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二十七
黨中央委員會研究了國內科研工作的狀況。都說，黨現在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物理學、數學和化學的發展上。
中央委員會認為，科學應當面向生產，應當接近現實，同現實有更密切的聯繫。
據說，史達林同志參加了會議，他像往常一樣，一隻手握著菸斗，在大廳里走來走去，不時地帶著沉思的神氣停下來，不知是傾聽與會者的發言，還是傾聽自己心裡的話。
與會者尖銳地批評了唯心主義和輕視本國哲學和科學的傾向。史達林在會議上有兩次插話。當謝爾巴科夫發言，贊成對科學院的預算進行限制的時候，史達林搖了搖頭，說：
「搞科學不是做肥皂。我們對科學院不進行限制。」
第二次插話是在會上有人談到唯心主義理論的害處和一部分科學家過分崇拜西方科學的時候。史達林點點頭，說：
「應當好好保護我們的人，決不能實行專制殘暴統治。」
被邀參加這次會議的科學家們，對朋友們說了說史達林的情形，叫朋友們保證不要說出去。過了三天，整個莫斯科科學界人士便在幾十個家庭和朋友圈子裡小聲議論起會議上的情形。
很多人小聲傳說著，說史達林已經白了頭，說他的嘴裡一口黑牙，牙齒已經壞了，說他的手很好看，手指頭細細的，因為出過天花，臉上還有麻子。
聽到這些話的人警告未成年人說：
「小心，你要是亂說，不僅要害了自己，還會害了咱們全家。」
大家都認為，科學家們的狀況將會大大地改善。史達林說的關於專制殘暴制度的話，使人產生很大的希望。
過了幾天，著名的植物遺傳學家切特韋里科夫被逮捕了。關於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傳說：有的說他是間諜；有的說他在出國期間常常和俄國流亡分子會面；有的說他的德國裔妻子在戰前常常和住在柏林的妹妹通信；有的說他企圖推廣小麥的有害品種，以造成病害和歉收；有的認為，他的被捕與他說的有關食指的一句話有關係；有的認為，他被捕是因為他對小時候的夥伴說過一樁政治方面的笑話。
在戰爭時期不常聽到政治性的逮捕，所以許多人，包括維克托在內，就以為這種可怕的事永遠不會有了。
維克托又想起了一九三七年，那時候幾乎每天都可以說出夜裡被捕的人的名字。想起那時候怎樣在電話里互相報告這方面的事：「昨天夜裡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丈夫病了……」想起鄰居在電話里怎樣回答有關被捕者的情況：「他離開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回來……」想起當時常聽到的逮捕人的情形：有的正在給孩子洗澡，就被抓走了，有的是在工作，在看戲，在深夜裡被抓走。想起有人說過：「搜查了兩天兩夜，什麼都搜了，甚至把地板都撬起來……幾乎什麼都沒看，為了做樣子，隨便翻了翻書……」
想起一去不復返的幾十個人的名字：瓦維洛夫院士……維捷院士……詩人曼德爾施塔姆、作家巴別爾……鮑里斯·皮利尼亞克……梅耶霍德……細菌學家科爾叔諾夫和茲拉托戈羅夫……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列文博士……
但問題並不在於被捕者是傑出人物和社會名流，問題在於，不論是名人還是毫不出眾的普通人，全都沒有罪，都是老老實實工作的人。
難道這一切又要開始了？難道到了戰後，聽到夜裡的腳步聲和汽車聲還是要心驚肉跳？
多麼難把爭取自由的戰爭和這種事聯繫在一起啊……是啊，是啊，我們在喀山真不該那樣亂說啊。
切特韋里科夫被捕之後，過了一個星期，契貝任聲明離開物理研究所，接替他的位子的是希沙科夫。
科學院主席團的人上契貝任家裡去過。據說，不知是貝利亞，還是馬林科夫召見過契貝任，好像契貝任不肯改變研究所的選題計劃。
據說，考慮到他的巨大的科學成就，暫時不想對他採取極端措施。同時被解除職務的還有分管行政工作的所長、年輕的自由主義分子皮敏諾夫，認為他不稱職。
希沙科夫院士擔任了所長職務和契貝任原來擔任的學術領導職務。
