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心咖啡館之歌 · 澤倫斯基夫人和芬蘭國王
在布魯克先生看來，澤倫斯基夫人接受賴德大學音樂系的教職，完全歸功於作為系主任的他。學院對此則深感幸運：無論是作為教師還是作曲家，澤倫斯基夫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布魯克先生主動承擔了為她尋找住處的責任——一棟舒適的帶花園的房子，在他自己住的公寓樓的隔壁，去學校也很方便。
澤倫斯基夫人來韋斯特布里奇之前，這裡沒人認識她。布魯克先生曾在一本音樂雜誌上看到過她的照片，他也曾就某件布克斯特胡德注11手稿的真偽寫信諮詢過她。而且，當她做出加入音樂系的決定之後，他們還就一些具體事宜通過幾封信和電報。她寫的信字跡工整清晰，唯一不尋常的是信里偶爾會提到一些布魯克先生完全不知道的人和事，諸如「里斯本的黃貓」或「可憐的海因里希」。對於這些疏忽，布魯克先生把它歸結於她和家人設法逃離歐洲所導致的混淆。
從某種程度上說，布魯克先生算得上是個淡泊的人；多年浸淫莫扎特小步舞曲，講解降七和小三和弦給了他一種職業的警覺和耐心。多數情況下，他不喜歡議論別人。他厭惡學術界的客套和各式各樣的委員會。多年前，當音樂系決定召集大家去薩爾茨堡注12度夏，布魯克先生在最後一刻逃脫了，獨自一人去秘魯旅行了一趟。他自己有些怪癖，也能夠容忍別人的古怪行為。實際上，他覺得那些顯得荒唐的事情更有意思。常常，在面臨沉悶和僵持的場面時，他心裡會感到一陣竊喜，溫和的長臉繃緊了，灰色的眼睛也明亮起來。
秋季開學前的一個禮拜，布魯克先生去韋斯特布里奇火車站接澤倫斯基夫人。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她。一位個頭很高、身材挺拔的女人，她臉色蒼白，顯得有點憔悴。她的眼底有深色的陰影，額頭那裡參差不齊的黑髮向後梳。她的一雙手大而精緻，不過看上去很髒。她給人的整體感覺是高貴且深奧，這讓布魯克先生遲疑了一下，站在那裡緊張地解開襯衣的袖扣。儘管她的衣著（一條黑長裙和一件破舊的皮夾克）很一般，卻隱約給人一種優雅的感覺。澤倫斯基夫人帶著三個男孩，年齡在六歲到十歲之間，全長著金髮，他們眼神木然，但都很漂亮。還有一位老婦人，後來才知道她是位芬蘭女傭。
這就是他在車站接到的那一伙人。他們僅有的行李是兩大箱子手稿，其餘的隨身物品在斯普林菲爾德車站換車時弄丟了。這樣的事情也在所難免。當布魯克先生把他們全家塞進一輛計程車後，他以為最困難的部分已經過去了，可是澤倫斯基夫人卻突然試圖從他腿上跨過去下車。
「我的天哪，」她說，「我落下了我的——你怎麼說那個？——我的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手錶？」布魯克先生問道。
「哦，不是！」她激動地說道，「你知道吧，我的滴答——滴答——滴答。」她把食指像鐘擺一樣從一邊晃到另一邊。
「滴答——滴答，」布魯克先生嘴裡說著，兩隻手摁住自己的腦門，閉上了眼睛，「你不會是在說節拍器吧？」
「是的，是的！我想我肯定是在換火車的時候把它弄丟了。」
布魯克先生設法安撫住了她，他甚至豪氣沖天地許諾說他明天就幫她找一個。不過與此同時他不免暗自嘀咕，一個人丟失了那麼多的行李，卻在為一個節拍器而大驚小怪，這未免有點蹊蹺。
澤倫斯基全家搬進了布魯克先生隔壁的那棟房子，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三個男孩都很文靜。他們的名字分別是西格蒙特、鮑里斯和薩米。他們總待在一起，一個跟著一個排成一路縱隊，領頭的通常是西格蒙特。他們自己說著一種聽上去很急切的家庭世界語，由俄語、法語、芬蘭語、德語和英語混合而成。其他人在場時他們則出奇地安靜。不過並不是澤倫斯基家的人說過或做過的某件事情讓布魯克先生感到不自在，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和澤倫斯基家的男孩待在同一個房間裡他會下意識地感到不安，最終他意識到引起他不安的是澤倫斯基家的男孩從來不走在地毯上，他們排成一隊繞過地毯，走在光禿禿的地板上，如果一個房間裡鋪了地毯，他們則站在門口不進去。還有一件事，已經搬來好幾個禮拜了，澤倫斯基夫人似乎沒把心思花在布置房間上，除了一張桌子和幾張床以外，沒再添置其他家具。大門白天黑夜都敞開著，沒過多久，這棟房子就呈現出被遺棄多年的老房子的那種詭異荒涼的模樣。
