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車，把灰色的盧比揚卡峽谷打量了一遍。因為長時間的飛機馬達聲，因為眼前不停地閃過一片片收割完畢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條條小河、一片片樹林，因為心中交替地閃過失望、信心、灰心，這會兒頭腦里在轟轟作響。
門開了。他進入窒息人的官氣和瘋狂的官場嚴密統治的世界，進入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在戰爭之外，與戰爭無關，又在戰爭之上。
在一個悶人的空房間裡，在探照燈似的明亮的燈光下，叫他脫光了衣服。在一個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體的時候，他打著哆嗦想道，戰爭的沉雷和鋼鐵都沒有打亂這不知羞恥的手指頭一絲不苟的動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紅軍戰士，在防毒面具里留下進攻前寫好的字條兒：「我是為幸福的蘇聯生活死的，家裡還有老婆和五個孩子。」被燒死的坦克手，渾身黑糊糊的，一縷縷頭髮粘在年輕的頭上；成千上萬人民的軍隊，穿過森林和沼地，開炮，打機關槍……
那手指頭還在摸著，又鎮定，又平靜，可是政委克雷莫夫還在炮火下呼喊過：「怎麼，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衛蘇維埃祖國！」
「轉過身去，彎下腰，兩腳分開。」
然後，他穿起衣服照相，敞著領口照，板著面孔照，帶著表情照，從正面照，從側面照。然後，他在心裡狠狠地罵著娘，在一張紙上蓋了手印兒。然後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員把他褲子上的紐扣剪下來，又拿走他的腰帶。
然後他乘著燈光明亮的電梯上去，順著鋪了地毯的長長的、空蕩蕩的走廊朝前走去，經過一個個帶圓孔的門。外科診所病房。癌外科診療室。空氣是暖和的，是帶有官氣的，被電燈照得通亮。這是診斷社會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誰把我關進來的？」
在這窒悶、不通風的空氣中很難思考什麼。夢、清醒、過去、未來全都攪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覺……我是不是有過媽媽？也許，我從來沒有媽媽。葉尼婭也是可有可無的了。松樹頂上的星星，搶渡頓河，德國人的綠色照明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每一個門裡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個共產黨員，莫斯托夫斯科伊這會兒在哪兒，頭轟轟直響，難道是格列科夫朝我開槍，捲髮的格里高力·葉甫謝耶維奇，共產國際主席，在這走廊上走，多麼難聞、多麼悶人的空氣，多麼討厭的探照燈光……格列科夫朝我開槍，特別科的壞傢伙打我一拳，德國人朝我開槍，不知明天我會怎樣，我向你們發誓，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只有瞎編，好樣的老頭子在十月革命節在斯皮里多諾夫那兒唱起歌兒，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當年是這座房子的當家人，亨利·亞戈達，還有明仁斯基，後來就是小個子、綠眼睛的彼得堡無產者葉若夫，現在是又和藹又精明的貝利亞，當然，當然，我們見過面，我們唱過「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只有瞎編，難道要把我槍斃？……
在筆直的走廊里走，而生活是亂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溝、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莊稼，擠著走，繞著走，當命運筆直的時候，就直著走，走廊，走廊，走廊里有很多門。
克雷莫夫從容不迫地走著，不快也不慢，好像押著他的士兵不在他後面，在他前面。
他一來到盧比揚卡監獄，就產生了一種不同的感覺。
「點的軌跡。」他在按指印兒的時候，這樣想道。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樣想，雖然正是這個念頭表達了他的新的感覺。
所以產生新的感覺，是因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如果他要喝水，會讓他喝個夠，如果他心臟病發作，突然跌倒在地，也會有醫生給他打針搶救。可是他已經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覺到這一點，雖然他還不理解這一點。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來那樣穿衣，吃飯，買票看電影，思考，睡覺，總是感覺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來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靈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黨齡不同，刊登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與眾不同，各種各樣的習慣與眾不同，氣派與眾不同，和共青團員或區委書記、工人、老黨員、老朋友、求助者談話的語調也不同。如今他的身體像人的身體，行動和思維像人的行動和思維，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為人的實質、他的尊嚴、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進一間囚室。囚室長方形，光溜溜的鑲木地板，有四張床，鋪得平平展展，被子連褶都沒有，他頓時感覺出來：三個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著這第四個人。
他們是人，至於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他不知道，他們對他敵視還是漠視，他不知道，但是他們對他的好態度、壞態度、冷漠態度，都是人對人的態度。
