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六十二

格羅斯曼 《生活與命運》
在史達林格勒發電站擔任門衛的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收到從列寧斯克捎來的一封信,是兒媳婦寫來的。兒媳婦在信里說,婆婆害肺炎死了。 得到老伴去世的消息以後,安德列耶夫打不起精神了,很少上斯皮里多諾夫那兒去,每天傍晚都坐在工人宿舍的門口,望著一閃一閃的炮火和愁雲密布的天上晃動著的探照燈光。宿舍里的人有時候找他說話,他卻一聲不響。說話的人以為老頭子耳朵背了,便用更高的聲音把話重說一遍。安德列耶夫就陰沉地說:「聽見啦,聽見啦,我沒有聾。」就又不作聲了。老伴的死對他震動很大。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壞事,他的快活心情、悲傷心情都保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轟濫炸,重磅炸彈到處爆炸的時候,安德列耶夫老漢望著發電站各車間之間冒起的一股股灰塵和硝煙,心裡想:「我那老伴兒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傢夥……」 可是這時候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覺得,被炸彈和炮彈炸壞的房屋殘骸,被炸得坑坑窪窪的院子,一堆堆的黃土和扭七歪八的鋼鐵,著了火的油庫那苦澀、潮濕的濃煙和黃黃的、火龍般的慢慢爬動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現,是他的殘生的象徵。 難道他當年曾經坐在明亮的房間裡,吃早飯準備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著他:該不該為他添飯?是啊,他只有孤單單地死去了。他忽然想起年輕時候的她,胳膊曬得黑黑的,眼睛裡洋溢著快活的神氣。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時間不遠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著咯吱咯吱響的木頭台階,慢慢地走進斯皮里多諾夫的掩蔽所。斯皮里多諾夫看了看老頭子的臉,說: 「老人家,身體不舒服嗎?」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您還年輕,」安德列耶夫回答說,「您的力氣小些,您要多保重。我的力氣有的是,我一個人能走得到。」 這時候正在洗鍋的薇拉沒有立即明白老頭子的意思,回頭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轉換話題,就說: 「薇拉,您該走了,這兒又沒有醫院,只有坦克和飛機。」 她笑了笑,攤開濕漉漉的兩隻手。 斯皮里多諾夫很生氣地說: 「就連一些不認識她的人都說這話。不論誰看到她,都說,應該轉移到左岸去。昨天集團軍軍委委員來了,來到我們的掩蔽所里,看了看薇拉,什麼也沒說,可是等他坐上汽車,卻罵起我來:您怎麼,沒做過父親嗎,是不是想讓我們用裝甲快艇把她送過河去?我能說什麼呢:她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他說得很快、很流暢,就好像天天在爭論同一個問題的一些人那樣。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望著早就綻了線的上衣袖子沒有作聲。 「在這兒簡直收不到什麼信。」斯皮里多諾夫又說。 「這算什麼軍郵。我們在這兒待了這麼久,沒收到過岳母、葉尼婭、柳德米拉一封信。托里亞在哪兒,謝廖沙在哪兒,誰又能知道?」 薇拉說: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他收到的是死訊。」 斯皮里多諾夫對自己的話感到害怕。他十分激動地說起來,一面用手指著掩蔽所矮矮的牆壁,指著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這兒是怎麼住的,她總是姑娘,是女的,這兒天天有男子漢擠來擠去,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時而是工作人員,時而是衛隊,人擠得滿滿的,又嚷嚷,又抽菸。」 安德列耶夫說: 「您就可憐可憐快要生的孩子吧,在這兒孩子就完啦。」 斯皮里多諾夫對薇拉說: 「你想想看,萬一德國人衝進來呢!那時候怎麼辦?」 薇拉沒有作聲。她自己相信,維克托羅夫會走進炸壞的發電站大門的,她會老遠看到他穿著飛行服、軟底靴,挎著圖囊走來。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來了。乘車經過的戰士們常常對她喊: 「喂,姑娘,你等誰呀?坐到我們車上來吧。」 她一時間也快活起來,就回答說: 「你們的汽車經不住人坐。」 在蘇軍飛機飛過的時候,她凝望著低低地飛行在發電站上空的一架架殲擊機,似乎她就要認出維克托羅夫來了。 有一天,有一架殲擊機在發電站上空飛過時搖了搖翅膀,薇拉就叫了起來,並且像一隻失望的小鳥一樣打著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跌過這一跤之後,她的腰疼了好幾夜。 月底,她看到在發電站上空進行的一場空戰。