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存稿 · 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義
一
我們在上一篇論文中申述北鎮起義的階級鬥爭性質，同時，我們也認為北鎮起義帶有民族鬥爭的色彩。所以具有這樣的色彩，是由於這次鎮民起義是和北鎮及其附近地區的山胡、敕勒人的反魏鬥爭交織在一起的。而北鎮鎮民不小一部分即來自山胡、敕勒，他們和本族人有著一定的聯繫。
由於這場鬥爭具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北魏統治者有時把它籠統地說成好像和拓跋本族人與漢人無關的少數族起義。《北史》卷九八《蠕蠕傳》載孝昌三年（527年）褒獎柔然可汗阿那瓌的詔書說：
北鎮群狄，為逆不息，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
阿那瓌幫助北魏政權「誅討」的正是包括拓跋本族人在內的北鎮鎮民，詔書一概斥為「北狄」，這隻有說明北魏皇室久已自外於他的北鎮同族人。《元天穆墓誌》敘述北鎮起義事，(1)說：
於時塞虜叩關，山胡叛命。
上一句是說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入塞事，下一句也是指北鎮起義。根據北鎮起義的首義人破落韓拔陵的姓氏，是所謂匈奴單于之後，(2)亦即當時所稱的「山胡」，但是他所領道的北鎮群眾決不限於本族。這樣以山胡代替北鎮鎮民，同樣是不正確的說法。
不管被稱為「北狄」或「山胡」，總之是把這場鬥爭納入列代所謂「邊患」的範疇中。同時，也表明了在北鎮起義中敕勒、山胡人的反魏鬥爭使北魏政權感到很大的威脅。
胡人是北邊的老住戶，在北魏末期他們大致分布於汾河兩岸，主要是西岸呂梁山區，(3)跨過黃河，經陝北以至秦隴。「胡」是極其廣泛的稱謂，雖然記載上常常說是匈奴後裔，實際上被稱為胡人的和匈奴的種族關係可以很不相同。汾水西岸的汾胡，或分稱為離石胡、吐京胡，從地域上看來，即是魏晉時期五部匈奴的居地，可能和他們有關。住在黃河西岸陝北和內蒙古、甘肅間的胡人被稱為河西胡，情況就更複雜，他們和盧水、屠各、鐵弗，還有苻堅所分的東西曹應該都有關係，(4)甚至還包括一些鮮卑、氐、羌。秦隴地區的胡人，仍然稱為屠各，他們似乎正在與當地的氐、羌融合。
在胡人居住地區，北魏早期曾設置許多軍鎮。以後，這些軍鎮逐漸改置州郡。汾水流域諸鎮，肆盧鎮早在真君七年（446年）就設置了肆州，吐京鎮在太和十二年（488年）改置汾州，六壁鎮也在太和中改置西河郡。(5)但北魏末年汾水西岸還有個離石鎮和秀容護軍，(6)東岸有陽曲護軍，都是為控制胡人而置的。(7)在陝北的統萬鎮，太和十一年（487年）改置夏州，後來又分置東夏州。(8)設置州郡之後，那裡的胡人一部分列於編戶，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統治，(9)但恐怕不列於編戶的為數更多。《周書》卷四九《稽胡傳》：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雲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
這裡寫的是周代的稽胡，稽胡是諸種胡人的通稱。他們的居地大致上還是汾水西岸以至河西陝北一帶，和魏末差不多。我們知道齊、周時期在這個地區增設了一些州郡，(10)但仍有一部分「未盡役屬」。這些不屬郡縣的胡人被稱為「生胡」。《周書》卷一九《楊忠傳》提到「銀、夏之間，生胡擾動」，卷三一《韋孝寬傳》曾說「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據此可知直到周代，不屬郡縣的胡人仍然遍於汾西、陝北，北魏時可能更多。列於編戶的胡人承擔租調徭役，雖說「輕其徭賦」，由於官吏貪污，兵役繁重和所居都是山谷瘠之地，實際的負擔決不會輕。不屬州郡的胡人自然仍由自己的酋豪管理，人民對北魏政權似並沒有直接承擔固定的義務。但北魏政權經常在他們中間強制徵發出征和戍守的兵士，(11)在北魏前期還強制遷徙胡人到代京或其他郡縣，以便奴役。(12)
自從北魏建國以來，胡族人民的反遷徙、反徵發、反飢餓以及其他反壓迫鬥爭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北鎮起義時期的胡人起義是和整個北魏時期無數次的起義聯繫著的。
在北鎮及其附近地區還住著大量敕勒即高車人。早期遷入內地的敕勒人稱為丁零，在北魏末期已經不見記載。住在北鎮一帶的敕勒人是新住戶，從魏初以來，由於北魏的軍事強制，或由於企圖擺脫柔然統治者的奴役而陸續遷居到這裡。他們的分布很廣，周一良同志曾據《魏書》紀傳說明六鎮和高平、統萬、上邽都有敕勒。(13)綿延於這條線上的敕勒大致分為東西部。(14)敕勒人對北魏政權承擔兵役和貢納的義務。北魏政權經常徵發他們出征和戍守。崔浩曾說：「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15)可以知道遷徙敕勒與擴大北魏的軍事力量有關。《北史》卷九八《高車傳》又說拓跋燾所徙的敕勒人「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於賤，氈皮委積」。這份貢納足以影響到牲口的市場價格，可見數量是不小的。
敕勒人一直保留他們的部落組織。《北史》卷九八《高車傳》說：「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北魏統治者正是考慮了敕勒人的特點，為了便於役使才容許保留他們的原有組織。在軍鎮控制下，通過他們自己的酋長來進行徵發軍隊和繳納貢獻，這比較分列郡縣可能更為有效。這裡統治方式直到魏末沒有變化。敕勒人民承擔漫無限止的兵役，繳納貢獻，同時對自己的酋長必然要承擔義務，還要加上軍鎮將吏的私自奴役和剝削，處境當然十分困苦，因此反魏鬥爭也是史不絕書。(16)特別嚴重的是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以袁紇部樹者為首的反抗徵發南征的鬥爭。這次鬥爭擊敗了北魏大將宇文福，制止了孝文帝南征，破壞北鎮城堡，部分軍鎮因此後撤或暫廢。最後還是採取招撫辦法，慰勞首領樹者，重把投入柔然的敕勒人招還來。(17)
北鎮起義時期敕勒人的反魏起義也是和整個北魏時期無數次的起義聯繫著的。
長期以來山胡、敕勒人民對北魏政權、北魏統治者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他們進行的反魏活動是反對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鬥爭。由於實行剝削壓迫的統治者是鮮卑拓跋部和漢族的地主階級，而進行反抗的是被統治的胡族、敕勒勞動人民，這個特定矛盾的兩個對立面，兩個對抗的階級恰恰分屬於不同民族，這就使階級矛盾賦予民族矛盾的形式。矛盾主要產生在不同民族的兩個階級之間。當然，由於生產、語言、風俗等的差異和所屬民族的統治與被統治的不同地位，不同族的勞動人民間也可能從某種隔閡而產生矛盾。但這類矛盾既不是對抗性的，也不是必然的。相反，由於各族人民的交錯來往，彼此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關係使彼此更為接近，特別是作為階級，彼此同樣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利害的一致性超過了差異性。因此雙方人民之間的某些隔閡必然會通過對共同敵人的鬥爭而逐步獲得消除。
民族矛盾實質上是不同族的對抗階級間的矛盾，但我們還應該充分考慮被統治族的社會結構，具體地說，山胡、敕勒處於什麼樣的社會形態？有沒有階級？如果還沒有階級分化，那麼反魏鬥爭就是全部落、氏族的，如果已經存在階級，那麼他們的統治階級怎樣對待反魏鬥爭呢？
二
關於山胡和內遷敕勒人的社會形態，留下來的資料是非常少的。《周書》有篇《稽胡傳》，卻幾乎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北史》卷九八《高車傳》主要敘述塞外高車，(18)內遷高車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也沒有說。因此判斷他們的社會結構不得不藉助於一些旁證加以推論。
如上所述，山胡的名稱實際上包括了許多種族。在魏末，部分山胡還保留部落組織，但這種組織實際上業已超出血緣關係的範疇。我們知道和山胡多少有聯繫的漢代匈奴人已經建立過奴隸制國家，鐵弗人、盧水胡人、羯人也都建立過短暫的王國。在北鎮起義時，山胡酋長劉蠡升曾經「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以後，他的兒子、孫子還相繼稱過帝。(19)他們的渠帥，「頗識文字」，這些渠帥（即酋長）大體上是世襲的。既然山胡的祖先過去早已階級分化，曾經建立國家，此時和以後胡人也曾企圖重建國家，我們認為在北魏時期也應該存在著階級。由於山胡深居山谷，生產和生活條件都很差，氏族殘餘還在起作用，但不可能還處於氏族社會。
