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來透口氣 · 一
那天晚上回到家後，我還在想那十七鎊該怎麼花。
希爾達說她要去左派讀書會開會，好像有個倫敦來的人要演講，可是不用說希爾達不曉得演講是關於什麼的，我跟她說我要跟她一起去。總的說來，我並不是個喜歡聽演講的人，可是那天上午從看到轟炸機飛過頭頂時開始，我腦子裡關於戰爭的圖像讓我有點兒思來想去。照例費了番口舌讓兩個孩子比平時早點兒上床後，我們趕著準點出門去聽演講，預定時間為八點鐘。
那天晚上有些霧蒙蒙的，會堂里又冷又光線不足。那是一座木結構的小會堂，錫皮屋頂，是某個非國教派之類的財產，花十先令就能租用一次。當時已經到了十五六個人，跟平時的人數差不多。講台前有個黃色告示牌上寫著演講題目為「法西斯之威脅」，我看到時根本沒有感到吃驚。威徹特先生在這種會議上擔任主持人，非公職時間裡，他在一間建築師辦公室擔任某職務。那會兒，他正領著演講者來回走動，向每個人介紹他是某某先生（我忘了他叫什麼），「著名反法西斯主義者」，很像稱某某為「著名鋼琴家」。那個演講者是個四十歲上下的小個子，穿著黑套裝，禿頂，他想用幾縷頭髮來遮蓋，反而欲掩彌彰。
這種會議從來不會準時開始，總是會拖上一陣子，裝作說不準還會來幾個人。八點二十左右，威徹特敲了敲桌子又開始他那一套。威徹特是個面色和善的夥計，臉皮粉紅，就像小孩屁股那種顏色，而且總是面帶笑容。我想他是本地自由黨的書記，也是教區理事會裡的一員，還在聖母聯合會的幻燈講座上當司儀，他可以說是那種天生當主持人的料。他說我們都很高興請到了某某先生前來演講時，可以看得出他確實感覺如此。我每次看著他，心裡總不免想著他大概還是個處男呢。小個子演講者拿出一沓紙片，主要是剪報，他用玻璃水杯壓住，然後飛快地舔了下嘴唇就開講了。
你有沒有去聽過演講、集會或者別的之類？
我親自去聽一次時，那天晚上肯定有一陣子不由自主會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究竟他媽的幹嗎要這麼做？大家怎麼會在冬天的晚上出門聽這玩意兒？我用眼睛掃了一圈會堂裡面。我坐的地方在後排，就我所記得的，在這種集會上，只要有可能，我一定會坐在後排。希爾達和另外兩位跟通常一樣，又湊在前排。會堂又小又壓抑，你也知道那種地方：油松木的牆，波紋鐵屋頂，過堂風大得讓人想捂上大衣。我們一小撮人坐在講台旁邊的燈光底下，後面有差不多三十排空椅子，椅子上全落著灰。演講者後面的講台上，有個用防塵罩蓋著的形狀巨大、四四方方的東西，說是一口蓋著棺罩的特大號棺材也能讓人信，實際上那是鋼琴。
一開始我沒怎麼聽。演講者是個長相很猥瑣的小個子，不過演講得不錯。臉白白的，嘴皮子很利索，聲音很尖，是從不斷講話中磨鍊出來的。不用說，他正在猛烈抨擊希特勒和納粹黨。我沒有怎麼認真聽他講話——反正也能從每天早上的《新聞報》上看到——但是在我聽來，他的聲音里好像帶著舌顫音，時不時有一兩個詞迸出來吸引了我的注意。
「獸行……駭人聽聞的虐待狂大爆發……膠皮警棍……集中營……對猶太人慘無人道的迫害……回到黑暗時代……歐洲文明……防患於未然……正派人的憤慨……民主國家聯盟……堅定立場……保衛民主……民主……法西斯……民主……法西斯……民主……法西斯……民主……」
