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與國家 · 上帝與國家

巴枯寧《上帝與國家》

哪一邊是對的，唯心論者還是唯物論者？這問題這樣子一問就不可能有什麼疑惑了。無疑的，唯心論者是錯的而唯物論者是對的。是的，事實產生在觀念之先；是的，正如蒲魯東所說，觀念不過是一朵花，它的根株伏在生存的物質條件里。是的，人類的整個歷史，知性的或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是社會的，只是經濟史的反映。近代科學的一切分科，真正的公正的科學的一切分科是在合力宣告這種基本而有決定性的重大真理：社會的世界，其實就是說人的世界——簡單說來就是人性——就只是——至少對我們以及我們這個行星上——動物性的最高表彰，最後和最高的發展不過正因為每一個發展都一定包含一個否定，它的基礎或是出發點的否定，所以人性同時就是並且本質上就是人身上所含的動物性成分的緩慢而漸進的否定；而組成了和創造了理想、知性和德性的信心和觀念的世界，就是這一種合理而又自然的否定——正因為它是自然的所以是合理的，它既是歷史的又合乎邏輯，正像世界上一切自然定律的發展和實現同樣地不可避免。是的，我們的第一代祖先，亞當和夏娃，假如不是大猩猩的話，也是大猩猩——雜食、有知性而又兇猛的野獸的近親。不過比起別種動物多了兩種寶貴的天賦——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這兩種天賦加上它們在歷史過程方面不斷的影響代表了根本因子，代表了人的動物性的肯定發展中的否定力，而由此創立了組成人的人性的一切。《聖經》這本書當作一本人類智慧和幻想的最古老的表白之一來看，是很有趣味並且有幾處很深刻的書籍，但它卻極其天真地用原始罪惡的神話來表示。真理耶和華，他無疑地是人類所崇拜的一切善神之中最會嫉妒、最無用、最兇惡、最不公正、最渴血、最暴虐，而又對於人類尊嚴和自由最有敵意的神——耶和華只不過為了滿足他那種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才創造了亞當和夏娃；無疑的，他想消磨一些在永恆的自我性孤寂中他所覺得厭倦的時間，或者他想有幾個新的奴隸。他慷慨地把整個地球，連它的一切果物和動物在內，聽他們處置，對這全部的享樂只附了一種限制。他明白地禁止他們觸動知識樹上的果子。因此，他希望那個男子缺乏對他自身的一切了解，一直是永遠的野獸，在永恆的上帝、他的創造者和主人的面前永遠是個四足動物。不過這裡走進了撒旦——永恆的叛逆，第一個自由思想者，俗世的解放者。他使亞當感到自己野獸般的無知和馴順；他解放了他，在他的額上打上自由和人性的印記，由此慫患他不服從，去吃那知識樹上的果子。我們知道接著來的是什麼。那位好上帝憑了他的預見他的神聖的能力之一，也許已經警告過他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這下子勃然大怒，可怕而又可笑；他詛咒撒旦、亞當以及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像小孩子在發脾氣的時候那樣被所謂他自己的創造物所襲擊；打擊了我們的祖先本身還不滿意，還要詛咒那些對遠祖所犯的罪毫無所知的一切子子孫孫。我們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學家他們覺得這件事情意義非常深刻非常公正，就是因為它是異常不義和荒謬。然後，請記得他不僅是復仇和憤怒的上帝，卻也是愛的上帝，他在苛責了幾萬可憐的人類而罰他們進永恆的地獄之後，他對其餘的又起了憐憫，而為了拯救他們和把他自己的永恆而神聖的愛和永恆而神聖的恨——總是渴血和找犧牲調和起來，他把他的唯一的兒子送下世界，可能被人們殺死，作為一個抵償性的犧牲者。這叫做贖罪的奇蹟，一切基督教的基礎。假如這神聖的救世主當真拯救了人類世界，那就更是奇蹟了！但是不；在基督所應允過的樂園裡面——像我們所知，這是正式的告示——選民是很少的。其餘的人，那些現在和將來世世代代的廣大多數一定永久在地獄裡受火燒。同時，為了要安慰我們，那永遠公正永遠良善的上帝把拿破崙三世、威廉一世、奧國斐迪南以及全俄羅斯亞歷山大各世的政府給了塵世。這些就是在整個19世紀在政府明令下歐洲一切國民學校里所講的荒謬故事，所教的醜惡教義。他們說這樣是使人民開化！一切這種政府都是民眾的有系統性的毒害者，自私自利的麻醉者，這還不明顯嗎？我跑開我的主題了，因為我一想到他們用來永遠把各民族留為奴隸的基礎和犯罪方法以使他們無疑地會變得更能榨取他們的時候，我就要憤怒。世界上一切脫洛普曼（Tropmann）的罪惡和這種反叛人性的罪惡比起來算得什麼呢？每天，廣泛地說來，在文明世界的各處都有那些敢自稱為人民導師和民之父母的人們犯著這後一種罪惡。我回過來仍舊講原始罪惡的神話罷。上帝承認撒旦是對的；他承認在應許以知識和自由作為被魔鬼引誘而做的不服從行為的酬報這一點上，魔鬼並沒有欺騙亞當和夏娃；因為，他們一吃了禁果，上帝自己就說（見《聖經》：「看吶，這人變成了眾神之一，知道善惡了；所以，免得他變得和我們一樣地不滅，要禁止他吃永生之果。」[1] 現在讓我們略過這個神話的荒誕的部分，讓我們來看看它的真正意義，這意義很明白，人解放了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從動物性里解放出來，把他自己構成一個人；由於一種反抗性的和智慧的行動——就是，靠了反叛，靠了思想，他開始了他的顯然是人的歷史和發展。