敕勒人的情況與山胡有所不同，塞外高車的階級分化並不顯著。但《北史》卷九八《高車傳》說：「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又說婚姻時，女黨往男黨取馬，「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隨後「夫黨還入其（女）家馬群，極取良馬。父母弟兄雖惜，終無言者」。可知已經存在牲畜私有制，貧富也必然業已分化。塞外高車大致正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內徙之後，貧富分化很鮮明，通過北魏政權的一些措施，酋長和豪富之家構成了統治階級。
北魏時期，敕勒沒有解散部落。山胡乃至鮮卑、氐、羌也有一部分保留著部落組織，雖然那些名為部落的實際上常常是一種基層的軍事行政組織。不管哪一種部落，都有自己的酋豪，北魏通常依靠他們的力量來統治各族。通過北魏政權對於山胡、敕勒以及其他各族酋豪的某些措施，鞏固了他們原有的世襲地位，也培養了一批新的酋豪。
第一，諸部酋豪由朝廷任命為領民酋長或庶長。《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其事在拓跋珪以前，直到魏末一直沿襲這個制度，(20)這些酋、庶長大致就是原來的世襲酋豪，看來朝廷任命只是形式上的加委。但是，這決不是毫無意義的。首先委任領民酋長和封土常常相互聯繫。《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
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為氏焉。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
《北史》卷五四《厙狄干傳》：
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
秀容川本是契胡部落的居地，經過分封，這一片方三百里之地就在法律上成為爾朱酋長家族的世襲領地。(21)臘汗山地方百里，不管是原居或遷徙，也成為厙狄酋長家族的世襲領地。(22)當然我們不能由此斷言，一經分封，酋長就成了封建領主，但是土地既是酋長所有，在這片土地上勞動的部落成員對他們的酋長就構成了依附關係，他們將逐漸成為封建部曲。當然這個變化將決定於社會生產力的性質，並不決定於封土。各族原有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並不一致，或者不待封土，實際上已經存在著封建生產關係，或者還處於前封建社會，封建生產關係只是個因素，甚至有的還沒有這種因素，因此產生的後果，也不一定相同。但無論如何，通過這一措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加強了酋長在部落中的統治地位，也規定了這些部落對北魏政權的從屬關係和貢納義務。
朝廷委任領民酋長還便於確定新酋豪的地位。由於部落內部發生的變化，也由於北魏政權力圖把勢力更加深入到部落內部，從孝文帝以來除了老的世襲酋長以外，有跡象出現由朝廷委任的新的酋長。周一良同志指出：(23)
魏末領民酋長，見於史者漸多，然此輩固非自太祖以來世襲此職，十九系「六鎮亂後」之北邊雄豪，新立戰功，朝廷欲以傳統之美稱羈縻之，冀得其用。
這個意見是對的。但在老世襲酋長以外，委任新世襲酋長，恐在北鎮起義前早有先例，而且在開始時恐不僅是一種稱號。《周書》卷一六《獨孤信傳》：
雲中人也……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為領民酋長。
按獨孤、賀蘭都是在北魏建國前與拓跋爭霸的強部。賀蘭部早經離散，(24)很難設想和平以後，還有個獨孤部被遷往武川。而且始遷武川的俟尼不云為領民酋長，則庫者充任此職並非得自世襲，而是朝廷新任。他所領的部落恐不是原來的獨孤部，而是重新組合起來的北邊新部。《周書》卷二九《李和傳》：
隴西狄道人也。後徙居朔方。父僧養，以累世雄豪，善於統御，為夏州酋長。
這裡所云隴西狄道人，當出依託，實是胡人。(25)李僧養之得為酋長，也非出於世襲。獨孤俟尼和李僧養被任酋長的時代雖不明確，總在北鎮起義前。這兩個例子說明部落中新的酋豪通過朝廷委任成為新的領民酋長。此外，還有個特殊的例子也可作為旁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四《皇甫墓誌》：
安定朝那人也……延興中，涇土夷民一萬餘人家，詣京中訴，請為統酋。然戎華理隔，本不相預。朝議不可。聖上以此諸民，丹情難奪，中旨特許。
所云統酋當即領民酋長。涇州地區氐、羌、屠各錯居，不知道「夷民」指的哪一族，或者包括幾個族。《墓誌》說明漢人是不能充任此職的，只因「夷民」奏請，皇帝才特旨批准。以漢人充任酋長，自然是特例，但卻突出地說明遠在延興年間酋長不限於世襲，甚至不限於本族人。在這種情況下，部落有時只剩下個名稱，實際相當於一種軍事行政基層組合。後來宇文泰所施行的以他的將軍繼承三十六國九十九姓之後也就是這種制度的繼續和擴大。
這裡似乎有兩種類型的領民酋長。一種是老的世襲酋長，通過朝廷的任命和分封確立他們的家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統治部落的地位。另一種是新選拔出來的酋長，他們是在部落進一步瓦解，階級急遽分化或發生變化的形勢下產生的，也是通過北魏政權的委任而確立他們在所謂「部落」內的統治地位。
其二，北魏政權還通過禁衛軍和皇室近侍的選拔加強和各族統治階級特別是和酋豪們的聯繫。
北魏的禁衛軍羽林、虎賁除了本族人以外，主要是敕勒人。《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前職令從第四品上有「羽林中郎」、「羽林郎將」，又有「高車羽林郎將」，從第四品下的虎賁將軍分列「戟楯」、「募員」、「高車」三種名目。從第五品下的虎賁司馬和虎賁將也是「戟楯」、「募員」、「高車」並列。從第五品中有「羽林郎」，從第五品下又有「高車羽林郎」，從第六品上有「虎賁郎」，從第六品下又是「戟楯虎賁」、「募員虎賁」、「高車虎賁」並列。總之，羽林、虎賁從官到兵，都另列高車，自成一個系統。太和前令基本上沿襲代京制度。這裡最一般的羽林郎、虎賁郎、虎賁都在六品以上，羽林郎只比統率他們的郎將低一品，虎賁也只比虎賁司馬和虎賁將低一品。他們是兵，也是貴族子弟的起家官，(26)能夠被選拔的高車羽林郎、高車虎賁當然不是一般的敕勒人民。太和後令取消了這種並列的名目，也沒有了羽林郎和虎賁，只在第六品下列虎賁中郎將和羽林監。那時的羽林虎賁地位大為低落，再也不是貴族子弟的出身官了。(27)但直到魏末，通過吏部銓選，由羽林、虎賁出身的武人還可以當清官。肅宗時張仲瑀建議「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激起了羽林、虎賁的一次兵變，打死了張仲瑀的父兄，火焚張宅，(28)迫使靈太后下詔「武官得依資入選」。(29)羽林、虎賁為了排斥武人當清官而憤怒，可見他們直到此時還是有資格當清官的，過去的特權還沒有完全喪失。即使到此時，充任羽林、虎賁的敕勒人畢竟和徵發出征戍守的敕勒人還有區別。
紀載上沒有說明選拔高車羽林、虎賁的條件，卻有一條選拔殿中武士的資料。《魏書》卷一九上《汝陰王天賜傳》稱：
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
殿中武士是直宿宮殿的衛士，由殿中尚書統率。(30)選拔殿中武士的條件是「豪門多丁」。(31)胡莫寒由於「簡選不平」被殺，但卻沒有說明是由於沒有被選上而恨他呢，還是求免不得而恨他？
既然選拔禁衛軍有豪富兼丁的條件，當選的自然是敕勒上層分子的子弟。通過這條道路，敕勒富豪的子弟起家為官，從而密切了朝廷與敕勒上層分子的關係。
挑選衛士，包括羽林、虎賁、殿中武士，除拓跋本族人以外主要是敕勒人，其他各族人可能以應募的方式選充，即所謂「募員虎賁」。氐、羌、蠻諸族人充當羽林、虎賁的雖未必沒有，人數大概是不多的。但各族高級酋豪子弟入直宿衛、充當近侍卻像漢魏以來的「侍子」一樣，是一種制度，至少其中也包括胡人。《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燕然館條云：
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我們在史籍上可以見到這一類「雁臣」的例子。(32)《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
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