你也知道那種講話，這些夥計能把那些話反芻一樣成小時地講下去，就像留聲機，扳過唱針臂，按一個鍵就開始了。民主，法西斯，民主。但不知怎麼，我覺得看著挺有趣。這個長相猥瑣的小個子，臉白，頭禿，站在講台上噴射著標語口號。他在幹嗎？居心明顯，在大張旗鼓地煽動仇恨。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想要你去仇恨被稱為納粹的外國人。我覺得讓人稱為「某某先生，著名反法西斯主義者」是件莫名其妙的事。反法西斯主義者，莫名其妙的行當。我估計這位老兄靠的就是撰寫反希特勒的書過日子，可是希特勒出現之前他在幹嗎？有一天希特勒沒了他又會幹嗎？當然，這些問題也適用於醫生、偵探、捕鼠人之流。可是當那刺耳的聲音講啊講啊，我突然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是他把自己的話都當真，一點兒都不是裝出來的——他對自己所講的每個詞都有切身感受。跟他自身感到的仇恨相比，他想在聽眾中煽動起來的仇恨就是小意思了。對他來說，每句標語都像福音書一樣真實。如果把他開了膛，你會發現裡面會是民主—法西斯—民主。私下認識這麼個夥計倒挺有趣，可是他有沒有私下的生活？要麼他只是從一個講台趕到另一個講台，不停地煽動仇恨？也許連他做的夢都是標語呢。
我坐在後排，能看到別的聽眾。我覺得——如果你琢磨一下的話，也會這樣覺得——我們大家在這個冬天的晚上出門，坐在刮著過堂風的會堂里，聽左派讀書會的演講（我認為我有資格使用「大家」這個詞，因為這次我的確來了），此事具有某種意義。我們是西布萊奇的革命派，不過頭一眼看上去沒什麼希望。我眼睛掃過聽眾時，吃驚地發現儘管演講者已經花了超過半個鐘頭時間猛烈抨擊希特勒及納粹，但只有五六個人真正聽明白了演講者在說什麼。在這種會議上，總是會出現類似情況，沒有例外，一半人聽完後，對講的是什麼仍茫然無知。威徹特坐在桌子邊的椅子上，一臉開心地看著演講者，他的臉有些像是一朵粉紅色天竺葵。你可以提前聽到演講者一坐下他就會講的話——跟他在為美拉尼西亞人90募捐褲子而舉辦的幻燈講座結束時說的一樣：「我們表示感謝——帶給我們很多思考——一個鼓舞人心的晚上！」明斯小姐在第一排，身子坐得挺直，頭稍稍偏向一側，就像一隻小鳥。演講者從玻璃杯子下面拿起一張紙，念著德國人自殺率的統計數字。你可以從明斯小姐又細又長的脖子上判斷出她感覺到不開心。這能讓她長見識嗎？難道不能？她能理解都是關於什麼的就好了！另外兩位坐在那裡像是兩團布丁。挨著她們的，是個紅頭髮小個子女人，正在織一件套衫。一針平織，兩針反織，退一針，然後把兩針串起來。演講者正在描述納粹怎樣把人腦袋剁下來，有時候劊子手槍法很糟糕。聽眾中間還有個女的，一個黑頭髮女孩，是郡立學校的老師。跟別人不一樣，她是真的在聽，身子坐得前傾，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盯著演講者，嘴巴還稍稍張著，把話語一飲而下。
緊挨她後面坐著的，是來自本地工黨的兩個老頭，一個頭髮灰白，剃得很短，另一個是個禿頭，長著耷拉鬍子。他們兩位都穿著大衣，你也知道那種類型的人：他們年紀輕輕就加入了工黨，二十年時間裡，上了僱主們的黑名單，另外十年糾纏著郡政務委員會要求改進貧民區狀況。突然之間全變了，老工黨的那套玩意兒無關緊要了，他們發現自己被推到了國際政治問題面前——希特勒，史達林，炸彈，機關槍，膠皮警棍，羅馬—柏林軸心，人民陣線91，《反共產國際協定》等等，他們摸不著頭腦。就在我跟前的，是本地共產黨支部，他們三個都很年輕，其中一個是有錢人，是赫斯派萊茲住宅公司里的什麼人，事實上，我相信他是老克拉姆的侄子。另一個是某家銀行的職員，他有時為我兌換支票。剩下的是個不錯的小伙子，圓臉，看上去很年輕，表情很熱切，眼睛藍得像個嬰兒的一樣，頭髮顏色淺得會讓你以為漂白過。他看上去只有十七歲左右，可是我想他有二十歲了。