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存稿 · 記阻卜之異譯

王靜安先生在《韃靼考》一文中假定阻為韃靼之倒誤，後來王靜如先生根據《滏水集》證明此說之不可信，但是這還只是孤證，論者可以說，元人既能夠刪改遼、金史舊文，也何曾不能竄改《滏水集》。明人記載中的「建夷」、「奴酋」很多就給清朝改成了「大清」、「大兵」。我想靜安先生既然說「阻卜」或「阻」是字面上的塗改，那麼就決不能真有以此為名號的種族，因此假使有阻卜或阻的異譯發現，靜安先生之說也就不攻自破。現在我們恰好在史籍中找到了異譯。 （一）術不姑。這個種族在《遼史》中時常見到。照契丹人的讀法應該就是阻卜。《遼史》卷六九《部族表》太宗會同五年（942年）七月載：「術不姑、鼻骨德、於厥里來貢。」卷四《太宗紀》卻寫作七月辛卯，「阻卜、鼻骨德、烏古來貢」。聖宗太平六年（1026年）九月《表》載：「術不姑諸部皆叛。」卷一七《聖宗紀》卻寫作八月，「自是阻卜諸部皆叛」。卷七〇《屬國表》在太宗天顯八年（933年）十月載：「術不姑來貢。」卷三《太宗紀》記「九月庚子，阻卜來貢」。本年七月《表》上固然有「阻卜、術不姑來貢」一語，似乎可以反對我的說法，可是在《太宗紀》本年七月卻只有「阻卜來貢」一條，可知《表》的阻卜與術不姑並舉乃是重出。 （二）術保。「阻卜」一名宋人有時稱之為「術保」，《東坡奏議》卷一四《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第二狀》云：「大抵北虜近歲多為小國達靼、術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為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術保等國。」這個「術保」，自必是阻卜、術不姑之異譯。這裡達靼與術保並舉，似乎有助於王靜如先生的「阻卜非達靼」說，但是根據《遼史》的紀載，此說還有問題，這裡不想多說。 （三）速不。蒙古有大將速不台。照蒙古以種族為名的慣例，「速不台」應該與兀良哈台、南家台、弘吉剌台一樣，以種族命名。此外，宋人所殺的蒙古使者名「速不罕」，《元史》卷一一五《睿宗傳》作「搠不罕」，《元秘史》作「主不罕」，「速不」、「搠不」、「主不」應皆為「阻卜」的異譯。阻卜的名號，我們還可以推得更早，《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書》卷五五《霍去病傳》同），說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征河西，隸屬於匈奴的諸族中有一種稱為「遬濮」，本年去病再度出征，他的將領趙破奴又曾斬了個「遬濮王」。這個「遬濮」的譯音可能與遼、金時期的阻卜或阻有關。 關於阻卜的人種問題一般都相信閻復的說法，認為沙陀後裔，我想也有疑問，當別論之。關於阻卜的字源，我完全同意王靜如先生的說法，但是我想最好能解決為什麼一個突厥族卻採用藏語Sogpo為名號。 （原載1947年5月16日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 論金代契丹文字之廢興及政治影響 金源建國之初，未有文字，當時所用者皆契丹文。《金史》卷七三《完顏希尹傳》所云「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關於女真文字之創製，《希尹傳》記述甚詳，今不贅述。然女真字創製之後，契丹字承用不廢，此固由於女真國境半為契丹故壤，包有大量通用契丹語文之民族，而此外又似有別一原因可以為解釋者，《金史》卷九《章宗紀》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癸巳： 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據此則其先女真字蓋先譯為契丹字而後重譯為漢文也。女真起自邊陲，其於漢族文化較之契丹所涉深淺懸殊，而天會之後，入據中原，不能不以傳統漢文法約束之，此所以必借契丹文字為居間，而其禮樂刑政之效中土諸朝者又多間接自契丹傳習而來，則女真字與漢字之間自必有賴於契丹字之媒介也。故在金太祖阿骨打時，諸臣多學契丹文字，《金史》卷六六《完顏勖傳》： 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 本傳雖以契丹、漢人並稱，然諸子所學者為契丹字，故當時女真人通契丹字者多，而能漢字者蓋鮮。宗雄所通為契丹大小字，而同卷《胡十門傳》稱「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則雖能通漢語，仍不解漢字也。他若完顏宴、紇石烈胡剌得等，《金史》本傳並稱其通契丹大小字而不及漢字，足以證明金太祖時女真人通曉契丹字者甚多，而曉漢字者實寡。及天會以後，女真人頗有通習三種文字者，《金史》卷六五《斡者附孫璋傳》、卷七二《仲傳》、卷七三《宗雄子阿鄰傳》、卷八一《夾谷謝奴傳》並稱通女真、契丹、漢字。惟所謂「通漢字」，疑亦止於粗解字義而已。但觀金初使宋諸臣，如高慶裔、蕭仲恭、蕭慶之屬，或奚人，或渤海人，奚與渤海廣義言之，皆契丹也。是知使宋之職猶非稍通漢字之女真人所能勝任也。《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 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天會六年（1128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改更。