爾朱榮襲爵在他父親生前，襲爵便到洛陽去入侍，充當直寢。本傳又附見子菩提，雲「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這時爾朱榮尚未起兵入洛，想是他還秀容後，菩提以長子入侍。卷七五《爾朱彥伯附弟世隆傳》雲「肅宗末，為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當和菩提同時。《魏書》卷八〇《叱列延慶傳》：
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正光末，除直後。
《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附兄平傳》：
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
按斛律平是最老的一家敕勒世襲酋長，他也是以長子入侍。以後其弟斛律金被任為第二領民酋長，也是「秋朝京師，春還部落」，(33)可知被任為領民酋長的，不是本人便是兒子要在朝廷當近侍。《金石萃編》卷二七《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陰題名有「直閣武衛中臣高車部人斛律慮」，必是斛律部酋長或其子弟，論時間應是斛律金的祖父輩。《北史》卷五四《厙狄干傳》：
魏正光初，掃除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
厙狄干封有臘汗山之地，已見上引。高歡稱他為「鮮卑老公」，(34)當是鮮卑部落酋長。(35)
上面所舉諸人包括了契胡、敕勒、鮮卑三族領民酋長。這和殿中武士、羽林、虎賁主要在敕勒族中挑選不同。但未見氐、羌。從《洛陽伽藍記》所述看來，似乎入侍只限於北邊的酋長。他們充任的如羽林監、殿中將軍是官，直寢等相當於清代的所謂「內廷當差」，不是正式的官，(36)因此往往另外給予某種將軍官號。
侍子自然也是「質子」。但是通過入侍，北魏政權常把這些酋長子弟提升高官，這就不僅是一個部落的酋長，而且參預了中央政權。上面所舉的這些人都是最高級的部落貴族，又和北魏朝廷有緊密的聯繫，在北鎮起義時也都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第三，在改鎮為州的地方，部落酋豪又成為地方大姓，通過州郡辟舉，以長史、主簿之類起家。《魏書》卷八《世宗紀》正始四年（507年）九月記載「夏州長史曹明謀反」。曹氏是統萬、朔方胡族酋豪，夏州即統萬鎮所改，曹明當是以地方大姓身份為長史。《金石萃編》卷三二《焦延昌造像碑》：
祖父故曹，為勾雷平奠將軍第一領□酋長
父拔拔，西夏朔方郡功曹
按西夏州當是西魏初設置，朔方郡由東夏州割屬。(37)《文苑英華》卷九〇五庾信《拓跋儉碑》：「大統元年，授持節西夏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郅支抱馬，如聞耿秉之戰；單于願識，似畏王商之威。」從所引典故，知為胡人聚居之地。焦延昌祖是領（民）酋長，父是郡功曹，乃以胡族酋豪被辟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九《劉懿墓誌》：
長子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都督肆州諸軍事、肆州刺史元孫
次子肆州主簿徽彥
劉懿即《北齊書》卷一九有傳的劉貴。傳稱「秀容陽曲人」，屬肆州。(38)他本是秀容胡人。(39)長子為肆州刺史，在當時所謂「衣錦」，認為一種「寵異」。次子任肆州主簿，與前焦拔拔同例。
焦、劉兩石刻時代較遲，(40)然在少數聚居之地設置州郡，辟舉酋豪子弟充任掾屬是必然的。正始三年（506年）秦州起義領導人呂苟兒是秦州主簿，又說是「羌」。(41)我們知道呂本是氐族大姓，魏時這裡的氐、羌已經不甚區別，所以稱之為「羌」。魏末南秦州刺史崔游曾辟仇池氐渠帥楊松柏為州主簿。(42)這兩個例子也可以作為旁證。
在改鎮為州地區，不管部落組織業已解散與否，酋豪們仍以大姓身份享受辟舉權力，他們也仍然掌握地方政權，並由此起家為官。
如上所述，通過原有世襲酋長的加委與封土，新酋長的委任，領民酋長子弟的入侍，敕勒豪富的選充殿中武士和羽林、虎賁，州郡的辟舉等措施，部落酋豪在本部內的統治地位獲得提高與加強，同時又扶植了一批新的酋豪。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享受鮮卑貴族與漢族門閥地主的特權，這就使他們的利益和北魏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走向一致。同時，通過這些措施，對於階級分化還不顯著的敕勒人顯然加速了它的進程。
不管山胡、敕勒的社會結構有如何的差別，在北魏末期，他們都有兩個相互對立的階級。一個是被統治階級，他們不僅受到北魏封建政權的剝削壓迫，而且也受到本族的奴隸主、封建主酋豪的剝削壓迫。另外一個是由新舊酋豪構成的統治階級，他們愈來愈變成整個北魏封建地主階級的構成分子，愈來愈成為北魏政權統治各少數族的政治力量。最終，他們不僅在階級利益上和自己本族人民相互對立，而且在民族利益上也日益從自己本族中分裂出來。這也是必然的，階級利益不一致，民族利益也不可能一致。階級矛盾是對抗性的，哪怕當時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族內的階級矛盾也還是不可調和，鬥爭也遠不會停止，只不過通常以反魏和擁魏的面貌出現。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或低估各族酋豪和北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人所共知，即使在同一族內，為了爭奪剝削人民的權益，統治階級內部也必然經常產生矛盾，這種矛盾有時也激化到武裝鬥爭的程度。北魏政權的強制遷徙，無休止地徵發兵馬牲口，受損害的首先是人民，而且歸根到底也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大量人口、牲畜的喪失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到酋豪們的利益。北魏政權雖然重視乃至扶植酋豪們的特殊地位，但畢竟不能完全與鮮卑貴族、漢族門閥地主平等，他們也會受到鎮將們的欺侮。為了恢復他們統治、剝削人民的獨占軌轍，乃至為了滿足其個人野心，各族酋豪在他們自己利益的基礎上也會反對民族歧視，也企圖擺脫北魏政權的控制。(43)這樣的矛盾本質上也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卻由於彼此處於不同的族類，也就給矛盾加上民族的色彩。由於對北魏政權存在著矛盾，酋豪們就有可能參加人民的反魏鬥爭，甚至常常作為起義的領導者出現。有的時候，酋豪們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發動的暴動和本族人民的利益完全相違反，或者在他們的領導下，把正義的人民反魏鬥爭引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階級利害既然不同，鬥爭的出發點及其目的也必然不同。這個分歧在鬥爭過程中遲早會暴露出來。
其次，各族酋豪一般地說和北魏政權的利益基本一致，同時又存在著矛盾，但是具體到大小酋豪又是有差別的。在矛盾極端尖銳，鬥爭激化的時候，各族酋豪內部又有分化，有堅決反對和鎮壓起義的最反動分子，有動搖妥協，參加了起義又投降了的分子，其中作為個別的人也有堅持鬥爭乃至殉難犧牲的，酋豪們內部的矛盾也必然在這時暴露出來。
三
北鎮是為外御茹茹、高車，內製山胡、敕勒而設置的，因而北鎮鎮民起義本身就意味著北魏控制力量的瓦解，從而鼓舞了山胡、敕勒的反魏起義。其次，由於鎮民中不少是從山胡、敕勒中徵發出來的，彼此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北鎮起義爆發後，大致自正始三年（506年）恢復北邊鎮戍以來，(44)入於低潮的山胡敕勒起義就又開展了反魏鬥爭高潮，和北鎮鎮民起義匯成一股洪流。
山胡起義大致爆發在三個區域。一是與沃野鎮相鄰的懷朔鎮。在懷朔鎮駐有破落韓部落。破落韓拔陵想即是從這個部落中徵發出來的沃野鎮戍兵。當他舉起了義旗後，他的同部就投入了戰鬥。世襲酋長破落韓孔雀被任為大都督，封平南王。(45)這個部落和起義軍一起作戰，直到起義軍被茹茹可汗率領的軍隊所鎮壓。破落韓孔雀的下落，據《魏書》卷九《肅宗紀》說，孝昌元年（525年）六月茹茹主阿那瓌打敗起義軍時犧牲了。但在《北齊書》他兒子《破六韓常傳》中卻說「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我們不能斷言哪一種說法正確。《魏書》卷三一《於栗磾附曾孫昕傳》提到「阿那瓌擒逆賊破落汗聽明、出六斤等」，沒有說孔雀。(46)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不管。總之，這個部落的人民參加了這次決戰，酋豪中有的犧牲了，有的在遭受挫折後就率部投降。