他穿著廉價藍套裝，領帶是天藍色的，跟他的頭髮倒相配。挨著這三個人坐的，還有另外一個共產黨。但這位好像是另外一種共產黨，跟他們不全是一路人，因為他是被另外幾個稱為托派分子92的那種，他們看不起他。這個小伙子甚至還要更年輕些，非常瘦削，膚色很黑，一臉緊張之相。他臉龐清秀，不用說是個猶太人。這四個人對演講的態度和別的人很不一樣，看得出到了提問時間，他們馬上就會站起來提問，也能看出他們已經在扭來扭去了。那個小托派分子磨著屁股挪來挪去，急不可待要搶在頭一個提問。
我已經沒在聽具體演講內容，沒有一個字一個字聽演講了，但聽的方式不止一種。我把眼閉上一會兒，因而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效果。只聽到他的聲音時，好像能把他看得更清楚。
聽起來，那種聲音好像能不歇氣地說上兩星期。讓這架人體手搖風琴成小時地向你射著宣傳的話，實在是件很膩味的事，真的。同樣的東西說了一遍又一遍：仇恨，仇恨，仇恨，讓我們團結一致好好仇恨。一遍又一遍，它給你一種感覺，似乎有什麼東西進到你的腦瓜里砸著你的腦子。但在我閉上眼的那會兒，我成功扭轉了局勢：我進入了他的腦瓜，那是種非凡的快感。有一秒鐘，我進去了，你幾乎可以說我就是他。不管怎樣，我感到了他所感到的。
我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跟能用言語形容出的完全不一樣。他嘴裡只是說希特勒是沖我們來的，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好好仇恨。不說細節，根本不失體面。然而他看到的很不一樣，那是他自己拿扳手砸人臉的景象，砸的當然是法西斯的臉，我知道他看到的就是那個，那就是我想像自己有一兩分鐘在他腦瓜里所看到的。砸！就往臉正中央砸！骨頭像蛋殼一樣碎掉了，一分鐘前還是張人臉，這會兒已經變成一大攤草莓醬。砸！又來一個！那就是他腦子裡所想的，不管走路還是睡覺，他越想越喜歡。都OK，因為被砸的臉是屬於法西斯的。那些全能從他的語氣中聽出來。
可那是為什麼？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他被嚇壞了。如今每個能思考的人全被嚇得手腳冰涼，這位夥計不過是有足夠的遠見，所以比別人更害怕。希特勒是沖我們來的！快！讓我們抓個扳手團結起來，要是我們砸人臉砸得夠多，他們就砸不成我們的臉。結成伙，選出領頭的。希特勒是黑色的，史達林是白色的，兩個人換過來說也行，因為在小人物的眼裡，希特勒和史達林都一樣，都意味著扳手和砸人臉。
戰爭！我又開始想起了它，毫無疑問，它是要來了。可是誰害怕戰爭？也就是說，誰害怕炸彈和機關槍？「你」，你會說。對，我會，見識過戰爭的人都會。不過要緊的不是戰爭，而是戰後，是我們即將墜入其中的世界，那種仇恨世界，標語世界。囚衣，帶刺鐵絲網，膠皮警棍，秘密牢房裡日夜不熄的燈泡，你睡覺時盯著你的偵探，還有遊行和印著碩大臉龐的海報；上百萬人全為了領袖而歡呼，直到他們愚弄了自己，以為自己真的崇拜他。私下裡，他們卻一直仇恨他，恨得簡直要嘔吐。那些都會來嗎？不會嗎？有些日子裡我知道絕無可能，別的日子裡我知道是在劫難逃。但不管怎麼說，那天晚上我知道是會來的，全表現在小個子演講者的聲音里了。
說到底，對冬夜出來聽演講的為數少得可憐的那群人來說，那也許的確有意義，或者不管怎麼樣，對五六個聽懂了是怎麼回事的人是如此。他們不過是一支龐大軍隊的前哨，是具有遠見的一群，是最先發現船就要沉的一群老鼠。快，快！法西斯就要來了！夥計們，拿好扳手！砸他們的臉，否則他們就要來砸你。前景把我們嚇得夠戧，以至於我們馬上投身其中，就像一隻兔子跳進一條大蟒蛇的喉嚨。
