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春秋 · 西安事變兩主角：蔣介石與張學良
劉心皇
一幕緊迫追求統一軍權之悲劇
近一年多來，為輯注《張學良進關秘錄》，閱讀了許多關於蔣介石與張學良交往的資料。得知他們：一個是志切統一，再談攘外；一個是誓報父仇，決心抗敵。兩個人的想法不同，做法自異，他們雖然在一條戰線上，解決了國內最大的戰爭，經過也多彩多姿，但一開始，就仿佛是一幕悲劇在開演。
一、蔣張二人對救亡政策的不同
在蔣介石方面，他當時已是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北伐成功後的「寧漢之爭」「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唐戰爭」以及「蔣馮閻戰爭（中原大戰）」，都是蔣先生力謀軍權、政權、財權統一所引起的戰爭。在蔣先生以國家元首又兼軍事統帥的地位，自難容擁兵割據的現象，所以，那些戰爭是可以理解的。後來，他又提出「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在他為保衛他所代表的政權而定出這樣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張學良方面，對「殺父之仇」的日本極端痛恨。他在《懺悔錄》中曾說：
痛恨日本對華之侵略，年幼時親見日人在東北之橫暴，及長也，明國家之大義。先大夫之遇難，「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無已，念自力不足，國力不強，對國事問題，遂致時生幻想。
張學良這種「國恨家仇」的觀念，認為軍閥內戰，對國事無所補益。故在《懺悔錄》中說：
過於同情他人，不審遠近厚薄之一義，常有同情對方之感，而對於失敗者更時生憐惜之心，化敵為友之念。
厭惡內戰，良年方弱冠，屢參戰事，親見因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時為懺悔。
張學良不忘「國恨家仇」，故厭惡內戰，欲轉「內戰」而為「抗敵禦侮」。這在當時，是全國的民意所向。
二、東北易幟與對俄事件
（一）東北易幟
張學良在未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之前，七月一日，通電致國民革命軍領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表示尊重民意，決不妨礙統一。七月四日，張通電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時，又表示：停止軍事行動，建議召開國民會議，以謀全國統一。
張學良派邢士廉、王樹翰等人，前往北平交涉。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適在北平會合公祭孫中山（靈柩在北平西山碧雲寺。一九二九年奉安南京後，改為「總理衣冠冢」）。邢等先會見蔣介石，後又集體會見了蔣、馮、閻、李四人。
東北代表在兩次會見席上提出了下面五個條件：
①南京擬在東北所設的政治委員會，應指派張學良為主任委員。
②國民革命軍隊伍不進入東北。
⑦南京不干涉東北軍政。
④南京不在東北設宣傳單位的分支機構。
⑤熱河省划進東北，成為東北四省。
在這以前，南京政府所提的條件是：
①堅持東北軍完全撤出關外。
②東北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③服從三民主義。
④東三省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國民政府派委。
⑤東三省劃歸第六軍區，軍區長官由國民政府派委。
由於邢士廉等與四個總司令的會晤，南京方面的條件大為緩和。蔣介石告邢士廉，只要東北易幟，並服從三民主義，其他條件都可商量，四個總司令之間，馮玉祥和李宗仁是堅主武力北進，以擊敗東北軍為目的，反對蔣、閻的與東北妥協的政策，至七月十七日，李宗仁亦轉而支持蔣、閻政策，並拍電給張學良，促其早日決心服膺三民主義。似乎其他條件都可不必再計議。
張學良與南京方面的和平妥協工作，已大致完成。張學良保有東北四省的自主權，而與蔣介石的統一工作還相距甚遠。但由於關內的統一工作還千頭萬緒，只有和張學良妥協，保持名義上的統一。
在此時，張學良對日本謀殺他父親，念念不忘，決不與日本妥協；故不接受日本鼓動搞獨立王國的陰謀，亦不為日本警告不要與南京妥協的恐嚇所屈服，毅然宣布易幟。其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張學良和東北軍將領聯名通電，宣布奉、吉、黑、熱四省易幟，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一舉，一方面使得張學良繼承乃父張作霖成為「東北王」的事業，獲得了一個來自中央政權的承認的基礎，依此張學良對東北軍內部也確定了他的「少帥」權威；而另一方面，中國國民黨統一中國的事業，卻也因此獲得了形式上的完成，尤其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基礎特別因此更有了進一步的鞏固。然而，也就在這同時，在國際關係上面，卻也預伏了對他們二人政治事業一個強力打擊的伏線。蓋蔣的統一事業，使得我們強鄰日本感到極大不安，而張學良在易幟之前嚴詞拒絕日本對他依附南京中央的威嚇干涉，更使得日本軍部對華侵略派大為驚慌失措，因此，也就種下三年後日本軍人驅逐張學良和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禍因。
日本對南京政府所施的壓力和交涉，記載的資料極多，也為世人所通曉，至於當時張學良在東北和日本周旋時所進行的種種抵抗，一因九一八事變前未為中國一般輿論所重視，二因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後成了「不抵抗將軍」，他的這段成績便被對他的一片不滿的空氣所抵消，因之，也就被人忘懷了。
原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以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即開始對張學良施用壓力。田中壓力的目的有二：一是要張不服從南京中央，反對統一，反對易幟；另一則是要張承認日本在滿蒙伸張其鋪築鐵路的權益。
據梁敬教授的記述，張作霖死後的六月廿五、廿六兩日，田中義一曾兩電日本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要他警告張學良，勿與南京政府妥協。林久治郎於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八日、七月十九日三謁張學良，傳以田中義一下列勸告意旨：
一、南京政府有共產色彩，地位未穩，東北殊無與之聯繫之必要。
二、如南京以武力壓迫東北，日本願盡力相助。
三、東北如需財政援助，日本正金銀行考慮接濟。
張學良認為這是日本干涉中國統一，拒絕了這個勸告。
田中義一又借吊張大元帥之喪名義，派駐法大使林權助以特使身份到瀋陽。林權助在弔唁之後，與張學良密談四次（自八月四日至十二日），其中八月九日的一段談話，威脅最為露骨，其措辭的顢頇，儼然未把張學良放在眼中。其問答主要內容如下：
權助：國民政府內部紛亂，且含共產黨色彩，如東三省與國民政府妥協，日本在東三省權益，將受損害，故東三省宜暫觀望。如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率行易幟，則日本又有採取自由行動之重大決意。望貴總司令決心鎮壓不良分子，如有所需，日本願以全力相勸。
學良：予為中國人，自應以中國人之立場為出發點。予所以願與國府妥協者，實不過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勸告，予固願考慮，但最後仍當以三省民意為依歸，不過就國際關係言，日本當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國內政之不韙；而日本屢以強硬態度，對於威脅，予亦不解。
權助：日本對此已有決心，即冒干涉內政之嫌亦所不避，願貴總司令速下決意！
學良：予之決意，以東三省民意為定，予不能拂視東三省之民意。
林權助威脅張學良時，中國方面有王家楨，日方有關東軍的佐藤少將，均在座。佐藤少將並從側面插言說，此時非講論是非之時，田中首相之決意，即是非之抉擇，貴總司令如拂田中首相之決意，東三省將生重大事故。
梁敬教授在批評這段史實時說：此段回答，今人回讀，應知當年日本外交使節所對待吾國地方長官者是何面目。其時關東大軍迫在肘腋，學良年未三十，身家生命危如累卵，而能堅護主權不受誘脅，實有足取。而張學良實即在這種強鄰壓境的威脅之下，毅然於十二月廿九日午前七時通令奉、吉、黑、熱四省同時易幟，田中對東北易幟的干涉到此完全失敗。
然而，田中內閣對張學良的壓力並未因此放鬆。一九二九年春間，田中更為了敦圖、長大、吉五、延海、洮索等路築路權益，曾令林久治郎與齋藤良衛對張學良進行過五次嚴重交涉，最後甚至公言要以武力支持測築路基工程云云，但張學良均嚴予拒絕。他的回答極簡，他認為所有築路權益事宜應由南京中央做主，日本可向南京去說，假若日本以武力強測路線，則因此引起排日責任他不負擔。張學良的堅強不屈的態度，終使日本侵略滿蒙計劃在九一八事變前未得尺寸進展。
（二）關於接收中東路的對俄事件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接收中東路事件，引起蘇俄的訴諸武力，至八月二十八日，蘇俄軍已經分別越境占領了吉林省東境的汪清和密山。十月十二日，蘇俄占了同江，十一月一日占富錦，十一月十七日，蘇俄空陸聯軍攻占西部國境的札蘭諾爾，旅長韓光第率部萬餘名戰死，繼而東北里守軍梁忠甲也被包圍，最後也奮戰被俘。
這時，南京外交部長王正廷先曾表示「關於防俄軍事，仍望妥為布置，中央對俄，抱定一貫主張，自有確實把握」。最後又公開表示，西北軍事結束後，中央方有力量與俄決戰。至此，張學良對於南京也失望了。他的代表，東北邊防長官公署駐京辦事處長秦華，替他表白了心中的苦水。秦華對往訪的記者說：
關於中俄事件，張長官決服從中央命令：安內御外；昔中央曾雲，對防俄事，中央可出兵十萬，撥軍費數百萬元，現中央因討伐西北軍故，無暇兼顧，致一兵未出，一文未撥。報載：中央接濟東北軍餉二百萬元，系編遣庫券，並非現款，此項庫券現存上海，擬設法變為現款，然數目亦甚有限。張長官所處地位甚為困難，一面須防赤俄，一面須與日本周旋。關於外交事件，完全聽命中央，關於對俄軍事應付，雖邊疆已受重大犧牲，然為中央政府外交上爭榮譽，亦不能有所顧惜。
這年十月中旬，南京外交部亞洲司長周龍光銜蔣主席密令來到瀋陽。蔣授權給張學良，要張學良從權設法由地方向蘇俄覓求和平解決，不必太拘泥於中央交涉的原則。這表示中央也是沒有辦法了。
這時候，張學良無論外交上或軍事上乃至財政上，早已不寄望於南京，既然蔣授意他可以從權處理，他當然也樂得趁早把中東路問題擅自收場。
三、張學良發表巧電，使權力達到巔峰
（一）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表「巧電」，結束了中原大戰。張學良的「巧電」電文如下：
（銜略）竊以企圖建設，首宜力弭兵爭，綏定邦家，要在曲從民意。當國內戰端初啟時，良曾規勸各方，勿以兵戎相見，東電所述，中外共聞；其喑音苦口，未經宣示國人者，稿本之多，幾於盈尺，卒以力薄言輕，未能挽回劫運，戰端一起，七月於茲，廬里丘墟，人民塗炭，傷心慘目，詎忍詳言，戰局倘再延長，勢必致民命滅絕，國運淪亡，補救無力，追悔何及，此良所為慄慄危懼者也。人之好生惡死，既有同情，厭亂思治，終無二致。以良所見，無論戰區內之身遭禍難者，固已憔悴難堪，即戰區外之倖免顛連者，亦無不和平是望。良委身黨國，素以愛護民眾，維持統一為懷，不忍見各地同胞再罹慘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諸東電所述，與夫民意所歸，籲請各方，即日罷兵，以紓民困。至解決國是，自有正當之途徑，應如何補救目前，計劃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饜人心者，凡我袍澤，均宜靜候中央措置。海內賢達，不妨各抒偉見，共謀長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隨時獻納，借補壤流，眾志成城，時艱共濟，庶幾人民生活，得免流離之苦，國際地位，可無墮落之虞，是則區區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陳，唯希亮察。張學良叩巧印
汪精衛於九月十九日電詢張學良，對巧電「願聞明教」。電云：
瀋陽張漢卿先生、全國各軍政機關、各民眾團體、各報館均鑒：頃讀張漢卿先生廿三日通電，愛護和平、綢繆統一，仁言利溥，無任欽遲。竊意今日最急之務，在於除去內戰之原因，戰端既弭，兵禍自熄。謹陳管見如下：（一）開國民會議，總理孫先生遺囑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十七年間，全國統一，即宜舉行，延至今日決難再緩，萬不能以維持個人軍事獨裁之故，不恤動全國之兵以遏抑國民會議之進行。（二）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權力機關，既采民主集權制，不能不由黨員選舉代表，若以一人指派圈定為得計，則何須乎有黨部，何須有黨員？故合法之全國代表大會不可不開，否則黨的分崩離析，無從補救。（三）在國民會議未開以前，施政方針，須廢除個人軍事獨裁，努力扶植民主政治，更須造成廉潔政治，使外交財政一切公開，在國民會議未開以前即須有約法，以保障人民權利，規定國家機關之權限，及其相互關係，此約法將來可提交國民會議通過……兆銘與中央黨部擴大會議諸同志，日常討論，意見僉同。值此機緣，竭誠披露，是否有當，及如何實現，願聞明教。汪兆銘皓。（《新晨報》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張二版）
當日，汪精衛在北平懷仁堂接見新聞記者，佯稱局勢惡化，只有奮鬥到底，次日報紙將其與記者談話刊載如次：
問：先生對張學良廿三電之意見如何？
答：兄弟今天上午接張廿三電，其用意有兩說：（一）為求全國和平而發此電；（二）此電發後，賡續派兵西進，此時尚不明其意旨所在，如張意和平，而能將余致張氏電中所舉四項，謀其實現，則吾人原非為對人而作戰，一切自無問題，如果時局惡化，只有努力奮鬥到底。我們還有太原、西安可去。
問：閻之意見如何？
答：已有來電，表示與我們一致地奮鬥到底。
問：閻何日來平？
答：尚未定，因閻不僅負政治上責任，且負有軍事上責任，不能前來。我們當推舉幾位委員前去商量。
問：趙戴文有來平消息，確否？
答：有來平消息，但現尚未到。因此我們先想多去幾位到石家莊，現在或者少去幾位。
問：東北軍隊動員，現達何地？
答：東北軍扣車動員，為已然的事實，現達何地，止於何地，此時均不得知。
問：馮玉祥有電來否？
答：馮每日均有電來，報告戰事勝利。
問：各委員有電致閻、馮否？
答：已有電去，其內容系將致張電文向之報告。
問：其他委員有電致張否？
答：各位同志當然可以去電，但何人去電，尚不得知，東北軍此次扣車，為已然的事實。但究止於何地，此時尚不得知。
問：張學良於廿三電外，有無其他表示？
答：聞尚有具體方案，但內容不知。
問：賈景德、薛篤弼對於此事有電報告否？
答：並無電來，大約已有電向閻報告。孔繁霨已回來，對東北大概情形，略言一二。
談至此，遂與記者作別而出。（《新晨報》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張二版）
從汪精衛對記者的回答中，可以知道他已到無可奈何的地步。張學良對擴大會議的實際主持人汪精衛的電報，當然也未予置理。
九月廿四日：東北軍接收平津。
九月廿五日：楚溪春軍退向南口。（北平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城防自治聯合會正式成立），北平市城防移交東北軍之手。
十月三日：馮玉祥下令停戰。
孫連仲首先表示向中央輸誠，孫連仲由韓復榘引介，歸順中央。廿日孫連仲代表到南京，接洽投誠事宜，蔣主席允於收編。
十月十四日：馮在鄭州，軍權已交鹿鍾麟（瑞伯）。十五日，鹿鍾麟通電「靜候措置」。
「巧電之應聲」：聯軍全體將領電：開封公電、聯軍師長以上全體將領馬（廿一）日通電。聯銜復張學良。原文說：
瀋陽張副司令勛鑒：頃讀巧日通電，本悲憫之懷，為息爭之計，仁言利溥，敬佩莫名，竊維年來政象紛紛，民生塗炭，懼大亂之將至，期政治之改善，本匹夫有責之義，進忠言逆耳之謀。冀挽狂瀾，免生浩劫，與我公和平救國之旨，正復相同。詎意事與願違，兵戎復起，將士死亡，皆我袍澤，軍需供給，悉民膏脂，戰區內外，直接間接之損失，更非可以數計，鍾麟等目擊心傷，欲泣無淚，倘有正當解決之途，孰忍自相殘殺，今我公慨念時艱，指導祥和，凡有血氣，莫不同情，第事貴得平，糾紛自解，倘已往之亂源，則將來之隱憂糜已。我公既具排難解紛之熱心，諒必公正主張，以順人望，究宜如何循正當之途以定國是，謀目前及永久之計，以圖永安，敬祈詳示，但能有利於國，有益於民，鍾麟等無不樂從，掬誠奉復，諸希諒察。鹿鍾麟、徐永昌、石友三、鄧瑜、商震、黃紹雄、劉郁芬、白崇禧、宋哲元、張發奎、楊愛源、孫良誠、張蔭梧、李培基、孫連仲、楊騰輝、周玳、劉驥、熊斌、李興中、秦德純、龐炳勛、孫楚、張維璽、傅作義、任應岐、孫光前、鄭大章、劉春榮、劉汝明、楊效歐、梁冠英、田金凱、趙承綬、馮治安、李服膺、馬鴻賓、孫殿英、米文和、關福安、馬麒、石振清、李生澤、蘇明啟、趙席聘、王靖國、沈克、井岳秀、岳相如、劉桂堂、楊耀芳、陳毓耀、張會詔、魏鳳樓、馮鵬翥、高桂滋、吉鴻昌、張自忠、阮玄武、張印相、鮑剛、楊龍泉、段承澤、王和民、周士廉、秦建斌、王冠軍、張德順、劉鳳岐同叩。馬。
自張學良巧電勸「各方罷兵，靜侯中央處置」，同日，東北軍第五旅董英斌為先鋒入關接收平津，十月五日閻、馮、汪自石家莊通電張學良，隨即下令各軍退到黃河北岸。馮部鹿鍾麟、宋哲元等發表通電，宣布遵命撤防，靜候措置，宋等由陝渡河入晉。十月十五日，宋哲元、鹿鍾麟、劉郁芬等發表刪電稱：
瀋陽張學良先生公鑒：年來內戰頻仍，民生塗炭，今歲為圖政治改善，以致兵戎復興，元氣虧耗，人民犧牲，至於不可紀極。鍾麟不幸，躬與其役，目擊心傷，欲哭無淚，自漢卿先生通電主持和平，當即首先贊同，以為永杜亂源，唯在民主政治之實現，本月江日當局江電，主張依法另行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並厘定約法，速開國民會議，悉本總理遺訓，實現民治精神，凡我國人所需要，既見容納，即我袍澤為民請命之目的可望完成，嗣奉閻、馮、汪三公微（五）日通電，萬重漢卿先生促進和平之旨，接受當局以政權還諸國民之意，通飭各部罷兵息民，鍾麟等始願既達，樂觀厥成，即日遵令撤防，分駐新鄉、修武、博愛、沁陽、陝靈、潼關一帶，以期實現和平，至於軍事善後，如何妥籌收束，謹當靜候公平措置。鍾麟許身黨國，無補時艱，但使國是能依照上述方針，早日進行，此間部隊收束就緒，鍾麟個人即當解甲歸田，遂我初服，謹電奉聞，諸唯公鑒。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孫連仲、孫魁元、龐炳勛、劉驥、鄭大章、劉汝明、馬鴻賓。刪（十五）印。
十月廿二日，蔣主席由京返奉化。同日任命李鳴鐘為豫皖鄂三省邊防清鄉督辦、第廿三路總指揮，轄吉鴻昌、葛雲龍、張印相三師。張之江為江蘇省邊防清鄉督辦、第廿四路總指揮。梁冠英為第廿五路總指揮。劉鎮華為陝甘晉三省邊防清鄉督辦、第廿二路總指揮。劉郁芬為軍事參議院參議。
（二）
張學良進關，中原大戰勝負立分。蔣先生根據承諾，將收拾華北殘局的全權委諸張學良。蔣遂決定南返。張學良向來反對內戰，當進關逼閻、馮下台時，即有默契，寬大處理其部隊。後來，與蔣先生陳述此項意見，亦並未遭到反對。後來在天津會見閻錫山，又與商震、徐永昌、宋哲元、龐炳勛、傅作義、楊愛源等將領開會，決定編為五個軍十個師。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二十六日，蔣先生與張學良聯銜發表改編各部隊的軍、師長姓名如下（按此等編制，系加入東北邊防軍的序列，其第一、二軍軍長為于學忠、王樹常）：
第三軍軍長宋哲元（西北軍轄兩個師）
第四軍軍長商震（晉軍）
第五軍軍長徐永昌（晉軍）兼山西清鄉督辦。
第六軍軍長楊愛源（晉軍）
第七軍軍長傅作義（晉軍）
第一師師長龐炳勛（西北軍）
第二師師長孫魁元（殿英，雜軍）
第三師師長楊效歐（晉軍）
第四師師長馮鵬翥（晉軍）
第五師師長孫楚（晉軍）
第六師師長楊澄源（晉軍）
第七師師長王靖國（晉軍）
第八師師長楊耀芳（晉軍）
第九師師長李生達（晉軍）
第十師師長傅作義（兼）（晉軍）
以上所列的編制，為晉軍將領所不滿，旋增編孫楚為護路軍司令，轄三個旅。趙承綬為騎兵司令，轄三個旅。周玳為炮兵司令，轄十一個團，另編三個獨立旅。
至於西北軍的大員如鹿鍾麟、劉郁芬都乘機赴天津，棄了馮玉祥，馮的嫡系部隊如吉鴻昌、梁冠英、張維璽、孫良誠、孫連仲也都先後叛馮投向中央。
而退入山西境內者，只有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趙登禹等敗兵殘將了。
十二月十七日，宋哲元抵平，與商震、楊愛源、傅作義、龐炳勛、孫殿英等晉見張學良，共商西北軍與晉軍改編問題，當時西北軍各部由河南戰場渡河，集中晉南，兵力尚有七萬。
張學良決定的改編辦法：
把西北軍縮編為一個軍，轄三個師，孫良誠另有任用。
以後中央核減一個師，只准一個軍兩個師。編遣費定為三百萬元，正式任命宋哲元為東北陸軍第三軍軍長，宋奉命後即於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六日就職。
東北第三軍成立，其中以宋哲元資望最高，乃公推宋任軍長、劉汝明任副軍長、張維藩任參謀長、馮治安任卅七師師長、張自忠為卅八師師長。過之綱帶來一萬五千多人，反而身無一職，憤而離去。同年六月，中央整編全國陸軍，才正式改編宋哲元部為陸軍第二十九軍。其編制及駐地如下：
軍長宋哲元，駐解縣，後遷運城
第卅七師師長馮治安，駐運城
第一旅旅長趙登禹，駐離石
第二旅旅長鮑剛，駐翼城
第三旅旅長李金田，駐解縣
第卅八師師長張自忠，駐曲沃
第四旅旅長童玉振，駐曲沃、侯馬
第五旅旅長張春第，駐曲沃
第六旅旅長張人傑，駐翼城
至此，西北軍的名義，已被完全取消而成為歷史名詞。