有三種要素，或者三個基本原則構成歷史上一切集體的或是個人的人類發展的根本條件：（1）人的動物性；（2）思想；以及（3）反叛。相應於第一種的該是社會經濟和私人經濟；對第二種是科學；對第三種是自由。[2] 唯心論的一切派別，貴族政治論者和資產階級，神學家和玄學家，政治學家和倫理學家，宗教家，哲學家或是詩人，還有，不要忘記那自由經濟學家——正像我們所知，他們是空想的無條件崇拜者聽到了其有巨大的智力，崇高的理想，以及無限抱負的人正像世界上所有的別些東西一樣，不過是物質，只是卑賤的物質的產物，就大為生氣。我們可以這樣回答：唯物論者所說的物質是自動地永恆地在變動著、活動著、生產著的物質，化學上或是有機地被它的特有的力學的、物理的、動物性的以及知性的性質或是力量所決定和顯示的物質這種物質和唯心論者的卑賤的物質完全不同。後者是他們的虛偽的抽象的產物，的確是一種愚昧的沒有生氣的沒有變動的東西，不能夠產生些微東西，是一個死人的頭顱[3]，和那個他們稱作上帝稱作至尊者的那種優美的空想成對比的一個醜惡的空想；跟物質相反，唯心論者的物質被他們剝奪了構成它的真實的本性的一切，必然代表了最高的虛無。他們從物質那裡取去了知性，生命，一切固有的特性，活躍的關係或是力，以及缺了它之後物質運動量也不會有的運動本身，使它在空間裡只剩下不可理解性和絕對靜止性；他們把所有這些自然的力、性質和表現歸之於他們抽象空想所創造出來的幻象；於是，把職分對調了一下，他們把他們這種幻想的產物，這種幻象，這種虛無的上帝叫做「至尊者」，而必然的結果就是把真實的存在——物質——世界，當作虛無。之後，他們鄭重地告訴我們這種物質不能產生任何東西，甚至不能使自己運動，而因此必須由他們的上帝來創造它。在這本書的末了我指出在上帝這種幻想的引導下必然會遇到的謬誤和真正使人厭惡的荒謬性，他會被看作一個有人格的東西，世界的創造者和組織者；或者甚至看作是非人格的，一種展布全宇宙而因此構成宇宙的永恆原則的神聖精靈；或者算它做一種不確定而神聖的觀念，總是在世界上出現和活動，並且總是表現在物質的和確定的東西的總和里。我這裡只論重要的幾點。物質世界的逐漸發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同樣，有機的、動物的生命以及歷史地傳播的人類個人或社會的知性的逐漸發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它是一個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從劣等到優等的完全自然的運動；和我們的日常經驗相符合，因之也和我們的自然邏輯，和我們的思維法則相符合的運動；那種法則只有靠了這些相同的經驗才形成起來，而由此發展起來的邏輯，可以說，只是它的重現或是經過思索後的摘要。唯心論者的體系完全和這相反。他們要推翻一切人類經驗和普遍而共同的良善感覺，那種感覺是一切人類理解的根本條件，它是從像「二的兩倍是四」那種簡單而大家一致承認的真理以至最高級最複雜的科學思考里產生出來的一—此外，它不承認一切不曾經過事物的經驗和觀察的嚴格考驗的東西——它就變做人類知識的唯一的重大基礎。唯心論者絕不追求從低級到高級，從劣等到優等，以及從比較簡單到更其複雜的自然秩序；他們不去聰明地合理地隨著從無機的世界變到有機的。植物的、動物的以致特出的人類的世界——從化學物質或是化學的存在變到活的物質或是活的存在，而從活的存在變到會思想的存在——的事實上在進行著的運動，這些鬼附了的，盲目的，被他們從神學上因襲來的神的幻象所驅迫著的唯心論者們完全採取了相反的路線。他們從高級走向低級，從優等走向劣等，從複雜走向簡單，他們從上帝出發，把它看作是一個人物或是一個神聖的東西或是觀念，他們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便是從永恆理想的極峰直跌到物質世界的泥沼之中的可怕的跌落；從絕對完美降到絕對缺陷，從存在的假想，或者毋寧說，從至尊者降到虛無。這永恆的，無限的，絕對完美的，可能是厭倦了他自己的（神聖的上帝存在），在什麼時候，怎麼樣，並且為什麼決心採取這種絕望的死的飛躍，那是沒有一個唯心論者，沒有一個神學家，沒有一個玄學家，沒有一個詩人曾經有能力能夠了解或是對教外人士解釋的，一切過去的、現在的宗教，以及一切先驗的哲學系統的關鍵就在這個獨一而邪惡的神秘上[4]。聖者們、受到啟示的立法者、預言家、救世主們都想從這裡找尋生命，而找到的只是苦痛和死亡。因為他們不能解釋出來，它像古代的斯芬克司[5]一樣地吞吃了他們。偉大的哲學家們，從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柏拉圖的門人——譯者）和柏拉圖直到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費希特、謝林以及黑格爾，還不提印度的哲學家，都曾寫出過成堆的書籍，建立了又卓越又精巧的系統，在這裡面他們還順便講起許多美麗而偉大的東西而發現了不朽的真理，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神秘，他們的先驗性研究的主要對象卻仍舊不能領悟，全世界最可驚嘆的天才們，至少在三千年來一個接著一個地重新從事於這西西弗斯（Sisyphos）的工作[6]，他們的絕大努力結果只使得這種神秘更是不可理解。當一切活生生的而又認真的人們放棄了那種含混的科學——生來就是信仰的違反理性和堅強的科學理性之間的妥協，無疑可以歷史地說明的的時候，它會有希望被不自然地熱衷著的玄學的若干迂腐門人的例行思想所揭露出來嗎？顯然，這種奇蹟是解釋不出來的——這就是說，它是荒謬的，因為只有荒謬的東西才是解釋不出來的。