那麼，如果英國來了法西斯，像我這樣的夥計又會怎樣？事實上，很可能沒有絲毫不同。至於演講者和聽眾中的四個共產黨嘛，沒錯，對他們來說太不一樣了。他們會去砸別人的臉，要麼他們自己的臉被砸，取決於誰將取勝。但對於我這樣普普通通、中不溜秋的夥計來說，以前怎麼個活法，還會繼續怎樣活下去。可是那也嚇壞了我——跟你說，我真的被嚇壞了。演講者住了口坐下來時，我才開始琢磨起那是為什麼。
照例響起一陣稀里嘩啦的掌聲，聽眾只有十五個人左右時就會那樣。然後威徹特老兄講了他那一套話，還沒到提問時間呢，那四個共產黨便齊刷刷地站了起來。他們激烈鬥嘴鬥了十分鐘左右，說的全是一大堆別人聽不懂的東西，例如辯證唯物主義、無產階級的命運以及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說過的話等等。然後，演講者喝完一杯水後站起來總結了一番，讓那個托派分子在椅子上扭動著，另外三個人卻聽得高興。他們私底下又鬥了一會兒嘴，別的人誰也沒能說上話。希爾達和另外兩位在演講結束後馬上就走掉了，大概她們害怕會有人來為場租讓她們湊錢。小個子女人留下來要把那一行毛線打完，我能聽到她在別人爭辯時數著針數。威徹特坐在那裡，對每個說話的人都奉上一副笑臉，看得出他正在想這真是太有趣了，腦子裡還做著記錄。黑頭髮女孩把人看了一個又看下一個，嘴巴微微張著。那個老工黨，他的耷拉鬍子和圍到耳朵的大衣讓他看著像是只海獅。他坐在那裡仰視著他們，在琢磨到底他媽的都在吵什麼。最後，我起身開始穿上大衣。
鬥嘴變成小托派分子和長了一頭漂亮頭髮的小伙子的單挑，他們在爭論戰爭爆發的話，該不該參軍。我斜著身子順著那一排椅子走出去時，長著漂亮頭髮的那位向我求援：
「保靈先生！你看，如果戰爭爆發，而我們有機會把法西斯主義一次性摧毀的話，你會不會去打仗？我是說如果你年輕的話。」
我想他以為我有六十歲了。
「你可以肯定我不會，」我說，「上次我已經打夠了。」
「可這是去消滅法西斯主義啊！」
「噢，狗屁法西斯主義！如果你問我，我得說消滅什麼什麼的這種事兒，已經做得夠多的啦。」
小托派分子插話說什麼社會愛國主義和對工人的背叛等等，但是另一位打斷了他。
「可你想著的是一九一四年，那不過是普普通通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次不一樣。你看，要是你聽說在德國發生的事：集中營，納粹用膠皮警棍打人，還有強迫猶太人互相往臉上吐口水——難道不能讓你熱血沸騰？」
他們總在說什麼熱血沸騰的事，我記得在戰爭期間，總是能聽到這個詞。
「我在一九一六年就不再沸騰了，」我告訴他，「你要是聞過戰壕里的氣味，就不會再沸騰了。」
突然，我好像看到了他，似乎直到那會兒之前，我都沒怎麼好好看過他。
那是一張很年輕的臉，應該屬於一個很帥的在上學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是藍色的，亞麻色頭髮。他盯著我的眼睛看，有那麼一陣子，他的眼裡真的有了淚水！就因為德國猶太人的事，讓他有了如此強烈的感受！但事實上，我完全了解他的感受。他是個大塊頭小伙子，可能還代表銀行踢橄欖球，而且有頭腦。那就是他，位於醜陋郊區銀行里的職員，坐在毛玻璃窗戶下往分類賬里填數字，點一堆堆鈔票，拍經理的馬屁，感到他的生命在一天天腐朽下去。突然，歐洲大陸那邊有了天大的事情。炮彈在戰壕上爆炸，步兵一波波在硝煙中發起攻擊，大概他就有幾個好朋友正在西班牙打仗。不用說，他熱切盼望戰爭的到來，可是你能怪他嗎？有那麼一會兒，我奇怪地覺得他是我的兒子，事實上再過幾年，我的兒子也許就是那個樣。我想到那個八月里熱得難受的一天，報童貼出了「英國對德國宣戰」的海報，還有我們繫著白圍裙衝到人行道上歡呼的事。