民國初年，陸軍第十六混成旅已干預政治，隨後發展到囚曹錕、逐溥儀出宮的首都革命，曾經睥睨一時，為國人所側目的西北軍，聲聞國際，深得俄援，都由馮玉祥一手所創建，到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戰爭，也是馮一手所斷送。西北軍自興起至瓦解，何其速也。西北軍的五虎上將張之江於十四年（一九二五）失勢以後，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黯然別去，歸於中央；李鳴鐘始終反對戰爭，戰後蔣主席都畀以綏靖地方的重任。鹿鍾麟、劉郁芬戰後已無兵卒，乃通電下野，唯有宋哲元等依然留於軍中，收編西北軍殘部。有感於內戰之殘酷，沉痛的心情，一改變十九年來追隨老長官的路線，從不再為人做內戰工具，唯有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所屬陸軍第廿九軍，在訓練方面依然秉承馮的衣缽，而成獨立軍旅，於抗日戰爭中，有顯著貢獻。
西北軍各將領，分別離馮而去，馮也自此走下軍事舞台。嗣後，而只有政府給予的位尊而閒的差事了。
（三）
東北軍占領平津後，擴大會議立即垮台，閻記國民政府隨之瓦解。
閻、馮失敗下台後，蔣大封東北諸將，以第一軍軍長於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第二軍軍長王樹常為河北省府主席。並授張以節制奉、吉、黑、冀、晉、察、熱、綏八省軍隊之全權，將平、津、青島三特別市劃歸副司令管轄。在南京政府內部，奉系軍政人員紅極一時，張作相、王樹翰被任為國民政府委員，張景惠、劉尚清被任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劉尚清兼任內政部長，張景惠兼任軍事參議院院長。
至此，張學良的權力已達到巔峰了。
四、張學良進京歡迎盛況前所未有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蔣邀請張參加國民黨的三屆四中全會。張抵天津時，蔣派文武大員各一人，武為國府參軍長賀耀祖，文為上海特別市長張群，前往天津歡迎。津浦路沿線各車站遍貼大字標語，稱他擁護中央，促進統一，大有功於黨國。十二日，蔣命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少將以上，一律身穿制服，渡江到浦口恭迎。張下車登上專輪渡江時，獅子山炮台鳴炮十九響，本國軍艦奏「迎上將」軍樂，外國軍艦均懸中國國旗歡迎。抵岸後國府衛隊分段警戒，裝甲汽車開道掩護前進。宋子文將鐵湯池財長官邸騰出來為張的行館，所有隨從人員均下榻南京的豪華旅館中央飯店。這種盛況，也為南京開府以來所未有。
張在南京逗留時期，每次在大庭廣眾之中出現，總是與蔣並肩而行，蔣妻宋美齡與張妻于鳳至也是一樣。外傳蔣張二人已結盟為兄弟，我問過張的胞弟張學銘，則稱並無其事。張在南京時，宋靄齡、宋美齡姊妹一定要張妻于鳳至到上海一見其母，於偕張學銘、朱光沐同行。於到滬後，宋氏姊妹拜其母為乾娘，從此她們便以姊妹相稱。她們曾著同樣服裝合攝一影，於立於中間，伸兩臂各挽一宋之頸，其親昵之狀，勝過同胞手足。蔣以年長不便與張結盟為兄弟，但通過其妻與張結為乾親，這也夠得上說交友之道做得至矣盡矣了。
五、關於誰是不抵抗主義者？
九月十八日夜，日本炮火突然紅遍了瀋陽城，駐紮在該處北大營及郊外的我國大軍，接受榮臻及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避免與日兵衝突，立時退出，於是不到二十四小時，我國東北的七萬五千餘平方里的版圖，立刻變了顏色。我關東三千四百餘萬的人民無辜的引頸就戮。我東北的物質、精神皆被日本獸兵掃蕩而空之。我東北當局苦心所發明的「不抵抗主義」，遂瀰漫了全國。
這是直指張學良是不抵抗命令的發布者，因為張學良是東北當局的最高負責人，對於戍守東北竟以不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奉送日人，說他沒有責任是說不過去的，說他是自發自動的不抵抗，也不是事實，但是在當時全國輿論界，甚至國家要員，都把責任推給張學良，都沒有說到張學良受到命令，都說張學良的不抵抗是自主的甚至是疏於職守。再配上馬君武的一首謗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
哪管東師入瀋陽！
詩中所說的電影明星胡蝶女士，後來證明當時不在北平，且從未與張學良往還，亦未曾謀面。張學良在幽禁中曾向人表示，馬君武完全是替汪精衛向他進行人身攻擊，而作此詩。至於張學良之開罪汪精衛，系十九年（一九三〇）張發表「巧電」，搞垮了汪、閻、馮等反蔣的擴大會議，是其主要原因。但由於馬君武的謗詩，更使人相信張學良是不理軍務政事的荒唐者，更坐實了他的不抵抗！
從此，張學良成了不抵抗將軍，全國人對他的冷嘲熱罵，不遺餘力。
從後來出現的《西安事變懺悔錄》中，關於不抵抗政策的功過得失，隻字未提。不過從一些舊資料記錄上看，張學良對他自己負了這個不抵抗將軍的污名，實在心有未甘。他曾對王卓然說：
不抵抗的責任不應由我張學良一人負擔，就算是我一人的罪過，那麼一誤豈堪再誤！一人誤，豈可全國也誤，一時誤豈可永久皆誤。國人皆罵我不抵抗，現在大家就應一致奮起，一致抵抗才是！
究竟這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怎麼來的，一查當時的資料，便可瞭然：
原來，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七月間萬寶山事件發生時，張學良便曾向南京的蔣主席請示過對日和戰的態度，蔣介石在七月十二日復張的密電中，戒告張學良謂：「日本誠狡黠陰險，然今非我方對日抗戰之時，除另電王部長外，吾兄亦應監視民眾勿生軌外行動。」于右任就在七月十三日復張電中，強調以平定內亂為先，「希望東北同志體會此意切戒輕舉」。事實上，張學良七月八日給東北政務委員會的訓令中已有了類似的表示：「一旦與日開戰，東北必敗，日本勝時必有索求。因之對日工作不論對方態度如何，我方只應限於據理力爭。」
蔣介石又擔心因萬寶山事件導致全國性的抗日運動，曾在江西撫州給南京政府及張學良拍發電報，內稱：「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時，恐被利用，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張學良復電也說：「努力隱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間隙。」八月間中村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又給張學良發來銑電，內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接銑電後，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一體遵照執行，並於九月六日電令臧式毅主席、榮臻參謀長：「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關於不抵抗，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曾有所揭露。「九一八」那一天，參謀長榮臻由遼寧打電話報告張學良，問他怎麼辦？張回答說：「日本人要占什麼地方，隨日本人占，我們是不抵抗主義。」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張請示過蔣介石，蔣對張學良說：「無論日本人占什麼地方，都隨日本人占，我們是不抵抗主義。」又說：「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說。」當時全國的輿論，因為張學良說不抵抗主義，大家都攻擊張學良，但張學良有苦說不出來。在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自己也向群眾公開說過：「自從失掉東北四省，全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少，無不罵我張學良，我何嘗不敢打日本強盜呢？上級不許我打，這種隱痛是一時不能對人說的。」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辯護說：「過去國人都責怪我出賣東北，現在我要讀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請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說著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從中拿出蔣介石的電報宣讀。大意是：瀋陽事變，命令張學良不抵抗。另據當時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證實，九一八事變當夜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由此可見，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
從以上的資料，證明是中央命令也就是蔣介石的命令，使張學良不抵抗的！
當時，一般人都認為蔣介石不想為東北而打全面戰爭，才令張學良不抵抗，是恐懼事件擴大，不僅東北淪亡，而且要擴大到關內，甚而引起全面戰爭，那就是「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了。最重要的，還要由張學良負起不抵抗的責任。
張學良到這步田地，也只有聽命令，從事不抵抗了。雖然輿論方面一直抨擊張學良的不抵抗，但歷史家卻認為決定不抵抗政策的責任，南京中央政府應是責無旁貸的。
六、張學良奉命負起不抵抗的責任，下野出國
關於張學良負起不抵抗失去廣大東北的責任，於是演出極戲劇化的「下野出國」的一幕。何柱國關於這一幕，曾有極傳神的描寫。他在《西安事變前後的張學良》一文中說：
熱河失守後，華北危在旦夕，全國人民無比憤慨。國民黨南京政府又把失地的責任推到主持北平軍分會的張學良身上。張學良被迫引咎辭職。
張學良辭職電發出後，蔣介石從南昌電約張到保定會晤。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夜，張學良偕同顧問端納以及湯國楨、王卓然等乘專車前往保定。張學良本以為蔣介石會來慰留他，因此還想請求調集全部東北軍，補充彈藥後反攻熱河，收復失地。他們到保定後，蔣介石的專車還沒有到達，宋子文已先到了。他傳達蔣介石的意旨說：「失東北、丟熱河，委員長與副司令都是責無旁貸的。現在全國輿論紛紛譴責你們兩人，因此你們兩人中，必須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憤。」這時張學良才醒悟過來，原來蔣介石約他會晤，是要他下台。他便答覆宋子文說：「既然如此，那就請委員長免除我本兼各職，嚴予處分，以謝國人！」於是宋子文立即將張學良的原話電告蔣介石。午後，蔣介石的專車到達保定。張學良與宋子文立即登車和蔣介石見面。不等張學良開口，蔣介石便說道：「我接到你辭職的電報，知道你的誠意。現在全國輿論紛起詰責，對我們兩人都不諒解。我們兩人比如風雨同舟，命運與共，必須有一人先下水，來平息全國人民的憤怒情緒，否則將同遭沒頂。所以我決定你先辭職，待機再起。子文轉達了你已慷慨同意，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後問題，可按照你的意見辦理。有什麼問題，與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張學良當即率直地回答說：「我不戰而失東北，早就應該引咎辭職。今又丟失熱河，更責無旁貸。我當然應該先下水，請即免去我本兼各職，以伸國法，而振人心！……不過，日本早已野心勃勃，妄想吞併我全中國，希望中央迅速調派勁旅北上，收復熱河，保衛華北！」
蔣介石說了幾個「好，好，好」，便和宋子文下車去了。過了一會兒，蔣介石親到張學良的專車上回訪了一下，便登上他的專車走了。張學良返回北平後，即對公私作了安排。經過榆關和熱河戰役，東北軍剩下二十六萬人。他將部隊編為四個軍，由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萬福麟四人分別統率。臨行之前，他召集東北軍主要將領，講了一次話。他說：「我要到國外去走一趟，不久就會回來。為什麼在國難家仇這樣嚴重的關頭，丟下你們，離開袍澤？這不用講，你們都明白。我走以後，你們要好好干，要保存東北軍這一點實力，作為抵抗日本、收復東北的基本力量。我們不收復東北，對不起先大元帥在天之靈，對不起東北三千萬老百姓。中央給我們河北省這塊地盤，交給孝侯（于學忠）負責。流亡在關內的東北鄉親很多，都已無家可歸，要照顧好這些人。多給孝侯一些隊伍的目的，就是為了頂住日本人的進攻，保牢河北省這塊地盤。」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張學良攜帶家眷和隨從，由上海乘義大利「羅西伯爵」號輪船，出國考察。
關於張學良聽到宋子文傳達蔣介石的意旨說：「失東北、丟熱河，委員長與副司令都是責無旁貸的。現在全國輿論紛紛譴責你們兩人，因此你們兩人中，必須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憤。」這時張學良猛然覺悟到蔣介石下令不抵抗以至失東北、丟熱河，原來的目的是叫他下台的。於是他便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答覆：「既然如此，那就請委員長免除我本兼各職，嚴予處分，以謝國人！」張學良這種輕釋兵權的風度，《大公報》曾予讚美。漱流在《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里說：
一般而言，南京方面對東北軍的印象本來不佳。「巧電」之後，張學良之躍居華北領袖，有人也只覺得這只是張的一種因緣際會，甚至認為蔣介石對張的「捧上九天」有些過分。黃郛夫人的回憶錄中便公然認為東北軍遠不若晉軍、西北軍較可期許。但熱河失陷後，張學良以「不抵抗將軍」污名下野出國之際，天津《大公報》卻對張學良喝了一聲采，該報除替張叫屈，認為熱河之失，責不在張，並歷數張之愛國家識大體之美德外，同時更說：「以擁眾十數萬之大軍領袖，經保定車中一席談（指與蔣晤談），居然放下兵權，自請擺脫，又不可謂非中國軍界之一創例也。」
張學良之輕釋兵權和他的和平主義思想以及對權力缺乏積極熱情似有關係。從張學良的一些言動上，甚至可以找出他對權力畏避的若干線索。
《大公報》社論的讚美，獲得大眾的認同，假如馮玉祥、閻錫山等有此種胸襟，何致在編遣會議後發生很多次的戰爭，歷年的內戰，把國力消耗殆盡，還怎麼能談到「攘外」呢？
名記者陸鏗當時曾有評論：「……誰都不能否認，中國沒有一個軍閥能像張學良那樣，手握幾十萬大軍的兵權，最高當局一聲令下，二話不說，全盤交出，沒有半點拖泥帶水。為什麼？國家民族在他心目中有了壓倒的地位。……充分表現了識大體、顧大局的負重精神……」
七、對「東北四省被占」的石破天驚的解說
蔣介石口述、陳布雷記錄、用徐道鄰名字發表的《敵乎？友乎？》其中有一段是對「東北四省被占」的解說，直截了當、坦白無隱，其震撼程度，令人有石破天驚的感覺！他說：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為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占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占領政治中心為要著；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占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尚在革命未成時期，俟下面再詳論之）。日本至多也不過能占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占盡四千五百萬平方里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占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徹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占為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但表面雖屬淪亡，實際自東北被占以後，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東北人心亦徹底認識民族主義的意義，精神上更密切歸屬於統一的中國之下。就此一段的證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繼續侵略蹙削中國疆土為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踵行放棄歐洲退保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出死力以爭生存。彼時兩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徹底消滅中國的目的呢？
這一段話，對東北的軍權、政權、財權的儼然獨立，很不以為然，而對其「被占」，「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總而言之，這麼一來，「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了。
這種解說，竟認為失去東北，與極力謀「軍權、政權、財權之統一」的政策，是有幫助的！這種話，出乎張學良的領袖之口，豈不駭人聽聞！
八、論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
蔣介石自東征、北伐以及北伐之後的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唐戰爭、蔣馮閻戰爭，都是在蔣先生竭力從事軍權統一運動時，所發生的內戰。
一直到民國廿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之後，在不抵抗主義政策之下，被日本侵占了東北三省，接著又侵占了熱河。日本軍閥食髓知味，侵略勢力又蔓延到了關內。
在這種外侮節節進逼的時代背景中，蔣先生提出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簡稱「安內攘外」，對日本的侵略，主張妥善應付，能拖延一些時間，將國內的問題解決後再來對付日本的侵略。
但蔣介石極力推行「安內攘外」政策，他撇開日本的侵略，要將所能調動的軍隊以及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圍剿中共。這時，他忽略了民意，忽略了全國民心的向背。說到蔣先生不大注意民意，尚有一例可以證明，一九五〇年國民黨黨務改造，成立改造委員會。在用茶會方式送過去的國民黨中常委時，李宗黃說：「黨務改造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總裁應該召開一次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現在總裁下個條子就改造了，總裁未免負責任太大！」蔣說：「李宗黃同志，你認為你還有群眾！我告訴你，你的群眾就是我！」這個「我」，就代表了一切，哪有什麼民意？
當時蔣先生所提倡的「安內攘外」，中共當然是反對者。唯主張立即抗戰的人，卻絕不盡屬中共。反過來說，日本侵略的氣焰，逼使全國的人傾向立即抗戰，認為內戰不能再打了。這是那個時代政治的主流，中共認清了這個主流。蔣先生認為個人的意志可以改變風氣。關於這一點，他深信曾國藩的話，曾國藩在《原才》（《求闕齋文集》）一文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終乎不可御者也。
蔣先生為曾國藩的信徒，他便認為曾國藩所說的一二人之心可以改變風氣是真理。所以，他對這個時代的政治主流，加以漠視，他認為他可以改變它。這種中流砥柱的精神，這種挽狂瀾的氣概，他認為是領袖應有的堅強意志。郭增愷說：
譬如張溥泉先生罷，在總理孫先生容共時期，他是一個反對者。但到一九三三年，有一次我去西京籌備委員會閒談，那天因只有我們兩人，溥泉先生即頗沉痛的問我：「你想，人們是願意做亡國奴呢，還是願做窮人而不做亡國奴？」從這句話可反映憂時之士的彷徨了。再說，就軍事和組織的實力而言，那時只有三萬武裝部隊和三萬黨員的中共，實在已不成為能夠長期抵抗政府的力量了。然而，它竟能挽救其危亡的處境，那就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了。
舉例來說，河北省高陽縣是一個每年有價值三千萬銀元的布匹輸出到蒙古去的縣份，手工紡織和蒙古貿易使它成為異常富庶的地區。照理，這樣的縣份不該會接近「共產黨」的，也不該成為「共黨溫床」的，但當「蘆溝橋事變」一起，劉峙將軍指揮平漢鐵路大撤退後，四鄉人民立即在自己的門前懸掛一條紅布，表示抗戰。他們對於所謂「紅旗」也者是代表著些什麼，說實話，是並不懂的。他們內心的想法只是：八路軍是抗戰的，因此便不求甚解的掛起了紅布。他們所想的亦只是抵抗「日本鬼子」而已。教這樣心理的人們去接受當局所理解的「安內」之重要和非安內不能「攘外」，那是不可能的，而安內攘外政策的基礎，卻正建立於這樣時代背景之上！諸如此類的事象，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如與高陽縣的老百姓們比較起來，張漢卿將軍和楊虎城將軍似已持重穩健得多了。漢卿將軍在一九二九（八）年的換易青天白日旗，是其熱望國家統一的表現。歐遊回國之後，他堅決「擁護領袖」也是不折不扣的。他教他的幹部與復興社合組「四維社」，這更明白表示了。他覺悟到必須要舉國一致，方能洗雪他的國難和家仇。就是從這點，便可了解「西安事變」的設計，原本完全不是十二日在華清池經過那樣的。
據楊虎城將軍告訴我，「洛陽祝壽」前後，漢卿的內心非常的苦悶。其思想轉變的過程，亦即對安內攘外政策的猶疑過程，這裡暫且不去說起，唯其急望能夠促成「共同抗戰」的局勢，則殆已痛苦的內決了。最初，他曾試圖邀約幾位重要的軍事首領，分別的或共同的向蔣先生作坦率的建議，但因故未能實現。及蔣先生巡視西北，他又想單獨向蔣先生痛陳所見，又因蔣先生之「嚴父」的態度，不獲畢其所欲言。
關於張學良欲向蔣先生進言停止內戰，促成「共同抗戰」一節，在他的《懺悔錄》中，曾有說明，他的「厭惡內戰」的心理甚為強烈。他說：