這場空戰不分勝負。蘇軍飛機進入雲層中,德軍飛機轉過頭朝西飛去。薇拉站著,望著沒有了飛機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裡還流露著極其緊張的神情,一名裝配工從院子裡走過,看見她這種神情,說: 「斯皮里多諾娃同志,您怎麼啦,是不是受傷了?」 她相信,她就會在這兒,在發電站和維克托羅夫見面,但是她覺得,如果把這一點告訴爸爸,命運之神就會怪她沉不住氣,不讓他們見面了。有時候她這種信心十分強烈,以至於匆匆忙忙地烙起麵粉加土豆粉餅子,匆匆忙忙地掃地,收拾東西,擦洗髒鞋……有時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側耳傾聽一陣子,說:「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便披起大衣,從掩蔽所里走出去,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飛行員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問,怎樣可以找到斯皮里多諾夫父女。 她一次也沒有想過、一分鐘也沒有想過他會忘記她。她相信,維克托羅夫也和她一樣,日日夜夜在急切地、深深地想念著她。 德軍的重炮幾乎每天都在轟擊發電站。德國人的技術很好,試射、發炮都很準,炮彈打在車間的牆壁上,一陣一陣的爆炸聲震顫著大地。常常飛來一兩架零散的轟炸機,投擲炸彈。有的敵機貼著地面飛,在從發電站上空飛過時,拿機槍掃射。有時在遠處的山岡上出現德軍的坦克,這時能清楚地聽到機關炮的嗒嗒聲。 斯皮里多諾夫似乎已經習慣了炮擊與轟炸,發電站的其他工作人員好像同樣也習慣了。不過,不論是他還是他們,習慣歸習慣,同時卻漸漸失去積蓄起來的精神力量。有時斯皮里多諾夫就感到疲憊無力,很想躺到床上,拿棉襖把頭蒙上,靜靜地躺著,一動也不動,也不睜眼睛。有時他拚命地喝酒。有時他想跑到伏爾加河岸上,渡過河去,在對岸的草原上走一走,再不回頭看這發電站,寧願蒙受當逃兵的羞恥,只要不再聽到德軍炮彈和炸彈的可怕的呼嘯聲。有一次,他通過附近的六十四集團軍司令部的高頻電話和莫斯科通話,副人民委員說: 「斯皮里多諾夫同志,轉達莫斯科方面的敬意,向您領導的英雄集體致敬。」 這時他感到很難為情:哪兒談得上英雄呀?此外,還一直有一種傳聞,說是德軍正準備對發電站進行密集襲擊,要用巨型的炸彈把發電站摧毀。聽到這些傳聞,手腳都發冷。白天,眼睛一直瞅著灰色的天空,看是不是有敵機飛來。夜裡,他有時忽然跳起來,因為仿佛聽到越來越近的大批敵機沉悶而密集的隆隆聲。胸前和背後常常嚇出冷汗。 顯然,不只是他一個人神經緊張。總工程師有一天對他說: 「一點力氣也沒有啦,好像有什麼妖魔鬼怪跟著我,我常常看著公路,想:能跑掉就好啦。」 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這兒來,說: 「給我拿酒來,這些天我離了這種防彈劑就睡不著覺。」 他一面給尼古拉耶夫斟酒,一面說: 「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應當學會一門技術,能夠輕而易舉地把設備轉移,要不然,你瞧,渦輪機留在這兒,咱們也只好陪著。別的工廠的人早就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街上溜達了。」 有一天,他在勸薇拉走的時候說: 「我真不理解,我們這兒的人天天上我這兒來,拿出種種理由要求離開這兒,可是我實心實意勸你走,你卻不走。要是准許我走的話,我一分鐘也不耽擱。」 「我因為你才留在這兒,」她粗聲粗氣地回答說,「沒有我,你會變成酒鬼。」 不過,當然,不能說斯皮里多諾夫一味地在德軍炮火面前發抖。發電站的人也很勇敢,也擔負著艱巨的工作,也笑,也說笑話,對於嚴峻的命運也有滿不在乎的感覺。 薇拉一直在為孩子擔心。孩子生下來會不會健康?她住在這悶人的、充滿煙氣的地下室里,每天大地都被炸得不住地顫動,這對孩子有沒有影響?近來她常常覺得噁心,頭暈。她這個當母親的天天看到的是瓦礫堆、戰火、被炸得坑坑窪窪的大地、盤旋在灰色天空的黑十字飛機,會生出多麼悲傷、膽小、憂愁的孩子?也許,孩子甚至能聽見可怕的爆炸聲,也許,聽到炸彈呼嘯聲,那蜷縮著的小小身體連動也不敢動,小小的頭縮進肩膀里了。 常常有身穿骯髒油污的大衣,腰系士兵帆布帶的人從她身邊跑過,一面跑一面揮手,微笑,喊叫:「薇拉,日子過得怎樣?薇拉,想我嗎?」她感覺到大家對她這個未來的母親的親熱。也許,小東西也能感覺到這種親熱,他的心將是純潔而善良的。 她有時候到機械車間去,現在這裡在修理坦克,過去維克托羅夫曾經在這裡工作過。她在猜:哪兒是他的車床呀?她使勁兒想像他穿著工裝或者飛行服的樣子,但是他卻總是穿著軍醫院的傷員服出現在她的腦海里。 在車間裡,不僅是發電站的工人,而且集團軍基地的坦克手們也都認識她。她卻無法辨別他們,因為幹活兒的工人和幹活兒的軍人十分相像,都是穿著油糊糊的棉襖,戴著皺巴巴的帽子,手都很髒。 薇拉時時刻刻想著維克托羅夫,想著孩子,日日夜夜都感覺到孩子的存在。對於外婆、小姨葉尼婭、謝廖沙和托里亞的擔心退到了次要地位,有時她想起他們,也只是感到悵惘罷了。 夜裡,她想念母親,呼喚她,向她訴苦,向她求助,她低語著: 「媽媽,好媽媽,幫幫我吧。」 這會兒她覺得自己軟弱無力,一籌莫展,完全不像剛才那樣,還很沉著地對父親說: 「別說了,我不走,哪兒也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