顯然，凡是在快樂和生活里需要這種荒謬東西的人們必須放棄他的理性，而假如他能夠的話，回到天真、盲目而愚昧的信仰，跟著德爾圖良[7]以及一切真誠的信仰者來重複這句綜括了神學精義的一句話：因為它荒謬所以我信仰它；那麼一切討論終止，留下的只有信仰的得意洋洋的愚昧。不過，立刻又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有理性而有知識的人怎樣甚至會感覺到信仰這種奇蹟的需要呢？對上帝、世界的造物主、主宰者、審判者、主人、詛咒者、救世主以及施恩者的信仰仍然會在人民之間流行，特別在農村區域裡要比在城市無產階級之間更要傳布得廣一些，這沒有什麼比它更自然的事了。人民不幸仍舊十分無知，而且被一切政府的有系統的努力所弄得繼續無知下去，這些政府把這種無知當作他們自己的權力的根本條件之一，這倒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人民在每天勞動的重壓下，被剝奪了餘暇，被剝奪了知識的交換，被剝奪了念書的機會，總之被剝奪了一切使人類思想發展的手段和大部分的刺激，他們大都就不加批評地囫圇地接受了宗教的傳統，這些傳統從小就在生活的各方面包圍了他們，並且用了各種官方的下毒者，有牧師也有俗人，把它用人工保持在他們的頭腦里，使它變做一種心靈上道德上的習慣，常常甚至比他們的自然的良善意識更是有力。還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人民的荒謬信仰，在某幾方面還可以替它辯護。這就是，他們地位的卑賤，他們發現在歐洲最文明的國家裡他們永遠被現存的社會經濟組織判定在這種地位。人民在知識上、倫理上以及物質上被貶低到人類生存的最低點，在生活上他們像囚犯在監獄裡一樣地受著限制，沒有前途，沒有出路，如果我們想念經濟學家，甚至還沒有將來。假如他們沒有逃避的欲望的話，他們的精神之偏狹和本能之愚劣可真和資產階級一樣了；不過講到逃避，那只有三種方法兩種是空想的，一種是實際的。前面這兩個是酒店和教堂，肉體上的墮落和精神上的墮落；第三種便是社會革命。因此我斷定要把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放蕩習慣加以徹底的破壞——那種信仰和習慣是比一般想像中更密切地結合著的——這最後一種方法要比宗教上自由思想者的一切神學說教更有力。由於把每個人和一切人們身上所發展出來的人性的又精純又真實的快樂來代替那精神放縱和肉體放縱的既虛妄又下流的快樂，只有社會革命才有力量把一切酒店和一切教堂同時關閉。在這以前，整個說來人民仍舊會信宗教；假如他們沒有理由去信仰的話，他們至少有這權利。有種人，假如他們不信仰的話，至少必須裝得像信仰的樣子。這種階級，包括了人性的一切虐待者，一切壓迫者，一切剝削者；牧師、君主、政治家、兵士、公私金融家、各種公務員、警察、憲兵、典獄官和劍子手、專賣商、資本家、收稅人、包工和地主、律師、經濟學家、各種政客，下至鄙夫俗物，他們會齊聲地反覆著伏爾泰的這些話：「假如上帝不存在的話，必得發明一個。」因為你知道，「人民必須有一種宗教」，這是安全閥。最後，還有一種為數可以說不少的誠實而膽小的人，他們的智慧使他們難以把基督教教義看得很認真，他們在細節上加以排斥，但是沒有勇氣，沒有力量，也沒有必要的決心來整個加以否認。他們把宗教的一切特別的荒謬性留給你來批評，他們排斥一切奇蹟，但是他們死命抱住主要荒謬之點不放，而這主要的荒謬之點卻是其他一切荒謬的來源。抱住了別的奇蹟所由解釋和辯護的那個奇蹟——上帝的存在不放。他們的上帝並不是有活力和有力量的人物，並不是神學上的殘忍的肯定的上帝，它是一個模糊的、透明的、幻想的人物，虛幻到一想把握它，它就變做虛無；它是海市蜃樓，它是既不熱也不亮的鬼火。然而他們卻緊握著它不放，而且相信假如消失了它的話，一切便都會跟著它消失，他們是沒有決斷的，病態的人，他們在現在的文化之中失掉了他們的憑藉，既不屬於現在，也不屬於將來，他們是永遠停留在天堂和人世之間的蒼白的幽靈，他們在資產階級政治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地位也正是如此，他們沒有充分力量來徹底思想來下決心，只是不斷地努力調和那無法調和的東西，浪費了時間又感到痛苦。在公眾生活里這些人叫做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我們用不到討論，「跟隨他們或是反對他們」這種問題。他們太病弱了。但是另外有很少幾個傑出的人，人們說起了他們不敢不尊敬，他們有活力的健康、精神的堅強和良好的意念是沒有人夢想到會有問題的。我只用提出馬志尼、米什萊（Michelet）、奎內特（Quinet）、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這幾個名字。[8]他們是慷慨而堅強的靈魂，偉大的心靈，偉大的精神，偉大的作家，特別是馬志尼，喚醒了一個偉大民族的英雄性和革命性；他們都是唯心論的使徒，唯物論的刻毒輕視者和反對者，因之在哲學上和政治上都是社會主義的刻毒輕視者和反對者。那麼，為了反對他們，我們得討論這個問題。第一，讓我們指出我剛才提出的傑出人物以及現今還活著的任何其他的重要唯心論思想家之中其實沒有一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邏輯方面。沒有一個曾經嘗試過哲學地解決這神的死亡的飛躍——從精神的純粹而永恆的區域跌到物質世界的泥沼——的可能性，他們在歷史上許多最偉大的天才的失敗之後對接近這種無法解決的矛盾覺得恐懼而感到無法解決呢，還是感到它現在已經解決得夠好了？