過於同情他人，不審遠近厚薄之一義，常有同情對方之感，而對於失敗者更時生憐惜之心，化敵為友之念。
厭惡內戰，良年方弱冠，屢參戰事，親見因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時為懺悔。
這二款，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政治感覺。而所謂「同情他人，不審遠近厚薄」，也正就是他對待共產黨的一種態度。他對共產黨「總覺得同是中國人，不過是所見不同，權利之爭，今日可以為敵，明日在某一目標下，又可為友矣」。
他把這種「不審遠近厚薄」的態度，似曾對蔣介石有過較透徹的表白，在蔣的著作中也曾如下寫到這一點，其內容也較《懺悔錄》詳細。
他（指張學良）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擔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學忠原系與他對敵作戰的，但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軍」停戰以後，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盡可為良友。
不過，蔣的記述顯然地漏掉了張自述中的幾個重要字句。而這幾個重要字句正是最代表張的政治感覺的。張的自述中認為「同是中國人，不過是所見不同，權利之爭」。也就是說，張學良把現代中國的一些內戰，統視為「所見不同，權利之爭」的。既都是「所見不同，權利之爭」，便沒有什麼絕對的是非曲直，因之，若有化敵為友的可能，也自然可聽其化敵為友了。
張學良之能有如斯想法，其實並非偶然。正如蔣文中所寫的，張學良在未歸中央之前是和國民革命軍對戰過的，在此之前，張學良並非國民黨員，當然也就沒有國民黨員所具有的孰為敵友或孰為正統與異端的政治感覺。而且，猶有甚者，在這之前，張學良所視為異端者恐怕正就是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呢！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當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部隊方進出到京滬地帶的時候，張作霖命令北京的東北軍憲兵包圍了蘇俄大使館，逮捕了中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六十餘人，同時並檢出關係蘇俄重要文件無數。就是這批重要文件後來不久便匯編成為十一大卷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公布於世，其中便有《蘇俄與國民黨聯繫工作卷》和《蘇俄與馮玉祥軍聯繫工作卷》，而《蘇俄與國民黨聯繫工作卷》中，國民黨和蘇俄顧問間的會議記錄以及蔣介石向蘇俄所提的工作計劃，支領經費的收據等便赫然在目。和國民革命軍處於敵對狀態的張學良方在蘇北豫北一帶前線指揮軍事，北京方面的這一重大情報，他自然知之甚詳，在他眼目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是一群受蘇俄利用的「赤匪」，當無疑問。他後來聽命於國民黨中央，儘管形式上是為了國家的統一，恐怕也只是一種「權利之爭」上的妥協，化敵為友的一類型而已。
張學良既有這樣的認識，又身居「西北剿總」的副司令，實行「安內攘外」的政策，而又反這個政策。怎麼能成功呢？
九、「領袖就是你們的父母」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底，「閩變」發生，張學良奉蔣電命回國。《懺悔錄》中曾寫下此時他的心境：
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國外歸來，擬為將來抗日作預伏之工作。……到滬之後，本希冀為侍從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從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先大夫父子關係，不可同論）。願在蔣公左右學習學習，亦可加深彼此之認識，又可同中央諸同志多有接觸，以便為將來對日作戰時易於共處。似先在杭澄廬時，良曾向蔣公道及，願任侍從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願，未能達到。三省剿共副司令一職，本擬不就，王維宙（即王樹翰）再三勸阻，囑良不可有所表示。歸國當時之志願：一、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為私情所累。與他們僅保持超然關係，以備將來抗日也。二、不希望參與任何國內戰。但其結果，事與願違。
張學良在國外，看到意、德兩國的法西斯蒂很能團結內部，增強國力。因而在他回國後，想做領袖的部下，建議擁護領袖，而發表擁護領袖之理論。
他於一九三三（四）年一月八日搭輪抵滬，第二天接待新聞記者發表游歐感想說：義大利與德國之所以復興，因為他們民眾能夠萬眾一心擁護領袖，所以領袖有力量，能克服復興途上的障礙。我們國家則不然，一個領袖剛剛表現出領導的力量，便有人妒忌他來拆台，於是內戰連年，外患乘之。若是國民不甘做亡國奴，非得大徹大悟，信仰領袖，擁護領袖不可。我們國民應有耐心，要給領袖一個充分試驗的機會。
這種擁護領袖說，馬上便和當時國民黨內的政治運動結合在一起。張學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後不久，便以他幕中文人幹部為骨幹，組織了一個擁護領袖、信仰領袖的「四維學會」，學會的理事長奉戴蔣介石，張自兼副理事長。由「復興社」請來劉健群做幹事長，王卓然為副幹事長；理事中則有王卓然、王化一、高崇民、閻寶航、吳翰濤、黎天才、韓立如等人。張並把這批東北文人幹部分別派往南昌或廬山晉見共同擁護之全國唯一領袖蔣委員長，聽受訓話。
關於張學良這時期擁護領袖的工作，復興社重要幹部之一的劉健群有一篇回憶文章寫得很夠透徹。劉文不僅寫出張當時的政治想法和態度，同時把他自己（也可以說復興社同仁）的政治想法也有了客觀透露。這是頗饒興趣的。抄一段如下：
他（指張學良）認為中國的富強復興，應該以德意為借鑑。言談之下，常以此自負。他認為要以他在德意考察所得，再憑他充沛的精力，以此翊贊蔣公，為他分勞，使中國突飛猛進。他口頭上常表示，不僅是以委員長為長官、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
的確，當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對於德意的振興，是彰彰在人耳目，被人喝采的事實。他們公然指斥英美的民主制度，為一種無益的浪費，假如他們不是因國力進步發生對外侵略的野心，以致於一敗塗地，到今日是非得失，也許還沒有一定的結論呢？就中國而論，當時政治的趨勢：（一）對德意的成就是欣羨的。（二）中國自民國以來，軍閥割據，分崩離析，久苦吾民。有志之士，渴望中國統一，有一堅強鞏固的領導中心，使中國早日由安定而建設，以迅速達到富強康樂的目的。（三）北伐以後，黨政跟不上軍事的成就，確係事實。當時所謂「黨軍北伐，官僚南伐」的議論，久悶在一般同志的心頭，一旦領導中樞為眾人信仰所寄託的人，提出復興改革的主張，自是得人心之所共同，願披肝瀝膽效命，追隨全力以赴。即如當時有名的學人錢端升，即公開發表一篇《民主政治歟？集權國家歟？》顯明地主張中國要以集權制度圖謀建設。此文頗膾炙人口。……當年的中國，應該偏重集權，鞏固統一，改革建設，在政治主張上言，這是前進有力的主張。張漢卿之所云，倒不是膚淺的見解。
司馬桑敦以筆名漱流發表的《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中，認為張學良的「臣服姿態」影響了他「發言力量」，其實，蔣對張發言的「今非昔比」，不在他臣服姿態，而在他的實力「今非昔比」的緣故。又由於他說：「不僅是以委員長為長官、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於是，引起蔣對東北軍將領，高唱「領袖就是你們的父母」「反對領袖，即等於反對父母」。這種認識的後遺症，才使蔣在西安把張、楊「逼上梁山」。漱流說：
張學良這種「不是膚淺的見解」，確使他和蔣介石之間產生了一種更接近的關係。這種關係大不同於「巧電」以前的關係。「巧電」以前，張學良以東北一方之尊，在蔣、閻、馮三方之間，儼然以息爭之中人姿態出現，而他也就以此姿態做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的副司令，然而，如今他在擁護領袖的強烈臣服心理之下，「不僅是以委員長為長官、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於是，他在蔣幕中可以「有資格穿房入戶」，而蔣氏夫婦也待他「親如父子」，甚至同在蔣幕中的別的將軍們都有認為對蔣的恭順似乎有些過分的了（《彭昭賢所知的蔣張親密關係》，刊《春秋》一三〇期）。所不幸者，他對蔣的發言力量卻由此遠非昔比了。他這種強烈的臣服姿態，使他不僅失掉了權力上的地位，也失掉了作用。相對的，蔣對張的權力地位和作用卻在提高了。老實說，蔣介石能對東北軍將領高唱「領袖就是你們的父母」的大道理，認為反對領袖即等於反對父母者，而張學良以副司令資格，後來居然無從對總司令的蔣直陳其所欲陳之意見者，這都是張學良那種甘為人家晚輩的姿態有以致之。
十、張學良對領袖的失望
正當張學良積極擁護領袖，「不僅是以委員長為長官、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之時，由於任武昌行營主任，預備做抗日準備工作，事未成功，引起失望；後來成立「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派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的職權，以晏道剛為參謀長，管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個省。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蘭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的第三路軍以及青海馬步芳的軍隊和馬鴻逵的第十五路軍，都歸「西北剿總」節制。這時張學良所指揮的兵力在三十萬以上，與紅軍對比，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張學良滿以為這回可以取得「圍剿」的勝利，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從而在西北站住腳跟，擴大東北軍的實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
張學良在《懺悔錄》中說：
方當邊區共軍逃竄至陝，在良心目中，預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練兵，殊不知入陝命下，當時良在峨嵋，曾向蔣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爾後再一尋思，劉志丹人不過數千，而陝政當局本系舊好，又曾托人對良有過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後方根據，何不應命，所以良到陝，修建醫院，籌設衛生材料廠。在平涼購地，大興建築，在西安為眷屬建新村，興建東北大學，開設訓練機構，此皆未向公家請撥款項，而自作之抗日準備也。
張學良此時覺得南京中央在華北的對日妥協外交導致華北將不保，怎能打回老家去？文中提及的在峨嵋曾表示要出洋者，就是《何梅協定》之前，蔣介石與他會於成都，蔣徵求他之同意，撤去于學忠河北省主席職務，改調為川陝甘邊剿共總司令，同時張學良好友宋哲元，也因受日本軍事特務土肥原的壓迫被免去察哈爾省主席之職。《何梅協定》消息後，張學良公開對新聞記者批評中央的政策說：
國人早先罵我不抵抗，我現在很希望領袖給我變換任務，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覺得「剿共」犧牲，不如抗日犧牲更有價值。
宋哲元去職時，他又說：
「九一八」後我們誤信國際聯盟及其和平機構，錯認公理可以制裁強權，所以步步退讓，總希望得到外來的幫助，現在這一切迷夢都可以醒了，我們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應當發動整個民眾與日寇拚命！
張學良既有了這種牢騷，再認真來看南京中央，就會越發感到失望。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十二日五全大會，他回到南京，有些事，使他的感觸更趨複雜。他自己寫道：
在五全大會後，良在京，耳所聞，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記憶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諷勸，如沈鈞儒、王造時等之鼓勵。（二）少壯同志則責良不應同所謂親日者輩，同流合污。（三）刺汪兇手孫鳳鳴之行為和言詞。（四）黨內之紛爭，多為私，少為公。（五）良認為中央負責之同志，不熱衷抗日，而其反有內心為親日者。而良個人之觀念上認為賢哲者，或在外工作，或無權位。（六）汪兆銘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認為非是對外，乃係對內。
張學良正感到中央的種種措施是對內非對外，要反對中央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之時，前方的東北軍，又被打敗，並有師長殉職，於是他又寫道：
陝北「剿共」失利，良立返陝，本先，一百十師曾遭覆滅，師長何立中陣亡（一九三五年九月，甘泉勞山戰役——筆者），此則一〇九師又覆滅，師長牛元峰拒降而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郎縣直羅鎮戰役——筆者），此兩師長為東北軍之佼佼者……兩次慘敗，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認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並對「共軍」戰鬥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軍」之念生焉。
關於東北軍兩師覆滅及兩師長殉職後的情形，何柱國說：
當一〇九師牛元峰部在直羅鎮中伏全軍覆沒的消息，由「剿總」急電報告給在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張學良時，張又急又氣。氣的是董英斌違背他臨行的囑咐，晏道剛又擅自作主，致使部隊輕率前進，慘遭覆滅，急的是他又損失了一個師。前者一一〇師在勞山被殲後，中央不但不給補充，反而撤銷了番號，減少了軍費。這次，張學良向蔣介石報告牛元峰師失敗的情況，要求政府優撫何立中、牛元峰兩師長及其他在「剿共」中死亡的東北軍家屬時，蔣介石、何應欽不加理會，拒不給予優撫。張憤怒地說：「我的名望已降低至不到二十萬元了！」
此時，張學良對全師覆沒不加補充，而且撤銷番號，頓悟到「剿共」是削弱東北軍，甚至是想消滅東北軍，後面的種種蛛絲馬跡，都足以證明張學良的這點醒悟。這又是使張學良失望的地方。
一一、對陝甘地區的「剿共」計劃旨在消滅雜牌軍隊
（一）
董顯光說：
此時，蔣「總統」對於盤踞延安的「共軍」業已暫停用兵，欲藉此以統一全國，以應付即將來臨之對日戰爭，但不明真相的作家竟謂國民政府對「共軍」之停戰，系由西安事變時受張學良所迫脅。
為什麼要「對於盤踞延安的『共軍』業已暫停用兵」，來「統一全國，以應付即將來臨之對日戰爭」，而不把共軍消滅而後再來對日戰爭，一如蔣先生所宣示的「安內攘外」政策呢？董顯光續有說明：
那時候，中國的西北有三支重要的武力。第一是「共軍」武力，雖因當年「長征」的損失而削弱，然在陝北與甘肅境內仍是一個危險性的游擊分子。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實際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們還可從其山間的「根據地」常向山西及陝西的不設防地區從事「掠奪」。
董顯光又說：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一年以前之民國二十四年，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俄國代表商議有無合力對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舉雖無結果，然亦足反映蔣總統在此時期的心情。他認識日本為我國最大的危險，甚至不憚考慮與所謂共黨合作，以對付日本。
這篇文中所說之「最親信之同僚」，就是指陳立夫。陳立夫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中，曾有詳細敘述。
關於此事，蔣在《蘇俄在中國》中，亦曾談到，他說：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且他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作最後之核示。
根據董顯光、陳立夫的敘述，尤其重要的是蔣自己的說明事實的經過，既然要「以政治方法來解決」，為什麼要把「嫡系精銳部隊約三十個師的兵力，統統北調」，說是「『圍剿』紅軍的好機會」呢？何柱國說：
一九三六年十月，蔣介石平息了「兩廣事變」後，把他的嫡系精銳部隊約三十個師的兵力，統統北調。……他認為這時紅軍主力已集結到陝甘地區，是他「圍剿」紅軍的大好機會。為了部署最後一次大「圍剿」，蔣於十月二十二日從南京飛到西安，分別召見了張、楊談話，宣布他的「剿共」計劃，準備在三個月內將紅軍全部消滅在陝甘地區，並責令他們做好一切「剿共」準備。張、楊一致向他反映，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官兵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如再命令他們去「剿共」的話，勢必造成軍心渙散，難以完成任務。蔣介石聽後，十分惱火地說：「在『共軍』未消滅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
張、楊向蔣反映「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說明「如再命令『剿共』的話，軍心渙散，難以完成任務」。他們反映這個意見，一方面說的是實情，東北軍被中共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回老家去」的宣傳動了心，無心與共軍作戰。另一方面，是張、楊感到蔣的嫡系軍隊三十個師開到西北來，他們受到威脅，深恐蔣的嫡系軍隊把他們吃掉。
（二）
蔣先生原來要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但又在準備在三個月內將紅軍全部消滅在陝甘地區，並責令張、楊做好一切「剿共」準備。這個布置骨子裡是什麼呢？
從郭增愷的回憶文章中，可以得到答案，他說：
蔣先生怎樣用「安內攘外」政策來折磨東北軍呢？赴洛陽祝蔣先生五旬大慶時，漢卿嘗力請調赴百靈廟參戰，蔣先生卻說：
「閻主任會答應你們過境嗎？」
漢卿的請求，便這樣輕描淡寫擱置了。
在西安事變前，蔣先生第一次入陝，召開「剿共合圍會議」（十月廿一日——筆者）。一天，漢卿從會議歸來，憤憤不平的告訴一〇五師唐君堯旅長：
「蔣銘三（鼎文）今天在會中，對擬定的部署，也提出認為殊不合理。他說：『甘境既有於孝侯（學忠）指揮的東北軍布防，何以重將朱益民（紹良）所部安置在其後背？新到中央各軍何以不布置在原有前方各部間之空隙地帶以資合圍。而重複布防於東北軍各師附近？』坐在他身旁的陳誠卻在桌子下面止之以足，不要他再說下去。」
蔣先生這樣的部署，怎能令人心悅誠服呢？此外，中央本來曾有通令：「凡因剿共損失各部，絕不取消番號，並且立即補充。」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損失兩個整師，漢卿卻向中央要求不到接濟，只得令東北軍各師搜集其全部庫存槍械上繳，才得恢復了一個一〇九師。其實，張學良何嘗沒有把這事直接向蔣要求過，只是蔣不願聽，責以煩瑣相擾。張說：
「曾憶在京，某晨，蔣公偕良同車至憲兵司令部，舉行畢業典禮，良向蔣公陳述共產黨有投誠之意，並擬乘時向蔣公直述已同周恩來會面之事，不幸車已抵司令部門前矣……當日夜間本擬再續陳述，因東北軍餉事，蔣公責良時以煩瑣相擾，並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陳述，因之錯過機會。」
東北軍將領的成仁盡節，該無愧於蔣先生吧！而張漢卿那時已窮了，中央的撫恤金既少，發下更遲，這兩師的軍眷遂至流落平涼、固原，多數不得不操丑業以維持生活。
這種事實，還不能說明，所謂此次的「大圍剿」不是內外兼施嗎？
張學良既然覺悟到此次的「大圍剿」有被消滅的可能，當然力謀停止內戰，而張學良的急切抗日，以報「國恨家仇」之心甚熱，更使他「一再要求抗日」了。蔣先生還是堅持既定政策，對張毫不假辭色，致引起言辭的衝突。關於這一點，何柱國有較詳敘述。他說：
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飛回洛陽「避壽」。張學良與我，並約閻錫山同往洛陽向蔣祝壽。想趁此機會再次進言，請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請求批准東北軍出兵援綏。去前，閻錫山曾勸張不要向蔣提這些問題，但張學良沒聽，還是懇切地向蔣介石陳述了繼續「剿共」不是上策，只有團結一致抗日才是上策的道理。無奈蔣介石還是堅持己見，根本聽不進張的正確主張。由於張學良一再要求抗日，蔣不耐煩地說：「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後，你再去抗日好了！」顯然，他們兩人是談不下去了。第二天早晨，閻錫山回太原去了。他臨行前，勸張學良道：「你不必再建議了。光勸不行，只得另外想辦法了。我是支持你的。」
