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四
天快亮時下了一場雪，直到中午也沒有化。俄羅斯人感到又歡喜又悲傷。這是俄羅斯在思念他們，將母親的頭巾扔在他們的蒼白而痛楚的腳下，染白了棚屋頂，遠遠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鄉的房屋，呈現出一派鄉村氣象。
但這隻閃現了一會兒的歡喜，一與悲傷相遇，立刻就沉沒在悲傷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語說，一個擔任文書的朋友看到有關一個俄國老頭子的文件，但是那個文書沒來得及細看，辦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帶走了。
「這文件就是決定我的命運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並且對自己的鎮靜感到高興。
「不過沒關係，」安得列阿小聲說，「還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營警備司令了解嗎？」加爾季神甫問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閃著黑黑的亮光。「還是向治安總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爾季和夜晚的加爾季差別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驚。白天談的是菜湯，談新來的人，跟同房間的人商量交換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義大利吃食兒。
被俘的紅軍知道他愛說的口頭語「全體完蛋」，每次在集中營的廣場上碰見他，老遠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體完蛋！」並且笑著，就好像給這話打氣。他們以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關押在特別營區的一些蘇聯指揮員和政委跟他開玩笑，問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爾季聽著法語、德語和俄語大雜燴，一笑也不笑。
然後他說起來，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話翻譯出來。他說的是，俄國革命者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斷頭台。為什麼諸位就懷疑，一個人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這跟犧牲生命無法相比呀。
「算啦，話不能這樣說。」旅政委奧西波夫說。
夜裡，等營里的人都睡了，加爾季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他跪在床鋪上，做起禱告。集中營城市的所有苦難就好像沉沒在他那熾熱的眼睛裡，沉沒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繃得緊緊的，就像在幹活兒，長長的神情恬淡的臉呈現出憂鬱而幸福的執著表情。他禱告很長時間，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這個義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禱告聲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兩個鐘頭後醒來，這時候加爾季已經睡了。加爾季睡覺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夢裡把自己的兩種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還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樣把胃裡的氣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長聲音唱起讚美詩，讚頌上帝和聖母的大慈大悲。
他從來沒有責備過這位老蘇共黨員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詢問蘇俄的情況。加爾季一面聽莫斯托夫斯科伊敘說，一面不住地點頭，好像對於關閉教堂和寺院，對於蘇維埃國家沒收東正教大量地產這樣的事表示讚許。他的一雙黑眼睛帶著悲傷的神氣望著這位老共產黨員，於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氣地用法語問他：
「您聽懂了嗎？」 [3]
加爾季笑起來，平時他談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這樣笑。
「您說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為什麼要說這種事？」 [4]
關押在特別營區裡的蘇聯戰俘們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裡才能見到他們，跟他們談一談。古澤將軍和旅政委奧西波夫不做工。
經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個很古怪、令人很難斷定其年齡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門口，又有冷颼颼的過堂風，又有帶味兒的大馬桶，馬桶蓋不住地砰砰響。
蘇聯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傘兵」，把他看作瘋子，對他又憐憫又厭惡。他具有不尋常的耐性，那樣的耐性只有瘋子和白痴才有。他從來不害傷風感冒，雖然在睡覺的時候連秋雨打濕的衣服也不脫。真正能夠用這樣響亮、這樣清楚的嗓音說話的似乎也只有瘋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這樣認識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聲不響地對著他的臉打量了老半天。
「這位同志，您有什麼好事兒要說？」莫斯托夫斯科伊問道。
伊康尼科夫拉長聲音說：
「說好事兒？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這話，笑了。這話忽然把他帶到了童年時代，那時候大哥從神學校回來，常常和父親爭論神學上的事。
「這是老掉牙的問題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佛教徒和古時的耶穌教徒早就想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為解決這個問題，也花了不少腦筋。」
「解決了嗎？」伊康尼科夫問道。那聲調讓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十分好笑。
「現在紅軍正在解決這個問題，」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請恕我直言，您的語調中有一種橄欖油味道，不是牧師的橄欖油，便是托爾斯泰主義者的橄欖油。」
「不可能不是這樣，」伊康尼科夫說，「因為我是托爾斯泰主義者。」
「真沒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他對這個古怪人產生了興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說，「我相信，布爾什維克在革命以後對教會的打擊，對於耶穌教思想是有益的，因為教會在革命前已經進入很可憐的狀態。」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說：
「您可真是一位雄辯家。我終於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蹟。」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臉地說，「在我們看來，你們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而你們的手段是殘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麼奇蹟，我不是什麼雄辯家。」
「那麼，」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惱火地說，「要我怎樣為您效勞呢？」
伊康尼科夫像個軍人一樣，以「立正」姿勢站著，說：「請不要笑話我！」他的痛苦的聲音顯得十分悲戚。「我到您這兒，不是來開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兩萬猶太人被殺害，有婦女，有兒童，有老頭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話，是不容許這種事的，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沒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見你們的力量，是這種力量在同可怕的惡勢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咱們來談談。」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兒，在營屬土地的沼澤地帶，那裡正在鋪設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窪地變成沼澤的河水和髒水排出去。在這一地帶幹活兒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這兒來的一般都是營方不喜歡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頭細細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樣。他從工地上回來，常常滿身泥漿，渾身濕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鋪前，問道：「可以在您身邊坐一坐嗎？」他也不看對方，就坐下來，微微笑著，用手抹抹額頭。他的額頭有點兒奇異——不怎麼大，卻飽鼓鼓的，發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骯髒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斷的指甲不是一個人身上的。經歷簡單的蘇聯戰俘都覺得他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從彼得大帝時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後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進了世俗學校。
伊康尼科夫進了彼得堡工學院，但因為迷上了托爾斯泰主義，到最後一學年便離開學校，去彼爾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師。他在農村待了八年左右，後來移居南方，來到敖德薩，在一艘貨輪的機器房裡當鉗工，到過印度、日本，在雪梨住過。革命以後他回到俄羅斯，參加了農業公社。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農業公社的共產主義勞動，能夠創造人間的天國。