另外一個在懷朔鎮的胡部是万俟普所率領的。(47)破落韓拔陵起義後給他太尉的名義。以後他就「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民酋長」。《北史》卷五三《万俟普傳》說「破落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可以知道他原來不願意參加起義，只是在當時形勢下，不得不勉強接受太尉名義。他在什麼時候降魏，史無明文。
万俟普、破落韓常投降後沒有和六鎮流民一起南遷，他們挾持他們的部落成員留在河西。万俟普當了西魏秦州刺史，破落韓常也和他在一起。以後在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536年）又一起率部投降東魏。(48)
第二個區域是陝北的夏州、東夏州、豳州、北華州。這裡就是所謂「統萬胡」、「朔方胡」、「三城胡」的居地，胡族人民反魏鬥爭最活躍的場所之一。破落韓拔陵起義後，有一支起義軍南下，統萬胡人就「與相應接」，一起包圍了夏州。(49)夏州城中糧盡，刺史源子雍自己去到東夏州運糧，卻被朔方（東夏州屬郡）胡帥曹阿各拔俘虜。曹氏是胡姓大族，史籍紀載統萬、朔方、吐京胡人起義有好幾個姓曹的領導人。(50)但是曹阿各拔卻是個動搖分子，他開頭就不敢與北魏政權決裂，對被俘虜的源子雍十分尊敬，「常以民禮事之」。在源子雍的恫嚇誘惑下，他已準備投降。未及成事，他就死了。其弟曹桑生接任統帥，便公然降魏。使源子雍得以到達東夏州，搜括人民脂膏，「徵稅租粟」，運到夏州；二夏因此得以困守一個時期。這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起義軍聲勢很盛，源子雍原先帶的只是一些羸弱，又經邀截，大概留不了多少，他卻居然「轉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仍平東夏」。他的兵力突然雄厚起來，顯然是和曹桑生的投降有關。(51)源子雍得以困守二夏，不僅內仗夏州豪強宇文貴組織的反動武裝，而且還外倚朔方胡帥曹桑生之眾。
這個地區的起義軍雖以破落韓拔陵的旗幟舉事，但和高平鎮的起義軍有更密切的聯繫。《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524年）十月：「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壬午，詔都督北海王顥率諸將討之。」卷二一上《北海王詳附子顥傳》：「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台，以討明達。」宿勤明達、叱干騏雖接受胡琛的命令，卻不是高平人，他們實是二夏、豳、華的胡人起義軍首領。《魏書》卷七五《爾朱天光傳》，《周書》卷一四《賀拔岳傳》都稱宿勤明達為夏州人。他大概是已列於編戶的夏州胡人。宿勤即《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之宿六斤氏，乃赫連氏的分支，其族久居於統萬、朔方。(52)叱干也稱薛干，魏初是居於三城的一個胡人部落，《北史》卷九八《高車傳》附述薛幹部事，和鐵弗、赫連勃勃有密切關係。(53)叱乾和宿六斤一樣，部分成員遷到代京，成為代人，列於《官氏志》的四方內入諸姓內。但在原居地仍然存在他們的部落。《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東夏州徧城郡廣武縣有三城。叱干騏當亦是東夏州胡人。他們所統率的恐亦是二夏、豳、華的胡人及其他少數族人。所以《元顥墓誌》吹噓元顥西征功績，說什麼「英風暫馳，戎夷震懾，義聲所及，種落知歸」。事實上正好與墓誌的吹噓相反，孝昌元年（525年）春天，高平義軍万俟丑奴和宿勤明達進攻涇州，大敗政府軍，悍將崔延伯陣亡。(54)這時正當莫折念生領道的秦州起義軍為蕭寶夤所敗，破落韓拔陵領道的六鎮起義軍為茹茹軍所敗的時候。涇州之捷，挫敗了政府軍，北邊建立了以高平為中心的起義形勢。
宿勤明達、叱干騏等主要在二夏、豳、華活動。孝昌三年（527年）正月蕭寶夤又一次在涇州被秦州起義軍擊敗。北海王顥、夏州刺史源子雍、豳州刺史畢祖暉等紛紛棄城逃遁。東秦州刺史潘義淵投降起義軍，岐州城民執刺史魏蘭根接應高平起義軍入城。這時叱干騏占領了豳州，胡引祖占領了北華州。(55)夏州的情況不明。《源子雍傳》稱：「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眾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迫使夏州刺史源子雍棄城東遁。他走了後，可能即由宿勤明達占領。宿勤明達是堅持戰鬥到最後的一位胡人起義軍的領袖。直到爾朱天光入關，高平鎮、水洛城都已陷落，關隴起義軍已被鎮壓之後，他從平涼北走，「收聚部類」。那時叱干騏已降北魏，他「欲並其眾」，沒有成功，就還到東夏，在二夏地區堅持鬥爭。到普泰元年（531年）四月，爾朱天光北出夏州，才被擒殉難。(56)
二夏、豳、華的胡人起義是和過去歷次統萬、朔方胡人起義相銜接的。同時由於這一支起義軍是在高平鎮民起義領袖胡琛、万俟丑奴直接指揮下的，因而也成為高平起義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鎮鎮民來自各族。高平鎮本是赫連夏的重鎮，與六鎮建於空荒之地者有所不同，它的鎮民似乎仍以胡人為多，因此和二夏、豳、華的胡人更容易結合起來。(57)
第三個區域是在汾水兩岸，主要是西岸。《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524年）十二月稱：「汾州正平、平陽山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章武王融封爵，為大都督，率眾討之。」起義軍擊敗了章武王融，圍困汾州治所蒲子，迫使刺史裴良率城民逃奔西河郡。但西河也沒有守住，孝昌二年（526年）為起義軍攻取。(58)汾胡的活動是和二夏、豳、華的胡人起義軍有聯繫的。《北史》卷一八《章武王太洛附孫融傳》稱：「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是汾、夏並提。《魏書》卷四一《源賀附孫子雍傳》說他自夏州逃跑的時候，「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擒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按《水經》卷四《河水注》河水出龍門後云：「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縣西北梁山。」崌谷即鋸谷，在今陝西韓城縣，《隋書》卷二九《地理志》馮翊郡韓城縣之鬼谷，疑亦即此鋸谷。《河水注》下面又雲「其水（溟水）東南注於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棠橋當在此。下面的楊氏堡即楊氏壁，屢見《周書》，亦在韓城縣南。這些地名都可考，《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七《延安府》下以為當在今延水以南的洛川、宜川間是錯誤的。由此渡過黃河，即與當時活動於正平、五城龍門山區的汾胡相接。當時由夏州直到韓城，胡人起義軍處處屯聚，汾、夏交通線掌握在起義軍手中，可以推測彼此是有聯繫的。
充任鎮壓這個地區汾胡起義軍的劊子手是住在聞喜的門閥大地主裴氏。聞喜亦正平郡屬縣，胡人起義軍直接威脅了他們的老巢。北魏政權利用他們在本鄉的勢力，他們也必然出死力來對抗起義軍。裴延儁、裴良被任為西北道行台的尚書和左丞，裴慶孫組織地主武裝，協同政府軍作戰。(59)這支起義軍在敵人的殘酷鎮壓下遭到挫折。但不久在汾水上游的山胡劉蠡升重新集結了隊伍，進行反抗。(60)劉蠡升居於雲陽穀，建號稱帝，設置百官。東魏天平二年（535年）高歡偷襲蠡升，消滅了這個胡人政權，俘獲胡、魏五萬戶。下一年，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又聚眾反抗，「署立百官，年號平都」，也被高歡鎮壓。武定二年（544年），高歡又一次進攻山胡，「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61)
魏末汾胡起義仍是這一地區歷次起義的延續。但卻具有過去未見的特點。第一，除了劉蠡升以外，胡族大姓劉、曹沒有作為首領出現。見於《裴良傳》的吐京群胡薛羽，五城郡胡馮宜都、賀悅回成，見於《裴慶孫傳》的有稱王的吐京胡薛悉公、馬牒騰、郭康兒和被稱為「賊帥」的范多、范安族。這些姓氏像是漢姓，在汾胡中很少見到。(62)這個現象我們還難以判斷，是改了漢姓呢？還是本是漢人。(63)但卻可以反映在這次起義中舊的劉、曹諸酋豪不居於重要地位。第二，宗教活動在這次起義中極為顯著。《裴良傳》說：「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這種服色是流行的彌勒教派特徵。(64)劉蠡升也是「自雲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65)蠡升雖然姓劉，可能並非世襲酋豪或有權勢的人，所以需要以宗教來擴大影響。