「聽著，孩子，」我說，「你全搞錯了。一九一四年時，我們覺得那是樁挺光榮的事，結果呢，不是，無非是個操蛋的爛攤子而已。要是戰爭再打起來，你別參加。你為什麼要讓自己的身體去挨槍子兒？還是留給女孩子吧。你以為戰爭全是英雄主義和志願軍衝鋒什麼的，可是我告訴你，不是那樣。如今不會再有拼刺刀的事，就算有，也跟你想像的不一樣。你不會覺著自己像個英雄，你知道的，只是三天三夜睡不了覺，身上臭得跟黃鼠狼似的。你會嚇得尿褲子，手也凍得連步槍都握不住。不過那也他媽不要緊，要緊的是戰後的事。」
不用說，他聽不進去，他們只是覺得我落伍了，我還不如去妓院門口散發勸人改過的傳單呢。
人們開始散了。威徹特把演講者帶回家，那三個共產黨和小猶太人一塊兒走，他們又說起無產階級團結一致、辯證法之辯證法以及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說了什麼之類。他們全是一路貨，真的。那是個潮濕、寧靜、漆黑的夜晚，街燈吊在夜空中像是星星，卻照不亮路面。遠處，能聽到無軌電車沿著大街轟轟隆隆地開。我想喝上一杯，可是最近的酒館在半英里之外。另外，我還想找個人談談，以別的方式談，那沒法在酒館裡進行。真有趣，我的腦子已經轉動了一整天，部分是因為不用工作，這是當然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我的新假牙，它把我的精神提起來了一點兒。那一整天，我都在為前景和往事想來想去，我想跟人談談要麼會來、要麼不會來的壞日子、標語、囚衣和東歐最新類型的人，他們要把英國揍成鬥雞眼。我根本沒指望能跟希爾達談這些。我突然想到可以去拜訪一下波提歐斯老先生，他是我的朋友，睡得很晚。
波提歐斯是位退休的公學教師，住在樓房裡，幸好在不高的樓層，位置在原先的老鎮子，教堂旁邊。不用說，他是個單身漢。你想像不出他那種人會結婚，他只跟他的書本和菸斗為伴，有個女的來給他做家務。他是位博學的夥計，懂得希臘語、拉丁語和詩歌什麼的。我想如果說本地左派讀書俱樂部分部代表的是「進步」，波提歐斯老先生則代表了「文化」，可是這兩樣在西布萊奇里都不怎麼吃得開。
那間小屋裡亮著燈，波提歐斯老先生在讀書，他睡得很晚。我敲了敲前門以後，他跟往常一樣踱了出來，用牙咬著菸斗，手指夾在書里剛讀到的地方。他是個長得很搶眼的傢伙，個頭很高，頭髮灰白而捲曲，臉龐瘦削，表情如在夢中，有點兒褪色的樣子。雖然他肯定快六十歲了，那張臉卻幾乎跟個小孩的差不多。這種公學和大學裡的夥計中有一些能讓自己直到臨死那天看起來都像是個小孩，這有些不尋常，跟他們的某些動作有關。波提歐斯老先生習慣於來回踱著步子，他那顆長著鬈頭髮的漂亮頭顱有點兒往後仰著，讓人覺得他一直在夢著一首詩什麼的，意識不到周圍的事。你一看到他，就能看出他這輩子是怎麼過來的，全反映在他外表上了。上公學、牛津大學，然後回到原來的公學當老師，一輩子生活在拉丁語、希臘語和板球的氛圍里。他什麼怪毛病都有，總是穿一件哈里斯牌粗花呢舊夾克和灰色舊法蘭絨褲子，你如果說那「有失身份」，他還挺樂意。他抽菸斗，看不起菸捲。儘管半夜才睡，可我敢打賭他每天早晨還要衝個涼水澡呢。我想在他眼裡我有點兒俗氣。我沒上過公學，不懂拉丁語也根本不想去學。他有時說我「對美感覺遲鈍」是個遺憾，我想那是說我沒文化的一種客氣講法。