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 · 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夜二時。 一片聲音，是赤塔的車站。 赤塔，是一個宏壯的名字。雖說是譯音，卻使人覺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聳立在西伯利亞的原野，風的，雪的，夜的中間。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車去，瞻仰瞻仰這想像中的名城——至少在現代的歷史上它也抵得住一個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見的是在西伯利亞難於看見的窗外輝煌的燈光。 只能聽到的是在中國難於聽到的，仿佛是在蘇聯所特有的聲音：嚴肅，沉重，艱苦…… *本文1930年9月12日寫於西伯利亞車中，原載1930年11月20日《華北日報副刊》，後收入《山水》。此據《山水》第2版編入。 這樣過了二十分鐘，車開了。 天明醒來，窗外已經不是昨天。昨天由滿洲里走入蘇境，只有一望無邊的荒草：沒有田，沒有人家，沒有墳墓；沿著鐵路幾條電線在那兒冷冷清清地傳布著人間熱鬧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己經不是昨天。白楊、赤楊、榆樹、各樣松柏一類的長青樹，有的很高，有的小學生一般排成隊依附在大樹的旁邊。血紅的，陰綠的，焦黃的，色彩斑斕的葉子，沒有風也是響著，飛舞著。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鮮艷了，停車坐愛楓林晚，在這裡車卻無須停，因為這偉大的，很少經人道破的，美麗的樹林是一望無有邊涯的。 走下床來，遇見車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見面，不知怎麼就有如世代的舊鄰了。隔壁的德國牧師第一句的「早晨好」，聽著就好像十分耳熟。一個蘇聯的大學生也含笑用德國話問我，「你到哪裡去？」我說到德國。「讀書嗎？」「是的。」「學什麼呢？」「學文學和哲學。」一一大學生聽了這句話，眼睛瞪得圓圓的，精神興奮了，「學哲學？哲學，應該到我們的國里來學，我國里產生過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列寧。」 他不提柏拉圖，不提康德，而認為列寧是「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我聽著有些愕然，但同時又仿佛感到一個新的世界觀正在開始。靜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變為謙虛，把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一一 「其實，我們的哲學，文學，都還年輕，尤其是工業。但是我們要工作。」他用手指著一幅貼在車上的宣傳畫，說，「你看，這個大人腳底下許多東西都破壞了，這都是外國貨，我們不要；你看這個人手中捧的是什麼一一是機械，我們只要外國的機械。我們同內現在已經有許多工廠了，我們只要用外國的機械製造我們的國貨。許多外國的學者，技師，我們都出重價請他們來，我們自己吃黑麵包，給他們白麵包，我們穿破衣裳，他們穿好衣裳——但是，他們為我們工作。」 這時大學生的母親立在一旁望著她的兒子，很滿意地笑著。 這時牧師望著窗外久已沒有鐘聲了的禮拜堂，向我們另外一個旅伴發著感慨：「十九年前，我也從兩伯利亞走過，絕不是現在這樣荒涼，那時沿路都有賣東西的，車站上也很潔淨。現在呢，一個雞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國錢六角。你看，這些小孩子，見人就知道要香菸，用兩根手指在嘴唇上比著，多麼卑下！」 母親的手中拿著一卷雜誌一類的東西，大學生孩子似地從她手中搶來，給我看，「這是我母親正在讀的一本小說，Erberg寫的，作者在中國住過，裡邊寫的是貴國的一位共產黨員彭湃的故事，一一你知道這個人嗎？」 「我聽到過這個名字——裡邊寫的是什麼呢？」 「裡邊有一段說中國的一個將軍有八個太太，真嗎？」 我還沒有回答，他接著說下去： 「貴國還在內戰嗎？你是哪一黨？貴國革命有多少年了？1911？——我們是1917，我們現在要好好地建設了，我們現在很苦，可是將來要同美國比賽比賽呢。不過我們的朋友還是中國，我們是要攜手的。今年的長沙——」 牧師特別銳敏地聽到「長沙」兩個字，他插嘴了，我漸漸退出來，處在旁聽的地位。 牧師說：「長沙，你不要提長沙了，我在那裡住過十九年，我才從長沙來。共產黨除了殺人放火外，沒有一點愛。」 大學生微笑著，「戰爭是特殊的情形，你們德國人在法國又何嘗不如此呢。——你念過列寧的書嗎？你如果念過他的書，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說教了。」 「基督教我們愛，不教我們恨。我們牧師有什麼壞呢？我們不飲酒，不吸菸，我們省下錢周濟窮苦的人。」 「我們是教窮苦的人也能夠飲酒，吸菸，而不受人周濟。」 談話止於此。午飯的時刻到了。 飯後一覺醒來，日已西斜，人人都倚著車窗，我在期待著貝加爾湖。 牧師的兒女們跑來跑去。每到一站牧師太太就說這樣的活：「看這街道，看這房子，有多麼髒啊；車站上怎麼有這樣多女子作工呢，俄國的男人都到哪裡去了？」 我拉住了一個小孩子，我問他許多話。他說：他們住在長沙，住在很好的房子裡，七個僕人，四條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這次是爸爸送他們回國。我說，你們都是兄弟姊妹嗎？「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個男孩子指給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過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著頭待了許久。「爸爸——，長——沙——；媽——媽一一，漢口——」 「你為什麼回德國呢？」 他只是歪著頭。 「你離父母時，哭了嗎？」 他只是歪著頭。 牧師含笑走來了。「這些孩子們，我把他們送回德國去，送到福音堂的教養院裡，我就不再管他們了。」 「還回中國嗎？」 「還回中國，同我的太太，在3月後。」 「孩子們呢？" 「放在教養院裡。」 總是笑著的牧師的臉上現在有些黯然了。「先生，這是怎樣一個時代呀，今年夏天的長沙，你在報紙上也讀到了吧？將來的世界還要大亂，人們更要受苦，共產黨和資本家更要爭鬥，我把孩子們安排好，我們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 「怎麼？」 「先進天堂。」 我幾乎要打一個冷戰。小孩子這時嚷起來了：「真好看！真好看！」 原來黃昏己近，貝加爾湖在我們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