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並不是苟活：魯迅傳 · 附錄三：作為著述家的許壽裳
陳平原
一、文學家還是著述家
作為教育家的許壽裳（1883—1948），已經日漸隱入歷史深處；而作為章太炎弟子、魯迅摯友的許壽裳，則仍然被廣大讀者所記憶。這自然是「立言」的結果——只要你稍微涉獵章太炎或魯迅研究，就很難迴避許先生所撰《章炳麟》（1945）、《魯迅的思想與生活》（1947）、《亡友魯迅印象記》（1947）、《我所認識的魯迅》（1952）等。在這個意義上，說「許壽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學家」，或者稱「許壽裳也是我國有影響的人物傳記專家、作家」，也無不可。
不過，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學家」，大都是才情橫溢、文採風流，與許先生的誠摯、篤實、平淡、自然，相去甚遠。更何況，許先生不以馳騁想像見長，所撰多為「實錄」性質的傳記或回憶錄。因此，稱其為「著述家」，或許更穩妥些。那樣的話，我們可以轉化視角，在學術史上，而不是在文學史上討論許先生的貢獻。
去年逝世的魯迅研究專家林辰先生，對許著《亡友魯迅印象記》等讚不絕口，稱其「是有關魯迅的重要文獻，而文筆醇樸，親切動人，其本身也富有文學價值」；而近年活躍於學界及文壇的孫郁，對此也深有同感：「我讀許氏的著作，深感其溫和敦厚之氣，內中有著質樸、純正的風韻。許壽裳國學根底深，又通西學，故對魯迅的感知，視界開闊，不拘於凡俗。雖然缺少哲人的目光，對魯迅精神深廣之處探頤有限，但對其人品、文風、境界的把握，獨到深厚，非外人可及。」對於這些表彰許著的文字，我心有戚戚焉；只是談到單靠這幾本好書，能否「使許先生廁身於現代中國文學家之林而毫不遜色」，我始終有些猶豫。
說白了，我對於許壽裳先生的文學才華，其實是頗有懷疑的。與魯迅、許壽裳交往甚多的孫伏園，曾用小說筆法，講述許先生從事文學創作的逸事：
在東京求學時代，魯迅先生兄弟與許先生同居一處，許先生於學術研究之餘，亦頗有志於創作。一夕，他對魯迅先生說，今晚一定要創作了。魯迅先生見他親自到西洋料理店去買了點心來，而且親自準備咖啡，魯迅先生兄弟相約不要去擾亂他。等到夜深入靜，魯迅先生將要睡覺的時候，偷偷地去窺探他的創作已經有了多少。出人意料，魯迅先生說，「西洋點心只吃了一塊，咖啡已經冷了，季黼靠在桌上睡著了，而稿紙還是空白的。」
既然是逸事，難保沒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不過，如果了解當初許壽裳曾與周氏兄弟等相約，籌辦《新生》雜誌，這故事或許還有些影子。我甚至還懷疑，這故事的講述者，很可能就是魯迅，因其幽默中包含著善意，不傷人，但很能見性情。
本不以文學見長的許壽裳先生，受尊師章太炎的教誨、摯友魯迅的感染，再加上那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養，一旦著述，頗見神采。換句話說，許先生回憶魯迅等書之所以可讀、可傳，「工夫在詩外」。因此，我主張暫時擱置其「文學技巧」或「修辭手法」的探討，也無須汲汲於將其抬進本就相當擁擠的「文學殿堂」。
二、從《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到《章炳麟》
讀過《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大概都會記得該書第七節「從章先生學」。此文以及魯迅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民報社聽講》、任鴻雋的《記章太炎先生》、劉文典的《回憶章太炎先生》等，都涉及令人神往的章太炎東京講學。其中，許壽裳的「追憶」，是「始作俑者」。《亡友魯迅印象記》明明遲至1947年方才出版，為何將其置於魯迅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前？那是因為，「從章先生學」一節的輪廓，其實早就見於十年前的《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
熟悉魯迅著述及史跡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魯迅撰於1936年10月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與許壽裳撰於1936年8月的《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關係極為密切。一強調「先師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時是國學大師」，一稱「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二者互相發明，配合默契。細讀文本，你還會發現，魯迅的引錄《獄中贈鄒容》、《獄中聞沈禹希見殺》二詩，摘錄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辭（「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以及專門提及章先生為八人小班講授《說文解字》等，都是依據許壽裳文章提供的資料。