他坐到給他指定的床上，那三個人坐在床上，膝頭放著打開的書本，都一聲不響地看著他。他似乎已經失去的美好、可貴的感覺又回來了。
有一個人大塊頭，寬額頭，凸凸的臉，低低的肥厚的額頭上面是密密的鬈髮，白了的和沒有白的，像貝多芬那樣蓬亂。
另一個是老頭子，兩手像紙一樣白，光禿的頭頂和臉部顯得骨骨稜稜的，就好像雕在金屬上的淺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還有一個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張床上，模樣很和藹，因為剛剛摘下眼鏡，鼻樑上還帶著紅紅的印子，這人又可憐，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頭，微微笑了笑，搖了搖頭，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著呢，不能說話。
頭髮蓬亂的人第一個開口說話。
「好吧，」他慵懶然而很和善地說，「我就代表大家歡迎部隊來的人。敬愛的同志，您是從哪兒來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
「從史達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衛戰的參加者，真是高興。歡迎光臨寒舍。」
「您抽菸嗎？」白臉老頭子很快地問道。
「我抽菸。」克雷莫夫回答說。
老頭子點了點頭，就低下頭看書。
這時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視的人說：
「是這樣的：我沒有給同志們創造方便，我說我不抽菸，就不發給我。」
他問道：
「您離開史達林格勒很久了嗎？」
「今天早晨還在那裡。」
「哦……哦……」那個大個子說。「乘飛機來的嗎？」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說。
「您說說，史達林格勒怎麼樣？我們沒有訂到報紙。」
「您想吃飯，是嗎？」和善而近視的人問道。「我們已經吃過晚飯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說。「德國人拿不下史達林格勒。現在這已經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這一點。」大個子說。
老頭子砰的一聲把書合上，向克雷莫夫問道：
「看樣子，您是共產黨員吧？」
「是的，是黨員。」
「小聲，小聲，只能用小聲說話。」和善而近視的人說。
「說到黨員身份也要用小聲。」大個子說。
克雷莫夫覺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這個人：這是莫斯科有名的報幕員。當年克雷莫夫帶妻子上圓柱大廳參加音樂會，看到他在舞台上。現在卻在這兒見面了。
這時候門開了，看守的士兵往裡面看了看，問：
「誰是『卡』，跟我走！」
大個子回答說：
「我是卡，卡茨涅林鮑肯。」
他站起來，用手指頭梳了梳亂蓬蓬的頭髮，便不慌不忙地朝門口走去。
「這是提審他。」近視的鄰床犯人說。
「為什麼說『卡』？」
「這是規矩。前天看守來喊他，就說『誰是卡茨涅林鮑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們都笑了。」老頭子說。
「你這個老會計，因為什麼也到這兒來啦？」克雷莫夫在心裡說。「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們開始睡了，可是強烈的光依然亮著。克雷莫夫覺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視著他卷裹腳布，往上提長襯褲，撓胸膛。這是一種專用的燈光，不是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為了能看清他們的活動。如果在黑暗中觀察他們更方便的話，就讓他們待在黑暗中了。
老會計臉朝牆躺著。克雷莫夫和鄰床的近視的人在小聲說話，誰也不看誰，而且用手捂著嘴，免得看守的士兵看到他們的嘴巴在動。他們不時地看看旁邊空著的床。不知為什麼他們在為受審的報幕員擔心。近視的人說：
「我們在牢房裡都變成兔子了。就像童話里說的，神仙用手一指，人就變成兔子。」
他說起同囚室的人。
老頭子也許是社會革命黨，也許是社會民主黨，也許是孟什維克，他的姓是德列林格。克雷莫夫過去在什麼地方聽說過這個人。德列林格在監獄、政治隔離室、勞改營里過了二十多年，接近當年莫羅佐夫、諾沃魯斯基、弗羅連科、菲格納在施呂瑟爾堡要塞度過的年限。現在把他押回莫斯科，是因為他又作案：他在勞改營里想就農業問題對被劃為富農的犯人作報告。
報幕員和德列林格有同樣漫長的獄齡。二十多年之前，他開始在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手下工作，後來又在亞戈達領導的國家政治保安局，在葉若夫領導的內務部，在貝利亞領導的國家安全部工作。他有時在中央機關工作，有時主持大規模的勞改營建設。
克雷莫夫原來也錯看了和自己說話的這位鮑戈列耶夫。這位難友原來是一位藝術理論家，古董鑑賞專家，有時還寫詩，不過他的詩從來沒有發表過，因為不符合時代要求。
鮑戈列耶夫又小聲說：
「可是現在，您要知道，什麼都完了，完了，我也變成了兔子。」
多麼荒唐，多麼可怕呀，世界上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搶渡布格河、第聶伯河，只有在皮里亞京被圍困，只有奧夫魯奇沼地、馬馬耶夫岡、「6-1」號樓，只有政治匯報、彈藥消耗、政工人員負傷、夜間突擊、在戰鬥中和行軍時的政治工作、試射、坦克襲擊、火箭炮、總參謀部、重機槍……
在同一世界、同一時間裡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夜間的審訊、起床號、點名、被押著上廁所、發香菸、搜查、對質、偵訊員、特別會議的決定。
但是這種情形、那種情形都有。
但是為什麼他似乎覺得獄友失去自由、住在內部監獄的囚室里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他，克雷莫夫，住在這囚室里、睡在這床鋪上就是荒唐的、毫無道理的、不可思議的？
克雷莫夫急不可待地要談談自己。他忍不住說：
「我老婆離開我了，沒有人給我送東西。」
大個子肅反工作人員「卡」的床鋪直到早晨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