當天，我隨張學良同去洛陽軍官分校聽蔣介石「訓話」。蔣介石在「訓話」中，旁敲側擊地說：「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黨者也是漢奸！」張學良知道蔣的話是針對他的，因而神色大變。會後，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對我說：「不知內情的人，聽到這話沒有多大關係，知道內幕的聽了這話，實在感到太過火了！」他囑咐我勸張不要誤會。他還想從中彌補裂痕，替蔣解釋說：「他就是這個脾氣，發完火就算了。」張學良聽完蔣的「訓話」後，氣得立即返回西安。我在飛機上把錢大鈞的話告訴了他。他說：「閻百川（即閻錫山）飽經世故，昨晚勸我不要再提停止內戰的話，可是我今後還要談！」他又說：「不過今後我要幹什麼，連我老婆也不會讓她知道！」
回到西安後，張學良催我趕快把東北軍整編方案擬出來，以便請蔣批准。這時，張學良聽到蔣介石以莫須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國會的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李公朴、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章乃器、史良等人的消息後，十分氣憤。十二月三日，他獨自駕飛機第二次去洛陽見蔣。張先將整編方案交蔣，並要求蔣派東北軍赴綏東前線去抗日。可是，蔣介石卻說：「沒有必要去，現在重要的是集中力量消滅共產黨。」接著張學良提出了「七君子」被捕的問題。他問蔣介石：「這些人到底犯了什麼罪？」又說：「如果說他們有罪，那誠如沈鈞儒所說的『愛國未遂罪』。我請求你釋放這些人，以免失去民心！」蔣介石斷然拒絕採納他的意見。張學良氣憤地說：「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介石惱羞成怒，訓斥張學良道：「全中國只有你一個這樣看！除了你張學良，沒有人敢這樣對我講話和批評我！我是革命政府，我是委員長。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張學良看到話已講到這個地步，無法再爭論下去，便憤然離去。通過這場爭論，蔣、張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表面化了。
關於這一段敘述中，「張學良氣憤地說：『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這些話已不像部屬對長官應有的態度。蔣先生在洛陽軍官分校「訓話」，蔣先生說：「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黨者也是漢奸！」張學良知道這話是對他的，因而神色大變。蔣先生旁敲側擊地對張學良，也不像長官對部屬的態度。關於這一點，張學良在《懺悔錄》中說：
爾後，蔣公至洛陽，又逢閻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機會，不料蔣公在閱兵後訓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聽之下，有如涼水澆頭，良欲向蔣公陳請者，至是則絕望矣。沮喪萬分，回至寢室，自傷飲泣。
良由洛返陝，答覆共黨，一時無法向蔣公請求實行停戰計劃，遂乃共相約商，局部暫停，仍由良負擔向蔣公從容陳情。共黨曾派葉劍英來見，並攜有雙方停戰之計劃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導。良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余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良曾以巨額私款贈之，令彼自籌。「共軍」遂撤出瓦窯鋪，向三邊北行。該時共黨在西安設有代表處，鄧發已曾到過西安。救國會、學聯會，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紗廠之罷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濟，彼時陰沉空氣，已籠罩西安矣。
其實，此時張學良和中共間的聯繫，蔣介石不是毫無所聞的。於是，有人建議蔣先生說「西安局勢不穩，可以暫緩赴陝」。蔣先生認為張學良不敢越軌，所以在答覆建議者時便說：「諒他不敢對我怎麼樣！」蔣先生不知道張學良「處世接物，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熱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無義」。要舉具體的例子，便是「殺楊宇霆、常蔭槐」。楊、常二人是東北老一輩的政要，當時楊是兵工廠督辦，常是黑龍江省府主席，說殺就殺，可見其魯莽而且大膽。蔣先生假如當時想到了這一點，可能就不會掉以輕心了。
（三）
此時，張學良受中央種種措施之刺激，已到「忿怒不已」的程度。張學良在《懺悔錄》中說：
惡緣種種，不啻火上加油。（甲）有關刺激軍隊者：①請求撫恤、補充，皆無結果。②援綏之軍，未派有東北軍。（乙）有關於良個人者：①陝人續某在總理陵前自殺未遂，良至中央醫院慰問，彼之談說。②雙十節政府授勳，有馮玉祥而無良……認為中央有輕視和鼓勵不正行動之意存焉。③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唐生智而無良，把良置於後方，為預備隊隊長，此事痛傷良之心，忿怒不已。
良對中央數同志懷有不滿，因之更加忿懷，加深必須實現良之幻想。即：①促請蔣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謂之賢哲。②容納共產黨，如總理北伐時然，給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圖耳目一新，挽回國人之觀念。③停止內戰，團結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為之優秀青年自相犧牲。自認此念純潔，遂力下決心，甘願犧牲一切，不達目的不止。但該當時，尚無存劫持之意。不過屢想強顏幾諫，不顧一切，能使動容，得其志而已。
張學良既有破釜沉舟的心，來諫諍蔣介石，放棄剿共，不打內戰，共同抗日，以挽救國家的危亡，同時，在抗日之前，要保持東北軍的實力，準備在抗日戰場上和日軍血拚。而蔣介石這方面呢，據何柱國的文章說：「在發動大規模『剿共』戰爭之前，必須解決張、楊和這兩支軍隊的問題。」其實，所謂此次「發動大規模『剿共』戰爭」，就是要「解決張、楊和這兩支軍隊的問題」的（前已說過蔣要用政治方法解決共黨問題）。而何柱國當時不知道，以為是單純的「剿共」問題。不過何柱國所回憶當時的情況，因為有他親身參加，可信度甚高。何柱國說：
蔣介石和張學良談崩之後，深感西北的形勢不妙。為對張、楊施加更大壓力，他將原定在洛陽開的「剿共」高級軍事會議改在西安舉行。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偕同張學良，從洛陽到達西安。這時，國民黨中央大員和高級將領，如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錢大鈞、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蔣作賓、邵元沖、蔣百里以及東北軍的于學忠、王以哲、繆澂流、董英斌、劉多荃、馬占山、鮑文樾和我，西北軍的孫蔚如、鄧寶珊等，都陸續來到了西安。蔣介石從特務的情報中，得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摩擦和矛盾逐步消失，並和紅軍秘密往來。他感到在發動大規模「剿共」戰爭之前，必須解決張、楊和這兩支軍隊的問題。因此，他一到臨潼華清池，就分別召見兩軍的軍長、師長等高級將領，用敘餐的方式（張、楊均不在座）進行拉攏安撫。他說：「現在是取得『剿共』勝利的最好時機。對於國家和你們個人的前途來說，目前都是關鍵時刻，每人必須為最後一戰貢獻力量。」當有的將領提出抗擊日本侵略綏遠和收復東北的願望時，他說：「有我蔣某人在，一定能帶你們打回東北去。你們要聽我的命令『剿共』，不可輕信謠傳。」
蔣委員長十二月七日召開軍事會議，並嚴令張、楊加緊「剿共」。而召開軍事會議亦未令張、楊參加，引起他們的猜疑。十二月十日又發表蔣鼎文為西北剿共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寧邊區剿共總指揮，益使張、楊疑慮不安。何柱國說：
接著，蔣介石向張、楊攤牌，提出了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調度問題的兩個方案，對張、楊施加壓力，逼迫他們選擇去向。這兩個方案是：一、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服從「剿共」命令，全部調上陝甘前線，向紅軍發動全面進攻，中央派大軍在後面支援接應；二、如不願去「剿共」，就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調往福建和安徽，讓中央軍去「剿共」。第一個方案，是想驅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去打前鋒，中央軍在後面督戰。這是置兩軍於死地，不論勝敗，終歸於盡；第二個方案，拆散兩軍，是蔣介石對付十九路軍的故技重演，目的在於分別整垮。因此，這兩個方案，不僅張、楊無法接受，就連我們這些將領也不願接受。
蔣先生這樣對「張、楊攤牌」，使張、楊深切了解將被覆滅的命運。張學良直接的反應，便是要抱著絕大的決心苦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何柱國說：
十二月七日午後，張學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來到華清池，他想以至誠來感動和說服蔣介石。張學良聲淚俱下慷慨陳辭：「在目前這種形勢下，無論是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著想，還是為委員長的威信著想，都應該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共產黨和紅軍的問題，可以用政治方式解決。不停止內戰，不舉國團結一致，就談不到抗日；不抗日，就談不到救亡圖存。現在全國民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繼續『剿共』打內戰，必然喪失民心，絕對不會有好結果，請委員長三思！」聽了張學良這片肺腑之言，蔣介石不但不為所動，反而大發雷霆。他訓斥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學良的反覆陳訴，最後得到的卻是蔣介石的拍桌大罵：「現在你就是開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
張學良這次「哭諫」失敗之後，當天晚上，即與楊虎城秘密商討對策，他們商定：東北軍負責在華清池捉蔣，並擔任西安到臨潼間的警戒；十七路軍負責拘禁在西安城內的南京軍政大員，並解除西安蔣系勢力的武裝。接著，又發生西安的大中學生們請願的事。何柱國說：
十二月九日，西安的大中學生們，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了一萬多人的愛國遊行請願運動。遊行隊伍到南院門西北「剿總」、新城「西安綏靖公署」和北院門陝西省政府請願，沒有得到圓滿的答覆，即轉向臨潼去向蔣介石請願。張學良聽說後，使用電話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下令叫張「嚴厲制止，格殺勿論！」與此同時，蔣還派中央憲兵第二團一部分人在中途堵截。張學良怕學生遭到殺害，立即從西安趕到灞橋，向學生們作了一次真誠懇切的講話，學生們深受感動，整隊回城。
當晚，張學良趕到臨潼華清池，向蔣報告了學生們的請願要求，並一再說明學生們的動機是愛國的、純潔的。可是一心「剿共」的蔣介石不僅聽不進去，還嚴厲地訓斥了他！
蔣當時怎樣嚴厲地訓斥他呢？蔣在《西安半月記》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中，曾寫到這件事。他是這樣寫的：
漢卿日前向余報告，在灞橋對請願者說話，曾謂：「我可為你們的代表，有話可以代達；同時我亦可為委員長的代表，可酌量考慮你們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體，言時甚得意。余當時即糾正其謬，謂一人決不能做兩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間，所謂信仰領袖應如此乎？
張學良聽到蔣對他的訓斥，使他極為不滿，也極激動。關於此事，郭增愷曾記下楊虎城精彩的回憶：
副司令（指張）在六、七日接到全市各校學生將出動遊行請願報告後，頗感棘手。他來問我，有沒有辦法勸告學生們停止？我說，除非有理由說明不應該抗戰，否則就很難為力，結果唯有相對太息。續又聽說，憲兵團、省黨部等機關都已決定以武力制止請願，準備在各重要街口布設機關槍，不惜大量流血。這可令張先生衝動極了。那天他來時，臉兒也黃了，眉毛也長了（陝諺：形容焦急憤怒狀）；他認為這是最荒謬的胡鬧，徒然為委員長掘墳墓，除引起全國更痛恨蔣先生外無任何結果。後來商定由我私人約請教育界疏解，由張先生嚴戒各機關不准胡鬧。八日，學生請願隊伍已衝出城關向臨潼出發，同時他又接到報告，那邊的憲兵團已在布置機槍陣地，急得他在頓腳，接連叫嚷：「這怎麼行？這是什麼辦法？更多件慘案對他（指蔣）有什麼好處？」因此，他單人匹馬追出城去，在灞橋把請願隊伍擋住，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去向委員長請願。我是副總司令，可以代表委員長酌量考慮你們的要求。你們有什麼話都可以對我說，由我代表你們轉達。」我佩服他那股勇氣，更佩服他的一番苦心。他單人匹馬去擋住學生群眾，使他們免於流血犧牲，也使委員長免於再多受一次屠殺青年的罪名；而他卻沒有顧到他自己是「不抵抗將軍」，也很可能遇到意外。
關於學生遊行請願的事，張學良在《懺悔錄》中也曾說到，認為此事，實是一關鍵性的問題：
當蔣公在華清池同良兩次談話之後，良心情上十分衝動，尤以十二月九日夜為甚。更有甚者，是蔣公數次召集將領會議，皆無良同楊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楊虎城發生疑懼，而良則有甚於疑懼者，是思蔣公對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視矣。因之同楊虎城計議，遂決行強諫劫持之謀，而此時對於共黨方面並未徵詢商議，知此者，除楊外僅少數人而已。
因為這件事，更增加了他「兵諫」的決心！但張學良還不死心，曾不避「厭煩」，又懇切地做了最後一次的諫諍。何柱國說：
十二月十一日，蔣介石為了要決定大規模「剿共」的軍事行動計劃，以便第二天發布第六次總攻紅軍的命令，電召張學良、楊虎城以及中央軍將領們到華清池開會。張學良趁機向蔣介石做了最後一次諫諍，依然無效。
這一次的「諫諍」，在張學良說，他總算再三再四地警告性「諫諍」了。以蔣先生之聰明，一直不曾感覺到「異樣」，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何柱國說：
會後，張、楊邀請陳誠、衛立煌、陳調元、萬耀煌、陳繼承等以及東北軍將領們在新城大樓宴會。
四時半，當張學良走出華清池大門時，正好遇上駐守在這裡的衛隊營一營營長王玉瓚，便叫王跟他一同進城去，布置捉蔣任務。叮囑他「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要有思想準備，要做好行動部署」。
晚上，在新城大樓的宴會上，主客之間，觥籌交錯，談笑暢飲，氣氛十分融洽，至十時許，才相率離去。
這就是驚天動地改變中國歷史的事件要發生了。
關於這個驚天動地改變中國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實在是蔣先生要緊迫統一軍權，而極謀消滅雜牌軍隊的種種措施，把張學良和楊虎城逼上了梁山。
當時風雲緊急的情形，劉多荃曾有極真實的回憶，他生動地描寫道：
西安事變的前幾天——十二月八日，蔣介石約我和王以哲去臨潼吃早飯，我坐在蔣的右邊，王坐在蔣的左邊。席間，蔣滿臉怒氣，三人都沒說話。飯後，蔣隨即站起身來，先對我說：「你對『剿共』有什麼意見嗎？」我沉思一下說：「中下級軍官全想留著力量，準備打回東北老家去。」蔣介石聽後緊接著就對我說：「自從『九一八』後，國人對你們東北軍都很不原諒，現在『剿共』戰事僅剩最後五分鐘了，我是給你們東北軍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們要理解我的用意，服從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們應持的態度。」王以哲此時站立在蔣的身旁。蔣說到這裡就連聲催著我先走，然後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廳去。剛一進屋，我就聽到蔣很氣憤地對王說：「你軍部的電台經常和共產黨通報，你還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這些舉動……」剛聽到這裡，蔣的值班衛士表示不願意讓我聽下去，我即到錢大鈞辦公室等候。約半小時，王出來了。
我們回到西安，就去向張學良將軍匯報。王說：「壞了！咱們和紅軍的往來電報，委員長都曉得了，從今以後，他不允許咱們再和紅軍聯絡。委員長叫咱們服從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將來由他領導咱們收復失地，打回東北去。」蔣還說，王是東北軍中有希望的將領，以後要改過。張聽完我們的匯報即回屋裡去了。
當日下午，王以哲邀我到他家去，密告我說：「副司令要辦一件驚人的大事，你無論如何猜不著。」呆了好久，他又說：「我昨夜整宿沒有入睡，副司令已與楊主任經過多次密商，決心要扣委員長，準備闖一場大禍。」我聽後，感到很震驚。就問王：「副司令真能這樣做嗎？」他說：「今晚或明早副司令還會找我們談這件事的。今晚楊主任和邵力子主席的宴會我不能去了，請你替我稱病致謝。」（那晚楊、邵宴請中央隨蔣來西安的要人，並包括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由此可見，扣蔣的消息王是先我而知的，由於此舉關係甚重，他當時的精神也是極緊張的。
九日晚六點左右，我去副司令公館探聽消息。副司令正要吃晚飯，一見我，就說：「蔣孝先這小子太狂了，他對黎天才說，你告訴張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務如不願擔當，即請張退出西北，不要誤了大事。如若還願意干，就好好干。蔣孝先有什麼資格教訓我！」張恨極了，又說：「我一定要扣蔣，你快去把鼎方（王以哲的號）找來。」
王到後，張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蔣的決心。王說：「副司令有決心干，就干吧！」十日晚九時許，我們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館。先到的有王以哲、繆澂流、我、孫銘九、白鳳翔及劉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將于學忠找來。於一進屋，張就說：「我要造反！」於當時未明白造什麼反，張說：「為了停止內戰，我已決定要扣蔣。」於問張：「如蔣不同意，第二步怎麼辦？」張說：「我已和虎城談過，此舉成功則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張學良拿頭去見他（指蔣）。」話到此處，形勢已很明了，隨後我們即分別按計劃開始行動部署。
劉多荃將蔣先生對他說的「自從『九一八』後，國人對你們東北軍都很不原諒，現在『剿共』戰事僅剩最後五分鐘了，我是給你們東北軍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們要理解我的用意，服從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們應持的態度」這一段話告訴張學良。張是聽命於蔣持「不抵抗主義」，使日本侵略者竟能借製造柳條溝事件，一夜之間占領瀋陽城，一日之內攻城二十座，略地千餘里。四個月零十八天占領東北三個省及一個特區，一口氣吞下了相當於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國國土；並使張學良背上「不抵抗將軍」的黑鍋，而今竟毫不保留地將失東北的責任推給東北軍，張怎不火冒三丈呢！何況張學良自認曾替蔣介石「解決許多困難，萬怨不辭」，而今竟這樣相逼，他怎能再忍受而遭「解決」？
總觀蔣先生對東北軍急於消化的布置，種種跡象和歷次的訓話，不啻是「陽謀」。迫不及待地對張學良公開斥責，能使張學良不提高警覺嗎？例如蔣在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他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內患是心腹之病，外敵是皮膚之疾，內患危害大於外敵，內患不除，無法抗敵。」最後，蔣又氣憤地說：「不積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人，是內外不分，緩急不辦，是非不明，先後倒置；不積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國家，成為不忠不孝的人。對這種不忠不孝之人，國家有法紀，一定要予以制裁！」又據盧廣績記述蔣此次講話，尤為生動，他說：
蔣就在王曲軍官訓練團召集受訓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軍官講話。張學良同楊虎城均出席。蔣獨自立於台上，張站在台下頭一行，楊站在第二行，其餘軍官列隊於後，有五六百人。蔣主要說：「當前在我們身邊的主要敵人是共產黨，我們應該集中力量消滅他們；至於日本，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敵人，我們將來要打。假如現在我們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敵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幾千里外的敵人，那是違反我的『安內攘外』的政策，違反這個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蔣說這句話時，聲色俱厲，激動異常。