敘述角度頗有差異，文章境界也顯高低，但魯文基於許文的提示，這點毫無疑義。撰寫《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篇名文前半個月，魯迅曾給許壽裳去信，其中有曰：
得《青苗》，見兄所為文，甚以為佳，所末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國耳。
從中更得讀太炎先生獄中詩，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靜安沒後，尚有人印其手跡，今太炎先生諸詩及「速死」等，實為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匯印成冊，以示天下，以遺將來。
章太炎的獄中詩，許壽裳編《浙江潮》時曾予以刊出，「原紙至今藏在行篋，彌可珍惜」；至於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許文竟抄錄了整整四頁，原因是：
此演說錄，洋洋灑灑，長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價值之救國文字，全文曾登《民報》第六號。而《太炎文錄》中未見收入，故特地多抄如上。
許壽裳的這些追憶，顯然很讓魯迅動容，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陳年往事。對比魯迅之抱怨浙江所刻《章氏叢書》，「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以及稱「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的文章」，「其實是吃虧，上當的」，與許文的上述表達，可謂若合符節。
至於魯迅明確表示不敢苟同的「欲以佛法救中國」，指的是許壽裳文章中的這麼一段話：
現在中國雖稱民國，而外侮益亟，民氣益衰，一般國民之怯懦浮華，猥賤詐偽，視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誑語治詐偽心」（先師《答夢庵書》中語，見《民報》第二十一號），一面尊重歷史，整理國故，其不善者改良之，善者頂禮膜拜之，以養成民族的自信心，前路茫茫，何能有濟？
對於魯迅的批評，許壽裳是口服心服的。日後所撰《章炳麟》一書，雖設專節談論章太炎「經子及佛學上的貢獻」，卻不再發揮「佛法救國」的空想了。
其實，這段「公案」，許壽裳本人在《亡友魯迅印象記》第十三節「看佛經」中，已經公開挑明。除了全文引錄魯迅去世前二十四天寫的這封長信，許壽裳還對同是讀佛經的太炎先生師徒，下了這麼個斷語：「先生和魯迅師弟二人，對於佛教的思想，歸結是不同的：先生主張以佛法救中國，魯迅則以戰鬥精神的新文藝救中國。」
三、兼及「革命元勛」與「國學大師」
從善如流的許壽裳先生，顯然很看重魯迅的這封回信，日後撰寫《章炳麟》，不只不再妄談佛法救國，更重要的是，一再強調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希望其不被「國學大師」所遮蔽。而在我看來，許的這一堅持，與其對魯迅的尊崇與信任大有關係。
1944年9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來信，邀請許壽裳為其主編的叢書《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撰寫《章炳麟》一書。雖「山居無書參考，頗費躊躇」，許還是當仁不讓，開始四處尋覓資料。好不容易借到1936年《制言》雜誌的章太炎先生紀念專號，上面既有許的《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也有諸多師友的懷念文章，《章炳麟》的撰寫，這才得以順利展開。半年後，全書殺青，在寄稿的同時，許壽裳給潘公展去信（1945年3月31日），鄭重聲明：
章先生為革命元勛，同時為國學大師，世人僅注意後一點，不足以明真相，拙稿雙方並重，而文字力求簡要，刪而又刪，成此字數。
同年11月，應邀為《教育全書》撰一萬五千言的「章炳麟傳略」，交稿時，許壽裳同樣奉上一「附帶聲明」：
章先生為國學大師，著述精深獨到，三百年來無第二人，貢獻於學術上及教育上者甚大。又為革命元勛，惜世人多不明了。今拙稿於此雙方兼顧，而文字力求簡要，刪而又刪，故不超過所限字數。
如此叮囑再三，可見許先生對此兼及「學問」與「革命」的論述策略，是何等重視。
主編《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叢書的，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將章太炎置於第三輯「學術先進」，很大程度是全書體例使然。潘公展為這套叢書所撰「編纂旨趣」，稱：「我認為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至於選擇「基石」的標準，不外傳統的立德、立功、立言。與此相適應，也就有了第一輯「民族偉人」、第二輯「歷代賢豪」、第三輯「學術先進」的區分。