那是他們的秘密。事實是他們不管上帝存在的理論證明，而只擴展它的實際基礎和後果。他們把它當作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實，那樣一來，不能再有任何疑惑，因此他們只對確立信仰上帝這件事的悠久性和普遍性加以證明。這種動人的一致性，在許多傑出的人物和作家——只舉把這種想法表示得最動人的幾個最著名人物，約瑟夫·馬里·德邁斯特[9]和偉大的義大利愛國者朱塞佩·馬志尼的眼中看來要比一切科學實證有價值得多；假如有少數很偉大而孤立的思想家的邏輯反對這個，他們就說，那麼這些思想家和他們的邏輯就更糟了，因為一個觀念的普遍的同意，從古以來的普遍接受，就是它的真實性的最得意的證明。整個世界的意見，到處找得到，到處有人維持的一種信念，是不會錯的；它一定根生在潛伏於人性里的必然之中。因為一切過去和現在的人民已經而且仍舊相信著上帝的存在，那麼不幸對它發生懷疑的人們，不論使他們發生懷疑的邏輯是什麼，顯然是不正常的例外，怪物。那麼，不管和一切科學和邏輯相牴觸，一個信仰的古老性和普遍性就應該當做它的真實性的充分而不能非難的證明了。這有什麼理由？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前每人都相信太陽是繞著地球旋轉的。這不是每個人都錯了麼？有什麼東西比奴隸制度還要古老，還要、普遍？或許是吃人的習俗吧。從歷史社會的起源一直到現在，各、地總是有少數支配者剝削群眾——奴隸、農奴或是薪給工人的強迫勞動；人民被教堂和國家壓迫。我們必須認定這種剝削和這種壓迫就是絕對附著在人類社會上的必然嗎？這些例子表明上帝擁護者的論證什麼也沒有證明。事實上沒有比邪惡和荒謬更普遍和古老的了；相反地，真理和正義是人類社會發展里最不普遍最幼稚的，這事實上也對一個不變的歷史現象給了一個解釋——這個現象就是迫害，凡是首先宣布真理的人們向來是，而且繼續是「普遍」而「古老」的信仰的官方的、特權的以及私心的代表們手中的對象，而且也常常在那些集團的掌握之中，那些人使他們受了苦刑之後末了還是接受了他們的思想而得到勝利。對於我們唯物論者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這種歷史現象一點沒有什麼可驚和可怖。我們的良心是堅定的，我們對真理不惜任何代價的愛是堅定的，對於此外就沒有別的思想，它是唯一能成為偉大力量的邏輯的熱情是堅定的；我們對正義的熱情，對人性克服一切理論上和實際上的獸性的勝利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是堅定的；最後，在少數與我們有共同信心的人們之間的互信和互助也是堅定的我們聽任這種歷史現象的一切結果擺布，在這種歷史現象里我們看得出一種社會法則的表現，正像統治世界的其他法則一樣地自然，必要和不變。這種法則是人類社會的獸性根源的邏輯的必然的結果；在累積到今天的一切科學的、生理的、心理的以及歷史的證明之前，也在德國征服法國這事實的觸目實證之前，我們已不可能對這種根源發生懷疑了。不過從人們接受了人的這種獸性根源的時候開始，一切就都明白了。歷史對於我們似乎是對於過去的革命性的否定，忽而緩慢、冷淡、遲滯，忽而熱烈和有力。它完全存在於人的原始獸性被人性的發展的不斷否定之中。人，一種野獸，大猩猩的表兄弟，從獸性本能的深沉的黑暗達到心智的光明，這就完全自然地說明了他過去的一切錯誤，而且對他現在的錯誤給我們一部分的安慰。人類脫離了獸性奴隸狀態，經過了神性奴隸狀態——他的獸性和人性之間的一個過渡狀態——他現在開步走向人類自由的征服和實現，由此可知一個信仰，一個概念的古老性，絕不能夠對它有什麼好處，相反地，卻應該使我們因此而懷疑它。因為在我們背後的是我們的獸性，在我們的面前的是我們的人性；人性的光——唯一能夠使我們溫暖，使我們開明的東西，唯—能夠解放我們，給我們以尊嚴、自由和快樂，使博愛在我們之間一併不出現在歷史的開頭，而就我們所活著的時代實現的東西——來說，總是出現在歷史的末端。那麼，讓我們不要往後面著吧，讓我們永遠往前面看吧；因為前面是我們的陽光，前面是我們的救助。假如回過頭來研究我們的過去是正當的，甚至有用的和必須的話，那也只因為為了確定我們以前是怎樣，我們以後必須不再怎樣，我們以前相信和思想的是什麼，我們以後必須不再相信或者思想的是什麼，我們以前幹了些什麼而我們必須不再乾的是什麼。關於古老性是如此。至於一個錯誤的普遍性，它只證明了一點——切時代一切地方的人性的相似性，假如不是完全相同的話，而因為各種年齡的一切人民，他們以前確然相信，並且還在相信上帝，我們得簡單地斷定神的觀念，一個出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是人性發展里的歷史地必然的一種錯誤，而我們要問為什麼它會在歷史上產生，怎麼樣產生以及為什麼人類的絕大多數還把它當作一個真理來接受。在我們能夠替自己解釋出人類良心的歷史進化中超自然世界或是神的世界的觀念是怎樣發展和必然要發展之前，在我們能夠完全科學地說服這種概念的荒謬性之前；我們要在大多數人的信念中把它加以破壞是不會成功的。因為我們不會能夠攻擊到它所自產生的人性深處，我們被註定了從事毫無結果的奮鬥，沒有希望也沒有結束，我們不得不就以僅僅對它的表面，對它的無數表現作戰鬥為滿足，在它以新的而並不更有意義一些的形式再度出現之前，它的荒謬性難以被常識的打擊所打倒，在這使世界痛苦的一切荒謬性的根源——對上帝的信仰，仍舊不加觸動的時候，它一定會有新的產物。所以，現在，在基督教的廢墟上最高社會層里的某些分子有建立招魂術的傾向。