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喜歡他。他很好客，程度恰到好處。他總是樂於請你進屋聊上幾個鐘頭，而且酒瓶總是就在手邊。如果你住在像我們家那樣女人和小孩有些泛濫成災的地方，偶爾出去一下，到那種單身漢的氛圍里待一待有好處。那是種書本、菸斗加壁爐的氛圍，還有典型的牛津大學的感覺，即除了書本、詩歌、希臘雕像，別的什麼都不重要，自從哥特人洗劫羅馬93以來發生的所有事情都不值一提——有時那也不失是種安慰。
他推著我坐到壁爐邊的一把舊皮扶手椅里，還倒了些威士忌和蘇打水。我從來沒見過他的房間內什麼時候不是煙霧繚繞。天花板幾乎全黑了，房間有點兒小，除了門、窗和壁爐邊那塊地方，四面牆從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書。壁爐台上，全是些意料之中的東西：一排全是髒乎乎的老樹根菸斗，幾個希臘銀幣，一個上面有波提歐斯老先生所上學院紋章的菸絲罐，還有幾盞小的陶製燈，他跟我說過那是他在西西里島的某座山上挖出來的。壁爐台上方，有幾張希臘雕像的照片，中間是張大的，上面是個長著翅膀、沒有頭的女人，似乎正要邁步去趕公共汽車。我第一次看到它時不怎麼會說話，問他為什麼他們不往上面安個腦袋，我記得波提歐斯老先生當時無比震驚的樣子。
波提歐斯開始用壁爐台上那個罐里的菸絲給菸斗裝上。
「樓上那個讓人受不了的女人買了台無線電94，」他說，「我一直希望一輩子再也別聽到那玩意兒。我想是拿那個沒辦法了。你也許知道法律上是怎麼說的？」
我告訴他的確拿那個沒辦法。我很喜歡他說「受不了」一詞里的牛津味，而且發現在一九三八年還有人反對在家裡開收音機，也讓我覺得挺滑稽。波提歐斯又以他那種夢遊般的樣子踱來踱去，手揣在外套口袋裡，用牙齒咬著菸斗。幾乎沒打頓，他開始跟我說起在伯利克里95統治期間，雅典所通過的某部針對樂器的法律。波提歐斯老先生總是那樣，他說起的，全是發生在好多世紀以前的事。無論你提起什麼，他總能說回到雕像、詩歌以及希臘人、羅馬人。你要是提起瑪麗女王，他會開始跟你說起腓尼基96的三層船。他從來不讀當代的書，拒絕知道那些書名，除了《泰晤士報》，別的報紙都不看。他還會得意地說他從來沒看過電影。除了像濟慈和華茲華斯少數幾個詩人，他認為當代世界——在他看來，當代世界指過去的兩千年——根本不應當存在。
我自己便是當代世界的一部分，可是我喜歡聽他說話。他在書架邊踱著步子，抽出一本又一本書，不時在小口抽菸的間隙給我讀上一段，通常還得是從原文拉丁語或讀到的別的什麼語言翻譯過來。全是讓人心平氣和、感覺愉快的東西。他有點兒像是位老師，但是不知怎麼，能讓你得到安慰。我在聽著時，就不再處於那有著電車、煤氣賬單和保險公司的同一個世界了，而所在的世界裡全是廟堂和橄欖樹，孔雀和大象，角斗場上拿著撲網、三股叉的夥計，長翅膀的獅子，太監，戰艦，投石機，穿著銅甲冑策馬躍過士兵們的盾牌的將軍。他竟會喜歡我這樣的夥計，這有點兒古怪，可這也是長得胖的好處之一，我能跟任何階層的人打成一片。再說，在喜歡黃色故事這一點上，我們有共同點，那是他喜歡的一件當代之事，可他總是要提醒我黃色故事並非當代獨有。他在這一點上很有老處女的樣子，總是半遮半掩地講。有時他會提起一位拉丁語詩人，翻譯一段淫穢的押韻詩，還留下很多空白供我想像。要麼他會暗示一點兒羅馬皇帝的私生活，還有在阿思脫雷思97廟裡所發生的事。希臘人和羅馬人好像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波提歐斯老先生還有一些義大利某處壁畫的照片，能讓你看了後想入非非。