《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記載著兩起胡人起義。一是「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於破郡，(66)殺太守」。這件事沒有年月，但記於李崇北征茹茹後，南秀容牧子起義，殺太僕卿陸延前，應在正光四年（523年）四月至五年八月間。爾朱榮充當屠殺起義軍的劊子手便是從這一次開刀的。二是「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瓜」字當是「汾」或「並」之訛。「內附胡乞」下有脫文，也可能是上面「內附胡乞扶莫於」的衍文。步落堅自即步落稽，即稽胡。劉阿如和劉蠡升不知道有沒有關係。這兩次起義都在汾水東岸的肆州或其屬郡秀容，即被秀容反動頭子契胡大畜牧主酋長爾朱榮所鎮壓。
在上面我們敘述了三個區域的胡人起義，秦隴地區我們打算另外討論，這裡沒有涉及，薄骨律鎮的胡人起義缺乏記載，大體包括在牧子之中，在上一篇論文中已經談到，也不再重複。從上面所述的情況看來，從破落韓拔陵起義之後，具有長期鬥爭歷史的胡人同時並起，和北鎮起義相互呼應，甚至直接成為北鎮起義軍的組成部分。因此《元天穆墓誌》竟然把整個的北邊起義說成「山胡逆命」。魏末胡人起義是和北魏建國以來無數次反魏起義相銜接的，反對民族壓迫的性質很明顯。但決不是全部胡人都參加了鬥爭行列，胡人中居於統治地位的酋豪們除了個別以外，或者是像爾朱榮那樣自始至終堅決以血腥鎮壓為己任的反動頭子，或者是猶豫動搖，終於叛變投降，破落韓常、万俟普、曹阿各拔弟兄都是這樣。宿勤明達是最堅決的胡人起義領袖，他不像是酋長。汾胡起義軍的領道人中沒有出現叛變分子，他們不是傳統的酋豪。酋豪中像爾朱榮那樣的人也是不多的。他不僅是一般的領民酋長，而且他自己是南安王元楨的女婿，(67)他的女兒是肅宗妃嬪，(68)和皇室有特殊關係。他的貴族身份決定他的反動活動。万俟普諸人是世襲酋豪，但在朝廷沒有什麼地位，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他們反對或者不願意參加反魏鬥爭，從他們的現有地位來說反魏是冒一種風險，所以曹阿各拔一經源子雍「曉以安危」，就立刻動搖。這一批人也終於跑到北魏的陣營中去了。
兩個階級，兩種立場的情況在敕勒族中甚至更為明顯。
起來響應北鎮起義的敕勒人分布很廣。遍布北邊的東西敕勒，大致在正光五年（524年）已經一起發動。(69)但關於敕勒起義的記載卻很缺乏，所見到的只有西部敕勒，而主要是斛律部、叱列部的活動。《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
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那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金）初為軍主……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二領民酋長……
金兄平……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為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眾南出，至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爾朱榮，待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酋長。
斛律部居於朔州，亦即懷朔鎮。這個部落內徙很早，人口相當多。斛律金的祖先是部落的世襲酋長。他一度參加起義後，就叛變降魏。本傳說他詣雲州請降，看來時間相當早。據《魏書》卷四四《費於附孫穆傳》，他在李崇、元淵自雲州（那時還叫朔州）退還平城時，留下他守城，這時雲州已在起義軍包圍中，「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費穆不知於何時逃遁，但總在孝昌元年（525年）七月破落韓拔陵領道的起義軍戰敗之先。斛律金既然於雲中（即雲州）降魏，雲州自必尚在政府軍手中。所以他降魏可以肯定正當起義軍聲勢極盛之際。(70)他的哥哥斛律平隨尉賓北征，乃是正光四年（523年）李崇北征茹茹事，和六鎮起義無關。(71)但所云「軍敗，為賊所虜」，卻又不可能為茹茹所虜，因為李崇出征，根本沒有和茹茹接觸就還來了。傳所云之「賊」，當指北鎮起義軍。他不願留在起義軍中，脫身逃走，干鎮壓起義軍的活動。他們弟兄二人大概留在雲中不久，孝昌元年（525年）初就跟隨費穆棄城逃跑。以後又逃奔秀容，依託爾朱榮。斛律部人民參加了這場戰爭，但被他們的酋長出賣了。
朔州斛律部的世襲酋長還有個斛律羌舉，他以後「從爾朱兆入洛」，不知何時投奔秀容。(72)
斛律部的酋長投降了，但是斛律部卻仍有人堅持鬥爭。《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526年）三月稱「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河西牧子通連」。那時破落韓拔陵起義軍已被鎮壓，起義中心已移河北。但河西牧子和二夏、豳、華及高平的起義形勢還在發展，形成了另一個中心。斛律洛陽為首的這支義軍就聯繫牧子，繼續展開戰鬥。起義地點在桑乾西，據《水經》卷十三《水注》魏所置桑乾郡即在黃瓜堆東。這個地方正是斛律金被起義軍截擊，「部眾離散」之處。(73)很可能斛律部人不願隨他們的酋長投奔秀容，在起義軍邀截時拋掉酋長，留在那裡。隨後又發動了起義。《北齊書》卷二〇《叱列平傳》稱：「後牧子作亂，劉胡侖、斛律可那律俱時構逆，以平為都督，討定胡侖等。」斛律洛陽和可那律的關係不明了。但他們都與牧子有聯繫。鎮壓斛律洛陽的是爾朱榮，(74)叱列平是他的親信，也許實是一事。劉胡侖據《北齊書》卷一九《高市貴傳》稱為「恆州內部敕勒劉侖」，「內」當是「西」之訛，則也是西部敕勒人。此外《周書》卷一五《于謹傳》說「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似在較早時。
西部敕勒中曾經起義的部落還有個叱列部。《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列載被他鎮壓的起義軍，其中之一是：
敕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
「北列」是「叱列」之訛。《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恆州善無郡屬縣有沃陽，其地在善無西北，這裡當是叱列部所居地。起義時間據《爾朱榮傳》列在斛律洛陽起義前。叱列部人曾經起義，但這個部落的酋豪見於記載的都是鎮壓起義軍的反動人物，其中被鎮壓的也包括他們本族人民。上舉叱列平，就曾經鎮壓敕勒劉胡侖、斛律可那律的起義。本傳說他「代郡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又說他「襲第一領民酋長，臨江伯」。按卷七四《爾朱榮傳》稱他為「西部高車叱列殺鬼」，所謂「代郡西部人」也即是劉胡侖之「恆州西部敕勒」。這一家是在北魏朝廷有地位的敕勒貴族。他的叔父叱列延慶《魏書》卷八〇有傳，從叱列延慶的曾祖以來便世襲臨江伯，父親在孝文帝時任越騎校尉。延慶入侍朝廷，當直後。後來隨爾朱榮入洛，參加鎮壓葛榮領道的起義軍，「除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延慶是爾朱世隆的姊婿，叔侄二人是爾朱榮的至親和爪牙。又《周書》卷二〇《叱列伏龜傳》：
代郡西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為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嗣父業，復為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524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為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
「叱列伏」一作「叱伏列」，亦即叱列。(75)稱「代郡西部人」，與叱列延慶、叱列平同例。他所以除善無郡守，即因家於善無。叱列延慶和他什麼關係雖不知道，想必是一個家族。叱列延慶叔侄為第一領民酋長是較晚的事，可能他襲職在先。他一開始就從事鎮壓北鎮起義軍的活動。以後他跟著高歡，沙苑之戰被西魏所俘，傳稱宇文泰「以其豪門，解縛禮之」，可知這個家族在北邊的聲勢。
從叱列部三個酋長的行動上，證明他們是和敕勒族乃至本部落的人民相對立的。