我們要努力知道在人的良心中產生出和發展出上帝這觀念的歷史緣由，那一連串的原因，這不但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心靈的健康。在我們理解這些原因之前我們自稱為無神論者和自信為無神論者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在能夠理解這些原因之前我們多少總要受這種它的秘密還沒有被人發現的一般意識的騷擾統治；而，想到即使是最堅強的個人對那拘束他的社會環境的全能的影響也有天然的弱點，我們或遲或早，由此由彼，總有重新墮落到宗教荒謬性的地獄裡去的危險。在現社會裡這些可恥的改變的例子是很常見的。我已經把宗教信仰的力量至今仍舊控制了大眾的主要實際理由講了出來。這些神秘的傾向對人的影響並不比內心的深刻不滿那樣的一種精神錯亂更大，他們是人類對不幸生活的狹窄、平凡、痛苦和羞恥的本能而熱情的抗議，對於這種痼疾，我已經說過，只有一種補救辦法——社會革命。同時，我努力指出[10]對人類良心中宗教錯覺的產生及其歷史發展應該負責的各種原因。在這裡，我的目的是單單從它的道德的和社會的應用的觀點來處理上帝的存在問題，或是世界和人類的神造性的問題，為了把我的思想解釋得更清楚一些，我對這種信仰的理論基礎只講得很少。一切宗教，和它們的神，它們的半神半人，它們的預言者，它們的救世主，它們的聖者，都是那些天賦不會有充分發展和充分展拓的人的輕易置信的空想所產生出來的。因此，宗教的天國不過是一個幻象，被無知和信心弄得不正常的人們可以在那裡找出他自己的影像。不過這是放大和顛倒了的像——就是神化了的。因此宗教的歷史，相繼獲得人類信仰的神們的產生，宏大和沒落的歷史，不過是人類智性和集體意識的發展。在他們的歷史進程中他們一發現他們身上或是外在自然界裡有一種力量，一種性質，或者甚至任何一種大的缺陷，他們都會用了宗教幻想的行動，像小孩樣的把它們無限地誇張而歸諸於他們的神。感謝信仰著的和輕於信仰的人們的這種謙遜和虔敬的慷慨，天國由掠奪地上而變得富足，而必然的結果是，天國愈是富足，人類和地上愈是不幸。一旦上帝正式成立，他自然就宣布它是一切東西的原因、理由、裁判者和絕對指揮者：從此世界就不算什麼，上帝便是一切；而它的真正創造者——人，卻在不知不覺地把它從虛無里抽出來之後，對它鞠躬，崇拜它，而立誓說他是它的創造物，它的奴隸。基督教確然是傑出的宗教，因為它把每一種宗教系統的性質和本質全部顯露了表現了出來，這些本質就是為了神性的緣故而使人性變得貧乏，成為奴隸並且歸諸消滅。上帝是任何東西，真實的世界和人卻什麼也不是。上帝便是真理、正義、善良、美、權力以及生命；人是虛假、罪孽、邪惡、醜惡、無能以及死亡；上帝是主人，人是奴隸。人自己不能夠找到正義、真理以及永恆的生命，只能靠了神的天啟才能找到它們。不過凡是提到天啟的，也要提到上帝自己所感召的啟示者、救世主、預言者、牧師以及立法者；而一旦承認他們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是人性的神聖指示者，是上帝自己為了替人們指引拯救的道路而選出來的，他們就必然要行使那絕對的權力。一切人們對他們都要謙卑，而無限制地服從；因為反抗了神的理性就沒有人的理性，而反抗了上帝的正義就沒有地上的正義。人是上帝的奴隸，就也必得是教堂和國家的奴隸，因為教堂已經把國家弄得神聖化了。基督教要比過去和現在所存在的一切宗教——連只包括幾個特定而有特殊利益的民族的古老東方宗教（基督教是想包容一切人類的）也不例外——更懂得這個真理；而在基督教一切宗派之中只有羅馬天主教嚴格言行一致地宣布並且實現了這個真理，這就是為什麼基督教是絕對的宗教，是最後的宗教的緣故了；就是為什麼教皇的和羅馬的教堂是唯一徹底、合法而神聖的教堂的緣故了。那麼，不論玄學家、宗教唯心論者、哲學家、政治家和詩人們是否喜歡，上帝這觀念蘊含著人類理性和正義的揚棄；它是人類自由的最堅決的否定，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必然要歸結到人類的淪為奴隸。那麼除非我們像耶穌會派，像新教莫米哀派（Momiers）、祇虔派或是美以美派那樣願意人類做奴隸和降格，我們不要，一定不要對神學上的上帝或是玄學上的上帝加以絲毫承認。凡是在這神秘的字母上一用A開頭就不可避免地用Z來結束；凡是希求崇拜上帝的就一定不能對物質懷有什麼幼稚的幻想，只有勇敢地拋棄他的自由和人性。假如有上帝存在的話，那麼人就是奴隸；現在，人能夠而且必須自由；所以，上帝並不存在。我使任何人不能避免這個循環的論證；那麼現在讓大家來選擇吧。宗教如何使人民變得愚昧而腐化，以及到什麼一種程度，這還用指出來嗎？它們破壞了他們的理性，那人類解放的主要工具，而把他們變得低能，那是他們做奴隸的緊要條件。它們污辱了人類的工作，把它當作奴役的一種記號和來源。它們殺害了人類正義的概念和情感，總是偏袒著那些得勝的惡漢，那神恩的對象。它們殺害了人類的驕傲和尊嚴，只保護畏縮和卑屈，它們窒息了人民心中的每一種人類博愛的感情，而代之以神的殘忍。一切宗教都是殘酷的，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鮮血上面的；因為在原則上它們都是建立在犧牲的意念上的——這就是說建立在人性的永久殉祭於神的貪婪的懲罰之前。在這種血腥的神秘里，人總是犧牲者，而牧師也是一個人，不過賦有特權——是神的劊子手。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即使一切宗教的最善良的、最慈悲的、最溫和的牧師，他們的心底里——假如不在他們的心裡的話，在他們的想像里，在他們的精神上（我們知道這兩者對人們心靈的可怕影響）也有著一些殘酷和殺機。