有傳聞說，契貝任在這些事情之後，心臟病發作。維克托馬上就準備去看他，往他家裡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保姆說，契貝任最近確實身體不大好，遵照醫生意見同夫人一起上外地去了，過兩三個星期才能回來。
維克托對柳德米拉說：
「這種情形，就好比把一個小孩子從電車門口往下推，還要把這叫做保護，讓他不受專制殘暴制度的危害。契貝任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佛教徒、喇嘛教徒，這跟物理有什麼關係？契貝任建立了一個學派。契貝任是盧瑟福的朋友。契貝任方程式每一個管院子的人都知道。」
「哼，關於管院子的，爸爸，你算了吧。」娜佳說。
維克托說：
「小心，你要是亂說，不僅要害了自己，還會害了我們全家。」
「我知道，這種話只能對家裡人說。」
維克托用溫和的口氣說：
「唉，娜佳，我有什麼辦法能改變中央的決議？能用頭去撞牆嗎？而且契貝任是自己聲明願意離職的呀。況且，據說大家都不滿意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對丈夫說：
「用不著這樣激動。再說，你自己也常常和契貝任爭論嘛。」
「如果不爭論，就沒有真正的友誼。」
「就是了，」柳德米拉說，「瞧著吧，你那樣喜歡亂說，也會把你的實驗室領導職務撤掉。」
「我倒不擔心這個，」維克托說，「娜佳說得不錯，的確，我所有的話都是說給自家人聽的，等於在口袋裡做手勢。你打個電話給切特韋里科夫的夫人，去看看她！你們是朋友嘛。」
「現在這樣不合適，再說，我們也不是多麼親近的朋友，」柳德米拉說，「我一點也幫助不了她。她現在也用不著我。以往出了這種事之後，你給誰打過電話嗎？」
「依我看，應該。」娜佳說。
維克托皺了皺眉頭。
「就是打個電話，實質上還是等於『在口袋裡打手勢』。」
他想和索科洛夫談談契貝任的離職，這種事不能和老婆孩子談。但是他硬壓制著自己不給索科洛夫打電話，這種事不能在電話里談。
還是很奇怪。為什麼讓希沙科夫當所長？很明顯，維克托最近發表的論文是科學界的大事。契貝任在學術會議上說，這是蘇聯物理理論界十年來最重大的事件。可是卻讓希沙科夫做研究所的領導。這是鬧著玩兒的嗎？他看著幾百張照片，看到電子的痕跡往左偏轉，忽然又看到照片上同樣的痕跡、同樣的粒子往右偏轉。可以說，把正電子握住了。這是年輕的薩沃斯季揚諾夫也會明白的。可是希沙科夫卻撅起嘴，把照片推到一邊，認為照片有毛病。謝里凡說：「唉，這就是向右呀，你簡直不知道哪邊是右，哪邊是左。」
最奇怪的是，誰也不覺得這樣的事奇怪。這樣的事也就不知不覺變成理所當然的了。維克托的朋友們、他的妻子和他自己也就認為這種情況是合理合法的了。維克托不適合做所長，希沙科夫適合做所長。
波斯托耶夫是怎麼說的？哦，他說：「最主要的是，我們都是蘇聯人。」
不過，要做一個比契貝任更愛蘇聯的蘇聯人，恐怕很難。
早晨，在去研究所的路上，維克托想像著，所里的工作人員，從院士到試驗員，一定都在談著契貝任了。研究所門口停著一輛小汽車，司機是一個戴眼鏡的上了年紀的人，正在看報。門房老頭子夏天常常和維克托一塊兒在實驗室里喝茶，今天在樓梯上碰到他，說：「新官上任啦。」又傷心地說：「咱們的老所長呢，嗯？」
在大廳里，試驗員們在談設備安裝的事。試驗設備是昨天從喀山運來的。試驗大廳里擺滿一個個大箱子。在烏拉爾定做的新儀器同舊的設備一起運到。諾茲德林站在一個老大的木板箱旁邊，維克托覺得他的臉上似乎流露著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氣。
佩列佩里津腋下夾著拐杖，用一條腿在這個大箱子周圍蹦跳著。
安娜·斯捷潘諾芙娜指著一個個箱子，說：
「您看，維克托·帕夫洛維奇！」
「這麼大的東西連瞎子也會看到。」佩列佩里津說。
但安娜·斯捷潘諾芙娜說的不是箱子。
「看見啦，看見啦，當然看見啦。」維克托說。
「再過一個小時，工人們就來了，」諾茲德林說，「我已經跟馬爾科夫教授說好了。」
他是用當家人的平靜而緩慢的口氣說這話的。輪到他說話算數的時候了。
維克托走進自己的辦公室。馬爾科夫和薩沃斯季揚諾夫坐在長沙發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旁邊的磁實驗室主任斯維琴坐在寫字檯前抽著自己卷的菸捲兒。
維克托一走進來，斯維琴站起來，要把椅子讓給他：