而學院則對澤倫斯基夫人十二分地滿意。她的教學狂熱而執著。如果哪個瑪麗·歐文或伯娜丁·史密斯把斯卡拉蒂顫音彈得不夠清晰，她會勃然大怒。她從學校找來四架鋼琴，安排四個暈頭轉向的學生同時彈奏巴赫的賦格曲。系裡她那一頭格外地喧囂，但澤倫斯基夫人似乎缺根神經，完全不受噪音的影響，如果依靠純粹的意願和努力就能夠理解一個音樂理念的話，那麼賴德大學沒有人比她做得更好。晚上，澤倫斯基夫人忙著譜寫她的第十二交響曲。她似乎從來不睡覺，不管晚上什麼時間，只要布魯克先生從他客廳窗口向外張望，就能看見她工作室里亮著的燈。不，不是專業方面的考慮讓布魯克先生變得多疑起來。
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感到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他和澤倫斯基夫人一起午餐，聽完她對自己一九二八年的一次非洲狩獵之旅的詳細描述，他的心情很不錯。下午晚些時候，她經過他的辦公室，在門口若有所思地停住腳。
布魯克先生從辦公桌上抬起頭，問道：「你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謝謝你。」澤倫斯基夫人說。她的嗓音低沉、優美，帶點憂鬱，「我只是在想，你還記得那個節拍器吧，你覺得我會不會把它落在那個法國人那裡了？」
「誰？」布魯克先生問。
「呃，和我結過婚的那個法國人。」她回答道。
「法國人。」布魯克先生和顏悅色地說。他試圖想像澤倫斯基夫人的丈夫，可他的大腦拒絕配合。他半自言自語地說：「孩子們的父親。」
「哦，不是，」澤倫斯基夫人毫不猶豫地說，「是薩米的父親。」
布魯克先生腦子裡快速閃過一個預感，他最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不要再說任何東西了。可是，他對次序的尊重以及他的良心迫使他開口問道：「另外兩個孩子的父親是？」
澤倫斯基夫人把一隻手放在後腦勺上，搓揉著自己剪得很短的頭髮，一臉的迷惑，好一陣沒有回答。後來她輕輕說道：「鮑里斯的是一個波蘭人，吹短笛。」
「那西格蒙特呢？」他問道。布魯克先生看了看自己井然有序的辦公桌，上面放著一疊批改過的作業、三支削好的鉛筆和象牙鎮紙。他又抬頭瞟了澤倫斯基夫人一眼，只見她在苦苦思索。她凝視著房間的角落，眉頭緊鎖，下巴從一邊移動到另一邊。最終她說道：「我們是在說西格蒙特的父親嗎？」
「哦，不用了，」布魯克先生說，「沒這個必要。」
澤倫斯基夫人用一種既有尊嚴又很決斷的聲音說道：「他是我的一個同胞。」
布魯克先生真的一點也不在乎誰是誰的父親。他是個沒有偏見的人，就算你結過十七次婚，生了個中國孩子，都和他無關。但他和澤倫斯基夫人的這段交談卻讓他感到困擾。突然，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那幾個男孩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澤倫斯基夫人，但他們彼此卻非常相像，既然他們有不同的父親，布魯克先生覺得這種相像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澤倫斯基夫人已經結束了這個話題。她拉上皮夾克的拉鏈，轉身離去。
「就是落在那兒了，」她快速地點了點頭，「那個法國人家裡。」