這套書的作者陣容相當可觀，要不當時已成名家，要不日後大有發展。1946年南京版《章炳麟》後面，附有該叢書的總目，值得選摘（括號裡面是該傳的作者）：第一輯「民族偉人」共九種，包括黃帝（錢穆）、孔子（黎東方）、秦始皇（顧頡剛）、漢武帝（繆鳳林）、唐太宗（羅香林）、明太祖（吳晗）、孫總理（鄒魯）等；第二輯「歷代賢豪」共十五種，包括勾踐（衛聚賢）、諸葛亮（祝秀俠）、武則天（藍文徵）、岳飛（鄧廣銘）、文天祥（王夢鷗）、鄭成功（鄭德坤）、洪秀全（羅爾綱）、林則徐（魏應祺）等；第三輯「學術先進」共十五種，包括老子（張默生）、墨子（羅根澤）、屈原（游國恩）、司馬遷（汪辟疆）、韓愈（李長之）、玄奘（蘇淵雷）、徐光啟（方豪）、顧炎武（譚其驤）、曾國藩（蕭一山）、梁啓超（吳其昌）、章炳麟（許壽裳）等。細察叢書的整體框架，置章太炎於「學術先進」，定位其實相當準確。況且，對於許著的兼及「革命元勛」與「國學大師」，主編並無異議。
以弟子身份為尊師作傳，好處是見聞真確，態度虔誠，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資料；可也面臨很難迴避的陷阱，那就是「為尊者諱」，拚命拔高，言過其實。比如，稱「章先生學術之大，也是前無古人」，這樣的說法，便很難讓人信服。好在接下來的具體評說，還是很有見地的：
獨有先生出類拔萃，雖則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學，然而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批判文化，獨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會文野的情狀，中印聖哲的義諦，東西學人的所說，莫不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觀其會通，窮其指歸。「千載之秘，睹於一曙。」這種絕詣，在清代三百年學術史中沒有第二人，所以稱之曰國學大師。
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讀者，很容易發現，這些品鑑，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這正是此書的最大特點：熟讀《章氏叢書》，大量摘引原文。如此「以章說章」，對於學術評傳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好辦法。其實，這種寫作，大有來頭，追摹的是黃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提及清代的譜牒學，稱自撰年譜價值最高，其次便屬「友生及子弟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因時近地切，見聞最真也」。而「可以觀一時代思想」的「學者之譜」，要想寫好，並不容易。
是故欲為一名人作一佳譜，必對於其人著作之全部（專就學者或文學家言，別方面則又有別當注意之資料），貫穴鉤稽，盡得其精神與其脈絡。不寧惟是，凡與其人有關係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語及其人者，悉當留意。不寧惟是，其時之朝政及社會狀況，無一可以忽視。
以我的觀察，許壽裳之為尊師作傳，所憑藉的學術資源，並非胡適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傳記文學」，而是清人的「學案」以及梁啓超所評述的「學者之譜」。
《章炳麟》一書，最見功力的，無疑是「革命元勛的章先生」和「國學大師的章先生」兩章。可第一章「最近三百年來中國政治和學術的鳥瞰」，這大帽子的功能，一如梁啓超所說的：「其時之朝政及社會狀況，無一可以忽視」；至於第四章「先生晚年的志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學術興趣以及政治立場，是全書的補充，也是必要的強調。全書的結構很特別，始終將政治史與學術史的思路扭結在一起，不即不離。落實到具體事件，便是不完全遵從時間順序，隨時「按下」與「提起」。比如，第二章講述章太炎《民報》時期的工作，故意按下最為精彩的為魯迅等講學不表，留給了第三章，以便突出其「革命不忘講學」（第十四節的題目，真的就叫「革命不忘講學」）。而在第四章設「對於全面抗日的遺志」專節，既符合全面抗戰這一著述背景，同時再次凸顯全書宗旨：章太炎不僅僅是「國學大師」。考慮到叢書第三輯的命名——「學術先進」，這樣的提醒十分必要。
四、傳記文學與師友情誼
在追憶許壽裳先生時，孫伏園說了這麼一段話：「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們，既不忘師說，也不泥師說，日有進境而成為純科學態度的學者的，許壽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籠統地說許先生學業有成，那沒問題；可要說章太炎的弟子中「不泥師說」且「日有進境」者，許先生其實算不上。《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宣統二年（1910年）則，提及其亡命日本時之「提獎光復，未嘗廢學」，稱：
