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春秋 · 大丈夫之氣概——寫於張學良先生九秩華誕前夕

吳天威 自古以來，我國不乏民間樂道的江山美人一類的風頭人物的故事。但是，在有生之年能為全國民眾、甚至世界上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士所熟習不忘的，唯有張學良將軍。他幼年接受一些傳統的中國教育，但其啟蒙頗受西方思想之影響。他自幼便以赤子之心，立志助人，乃多方設法赴美學醫，終以家庭關係（長子不宜遠離）改學軍事，而以繼承父業，邁入軍旅之途。他自弱冠統兵，不及十年而總攬我國東北四省之軍政大權，更問鼎中原，不僅左右國內政局，亦影響東北前後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之對華政策。就國內而言，他影響中國前途最大的當為眾所周知的「西安事變」。當時他僅三十六歲，表面看來，其政治生涯確已至此為止。如加以仔細觀察，則不難發現他對於國內政局一些間接的影響仍在，同時他的形影已存於很多人的心目之中。 五十餘年的幽禁沒有剝奪張將軍的身體健康，除眼花耳背外，他牙齒無缺，健步自如，為九十高齡者所罕見。在這悠長的歲月中能得愛侶趙一荻相伴，成為古今男女愛情史話之一；張先生沒有浪費歲月，初則研究明史，繼而從事研究、著述和傳播基督福音，以完其為民造福之夙願。在其幽居生活中，如何抵制惡勢力之干擾，排除痛苦煎熬，鍛煉百折不屈之精神，發展出獨特的人生哲學，他日如能公諸於世，必將有助於人群。他的生平應為我們稱道、學習和尊敬之處不勝枚舉。今趁慶祝其九十華誕之際，略述其要。 中國人的倫理思想向以「忠孝仁義」為至尚，張先生多能及之。首先他是忠於中華民族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幼年時代是一個愛國狂。」他雖統率大軍轉戰南北，實出於無奈，他始終憎恨自相殘殺，無時不忘減少對人民之塗炭，而遇有機會則主動息兵。一九二七年對於北伐之國民革命軍如此，一九三六年對於中共之紅軍亦復如此。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舉國一致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對日抗戰，終於雪除我中華民族百年之恥，為張先生精忠報國之升華。 不僅對國家張表現了無限的忠誠，對長官、部屬及朋友亦復如此。雖有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八年東北軍對北伐軍之兵戎相見，但張一俟接管東北軍政，即宣布和平方針，進而於一九二八年底，宣布擁護蔣介石總司令，東北易幟，完成全國統一；他以後忠心事蔣而不渝，否則焉有「西安事變」之送蔣和伏罪京門之舉。同時他對楊虎城將軍之不幸遭遇，引為歉疚。據云，他在幽居期間，仍不忘其舊屬。張樂談其與郭松齡之友情，當第二次直奉之役（一九二四年），郭軍駐守長城山海關一帶。郭軍作亂之謠言風起，張於深夜單騎九十里尋找松齡，終於說服其取消倦勤歸隊，頗似漢初「蕭何追韓信」的一幕之重演。是役他因疲勞過度而染上隱疾。 由於馮玉祥的勾引，郭松齡叛變。消息傳來，張正於葫蘆島軍艦上，痛感無顏對其乃翁，竟欲投海自盡，終被勸阻，兼程返沈，襄助「老帥」敉平郭亂，但仍企老帥饒郭一命未果。 老帥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於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張時坐鎮北京，經化裝潛行以避日人耳目，數日後始抵沈為父發喪。張繼父業後，勵精圖治，東北政治面目一新；不顧日人之脅迫利誘，決心繼承父志，抵制日本侵略。