對於這些事情，沒有一個比我們那些傑出的當代唯心論者來得更清楚的了。他們全是有學問的人，背得出歷史；他們同時又是活人，又是偉大的靈魂，充斥著對人性的誠懇而又深刻的愛，他們用了無可比擬的才能詛咒了辱罵了宗教的一切罪行，一切罪惡。他們憤怒地斥拒了一切由各種天啟宗教（Positive religion）的上帝及其過去和現今在人世間的代表者所組成的集團。他們所喜愛的上帝，或是他們以為他們所喜愛的上帝和歷史上真正的神的分別就完全在這一點——它不完全是一個肯定的神，在神學上，甚至在玄學上並沒有用任何方法來替它下過定義。它既不是盧梭和羅伯斯庇爾的至尊者，也不是斯賓諾莎的泛神，甚至也不是黑格爾的既是無所不在，又是先驗性的，又是非常曖昧的上帝。他們非常小心地不給它任何肯定的定義，它們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定義都會把它委棄在批評的破壞力之下。他們不說它是人不是，創造了世界不曾：他們甚至不曾說起它的神性的天命。這一切都會危害它的。他們只說「上帝」便滿意了，不再說別的什麼。不過，他們的上帝是什麼呢？連一些觀念都沒有；它僅僅是一種氣息。它是一切顯得偉大、善良、美麗、高貴、人性的東西的族名。不過，他們為什麼不就稱它作「人」呢。呵！那就因為普魯士的威廉大帝、拿破崙三世以及他們的一切同類也是人的緣故：這就使他們非常心煩了。實在的人性所代表的是世界上一切最崇高、最美麗的東西和一切最邪惡、最丑怪的東西的混合物。他們怎樣躲過這困難呢？嘿！他們把其中一個稱作神性的，把另外一個稱作獸性的。把神性和獸性作為兩極，他們就把人性放在這兩極的中間。他們不願意明白，或是不能夠明白，這三件東西實際上只是一件，把它們分開就是把它們破壞。在邏輯上它們是不健全的，人們可以說他們根本沒有看重邏輯。這就是他們和泛神教玄學家、自然神教玄學家之間的分別，使他們的概念帶上實用唯心論的特性，它們的靈感之中從歷史的、集體的以及個人的經驗所得到的要比從嚴格的思想發展所得到的多得多，我幾乎可以說從生活情緒所得到的也比後者多得多。這使他們的宣傳獲有一個豐富和有生命力的外表，但只是外表而已；因為生命被一個邏輯上的矛盾麻痹了之後，它本身就變得毫無結果。矛盾是在這裡：他們願意有上帝，他們也願意有人性。他們堅持著要把這兩個概念連結起來，而它們在分離了之後再合在一起只是使它們互相破壞。他們一口氣說出：「上帝，和人類自由」、「上帝，和人類的尊嚴、正義、平等、博愛、繁榮」—―不曾想到那致命的邏輯，它指出假如上帝存在的話，這其餘一切就全得宣告不存在。因為，假如有上帝的話，他必需是永恆的、至高的、絕對的主人，而有了這樣一個主人的話，人就是奴隸；然而，假如他是一個奴隸，對於他也就說不上什么正義、平等、博愛、繁榮。唯心論者們違反了人類理性和一切歷史教訓，用人類自由的最親切的愛來使上帝變得生動些，卻毫無效果：不論他是誰，也不論他希望把他自己表現得怎樣寬大，主人總還是主人。他的存在必然蘊含了在他之下的一切生靈之淪為奴隸。因此，假如有上帝的話，他對人類自由只有一個貢獻——使他自己消滅。作為一個人類自由的十分注意的愛護者，把人類自由看作人性之中我們所讚美所尊重的一切部分的絕對的基本條件，我把伏爾泰的話顛倒過來，說：假如上帝當真存在的話，就必須廢除它。推斷出這句話的嚴格邏輯實在是明白得簡直不需要來發展這種論證。從我看來，我剛才如此讚美地和如此公正地、尊敬地提到的那幾個名字，那些著名人物自己會想不到這一點，他在同時說出上帝和人類自由的時候會覺不到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那是不可能的。要忽略這種矛盾，他們必須把這種不一致性或是邏輯上的破格當作對人類的福祉。此外，他們把自由當作一些非常值得尊敬和非常珍愛的東西來說起的時候，也許他們對這名詞所給予的意義和我們唯物論者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抱的概念大不相同，的確，他們一提到它一定立刻加上另外一個名詞，強權——我們完全深惡痛絕的一個名詞，一種東西。強權是什麼？是物理世界和社會裡表現在各種現象的必然連鎖和相繼承續之中的自然法則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麼？的確，要反抗這種法則，不但是禁止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們會誤解它們，或是完全不知道它們，但是我們不能夠不服從它們；因為它們構成了我們生存的基礎和根本條件；它們包圍了我們，浸透了我們，指揮我們一切運動、思想、動作；甚至我們相信我們不服使喚的時候，我們也只是顯出了它們的萬能而已。是的，我們絕對是這種法則的奴隸。不過在這種奴隸性之中並沒有羞辱，或者就可以說並不是奴隸。因為奴隸性總假定有一個外在的主人，一個在被指揮者之外的立法者，而這些法則卻不是在我們身外的：它們附在我們的身上；它們構成了我們這生命，肉體上、智性上、道德上的整個生命：只有通過了這些法則，我們才生活，呼吸，動作，思想，願望。沒有了它們我們就什麼也不是，我們就不存在。那麼，我們還能夠從什麼地方得到那種用來反抗它們的力量和意志呢？在人類對自然法則的關係之中，只有一種自由是可能的——那就是為了他的集體的、個別的解放或者人性化的目標漸漸認識它們，應用它們。一旦認識了這些法則，就行使了一種人們所不曾爭辯的強權。例如，誰反抗「二乘二得四」這法則，誰根本就是一個傻子，或是神學家或者至少是玄學家、法學家或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只有靠了信仰才能幻想著火不焚而水不溺。