音樂系的人事進展平穩，沒有什麼棘手的尷尬事件需要布魯克先生處理，不像去年發生在豎琴老師身上的事情，她最終和一個修車工私奔了。只有澤倫斯基夫人讓他多少有些擔憂。他搞不清楚他和她的關係哪兒出了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她的感受會如此混亂。首先，她去過世界上無數的地方，交談中她會牽強附會地添加一些誇誕的地方。她會一連好幾天不開口說一句話，雙手插在夾克口袋裡，臉上掛著沉思冥想的表情在走廊里徘徊。可突然地，她會揪住布魯克先生不放，發表一通情緒激昂的長篇獨白，眼神魯莽，炯炯發光，說話的聲音熱誠急迫。她的話往往沒頭沒腦，但提到的每一段經歷無一例外都有點怪異，像是被扭曲了。如果她說起帶薩米去理髮，給人的印象就像發生在另一個國度，好像她談論的是在巴格達度過的一個下午。布魯克先生有點摸不著頭腦。
他是很突然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真相的出現讓一切都一目了然，至少是讓情況變得明朗了。那天布魯克先生回家較早，在客廳里生了火。這個傍晚他感覺舒適，心裡很平靜。他只穿著襪子坐在爐火前，身邊小桌子上放著一本威廉·布萊克的詩集，他給自己斟了半杯杏子白蘭地。晚上十點，他在爐火前愜意地打起盹來，腦子裡滿是馬勒朦朦朧朧的樂句和一些飄渺的不完整的想法。處在恍惚狀態的他腦子裡突然冒出四個字：「芬蘭國王」。這幾個字聽起來耳熟，但剛開始他想不起來是從哪兒聽來的，緊接著他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天下午他正從校園經過，澤倫斯基夫人叫住了他，又不知所云地胡扯起來。他心不在焉地聽著，腦子裡想著他教的對位課交上來的卡農作業。現在這幾個字，還有當時她抑揚頓挫的聲調，竟在不知不覺中異常清晰地重現在他腦海里，澤倫斯基夫人是這樣開場的：「一天，我正站在一家法式糕點店門前，芬蘭國王坐著雪橇從那兒經過。」
布萊克先生在椅子裡猛地坐直身體，放下手裡的白蘭地。這個女人是個病態的謊話精。她在課堂外面所說的每一個字幾乎都是假的。如果她工作了一整夜，她會想方設法地告訴你她晚上出去看電影了。如果她在「老客棧」里吃的中飯，她肯定會說她在家裡和孩子們一起吃的中飯。這個女人就是個病態的謊話精，這解釋了所有的事情。
布魯克先生扳著手指關節從椅子上站起來。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憤怒。日復一日，澤倫斯基夫人竟敢坐在他的辦公室里，用她的彌天大謊來淹沒他！布魯克先生被徹底激怒了，他在房間裡來回走動，隨後走進小廚房，給自己做了一個沙丁魚三明治。
一小時以後，他再次在爐火前坐下，他的憤怒已轉化成一種學者式的深思。他需要做的，他告誡自己，是不帶個人感情地衡量整個局勢，像醫生對待病人那樣對待澤倫斯基夫人。她的謊言不是狡詐的那種。她沒有蓄意騙取什麼，而且她從來沒有用她的謊言來獲得過利益。而最讓人發狂的正是這個：沒有任何動機的謊言。
布魯克先生喝完杯中的白蘭地。快到午夜的時猴，他才慢慢地對此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澤倫斯基夫人說謊的原因既可憐又很單純。澤倫斯基夫人一輩子都在工作——彈琴、教學和譜寫那十二首漂亮龐大的交響曲。她日夜操勞，嘔心瀝血地工作，根本就沒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她深受其苦，只好儘量去彌補。假如她在圖書館伏案工作了一整晚，後來她會宣稱自己那段時間裡在打牌，就好像那兩件事情她都做了一樣。通過這些謊言，她間接地體驗了生活。謊言把她工作之餘渺小的存在擴大了一倍，拓展了她一丁點大的私人生活。
布魯克先生看著火苗，澤倫斯基夫人的面孔出現在他的腦海里——一張嚴厲的臉，幽暗疲憊的眼睛，精緻、訓練有素的嘴巴。他意識到胸中流過的一股暖流，一種包括同情、保護和極度理解的情感。有那麼一陣，他陷入到一種帶有愛意的混亂狀態之中。
稍後，他刷完牙並換上了睡衣。他必須面對現實。他究竟弄清楚了哪些問題？那個法國人、吹短笛的波蘭人、巴格達？還有這些孩子，西格蒙特、鮑里斯和薩米，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真是她的孩子，還是她從哪兒撿來的？布魯克先生把眼鏡擦乾淨，放在床頭柜上。他必須立刻弄清楚她的底細。不然的話，系裡會出現狀況，問題隨時會惡化。現在是凌晨兩點，他朝窗外瞟了一眼，看見澤倫斯基夫人工作室還亮著燈。布魯克先生上了床，在黑暗中做了幾個鬼臉，計劃著他明天要說的話。
