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四十三
看慣了軍裝的人，一看到偵訊員的西裝上衣，覺得很奇怪。偵訊員的臉倒是一張很平常的臉，像這種黃白色的臉，在辦公室里的少校和政工人員中是很常見的。
回答開頭幾個問題很容易，甚至輕鬆愉快，似乎其他一切也會十分清楚，就像姓、名和父稱一樣簡單明了。
從犯人的回答似乎可以感覺出一種迫切地想幫助偵訊員的心情。偵訊員好像對他一點也不了解嘛。他們之間的辦公桌並沒有把他們分開。他們都交過黨費，看過《恰巴耶夫》，聽過黨中央的指示，在五一節前都被派到工廠企業去做過報告。
例行公事的問題很多，犯人漸漸鎮靜下來。很快就會問起實質性問題的，他就要說說他是怎樣帶著人突圍的。
終於弄清了，坐在桌前這個敞著軍服上衣領口、被剪掉了紐扣、鬍子拉碴的人有名字、父稱、姓，出生於秋天，俄羅斯族，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國內戰爭，沒有參加過匪幫，沒有犯罪前科，參加聯共（布）二十五年，曾被選為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代表，還當過世界工會太平洋地區會議的代表，沒有得過勳章和榮譽武器……
想到當年被包圍，想到跟他一起轉戰在白俄羅斯沼地上和烏克蘭土地上的許多人，克雷莫夫感到心慌意亂。
他們之中是誰被捕了呢，是誰在審訊中經受不住，喪失了良心？可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涉及另一段很早時期的問題使克雷莫夫大吃一驚：「您說說，您什麼時候和弗里茨·加肯認識的？」他沉默了半天，然後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在托姆斯基的辦公室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偵訊員點了點頭，好像他很清楚早年這些情況。
然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打開標有「檔案」字樣的公文夾，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絲帶解了開來，翻起一頁頁寫滿了字的紙。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種顏色的墨水寫的字，看到打字機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還有用紅鉛筆、藍鉛筆和普通鉛筆寫的標註，有的筆道很粗，有的是仔細貼上去的。
偵訊員慢慢翻著材料，就像一個好學生滿有把握地翻著書本，早就知道他已經把課程學透了。
他偶爾看看克雷莫夫。這時候他像一位畫家，看看他的畫是否與模特兒相像：外貌，性格，心靈的窗戶——眼睛……
他的目光變得多麼陰沉。他那很平常的臉——這樣的臉一九三七年以後克雷莫夫在區黨委、州黨委、區公安局、圖書館和出版社常常見到——忽然變得很不平常了。克雷莫夫覺得，他整個的人是由一些拼圖方塊組成的，但這些拼圖方塊沒有合成一個整體，沒有成為一個人。一塊方塊是眼，另一塊是慢騰騰的手，還有一塊是問問題的嘴巴。方塊亂了位置，失去比例，嘴巴大得出了格，眼睛移到嘴巴底下，長到蹙緊的額頭上，額頭則移到應該長下巴的地方。
「嗯，嗯，是這樣。」偵訊員說。他臉上的一切又像人的樣子了。他把公文夾合上，公文夾上的小帶子他沒有繫上。
「就像沒有系上的鞋帶兒。」褲子和襯褲上的扣子都被剪掉了的被捕者心中想道。
「共產國際。」偵訊員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接著用平常的語調說：「尼古拉·克雷莫夫，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隨後又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第三共產國際。」
他一聲不響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厲害的小娘們兒穆絲卡·格林貝格。」偵訊員忽然帶著很起勁又狡黠的神氣說，就像男子之間說玩笑話兒。克雷莫夫感到很難為情，不知如何是好。臉一下子紅了。
有過這事兒！已經很久了，可是一想起來就難為情。那時候他好像已經愛上葉尼婭了。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錢還他，好像是借了錢買車票的。底下的事他就記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他本來也不喜歡她。她不住地抽菸，抽得嗓子都啞了，談起什麼，都自以為有兩下子，她是哲學研究所的黨委副書記，不錯，她很美，如大家說的，是一個標緻娘們兒。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發上幹了那種事，而且後來又和她會過兩次……