這些話，實在是已聲明要制裁「東北軍」，「要打倒他」——意指張學良。事實上，蔣在當時不僅這樣充滿殺氣地表明態度，還十分積極地在調兵遣將，加強部署，風雲萬分緊急。
就這樣，把張學良逼上了梁山！他斬釘截鐵地說：
「我要造反！」
一二、關於張學良送蔣回京問題
（一）
「西安事變」的發生，以當時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事前定會與中共密商的，但事實並不如此。張學良曾應許中共，向蔣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不意張學良向蔣進言屢次均不得盡其辭，至在洛陽向蔣做極懇切之陳辭，又遭蔣痛斥。張學良回陝時，曾答覆中共，一時無法說服蔣實行停戰計劃，遂乃共相商約，他們自動實施局部停戰計劃，並仍由張學良繼續向蔣進言，爭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張自認此念純潔，遂下決心，甘願犧牲一切，不達目的不止。嗣後，屢諫屢遭訓斥，遂演變成「西安事變」。事變的發動是為了他們的要求，張認為是達成要求之最後的方法，自無須向中共約商，更何況事屬機密又急迫之至，按當時情勢也不能與中共事先約商的。蔣先生在《蘇俄在中國》中說：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而且首倡此意的楊虎城，其與共黨「勾結」更深。……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蔣先生研究「西安事變」的真相，了解是楊虎城「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這便是後來囚禁楊虎城，並在撤離大陸之前處決楊虎城的張本。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立即與中共聯繫，向他們發急電說明一切。
十二月十二日近午，中共幹部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裡，閱讀張學良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張國燾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樣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於是，他們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
大家討論的結果，決定下列各點：①致電張學良表示讚許；②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三人為代表，經延安飛西安；③電彭德懷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挺進，沿途與友軍密切聯絡；④電在西安的聯絡人員，除對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體意見以外，一切俟周恩來等到後再議；⑤周恩來等在西安亦應俟莫斯科回電後再做具體表示。
（二）
莫斯科的意見是，主張促使蔣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
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字紙的長電，內容分為三段：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里，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同時，莫斯科的《消息報》的社論，對「西安事變」加以指責云：
西安叛亂，不論以任何口號方案為藉口，這一行動……實代表一項危機，不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危害整個中國。張學良雖高舉抗日旗幟，其行動顯然只與日本帝國主義有利。只要南京政府推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抗日的統一人民陣線便不應反對南京，而應與南京合作。
莫斯科《真理報》的社論，直指中國將領反對南京政府是受日本的慫恿。社論說：
日本軍部正確計算到：中國以蔣介石政府為中心的團結進展，實為其淪中國為殖民地計劃的致命危機。這便是他們慫恿中國將領反對南京政府的理由，在必要時並且不惜使用抗日口號。
蘇聯發出上述的電報以及《消息報》《真理報》兩報的社論，都是代表史達林意向的。張國燾說：
一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這個電報的來歷。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答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贊成。接著史達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
這個王明的說明，是轉述史達林的真意，他的真意是說：蔣是中國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領袖，他能領導抗日。張國燾說：
當然，在當時偏僻的保安，我們無法知道像王明所說的那些內情，因而這個電報之來，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在沉思，毛澤東更是踱來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分明是張、楊、共三角聯盟醞釀而成的，如何能說是日本陰謀？有的表示長期內戰倒是應該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將蔣釋放了，他將會不顧一切的對付我們；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如果得不著蘇聯的支援，哪裡會有勝利的希望？毛澤東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覆無常嗎？」
中共既然「服從」蘇聯的命令，接下來他們的難題便是說服張學良的問題了。張國燾說：
周恩來曾向張學良表示，據他個人看來，在西安成立一個獨立政府和對蔣制裁，都不能算是好辦法。現在南京正在叫囂討伐西安，如果我們制裁了蔣，這將予人以口實，蔣的徒子徒孫們，將用報仇的名義與我們糾纏，這將是長期的內戰，而且勝負未可逆料。周這些話，終於打中了張的心弦。
於是周進而表示，他個人有一種還不確定的想法，願意說出來供張參考。周向張坦白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是全國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處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們所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現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願意打內戰，更有人不願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蔣。我們可以一面備戰，一面與蔣談判，如果蔣明白接納了我們的主張，那他將來也難反悔。
張學良聽了周恩來這些話，並未發生反感，反而向周說，這件事不能讓外間知道，也暫不向楊虎城提及。他們兩人先研討具體辦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對外發表。於是他們商定如何優待蔣的辦法以及如何向蔣進言等。
十二月二十三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宋子文、宋美齡在張學良公館裡正式談判，以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及共黨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最後，在二十四日達成協議，做成了六項決議。張學良所堅持的是要蔣簽字贊成所達成的決議。蔣則為了政府及個人威信，不能在挾持之下，有所承諾，堅持不允簽字。經端納、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等奔走其間，多方調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蔣先生已應允了你們的主張，如果一定要蔣親自簽字，心理上留下痕跡，反為不美。如此反覆協調，蔣終於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並做了口頭上的承諾和人格上的保證。
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他與蔣氏長談經過。首由張學良說項引見，張對蔣說，委員長的一位舊屬求見，請委員長予以接見，蔣氏未置可否。周恩來當即步入蔣氏的住室內，向蔣嚴肅敬禮，並仍依黃埔時習慣，稱蔣氏為「校長」。蔣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會，周即坐下來慷慨陳詞，蔣氏則留心靜聽。周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改變的始末，力證化除成見、團結禦侮的必要。
周恩來在報告中說，他的陳詞曾使蔣氏的心情漸漸平靜，似也相信周的真誠。周恩來根本沒有說要蔣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只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做些指示，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父子團聚。
周恩來在報告中，解釋他對蔣介石，始終恭順懇求，未露半點要挾之意，以便有再與蔣氏見面的機會。周也說到蔣氏態度甚為得體，他只提及他的兒子，似是屬於私人範圍的事，但也微露國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國共十年戰爭，至此能是國共和解的起點。
（三）
關於張學良送蔣回京的事，張在《懺悔錄》中說：
因蔣公離陝問題，良同楊虎城發生歧見，亦為此點，良責楊，我等最初動機，是不顧一切，請求蔣公領導抗日，我等既已看過蔣公之日記，確知蔣公有抗日之決心，並已應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見，提出中央會議討論，我等目的可達，不應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當初乎？在此爭論上，良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乃係周恩來在座解圍，勸良小加休息，容他會議商討商討，被周將楊說服。
可見楊虎城及其部下，是不贊成「釋蔣」的，張學良幾乎和他決裂，最後是由周恩來將楊說服，才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何柱國說：
蔣介石終於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但不同意在協議上簽字，只作了口頭上的承諾和人格上的保證。這就引起了不少人對蔣的反感。大家對他這種口頭上的保證存有疑慮。提出在蔣沒有作出更具體的保證以前，不能放他回南京。當時軍內外殺蔣的呼聲很高，張學良怕別生枝節，影響蔣的安全，決定馬上送蔣回南京。這天晚上，他約我和王以哲、繆澂流、董英斌、劉多荃等開會。宣布他的決定說：「我要親自陪送委員長回南京，向中央請罪，以便恢復委員長的威信。抗日的問題，等我回來後再同你們商量。」我們大家認為，張學良此去風險很大，擔心蔣一出樊籠會變卦，所以勸他不要去，但張表示一定要去。我知道張的為人，凡是他已經想好、決定的事，很難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便折衷地勸道：「那也只能送到洛陽後，乘原機返回西安！」他還是不聽。只是囑咐我們說：「我走後，關於東北軍的事，聽於學忠的命令行事；關於抗日聯軍總部的事，聽命於楊虎城，有問題多和周恩來商量。」
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那天下午，張約楊虎城同去高桂滋公館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端納、戴笠等，乘車直駛西郊機場。我和王以哲等幾個高級將領趕到機場時，已四時左右，蔣介石同送行者握手告別時，張學良便走到機師艙外要上飛機，我連忙拉住他的手，想阻止他上去，他卻甩開了我的手，坐到機師旁邊，我們眼睜睜地望著他的飛機向東飛去了。
周恩來聞訊趕到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他不住搖頭嘆息地對大家說：「漢卿不僅要『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周恩來的語意，是贊成「擺隊送天霸」就可以了，再去「負荊請罪」，恐無好下場了。
關於此事，白崇禧在逝世的前一個月，曾在宴會上和一位東北籍者，談起張學良送蔣回京的問題時說：「張學良太天真了！他應該送蔣到潼關和蔣說，到此處已經安全，請委員長回京，他自己可回西安整理隊伍。假如是如此的話，他不會判罪，東北軍也不致成歷史名詞。須知半年後的『七七事變』已發生，他的戰區司令長官還是有份的。舉廣西的例吧，我和李德公在廣西，遇蔣先生召見，沒有兩人同去的，一定要在廣西留一人，等去京的一人返回，這一個人再去晉謁。所以，一直沒有發生大危險，須知，蔣先生一直在做統一軍權的工作，不是蔣先生的嫡系是應該小心的。」
其實，張學良對蔣介石，有他提倡擁護領袖，「領袖即父母」的一段事實，他始終把蔣先生當成父執輩。過去，在東北時，他的部下郭松齡叛變，幾乎把他父親張作霖的統治推翻，那也是驚天動地的事，迨郭松齡失敗，老帥張作霖舉起手槍要槍斃他，經張作相、吳俊陞跪下講情，老帥還是把他饒了，並且所有的職務也沒有撤除。
這一次，張學良想「兵諫」的動機，非常單純，並且時時維護委員長的安全。何況，他的「送蔣回京」，也是在保護他，深恐他離開西安會成問題。他還想起郭松齡叛變事件，他老子不是對他寬恕了嗎？他既認「領袖即父母」，那麼，這一次「領袖即父母」不是也應寬恕嗎？
蔣先生的《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話》，雖系後來補寫，但已昭告天下，表示寬大，如說「餘生平作事決不計及個人之恩怨，且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所謂「總理寬大仁恕」是什麼呢？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而後來總理所責陳炯明者，只是「悔過」而已。從蔣先生所昭示的看來，是不會太離譜的。
誰知父母就是父母。
「領袖即父母」究竟不是父母。
一三、東北軍成為歷史名詞的經過
（一）
東北軍成為歷史名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南京之舉，實為提前成為事實的最大原因。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
周（恩來）接著說明張學良走後，西安一片混亂，張事先沒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後的做法。楊虎城已在自作打算，準備將他的部隊，向安全地帶移動。東北軍更是群龍無首。少壯派軍人於失望之餘，遷怒於中共，說中共害了他們的「少帥」。……周恩來面臨著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詞誠懇，向會眾說明：張少帥隨蔣赴京，實出意外，他不贊成，但來不及阻止。他又說到如果我們內訌，張少帥的生命就會沒有了，東北軍也會完蛋的；如果我們團結鎮靜，蔣對我們的力量將有所畏懼，不敢為難你們的少帥；三角聯盟也能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周並向那些憤怒的軍人們誓言，中共決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決不讓少帥和東北軍一方受害。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變一幕便告結束了。被拘禁的蔣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這一事變的首腦張學良，從此渡著長期不見天日的生涯。
其實，張學良在送蔣回南京之前，並不是沒有部署，他曾命令何柱國、王以哲、繆澂流、董英斌、劉多荃等說：「我走後，關於東北軍的事，聽於學忠的命令行事；關於抗日聯軍總部的事，聽命於楊虎城，有問題多和周恩來商量。」但在張走後，西安已獲知張在洛陽已被監視，不要說張本無意到此即返西安，即使欲返西安已不可能了，因為他到洛陽已是在中央軍的控制之下，不可有活動的餘地。
當時，東北軍的情形，張雖令于學忠做主，但少壯派軍人豈肯聽話？他們遂找上周恩來，抱怨他們上中共的當。而周在當時的緊急關頭，很冷靜地運用智慧巧妙說服了他們。
西安事變後發展演變的結果，是蔣先生使東北軍成了歷史名詞。
蔣先生半生以來，竭智盡慮地從事軍權的統一和政權的統一，至是，名義上軍權雖似統一，實際上是表面擁護暗中摩擦，距離蔣先生心目中之真正的統一，尚遠，尚遠！
白崇禧曾批評蔣先生的軍權統一是造成中央軍清一色的別名，那是特別困難的，假定他在軍事上的措施，允許雜牌軍的存在，也就是新聞界常說的混一色，那他早就成功了，也不至連續內戰多年，把國力消耗殆盡。
（二）
正如周恩來所說，張學良走後，西安一片混亂，為張學良始料所不及。張之所以敢送蔣先生回京，有兩項心理基礎。一是他與蔣先生之關係，他自己認為情同父子——蔣先生亦曾向東北軍將領宣布：「領袖即是你們的父母。」前已言之。二是在西安經過張、楊、周（恩來）、宋（美齡、子文）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達成的協議中有「西北各省軍政由張、楊負責」一項，並經蔣做了口頭上的承諾和人格上的保證。張有此兩項心理上的屏障，便召集何柱國、王以哲、繆澂流、董英斌、劉多荃等開會，宣布他的決定說：「我要親自陪送委員長回南京，向中央請罪，以便恢復委員長的威信。抗日的問題，等我回來後再同你們商量。」可見張學良之送蔣，並沒有打算不回西安。二十六日晨，蔣自洛陽飛南京，張也親送。張在南京有被迫做請罪表示，不料竟軍法會審，開庭時，要摘下張之佩劍，張知事已變卦，乃大罵不守信用的政府，說：「剩我張學良一人也要革命。」（自己把自己造成階下囚，夫復何言？）
於是，南京方面對張學良經過「會審」「特赦」「管束」的三幕戲劇化的表演，便將東北軍的領袖「嚴加管束」，也就是軟禁起來。而對於在西安方面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一方面進行政治分化，一方面加以軍事威脅。
蔣先生到西安開軍事會議，說是對共軍展開大圍剿，骨子裡實是消滅雜牌軍隊，前已言之。而今在西安的兩支軍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領導者，發動西安事變劫持了領袖，雖說和平解決，但秉持「兵不厭詐」的軍事古訓，乘此千載難逢的時機，用國法和軍紀解決這兩支軍隊，實是順理成章的事。何柱國說：
一月五日，東北軍、西北軍八名高級將領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繆澂流、劉多荃聯名發出通電，抗議南京政府扣押張學良，揭露他們妄圖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
為了抵禦蔣介石的軍事進逼，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方面的高級領導人，在楊虎城主持下，共商作戰綱領，並由我參謀團擬定如下：
聯軍為擁護和平統一、團結禦侮起見，在不得已時，決以一部鉗制西線胡（宗南）、關（麟徵）、毛（炳文）、曾（萬鍾）、李（家鈺）、萬（耀煌）各敵。集中主力首先消滅東線由潼關西進之敵，停止其進攻，鞏固西北，開展時局。其作戰綱領：
（一）東線一帶：（1）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長安，選擇有利地帶，構成七道強固防線，配置六師兵力，鞏固正面。（2）集中步兵三師以上及騎兵兩師於渭北地區，準備從渭北實施堅決的突擊，殲滅該敵於渭河以北、黃河以西之背水陣上。為此目的，另調楊部一旅，配合渭北各縣民團，配置在孝義鎮、龍陽鎮、蒲城之線，堅守圍寨，以抗擊並遲滯該敵及馮欽哉（西安事變後叛楊投蔣）師行動，以便主力突擊。（3）在藍田、商縣之間，由楊部兩旅及陳先瑞部，依託秦嶺，以運動與游擊動作相配合，遲滯李（默庵）縱隊前進，以掩護紅軍主力得餘裕時間轉向渭南方面，突擊該敵。（4）紅軍行動目前宜秘密集結於淳化、栒邑地區，準備能以三天行程，經三原趕到高陵的機動位置，依情況：①或參加渭北決戰；②或經藍田突擊李默庵，然後以主力向潼關迂迴。
（二）西線：（1）以王以哲、于學忠兩軍從胡、關、毛、曾諸敵之東西兩側，紅軍一小部從胡敵後尾，積極監視鉗制之；（2）以楊部一旅、騎炮一團在鳳翔、寶雞、隴縣地域監視漢中之敵。
（三）北線：以孫（蔚如）師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線，紅軍一部對瓦窯堡、清澗線警戒，一部集中富縣，準備必要時向韓、澄游擊，吸引馮部。