在全面實行集體化的時候，他看到一列列軍車滿載著被沒收了土地家產的富農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許許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沒有起來。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閉的」、人口死絕的村莊，村莊裡的門和窗都被釘死。他看到一個被捕的農婦，衣服襤褸，脖子上露出筋骨，一雙幹活兒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帶著恐怖的表情望著她：她因為餓瘋了，吃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
這時候，他雖然沒有離開公社，卻宣講起福音書，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結果他被關進監獄，不過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災難使他的神志錯亂了。在監獄的精神病院裡強制治療一年之後，他出了監獄，前往白俄羅斯，住到大哥家裡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學教授。他在大哥幫助下，在科技圖書館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對他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
等到戰爭開始，德國人占領了白俄羅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戰俘的苦難，看到白俄羅斯城鄉成千上萬猶太人被殺害。他又陷入發狂狀態，懇求相識和不相識的人掩藏猶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設法拯救猶太婦女和兒童。不久他就被告發，僥倖躲過了絞索，進了集中營。
這位破衣爛衫的骯髒「傘兵」的頭腦里非常混亂，他主張對超階級的道德進行荒唐可笑的分類。
「哪兒有強權，」他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哪兒就有災難，就流血。我見過農民遭受的大災大難，還說實行集體化是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麼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說法，要是將來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萊絞死，咱們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儘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說。
「您要是去問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說，「他也會說，設立集中營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在跟伊康尼科夫爭論的時候，不論說什麼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麼切也切不開。
「那位生在六世紀的敘利亞基督教徒說的道理，在今天還是適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說，「『要清算罪過，要饒恕犯罪的人。』」
在這個屋裡還有一個俄羅斯老頭子，姓切爾涅佐夫。他只有一隻眼睛。看守把他那隻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個空空的紅眼窩在他蒼白的臉上顯得非常不協調。他在和人談話的時候，用一隻手捂著空洞的眼窩。
他原來是孟什維克，一九二一年從蘇聯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銀行里當會計。他因為號召銀行職工反抗德國新經理的措施，被抓進集中營。莫斯托夫斯科伊儘量不跟他接觸。
看樣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聲望使獨眼的孟什維克感到不安。不論是西班牙士兵，還是挪威文具店老闆，比利時律師，都喜歡接近這位老布爾什維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蘇聯戰俘中的頭頭兒葉爾紹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鋪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隻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說起話來。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頭看了看，切爾涅佐夫正在遠處的床鋪上望著他們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他那隻好眼睛裡的苦悶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紅紅的空窟窿還要可怕。
「是啊，夥計，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但並沒有幸災樂禍的心情。
大家時時刻刻需要葉爾紹夫，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葉爾紹夫在哪兒？沒看見葉爾紹夫嗎？葉爾紹夫同志！葉爾紹夫少校！葉爾紹夫說的……去問葉爾紹夫吧……」別的棚屋裡的人也常常來找他，他的床鋪周圍總有人來來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葉爾紹夫叫「思想領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會活動家都是思想領袖。還有民粹派，還有風雲一時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領袖！獨眼者的孤獨在這營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徵。
自從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經幾十年過去了，而且那時候是另一個時代，是十九世紀。
現在他常常想起當年的情形，那時候因為有些黨的領導人不相信他主持實際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氣。現在他感到自己是強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話不論古澤將軍，旅政委奧西波夫，還是天天愁眉苦臉、憂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麼看重。
在戰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觸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憤慨的事。史達林在黨內的獨斷獨行，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對黨內老幹部的不尊重——這些事他都沒有接觸到。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問題上與黨對抗，就會不自覺地站到反對自己所獻身的列寧的事業的立場上。有時他覺得苦惱，他懷疑：他不發一言，不站出來反對自己不贊成的事情，也許是他軟弱，是他膽小怕事？戰前許多事使人不寒而慄！他常常想起已故的盧那察爾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談是那樣輕鬆，不等一句話說完，他們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現在，在可怖的德國集中營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時刻不離開他。他即使在集中營里，也無法恢復年輕時那種鮮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當中是自己人，在外人當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國軍官問他，在蘇聯不能發表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是不是影響他研究哲學。
「這對別人也許有影響。對我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沒什麼影響。」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說。
「我問這個問題，正因為您是一位老馬克思主義者。」英國軍官說。雖然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這話心中，皺了皺眉頭，他還是恰當地回答了英國人。
這也並非因為像奧西波夫、古澤、葉爾紹夫這樣一些跟他十分親近的人，有時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問題在於，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許多東西變得陌生了。過去在和平時期，他興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約，聚會結束時卻發現這人已變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時代格格不入的東西就生長在他身上，已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該怎麼辦呢？……又不能跟自己決裂，不能避而不見。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談話的時候，有時會發火，很粗暴，還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膿包、孱頭、蠢貨、窩囊廢。儘管常常嘲弄他，有時候很長時間看不到他，卻又想他。
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輕時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間的主要變化。
在年輕時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親的，容易理解的。敵人的每一種思想、每一種觀點都是格格不入，毫無道理的。
可是現在他常常在異己者思想中發現他在幾十年前珍視的東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談中有時會不可理解地出現異己的東西。
「這大概是因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