關於西部敕勒，史籍上還記載著如下的一件事。《周書》卷一五《于謹傳》：
正光四年（523年），行台廣陽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遂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時魏末亂，群盜蜂起。謹乃從容謂廣陽王曰：「……今殿下奉義行誅，還臨關塞，然醜類蟻聚，其徒實繁，若極武窮兵，恐非計之上者。謹愿稟大王之威略，馳往喻之，必不勞兵甲，可致清盪。」廣陽王然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76)謹曰：「破六汗拔陵兵眾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眾。
傳稱正光四年自為五年之誤。《通鑑》卷一五〇把此事置於梁普通六年即魏孝昌元年（525年）六月。所以置於此時，當因傳稱破落韓拔陵兵眾不少，而七月則拔陵已為阿那瓌所敗，但確切時間很難斷定。
于謹的陰謀，第一步是離間分化，誘使敕勒酋長投降；第二步是讓起義軍要擊敕勒，使兩敗俱傷，他坐收其利。這一回對於整個北邊起義形勢有嚴重的影響，西部敕勒的主力在這次恐怕損失殆盡。當然，這件事主要出於敵人的狡計，但酋豪們的妥協投降卻是狡計得逞的關鍵。還應當指出，乜列河等降附時破落韓拔陵的起義軍還是「兵眾不少」，不是最後被擊敗的時候。
東西部敕勒在六鎮還沒有全面發動時就已經起來響應破落韓拔陵，曾使北魏統治者大為震驚。敕勒人的起義也是和過去歷次的鬥爭聯繫著的。它是又一次的擺脫北魏民族壓迫的鬥爭，同胡人一樣，在這次起義過程中，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敕勒族內的階級鬥爭十分尖銳。叱列部的三個世襲酋豪一貫敵視起義軍，從記載上他們像爾朱榮家族一樣和北魏朝廷有特殊的關係。斛律金弟兄和酋長乜列河等，一度參加了起義，但終於叛變投降，出賣其本族人民，給整個北邊起義造成嚴重的損害。儘管如此，敕勒人的鬥爭即使在破落韓拔陵領導的起義已被鎮壓之後，也仍在繼續。在反魏和附魏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正是反映了在同一族內不同的階級利益。
四
山胡、敕勒的起義是民族鬥爭，北鎮鎮民的起義是階級鬥爭。由於都在北邊，鬥爭交織在一起，也由於北鎮鎮民不少來自山胡及其他各族，因此給北鎮鎮民起義帶來民族鬥爭的色彩，但畢竟是有區別的。
中國從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封建社會中，各族人民通過經濟、文化交流，建立友好關係，也通過共同的反抗封建統治建立戰鬥的友誼。無須諱言，歷史上也曾經發生各族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但是這種戰爭的根源只可能在兩族或若干族的統治階級之間產生而不可能在人民之間產生。雖然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的差異，不同族的人民也有民族隔閡，從而產生一定的狹隘的民族情緒，但這畢竟是次要的，一般不會導致真正的戰爭。
歷史上由少數族進行的民族鬥爭存在著不同情況。一種是反對民族掠奪、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鬥爭，這完全是正義的。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鬥爭就是指這類正義的鬥爭。另外一種是由統治階級或上層貴族挑起來的，他們煽動和利用所屬人民的民族情緒來鞏固或恢復其落後統治，並進行民族掠奪和民族報復。這是違背人民利益的，非正義的。
由於鬥爭是以民族的名義進行的，由於各種矛盾交互滲透，更由於統治者總是企圖利用其本族人民的力量來達到他們的階級目的，因此往往令人迷惑。為了弄清楚它的性質，我們必須以階級觀點來具體分析。首先是必須把一定的民族鬥爭納入整個歷史時期的階級鬥爭形勢的範圍內，具體觀察族內的階級動態，觀察和鬥爭聯繫著的不同族的人民間、統治階級間的關係，最後從歷史發展傾向來考察其作用。
根據這一些分析，我們認為北魏末年山胡、敕勒的反魏鬥爭是正義的。這是因為：
首先推翻北魏政權的腐朽統治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由北鎮鎮民起義開始的遍及於北魏全境的人民起義包括了漢族、山胡、敕勒、氐、羌、蠻乃至皇室的本族鮮卑人。這時北魏政權早就是代表鮮卑、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權。構成最高統治集團的是門閥化的鮮卑貴族和漢族門閥地主。對於廣大人民來說，他們反對鮮卑、漢族地主階級及其政權，已經不只是反對拓跋族統治者的問題，因而在廣大地區內階級矛盾處於主導地位，北鎮鎮民起義便是階級鬥爭性質。北魏的北方邊境上住著許多少數族，他們和北魏政權的矛盾仍然是民族矛盾。少數族人民反抗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鬥爭，鋒芒指向組成北魏政權的鮮卑貴族和漢族門閥地主，因而實質上也是階級鬥爭。由於鬥爭目標的一致性，山胡、敕勒的起義不僅和北鎮鎮民起義交織在一起，匯成反魏洪流，而且也是整個大起義的組成部分。這次大起義沉重打擊了各地豪強地主，打擊了北魏政權並促使其崩潰。特別是通過共同鬥爭，各族人民將在共同的階級利益上逐漸消除民族隔閡，從而推動各族人民的融合（廣泛意義上的融合）。雖然由於山胡、敕勒人民的起義或者很快就被鎮壓，或者局限在山谷地區，沒有進入中原，直接的效果不顯著，融合也還要一個較長期的過程，但是在總的鬥爭形勢中，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
我們在上面說過，魏末山胡、敕勒人民的起義是和長期以來的鬥爭聯繫著的，長達百年的前仆後繼的鬥爭不僅加強了他們本族內部各部落間的聯繫，使魏末形成整個胡人與整個東西敕勒一時並起的形勢，而且也加強了與當地包括漢族、鮮卑在內的人民的聯繫，形成北鎮鎮民、河西牧子一時俱起、相互支援的形勢。長期的鬥爭不僅每一次都打擊了北魏的統治，而且還制止了北魏統治者的南侵，其性質是正義的，作用也是積極的。判斷這次起義的性質和作用不僅要和同時俱起的起義浪潮聯繫起來，而且也要和貫串著北魏歷史的山胡、敕勒的反抗鬥爭聯繫起來。
我們也還看到，山胡、敕勒的起義，一開始就遭到他們本族的大酋長、大貴族的鎮壓。在鬥爭十分激烈的時刻，一度參加起義的貴族酋豪就動搖妥協，投降北魏。從這個跡象可以看出，由於階級利益的一致性，山胡、敕勒人民和北鎮以及其他地區的人民站在一邊，他們的貴族酋豪卻遲早站到了北魏政府這一邊。族內階級的對立充分說明起義是違背貴族酋豪們的意圖的。對立的形勢非常清楚，如果否定山胡、敕勒起義的正義性，那麼是非就得顛倒過來，鎮壓起義的大酋長、大貴族爾朱榮、叱列伏龜等以及河東大門閥地主裴良等都將站在正義的一方，當然很少有人作這樣的論斷。
（本文由黃惠賢同志協助收集資料，並聯名發表於1964年《武漢大學學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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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肆陸。
(2) 《北齊書》卷二七《破六韓常傳》。
(3) 在北魏初期自汾河東岸以至太行山區，如上黨等地還有很多胡人居住。《魏書》卷三《太宗紀》神瑞二年（415年）以白亞栗斯為首的河西胡人起義便在上黨。但魏末汾東的胡人除肆州（即今山西忻縣）以外就很少見了。
(4)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眾二萬攻其杏城以南郡縣，屯於馬蘭山……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轂懼而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眾。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同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還見到貳城胡曹寅。
(5) 肆盧鎮改肆州，吐京鎮改汾州並見《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志》雖不舉鎮名，但據有關諸傳，可以知道。六壁鎮改西河郡見《水經》卷六《汾水注》。
(6) 《元和郡縣誌》卷一四石州離石縣條：「本漢舊縣……漢末荒廢，魏黃初復置，後陷劉元海，石勒改為永石郡」，「後魏明帝改為離石鎮」，《太平寰宇記》卷四二石州條稱（北齊）天保三年（552年）改為昌化縣。知魏末至東魏有此鎮。
