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 · 懷愛西卡卜*
1933年，德國的國社黨獲得政權不久，我在復活節後的一天早晨離開了那和平幽靜的愛西卡卜村。
愛西卡卜是柏林郊外的一塊小住宅區，我於4月遷入，4月搬出，整整住了一年。當我臨行時，我想，這一年的居停，在我生命的途上，好似誤了一班火車，和一座生疏恬淡的野站結下一段因緣，但是下列的火車終於駛來，我也就不能不登上鬱悶的旅途：別時戀戀難捨，此後恐怕也難有再見的機會。
*本文1937年寫於吳淞，原載《西風》雜誌，後收入《山水》，此據《山水》第2版編入。
柏林的四郊是健康的松林，愛西卡卜就是從西郊的松林中挖出來的一塊空地。粉白色矮矮的樓房，紅沙鋪成的道路，房前房後都種遍樸素的花草；我每逢從那沉重陰暗的柏林市中心乘車出來，在這裡下了車，身心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
城市和人一樣，要慢慢地生長；生長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實在。柏林的發展，在19世紀後半葉帝政時代，過於迅速，所以它比起巴黎和倫敦來，每每給人以空虛和誇大的印象。嚴肅而呆板、龐大而沒有風格、這在它街旁假古典式的建築上最為顯著。——歐戰後的德國是一個最自由的國家，有一部分新鮮的人，擔受不起柏林市容上那種陳舊冷酷的面孔，於是紛紛跑到郊外，建築起新的建築，幽靜，舒適，近乎人情。這種心情，有些地方，很像昔日的人們為了尋找自由，脫離歐洲舊日的社會，航海奔向新大陸的樣子。因此柏林的郊外在短時間內新添了無數雅致而樸素的住宅。
愛西卡卜的住民多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黨在德國革命後是最有勢力的一個政黨。那時人們身受戰爭的創傷太深，都只好在理想里過活，覺得往後再也不會有戰爭，全人類都是兄弟。這些黨人抱著一種新的世界眼光，夢想永久的和平，待人和善，遇事也就多所妥協。可是無論心怎樣仁，理想怎樣高，卻無法去制止一個隨著世界經濟恐慌而來的客人——失業。人人的身後都漸漸感到一種飢餓的威脅，於是這寬容而和緩的政黨在鐵一般冷酷的事實面前便一天一天地削弱下去，同時一左一右，兩個極端的黨——共產黨和國社黨一一便日日膨脹了。可是在愛西卡卜村住民的屋頂上，直到我離開那裡為止，還沒有看見飄揚過卍字旗。他們的政治著著失敗了，待人卻依然是那樣坦白，和藹……
我的房東太太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婦人。她愛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愛她，但是他們離了婚。離婚的原因自然是為了一個女性的第三者闖入他們的家庭，然而男的和第三者也沒有結婚的希望，只是自己覺得愛上了別人，對自己的妻不起，不能和她同居了，獨自在柏林市內租了一間帶家具的房子住著。女的也就勻出幾間房，租給客人，帶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兒子，依靠房租過活。逢節逢年，男的還不斷回來看望他的妻子。一到這裡，望著窗外的樹林便嘆息著說：
「這裡住著，是多麼健康舒適呀！」
說完了，總是兩人相對，悵然許久，無話可說。
房東太太常常把她丈夫的這句話向我重述一遍，同時發出疑問：「誰讓他不能在這裡呢？」隨後就委委蜿婉地敘述他們兩人的過去，最後的結束是：「我們的故事，是一部長篇小說，兩下里無可奈何的心情，是怎麼也不能解決的——」說著說著，話題又轉到了她的姊妹身上：
「我們本來來自鄉間，父親是一個地主，少女時代常常有些外來的青年到我們家裡來度夏。一年一年，我們姊妹幾個都從這些青年裡選出來我們現在的丈夫。我的境遇固然不佳，但想起旁人來，也就可以自慰了。姊姊嫁給一個建築師，後來那建築師愛上另一個婦人，兩人跑到俄國去了。還有一個妹妹，至今沒有嫁人。在大戰時，她訂婚不久，她的未婚夫便上了西部前線。一天德國打了大勝仗，和這消息一齊來到的，還有她未婚夫陣亡的電報。我的父親為了慶祝前線勝利，把國旗取出來要掛在門前，她卻哭著倒在父親的懷裡說，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要掛旗吧，……」
早餐前，晚飯後，我聽了不少類似這樣的談話，這般親切，好似聽著母親或愛人談過去的身世一般。參加我們談話的，還有一個農業高等學校的學生P君。P君的年齡約在三十左右，已經在農場裡做過許多年的工，如今又回到學校里來，預備博士考試。他的身材很高，膽量卻很小，博士論文題目從教授處領到已經有三年之久，可是始終沒有得到勇氣起始寫論文第一章的第一個字。房東太太常以慈母般的關懷問他：