弟子成就者，蘄（州）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眾，不備書也。
太炎先生一貫特立獨行，評論時事以及品鑑人物，不太受流俗影響。在「自定年譜」中，不提聲名顯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許壽裳，有政治立場歧異的緣故，但更重要的是，從專業角度考量，這三位「文化名流」都不能算是其「得意門生」。魯迅說，「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並非只是自我調侃。章太炎對於周氏兄弟以及許壽裳的影響，主要在思想與人格，而不是具體的文字學知識。魯迅撰有《門外文談》，也有編《中國字體變遷史》的計劃，但並非以此名家；許壽裳去世前一年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學生講授「文字學」，課餘編著《文字學概要》講稿，可也說不上光大師門。
作為學者的許壽裳，雖有若干教育學文章，以及《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歷代考試制度述要》等著作傳世，但都說不上十分精彩。真正讓讀者難以忘懷的，還是《章炳麟》、《亡友魯迅印象記》等傳記作品。好友臺靜農在《追思》一文中，提及許先生謙沖慈祥、臨事不苟的個性，以及弘通致用的學術風格，下面這段話尤其值得注意：
先生一生與章太炎、蔡孑民、魯迅先生關係最深，這三位先生都是創造現代中國文化的大師，以先生長於傳記的文筆，不幸僅寫出章先生一傳，蔡先生傳尚未及下筆，魯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記一書，而一代文獻所寄的前輩，竟在深夜夢中死於柴刀之下，事變之來，真不知從何說起。
稱許壽裳乃「一代文獻所寄」，表彰其「長於傳記的文筆」，我以為是知人論世。實際上，日後學者之褒揚許先生文章「樸實淡雅，具有一種自然之美」、「言簡意賅，毫無渲染」、「他的敘述既客觀，又有生活氣息和感情色彩」等」，指的也都是這幾種傳記作品。
說到「傳記」寫作，自然不能忽略許先生曾在大學開設「傳記文學」課程。據許世瑛編《先君許壽裳年譜》，我們知道，1940年就任華西大學文學院英庚款國學講座，許先生開設的課程是《傳記研究》和《中國小說史》；同年5月2日撰有《談傳記文學》一文，只是未詳出處。可以說，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許壽裳的學術工作，主要圍繞傳記的研究與寫作。至於具體成果，除了廣為人知的章太炎、魯迅的傳記，還包括《〈宋平子先生評傳〉序》、《宋師平子先生留別求是書院諸生的八首詩》、《蔡孑民先生的生活》、《俞曲園先生的思想》和《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等。單從表面上看，文體五花八門，有序，有考，有回憶，也有評述，但大的思路相當一致，那就是借對於鄉里先賢或師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展開人物研究。廣義地說，這些都可以稱作「傳記寫作」。
讀袁珂的《悼憶許壽裳師》，我們大致能領會到，許壽裳先生的「傳記文學」課程，不是很成功。只有兩個學生，可「許師卻絲毫不苟，每上課前一定要在圖書館裡鉤稽群籍，作充分的準備」；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面對如此難堪局面，「許師卻從容一如平時，乾脆不去寫黑板了，而把他寫好的講義，放在我的課桌上，親身站在我面前，認真講課直到下課鈴聲叮噹叮噹地響起來」。這些描述，固然顯示許先生教學的認真，以及處變不驚的紳士風度，可另一方面，也讓我們體味到其內心的寂寞。許先生認真編寫的「傳記文學」講義，未見行世；但這一不太成功的「研究」，對其寫作卻很有意義。
要說許先生的傳記寫作，相對於其學術準備，我更看重的是「師友情誼」。孫郁表揚過《亡友魯迅印象記》的文采與氣象，後面還有一句：「魯迅有這樣的知己，可謂幸事。」這是從著作方面立論；反過來，正因為有了魯迅這樣的知己，方才成就許壽裳的文章。文章的好壞，固然依賴於個人才情，但與描寫對象不無關係。全祖望《梨洲先生〈思舊錄〉序》，劈頭就是：
予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
這話大有講究。生活在一個大轉折的時代，從小見識各種非同尋常的人物，眼界很高，其追懷朋好，雜糅見聞，這樣的文章自是有別於小橋流水、小家碧玉。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啓超特別讚揚全祖望「最會描寫學者面目」，比如說黃梨洲、顧亭林，劉獻廷、錢謙益、毛奇齡等，都是三言兩語，就能寫活一個人。所謂全氏「能以比較簡短的文章，包舉他們學術和人格的全部，其識力與技術，真不同尋常」，固然在理；但還必須考慮到，這些當世第一流人物，本身行事特異，性格鮮明，確有可寫處。換句話說，不管是黃宗羲的《思舊錄》，還是全祖望諸多慷慨壯烈的碑傳，確實是「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