在我受夠工作和家庭生活時，跟波提歐斯聊上一聊對我大有好處，但那天晚上好像不是這麼回事。我腦子裡還在想那一整天都在想的事，就像我對那個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演講者那樣，我也沒有專心聽波提歐斯在說什麼，只是聽著他的聲音。但那個演講者的聲音進入了我的內心，波提歐斯老先生的沒有。它太平和、太有牛津味了。最後，在他在說什麼時，我插了句嘴：
「告訴我，波提歐斯，你怎麼看待希特勒？」
波提歐斯老先生正在用肘部搭著壁爐台，腳蹬著擋板，碩長的身體斜靠在那裡，又不失優雅。聽到我的話，他吃驚得幾乎要把菸斗從嘴裡取出來。
「希特勒？那個德國佬？我親愛的朋友啊！我沒怎麼看待他。」
「但問題是，他操蛋得很有可能讓我們在他完蛋之前好好看待他。」
他聽到「操蛋」嚇了一小跳，他不喜歡那個詞，可是當然，他的姿態上從來不怎麼流露出震驚。他又開始走來走去，嘴裡噴著煙。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關注他，不過是個冒險家，這種人來了又去。蜉蝣一世，絕對是蜉蝣一世。」
我不能肯定「蜉蝣一世」是什麼意思，可我堅持自己的觀點：
「我覺得你搞錯了，希特勒這傢伙跟別人不一樣，史達林也是。他們不像古代那些夥計，把人釘十字架、砍人頭之類的只是為了開心，他們的目標前所未有——聞所未聞。」
「我親愛的朋友！『太陽底下無新事』。」
當然，那是老波提歐斯最愛說的一句諺語。他聽不進去有任何新的東西存在。你告訴他如今的什麼事，他馬上會告訴你在某某國王治下，發生過一模一樣的事。就算你提起飛機這種東西，他也會告訴你在克里特島或者邁錫尼98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很可能早就有了。我想跟他解釋我在聽那個小個子傢伙演講時所感到的，以及我看到的壞日子即將到來的景象，可他不聽，只是重複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最後，他從書架里抽出一本書，給我讀一段關於公元前某個希臘暴君的事，此人跟希特勒差不多算是孿生兄弟。
我們又爭論了一會兒。一整天，我都想跟人聊聊這件事。真是古怪。我不是個蠢人，但也不是個趣味高雅之士。老天為證，平時，你覺得一個人到中年、一星期掙七鎊、有兩個孩子的人不可能有的興趣，我也不會有。但是，我又有足夠的識別力，知道我們所習慣的舊生活方式已被連根鋸斷，我能感到這正在發生。我能看到戰爭正在逼近，也能看到戰後的景象：領食物的隊伍，秘密警察，還有告訴你該怎樣思考的大喇叭。但又不是單單我一個，像我這樣想的還有上百萬人。我到處遇到的普通人、在酒館裡遇到的夥計、開公共汽車的、五金公司的旅行推銷員這些人都有同一種感覺，就是這個世界出毛病了，他們能感到腳下的一切正在分崩離析。可是這裡還有位博學之士，一輩子跟書本生活，讓自己沉浸在歷史中，直到最後從毛孔往外淌的都是歷史，他根本看不到世界在變化。他認為希特勒無關緊要，拒絕相信下一場戰爭正在逼近。不管怎麼樣，因為上次戰爭他沒有參加，所以在他心裡沒留下多少印象——他覺得那跟特洛伊之圍比起來，根本就不入流。他看不出人們為什麼要為標語、大喇叭和囚衣操心。什麼樣的智識人士會注意到那些？他總是那樣說。希特勒和史達林會消失，但波提歐斯老先生所說的「基本道德準則」不會消失。不用說，這不過是換了一種說法，指世間萬物會完全按照他已經知道的方式運行。永永遠遠，有教養的牛津畢業生會在全是書本的書房裡踱來踱去，引用拉丁文句，抽帶有紋章罐子裡裝的好菸絲。跟他聊是沒用的，真的，跟那個長著亞麻色頭髮的小伙子聊收穫都會多些。漸漸地，我們的談話又轉了向，轉到公元前所發生的事，總會那樣。然後談話又轉到詩歌上。最後，波提歐斯老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開始讀濟慈的《夜鶯頌》（要麼是說雲雀吧——我忘了）。