「P先生，你的論文怎麼還沒有下筆呢？」
「我在搜集材料。」
他的材料似乎永沒有搜集完了的一天，而他每天的生活卻是慢慢地梳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散步回來吃午餐，午餐後讀雜誌，讀完雜誌喝咖啡，隨後又是慢慢地切麵包，……就這樣慢慢而無所從事地過去。——有一回他的母親從家鄉里來看他，他的生活也緊張一番，陪著母親到各處去玩。一兩天後，母親玩不下去了，臨走時向著房東太太說：「我已三十年沒到柏林了，柏林改變了許多，我本想多住幾天，可是我不忍讓我的兒子為我犧牲光陰太多，他正在作博士論文呢。」
母親走後的當天晚上，房東太太把這段話當著我面向P君說了，並且附帶著說：「你的母親若知道你這樣把時間不當一回事，不知該作何感想呢。」他敷敷衍衍地答道，「她不會這樣想。」同時我卻看他的面上顯出一種死水般的沉寂，這是我從來沒看到過的。
P的生活雖然如此遲緩，但他知道的卻又非常之多。藝術、教育，外國的風俗人情，以及文字學常識，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愛西卡卜村本地的人物，他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若是和他出去散步，他便會指給我，這邊住著一個在當時已經有了世界名譽的作家，那邊住著一個思想開明的牧師。有一天他向我說，方才在車站上遇見挪威的前代作家卞約生的女兒，經人介紹，知道她是從南歐穿過德國回挪威去。她一入德國境，耳聞目睹的就是國社黨和共產黨天天在街上打死架，精神窘迫極了，只有在這愛西卡卜村中，還能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這裡的空氣的確是自由的，住宅區的外層是各色各樣的運動場，運動場外是走兩三點鐘也走不完的松林。居民都像是家人一般，惟一的商店是他們共同組織的消費公社，白天到柏林市中去工作，晚間回來，任隨個人的嗜好享受他們所獨有的和平。
這種和平卻有漸漸維持不下去的趨勢。大家都願意永久保待他們生活的態度，但是外邊的風雨一天比一天逼緊，他們無形中也感到一切在那兒轉變。這從房東太太的憂慮上可以看得清楚。那年德國舉行了兩三次總選舉，每次總選舉的結果都使她悵惘許久。她所希望的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票數增加，只是不要減少，但歸終還是失望。同時外邊傳來的消息不是某人家中被檢查了，就是某人被解職了。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到家裡來，在房中走來走去，一句話也沒有。我問她是什麼緣故，她說，方才她丈夫送一個朋友入獄，那是《世界舞台》周刊的主任編輯奧賽斯基，因為一篇文章政府認為是泄露了軍事秘密……
社會民主黨的黨人們也深切地體會到他們的弱點，這樣和緩而近乎人情，在政治上一定要失敗的。他們眼看著國社黨的衝鋒隊在街上橫衝直闖，也感覺有組織訓練的必要了。於是有些青年組織起國旗護衛團來，也穿著固定的制服，和衝鋒隊對抗。在愛西卡卜我看見他們一度出現，但不久便不見了，大半是因為人人都有大勢已去之感。
在我臨行的前夜，我又同房東太太和P君在一起談話。P君發了無限的感慨：「我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事事可以用感情講得通，人人都是可愛的，而無時不想幫助他人。但是事實呢，沒有一個人得到我的幫助，如今連自助也感到不可能了。所謂情感是看不出來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們在爐邊縱談一晚人類的愛，趕不上一個說謊的人在群眾中大聲一呼的萬分之一。我這一生是命中注定了，但是想不到社會民主黨竟也淪落到我這般地步……回想它十年前如何炫耀一時，竟像是我回想我兒時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屈指離開愛西卡卜已經過了四年。房東太太和P君的近況，我很想知道，但是無從得到他們的消息。我只知道P君所向我提到的作家和牧師都已流亡外國；去年奧賽斯基在牢獄裡得到不能領取的諾貝爾和平獎金。——當去秋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西郊舉行時，我偶爾在報紙上著見了一次愛西卡卜（因為它距運動場不遠）這個村名時，曾經為四年前同在那裡住著的人們遙祝過一次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