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三十一
弗拉基米羅芙娜在一天裡收到三封信：兩封是兩個女兒寫來的，一封是外孫女薇拉寫來的。
她還沒有把信打開，只是從筆跡認出是誰的來信之後，就知道信里沒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經驗告訴她，孩子們大都不喜歡給做母親的寫信報告高興的事。
三方面來信都請她去：柳德米拉請她上莫斯科，葉尼婭請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請她上列寧斯克。這些邀請向弗拉基米羅芙娜證實了，兩個女兒和外孫女的日子都不好過。
薇拉在信里寫到父親，說黨內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折騰得筋疲力盡。他曾經奉人民委員部的命令去古比雪夫，幾天前才從古比雪夫回到列寧斯克。薇拉在信中說，父親從古比雪夫回來，憔悴不堪，他在發電站堅持戰時工作期間都不像這樣憔悴。他的問題在古比雪夫一直沒有解決，命令他回來，參加恢復發電站的工作，但是告訴他，還不知是否能讓他留在發電站人民委員部系統。
薇拉準備和父親一起從列寧斯克上史達林格勒去，現在德國人已經不打炮了。市中心還沒有收復。去過市內的人說，原來弗拉基米羅芙娜住的房子，只剩了骨架，房頂已經塌了。父親在發電站住的房子還是完好的，只是石灰剝落了，窗玻璃沒有了。父親和薇拉帶小孩子還可以住這所房子。
薇拉寫到兒子。弗拉基米羅芙娜看著信都覺得奇怪，小丫頭、小外孫女薇拉竟像個大人一樣，用一個婦人，甚至是婆婆媽媽的口氣寫起自己的小孩子的胃病、皮疹、睡覺不安寧、新陳代謝失調。這一切薇拉應該說給丈夫、媽媽聽，可是現在她卻寫信告訴外婆。她沒有丈夫，也沒有媽媽了。
薇拉提到安德列耶夫，提到他的兒媳婦娜塔莉亞，提到小姨葉尼婭，說父親在古比雪夫曾經見到她。她沒有說自己的事，好像外婆對她的事不感興趣。
她在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道：
「外婆，發電站的房子很大，夠咱們住的。我懇求您：來吧。」
薇拉在信里沒有寫出的，竟用這種突然呼叫的方式表現出來。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寫道：
「我看不出我活著有什麼意思。托里亞不在了，維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們沒有我也能活下去。」
柳德米拉從來沒有給媽媽寫過這樣的信。弗拉基米羅芙娜明白，女兒和丈夫的關係真的出現了裂痕。柳德米拉請媽媽上莫斯科，這樣寫道：
「維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可是他一向對您比對我更樂意說心裡話。」
再往下是這樣的話：
「娜佳現在心思深了，有什麼事都不和我說了。現在這成了我們家的風氣……」
葉尼婭的信卻使人一點也摸不清頭腦，信里都是一些含糊話，暗示有很大的麻煩和不幸。她請媽媽上古比雪夫去，同時又寫著，她有急事要上莫斯科去一趟。葉尼婭還在信里對媽媽說起里蒙諾夫，說他說了不少稱讚媽媽的話。她說，媽媽如果見到他，會感到高興的，他是一個很聰明、很風趣的人，但是在信里又說，里蒙諾夫上撒馬爾罕去了。簡直叫人不懂：弗拉基米羅芙娜上古比雪夫，怎麼會見到他？
只有一點是明白的，所以弗拉基米羅芙娜一看完這封信，就在心裡說：「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
三封信使弗拉基米羅芙娜十分激動。三封信都問到她的健康，問她的房間裡是不是暖和。這種關懷使她很感動，雖然她明白，年輕人沒有考慮她是不是需要她們。她們是需要她的。不過，也許不是這樣。為什麼她不向女兒求助，為什么女兒向她求助呢？要知道，她現在孤孤單單，又老，又無家可歸，兒子和一個女兒死了，謝廖沙又沒有音信。她干工作越來越吃力了，心口經常作疼，頭經常發暈。她甚至向廠里的技術領導人要求過，要求從車間調到實驗室，她一天到晚在機器中間走來走去取檢驗樣品，實在吃不消。下了班她要站隊買東西，回到家裡還要生爐子，做飯。而生活又是這樣艱難，這樣困苦！站隊還算不了什麼。更糟的是空空的店鋪門前沒有人站隊。更糟的是，她回到家裡，不做飯，也不生爐子，就餓著肚子睡到又潮濕又冷的被窩裡。
周圍的人日子過得都很艱難。從列寧格勒疏散出來的一位女醫生，對她說過怎樣帶著兩個小孩子在離烏法一百公里的村子裡度過了一個冬天。她住在原來被劃為富農的人的空房子裡，窗玻璃沒有了，房頂拆掉了。她天天要到六公里之外去上班，要經過樹林，有時在黎明時候在樹叢里會看到綠瑩瑩的狼眼睛。村子裡的人都很窮，莊員都不願意幹活兒，說不論怎麼幹，反正糧食都要被弄走，因為農莊裡欠的公糧總是繳不清。鄰居的男人上了前線，老婆帶著六個孩子在家裡過吃不飽的日子，六個孩子只有一雙破氈靴。女醫生還對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她買了一隻母山羊，夜裡有時趟著很深的雪到很遠的田野里去偷蕎麥，從雪底下往外扒沒有收淨的發霉的乾草。她說，她的兩個孩子因為在鄉下聽了不少粗野的罵人的話，也學會了罵娘，所以喀山小學的一位女教師對她說：「我第一次見到一年級學生像個醉漢一樣罵娘，還是列寧格勒來的孩子呢。」
現在弗拉基米羅芙娜住在維克托原來住的小房間裡。寬敞的堂屋裡住的是二房東夫婦，也就是本來的租戶，他們在維克托一家離開之前原是住在偏房裡的。二房東夫婦是很不安生的人，常常因為家庭瑣事爭吵。
弗拉基米羅芙娜很生他們的氣，不是因為他們吵鬧得不安寧，而是因為他們向她這個遭難的苦老婆子要的房租太高，這麼一個小房間，每月房租二百盧布，占她的工資的三分之一還多些。她覺得，這些人的心腸是用膠合板和白鐵做成的。他們想的只是吃的和用的東西。從早到晚談的都是素油、醃肉、土豆、在舊貨市場上買的和賣的東西。夜裡他們嘁嘁喳喳地說話。二房東太太對丈夫說，住在這房子裡的一個做工長的鄰居，從農村弄來一口袋白白的瓜子和半口袋玉米，又說今天集市上賣的蜂蜜很便宜。
