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二十九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達林斯基第一次走進攻的道路，他在追趕向西挺進的坦克部隊。在雪地里，田野上，道路兩旁，到處是燒毀和打壞的德軍坦克、大炮、圓頭的義大利載重汽車，到處是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屍體。
死亡與嚴寒為觀看者保留著敵軍覆滅的場面。混亂、驚慌、痛苦——這一切都印在雪上，凝凍在雪裡，在冰雪中保留著機器和人在大路上倉皇奔逃的最後掙扎和絕望情景。
甚至炮彈爆炸的烈火與硝煙，煙氣騰騰的篝火，也印在雪上，成為一個個烏黃色斑點、一片片黃色和褐色冰凌。
蘇聯部隊向西挺進，一群群俘虜向東移動。
羅馬尼亞人穿的是綠色軍大衣，戴的是高高的羊皮帽。他們顯然不像德國人那樣怕冷，達林斯基看到他們，不覺得這是打垮的軍隊的士兵，覺得這是一大群一大群疲憊無力的、飢餓的農民，戴著演戲用的皮帽。大家都在嘲笑羅馬尼亞人，但是對他們卻沒有仇恨，而是用一種憐憫和鄙視的目光看待他們。後來他看到，大家對義大利人更沒有什麼仇恨。
使人仇恨的是匈牙利人、芬蘭人，尤其是德國人。
德國俘虜的樣子是最糟的。
他們的頭上和肩膀都裹了破棉被。他們的腿從靴子以上都裹了破布片和麻袋片，用鐵絲和繩子捆著。
不少人的耳朵、鼻子、臉上都有凍成瘡的黑斑。腰上掛的飯盒叮噹響著，像是戴著鐐銬。
達林斯基看著一具具顧不得羞臊露出癟下去的肚子和生殖器的屍體，看著一張張被草原冷風吹得通紅的押隊戰士的臉。看著雪野上被打得歪七扭八的德軍坦克和汽車，看著凍僵的死人，看著被押著向東走去的人們，產生了一種複雜而奇怪的感情。
這是報應。
他想起一些故事，說德國人怎樣譏笑俄羅斯農舍的寒磣，帶著厭惡而驚訝的表情打量小孩子的搖籃、爐灶、瓦盆、木桶、牆上的畫、黏土捏的花公雞，打量那些看到德國坦克就逃走的孩子們出生和成長的可親可愛的天地。
汽車司機用好奇的口吻說：
「您瞧，中校同志！」
四個德國士兵用軍大衣抬著一個士兵。從他們的臉和繃緊的脖子可以看出來，他們不要多久也會倒下去的。他們搖來晃去地走著。他們裹的破布脫落到腳上，雪粒子擊打著他們失神的眼睛，凍僵的手指頭死死抓住軍大衣的邊兒。
「德國佬完蛋啦。」司機說。
「這可不是我們請他們來的。」達林斯基陰沉地說。
可是過了一會兒，一種幸福感一下子向他襲來：在茫茫的雪霧中，在沒有開墾的草原上，一隊隊蘇軍坦克向西開去，是T-34型坦克，又兇猛，又快，又堅固……
一個個坦克手頭戴黑色盔形帽，身穿黑色小皮襖，從艙口裡探出半個身子，朝外張望著。他們在遼闊無垠的草原上，在茫茫雪霧中奔馳，身後留下一團團模模糊糊的雪的浪花——幸福和自豪的感覺使他激動得喘不過氣來……
煉成了鋼鐵的又威風又沉痛的俄羅斯向西奔去。
在進一個村子的時候出現了阻塞。達林斯基下了汽車，從排成兩排的汽車和蓋了帆布的火箭炮旁走過去……一群俘虜正跨過這條道路朝大路上去。從小汽車上走下來一位上校，頭戴銀灰色羊羔皮帽。能戴這種帽子的，要麼是集團軍司令，要麼和前方軍需官十分要好。上校看著俘虜。押隊士兵朝俘虜們吆喝著，揮舞著自動步槍。
「快點兒，快點兒，快走！」
有一道無形的牆把俘虜和汽車司機、紅軍戰士隔開，有一種比草原酷寒更厲害的酷冷使眼睛不能對著眼睛。
「長尾巴的，小心點兒，小心點兒。」有一個笑著的聲音說。
有一個德國兵爬著過大路。露出一團團棉花的破棉被拖在他身後。他急急忙忙地爬著，不停地倒動著胳膊和腿，連頭也不抬，好像在聞腳印子。他朝著上校爬來，站在旁邊的司機說：
「上校同志，他會咬您的，真的，他專門瞄著您。」
上校朝旁邊跨了兩步，等德國兵爬到他跟前，他用靴子一踢。這不太用勁兒的一踢，足可壓倒俘虜兵那麻雀一般的力氣。俘虜兵的胳膊和腿都伸開了。
他從下面朝踢他的人看了看：在他的眼睛裡，就像要死的羊的眼睛裡那樣，沒有責難的神情，甚至也沒有痛苦，只有溫順。
「還爬呢，哼，還想侵略呢。」上校一面說，一面在雪上擦著靴底。
在觀看的人群里掠過一陣輕輕的笑聲。
達林斯基感覺他的頭腦一陣迷糊，感覺到已經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又認識又不認識的另一個人，一個什麼也不含糊的人在支配著自己的行動。
「上校同志，俄羅斯人不打倒下的人。」他說。
「依您看，我是什麼人，不是俄羅斯人嗎？」上校問。
「您是惡棍。」達林斯基說。他看到上校朝他走來，就搶在上校發火和威嚇之前，高聲說：「我姓達林斯基！達林斯基中校，史達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作戰科監察員。我對您說的話，我願意在方面軍司令面前，面對軍事法庭再說一說。」
上校恨恨地對他說：「好吧，達林斯基中校，您等著瞧吧。」便朝一旁走去。
幾名俘虜把躺在地上的俘虜拖到一邊。很奇怪，不論達林斯基把臉轉向哪一邊，他的眼睛總是和擠成一堆的俘虜們的眼睛碰到一起。好像他有什麼東西吸引著他們。
他慢慢朝汽車走去，聽到有一個譏笑的聲音說：
「德國佬有了衛士啦。」
不久達林斯基又上了車往前走，迎面又有一群群穿灰衣的德國俘虜和穿綠衣的羅馬尼亞俘虜走來，常常影響汽車開動。
司機側眼看著達林斯基抽菸時抖動的手指，說：
「我一點也不可憐他們。我可以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槍斃。」
「好啦，好啦，」達林斯基說，「你要槍斃他們，最好是在一九四一年，在你像我一樣，被他們打得頭也不回地逃跑的時候。」
一路上他再也沒有說話。不過那個俘虜的事並沒有使他一心向善。他該有的善心好像已經消耗完了。
當初他上亞什庫時走過的加爾梅克草原和今天走的道路多麼不同呀。
難道那是他站在沙漠的霧中，站在巨大的月亮底下，望著潰逃的紅軍，望著一匹匹駱駝一伸一曲的脖子，思慮著俄羅斯土地那最後的邊沿上所有親愛的軟弱可憐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