此外人們只能求助於基於別些法則的託詞，不過這種反抗，或者，對這種不可能的反抗的嘗試或是傻想只是極少數的例外：因為，一般說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幾乎絕對承認常識的統治——就是，一般所承認的自然法則的總和的統治。大可遺憾者就是大部分已經確立了的自然法則，像科學所建立了的法則，大眾仍舊還沒有知道，感謝這些監視性統治的謹慎，就我們所知，它只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還有另外一個困難——就是，大部分和人類社會發展有關的自然法則卻不曾被科學本身所適當地建立和認識，而這些法則正如管制物理世界的法則同樣地必需，不產生變化和不可避免。一旦它們被科學所認識，而後用了廣泛的通俗教育和指示，把它們從科學傳到一切人們的意識里，自由的問題就完全解決了，最頑固的強權也必須承認。這樣一來既不需要政治組織，也不需要指導，也不需要立法，這三種東西，不論來自統治者的意志或是普選所選出的議會投票，甚至依從著自然法則的體系——其實並不如此也永不會如此——對人民的自由總是同樣地致命和敵對，因為它們在他們身上加上了一套外加的，因之也是專制的法則。人的自由只存在於：他服從自然法則，因為他靠了他自己才認識了它們，卻並不是被任何神的或是人的、集體的或是單獨的那種外來意志所從外界加在他身上的。假如有一個有學問的科學院，全體由最傑出的科學代表們組成：假如這個科學院負責社會的立法和組織，那麼在只受最純潔的對真理的愛的鼓舞之下，他們只會構劃出和最新科學發現絕對諧和的法則。那麼，就我而論，我仍舊覺得這種立法和這種組織是個怪物，理由有兩點：第一，人文科學總歸是而且必然是不完全的，把已經被發現的那些東西和還待發現的比較之下，我們可以說它還只在它的搖籃時期。所以假如我們試著硬去把人類社會的和個別的實際生活與科學上最近的成就嚴格而無例外地一致，我們就是宣告社會和個人受那普洛克魯斯托斯[11]床的苦痛，它不久就會撕破和碎裂，生命永遠比科學長許多。第二個理由是：一個服從科學院立法的社會其所以服從，並非因為它本身了解這種立法的合理特性（這種情形下，科學院的存在是無用的），而是因為這種科學院創出的立法是用科學的名義的緣故，而一般人們尊敬科學卻並不理解，所以這種社會並不是人的社會，而是野獸的社會。它會變做如此長久地受耶穌會統治的可憐的巴拉圭共和國的再版，它一定會很快地降到最低級的白痴境地。不過，另外還有第三個理由使這種統治成為不可能這就是這種被授以全權的科學院，即使是由最傑出的人們所組成，它也必然不久就一定會道德破產和精神破產。即使在今天，他們只賦有少數特權，一切學院的歷史就已經是如此了。偉大的科學天才自從他成為一個學院會員、一個由官方核准的學者的一剎那起，就必然要變得懶惰麻木了。他喪失了自動性，喪失了他的革命性的大膽，以及作為最偉大的天才的特性的那種不倦的、野性的精力（它永遠要破壞那蹣跚的舊世界而建立新世界的基礎）；他無疑在政治，在應用性實用性的智慧上有所獲得，但是在思考力上有所損失。總而言之，他是垮了。特權以及一切獲有特權的身份的特性就是殺害人們的心靈。不論是在政治上或是在經濟上獲得了特權的人，他在心靈上是墮落了的。這是沒有例外的社會法則，可以應用到整個國家，也可以應用於各階級，各團體和個人。這是平等的法則，自由和人性的最高條件。這本書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啟發這一點，同時指出它在人類生活一切表現上的真實性。一個被托以治理社會的科學團體很快就會完全不再從事科學，卻幹完全另外一回事情而就此了結；正像一切業已建立的權力一樣，它會就從事於此，取得它自己的永存，使信託它的社會更其愚昧，而因此更需要它的治理和指導。但是，這些話對科學院是對的，對一切立憲議會，立法議會，即使是普選出來的議會，也是對的。在後者，他們可以重新組織，那不錯，不過這沒法防止在短短的幾年裡形成一個政客集團，他們雖然不是在法律上獲得特權卻在事實上獲有特權，他們單單從事於國家公共事務的指導，最後形成一種貴族政治或是寡頭政治。美國和瑞士就是一個例子。因此，不要外來的立法，不要強權——這兩個是不可分開的，兩者都要奴役社會，都要使立法者自己墮落。這就是說我反對一切強權嗎？我決無這樣想法。關於靴子的事情，我採取制靴權威的意見；關於房子、運河或是鐵道，我請教建築師和工程師的意見。對諸如此類的專門知識我要向諸如此類的專家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許制靴匠，也不允許建築師，也不允許專家來把他的權威加在我的身上。我自由自主而照他們的智力、性格、知識、所應得的那樣尊重地聽取他們的話，卻總保留我自己的無可爭論的批評權和不信任權。我絕不能把任何特殊部門的事情只請教同一個權威；我向幾種權威請教；我把他們的意見來比較，而採取我覺得最正確的。但是即使在特別的問題上我也不承認有不會有錯的權威；所以，不論我對諸如此類的個人的誠實和真誠如何尊敬，我對任何人沒有絕對的信任。這種信任會將我的理性，我的自由，甚至我的計劃的成功致於死命：它會立刻把我變做一個愚昧的奴隸，別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工具。假如我在專家的權威之前低頭而立誓在某種程度下和在我認為必要時欣然跟從他們的指示甚至他們的領導，那是因為他們的權威並不是由別人—— 既不是由人也不是由上帝——加在我身上的。不然，我會恐怖地排斥他們，命令魔鬼拿走他們的勸告、批示和服務，認定他們要使我喪失自由和自尊來償付他們會給我的這一點點包在許多謊言裡的零碎真理。