就我這個人來說，很長時間才會讀上一點兒詩，但說來奇怪的是，我喜歡聽波提歐斯老先生大聲讀詩。毫無疑問他讀得很好，當然，他讀詩成了習慣——以前給一個班的男生讀過詩。他會懶洋洋地靠著什麼東西，牙咬著菸斗，噴著小股煙霧。他的聲音很莊重，而且隨著詩行抑揚頓挫。看得出在某種意義上，讀詩讓他感動。我不知道詩為何物，有何功用，我想它對某些人有種精神上的效用，就像音樂對於另外有些人一樣。他在讀著時，我沒有真正在聽，也就是說，我沒有聽進去，但那種聲音給我心裡帶來一種平和的感覺。總的說來，我喜歡，但是那天晚上似乎沒效果，像是有陣冷風吹進了房間，我只感到那些全是廢話。詩歌！是什麼？無非是個聲音，空氣中的一股旋風。我的天！那跟機關槍相比又頂什麼用？
我看他靠著書架。真是古怪啊，這些公學裡的夥計，一輩子都是校童，全部生活都圍繞著母校和那點兒拉丁語、希臘語及詩歌。突然我想起來了，差不多是我第一次來這裡找波提歐斯時，他給我讀了同樣一首詩，用同樣的語氣讀過，讀到同一段時，他的聲音發顫——那是關於魔法窗或者別的一段。我突然有了個奇怪的想法：他已經死了，他是個鬼魂，任何像他那樣的人，都已經死了。
我突然想到，也許看到，在周圍走動的許多人全是死人。我們說一個人死了，是指他的心臟停止跳動之後，而不是之前。那似乎有些武斷，畢竟身體的某些部分還在運作——比如說頭髮還要生長好幾年。有可能的是，當一個人的頭腦停止思考，不再有能力吸收新觀念時，他實際上就死了。波提歐斯老先生就是那樣，極其博學，極其有品味——但是他沒能力再改變，只是一遍遍地說著同樣的東西，有著同樣的想法。那種人有很多，大腦死了，內部停止了。只是在同一小段軌道上前前後後活動著，越來越衰弱，如同鬼魂。
我想大概在日俄戰爭99前後，波提歐斯老先生的大腦就停止運轉了。差不多所有體面人，那些不想用扳手去砸人臉的人都是那樣，這真是令人痛心。他們是體面人，可是他們的大腦已經停止運作。他們對即將遇到的事無法抵抗，因為他們看不到，就算在眼皮底下也看不到。他們還以為英國永遠不會變，以為英國便是整個世界。他們理解不了英國無非是殘留之物，是個碰巧沒挨過炸彈的小小角落。可是東歐的那些新人類是最新型的人，用標語思考，以子彈交談，他們又當如何？他們跟蹤我們，很快就會追上來。在那些夥計眼裡，不存在什麼公平競賽規則，但所有體面人都已經癱瘓，是已死的人和活著的大猩猩，似乎除此兩種，什麼都不是。
大約半個鐘頭後，我走了，我想說服波提歐斯老先生希特勒並非無關緊要，卻全歸徒勞。我在冷冷的街道上往家裡走時，還在想著這件事。電車已經停開，房子裡沒有開燈，希爾達也睡了。我把假牙放進浴室中玻璃杯的水裡面，穿上睡衣，把希爾達推到床的另一側。她翻了個身，沒醒，她背部有些駝的部分正對著我。真是古怪啊，那種極度的憂鬱會在深夜時攫取你。在那一刻，歐洲的命運對我來說，似乎比房租、孩子們的學費賬單以及明天要乾的工作還要重要，對任何掙錢過日子的人來說，想著那些絕對是愚蠢的，但是我仍然無法停下來不想。還有囚衣和機關槍嗒嗒響的景象。我記得在睡著之前，我琢磨的最後一件事是像我這樣的夥計，他媽的幹嗎要操這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