「這是主人的位子嘛。」
「不用，不用，請坐吧。」維克托說。接著又問：「最高會議上談的是什麼？」
馬爾科夫說：
「關於限額問題。每位院士的限額要提高到一千五，一般的人限額提高到五百，和人民演員，和列別傑夫——庫馬奇那樣的偉大詩人一樣。」
「咱們要開始安裝設備了，」維克托說，「可是契貝任不在所里了。正如俗話說的：房屋失火，時鐘還在走。」
但是坐在辦公室里的人都沒有接他的話。
薩沃斯季揚諾夫說：
「昨天我有個堂弟來了，他是出了醫院上前方去，從這兒路過，家裡沒有酒，我向鄰居家買了一瓶，花了三百五十盧布。」
「真不得了！」斯維琴說。
「搞科學不是做肥皂。」薩沃斯季揚諾夫快活地說。但是從幾個人的臉色可以看出來，他這個玩笑開得很不合適。
「新官已經到任啦。」維克托說。
「是一個勁頭兒十足的人呢。」斯維琴說。
「咱們有希沙科夫當頭頭兒，就有辦法啦，」馬爾科夫說，「他是日丹諾夫同志家裡的座上客。」
馬爾科夫是個很奇怪的人，他與人交往似乎不多，但總是什麼事都知道：知道旁邊的實驗室里的副博士加布里切芙斯卡婭懷了孕，知道清潔工麗達的丈夫又進了軍醫院，也知道最高學位評委會沒有批准斯莫羅金采夫的博士學位申請報告。
「可不是嗎，」薩沃斯季揚諾夫說，「他的出了名的錯誤我們都是知道的。不過，總的說，他這人也不壞。諸位可知道，好人與壞人的區別在哪兒？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願的。」
「錯誤不過是錯誤，」磁實驗室主任說，「不過，一個人憑錯誤當不了院士。」
斯維琴是研究所黨委委員，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入黨的，雖然參與黨的活動不久，但和很多人一樣，非常頂真，用宗教式的虔誠對待黨的使命。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我正有事要找你，黨委請您在大會上發言，談談您對新的任務的看法。」
「要我談領導的錯誤，批判契貝任嗎？」維克托很氣憤地問道。他本不希望這樣，可是一談起來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是要我干卑鄙的事，我不會心甘情願。」
他轉臉朝著實驗室的同事們，問道：
「比如說，同志們，你們贊成契貝任離職嗎？」
他原本相信會得到他們支持的，可是看到薩沃斯季揚諾夫態度曖昧地聳了聳肩膀並且說「人老了，不中用了」的時候，他覺得很尷尬。
斯維琴說：
「契貝任已經聲明，他不再安排任何新的研究工作。有什麼辦法呢？再說，是他自己辭職的呀，而且還挽留過他呢。」
「那麼，阿拉克切耶夫呢？」維克托問。「哼，終於露底了。」
馬爾科夫壓低了聲音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據說，當初盧瑟福曾經發誓不研究中子，擔心中子可以造成巨大的爆炸力。這是很高尚的，但又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清高。據說，契貝任就常常談一些類似的帶有浸禮派教會精神的話。」
維克托心想：「天啊，他怎麼全知道呀？」
維克托對索科洛夫說：
「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可見，您和我不是大多數。」
索科洛夫搖了搖頭，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認為，在這樣的時期，個人主義和執拗是不容許的。戰爭時期嘛。在領導同志和契貝任談話的時候，他就不應該考慮自己，不應該考慮自己的利益。」
「哎喲，還有你嗎，布魯特斯？」 [12] 維克托說。他用這樣一句挖苦話掩蓋自己的慌亂。
不過說也奇怪：他不光是慌亂，好像也很高興。他想：「哼，當然啦，我早就知道嘛。」但有什麼「哼，當然」的？因為他並沒有料到索科洛夫會這樣回答。就算料到的話，又有什麼可高興的？
「您應該發言，」斯維琴說，「您不一定要批評契貝任。哪怕說幾句話，談談黨中央的決議和您的研究的關係。」