早晨八點布魯克先生就來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窩著背坐在辦公桌後面，做好了澤倫斯基夫人從走廊經過時截住她的準備。他不用等多久，一聽到她的腳步聲他就大聲喊出她的名字。
澤倫斯基夫人在走廊里停住腳步。她看上去有點恍惚，很疲憊的樣子。「你還好嗎？我昨晚休息得可好了。」
「請坐，如果您肯賞光的話。」布魯克先生說，「我有幾句話要和您說。」
澤倫斯基夫人把公文包往邊上一放，疲倦地倚靠在他對面扶手椅的椅背上。「什麼事？」她問道。
「昨天我經過校園時你和我說，」他慢悠悠地說道，「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你提到過一家糕點店和芬蘭國王。對不對？」
澤倫斯基夫人把頭轉向一邊，像是在回憶，眼睛盯著窗台的一角。
「和一家糕點店有關。」他重複了一遍。
她疲憊的面孔明亮起來。「當然了，」她急切地說，「我告訴你當時我站在這家店的門口，芬蘭國王——」
「澤倫斯基夫人！」布魯克先生大聲說道，「芬蘭根本就沒有國王。」
澤倫斯基夫人臉上一片茫然。隨後，過了一會兒，她又說了起來：「當時我正站在『比亞內糕點店』的門口，我從蛋糕上轉過頭，突然看見芬蘭國王——」
「澤倫斯基夫人，我剛和你說了，芬蘭根本就沒有國王。」
「在赫爾辛基，」她再次絕望地說了起來，而他再次沒讓她的話越過「國王」這個詞。
「芬蘭是個民主國家，」他說，「你不可能見到過芬蘭國王。所以說，你剛才說的不是真話。絕對不是真話。」
布魯克先生這輩子都忘不了澤倫斯基夫人那一刻的表情。她眼中流露出驚訝、沮喪和被人逼入死角後的恐懼。她的樣子就像一個人親眼看見自己的內心世界在分崩離析。
「很遺憾。」布魯克先生說，真心感到同情。
不過澤倫斯基夫人振作起來了。她昂起頭，冷冷地說：「我是芬蘭人。」
「這點我不懷疑。」布魯克先生回答道。但轉念一想，他確實有一點懷疑。
「我出生在芬蘭，我是芬蘭公民。」
「這很可能。」布魯克先生提高了嗓門。
「戰爭期間，」她激昂地繼續說道，「我騎一輛摩托車，我是一名信使。」
「你的愛國熱情和這件事無關。」
「就因為我是第一批拿到允許離開的文件——」
「澤倫斯基夫人！」布魯克先生說。他雙手抓住桌邊。「這是一個不相干的問題。關鍵是你堅持聲稱你見到了——你見到了——」但他無法把話說完。她臉上的表情制止了他。她臉色慘白，嘴巴周圍有一圈陰影，眼睛睜得大大的，像是在劫難逃，但又傲然不屈。布魯克先生突然覺得自己是個兇手。亂成一團的情感——理解、自責和不理智的愛戀——讓他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臉。直到內心的激動平息下來後他才又能說出話來，他非常虛弱地說：「是的，那當然。芬蘭國王。他很和藹可親嗎？」
一小時以後，布魯克先生坐在辦公室里向窗外張望。安靜的韋斯特布里奇大街路邊樹上的葉子幾乎都掉光了，學院灰色的大樓看上去平靜而憂傷。在他懶洋洋地打量這些熟悉的景色時，他注意到德雷克家的那條老艾爾谷犬正沿著街道蹣跚地朝前走。這是他此前見到過上百遍的景象，那為什麼他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呢？隨後，他驚悚地意識到那條老狗是在倒退著跑。布魯克先生盯著那條艾爾谷犬看著，直到它從視線里消失了，隨後他回到手頭的工作，批改對位課交上來的卡農作業。
注11 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1637-1707），巴洛克時期德國—丹麥裔作曲家及風琴手。
注12 奧地利共和國薩爾茨堡州的首府，是偉大作曲家莫扎特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