(7) 秀容、陽曲兩護軍見《水經》卷六《汾水注》。
(8) 統萬鎮改夏州見《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志》又於東夏州下云：「延昌二年置。」卷四二《薛辯附曾孫和傳》稱：「永平四年（511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州之眾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知是夏州之分。
(9) 《魏書》卷二七《穆崇附玄孫羆傳》：「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從這條記載可知吐京鎮改州之後，胡人列於編戶，由地方官統治。
(10) 見《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北地、雕陰、延安、朔方等郡，卷三〇《地理志》下龍泉、離石等郡。
(11) 《魏書》卷二八《劉潔傳》提到「潔與建寧王崇督諸軍，於三城胡部中簡兵六千，將以戍姑臧」，遭到胡人的反抗。魏軍進行了殘酷鎮壓。卷五〇《尉元傳》，說彭城的戍兵，多是胡人，這些強制徵發來的胡兵曾經進行武裝鬥爭，尉元為此深感不安。
(12) 《北史》卷九八《高車傳》末說道武帝破滅了薛幹部，「徙其人（民）而還」。薛幹部居於三城，這次遷徙了一部分，但以後的三城胡可能還是和薛幹部有聯繫的。《魏書》卷二八《庾業延傳》稱：「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據卷二《太祖紀》，這事發生在天興元年（398年）。卷四下《世祖紀》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記載太武帝「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在真君九年（448年）又曾徙西河、離石胡五千餘家於京師。此外本紀所載「內屬」、「內附」的胡族部落，通常即指徙入畿內而言。
(13)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143頁。
(14) 《通鑑》卷一三三，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三月，簡西部敕勒為殿中武士條胡註：「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車、敕勒皆來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周塞外以西謂之西部，以東謂之東部，依漠南而居者謂之北部。」按胡注似誤以高車、敕勒為二。所云北部似乎無此稱謂。《魏書》卷四上《世祖紀》記神四年（431年）十月稱：「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於，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胡注當據此，但此北部敕勒恐即指塞外高車。東西部敕勒以後常見，其分布大體如胡注的分界，但亦不知胡注所本。
(15) 《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16) 關於敕勒人的反魏鬥爭具見周一良同志的論文，《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140～144頁。
(17)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卷一六《京兆王黎附孫繼傳》、《北史》卷九八《高車傳》。《魏書》卷四一《源賀附子懷傳》，他在正始元年（504年）到北邊去巡視諸鎮，上表說：「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盪盡。」可知這次敕勒的反抗，加上旱災使北鎮幾乎廢毀，直到景明四年（503年）才「復鎮陰山」，則在此以前處於最前線的軍鎮已廢棄或後撤可知。
(18) 《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已亡，後人即以《北史》補。
(19) 《周書》卷四九《稽胡傳》。《北史》卷六《齊本紀》上亦有天平三年（536年）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的事。
(20) 關於領民酋長，周一良同志有詳細考證，見《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本文很多採取了一良同志的研究成果。
(21) 《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說他的父親爾朱新興「家世豪擅，財貨豐贏……牛羊駝馬，色別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這樣多的牲口，誰替他放牧的呢？可能有奴隸。但他既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又是部落酋長，自然可以役使部落成員。
(22) 《魏書》卷二三《劉庫仁傳》：「庫仁西征厙狄部，大獲畜產，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又卷二《太祖紀》天興二年（399年）三月稱庾真、奚斤「討厙狄部帥葉亦干、宥連部帥竇羽泥於太渾川，破之。厙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內附」。善無不在桑乾河傍，也許是天興二年所徙，也可能即是所云太渾川之原居地。
(23)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182頁。
(24) 《魏書》卷八三上《外戚賀訥傳》。
(25) 《周書》卷二五《李賢傳》：「隴西成紀人也。」《北史》卷五九《李賢傳》卻說：「自雲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李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回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所謂隴西成紀，或隴西狄道人，是因自稱為李陵之後。在當時這種依託是很流行的。
(26) 魏初充任羽林郎的都是貴族子弟，如長孫肥之子陳、弟亦干（見《魏書》卷二六《長孫肥傳》），又如劉尼（卷三〇本傳）。
(27) 遷洛以後，特別是太和二十年定姓族之後，貴族起家大抵和南朝相似。《通典》卷一六載肅宗時清河王懌上表所舉「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著，下逮御史長兼」，又提到「公府正佐」「上宰行僚」，知魏末貴族起家以散騎侍郎、秘書郎、著作郎為上，還有三公府（包括大司馬、大將軍）的高級掾屬。羽林虎賁是寒人起家的道路。《魏書》卷九三《恩幸寇猛傳》說「少以姿干充虎賁，稍遷羽林中郎」。寇猛自稱上谷寇氏，實是寒人。
(28) 《魏書》卷六四《張彝傳》。
(29) 《魏書》卷六六《崔亮傳》。
(30)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魏書》卷一四《順陽公郁傳》：「高宗時，位殿中尚書……高宗崩，乙渾專權……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
(31) 《魏書》卷八二《常景傳》。
(32)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傳》，又《厙狄干傳》，《魏書》卷一五《元暉傳》。
(33)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傳》。
(34) 《北史》卷六《齊本紀》上。
(35) 《北朝胡姓考內篇四》「狄氏」條（185頁）疑厙狄氏即高車狄氏。又以為諸姓氏書所云「厙狄氏為鮮卑段匹磾之後」，據《周書》卷三三《厙狄峙傳》，乃「厙狄峙個人家世，非厙狄氏皆為匹磾之裔也」。但也認為厙狄干「當亦段氏之裔」。若如此說，則厙狄部有兩種來源。但出於高車似無確據。
(36) 《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准中正。」按「比視官」即是品令所不載的非正式官吏，或差遣。
(37) 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卷一，朔方郡有關於西夏州的詳細考證。
(38) 《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陽曲屬永安郡，不屬秀容。然《志》乃「錄武定之世」（543—549年），志立於興和二年（540年），在武定前或曾改錄。又志稱「弘農華陰人」，乃依託郡望。
