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五十八

格羅斯曼 《生活與命運》
師長向團長別廖茲金少校詢問「6-1」號樓房的情況:是不是最好把人從裡面撤出來? 別廖茲金建議師長不要把人撤出,雖然樓房有被包圍的危險。樓房裡有對岸炮兵部隊的觀測點,可以提供有關敵人的重要情況。樓房裡還有一個工兵排,可以阻止敵人坦克的運動。敵人在消滅這個據點以前,未必會發動總攻,他們的活動規律是大家都清楚的。只要能得到一定的支援,「6-1」號樓房可以支持很久,就可以打亂德國人的部署。因為聯絡人員只能在夜間難得的時刻到達被困的大樓,電話線又一直無法修復,所以最好派一名無線電報話員過去。 師長同意別廖茲金的意見。夜裡政治指導員索什金帶領一組士兵進入「6-1」號樓房,給樓房守衛者帶去幾箱子彈和手榴彈。同時,索什金還將一位報話員姑娘和從聯絡點弄來的一部報話機帶到了「6-1」號樓房。 政治指導員天快亮時返回團部,說守衛隊隊長拒絕寫書面匯報,他還說:「我們沒工夫搞這些亂七八糟的文字玩意兒,我們要報吿就向德國佬報告。」 「反正他們那兒一切都跟別處不一樣,」索什金說,「大家都怕這個格列科夫,他跟他們稱兄道弟,橫七豎八地躺在一起,他也在他們中間,他們稱他『你』,喊他的小名。團長同志,那不是一個排的軍人,是一群烏合之眾。」 別廖茲金搖著頭問道: 「拒絕寫匯報?這個粗野漢子!」 後來,團政委皮沃瓦羅夫談起一些指揮員的游擊作風。 別廖茲金心平氣和地說: 「游擊作風怎麼啦?有主動性,有獨立性,很好。我有時候就在幻想:頂好我也落進包圍圈裡,暫時擺脫一下這些煩瑣的公文遊戲。」 「恰好,現在又要玩公文遊戲了,」皮沃瓦羅夫說,「您要寫一份詳細的報告,我去交給師政委。」 師部里把索什金報告的問題當做一件嚴肅的事情來對待。 師長吩咐皮沃瓦羅夫搞一份有關「6-1」號樓情況的詳細報告,並且要扭轉格列科夫的思想。師政委馬上向集團軍軍委委員和政治部主任匯報了這個政治思想上的嚴重問題。 對索什金報告的問題,集團軍司令部比師里看得更為嚴重。師政委得到指示,要立即把被困的樓房裡的問題抓一抓。擔任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旅級政委向擔任前總政治部主任的師級政委寫了緊急報告。 報話員姑娘卡佳·文格羅娃夜裡進入「6-1」號樓。早晨,她來見這座樓的頭頭兒格列科夫。格列科夫一面聽這個有點兒駝背的姑娘的報告,一面凝視著她那慌亂、膽怯,同時又帶有嘲笑神氣的眼睛。 她的嘴很大,嘴唇的血色很淡。格列科夫等了好幾秒鐘,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我可以走嗎?」 在這幾秒鐘里,在他的頭腦里出現了一些與軍事無關的想法:「真的,很漂亮……腿也很好看……她還怕呢……看樣子,是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她有多大,頂多十八歲。我的小伙子們可別跟她亂搞……」 在格列科夫頭腦里閃過的這些念頭,到末了忽然變成這樣的想法:「在這兒誰說了算,誰在這兒鬧得德國佬暈頭轉向?」然後他回答她的問話: 「姑娘,您上哪兒去?就陪著您的報話機好啦。咱們有辦法。」 他用手指頭敲著報話機,側眼看了看天上,德國轟炸機在天上吼叫著。 「您是莫斯科來的吧,姑娘?」他問道。 「是的。」她回答說。 「您請坐,我們這兒很隨便,不講究。」 姑娘朝一旁走去,碎磚塊在她的靴子下面咯吱咯吱響著,陽光照在機槍筒上,照在格列科夫繳來的黑黑的手槍上。她蹲下來,看著堆在斷牆腳下的軍大衣。有一會兒她覺得很奇怪的是,這情景她怎麼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她知道,對著牆豁口的機槍是「傑格佳廖夫」型的;知道繳獲的「瓦爾德」式手槍彈夾里裝八顆子彈,知道這種手槍發射力強,但準確性差;知道堆在角落裡的大衣是死者留下的,知道死者都埋得不深,因為焦土氣味中混雜著一種她已經聞慣了的氣味。昨天夜裡交給她的報話機跟她在科特盧班岡腳下使用的報話機差不多,接收刻度盤一樣,開關也一樣。她想起她在野外的時候,眼睛盯著電流表上蒙了塵土的玻璃,不住地撩著從船型軍帽里溜出來的頭髮。 誰也不和她說話,這樓房裡的狂暴而可怕的生活似乎跟她無關。但是在一個白頭髮的人(她從別人的話里知道他是迫擊炮手)罵了幾句髒話的時候,格列科夫便對他說: 「老爹,這像話嗎?這兒有咱們的姑娘。說話要規矩點兒。」 卡佳打了一個寒噤,不是因為老頭子的髒話,而是因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覺出來,雖然大家都不和她說話,可是她的到來,使樓房裡氣氛緊張了。似乎她的皮膚都感覺出周圍的緊張氣氛。即使在俯衝轟炸機嘯叫,炸彈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磚亂飛的時候,這種氣氛依然存在。 她對轟炸,對炮彈片的嘯聲總算有點兒習慣了,不怎麼慌張了。可是她在感到男人們火辣辣地盯著她時產生的感覺,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亂。昨天傍晚電話員姑娘們就可憐起她來,說:「哎呀,你到那裡面才可怕呢!」 夜裡,一名通信員把她帶到團部。在這兒已經特別感到敵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人似乎成了極容易打碎的東西,這會兒還在,過一會兒就沒有了。 