在一個鐘頭之前，他還以為，這是從鄉下區里提拔上來的一名偵訊員，對他一點兒也不了解。可是過了一陣子，偵訊員卻一個勁兒地問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過的外國共產黨員，他知道他們的小名和外號，知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的名字。他的檔案材料這樣豐富，不是一種好兆頭。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偉人，每一句話對於歷史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未必值得把這麼多雞毛蒜皮、亂七八糟的小事收進檔案里。
可雞毛蒜皮的小事是沒有的。
不論他到過哪兒，都留下他的腳印，有人跟著他的腳跟走，記下他的生活。他取笑同志的話、讀過一本書的感想、在慶賀生日時開玩笑的祝酒詞、在電話里說的三分鐘的話、開大會時給主席團遞的不太客氣的條子——這一切都收進了系小帶子的公文夾。
他的言語、行動被搜集起來，曬乾了，做成了大型標本。這是多麼不懷好意的手指頭如此勤勞地搜集野草、蕁麻、飛廉、濱藜……
偉大的國家竟在研究他和穆絲卡·格林貝格的艷史。一些閒話和瑣事與他的信仰編結在一起，他對葉尼婭的愛沒有什麼意義，有意義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艷遇，他簡直分不清大節和小節了。他說過的一句對史達林的哲學常識不太客氣的話，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為黨工作更值得注意。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辦公室里和一位德國同志談話的時候說，在蘇聯的工會運動中國家的成分太多，無產階級的成分太少，這是真的嗎，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偵訊員同志。」
「應該稱呼公民。」
「是，是，公民。這是捏造，是有成見。我在黨內有四分之一世紀。我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過士兵起義。我在中國工作過四年。我日日夜夜為黨工作。許多人都了解我……在衛國戰爭期間我志願上前線，在最危難的時刻大家都相信我，跟著我走……我……」
偵訊員問道：
「您怎麼，是來這兒領立功獎狀的嗎？要不要填表領嘉獎證書？」
確實，他不是來領立功獎狀的。
偵訊員搖了搖頭，說：
「您還怪妻子不給您送東西呢。瞧您這個丈夫！」
這話是他在牢房裡對鮑戈列耶夫說的。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鮑肯用開玩笑的口氣對他說：
「一位希臘人預言：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則可以斷言；一切都會密告上去。」
他的一生進入系小帶子的公文夾之後，便失去體積、長度、比例……一切一切都成為黏糊糊、亂糟糟的、灰灰的一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更值得注意：是在潮濕、悶熱的上海的四年超強度工作，史達林格勒的搶渡，對革命的忠忱，還是因為在「松樹」療養院對一位不太熟悉的文學家說的批評蘇聯報紙內容貧乏的幾句氣話？偵訊員又和藹、又親切地小聲問道：「現在請您對我說說，法西斯分子加肯是怎樣吸收您參加諜報和破壞工作的。」
「您不是開玩笑吧？」
「克雷莫夫，別裝蒜。您該看到，您走的每一步我們都是很清楚的。」
「正因為這樣，所以……」
「克雷莫夫，您老實點兒。您騙不了保安機關。」
「不過，這是捏造！」
「是這樣的，克雷莫夫。我們有加肯的供詞。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中，談到他和您的罪惡關係。」
「您哪怕拿出十份加肯的供狀，這都是假的！是捏造！如果你們有加肯這樣的供狀的話，為什麼還相信我這個間諜和破壞者，讓我做軍事政委，帶領人作戰？你們幹什麼去了，你們是幹什麼的？」
「您怎麼，是叫您到這兒來教訓我們的嗎？是請您來領導保安機關工作，是不是？」
「說什麼領導，說什麼教訓！要擺事實，講道理。我了解加肯。他不可能說他吸收我幹什麼。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他是共產黨人，是革命戰士。」
偵訊員問：
「您一直相信這一點嗎？」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說，「我一直相信！」
偵訊員一面點頭，一面翻檔案材料，一面似乎無可奈何地說：
「既然一直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兒了……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您就看看吧。」他用手掌捂住一張紙的一部分，說道。
克雷莫夫粗粗地看著上面寫的字，聳了聳肩膀。
「太沒出息了。」他很厭惡地說。
「為什麼？」
「這人沒有勇氣挺直身子說，加肯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人，又不肯昧著良心誣陷他，所以就躲躲閃閃。」
偵訊員把手移了移，讓克雷莫夫看了看簽名和日期：克雷莫夫，一九三八年二月。
他們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偵訊員厲聲問道：