戰前，維克托常常在音樂學院的交響樂音樂會上和斯維琴見面。據說，斯維琴青年時代在物理數學系上學的時候，常常寫未來主義派詩歌，在扣眼裡別一朵菊花。可是現在斯維琴說起黨委的決定，就像說的是亘古不變的真理的定義。
維克托有時想對他擠擠眼睛，拿手指頭輕輕朝他的腰上捅一捅，說：「喂，老夥計，咱們乾乾脆脆地談談吧。」
但是他知道，現在不能和斯維琴敞開心扉地談什麼了。不過，他因為聽了索科洛夫的話感到非常吃驚，還是索性談起來。他問道：
「把切特韋里科夫抓起來，也和新的任務有關係嗎？老瓦維洛夫坐監牢，也和這有關係嗎？恕我斗膽說一句，我認為，契貝任在物理學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其權威性超過日丹諾夫同志，超過中央科學處處長，甚至超過……」
在座的人都看著他，以為他就要說出史達林的名字。他看到他們的眼神，就把手一揮，說：
「好啦，算啦，咱們上實驗大廳里去吧。」
從烏拉爾運來的一些裝著新儀器的箱子已經打了開來，從鋸屑、碎紙和撬開的木板中已經小心翼翼地取出有大半噸重的儀器主要部件。維克托把手放在光溜溜的金屬表面上。從這個金屬肚子裡將產生急速的粒子束，就像謝利格爾湖邊的小教堂下面湧出一條伏爾加河那樣。這時候，人的眼睛是很舒服的。當你感覺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神奇的機器時，是很愉快的。還要什麼呢？下班以後，實驗室里只剩下維克托和索科洛夫兩個人。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為什麼像只公雞一樣直蹦直跳？您真沉不住氣。我對瑪利亞說了說您在科學院大會上的成就：您竟然在半小時之內破壞了同新所長，同科學處年輕的大人物的關係！瑪利亞嚇得提心弔膽，夜裡都睡不好覺。您要知道咱們生活在什麼時代。我看到了您看著儀器時的臉。這一切都要為幾句空話犧牲了。」
「夠啦，夠啦，」維克托說，「連氣都不能喘啦。」
「啊，等一等，」索科洛夫打斷他的話，「在研究方面誰也不會幹涉你。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氣。」
「您聽我說，我的好朋友，」維克托說著，苦笑了一下，「您對我是好意，我非常感謝。請允許我也以好意相報。比如，說實在的，您為什麼忽然當著斯維琴的面那樣說契貝任？在喀山有過一陣子思想自由之後，我見到這種事不知道為什麼這樣難受。至於我……非常遺憾，我並不是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正如咱們在學生時代常說的，我並不是丹東。」
「噢，您不是丹東，真謝天謝地。說實在的，我一向認為，政治演說家恰恰是那些在創造方面無所作為的人。而你我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噢，是這樣啊，」維克托說，「那麼，法國的伽羅華怎麼樣呢？基巴利契奇又怎麼樣？」
索科洛夫把椅子推開，說：
「您該知道，基巴利契奇上了絞刑台。不過我指的是亂說廢話。就像馬季亞羅夫說的那些話。」
維克托問：「這麼說，我也是亂說廢話了？」
索科洛夫一聲不響地聳了聳肩膀。
他們過去有多次爭執和口角都被忘記了，看樣子這次也會被忘記的。可是不知為什麼這次短暫的爭執沒有就這樣過去，沒有被忘記。當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相處十分融洽的時候，他們有時也爭吵，有時吵得很沒有道理，他們彼此的怨氣還是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如果在人們之間出現了內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這種內在分歧的話，那麼，即使偶然的一句話，彼此間一點小的疏忽，也會變成一把尖刀，對友誼是致命的。
而且內在的分歧往往隱藏得很深，永遠不暴露出來，人們也就永遠認識不到。於是人們就認為，一次無關緊要的大聲爭論、衝口而出的不好聽的話是破壞多年友誼的不幸原因。
不是的，伊凡·伊凡諾維奇和伊凡·尼基福羅維奇爭吵不是因為公鵝！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