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1126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大定）十一年（1171年），將圖功臣像於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 按企先雖是漢人，而自知古以降，世為遼貴臣，遼代初步創改制度，知古實與其事，而其裔孫企先復以此教女真，可雲巧合。遼代制度南北面分立，亦即漢與契丹不同制度並立。企先為金創製立法，自必本之遼制。然則天會、皇統之時，女真與漢族語文間既借契丹人之通譯，其創立制度又仿自契丹，其統治中原漢地則委之故遼降臣。此所以契丹文字在當時居於重要地位，而在女真文字創製之後仍承用不廢也。 契丹文字既具有溝通女真、漢人之作用，故在官府中特置契丹令史，而契丹文字亦得與漢及女真文字並立而三。樓鑰《北行日錄》云： 又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女直、契丹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為別。 按樓鑰北使在南宋乾道五年，亦即金大定九年（1169年），在海陵王實行漢化之後，而官府文書及教學，契丹文字猶得與女真、漢字相抗衡者如此。《金史》卷八九《移剌慥傳》： 通契丹、漢字，尚書省辟契丹令史……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 按移剌慥，契丹人，以兼通契丹、漢字而為契丹令史，其後又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契丹人之作用可思。同書卷九《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八月壬寅制： 提刑司設女直、契丹、漢兒知法各一人。 如上所述，知自金初以訖明昌，凡有關文法之事，並由女直、契丹、漢人三分其額也。考金代政治，胥吏實居極重要之地位，劉祁《歸潛志》卷七：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1)員外郎、首領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取其奏對詳敏也。 據此則省令史實為仕宦捷徑，而其職則女真、契丹與漢人分處之。此雖不盡由於行用契丹文字之故，而仍不失為重要原因之一。《金史》卷九《章宗紀》明昌二年（1191年）十二月乙酉稱： 詔罷契丹字。 同書卷五二《選舉志》二「女直進士令史」條云： 明昌三年，罷契丹令史，其闕內增女直令史五人。 廢契丹字與罷契丹令史之關係固甚明顯也。據劉祁之說，省令史實為仕宦捷徑，今既罷契丹令史，則契丹人由此以登相位之道絕。是以大定以前，契丹、奚、渤海人為宰執者較多，海陵時尤盛，而章宗一朝止一移剌履官至尚書左丞，嗣後則寂寥無人。盛衰之際與文字之興廢時間略同，夫豈無故哉。 至於契丹字之廢於明昌，蓋亦有故，《金史》卷五三《選舉志》三稱： 國史院書寫，正隆元年（1156年）定製，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於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韻，以契丹字出題；漢人則試論一道。 據此知海陵時，國史院吏之考試女真人為契丹與女真文對譯，而契丹人則為契丹與漢文之對譯，由此亦知女真人通曉漢文者之少。當時海陵方力行漢化政策，不以契丹之居間稗販為已足，而謀直接仿效宋人，其事非茲篇所能詳，但由此而促使女真人學習漢文，則勢所必至。《金史》卷七三《宗尹傳》： 宗尹乞令子銀術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即許承襲。」遂著於令。 夫以世宗之崇尚舊風，力謀維持女真語文之通行，而女真貴胄乃有但習漢字者，其契丹字之不被重視，更可想而知。令文雖女直、契丹字並言，恐習契丹文字者罕矣。《金史》卷九八《完顏匡傳》： 大定十九年（1179年）……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 按世宗挾帝皇之威力，持種族之成見，力圖挽回女真人漢化之趨勢，而其孫輩至不能作女真語（見卷九《章宗紀》），其教之也亦不能屏漢語不學。蓋既為漢地之君主，統治眾多文化居於優越地位之漢人，既不能強漢人之習女真語文，又不能長恃契丹人之轉譯，於理於勢，宜其然也。女真貴胄既通習漢文，不借轉譯，則自無習學契丹文之必要，以故章宗、宣宗啟蒙之教不及契丹文矣。 女真人學漢文者漸多，則契丹文之居間作用亦漸消失，至女直進士科之建立，遂命女直省令史自進士中選取。《金史》卷八《世宗紀》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閏十一月戊午： 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 考進士為省令史，行於皇統，罷於天德，復於大定者文資令史也。是時女真人無中詞賦進士者，即女直令史之選猶以右職、蔭任進。以右職、蔭任進之省令史，未必盡通漢文，如世宗所云「三者通一」之流當必有之。至於女直進士，雖法令上所試並無漢文，而史籍所載就可知者數之，殆無不兼通漢文者，此所以二十三年之制行而不越十年遂廢契丹令史也。 世宗創立女直進士科之用意，乃在保存女真語文以挽回海陵以來女真人漢化之趨勢，然其所以教者既仍藉資於漢籍經典之女真譯本，則企羨漢文化之心理將更因之加深，而亦終不能屏斥漢文。其所發生之作用乃橫及於契丹、奚人之仕途及其政治地位，所以大定以降，尚書省長官自左右丞至參知政事猶多漢人、南人，而明昌以後，契丹、奚人寂焉罕睹，此又豈始計之所能料哉？ （原載1947年6月23日《武漢日報·文學副刊》） ———————————————————— (1) 「遷」一作「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