「也許，是他們打您，所以您寫了這樣的證明材料吧？」
「不是，沒有打我。」
偵訊員的臉又分裂成好幾塊拼圖方塊，那氣憤的眼睛流露著厭惡的神情，嘴巴在說：
「還有。您在被包圍的時候，有兩天離開了自己的隊伍。敵人用軍用飛機把您接到德軍集團軍群司令部，您交出了重要情報，又接受了新的指示。」
「痴人說夢。」被剪掉了衣服扣子的人嘟噥說。
可是偵訊員繼續進行審問。現在克雷莫夫已經不覺得自己是具有崇高、明確的思想，隨時準備為革命上斷頭台的強者了。
他感到自己是一個軟弱、不堅定的人，他說過不該說的話，傳播過荒唐的謠言，他竟敢嘲笑蘇聯人民對待史達林同志的感情。他不善於識別朋友，在他的朋友當中有很多人被鎮壓了。他的理論見解十分混亂。他和朋友的妻子私通。他用可恥的兩面派態度寫了有關加肯的證明材料。
難道坐在這兒的是我嗎？難道這一切都是我的事嗎？這是一個夢，是夏夜的一個夢。
「在戰前您為國外的托洛茨基中央組織提供過有關國際革命運動主要人物思想狀況的情報。」
懷疑這樣一個可鄙、骯髒的人叛變，不必是瘋子，也不必是壞蛋。克雷莫夫如果在偵訊員的位子上，也不會相信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十分了解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鎮壓或被解職、降職的黨內工作者的一批新的黨幹部。這是一些氣質和他不同的人。他們讀的書不同，讀法也不同，他們不是讀，而是「仔細研究」。他們看重舒適的物質生活，革命的犧牲精神與他們格格不入，或者說，不是他們性格的基礎。他們不懂外語，喜歡自己的俄羅斯本性，說俄語也不按標準音。他們之中有聰明人，但是他們的主要長處和本領似乎不在於思想和理智，而在於辦事能力和機警，善於見風使舵。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幹部還是老幹部，都在黨的一致與共同性中得到統一，分歧不要緊。但是他覺得自己比這批新人優越，覺得他這個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比他們好。
他沒有注意到，現在他和偵訊員的關係已經不在於他是否願意和這位新幹部親近，承認這位新幹部是黨的同志。現在，和偵訊員認同的願望變成了可憐的希望，希望對方和他親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不全是壞的、低下的、不忠誠的。
現在，連克雷莫夫也沒有覺察到這樣的事是怎麼發生的：一個充滿自信的偵訊員成了一名充滿自信的共產黨員。
「如果您真的能夠誠心悔改的話，哪怕您還對黨多少有一點愛護之心的話，那就該承認自己的罪行，幫助幫助黨。」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蝕著他的大腦皮層的軟弱，叫了起來：
「您別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我決不寫假口供。您聽見嗎？就是用刑，我也不寫！」
偵訊員對他說：
「您考慮考慮吧。」
他又翻起檔案材料，沒有看克雷莫夫。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他把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推到一邊，從桌子抽屜里拿出一張紙。他似乎忘記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寫著，皺起眉頭思索著。後來他把寫好的東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就在上面寫地址。也許，這不是一封公函。後來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畫了兩道著重線。後來他往自來水筆里灌了墨水，又把筆頭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然後他削起菸灰缸上的鉛筆，其中有一支鉛筆的鉛芯一削就斷，但是偵訊員沒有生鉛筆的氣，很耐心地削了又削。後來他在指頭上試了試鉛筆尖兒。
被捕者確實在考慮。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
哪兒來的這麼多告密者！必須想一想，弄清楚是誰告的。這還用說？是穆絲卡·格林貝格……偵訊員還要問到葉尼婭的……確實很奇怪，為什麼還沒有問到她，一點也沒有提到她……難道有關我的材料是瓦西亞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麼，有什麼好承認的呢？我現在在這兒，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黨啊，你這一切為的是什麼？史達林呀，史達林，因為什麼樣的罪過，打擊這麼多善良、剛強的人？可怕的不是偵訊員提出的問題，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談的東西。卡茨涅林鮑肯說的不錯。當然，他會問起葉尼婭的，顯然她已經被捕了。這一切是怎麼來的，怎麼開頭的呢？我怎麼會蹲起監牢？我這一生多麼苦惱，有多少窩囊事兒。史達林同志，饒恕我吧！只要有您一句話就行，史達林同志！我有錯誤，我糊塗，我亂說過，我懷疑過，黨全知道，全看見了。我為什麼，為什麼要和那個文學家閒扯呀？不過，還不是一樣。可是，突圍又有什麼問題？這簡直荒唐，簡直是誣陷，捏造，誹謗。為什麼，為什麼我當時沒有說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懷疑他是純潔的。這樣加肯那不幸的眼睛就會從他身上移開了……