（四）以咸陽、平涼線為後方。沈克師維持交通，並實行糧食資財的統制。西安多餘物資，必要時向咸陽、邠（彬）縣輸送。
三方面聯軍從一月五日到十二日，進行軍事準備。東北軍繆澂流的五十七軍、霍守義的一一二師、劉多荃的一〇五師在渭南一帶布防；劉桂五的騎兵第六師（原師長白鳳翔事變後調「總部」）、檀自新的騎兵第十師分別在高陵、蒲城一帶布防。十七路軍主力，除少數留守西安外，其餘大部分集中在渭北各縣，在三原縣城設立渭北警備司令部，以趙壽山為警備司令，紅軍主力迅速從陝北、甘肅開到關中地區。一月七日，彭德懷、任弼時、賀龍、左權等紅軍將領率紅軍兩萬餘人抵達三原、富平一帶。紅十五軍團從甘肅開到咸陽。咸陽是我騎兵軍的駐地，周恩來邀我乘車同往咸陽迎接紅軍，並向部隊介紹西安事變經過以及和平談判的情況，分析了張學良送蔣介石去南京後的形勢。周指示部隊星夜兼程向商縣、洛南一帶進軍，與陝南紅七十四師陳先瑞部一起，威脅由潼關西進的中央軍的側背。我也指示我騎兵軍參謀長安俊才協助紅軍辦理進軍準備。安俊才並與徐海東合影留念。
這是在西安方面，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已組成「西北抗日聯軍」，來迎戰中央軍。意思是中央軍假如進攻，不惜「內戰」。同時，國內外的輿論也一致反對內戰。蔣先生本來要軍事解決西安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敢貿然進攻西安」。
（三）
蔣先生看軍事解決西安問題行不通，於是改用政治手段解決。何柱國說：
一月九日，蔣介石派東北籍親蔣的吳瀚濤、王化一，拿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給楊虎城的親筆信，到西安來。蔣介石企圖以接受改編後，給以種種優厚待遇為誘餌，要楊虎城和東北軍各將領罷兵聽命。張學良則在信中囑咐，東北軍和西北軍團結一致，不要造成局勢的破裂，給人以可乘之機，拆散我們。並讓吳、王兩人給東北軍將領帶來口信說：「我能否回陝，全在大家能否團結一致。」當時我們一致表示要聽從張副司令的囑咐。不久，西安方面就決定派代表與南京方面重開談判。
我和王以哲、高崇民、董英斌等，商請楊虎城派前「總部」辦公廳主任米春霖，前往南京面見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並探望張副司令。米於一月十三日到京，正值張學良被轉移到奉化，他也跟著一同去了。一月十五日，米春霖返陝。帶來了何應欽對和平談判的甲、乙兩項方案和他的親筆信。還有張學良給楊虎城及東北軍、十七路軍文武官員的親筆信。
南京提出的兩項方案如下：
一、甲案
（一）東北軍調駐甘肅及陝西邠州以西地區。
（二）十七路軍調駐涇河、渭河以北地區。陝西省政府主席，由十七路軍方面的人選充任。
（三）紅軍仍駐陝北原地。
（四）中央軍進駐西安，沿隴海路線上駐十二個團兵力。
二、乙案
（一）東北軍全部移駐安徽和淮河流域；安徽省主席由東北軍方面的人選充任。
（二）十七路軍調駐甘肅省。
（三）紅軍仍駐陝北。
（四）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關中地區。
何應欽在信中勸東北軍接受乙案。
張學良在信中說：「關於兩案，盼兄等速即商討，下最後決斷。如有意見補充，盼虎城派人，更盼來一軍長。如兄等認此兩案之一案無問題，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為限。盼諸兄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於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專為我個人謀計。」
楊虎城收到張學良的來信後，立即召集有關人員商討。並於一月十六日派李志剛（楊虎城駐南京辦事處主任）和鮑文樾為代表去南京，十七日轉奉化，向蔣交涉。主要提出兩個問題：一是要求釋放張學良；二是要中央軍撤出潼關。蔣不但不放張學良回去，反而說張自己不願回去，要跟著他「讀書、學習、修養」。至於撤軍問題，蔣仍堅持「西安必須照南京提出的甲、乙兩案，擇一執行」。於是，鮑文樾氣憤地單獨先回到西安，在綏靖公署里向大家匯報了見蔣的情況。聽者無不氣憤填膺。此次奉化之行，鮑還見到了張學良，張對他說：「只要西安能撐住，我是能回來的。」
鮑文樾所說的「張對他說：『只要西安能撐住，我是能回來的』」這句，考之張學良反對內戰的態度，是不會說這樣的話，鮑如此說頗有煽動之嫌。例如在「雙十二」發動「事變」時，何柱國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解。何說：
午夜二時，當白鳳翔、劉桂五等出發去臨潼後，東北、西北兩軍的高級將領于學忠、孫蔚如、王以哲、馬占山、董英斌和我等，隨張、楊在西安綏靖公署辦公廳內等候稍息。張學良在室內來回走動，神情緊張不安。當接到劉多荃從臨潼來的電話，得知蔣介石已逃離五間廳，正在搜索時，張學良鄭重地對大家說：「若找到了委員長，能說服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我一定擁護他，並親自向他請罪，維護他的威信；如果找不到他，真的逃了，勢必要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那就割下我的頭來，請虎城兄送往南京，了此公案！」當白鳳翔來電話說，在山上還沒有找到蔣介石，張學良焦躁地向白鳳翔下令說：「如果到九點還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的頭送來！」
以張學良這樣反對內戰的態度，他會煽動著叫「只要西安能撐住」的話嗎？但是，經過鮑的煽動報告，在少壯派中起了影響。何柱國說：
第二天，王以哲病中在家裡邀集我和董英斌、繆澂流、劉多荃、高崇民、米春霖和幾個「少壯派」青年軍官開了一個會。王以哲的意思是：先要求和平解決西安問題，然後爭取張副司令回來。我們老一輩將領們都同意他的意見。由此，我們與主戰的「少壯派」青年軍官之間出現了矛盾。
一月二十日，李志剛從南京飛回西安，帶來了蔣介石給楊虎城的信。楊虎城立即召集東北軍、西北軍的高級軍政人員開會。在會上宣讀了蔣介石的信，然後由李志剛報告再次見蔣經過。蔣介石在信中對楊虎城又威脅又拉攏，說東北軍即撥給楊管轄，要把東北軍分開駐防。並且許願說，「有何具體困難，我儘量給你解決，必要時可再派李志剛來談」。到會的人聽了以後，紛紛責罵蔣介石背信棄義，恩將仇報，說他是想分化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我們不能上當！
一月二十一日，楊虎城又召集東北、西北兩方面負責人開會，周恩來也被邀請參加。會上分析了形勢，決定派李志剛再去南京、溪口同蔣會談：一要張學良回來；二要阻止潼關顧祝同部（中央軍）西進；三要看蔣是否有所轉變。當天，李志剛就銜命到南京轉奉化見蔣。這次會談仍無結果，在蔣的允許下，李到雪竇寺見了張學良。他將西安堅決要求張回去以及蔣的答覆告訴了張。張感慨地說：「他是不會讓我回去的。請告訴虎城，多容忍，要團結。我想，除非在全面抗日、東北軍還在，這兩個條件下，東北軍還須我去發揮作用時，才有可能出去。」
一月二十五日，李志剛飛返西安後，楊虎城又立即召開會議，聽取李志剛第二次見蔣情況的匯報。大家聽說蔣介石還是不放張學良回來，更加激憤，議論紛紛。
又經過楊虎城所派代表李志剛往返二次見蔣，所得結論，仍然和第一次一樣，對西安的要求完全沒有接受。所謂「要張學良回來」，蔣仍然說是張學良不願回去。所謂「要阻止潼關顧祝同部西進」，蔣亦未允許。所謂「要看蔣是否有所轉變？」答案是沒有轉變。李志剛轉達張學良的話：「除非在全面抗日、東北軍還在，這兩個條件下，東北軍還須我去發揮作用時，才有可能出去。」到這個時候，張學良還說「東北軍還在」的話，語氣並不確定，是他早知道蔣要消滅「東北軍」的啊！李志剛這樣報告之後，當然會引起群情激憤的反應。何柱國說：
這時顧祝同已進駐潼關，所率大軍已通過赤水逼近渭南，對西安形成包圍之勢。南京又電告西安，囑派代表到潼關去見顧祝同，商談解決事變後的具體方案。西安方面由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董英斌和我開會決議：派米春霖、謝珂為代表，到潼關與顧商談；楊虎城又派他的私人代表李志剛前去協助。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見是，在張副司令回來以前，中央軍不能進駐潼關。顧祝同的條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華防線，立即撤除；二、中央軍開駐西安，由潼關至西安一線中央軍要進駐十二個團；三、十七路軍移駐渭河以北的三原、蒲城地區；四、東北軍移駐邠縣以西至蘭州一線；五、紅軍仍回陝北，防區另定。（與前甲案大致相同）因雙方條件距離較大，沒有結果。
一月二十八日，雙方又開談判。雙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解決、不用武力的原則。至於具體問題，另由雙方參謀人員在和平的基礎上商定。西安方面指派我，顧祝同指派他的參謀長趙啟，雙方用專線電話商談。我和顧祝同、趙啟，雖都是保定軍校的同學，但為了留有迴旋餘地，我並不直接同他們通話，而由談判的代表米春霖、李志剛等將意見轉達給我。我根據電話紀錄，同三方面代表商議，並請示楊虎城後作出決定。這次電話會議整整用了兩天時間。所商談的，只限於軍事問題，是在甲案的基礎上談的。根據甲案，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方面，還是集結在一起的。談判結果，決定採用甲案。中央軍進駐潼關、西安；駐軍由十二個團減為三個團。對於劃分部隊駐地、移駐時間、軍費、指揮系統等問題，都作了具體規定，共有二十餘條款（內容記不清了）。西北抗日聯軍的撤軍命令，正待發布各軍的時候，西安內部在「和」「戰」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談判便中斷了。
這樣，前方在潼關和顧祝同商談，後方在「和」和「戰」的問題上，一直游移不定，老一輩的將領比較持重，偏向和平解決，「少壯派」則主張「戰」，以戰爭為手段，救回張副司令。於是，在「和」和「戰」的問題上，發生了絕大的對立，前方的商談自然就無法進行了。
（四）
西安方面和中央軍的「談判中斷」，是東北軍內部發生了大問題、大分裂，「少壯派」竟然殺了張學良的「心腹大將」王以哲，所謂「東北軍禍起蕭牆」的悲劇就上演了。何柱國說：
從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西北方面的東北軍、西北軍內，在營救張副司令的問題上產生了主和與主戰的嚴重對立。「少壯派」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何鏡華等，喊出了「打出潼關去，救回副司令」的口號，主張武力解決，不惜一戰。老一輩的將領們，如我和王以哲、繆澂流、劉多荃、高崇民等，認為先和平解決西安的問題，後救副司令。我們認為如果再動干戈，勢必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從而斷送了西安事變的成果和東北軍的前途，我和王以哲等同「少壯派」軍官們爭論多次，企圖說服他們；說服不成，便加以斥責。結果他們不但不服，反而散布出「王、何投降中央，受賄若干萬元」「王以哲有野心」「何柱國想當主席」（後來的乙案中有東北軍派人任安徽省主席一條）等誣衊不實之詞。
一月二十九日，東北軍在「少壯派」的提議下，在渭南東郊張家堡，召開了有團以上軍官參加的軍事會議，于學忠在甘肅沒有來參加，王以哲養病在家，我和董英斌參加了會議。我根據楊虎城主任的意見，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的主張，提出了我主和的意見：為副司令著想，為東北軍團體設想，為團結抗日著想，都應該和平解決，不應打仗。「少壯派」堅決反對。在這次會議上，對和戰問題，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
會後，「少壯派」去找中共代表團，要求紅軍出兵打仗，救回副司令。中共代表團向他們解釋說：打仗對營救張先生不利，所以紅軍方面不主張打仗，一打起來，容易造成混亂局面。只要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緊密團結在一起，張先生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結果他們不服，又去找楊虎城主任，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情況越來越緊急了。
張學良臨走時指定於學忠為東北軍最高負責人，所以，為解決和戰問題，我們只好派飛機把他從蘭州接來。一月三十一日晚上，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周恩來和我五人代表三個方面，在西安粉巷二十八號王以哲家中開最高會議，決定和戰大計。開會時，周恩來說：「我們今天是以你們雙方的意見為意見，還是請你們先講。」楊虎城說：「孝侯是副司令臨走時指定的東北軍負責人，現在就請孝侯兄發表意見。」于學忠說：「我剛到，不太了解情況。聽說東北軍內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戰，意見不一致。我個人的意見，還是應該和平解決，不應該打仗，打仗能夠把副司令打回來嗎？再說目前軍事形勢，我們不能只顧東面潼關的中央軍，西面呢，胡宗南的部隊已經到了寶雞，正向鳳翔推于學忠說完後，楊虎城問我和王以哲的意見，我們都表示同意於的意見。這樣，我們東北軍的負責人都是一致主和的了。楊虎城說：「為了大局，大家一致主張不應打仗。我也同意大家主和的意見。」最後周說：「我們原來的主張是主和的，現在你們兩方一致主和，我們當然贊同。不過請你們要注意，要說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會發生問題的。」會議就這樣決定下來了。會後，楊虎城再派代表去潼關繼續談判。
于學忠說完後，楊虎城問我和王以哲的意見，我們都表示同意於的意見。這樣，我們東北軍的負責人都是一致主和的了。楊虎城說：「為了大局，大家一致主張不應打仗。我也同意大家主和的意見。」最後周說：「我們原來的主張是主和的，現在你們兩方一致主和，我們當然贊同。不過請你們要注意，要說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會發生問題的。」會議就這樣決定下來了。會後，楊虎城再派代表去潼關繼續談判。
五人最高會議主和的決定，出乎應德田、孫銘九等人的意料，因此矛盾就更加激化起來。主戰的「少壯派」不顧大局，一面逼著楊主任下全線打仗的攻擊令，一面威脅周恩來代表出兵。加之有些政治掮客和野心家們（山西的張慕陶曾兩次到我家中遊說，主張打一仗再和，被我駁走了。）從中煽動，形勢就更加複雜危急。
二月一日，街上出現了「除奸」的標語。「打倒出賣張副司令的何柱國」的大標語，也出現在我住宅對面的長牆上。當時，我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是一張要殺的人的黑名單，列有何柱國、王以哲、孫蔚如等多人。我的前參謀處長何鏡華，雖然站在「少壯派」的立場上反對主和，但是卻不同意採取這種惡毒的殘殺手段來製造分裂。因此他冒著風險，及時把有人要槍殺我和王以哲的消息透露給我。我感到情況太嚴重了，就趕緊去找正在家養病的王以哲，告訴他說：「他們要造反了，怎麼辦？咱們還是到楊主任那裡去暫避一下吧！」他說：「新城裡也有『少壯派』，就是到他家裡，也不一定沒有危險！」我說：「不論情況如何，到他那裡總有個商量解決的餘地！」我一再邀他同去。他那時病情很重，加以對「少壯派」的估計不足，認為他們不過是鬧鬧而已，是不會動刀動槍的，因此，不肯和我同去。
午後，我回到新城，想到形勢的激化，不只關係到我個人的安危，而且還關係到大局和中共代表團的安危，於是我派我的副官於貫宜，接周恩來代表到新城來。我又打電話請王以哲來，他說什麼都不肯來。這時周恩來、于學忠和孫蔚如，先後來到了新城。
當時我家中只有參謀劉士玲，副官謝佩鳳、李喜成、李郁棻等人和二十餘名警衛。我內人賈成敬，因患嚴重的心臟病，早已攜沈忠、榆忠兩兒去漢口就醫。二月一日傍晚，我帶著副官於貫宜，攜帶行李，住到楊虎城主任的公館裡。我向楊談了情況，交換了意見，他也認為局勢非常危急，但又感到難以控制，十分焦急。
二月二日上午，我得到了「少壯派」孫銘九等派人殺害王以哲、徐方等人的消息，大為震驚。楊主任也得知此事。我問他怎麼辦？他只是「唉」了一聲，說不出什麼。隨即我們和周恩來代表商量對策，以防止事態的繼續擴大。
孫銘九等在殺害王以哲的同時，還派兵包圍了我的住所。幸虧我已避往楊虎城公館，使他們撲了空。他們繳了我家中衛士們的槍，關禁了我家裡的工作人員，而後就跑到新城來抓我。我和他們在一個小會客室里會面，向他們說明主和的理由及其利害關係。他們大吵大鬧，秩序極亂。我也氣憤已極，不知打了誰兩個耳光。他們說：「這是楊主任的公館，咱們是東北軍，應該到外面去開會。」幾個人上來架我，我說：「好，咱們走！為了抗日嘛，死了也不算什麼！」正在這時，楊主任來了，擋住了他們。他氣得拍著胸脯喊道：「我這裡不許抓人，把他留下！你們這是幹什麼？誰叫你們這樣胡干！」這時西北軍的將領李振西等人相繼到來，孫銘九等看到情勢不利，只好退了出去。事後我才知道，事前楊主任為了防止不測，提示他的衛隊，凡是進楊宅的人，一概不許帶槍。不然王以哲被殺，我豈能獨存！事後我親自書寫「再生之德」四字，做了一個銀盾，送給楊虎城主任，以紀其事，以志其德。
抓我的同時，又有幾個青年軍官，衝進了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的辦公室，遭到周恩來的嚴詞斥責。這些人自知無理，只得向周恩來認錯請罪。
王以哲是張學良的心腹大將，參加過張學良與周副主席的會談，在東北軍內是一個有影響、有威信的重要將領。他的被害，激起了東北軍廣大將士們的強烈憤慨。駐防在渭南前線的劉多荃、繆澂流得訊後，準備調轉槍口向西安進軍，要殺孫銘九一夥，給王以哲祭靈。在混亂中，我聽說六十七軍的將士們，把殺害王以哲的衛隊團連長於文俊，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劉多荃認為最先和紅軍接觸的高福源，也參加了「二二」事件，便派人把他誘殺了。又聽說憤激的將士們，還要殺掉孫銘九等。面對這種自相殘殺、自毀股肱的紛亂局面，我們心急如焚。為避免東北軍的進一步分裂，由周恩來代表出面，派劉鼎將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幾個肇事者送到三原紅軍地區，同時支持楊虎城用軍事壓力，迫使孫銘九的衛隊團和「先鋒隊」開往邠州，避免了事件的擴大。
在「二二」事件發生後的極端混亂中，周恩來代表率中共代表團成員，首先去王以哲家弔唁。楊虎城主任、東北軍、西北軍在西安的將領以及西安的文武官員，也先後前往王以哲家中祭奠和慰問家屬。二月四日，毛澤東和朱德發來唁電，對王以哲「力主和平，力求統一團結」而遭殺害，表示痛惜和哀悼。這對安定人心，扭轉岌岌可危的局勢，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北軍這樣的混亂，正是蔣先生不放張學良回西安的「高明」處。他原來是要削弱或消滅東北軍的，假如將張釋放，不是又增加解決東北軍的困難了嗎？
（五）
東北軍這樣的「禍起蕭牆」，再和中央軍談判時，已經不是和戰的問題，而從前要求的條件，自然不被重視，也自然只有聽從整編和調遣的擺布了。何柱國說：
西安事變中，東北軍和西北軍中，都有人叛離。「二二」事件發生後，騎兵軍的騎十師師長檀自新與劉峙勾搭，並串通駐在武功的一〇六師師長沈克，聯名通電叛張，同時還煽動我騎兵軍參謀長安俊才撤離咸陽。檀自新於二月三日在蒲城叛變後，將西北軍第三警備旅旅長孫友仁和民團司令韓世本以及楊虎城主任的母親扣留在蒲城（蒲城系楊的老家）。
楊虎城得知他老母親被扣，很是焦慮。他和我商量說：「聽說檀這個人很壞。老母被困蒲城，時有危險。柱國，你有沒有營救辦法？」我想了想說：「我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楊大實和檀自新有舊交，可以先派他去看看情況。」楊表示同意。楊大實第一次去，檀不接受勸告。後來楊大實又和他幾番周旋，並警告他，如不聽勸告，在他周圍的東北軍、西北軍部隊隨時可以解決他。他看到形勢不利，才答應楊大實將楊老太太接回西安。後來楊虎城派楊大實接任蒲城縣長，處理紛亂之局。「少壯派」孫銘九等離開西安後，我軍部參謀長安俊才和騎十師的張慶弟、張景奎兩團長等，相繼率部歸來。
由於檀自新和沈克的叛張，十七路軍警備一旅旅長王俊投向胡宗南，警備二旅的沈璽團、唐得盈團叛變投蔣。再加上東北軍的前線部隊，為給王以哲報仇，擅自撤離渭南，使中央軍得以乘虛而入，占領了渭南。這就更增了對西安的壓力，使西安方面失去了在談判中的有利條件。這樣一來，擺在東北軍、西北軍面前的已經不是主戰主和的問題，而是連比較有利的方案，也難以實行了。
從前東北軍就受中央的滲透和分化。如今，東北軍的少帥已被中央軟禁，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更易滲透和分化。以上所舉叛張的人，就是在這樣惡劣的背景下，紛紛自謀出路。
到二月四日，東北軍和西北軍各將領由楊虎城、于學忠領銜發表「和平宣言」，其實，就是「投降宣言」。投降後，透過「整編會議」，把赫赫有名的東北軍取消，使它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何柱國曾把這一幕悲劇，很冷靜地敘述，沒有一句傷感哀痛的話，而傷感哀痛自在其中。他說：
「二二」事件平息後，西安方面與南京政府在談判中達成協議。二月四日，東北軍、西北軍各將領，由楊虎城、于學忠領銜發表了「和平宣言」，向全國人民申述西安事變的經過，說明事變的目的，在於「內求和平，外求抗戰」。表示「但求抗敵救國之策，得以早日實現，對內固不惜最大之隱忍，對外更不惜一切之犧牲」。
按照和談協議，從二月四日起，東北軍撤向渭河北岸的大荔、蒲城一帶，十七路軍撤到三原、涇陽、耀縣等地。
二月八日，中央軍派宋希濂三十六師先進西安接防。二月九日，「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進駐西安。
中共代表團撤離西安後，在西安設立了紅軍辦事處，繼續與南京政府商談團結抗日的問題。
