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二

自從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認真運用自己的外語本領就是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了。戰前他住在列寧格勒，和外國人交談的機會不多。現在他不由得想起當年僑居倫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時候，因為天天和各國革命家在一起，說話、爭論、唱歌用的都是多種歐洲語言。 鄰鋪的義大利神甫加爾季告訴他，關在集中營里的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人。 這些在集中營棚屋的數萬名居住者，他們的命運，他們的臉色，他們的衣服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拖著腳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藍和俄羅斯囚犯叫做「魚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湯。 對於管轄者來說，集中營里的人的區別僅在於號碼和縫在上衣上的布條的顏色：紅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綠色的是小偷和殺人犯。 集中營里的人因為語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運把他們結合起來。分子物理學家、古文獻學家和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的義大利農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當年有廚子精心調製菜餚、吃不好還會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醃鱈魚的人一起穿著木底鞋去幹活兒，還要憂心忡忡地張望著：留絡腮鬍子的德國佬是不是來了？ 集中營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際中有相同之處。追尋往事的夢不論縈繫著義大利土路邊的小園，縈繫著北海邊悲愴的濤聲，還是博布魯斯克郊外領導幹部住房裡橙黃色的燈罩，所有囚犯過去的歲月都是美好的。 一個人在進集中營之前的生活越是艱難，現在越是起勁地說謊。 這種說謊不是為了欺騙，而是為了讚美自由：在集中營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這座集中營戰前叫做政治犯集中營。 國家社會主義黨 [1] 創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沒有犯過罪的罪犯。 許多人被關進集中營，只是因為在同朋友交談中說了一些不滿意法西斯制度的話，或者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話。他們既沒有散發傳單，也沒有參加地下政黨。他們的罪名，是他們有可能參加這些活動。 在戰爭時期將俘虜關進政治犯的集中營，也是法西斯的新創造。這裡有在德國境內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還有投靠了德國秘密警察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他們的任務是提供情報，配合行動，出點子，在各種各樣的聲明上簽名。 集中營里還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干兵工廠和軍事工程中的活兒的故意曠工者。因為不好好幹活兒而把工人關進集中營，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一項發明。 集中營里有些人衣服上縫的是紫布條，那是從法西斯德國出去的德國僑民。這也是法西斯的新發明：只要離開德國，不管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要成為政治敵人。 衣服上帶綠布條的人，也就是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的集中營里是享有特權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新發明。 在集中營里還有一些人遭際特殊，還沒有發明適合他們的布條子顏色。但是就連玩蛇的印度人，從德黑蘭來德國學繪畫的波斯人，以及學物理的中國留學生，國家社會主義黨都為他們準備好了鋪位、一小鍋菜湯和十二小時挖地的活兒。 軍用列車日日夜夜朝集中營，朝一座座死亡的營地開來。空中迴響著車輪的軋軋聲、機車的吼叫聲、成千上萬衣服上縫著五位數藍色號碼的囚犯出工時雜沓的腳步聲。一座座集中營成為新歐洲的一座座城市。這些城市一天天擴大起來，有自己的規劃，有自己的街道和廣場，有醫院、市場、火葬場、運動場。 跟這些集中營城市相比，跟火化爐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紅色火光相比，那些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監獄，顯得多麼單純，多麼古樸啊。 看樣子，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數量龐大，甚至上百萬的軍隊來監督和管理。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常常一連幾個星期在集中營里見不到穿黨衛軍制服的人！囚犯們自己擔任起集中營城市裡的警察隊。囚犯們自己維持營里的秩序，自己監督著，只准許爛土豆、凍土豆進他們自己的鍋，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來送往軍需品供應站。 囚犯們在集中營的醫院和化驗室里當醫生和化驗員；當清潔工，打掃集中營的街道；當工程師，為集中營里提供照明用電和暖氣，為集中營里的機器製造零件。 充當又兇狠又賣力的集中營警察的是「卡波」 [2] ，在左臂上戴著寬寬的黃臂章，有營頭兒、區頭兒和室頭兒。他們從上到下監管著營里的一切活動，從全營的事情，到每個人夜間在床鋪上的言行。這一部分囚犯可以參與營當局的機密大事，甚至可以參與編制分類名單、在特種囚室里收拾囚犯等事。看樣子，即使營當局完全撤離，這些囚犯仍然會讓鐵絲網上保持著高壓電流，叫人跑不掉，還繼續幹活兒。 這些「卡波」賣力地為營當局效勞，但也常常唉聲嘆氣，有時甚至哭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爐的人……不過，這種二重性並不徹底，他們不會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類名單。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別可怕的是，國家社會主義黨並不是戴著單片眼鏡、傲然不可一世、與一般人不同的外來者。國家社會主義黨就像自己人一樣住在集中營里，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也像普通人一樣開玩笑，他們的玩笑也會逗人笑，他們是平常人，一言一行都和平常人一樣，他們通曉囚犯們的語言，十分了解囚犯們的思想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