偵訊員忽然問道：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克雷莫夫把兩手一攤，說：
「我沒有什麼好回想的。」
電話鈴響起來。
「喂，我聽著呢。」偵訊員說。他瞟了克雷莫夫一眼，說：「是的，你準備吧，快要到時候了。」
克雷莫夫覺得似乎說的是他。後來偵訊員放下話筒，又拿起話筒。這次的電話很奇怪，好像旁邊坐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兩條腿的獸。看樣子，偵訊員是在和他老婆聊天。開頭談的是生活上的問題：
「上配給商店去過嗎？鵝嗎，這很好……為什麼憑一號券不賣？謝廖沙的老婆往科里打過電話，說憑一號券買了一條羊腿，請咱們去吃呢。告訴你，我在小賣部買了一些奶渣，不，不是酸的，有八百克……今天煤氣怎麼樣？你不要把西裝忘了。」
後來他又說起來：
「喂，怎麼樣？別太煩惱，要多加注意。做夢啦？穿什麼？還穿短褲？可惜……喂，小心點兒，等我回去，你已經要上學校去了……收拾房間嗎，很好，不過要小心，不要拿重東西，你無論如何不能拿重東西。」
在這兒這樣隨便地敘家常，有點兒不可思議：越是像日常的、平常人的談話，談話的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行動，樣子就有點兒可怕……同時克雷莫夫感到自己也不是人，因為當著一個外人的面，是不會說這一類的話的……
「我吻你……你不願意……好，算啦，算啦……」
當然，如果按照鮑戈列耶夫的理論，克雷莫夫只是安卡拉貓，是青蛙、金翅雀，或者樹枝上的一隻小蟲兒，這樣就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到末了偵訊員問：
「要烤糊了吧？好，快去，快去，再見。」
然後他拿出一本書和一個筆記本，看起書來，還不時地做筆記，也許他是準備小組討論，也許是準備作報告……
他帶著很大的火氣說：
「您怎麼一個勁兒地跺腳，就好像在做體操？」
「公民，我的兩腳發麻。」
但是偵訊員又埋頭看起書來。
過了十來分鐘，他心不在焉地問：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公民，我要上廁所。」
偵訊員嘆了一口氣，走到門口，輕輕喚了一聲。當一隻狗在不適宜的時候要求出去遊逛的時候，狗主人的臉色往往就是這樣。進來一名穿野戰軍服的士兵。克雷莫夫用老練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腰裡扎著皮帶，白襯領乾乾淨淨，軍帽戴得端端正正——一切都很像樣。只是這名士兵乾的不是士兵該幹的事情。
克雷莫夫站起來，因為在椅子上坐的時間太久，兩條腿都麻木了，一開始邁步直打戰。在廁所里，他在士兵的注視下急急忙忙地想著，回來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著。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從廁所里回來，偵訊員不見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個穿軍服的年輕人，佩戴著鑲了紅絛的藍色大尉肩章。大尉用陰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幹嗎站著？」大尉說。「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傢伙，幹嗎弓著背？等我給你兩下子，你身子就直起來了。」
「一見面就這樣。」克雷莫夫心裡想道。他害怕起來，在戰場上他都沒有這樣害怕。
「這一下子要來勁兒了。」他想。
大尉吐了一個煙團兒，在灰色的煙團中響著他的聲音：
「這是紙、筆。怎麼，要我替你寫嗎？」
大尉很喜歡侮辱克雷莫夫。也許，這是他的職責？要知道，在前方有時要炮兵對敵軍進行擾亂性射擊，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麼坐的？你是上這兒睡覺的嗎？」
過了幾分鐘，他又呼喚被捕人：
「喂，你聽著，怎麼，我不是對你說話嗎，跟你無關嗎？」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簾，把電燈熄了，一道陰沉的晨曦射進克雷莫夫的眼睛。克雷莫夫自從來到盧比揚卡，這是第一次看見白天的光。
「一夜過去了。」克雷莫夫想道。他一生是否有過更壞的早晨？難道在幾個星期之前是他無思無慮地躺在炸彈坑裡，對他厚待的鋼鐵在頭頂上呼嘯著，他感到那樣幸福和自由？
可是時間錯亂了：他進入這個房間是很久以前，史達林格勒卻是剛剛過去的事。
窗子面對著內部監獄的天井，窗外光線灰沉，毫無生氣，不像亮光，倒像髒水。一切東西在這晨光下似乎比在電燈光下更陰沉，更帶有官氣和敵意。
不，不是靴子變小，是兩腳麻木了。
在這兒怎麼把他過去的生活和工作與一九四一年被包圍聯繫起來？是誰的手指頭把不能連接的東西連接到了一起？這是為了什麼？誰要這樣？為什麼？