(39) 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一跋此志已疑「劉懿實出左賢王去卑之後」。周一良同志《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文中更引《北史》卷三一《高昂傳》劉貴稱漢人為「頭錢價漢」的話，證其為胡人，甚確。
(40) 《焦延昌造像》不紀年月，王昶跋，以《曹續生造像》有焦姓沙彌比丘五人，而此刻末有「威列將軍□□令、□陽縣開國男□續□乘馬」，其官與《曹續生造像》合，以為「當與彼碑同時（大統五年即539年）同地所立」，甚是。《劉懿墓誌》是東魏興和二年（540年）。都在北鎮起義後。
(41) 《魏書》卷八《世宗紀》、卷一九上《濟陰王小新成附子麗傳》、卷五八《楊播附弟椿傳》。
(42) 《魏書》卷五七《崔游傳》。
(43) 《魏書》卷四〇《陸俟傳》說太武帝時陸俟為懷荒鎮將，諸高車莫弗控訴他嚴急，「待下無恩」，要求前鎮將郎孤還任。太武帝接受了這個請求。到明年，諸莫弗又殺掉郎孤，發生了暴動。陸俟認為郎孤被殺的原因是由於開始「專欲以恩惠治之」，弄得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於是「人懷怨懟」，引起暴動。這件事發生在早期，那時敕勒人的階級分化還不甚顯著，因此莫弗亦即酋長們的行動還不能說只代表他們本身的利益。但可以看出莫弗是在鎮將控制下的，這種情況在後期基本上也存在。
(44) 《魏書》卷四一《源賀附子懷傳》。
(45) 《北齊書》卷二七《破六韓常傳》。
(46) 《北史》卷五三《破六韓常傳》說「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爾朱榮」。刪去從拔陵事，又似其降在拔陵沒有戰敗之前。那麼孔雀降後，他的部落至少有一部分留在起義陣營中，參加了與茹茹軍的決戰。
(47) 《北齊書》卷二七《万俟普傳》「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太平是朔州屬郡，朔州為懷朔鎮所改。《北朝胡姓考·外篇一》「万俟氏」條據《續高僧傳》卷三《那連提黎耶舍傳》以為万俟氏是鮮卑族。但齊周時期鮮卑名稱極為廣泛，凡非漢族北鎮人之內遷者往往稱為鮮卑，甚至自雲渤海高氏之高歡一家，也自居為鮮卑。史稱匈奴別種通常是指胡人，又《周書》卷一四《賀拔岳傳》稱万俟普子受洛干為費也頭。費也頭是牧子，則是表示其身份，而非種族。
(48) 《北史》卷六《齊本紀》上、《周書》卷二《文帝紀》下、《北史》卷五三本傳。
(49) 《周書》卷一九《宇文貴傳》稱「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魏書》卷四一《源賀傳附孫子雍傳》稱「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為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知當時破落韓拔陵曾遣軍南下，與當地胡人起義軍一起圍城。
(50) 《魏書》卷四下《世祖紀》太平真君八年（447年）稱「山胡曹仆渾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卷七上《高祖紀》延興元年（471年）「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樓堡，殺軍將」，卷八《世宗紀》正始四年（507年）「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51) 以上均見《魏書》卷四一《源賀附孫子雍傳》。
(52) 《魏書》卷三〇《宿石傳》：「朔方人也，赫連屈孑弟文陳之曾孫也。」卷一一三《官氏志》：「宿六斤氏後改為宿氏。」《北朝胡姓考內篇》「宿氏」條（154頁）以為「宿勤氏與宿六斤氏的地望相合，『勤』『斤』音又極近，疑宿勤即宿六斤之省譯」。
(53) 《北朝胡姓考內篇四》「薛氏」條（204頁）。
(54) 《魏書》卷七三《崔延伯傳》。
(55) 以上並見《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三年、《魏書》卷四一《源賀附孫子雍傳》。
(56) 《魏書》卷七五《爾朱天光傳》、卷一一《前廢帝紀》。
(57) 首義的胡琛，據《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524年）四月條，但稱為「高平酋長」，沒有說哪一族。《北史》卷四八《爾朱榮附從子天光傳》始稱他為敕勒酋長。《北史》卷四八《爾朱天光傳》較《魏書》卷七五《天光傳》增加了關於胡琛的一些事，乃采自別的資料，如破落韓拔陵作「夤」，魏、周、齊三書都無此寫法。但這個資料很難憑信，例如說破落韓拔陵派人殺胡琛，就是很離奇的捏造。因為直到拔陵敗後，胡琛還活著。以胡琛為敕勒酋長大致也出於這個資料，我們就不能信此孤證。而且在高平起義軍將領中一個也找不出敕勒人，這也是和領袖為敕勒酋長之說合不上的。我以為較大可能是胡族酋長。繼任領袖万俟丑奴，據《北齊書》卷二七《万俟普傳》，乃匈奴別種，亦即胡人。《周書》卷二五《李賢傳》提到和万俟道洛一起守高平的一位將領費連少渾，《北朝胡姓考內篇四》「費氏」條（208頁）據《通鑑考異》引《十六國春秋鈔》和《魏書》卷四四《費干傳》證明費連是赫連屬部。而且此部可能長期以來就居於高平。《北史》卷四八《爾朱天光傳》又說高平首義的鎮民叫赫連貴恩，其為鐵弗族更不須說。《魏書》卷五六《崔辯附子模傳》載有万俟丑奴將郝虎，郝是稽胡姓，也是匈奴姓，自是胡人。見於記載的高平起義軍將領必定還有鮮卑人、敕勒人等。如見於《魏書》卷七五《爾朱天光傳》的太尉侯伏侯元進，行台尉遲菩薩，見於卷八〇《賀拔岳傳》的侯機長貴，便可能是鮮卑或其他非胡族的少數族人。
(58) 《魏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
(59) 以上並見《魏書》卷六九《裴延儁》、《裴良》、《裴慶孫》等傳。
(60) 《魏書》卷六九，裴氏諸傳。《周書》卷四九《稽胡傳》。
(61) 以上並見《北史》卷六《齊本紀》上。
(62) 《魏書》卷四二《薛辯傳》。蜀人在魏末也曾暴動，但在豪族地主控制下完全成為軍事割據的活動。又蜀人在魏末雖然仍被認為少數族人之一，實際上和漢人看不出有任何區別。薛氏雖也有由胡部薛干或比干所改，但汾胡中從未見過，而近鄰河東薛氏乃是漢化的蜀人。《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173～174頁有考。
(63) 汾河區域內胡人是與漢人錯居的，高歡滅掉劉蠡升的王國時，就獲得胡、魏五萬戶。
(64) 《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六年（610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以後在唐代也有關於這種穿白衣的彌勒教徒的記載。
(65) 《魏書》卷六九《裴良傳》。
(66) 《通鑑》卷一五〇梁普通五年（524年）八月作「乞伏莫於」。然《冊府元龜》卷三五四《將帥部》《立功》亦作「乞扶」，或是《通鑑》以「乞扶」不經見，故改「乞伏」。
(67) 《魏書》卷一九下《南安王楨附孫略傳》云：「爾朱榮，略之姑父，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爾朱榮對他的岳家是不滿的，但這是另一回事。在孝文定姓族之後，他還能與皇室結親，說明他的家族有特殊地位。
(68) 《北史》卷四八《爾朱榮傳》。
(69) 《北史》卷一六《廣陽王建附孫深傳》稱深上表說「二部高車亦同惡黨」，其時在正光五年（524年）七月崔暹敗於白道之後。傳又云：「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魏書》卷九《肅宗紀》改鎮為州之詔在這年八月。
(70) 《北齊書》卷一五《厙狄干傳》說：「孝昌元年（525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於爾朱榮。」和斛律金弟兄都是先投雲中，後歸爾朱榮。
(71) 《魏書》卷二六《尉古真附從曾孫慶賓傳》。
(72) 《北齊書》卷二〇《斛律羌舉傳》。
(73) 《傳》稱為杜洛周所破是可疑的，因為杜洛周起於上谷，南攻燕州，入河北，似未向平城以西發展。
(74) 《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又見《魏書》卷九《肅宗紀》。
(75) 《北朝胡姓考外篇四》「李氏」條注四。
(76) 《通典》卷一五六《兵九》作「析敦嶺」，《北史》卷二三《於栗磾附六世孫謹傳》作「折郭嶺」，疑作「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