同樣道理，許壽裳的傳記作品之所以可讀、可傳，與其得天獨厚的師友交誼大有關係。據許世瑋《父親許壽裳生活雜憶》稱：
在他被殺害前不久，他與我在院子裡閒聊，當談及他的著作時，他忽然說：「我有魯迅、蔡元培先生這樣兩個知己，一生總算沒有白過。」說這話時態度非常莊重，我聽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這麼位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偉人為知己是光榮的，也值得自豪！
這雖是家屬幾十年後的追憶，但大致可信。對於許壽裳來說，「值得自豪」的，不僅僅是蔡元培、魯迅這兩位知己，還有宋恕、章炳麟這兩位尊師。據《魯迅研究資料》第14輯，許壽裳殘留的自傳手稿，恰好談的是「餘年十九在杭州讀書，最得益的老師是宋平子先生」，以及留學東京時，「曾於每星期日到太炎先生寓所聽講小學」。
許壽裳對這二師二友，實在是佩服得五體投地。1937年，應夏丏尊之邀，許為《中學生》雜誌撰稿，批評何健的「明令讀經案」，稱：「我對於嗜好的讀書。願意貢獻一點小小的意見：（一）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二）少捧國粹，多捧『人粹』。」接下來的論述，引證魯迅的《青年必讀書》和《十四年的「讀經」》、宋平子的《國粹論》、章太炎的《廣論語駢枝》，以及蔡元培關於公民道德的一段話。在同一篇文章中，「四大護法」全部出場，正所謂念茲在茲。能服善，肯表彰師友，而且語調不卑不亢，此乃許壽裳為人為文的最大特色。
在《懷亡友魯迅》一文中，許壽裳稱，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這二十五年中，「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這並非高自標榜，許廣平也曾描述魯迅與許壽裳的「兄弟怡怡之情」：
他們談話的範圍也很廣泛，從新書介紹到古籍研討，從歐美名著以及東洋近作，無不包羅。而彼此人事的接觸，見聞的交換，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無不（？）遮瞞，儘量傾吐。這樣的友誼，從來沒有改變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魯迅先生的交遊中，如此長久相處的，恐怕只有許先生一位了。
所謂「師友情誼」，與學問大小沒有關係。就像今人之談論陳寅恪與吳宓、錢鍾書與鄭朝宗，如果非要挑剔雙方學問上是否旗鼓相當，未免過於勢利了些。許壽裳的思想不及魯迅深刻、文章也不如魯迅華美，但二人之間生死不渝的情誼，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再說，魯迅孤寂的心靈，其實是需要親人以及朋友的安慰與支持的。
表彰尊師的「大傳」，與追懷好友的「回憶錄」，不用說，後者更容易放得開。同樣樸實真摯、情深意切，《亡友魯迅印象記》的揮灑自如，與《章炳麟》的體例謹嚴，各有千秋。更重要的是，二書同樣包含大量第一手資料。許廣平為《亡友魯迅印象記》所撰《讀後記》，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移贈《章炳麟》：
回憶是不輕的沉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沉痛中淘淨出一些真材實料，為我輩後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巨人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生，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寫出嗎？
不是肯不肯，而是能不能。沒有幾十年的交誼以及足夠的崇敬之心，還有大致與之相副的筆墨，是寫不出《亡友魯迅印象記》以及《章炳麟》這樣的好書的。
五、盪開去的筆墨
撰寫傳記時，不管是專書還是單篇，許壽裳總喜歡盪開去，引入一些個人交誼以及生活瑣事。這樣一來，文章不刻板，更能讓讀者感受到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清初黃宗羲在《論文管見》中稱，善於經營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學識，還必須添上「竹頭木屑」以及「常談委事」。否則，文章潔是潔了，但沒有生氣。對「傳記文學」有過專門研究的許先生，肯定懂得這個訣竅。
輪到我來談論許先生及其著述，同樣希望將筆墨盪開去。像許多現代文學研究者一樣，我之關注許壽裳，最初確實是由於魯迅以及章太炎的緣故。許著之由「資料庫」變成「研究對象」，很大程度緣於兩次有趣的遊歷。十年前，在東京大學訪學時，我曾對照舊地圖，從魯迅及許壽裳等居住的「伍舍」，步行到章太炎講學的民報社舊址。經歷過1923年關東大地震，以及「二戰」末期美軍的大轟炸，民報社遺址云云，自是蕩然無存。穿行於車水馬龍之間，遙想八九十年前的往事，只能說是一種「心靈的遊歷」。但冥冥之中，感覺上離章太炎、周氏兄弟、許壽裳等又走近了一步。