南京政府隨即頒發的《陝甘軍事善後辦法》，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進行整編。楊虎城主任著手進行十七路軍的改編工作。我代表東北軍與顧祝同商討善後，力爭東北軍不被拆散，留在西北。開始時，決定按照先前提出的甲案進行，東北軍移駐西蘭公路陝甘邊區，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公署主任，于學忠仍為甘肅省主席。但東北軍有些將領不同意這樣調動，他們不願再留駐西北，要求調出潼關。於是，我和于學忠多次往返於西安與南京之間，向蔣介石陳述東北軍的要求，最後得到蔣的批准，調于學忠為江蘇綏靖公署主任，王樹常為開封綏靖公署副主任，劉尚清為安徽省主席，我為「西安行營」副主任，仍兼騎兵軍軍長，部隊駐陝西邠州；五十一軍軍長，由於學忠兼任，調駐江蘇淮陰。六十七軍由吳克仁繼王以哲任軍長，調駐安徽阜陽。劉多荃的一〇五師，改編為四十九軍，調河南省南陽附近。這些調動基本上是按照以前提出的乙案進行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旬，在開封舉行了整編東北軍的會議。由河南綏靖公署主任劉峙負責召集，顧祝同主持會議。東北軍的高級將領于學忠、萬福麟、劉多荃、繆澂流、吳克仁、董英斌和我都參加了。在這次整編會議上，一些具體工作是由我負責做的。會議結果，東北軍除我的騎兵軍外一律調離西北，到上列防地進行整訓。所謂的整編會議就此結束。沒有多久，東北軍除我的騎兵軍外，全部陸續東調。臨行之前，發表了《東北軍移防致西北同胞告別詞》（略），向西北同胞依依惜別。從此，東北軍也就成為一個歷史上的名詞了。
回想東北軍之創立，張作霖自清末編為統領，屢遷陸軍二十四鎮統制。民國初年，以陸軍二十七師師長，代理奉天軍務督理，兼署省長，升為東三省巡閱使、蒙疆經略使兼領熱河、察哈爾、綏遠，東北邊防督辦、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任安國軍總司令，稱大元帥，進掌北方政權，對外代表中國政府。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國民革命軍進抵河北，張作霖乘軍返遼，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迨張學良接長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統率東北軍之後，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東北易幟，完成國民革命統一中國。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揮軍進關，結束了「中原大戰」，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負責黃河以北各省市的大權。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後，又替蔣委員長擋住國人對「不抵抗主義」的攻訐。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二日，又發動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兵諫」。如此顯赫的一支軍隊，到張送蔣返京被幽禁之後，正如何柱國所說的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被分割編遣，從此把東北軍送上了歷史。在東北軍的立場上說「不能保持它光榮的歷史，豈不可哀？」在中央方面來說，雖付了很大的代價，總算把它統一了。
（六）
關於東北軍成為歷史名詞的實施經過，是如此的：
第一是調虎離山。西安事變時，東北軍的部隊，除五十三軍率三個師，駐河北保定附近，炮六旅駐洛陽，炮八旅駐武漢外，其餘的軍隊都集中在陝西關中和甘肅平涼、蘭州地區。東北軍本身既成一個整體，又與第十七路軍和紅軍連成一片，而蔣先生最擔心的是東北軍依靠紅軍，他認為這對他有更大的危險。因此，首先提出必須將東北軍調出西北，即為實行「分而滅之」的目的。
第二是西安事變後，將東北軍整編為五個軍，騎兵軍仍舊。東北軍原來每軍轄三四個師不等，在陝甘共十四個師，除一〇五師八個團，其餘每師三個團，統計步兵共四十七個團。調出西北後，東北軍即改編為每軍兩個師，每師兩旅四團，共八個團，則較原來的十二個團削減三分之一。
東北軍各軍被整編的具體情況及結局，是這樣的：
①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原轄第一〇七師、一一七師、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共四個師。西安事變後，於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開到安徽亳州、蒙城、渦陽一帶地區，改編情形如下：
軍長吳克仁、副軍長賀奎、參謀長吳桐崗。下分為兩個師：一〇七師和一〇八師。一〇七師系由原一〇七師和一一七師合編的，師長金奎璧、副師長姜保德、參謀長鄧玉琢。下屬三一九和三二一兩個旅，由吳騫和朱芝榮分任旅長。一〇八師系由原一〇八師和一一五師合編的，師長張文清、副師長唐振海、參謀長梁同淇，下屬三二二和三二四兩個旅，由夏樹勛、劉啟文分任旅長。（這個改編，仍然保持東北軍原有的歷史系統，不過僅僅是把各師改編為旅罷了，把每師三個團，改編為兩個團，同時擴大了團的編制，補足了缺額。）抗戰初期，在上海戰役中，軍長吳克仁在戰場上犧牲。所轄一〇七師全部損失，師長金奎璧撤職，回到重慶後病死。一〇八師師長張文清編入第二十五軍後，升任該軍軍長。於是六十七軍的番號便被取消。
②第五十一軍原系吳佩孚的舊部，有兩個師，由於學忠率領投入東北軍，到東北軍後又增加一個師，編為三個師的軍。開始番號為東北軍邊防第一軍，駐防山海關一帶地區，後改為五十一軍的番號。軍長於學忠，頗為張學良所信任。西安事變後，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該軍開到蘇北的宿遷、睢寧一帶地區時，所轄一一三師、一一〇師、一一四師和一一八師。到防不久，改編為一一三（師長牟中珩）和一一四（師長周毓英）兩個師，師轄兩旅四團。抗日戰爭時期，挺進到山東地區與敵偽作戰。于學忠任魯蘇戰區總司令，牟中珩繼任五十一軍軍長。轉戰數年，損失殆盡。到了戰爭末期，退出山東，開到皖北，雖加整頓，但戰力已弱。于學忠也終於辭去總司令的職務。調為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到國共內戰時期，蔣又命五十一軍參加戰爭，到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在棗莊「投共」，最後的軍長為周毓英。
③第五十七軍，在西安事變後，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開向河南周口、淮陽、太康一帶地區時，轄一〇九師、一一一師、一一二師和一二〇師。到防地後，改編為兩旅四團制的師，即一一一師和一一二師。抗日戰爭時期，挺進山東，歸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指揮。到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秋，該軍軍長繆澂流辭職。繆改投奔胡宗南，被任為游干班主任，而五十七軍遂即撤銷。兩個師受魯蘇總部直接指揮。後來，第一一一師的主力由師長常恩多和旅長萬毅率領「投共」。到抗日戰爭末期，一一一師的殘部和一一二師又合編為第十二軍，軍長為霍守義，到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季，在兗州放下武器，向共軍投降。
④第四十九軍原轄一〇五師的第一、二、三旅（每旅三團）及直屬部隊。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開到南陽附近，即改編為第一〇五和第一〇九兩個師，師長是高鵬雲、趙毅，每師兩旅四團。抗日戰爭時期，第一〇九全師損失，番號取消，該軍另編入蔣軍嫡系的一個師。到國共內戰時期，該軍開到東北，全軍的幹部如軍長、師長、團長以上軍官重新調整，多換為中央嫡系的軍官。該軍最後的軍長為王鐵漢，一〇五師最後的師長為於澤霖。
⑤第五十三軍原轄一一六師、一一九師、一三〇師。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月間，在河北省保定附近地區，改編為一一六和一三〇兩個師，師長是周福成、朱鴻勛，師屬兩旅四團。抗日戰爭時期，轉戰於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雲南及印、緬等地，損失甚重，沒有什麼補充，實力甚弱。國共內戰末期，瀋陽戰役時，在瀋陽放下武器。最後的軍長是周福成，一一六師師長劉德裕、一三〇師師長王理寰。
⑥騎兵軍原轄騎三師、騎四師、騎六師、騎十師，開始還有騎七師門炳岳部。西安事變時，騎四師隨五十三軍駐保定，騎十師師長檀自新率兩個團，投奔中央。抗日戰爭時期，騎兵損失過大，尤其沒有馬匹補充，最後存騎三師和一個步兵旅。抗日戰爭結束時，騎三師被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改編，騎兵軍遂告結束。最後的軍長是徐梁。
蔣公曾令東北軍各軍遴派代表一人到奉化溪口來見張學良。蔣公的意思是要張學良親自說服東北軍，要東北軍安心服從編遣，也要東北軍死了心。
東北軍代表：唐君堯（一〇五師旅長）、李振唐（五一軍一一三師師長）、周輔成（五三軍一二九師師長）、霍守義（五七軍一〇九師師長）、吳克仁（六七軍軍長）、張守經（騎兵軍騎二師師長）等六人。他們分別與張晤談。張學良說：
我原是只求問心無愧，個人如何，是用不著計較的。你要知道，凡是一個現代國家，軍隊都是國家的，東北軍也絕不是我張某一人的，你可能還記得我於民國二十二年由上海出國的時候，曾經給團長以上軍官每個人一封信，那封信是怎樣向你們說的？你這次回去必須告訴劉師長（指劉多荃），將來東北軍就是一連甚至一排的被分別調到任何地方去作戰，都要接受上級的指揮，這樣才配做一個現代軍人。
張學良因為一步錯（到南京）已被幽囚，他希望所有與他父子共患難幾十年的東北軍人，有一個安身之處，不要被消滅——能存在才是真理。張學良這一段談話的言外之意，令人感到：他有一種愛護東北軍人、一種悲天憫人和無可奈何的複雜感覺。他說話時沒有愁眉苦臉，而比愁眉苦臉更痛苦，沒有嘆息而比嘆息更哀感。
東北軍已經確切感到今非昔比了，都服從了中央的分割編遣。
一四、蔣先生為什麼不釋放張學良？——輿論界的翻案風為何吹到他的頭上？
（一）
張學良送蔣先生回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到達洛陽，蔣先生面囑洛陽軍分校主任祝紹周，並經祝紹周和戴笠取得了聯繫，是叫戴笠在南京布置好，等張學良一下飛機，就軟禁起來，完全把在西安機場上說的話忘記了。他當時在西安機場上匆匆對張、楊及各將領說了幾句話：「你們這次事情做得很冒失的，幸好覺悟尚早，一切主張既經考慮接受，過去的也就不必再說了。今後各自安心訓練部隊就是。」這幾句話，後來經陳布雷之手變成了「對張、楊的訓話」。蔣先生叫祝紹周聯繫戴笠的話，詳情見諸戴笠的布置。張嚴佛說：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局前身）擔任書記長。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從西安回南京來了。晚上九時，戴笠在雞鵝巷五十三號找我和軍統局特務隊隊長劉乙光去，他非常高興，一邊笑，一邊很嚴肅地對我們說：「張學良將於明天（二十五日）送委員長到南京來，我已經和宋部長商量好了，張學良一下飛機，就由我與宋部長接到北極閣宋部長公館去，軟禁起來，不讓他接見任何人，張學良到南京的消息千萬不可張揚出去，你們要特別注意。」他又說：「乙光趕緊在特務隊挑出十個人來，要機靈可靠的，儀表好的，都穿藍色中山服，佩帶二號左輪，由乙光帶到宋公館去，看守張學良。」
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消息證實，蔣介石已經由西安到達洛陽，住在洛陽西工第一軍分校，因天晚，改於二十六日回南京。張學良同蔣介石一起到洛陽的消息，經蔣介石面囑洛陽軍分校主任祝紹周並經祝紹周來電和戴笠取得了聯繫，嚴密封鎖了消息。晚間，戴笠又找我同劉乙光去，他說：「委員長決定明日先到，飛機在明故宮飛機場降落。十分鐘後，張學良的飛機到達，你們都到飛機場去照料，憲兵方面，乙光去和他們聯絡好，派一排人到飛機場警戒就行了。委員長離開飛機場後，除了憲兵和特務隊，任何人都不准在機場逗留。張學良一下飛機，就由我和宋部長的汽車直開宋公館，乙光帶便衣警衛坐警衛汽車跟在後面。」
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蔣介石飛抵明故宮機場，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應欽等簇擁而去，只有戴和我們少數人還留在機場。憲兵特務重新布置了警戒，十分鐘後另一架飛機到了，張學良下了飛機，即由戴、宋兩人陪著上汽車開走了。我到飛機場去是對張學良執行扣押任務的，自覺不同他打照面最好，於是混在憲兵特務人群里，沒有同他見面。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張學良到達南京在北極閣宋子文公館被軍統局囚禁的開始。此後，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軍統局一直派劉乙光看管張學良，沒有換過第二個人。劉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於他長年累月執行看管，毫不放鬆，並且把張學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隻字點滴不漏地經常向軍統局和蔣介石作詳盡匯報，從而得到了軍統局和蔣介石對他的絕對信任。一九四六年戴笠斃命之後，就由蔣介石直接指定劉乙光繼續看管下去，不准換別人。一九四〇年，劉乙光升為軍統局少將專員，除了幾十名便衣特務，還有一連憲兵歸劉乙光指揮，特務擔任內層看守，憲兵負責外圍警戒。張學良所在地劃為禁區，與外界隔絕，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過。入夜，張學良的房子周圍，通宵不離憲兵崗哨和便衣特務來回巡邏，窺伺室內動靜。
根據張嚴佛的敘述，蔣先生之幽禁張學良，當飛機安全飛到洛陽時，即已決定。其他枝枝節節的經過，都系作戲，都系表演性質而已。
（二）
接著，軍事委員會遵照蔣先生的意旨，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公推李烈鈞為審判長，經李提議以朱培德、鹿鍾麟為審判官，李又要求國民政府及軍委會暫調軍法官與書記官各二人參加。審判時，李烈鈞說：
我問張學良：「你知道犯什麼罪嗎？」
學良答：「我不知道。」
我翻開陸軍刑法給他看，並對他說：「陸軍刑法的前幾條，都是你犯的罪。你怎麼膽敢出此？」
學良態度從容，答語直率，毫無顧忌，我心想：學良真是張作霖的兒子啊！我問他：「我們準備了一份向你提問的問題，要你逐條回答。你願先看看這些問題嗎？」
學良答：「很好，請給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問題後，接著問他：「你脅迫統帥，是受人指使呢？還是你自己策劃的呢？」
學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當，我所作的事，我自當之。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嗎？」
學良侃侃而談。他問我：「我有一句話，請教審判長，可以嗎？」
我說：「當然可以。」
學良說：「民國二年，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有這回事嗎？」
我說：「是的。」
學良說：「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為的是反對袁世凱的專制與稱帝，對嗎？」
我說：「是的。」
學良理直氣壯地說：「我在西安的行動，為的是諫止中央的獨斷專行……」
沒等學良講完，我斥責他：「胡說！那袁世凱怎能與蔣委員長相提並論？你在西安搞事變，是自尋末路，怎能歸罪於誰？」審判官見我越說越火，勸我稍休息一下。朱、鹿兩審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復回法庭，繼續審訊。我勸告張學良：「你在西安做的事，應據實供出，否則對你不利。」鹿鍾麟亦對學良說：「審判長待人誠懇寬厚，漢卿幸勿失此良機。」學良唯唯。我接著對張學良說：「你是受外黨的播弄？不然何以糊塗至此。望你抓緊時機，從速實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機不可失。君其勿悔！」學良據實陳述，遂定讞。我將審判經過，分別呈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鑒核。蔣嗣即呈請國民政府給張學良以特赦，張學良判處之罪刑，免予執行。
該文的「備考」，是該文整理人李希泌寫的「後記」。他說：
抗戰期間，李烈鈞曾到昆明，住安寧溫泉我家裡養病。他在精神較好時和我談過他在西安事變時充當最高軍法會審審判長審判張學良的經過。他說：「那簡直是演戲，我不過是奉命扮演這幕戲的主角而已！張漢卿態度光明磊落，對話直率，無所畏懼。張漢卿發動西安事變，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謀求全國團結一致抗日，他問心無愧，有什麼畏懼呢？當審訊張漢卿時，張問我在湖口起義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如果這是正義的行為，那麼，西安事變用兵諫的方式諫止蔣介石的獨斷專行，何罪之有？他幾乎把我問倒了。我無可奈何，只得不讓他再講下去。當時，國民黨中央很多要人如馮煥章等都是同情張漢卿的，主張赦免對他的處分，釋放他。蔣在西安回南京前，可能表示過保證張送他回南京後的安全。軍法會審判處張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是準備把好人讓蔣介石來做。不料蔣以怨報德，表面上特赦了張，實際上把張終生禁錮。」
李烈鈞這一段回憶，頗有惋惜後悔之意，他不應該有「準備把好人讓蔣介石來做」的想法。
傅斯年在密函里曾談到審張的情形，說張受審時確有強烈表現。傅說：
張作一個政治演說，大罵南京政府及蔣先生左右，自何（應欽）至政學系、銀行家等等，謂蔣好而南京太壞，彼如在一日，必擁護蔣，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說把審判長大大地感動了。事為委員長所聞，甚氣，謂「不放這小子回去！」所謂管束有三端，即居處、見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
從傅斯年密函里所說的「西安事變」，是他當時所聽得的確實消息，致函蔣夢麟、胡適、周炳琳的話，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自由派學者的看法。
（三）
李烈鈞對審判張學良的回憶，比較簡略，其中有一段問答，是張學良對國民政府要員的批評，亦頗有建議的意思。這段對話是這樣的：
審判長……續問：「你為什麼把中央許多大員都拘禁起來，這還不是叛亂嗎？」張大笑，答：「他們身為大員，平日窮奢極欲，不知愛國，蔣委員長就誤在他們身上。除了蔣百里先生未作官我是敬佩的以外，那一個是有犧牲精神的。譬如陳調元身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在西安拘留，不過幾天，還是調戲萬耀煌的娘姨，可謂老而好淫。又如平日口出大言的陳×，領袖遇難，又不營救，又不殉節，竟進入廁所陰溝內，把他拉出來，滿頭滿身，都是屎泥，這也配得上談抗日救國嗎？還有……」李烈鈞聽他罵到「陳×」，愈來愈不像樣，只有停止其發言。稍息，當庭宣判，並退庭。
張學良對中央要員的批評，頗為中肯，他們以及他們的領袖，還不該警惕嗎？蔣百里曾說：「一個人總容易為歷史所支配，尤其容易為自己成功的歷史所支配，蔣是以黃埔建軍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黃埔生用到超過了他們的能力，我便很為他擔心！」可惜，蔣百里不當面向蔣介石建議，只私下議論有什麼用呢？
張學良為抗日發動西安事變，而真正抗日戰爭打了八年，以迄勝利。他始終不能上戰場指揮作戰，以報「國恨家仇」，這可以說是他最痛心的事。
為什麼不能上戰場呢？是他被「管束」。「管束」，其實就是「幽禁」。
「管束」的情形如何？正如傅斯年所解釋，居處、見客、通信皆不自由。從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軍統局一直派劉乙光（原軍統局特務隊隊長）看管張學良，沒有換過第二個人。劉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於他長年累月執行看管，毫不放鬆，並且把張學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隻字點滴不漏地經常向軍統局和蔣介石作詳盡匯報，從而得到了軍統局和蔣介石對他的絕對信任。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劉乙光升為軍統局少將專員，除了幾十名便衣特務，還有一連憲兵歸他指揮，特務擔任內層看守，憲兵負責外圍警戒。張學良所在地劃為禁區，與外界隔絕，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過。入夜，張學良的房子周圍，通宵不離憲兵崗哨和便衣特務來回巡邏，窺伺室內動靜。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二月三十日，張治中到新竹井上溫泉看張學良。張學良托他向蔣同時向宋美齡提兩點要求：
第一點，他希望能夠恢復自由。並說恢復自由後，哪裡也不去，蔣住哪裡，他就住在哪裡。他除恢復自由以外，沒有任何請求。
第二點，要求劉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靜。
張治中回南京後，向蔣提出張學良的兩點請求，蔣只哼了幾聲。他去找宋美齡，把張學良的請求向她說了一遍。宋當時第一句就嘆息著說：「文白兄，我們對不起張漢卿。」然後接著說：「第一點不容易做到，恐怕現在不可能得到許可。第二點我一定想辦法做到。」