常對人云：凡老帥所不欲為者決不為。而其於數年之內整軍經武，興建鐵路，發展工商業，普及教育，充實高等教育，進步之速，使內地諸區域望塵莫及。如無日寇之強占東北，我國工業化和富強之基礎業已在東北奠定，就張個人而論，完成先翁遺志、盡了孝道。 張先生待人處世，無不以「仁」為本。孔夫子的「仁」字意義非常廣泛。如「克己復禮」，是謂之仁。但仁與愛及善良是不可分的。他確實做到了捨己為人，如九一八事變時，他服從蔣之命令對日「不抵抗」，寧可自己受過，不置爭辯。長城之役，引咎下野，以維護蔣之聲譽。而「西安事變」更能充分表現他行仁的本色，是故蔣夫人說張之發動「西安事變」決不是為其個人之爭取地盤，或飽私囊，不能與過去之軍閥同日而語。 凡對張稍有認識者，無不稱道其為人寬大。所以五十餘年後的今天，其尚存之東北軍袍澤及東北大學學生不約而同地為其九秩誕辰紛紛慶祝。他們對張之愛戴是自發的無條件的，此足為其今生莫大之安慰與光榮。 不仁則不「義」，能仁亦必義。張為人正直，最講義氣。這與曹孟德之「寧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恰好相反。他對蔣介石、楊虎城，甚至閻錫山，都抱有義的精神。一九三〇年，閻、馮倒蔣失敗，張對閻禮遇有加。致使閻有恢復其失去的山西地盤之機會。而張、楊對蔣實行「兵諫」之先，閻本有贊助之默許，然事發後，態度曖昧，竟圖漁翁之利。此與張之大丈夫敢做敢當、獨自負責受過之氣概相比，使義與不義分野至明。 早於一九二八年，張即做自我檢討，作有「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的對聯。張之天才穎異、聰明過人當為其朋友與僚屬所公認。他未受完整之學校教育，而其中文根底及書法均非一般受高等教育者所能及。同時張之興趣多端，游泳、滑冰、打網球、跳舞、駕車及開飛機成為其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張在東北講武堂肄業期間，有一段趣聞。每次考試，他總是名列前茅，同學頗有惡言，當時講武堂總監，即為後來做漢奸的熙治，為避免嫌疑起見，進行臨時突擊性的考試，出題為「步騎炮之聯合作戰」，結果只有張一人能完成圓滿之答卷，此恐亦與其之主修炮科有關。自是之後，全班同學對未來之「少帥」無不心服口服。 張領兵以來，頗能身先士卒，向不畏死貪生，深得官兵之信仰與尊敬。平時對下有開明民主之作風，戰時賞罰嚴明，將校皆能為其效命。而其招賢納士，並無畛域之見或派系之分；如于學忠之籍貫山東，本為吳佩孚麾下之一員大將，投東北軍後，竟為張所器重。何柱國籍貫廣西，出身於保定軍校，在東北軍中，由低級軍官因功被擢升為軍長。因張待人以誠，處事以公，北方軍人如宋哲元及孫殿英者流均願與其交遊。張用人之成功充分表現於其陪蔣返京之後。東北軍將領並未眾叛親離，或被高官厚祿所收買，而多數將校更為爭取張之返陝，不惜與中央軍一戰，始導致不幸之「二二事件」，王以哲將軍及其他數人之犧牲。 智仁勇自古為兵家治軍之道，張主政不久，即殺楊（宇霆）、常（蔭槐）；因不除楊、常，無以安其位。如張無勇無謀則蔣於「西安事變」時難以順利返京，我國可能喪失唯一能領導抗戰的領袖。 張並非匹夫之勇，亦非知過憚改，數十年來篤信基督、宣揚福音，與其幼年時立志學醫、為人治病之精神並無二致；此與假借基督之名，做反基督之事者恰成對照。其能安身立命，方得享受天年。按張自幼即與基督教青年會發生密切關係，而迄今猶不忘其青年會亡友閻寶航（字玉衡，曾於一九三〇年代任新生活運動會副總幹事；總幹事黃仁霖亦出身於青年會）。去年暑假筆者過台，蒙張先生謬愛賜予接見餐敘時，曾親告張先生他確有漢初張良之智慧，明哲保身，此與其名字完全相符，但張之生平遠較古代張良多彩多姿，我國後代必更紀念我們第二個張良。 《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