團長很傷心地搖了搖頭,說: 「怎麼能把孩子們送到前線來?」 過一會兒,他說: 「別怕,好孩子,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過報話機直接向我報告。」 他說這話的語調那樣和善,那樣親熱,卡佳聽了差點兒掉下淚來。 然後另一名通信員把她帶到營部。那兒在放留聲機,紅頭髮的營長請卡佳喝酒,並且請她在《中國小夜曲》的樂曲聲中和他一起跳舞。營里有一種恐怖的氣氛,卡佳覺得,營長喝酒不是為了快活,而是為了壓一壓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記自己像玻璃一樣易碎。 這會兒,她坐在「6-1」號樓里一堆碎磚上,不知為什麼並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著自己童話般美好的戰前生活。 被困在樓房裡的官兵顯得特別堅定,有信心,他們這種信心很能感染人。著名的醫生、軋鋼車間的熟練工人,剪裁貴重呢料的剪裁師,救火隊員,在黑板前講課的老教師,都有這種令人心安的自信。 戰前,卡佳覺得自己註定要過不幸的生活。戰前,她認為女伴們坐公共汽車是擺闊氣。她覺得就連平民飯館裡走出來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時她跟在從平民飯館裡湧出來的人群後面,聽他們說話。有一次她放學後回到家裡,很得意地對媽媽說: 「你可知道今天怎麼啦,同學請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媽媽每月工資四百盧布,扣除所得稅和文化稅,扣除建設公債,她們靠剩下的幾個錢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她們不添置新東西,把舊衣服改了穿,鄰居們湊錢雇女工瑪露霞打掃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參加,輪到她家打掃的日子,卡佳就擦地板,倒垃圾桶。她家的牛奶不請人送,而是到國營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但這樣每月可以節省六盧布;有時國營商店不供應牛奶,卡佳媽媽傍晚時候就到市場去買,賣牛奶的因為急著要趕火車,賣的價錢比早晨便宜,幾乎和國家的價錢一樣。她們從來不坐公共汽車,因為票價太貴,有時如果要走很遠的路,她們就坐電車。卡佳也不上理髮館,媽媽自己給她理髮。衣服當然都是自己洗,用的電燈也很不亮,只比公用場地的電燈多少亮一點點兒。她們做飯要做夠三天吃的。她們一般都是用菜湯下飯,有時候素油炒飯,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湯,就說:「嘿,今天我家吃三個菜了。」 媽媽不提她們跟爸爸在一起時是怎樣生活的,那時候的事卡佳已經不記得了。只是有時候,媽媽的好友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看到她們母女做飯,會說一句:「啊,我們當年也有過好日子。」 可是媽媽一聽就生氣,所以她們過去究竟怎麼樣,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不多說。 有一次卡佳在衣櫃裡發現爸爸的一張照片。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訴她什麼,她馬上就明白了,這是她爸爸。照片背面寫著:「莉達:我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她什麼也沒有對媽媽說,但是放學回來,常常拿出照片,對著爸爸那黑黑的,她覺得似乎很憂傷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問: 「現在爸爸在哪兒?」 媽媽說: 「不知道。」 等到卡佳要參軍了,媽媽才第一次跟她談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們一夜沒有睡,談了一夜。什麼都談。一向善於隱忍的媽媽跟女兒談了丈夫怎樣把她拋棄,談她怎麼嫉妒,怎樣受辱、受欺負,談她的愛、她的憐惜心。卡佳感到十分驚訝:人的心靈世界竟有這樣廣大,相形之下,轟轟烈烈的戰爭簡直算不上什麼了。早晨,她向媽媽告別。媽媽把卡佳的頭摟到自己懷裡,把背包給她套到兩肩上。卡佳說: 「媽媽,我也是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 後來媽媽輕輕推了推她的肩膀,說: 「該走啦,卡佳,走吧。」 於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時此刻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和成年人一樣,她離開了媽媽,離開了家,也許從此不再回來,也許回來已成了永遠告別了自己的不幸而可愛的童年時代的另一個人。這會兒她在史達林格勒,跟這座樓里的頭頭兒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著他的大頭,望著他的厚嘴唇和陰沉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