二房東太太尼娜很漂亮，高高的個子，苗條的身段，灰色的眼睛。結婚之前她在工廠工作，參加過業餘文藝活動，演過歌劇，也演過話劇。二房東謝苗·伊凡諾維奇在軍事工廠工作，是一名鍛工。年輕時候他在驅逐艦上工作過，是太平洋艦隊中量級拳擊冠軍。現在這對夫婦當年的英姿似乎成了不可思議的了——謝苗·伊凡諾維奇早晨在上班之前就餵鵝，給小豬煮食兒，下班回來就在廚房裡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說說工廠里的司機怎樣從遠地的農莊裡弄來麵粉、雞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搶著說自己的無數病症，還說她怎樣經常去找名醫，說她怎樣拿毛巾換豆角，說鄰居一個婦女向一個疏散出來的女子買了一件馬皮上衣和五個小碟子，說怎樣煉豬油和混合油。
他們是不壞的人，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和弗拉基米羅芙娜談起過戰爭，沒有談過史達林格勒，沒有談過蘇聯情報局的戰報。
他們又憐憫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羅芙娜，因為女兒走後，沒有了科學院的定量供應，她就經常處於半飢餓狀態。她沒有糖，沒有油，喝的是白開水，菜湯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連小豬都不肯喝這種湯。她沒有錢買木柴。她也沒有東西賣。她的窮困使二房東夫婦感到不快。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羅芙娜聽到尼娜對丈夫說：「昨天我只好給老婆子一張烙餅，當著她的面吃東西，她餓著肚子坐在那兒看著，實在叫人不舒服。」
夜裡弗拉基米羅芙娜睡不好。為什麼謝廖沙沒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來睡的鐵床，似乎女兒夜間的預感和思緒都傳給了她。
人多麼容易死。活下來的人多麼痛苦。她想著薇拉。薇拉的丈夫也許死了，也許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親很苦惱，件件事情都不順心……但就連死亡和痛苦都沒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維克托之間的隔閡，讓他們親密起來。
晚上，她給葉尼婭寫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裡，她為葉尼婭難過起來：真是一個可憐的丫頭，她現在日子過得多麼不安寧，今後會怎麼樣呀。
維克托的媽媽，索菲亞·列文頓，謝廖沙……契訶夫是怎麼寫的：「米修斯，你在哪兒呀？」 [3]
「到十月革命節要把鵝殺了。」謝苗·伊凡諾維奇說。
「我拿土豆餵鵝，為的是把鵝殺了嗎？」尼娜說。「你聽我說，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爛了。」
他們總是談這樣那樣的東西，他們生活的天地里充滿了東西。在這個天地里沒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鉛丹、米、鈔票。他們是勤勞而誠實的人，所有的鄰居都說，尼娜和謝苗·伊凡諾維奇從來沒有拿過別人的一文錢。但是他們既不關心一九二一年伏爾加地區的飢餓，也不關心醫院裡的傷兵、瞎眼的殘疾人、大街上無家可歸的孩子。
他們和弗拉基米羅芙娜截然不同。他們對人、對共同事業、對別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卻常常想著別人，為別人操心，常常因為一些跟自己、跟家裡人無關的事情十分憤怒，或者非常高興……普遍集體化時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為丈夫而進勞改營的一些婦女的遭遇、進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們的遭遇、德國人殺害俘虜、軍事上的挫折和失利，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寧，就像她自己家裡遭遇了不幸。
她這一點，不是她讀過的好書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來自她出身的民意黨人家庭的傳統。她就是這樣，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她沒有錢，到發工資還有六天。她沒有東西吃。她的全部財產可以用一塊手帕包起來。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沒有想過在史達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燒掉的東西，沒有想過家具、鋼琴、茶具、丟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沒有心疼被燒掉的書。
而且，她竟遠離思念著她的親人，跟志趣迥異的人住在一座房子裡，這也有點兒奇怪。
在收到親人來信之後的第三天，卡里莫夫來找弗拉基米羅芙娜。
她見他來了，十分高興，請他一塊兒喝用野薔薇煮的開水。
「您收到莫斯科來信很久了嗎？」卡里莫夫問道。
「才三天。」
「是這樣，」卡里莫夫說，並且笑了笑，「我是想問問，從莫斯科來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郵戳。」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卡里莫夫仔細看了看信封，憂慮地說：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來，似乎信走得慢對他有一種特別的意義。
「據說，這是因為檢查，」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天天信很多，無法及時檢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臉上看了看。
