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四十三

安東·赫麥爾科夫有時從心底里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晚上，他躺在床上，聽著特羅菲姆·茹琴科的笑聲，感到發冷，難受，心慌。 茹琴科的手指頭又粗又長，正是這雙手天天關上毒氣室的密閉的門。他的手好像從來沒有洗過，當他伸手到麵包籃子裡去拿麵包的時候，實在令人感到厭惡。 茹琴科每天早晨出去值班，等著人群排著隊從鐵路那邊走來的時候，感到無比的興奮。他總覺得人流移動得慢得不得了，常常扯著嗓子發出尖細的、焦急的叫聲，上下頜輕輕哆嗦著，就好像小貓注視著玻璃窗外的麻雀。 此人便是赫麥爾科夫心裡不安的原因。當然，赫麥爾科夫也可以喝酒，也可以醉醺醺地拿站隊等候的女人取樂。有一處狹窄的通道，監督隊的工作人員可以從這裡進脫衣室去挑選女人。男人畢竟是男人。赫麥爾科夫有時也挑選一個大姑娘或者小媳婦，帶到無人的棚屋隔間裡，過半個鐘頭再帶回去交給押解人員。他不說話，女人也不說話。不過，他來到這裡，不是為了女人和酒，不是為了華達呢馬褲和細皮的軍官靴。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他被俘了。德國人用槍托子劈頭蓋臉地打他，他害痢疾，穿著破靴子被趕著在雪地里走，給他喝黃黃的漂著機油的水，他用手指頭撕死馬身上發黑髮臭的肉，他吃臭大頭菜和爛土豆皮。他所選擇的只有一點——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別的，他躲過了十來次死亡，沒有餓死，沒有凍死，他不想死於痢疾，不想頭上帶著九克重的彈頭倒下去，不想害浮腫，讓水腫從腳下一直攻入自己的心臟。他不是罪犯，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髮師，不論親戚、同院的鄰居、同行，還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熏魚、打牌的朋友，從來沒有誰認為他不好。他也認為，他和茹琴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是有時他覺得，他和茹琴科之間的區別是微不足道的；乾的反正都是一樣的事情，至於懷著什麼心情去干，一個高興，一個不高興，又有什麼要緊？ 可是他卻不知道，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為茹琴科的罪惡最大。他所以覺得茹琴科可怕，是因為茹琴科的天生的、可怕的變態在為他的行為辯護。而赫麥爾科夫卻不是變態人，他是正常的人。 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時期，對於一個還想做人的人來說，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選擇——就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