前年秋冬，我有幸在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客座講學一學期。上任的第二天，系主任送了一冊剛剛印製完成的《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1）》，其中的「沿革」部分稱：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這所創辦於1929年的「台北帝國大學」，改名「國立台灣大學」，並將原文政學部分解為文學院與法學院；文學院下設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台大中國文學繫於是得以正式成立：
唯當時百廢待興，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先生代為邀聘教員，參與規畫（劃）。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中由許壽裳、喬大壯二先生相繼擔任系主任，二先生旋相繼去世。三十七年八月，臺靜農先生出任系主任，其後主持系務長達二十年，對本系之穩定與發展貢獻甚巨。
細讀「年表」及「傳記」，發現許多有趣的細節：比如，1948年2月許壽裳被害，一個月後，原本任教於台師大的許世瑛被台大中國文學系聘為兼任副教授（13頁），1952年8月改聘為兼任教授（17頁），1972年7月方才離職（45頁）。對於現代文學研究者來說，這位小許先生，可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詳：五歲時魯迅為其開蒙、上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時魯迅為其開列書目。又比如，台大中國文學系早年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如毛子水、董作賓、洪炎秋、戴君仁、臺靜農等，再加上畢業於燕京大學的鄭騫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董同穌，難怪我到此講學，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我的辦公室在文學院二樓，正對著為紀念傅斯年校長（又一位北大校友！）而建的「傅鍾」，每回在走廊里漫步，想像著許壽裳、毛子水、臺靜農等我熟悉並景仰的先輩，也曾在這裡徜徉、攀談、嬉笑，有一種充實且幸福的感覺。或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歷史文化氛圍」。記得周作人說過，「我們於生活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茶，還有，追求生活在歷史文化氛圍中，這些「無用的裝點」，確實像周作人所說的，「愈精練愈好」。
真沒想到，回北大一年後，我再次遭遇許壽裳先生。不過，這回是在書本上。拜讀過許先生的諸多著述，最想推介的，還屬《章炳麟》。那是因為，許先生所撰魯迅各書，包括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初刊、1953年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以及1947年6月台灣文化協進會初刊的《魯迅的思想與生活》、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編的《我所認識的魯迅》等，廣為研究者閱讀與徵引；需要專家「導讀」的，是相對落寞的《章炳麟》。
說《章炳麟》「落寞」，也只是相對而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林辰編《許壽裳文錄》，其中的《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一文，實即《章炳麟》第三章；1987年，重慶出版社推出重排的《章炳麟》。這兩種書，各印了千餘冊，依據的都是「字跡模糊之處甚多」的土紙本（重慶勝利出版社，1945）。2003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刊行倪墨炎、陳九英編《許壽裳文集》上下卷，其中《章炳麟》一書用的是1946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的本子。上海版收羅頗廣，除幾部專門著作外，更旁及集外文、詩集、書信以及紀念文錄（據《編輯說明》，此舉得益於許先生家鄉先後出版的《許壽裳紀念集》、《許壽裳詩集》、《許壽裳書信選集》等），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即便如此，對於普通的讀者來說，一冊輕便且校勘精良的《章炳麟》，還是十分必要的。
2004年2月13日於京西圓明園新居
（原刊《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