「這麼說，他們在那兒一切順利，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嗎？」
「您的氣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認別人的責難似的，急忙說：
「您說的不對！恰恰相反！」
他們談起前方的戰事。
「連孩子們都明白，現在戰爭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卡里莫夫說。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羅芙娜笑了笑，「現在連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聖人都認為，德國人一定會勝利。」
卡里莫夫忽然問道：
「您一個人過日子，大概很困難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爐子。」
她沉思起來，皺起眉頭，就好像卡里莫夫問的問題很複雜，一下子回答不上來。
「您是來問我生爐子是不是困難的嗎？」
他搖了幾下頭，後來沉默了很久，一面看著放在桌上的兩隻手。
「最近把我傳了去，詢問我們在這兒聚會和談話的情形。」
她說：
「那您幹嗎不說？幹嗎要說什麼爐子？」
卡里莫夫注視著她的眼神，說：
「當然，我不能否認，我們談過戰爭，談過政治。如果說四個成年人僅僅談電影，那是可笑的。當然，我說，我們不論談什麼，我們說的都是蘇聯愛國主義者該說的話。我們都認為，人民在黨和史達林同志領導下一定會取得勝利。總的來說，問的問題還不是帶有敵意的。但是過了幾天，我擔心起來，簡直睡不著覺。我仿佛覺得，維克托出了什麼事情。而且，馬季亞羅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師範學院去，有十天了。這兒的學生等著他上課，可是不見他回來，系主任往古比雪夫發了電報，可是沒有回音。我夜裡躺在床上，腦子裡直翻騰。」
弗拉基米羅芙娜沒有作聲。
他小聲說：
「真不得了，幾個人在茶餘酒後說說話兒，就要懷疑，就要傳訊。」
她沒有作聲。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懇求她說話，因為他已經把一切都對她說了。可是她沒有說話，於是卡里莫夫覺得，她沒有說話是要讓他明白：他沒有把話全說出來。
「事情就是這樣。」他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沒有作聲。
「哦，我忘了，還有呢，」他說，「他，也就是那個同志，還問：『你們談過言論自由的問題嗎？』是的，談過這方面的問題。哦，還有，後來忽然問我，是不是認識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維克托也從來沒有對我說起過她。我就是這樣回答的。後來又問：維克托是否和我個人談過猶太人的地位問題？我問：『為什麼偏偏和我談？』他們回答說：『您要知道，您是韃靼人，他是猶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經告過別，穿著大衣、戴著帽子站在門口，用手指頭敲著當初柳德米拉從裡面抽出報告兒子受重傷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不過，很奇怪，這跟葉尼婭有什麼關係？」
當然，不用說，不論卡里莫夫，不論她，都無法回答：為什麼喀山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要問住在古比雪夫的葉尼婭以及在前方的她原來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羅芙娜，她經常聽到一些類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覺察到說話的人有話沒有說完。她也不想給維克托發出警告，她知道，這沒有任何用處，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弔膽。她也不想猜測，是哪一個參與閒談的人把話說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這樣的人是很難的，有時到末了這種事恰恰是最不受懷疑的人幹的。內務部門的案子有時是在無意中釀成的，比如，因為信里一句含含糊糊的話，一句笑話，因為不小心在廚房裡當著鄰居的面說的一句話；這樣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為什麼偵訊員忽然向卡里莫夫問起葉尼婭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著。她很想吃東西。從廚房裡飄來油餅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餅，還有洋鐵盤子的叮噹聲，謝苗·伊凡諾維奇安靜的說話的聲音。天啊，她多麼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湯簡直是泔水湯，她沒有喝完，現在覺得十分可惜。吃的念頭截斷別的念頭，把別的念頭攪亂了。
第二天早晨她來到工廠，在門口崗棚里遇到廠長的秘書，是一個上了年紀、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時候，請到我這兒來一下。」女秘書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很驚奇：難道廠長這樣快就答應了她的請求？她在工廠的院子裡走著，心中忽然出現了一個想法，隨即就把這個想法說出口來：
「在喀山住夠了，我回家去，上史達林格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