後來，劉乙光到南京，晉謁蔣先生後，告訴張嚴佛說：「張治中到台灣同張學良見面，委員長很不高興，當面吩咐我，以後非經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張學良。」這就證實了「見客」的「不自由」。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蔣先生引退，李宗仁代總統後，曾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等及所有「政治犯」。蔣先生堅決不同意，命令軍統拒絕釋放。
由這些有關的人之敘述看來，蔣先生對「管束」張學良一點也不放鬆。這事，尤其是堅持不釋放的事，引起的批評很多。自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核定審判起，一直到現在（一九八八），已經五十一年了，批評還是不斷。但這些批評，都圍繞在張學良「送蔣回京」之前，有對張的承諾，後來竟未兌現，批評的話雖繞了很多圈子，骨子裡還是在於失信，又有隱隱藏藏說些孫中山先生度量大，唐太宗胸襟開闊，影射之意，自然甚明。
其實，他們那麼多批評的人，都沒有說到關鍵地方。我試加解釋如下：蔣先生一生在統一軍權上下功夫，本來，這一次到西安圍剿時，就是要拆散東北軍的；接著，發生西安事變，對拆散東北軍更是名正言順了。蔣先生不釋放張學良，是深恐他被釋放之後，再把已拆散的東北軍集攏來，是蔣最不願見的現象。所以，就叫張學良委屈些了。
這是一幕緊迫追求軍權統一之悲劇。
這也是蔣先生處心積慮取消雜牌軍隊最複雜、最驚心動魄的一幕。
（四）
現在，談張學良的問題，撇開張學良「送蔣回南京」有人保證的問題不談，只說經過軍法會審判決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又經蔣先生呈請特赦，國民政府命令：「張學良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這一切經過，都是對的，都是依法行事的。
按道理說：軍事委員會對張學良嚴加管束，是赦免十年有期徒刑後的處分。而「嚴加管束」的時間，再長也不能超過本刑的十年。如今，已是被「嚴加管束」五十餘年了，這超過十年的四十餘年部分，就是冤獄。所以在一九八八年二三月間，輿論界的翻案風吹到張學良的頭上，認為張學良的長期幽囚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應該設法補救。
就是張學良本人也曾對超過十年的幽囚，表示很大的不滿。張嚴佛說：
我在張學良房間裡，他當著趙四小姐，仿佛滿肚子幽怨，都向我盡情傾瀉了；他談到了十年期滿仍然關押不放，也談到了十幾年幽禁生活，受盡了劉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無處申訴，無理可說，幾乎一字一淚，痛哭不止，趙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淚。當晚，我們談到深夜，足有四五個鐘頭。第二天早飯後，我又到張學良房子裡去，他用毛筆在信紙上寫下了夜裡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詩給我，他說：「你這次來算是難得，這首詩就留作紀念吧！」詩是這樣寫的：「山居幽處境，舊雨引心寒；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干。」上款寫「嚴佛兄存念」，下面寫「張學良敬贈」。我在井上溫泉一個月，張學良同我所談的話，已經記不完全了，我現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寫出來。張學良說：「西安事變，為了制止內戰，為了抗日，我沒有錯，我不該扣留委員長，判刑十年，無話可說，但十年期限已滿，如今抗戰勝利，日本人都投降了，還把我關下去，這是什麼法律？這樣對待我，無論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這些話告訴鄭介民，就說我要求你轉達的。」他說：「老戴（戴笠）、老宋（宋子文）當初都對我說：委員長希望你休息幾年，閉門修養，研究學問，派劉乙光是保護你的，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盡可以在屋子裡看書，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釣魚，劉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們的話，不應該是騙我的。但十多年來，劉乙光就把我張學良看作江洋大盜，唯恐我越獄逃跑，又怕我自殺，處處限制我，給我難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麼幹就怎麼幹，實在太過分了。」
正如張學良所說：「西安事變，為了制止內戰，為了抗日，我沒有錯，我不該扣留委員長，判刑十年，無話可說，但十年期限已滿……還把我關下去，這是什麼法律？這樣對待我，無論如何，是非法的……」這是張學良的感受，他還沒有說到特赦部分，如果將特赦部分說上，就更證明關押十年之後的再關押，是更非法的！非法的關押就是冤獄。有冤獄，就有人要求翻案，要求平反。
一時，這翻案風吹得很大，震驚了台灣的輿論界。於是，各報的新聞記者紛紛要求會見張學良。茲摘錄各報報道如後：
其一
千方百計想見張學良一面的不速之客，已經攪得張將軍闔府日夜不得安寧，為了保有自己一片寧靜的生活空間，年近九十的張學良不得不出面，由他的侄女代為錄下一封公開信，感謝各界的寵渥，表明自己看透俗事的心跡。
根據了解，張學良和親人商量如何對外有所說明時，曾經一度考慮召開記者會，並安排他五弟的女兒張閭芝對外說明，但又恐怕外界提出許多她無法回答的問題，決定還是以口述筆錄方式，發表一封公開信。
最近一周以來，位在北投大屯山下的張府受到各種不期而然來的騷擾，有的要請他去演講，有的要攝製電視專輯，有的要邀他入黨，有的要訪問他，有的則要拜訪他面致關切……凡此種種，已經使得張學良幾乎無法出門，他原本如閒雲野鶴般的生活也備受打擾，不知道這一切是要為他「爭取自由」，還是要妨礙他的自由生活？
許是年事已高，又篤信基督，張學良個人對於世間各種名利恩怨，乃至歷史往事，都不願多談，他認為目前的生活方式很好，想去哪、要吃什麼、買什麼都很自在，不驚動視聽，也不引人注目，他認為這是他最好的安享晚年的方式。
在他的公開信中，他特別以兩段《聖經》經文敘述他的心情，歸納這兩段經文的涵義，主要是他已覺悟今是昨非，往昔浮華虛夢均已如過眼雲煙，如今他每周聚會靈修，一心一意追求靈性的進升，以得上帝的稱許，耶穌曾說：「真理必教你們得以自由。」這是漢卿先生所享受的靈性境界，各方善意人士如能體會他的心境，當不會再以俗務相煩。
張學良的侄女張閭芝對她的大伯一直很關心，經常去看望他，由張閭芝來紀錄這封信，表示她的大伯很好，生活平靜自如，不無對外界有婉謝之意，這些日子以來每天守在張府四周，想要一探張將軍生活實況的人，讀了他親筆簽名的信，當可讓他回復安寧吧！
其二
〔台北訊〕張學良將軍昨天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聲明他本人及其夫人日常生活行動一向自由，未受任何限制，亦不願改變目前寧靜的生活方式，期望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勞駕枉顧。
張學良將軍昨天透過「中央通訊社」發表聲明強調，自遷台之後，平時生活不外蒔花、飼魚、讀書自得，不問外事。由於近來社會各方對他頻表關懷，至為感激，但某些評論報導不無失實，為保持平靜，不欲多言，但近日常有人造訪，影響家居生活。因此，特口授他最近的狀況與感想，由他的侄女張閭芝筆錄，並親自署名對外發表。
張將軍原函全如下：
學良遷居來台以後，平時生活簡單寧靜，與內子蒔花、飼魚、讀書，怡然自樂，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穌基督，勤於靈修，頗有領悟，不問外事。近來社會各方對良頻表關懷，至為感激，但評論報道，不無失實。良為保持一貫之平靜，雅不欲有所多言，乃連日造訪寒舍人士，絡繹不絕，使良失去居家安寧，不得不作如下幾點說明，以謝垂註：
一、本人與內子日常生活行動，一向自由，並無受到任何限制，亦不願改變目前寧靜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視聽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願接見賓客探視或接受訪問，務懇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勞駕枉顧。
三、海內外團體對良邀請參加集會或作講演，遵醫囑概予謝辭，函電亦恕不答覆。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八節所說的：「我為他已丟棄萬事看作糞土。」十四節又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杆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穌基督里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以上各點均系出自肺腑，敬請惠諒。
張學良
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五日
至此，張學良已年近九十，還談什麼翻案呢？從前那份「判刑十年，無話可說，但十年期限已滿……還把我關下去，這是什麼法律？這樣對待我，無論如何，是非法的」之不平，經過歲月長期的磨洗，已不復存在。所以，才有這封公開信。風勢很大的翻案風，對張學良來說，是已經停息了。但是輿論界以及一些學人，還認為「翻案風」沒有到真正停息的程度，當局沒有進一步的表示，「翻案風」怎麼能停息呢？
一九八八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初稿
十一月十日，深夜修訂
早年女傭回憶張學良與于鳳至
趙雲聲
作者按：為了創作傳記小說、電視劇《少帥傳奇》和《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筆者在此前後，長達十年的時間，曾相繼採訪過張學良將軍的一些眷屬、部下以及在他身邊生活、工作過的老人。特別是于鳳至的用人、跟隨張學良夫婦長達十九年的王凌閣老人，目下她已作古了。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去採訪她時，已是九十三歲的高齡。老人頭腦清晰、朗朗而談，但當我過一周再去採訪時，老人病倒，過一月筆者再去時，老人竟不在人世了。筆者的這次採訪，是老人第一次向輿論界吐露張府家事秘聞，但可惜竟也是最後的一次。
王凌閣老人是一九二五年郭松齡反奉進入張家，侍候于鳳至、張學良，直到一九四三年于鳳至因患乳腺癌去美國治病，才離開的。于鳳至將自己在北京的財產託付王凌閣老人照管，王凌閣老人也是因此而返回北京的。
于鳳至的媽媽很有錢，她結婚進門的時候，娘家怕被張家小看，陪送的是兩座銀行
我是大元帥張作霖被炸的頭三年到帥府去的，也就是郭鬼子（松齡）反奉的那個時候去的張家（即一九二五年）。
我主要是服侍少奶奶于鳳至，她比張學良大三歲，那年張學良是二十五歲，于鳳至二十八歲，我是三十二歲。
我到張家那年，正趕上郭鬼子反奉。郭鬼子的太太（韓淑秀）是大學畢業生，文化高，很有本事。
我自己娘家是東北人，我老公公是磨刀的，那年他死了以後，我老婆婆人太厲害，又不正經，跟人走了，家散了，我就帶著孩子進了張家，我是三十二歲去的，五十一歲出來的，共待了十九年。我進去那年（說到這兒，她指指站在一旁給我們倒水的一位近七十歲的老太太），她才三歲。
在帥府時，別人都叫于鳳至少奶奶，張學良叫她大姐。我去時，他們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大的是女兒，叫閭瑛；剩下的三個是兒子：閭珣、閭玗、閭琪。三兒子不大就死了，他生下來身子就弱，常常生病，後來是得癆病（肺結核），夏天死的。
少奶奶的父親叫於文斗，在吉林省鄭家屯開糧棧，母親是個羅鍋子（駝背），家挺闊，少奶奶父親跟吳俊陞（黑龍江省省長、張作霖的拜把兄弟，一九二八年隨同張作霖一道遇難）關係很好，都在鄭家屯。當年，張作霖在荒原剿共時孤軍奮戰，走投無路的時候，是於文斗把消息告訴給吳俊陞，調來騎兵，解的圍。打那以來，於文斗、吳俊陞和大元帥的關係就變得密切了。
娶于鳳至，是一次於文斗給她老閨女批八字。于鳳至是老閨女（幼女）。說于鳳至是「鳳命」千金，張作霖知道以後，便親自為兒子提親，那時候，副司令（張學良曾任全國陸海空軍的副司令，家中上下以及許多東北同鄉都習稱他副司令或少帥）是八歲，少奶奶十一歲，就許配給了他。
少奶奶的媽媽很有錢，她結婚進門的時候，她是十七歲，副司令十四歲。她娘家怕被張家小看，陪送的是兩座銀行，一處在瀋陽，一處在錦州，一個叫富裕祥，一個叫慶泰祥。
張學良見於鳳至不答應他娶趙四小姐，就掏出手槍來，于鳳至見他動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衝著他說：「你打吧！」
大元帥張作霖一共有六個太太，大太太趙氏已經死了，她就是張學良的生母，後來由盧夫人撫養長大。張作霖最喜歡的是五太太，她母親姓王，是黑龍江壽山將軍的一個側室，所以大夥都叫她壽氏、壽夫人。她媽媽原來並不怎麼樣，是個耍人的，抽大煙，總跟張作霖在一起，常來常往，慢慢就看中了。
五太太剛進門時，是個中學學生，並不怎麼太受寵，後來連著生了四個兒子，就打起腰（硬氣）來了，一天比一天得寵。後來，又有了個六太太，更年輕。
五太太的媽是耍人的，就像開內窯子似的。張作霖最信任她，後來張作霖一死，她就下降了，她抱了四個兒子（學森、學浚、學英、學銓）。
張作霖的六太太，姓馬，大家都叫她岳姑娘，是個妓女，但沒接過客，生過一個閨女。
三太太姓戴，她沒兒沒女，被趕走的，出家修行當尼姑去了。
我侍候少奶奶時，六太太剛進門。于鳳至雖說有一女三子，但因為娘家沒人了，她爸爸也老了，而副司令那時候先在北陵念書，後來做事，她受五太太的氣。我進到張家的時候，副司令是當軍團長。到後來，大元帥一死，副司令在東北當家，少奶奶剛好過點，趙四小姐又進門了。
趙四小姐是副司令到北京，去跟老蔣（介石）見面的時候，趙四的姐夫（馮武越）在《北洋畫報》做事，這畫報是副司令辦的，就這樣他們在天津跳舞，在舞會上，後來又去北戴河，這樣認識的。
（講到這裡的時候，王凌閣老人因有些激動，呼吸顯得困難，她的子女連忙給她輸送氧氣。但老人家十分興奮，竟一邊輸氧一邊繼續講述。）
張學良向于鳳至最初告訴趙四這件事時，說的是給少奶奶當秘書的名義，但于鳳至不願意。張學良一看，就動起了硬的，後來又動了軟的。
張學良許願說，進門不姓張，有孩子不要，家裡的事不管，不招待人，出外面只說是秘書……
可不管怎麼說，于鳳至就是不答應。後來，張學良掏出手槍來，于鳳至見他動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衝著他說：「你打吧！我給你生兒育女，把孩子拉扯大了，沒用了，你把我打死吧！」
張學良一看于鳳至不怕這個，便來了軟的，說：「我哪是想打死你，是我已經答應了趙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說話不算數，沒有辦法，我只有自殺！」
于鳳至沒吃他這套，說：「你也別逼我，我也沒有親人了，咱們分開，離婚，你干你的去。閨女歸我，小子歸你，北陵房子歸我。你當司令，國家大事都能管，老逼我幹嗎？」
張學良一聽這個，心也軟了，又好說歹說。少奶奶畢竟鬥不過副司令，最後經過半個月，趙四寫了一份保證書，答應給張學良當秘書，住北陵，在那兒上大學。
宋靄齡和孔祥熙曾托人保媒，讓于鳳至的女兒閭瑛嫁給他們的兒子，做媒的就是宋子文、戴笠，可小姐不干
于鳳至這個人非常大度，有教養，她自從趙四進門以後，相處得很好，她倆的關係一直也沒搞壞過。
（當筆者提到張學良的子女時，王凌閣老人一下子又激動了起來。）
我長這麼大沒見過那麼好、那麼有出息的孩子！副司令的大兒子閭珣，是在英國上的大學。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送老蔣回南京，閭珣從街上買的《大公報》，一看報紙，他就說：「完了，我爸送到老虎口去了！」那時候，我陪于鳳至在英國，她兒子說：「媽，你別管我們，我們都大了，你就照顧好我爸爸就行了！」兒子催于鳳至快點回國，但後來因為一直沒有信放出來，加上歐洲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一急，就急瘋了，得了神經病。以後送回了台灣。她女兒閭瑛也特別聰明，會六國語言。唉，都是這麼好的孩子，可惜，二兒子死了，大兒子瘋魔了，唉！
那次是副司令下野，出洋考察的時候，孩子留在國外念書，我們在英國安的家，于鳳至在那兒供孩子念書。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先是頭一天朋友告訴的大爺（張學良的大兒子），大爺趕緊買來報紙，一看就叫起來，「可了不得了，我爸爸送老蔣去寧波了！」
這次我們是坐船回來的，坐的是義大利船。
壞事壞在宋靄齡身上，是她在西安事變出事後，不讓給於鳳至回信的。如果早點回信，于鳳至早點到南京去活動活動，也許不會是這麼個結果，就是這樣，于鳳至到南京時，一些頭頭腦腦還是去接了。
因為于鳳至長得瘦，所以她兒子都管她叫「胖媽」。大兒子看到報紙，知道他爸爸去了南京，到虎口去了之後，立刻就讓他「胖媽」去買票回南京。買船票，時間太長，要買飛機票，還得等好幾天。我們是先坐船到新加坡，從新加坡坐飛機回南京的。
回到中國，先到的是上海，然後去南京。宋子文、戴笠到飛機場接的，由他們負責招待，後來把我們送到奉化縣的雪竇寺。那時候，宋美齡、宋靄齡也還都假惺惺地去看于鳳至，都請了客。
宋美齡和宋靄齡，原本和于鳳至的感情都非常好，就像親姐妹一樣。宋靄齡和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那時他們托人保媒，讓把少奶奶的女兒閭瑛嫁給他，做媒的就是宋子文、戴笠。可小姐不干，不願意嫁到大人物家，說：「我媽一輩子受的這屈我都看到了，我不干，要嫁，嫁給布衣！」
那個時候，給副司令和夫人打嗎啡針，都是我給打。到廁所去，太太給副司令打，我給太太打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表通電，擁護中央，並隨之揮師進關，使曠日持久的蔣、閻、馮中原大戰得以結束。作為「再造統一」的英雄，張學良在南京受到了規模盛大的歡迎。
西安事變後回南京跟那次去南京，當然大不相同了，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那次也是我陪夫人去的，是副司令先到，夫人（王凌閣老人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對於鳳至的稱呼）因在東北賑災後去的。坐的是從瀋陽開出的專車，一進到南京，放九聲大炮，軍隊洋鼓洋號，各站都有站崗的，從瀋陽一直到南京，一進浦口，就放三聲，是幾噸重的大炮！
那一年東北發大水，于鳳至是留在瀋陽救災的。
于鳳至本人有錢。老帥留的古玩字畫，夫人都給了副司令，她自己在瀋陽就有兩處買賣。買賣叫合義祥，是給軍隊做軍服的。當年她看見傷兵，衣服很破，就開始了做軍服，還買槍買炮，又開了北陵醫院、同澤中學……
副司令從南京一回來就病了，得的是傷寒，住在北平協和醫院，包了一層樓，後面胡同也有站崗的。副司令真是命大福星大，心才寬呢！不管怎麼累、怎麼苦，沒聽見他說過一個愁字！
天津也有住房，房子在法租界三十二號路五十一號門牌，副司令買的房子，才闊呢！
到北平，住的是順承王府，是大元帥買的。我們也住在那兒，緊北面是小姐，夫人他們住正間，出門口是個大戲台。
（談到這時，已快到中午。她女兒怕她太累，筆者因老人年事太高，也很不好意思再談，想就此告辭。但當她女兒去攙扶她時，她猛地一甩她女兒，訓斥說：「我不累，說張家的事我不累！」接著轉身向著筆者：「我對張家有感情啊，我在張家，十九年沒挨過說。」）
那個時候，給副司令和夫人打嗎啡針，都是我給打。到廁所去，太太給副司令打，我給太太打。他們到哪兒去，都帶著我。他們的鑰匙都是放在我這兒。
我的女兒就一直住在他家，後來嫁給了張學良的一個副官。我女兒從小就跟副司令的女兒一起玩。
我是一輩子伺候人的命，忠心耿耿。沒挑過吃，沒挑過穿，沒撒過謊，沒攤過災。所以我十九年沒挨過說。
張學良從來不提從前，我跟他住了幾年的看守所，吃了那些苦，沒見他皺過眉頭，沒見他打過唉聲！
老蔣最恨的是楊虎城。楊虎城的夫人謝葆貞和邵力子太太與于鳳至拜的乾姊妹，在西安的時候。邵力子太太最大，于鳳至第二。楊的太太謝葆貞是後嫁過來的，很年輕，頂多也只有三十歲，有個小小子（男孩）。
剛到西安的時候，楊虎城懷疑張學良，怕張學良去搶占地盤，副司令哪是那樣的人啊！他的心最寬了！
那年（一九三三年）戒菸，是在上海的一個飯店裡，副司令躺了好幾天。後來是國家拿錢讓副司令去的外國，先去的義大利，是墨索里尼的女兒給我們找的房子，有花園、球場。後來由法國到英國，在法國住時，二爺（閭玗）病了，當時顧維鈞在那兒當大使，他給了不少幫助。大爺（閭珣）考上了英國的大學，在那裡管吃管住管汽車。外國孩子能考上這樣大學的很少，是在英國立的家，自己買的汽車，于鳳至和趙四小姐都有。
小姐（閭瑛）考了六個學校，學六國話，這樣就更出名了！
我們第二次去英國那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因為西安事變，才回來的。
在奉化雪竇寺住的時候，因為起火，才搬走的。後來長沙、沅陵，又趕上長沙大火，跑反，到了貴陽的陽明洞。這洞的正面是王陽明的大像，對面是個亭子，有一個閣樓，但只有一面有樓梯，很不方便。樓上有三間房，張學良在西間辦公，東面是他和太太住，中間做客廳。
因為是坐牢嘛，什麼都不方便，洗澡也只能用木桶。
樓上因為不通氣，太太很難受，我就把我住的兩間讓給太太住，我在樓梯底下搭了個鋪，對面安了個木桶洗澡。太太要給我錢，我沒要，是用我的錢買的東西，把房子修飾了一下。
我們布置完了，負責看守的特務隊長劉乙光來了，他很生氣。但徐隊副人好，他說上邊有話，這又不是監獄，怎麼能連出氣的地方都沒有？
張學良一到哪兒，不管怎樣，他都說好，該打球就去打球，該游泳就去游泳。他從來不提從前，我跟他住了幾年的看守所，吃了那些苦，沒見他皺過眉頭，沒見他打過唉聲！……（本文原載一九九三年八月號香港《明報月刊》）
《傳記文學》第六十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