他想到這些，心裡十分難過，以至於有時他忘記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覺不到他腫脹的兩腿已把靴筒塞滿了。
加肯、弗里茨……我怎麼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這樣一個房間裡，也是這樣坐著，不過，不是這樣：那時候口袋裡有通行證。現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討好所有的人，不論是開發通行證的辦事人員，值班守衛，還是穿軍服的電梯工。那一位偵訊員說：「克雷莫夫同志，請您幫幫我們的忙吧。」不，最卑鄙的還不是一心想討好。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誠！啊，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來了！在這方面只要忠誠就行了！於是他表示了忠誠，他說出加肯在評價斯巴達克運動方面的錯誤，說他對台爾曼沒有好感，說他想要稿費，說他在艾麗薩懷孕的時候和她離了婚……當然，他也想起了好的……偵訊員記下了他的話：「我和他多年相交，認為他不大可能直接參與反黨的破壞活動，不過不能完全排除他有進行兩面派活動的可能性……」
啊，是他報告的……在這兒的檔案夾里所搜集到的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誠的同志們說的。為什麼他要表示忠誠？是黨員的義務嗎？胡說！真正的忠誠只能這樣：拿拳頭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聲說：「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沒有罪！」可是他卻搜索枯腸，拚命找毛病，拚命迎合那個偵訊員，因為沒有偵訊員的簽名，他有通行證也出不了灰色大樓的大門。他還回想起來，當偵訊員說「請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證上籤個字」的時候，他感到多麼急切、多麼幸福。他幫助他們把加肯打進了監獄。他這個忠誠的人帶著簽了字的通行證上哪兒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絲卡·格林貝格了嗎？不過他說的有關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實。但那裡面說的有關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實呀。他確實對菲佳·葉甫謝耶夫說過，史達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學上的無知有關係。要說出他遇到過的人，實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里高力·葉甫謝耶維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亞特尼茨基、洛米納澤、留京、紅頭髮的什里亞普尼科夫，他還到列夫·鮑里索維奇的「科學院」去過，還有拉舍維奇、揚·加馬爾尼克、盧波爾，他還去研究所找過里亞薩諾夫老頭子，在西伯利亞有兩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裡，還有基輔的斯克雷普尼克、哈爾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噢，還有盧特·菲舍爾，哦……幸虧偵訊員沒有想起主要的一個，要知道當初列夫·達維多維奇和他的關係是不壞的……
我算是爛透了，還有什麼說的。不過，為什麼？他們的罪過不比我的大呀！不過我可是沒有簽字。別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會簽字的。他們都簽字了，你怎麼能不簽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後。就這樣三天三夜不讓人睡覺，然後就開始毆打。是的，反正這一切不大像社會主義。我的黨有什麼必要把我消滅？要知道，當年搞革命的是我們，而不是馬林科夫，不是日丹諾夫，不是謝爾巴科夫。我們對革命的敵人都是毫不留情的。為什麼革命對我們毫不留情？也許，革命就是毫不留情。也許，這不是革命，這個大尉算什麼革命，這是黑幫，是一夥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背也疼，腿也疼，疲憊無力，身子想挺直也挺不起來。頂好能躺到床上，動一動光光的腳趾頭，蹺一蹺腿，撓撓小腿肚子。
「別睡覺！」大尉喝道。就像在發布戰鬥命令。
好像只要克雷莫夫閉一會兒眼睛，蘇維埃國家就會垮了，前線就會崩潰。克雷莫夫一輩子也沒有聽到過這麼多罵人的髒話。
朋友們、親近的助手、秘書、推心置腹的交談者都在搜集他的一舉一動。他越想越害怕：「這是我對伊凡說的，只是對伊凡說過。」「我跟格里沙談過，我和格里沙從一九二〇年就相識。」「這話我和瑪什卡·海爾別爾說過，哎呀，瑪什卡呀，瑪什卡。」
