三經》，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