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移民問題

一 移民與各國條件的差異 假如貿易完全是自由的，生產就只會在最適當的條件下進行。原材料會在經過仔細核算後的產量最大的地方生產。製造業會被安排在運輸費用——包括把商品送到最終消費者手裡的必要費用——最低的地方。勞動力會向生產中心聚集，從而人口的地理分布肯定會適應生產的自然狀況。 然而，只有在靜態的經濟體系中，各種自然條件才不會發生變化。各種變化的力量在不斷使它們發生改變。在不斷變化的經濟中，人們不停地從生產條件不利的地方遷往有利的地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的壓力使勞動力和資本轉向最適當的地方。而在封閉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只能用行政命令做到這一點。這兩種情況下的原則是一樣的：人們肯定會向生活條件最有利的地方遷移。[1] 這種人口遷移對不同國家的狀況有著最直接的影響。它使自然條件不利的國家的公民遷往條件更好的國家。假如引起移民現象的條件使得移民被他們的新環境所同化，他們的遷出國的人口就會相應的減少。假如條件使移民在新家園保留自己的國籍，更不用說他們把原來的居民同化，接收他們的民族就會發現移民是對其民族地位的威脅。 作為一個民族小國的成員，在政治上有諸多不利之處。[2]政府的功能越寬泛，這種不利帶來的困擾就越嚴重。在純粹以自由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國家，這種困擾最少；在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國家，這種困擾最大。對這種困擾的感受越強烈，各國就越想使其成員避免屬於一個民族小國的命運。於是，增加人口、成為富饒而廣大的領土上的民族大國，就變成了十分可取的政治目標。然而，這僅僅是一種帝國主義而已。[3]在19世紀最後二十幾年以及20世紀的頭二十幾年裡，帝國主義慣用的武器是商業手段——保護性關稅、禁止進口、獎勵出口、運費歧視等等。另一種強大的帝國主義手段——限制移民的進出，卻很少受到關注。目前這種現象已經變得十分明顯。不過，帝國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戰爭，除了戰爭之外，它有可能採用的其他一切武器，僅僅是不能成大事的輔助手段而已。 沒有任何證據能夠使我們假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屬於民族小國的成員的不利處境將會消失。相反，個人越是依賴國家，即政治決定對個人的生活越重要，民族小國就越會感到自身無法擺脫的政治上的無權無勢。 但是在討論社會主義移民時，我們無須特別關注各民族之間發生的衝突。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即使在一個民族的成員內部，也會發生那些使世界劃分為不同國家的分歧——此事與自由主義無關，卻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離趨勢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和勞動力不停地流動，直到各地的邊際效用被拉平為止。當全部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一樣時，即達到了均衡狀態。 我們姑且先不談資本的流動，只講勞動力的流動。遷移的工人無論到了哪裡，都會使當地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下降。工資——即他們的收入——的下降，直接損害新工人到來之前已經在移民中心就業的工人。他們認為「外來移民」是高工資的敵人。對這種特殊利益會採取禁止「外來移民」的方式加以保護。這是不允許新工人進入的所有特殊工人團體的排外政策的關鍵。 自由主義的任務就是向世人說明誰在為這種政策的成本埋單。首當其衝受到傷害的，是在條件不利的生產中心就業的工人，這些中心的勞動邊際生產率較低，所以他們只能滿足於較低的工資。同時，位置更為有利的生產資料的所有人，也會因為無法達到假如他們能僱到更多工人所能獲得的產量而蒙受損失。但這還不是問題的終點。保護特殊團體眼前利益的制度，對生產力構成普遍限制，最終會損害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最初的受益人。保護性的政策最終如何影響到個人，取決於對他和別人施加的保護程度。在受保護的情況下，總產量會低於自由貿易條件下的產量，因此平均收入肯定較低，但某些個人仍然有可能比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過得更好。對特殊利益提供的保護越大，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就越大，如此說來，保護越小，個人獲益的可能將大於受損的可能。 只要能夠以這種方式促進私人利益和獲得特權，利益相關者之間就會發生爭取優勢地位的鬥爭。每個人都想獲得優於別人的地位。每個人都想得到更多的特權，以便獲得更多的私人利益。完全平等地保護所有人的觀點，不過是思維有問題的理論空想。假如所有的特殊利益都平等地受到保護，那麼任何人都得不到任何好處：唯一的結果是所有的人都同等地感到生產力下降的不利。較之受保護較小的人，使自己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會帶來更多好處，只有這樣的前景才對個人有吸引力。要求得到這種保護的，永遠是那些有能力為自己獲得和維持特權的人。 自由主義揭露了保護的作用，也就打敗了特殊利益的攻勢。顯而易見，只有少數人能從保護和特權中真正獲益，大多數人難免蒙受損失。這樣的證明使此類制度失去了群眾的支持。特權的失敗是因為它失了民心。 要想恢復保護，就必須消滅自由主義。攻擊來自兩個方面：一種攻擊來自民族主義觀點，另一種來自受到資本主義威脅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的觀點。一種觀點培養了領土排外運動，另一種觀點則擴大了不堪競爭壓力的僱主和工人的特權。但是，一旦把自由主義徹底打敗，使其不再威脅保護主義體制，就再也沒有對抗特權擴張的勢力了。人們很久以前就認為，領土保護僅限於國家的區域，重新實行國內關稅、限制國內的遷徙等等已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只要對自由主義仍抱有一點兒尊重，那就確實仍可以這樣說。但是在大戰期間，德國和奧地利甚至把這一點兒尊重也拋到腦後，一夜之間就冒出來各種各樣的地區壁壘。為了保障自己的人口有較低的生活成本，各地生產了更多的農產品，這使它們切斷了同那些只能靠進口食品來維持其人民生活的地區的聯繫。城市和工業區為抑制食品價格和房租的上升而限制人口遷入。地區封閉政策破壞了經濟區的統一性，而新的重商主義的所有計劃卻是以這種統一性為基礎的。 即使同意社會主義是完全可行的，發展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也會面對嚴重的困難。特定地區、有特定利益或在特定工廠就業的工人，完全有可能認為他們身邊的生產工具是他們自己的財產，外人沒有資格利用它們獲利。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社會主義將分裂成無數個相互獨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假如它沒有完全變成工團主義社會的話。因為工團主義跟這種始終如一貫徹下去的分離原則是一路貨色。 * * * [1] 參見我的Nation，Stoat und Wirtschaft（Vienna，1919），pp.45ff.，和Liberalismus（Jena，1927），pp.93 ff.英文版出版者註：Nation，Stoa tund Wirtschaft沒有英譯本。Liberalismus的英譯本是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Translated by Ralph Raico. Edited by Arthur Goddard（Princeton，N.J.：D. Van Nostrand，1962）.該書1978年出版的英譯本書名改為Liberal-ism：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譯按：中譯本為《自由與繁榮的國度》，韓光明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2]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37 ff. [3] Ibid.，pp.63 ff.；Liberalisms，p.107 ff.英文版出版者註：英譯本見pp.121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