他忽然想起偵訊員說的，他別想等葉尼婭送東西……這是他不久前在囚室里和鮑戈列耶夫說的。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填充克雷莫夫標本呢。
下午，給他端來一缽子湯。他的手抖得厲害，只好彎下頭去，就著缽子的邊兒喝湯，湯匙像敲鼓一樣碰得叮噹響。
「你喝起來像頭豬。」大尉陰沉地說。
後來又是一件大事：克雷莫夫要上廁所。他走在走廊里的時候，已經什麼也不想了，可是，他站在便池前的時候又想了，想的是：幸虧把扣子剪掉了，要不然，手這樣發抖，褲襠還解不開，也扣不上呢。
時間又是一點一點地過去。戴著大尉肩章的國家勝利了。他的頭腦里出現一團濃濃的灰霧。大概，猴子的頭腦里就有這樣的霧。不再有過去和未來，不再有繫著小帶子的檔案夾。只有一個願望：把靴子脫下來，撓撓癢，睡一覺。
那個偵訊員又來了。
「您睡好了嗎？」大尉向道。
「領導不是睡覺，是休息。」偵訊員故意用教導的口吻說。他說的是很久以前軍隊里的一句俏皮話。
「是的，」大尉說，「不過部下眼皮有些腫了。」
就像一個工人來接班，總要看看自己的車床，認真地和上一班工人交換一下意見，偵訊員就是這樣看了看克雷莫夫，看了看辦公桌，說：
「好啦，大尉同志。」
他看了看錶，從抽屜里拿出檔案夾，解開小帶子，翻了翻檔案材料，很有興致、很帶勁兒地說：
「好吧，克雷莫夫，咱們繼續進行。」
於是他們又進行下去。
偵訊員今天問的是戰爭。他在這方面也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克雷莫夫擔負的任務，知道一些團和集團軍的番號，能說出和克雷莫夫一起作戰的一些人的名字，知道克雷莫夫在政治部說過的一些話，知道他對將軍寫的文理不通的便條所提的意見。
克雷莫夫在前方所做的工作、在德軍炮火下做的一些報告、在撤退和艱難困苦的日子裡對士兵們的鼓舞——所有這一切一下子全不存在了。
他成了胡說八道的可憐蟲，成了兩面派，瓦解同志們的鬥志，把不信任和失望情緒傳染給他們。是德國偵察隊幫他越過前線以便繼續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
在重新開始審問的頭幾分鐘裡，睡足了覺的偵訊員那股精神勁頭兒也傳給了克雷莫夫。
「隨您怎樣，」他說，「我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間諜！」
偵訊員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經開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開了檯燈，把藍色的窗簾放下來。
悽厲的、野獸般的叫聲從門外傳來，並且忽然斷了，沒有聲音了。
「好吧，克雷莫夫。」偵訊員說著，又在桌旁坐下來。他問克雷莫夫，是否明白，為什麼從來沒有提升過他的軍銜。他聽到的是不太明確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營級政委，可是您應該是一位集團軍甚至方面軍的軍委委員呀。」
他盯著克雷莫夫，沉默了一會兒，也許，第一次用一個偵訊員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說：
「托洛茨基親口說過您的文章『十分精彩』。如果這個壞蛋奪取了政權，您會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開玩笑的嗎！」
「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來了。」
他以為，克雷莫夫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了，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不過，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拿來問問史達林同志。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義沒有任何關係，他一直反對托洛茨基的意見，一次也沒有贊成過。
最要緊的是脫脫靴子，躺下去，蹺一蹺腫脹的腿，睡一會兒，同時在睡夢中撓撓癢。可是偵訊員很親切地小聲說起來：
「為什麼您不願意幫我們的忙呀？難道問題在於，您在戰前沒有什麼罪行，在被包圍時沒有恢復關係，沒有秘密進行聯繫？……問題要嚴重得多，深刻得多。問題在於黨的新的方針。您要在新的鬥爭階段幫助黨。為此必須拋棄過去的一些見解。這樣的任務只有布爾什維克能夠擔當。所以我要和您談談。」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說，「可以設想，我不自覺地成了敵視黨的觀點的代表。就算我的國際主義和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觀念相矛盾。就算我因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和新的方針、新的人物格格不入。我願意承認，可以承認。不過，至於間諜，破壞……」
「還要這『不過』幹什麼？您瞧，您已經走上正路，承認自己敵視黨的事業。難道形式有什麼意義？如果您承認了最根本的，還要您這個『不過』幹什麼？」
「不，我不承認我是間諜。」
「就是說，您根本不想幫助黨。一談到問題，您就溜進樹林子裡，是這樣嗎？您是狗屎，真不識抬舉！」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來，扯了一下偵訊員的領帶，然後用拳頭在桌上一擂，電話機里有什麼東西叮噹響了一聲，又咕咕了兩聲。他用響亮的嗥叫聲叫了起來：
「你這狗崽子，壞蛋，當我領著人在烏克蘭，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戰的時候，你在哪兒呀？冬天我在沃羅涅日作戰的時候，你又在哪兒？你這壞蛋，到過史達林格勒嗎？難道我對黨一點事情沒有做過嗎？你這副憲兵嘴臉，你就在這兒，在盧比揚卡保衛蘇維埃國家嗎？我在史達林格勒不是保衛我們的事業嗎？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過嗎？你這敗類，高爾察克匪幫打穿了我的左肩，還是打穿了你的左肩？」
然後，他被打了一頓。但不是像在方面軍特別科那樣乾脆利落地打在臉上，而是打得很講究，很科學，很有生理學和解剖學的素養。打他的是兩個穿著新軍裝的年輕人，他對他們喊著：
「你們這兩個壞蛋，應該把你們送到懲戒連去，把你們編進反坦克槍小組……兩個逃兵……」
他們自顧自打著，既不生氣，又不發狂。似乎他們打得不夠狠、不夠猛，但是這種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靜地說出的卑鄙話，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裡流出血來，雖然一次也沒有打到他的牙齒，這血也不是從鼻子裡，不是從牙花子，不是從咬破的舌頭裡流出來的不像在阿赫圖巴那樣……這是從肺部深處流出的血。他已經不記得他在哪兒，不記得他是在做什麼……他上面又出現了偵訊員的臉。偵訊員指著掛在桌子上方的高爾基畫像，問：
「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說什麼來著？」
接著又像個教師似的用教導的口吻回答說：
「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然後他看到天花板上的電燈，看到一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偵訊員說，「那就用不著休息了。」
一會兒，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聽著明白易懂的教導：
「咱們就這樣坐上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咱們就來乾脆的：就算您沒有任何罪行，但我對您說什麼，您就全寫下來。這樣就不會再打您了。明白嗎？也許，特別會議會審判您，但是不會打您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您以為，您挨打，我就舒服嗎？我們可以讓您睡覺。明白嗎？」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談話還在進行著。似乎再沒有什麼能夠使克雷莫夫震驚，使他脫離昏昏沉沉的迷糊狀態。但是，他聽著偵訊員的一番新的說法，還是驚愕得半張開嘴巴，抬起頭來。
「所有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經忘記，」偵訊員指著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說，「可是您在史達林格勒戰役期間對祖國的可恥背叛行為，是不會被忘記的。有見證人，也有材料可以證實！您在被德軍圍困的『6-1』號樓里進行活動，瓦解戰士們的政治覺悟。您鼓動熱愛祖國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國，企圖動員他投向敵方，司令部和黨派您到這座樓房裡去擔任作戰政委，您辜負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負了黨的信任。您進入這座樓房之後，擔當了什麼角色？竟做了敵人的間諜！」
快到天亮時候，又把克雷莫夫打了一頓。他覺得自己仿佛沉進溫暖的黑色牛奶中。又是那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擦著注射器的針頭，點了點頭。又聽見偵訊員說：
「既然醫生認為沒關係，就沒什麼。」
他們面對面坐著。克雷莫夫看著對方的疲憊的臉，覺得奇怪的是，痛恨的心情消失了：難道是他曾經抓住這個人的領帶，想把這個人勒死？現在克雷莫夫心中又出現了同這個人的親近感。桌子已經不能把他們分開，坐在一起的是兩個同志，兩個苦命人。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那個槍斃以後沒死、穿著血糊糊的襯衣從夜晚的秋日原野回到方面軍特別科的人。
「這也是我的命運，」他想道，「我也無處可去。已經晚啦。」
後來他又要求上廁所，後來昨天的那個大尉又來到，把窗簾拉起，把燈熄了，抽起煙來。
於是克雷莫夫又看到白天的亮光，陰森森的，好像不是來自太陽，來自天上，而是來自內部監獄的灰色磚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