我在專家的權威前低頭因為它是由我自己的理性所加在我身上的。我自知只能把握極小部分人類知識的細節和確實發展。最大的智性也無力把握到一切。因此，科學方面以及工業方面工作有分工合作的必要。我承認而且我指出這是人的生活，每人輪流領導和被領導。所以並沒有固定和永久的權威和從屬，只有互相的，暫時的，特別是自願的權威和從屬的不斷替換。那麼，也就是這同樣的理由使我不承認一個固定不變而萬能的權威，因為世界上沒有萬能的人，沒有人能夠把握到把科學應用到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關於一切科學和一切社會生活各部門的豐富詳情，假如個人身上實現了這種萬能性而他由此要想乘機把他的權威加臨在我們身上，那就必須把這個人逐出這個社會，因為他的權威必然要使所有的別人淪為奴隸和低能。我並不以為社會應該像直到今日那樣地虐待天才；不過我也不主張社會太縱容了他們，更不主張給他們任何特權或是獨有的權利；還有三個理由：第一，因為這會把吹牛者誤認做天才；第二，因為即使一個真正的天才也會由於這種特權制度的緣故而變做一個吹牛者，使他品行敗壞，使他墮落；最後，使他自己對自己也成了主人。總括起來，我們承認科學的絕對權威，因為科學的整個目標就是周到地儘可能有系統地使隱含在物理世界和社會世界事實上這兩個世界只構成同一個自然世界——生活和道德生活里的自然法則再現。除了這個唯一的合法權威因為它是理性的並且和人類自由諧和的物質生活、精神之外——我們宣告其他一切權威都是虛假的、專橫的、獨斷的、致人死命的。我們承認科學的絕對權威，但是我們否認科學家的無謬性和普遍性。在我們的教堂里——假如人們允許我暫時用一下這個我如此痛惡的一個名詞的話；教堂和國家都是我所厭惡的正像在新教徒的教堂里一樣，有著一個首長，一個看不見的基督——科學；而跟新教徒一樣，甚至比新教徒更合邏輯，我們也不受教皇、評議會、樞密主教密議室、主教、甚至牧師的苦。我們的基督和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基督所不同的只是：後者是一個人格化的神，而我們的卻是非人格化的。在永恆的過去中已經完成了的基督教基督表現而為完美的神，而我們的基督，科學的完成和完美卻永遠在將來：這等於說是不會實現的。因此，把絕對的科學認作唯一的絕對權威，我們並沒有妨礙了我們的自由。所謂「絕對的科學」我意思是指那把宇宙的、世界的曖昧發展所顯示出來的一切自然法則的系統或和諧盡其範圍盡其精細地理想地再現的那種真正是普遍性的科學。這種科學，這人類心靈一切努力的最高目標，顯然不會絕對充分地實現，所以我們的基督永遠不會實現，大大地減少了他派在我們之間的代表的自負。反對聖子——利用了它的名字他們把他們的橫蠻和迂腐的權威——加在我們身上，我們求助於聖父，它就是這實在的世界，實在的生活，聖子只是它的一個十分不完全的表現，而我們自己這些生活著、工作著、奮鬥著、愛著、鼓舞著、歡樂著、受苦著的真正生物正是他的直接代表。但是，雖然否認科學家的絕對、普遍、無謬的權威，我們卻甘願地在科學各門代表的可敬（卻是比較的，十分暫時的）而範圍十分狹窄的權威前鞠躬，只輪流請教他們，對他們所給予我們的這些寶貴知識十分感謝，只要他們願意偶然我們比他更懂得的時候以及在我們比他們懂得更多的事情方面也接受我們的知識。一般說來，我們最希望見到具有偉大知識、偉大經驗、偉大精神，以及尤其重要的，偉大胸襟的人，對我們有一種不以天上的或是地上的任何官方權威的名義來強制而自由接受的自然合法的影響。我們接受一切自然的權威和一切事實的影響，但是不接受權力的影響；因為官方的依靠權力的每種權威的影響，會直接變做一種壓制，一種虛偽，正如我以為充分指出的那樣，它必然會把奴隸性和荒謬性加在我們的身上。總之，我們否認一切立法，一切強權，一切有特權的、特許的、官方的、法律的影響，即使它是從普選中產生的，我們明白這隻有利於少數支配剝削者去違反那屈服於他們之下的廣大人民的利益。「我們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種意思。近代唯心論者理解的強權完全不同，他們雖然不受一切現有的天啟宗教的傳統懷疑的影響，卻在這種強權的觀念上加上一種神的、專制的意義，這種權威不是奇蹟地顯示了出來的那種真理的權威，也不是有力地科學地顯示出來的那種真理的權威。他們把它一小部分建立在類似哲學的推理上，大部分建立在模糊的宗教信仰上，一大部分也是建立在理想而抽象的詩意感傷上面。宗教本來就是把構成人類人性的一切加以神化的最後一個嘗試。這正是和我們所做的恰恰相反的工作。為了人類的自由、尊嚴、繁榮，我們相信把被偷去了的幸福從天上取回還給人世是我們的責任。然而，他們努力去犯一種最後的宗教的英雄式的竊盜罪，要把由自由思想者用他們的大膽的不恭順和科學的分析從天國搶來的構成人性中最偉大、最細緻、最高貴部分的東西來統統歸還給這最後暴露了原形的神的強盜。唯心論者無疑地相信為了在人們之間行使更大的權威，人類的觀念和行為必須圍以神聖的情感。這種神聖的情感如何表現？它並不是像天啟宗教中那樣由奇蹟來啟示，就是由這觀念和行為的莊嚴和神聖來啟示的：凡是偉大、美麗、高貴、公正的就都當作是神聖的。在這種新的宗教祭儀之中，每個人都被這些觀念這些行為鼓舞著成為牧師，直接由上帝使他加入聖列。證明呢？他不需要別的證明，他所表現的觀念之偉大以及他所做的行為之莊嚴就夠了。這些是神聖得只有上帝才能如此鼓舞他們的。總之，這就是它們的全部哲學：一種感情的哲學，不是真實的思想，是一種玄學的敬虔主義。看來它似乎沒有害處，其實不然，隱藏在這種詩的形式的無從捉摸的模糊之後的是極其詳密、極其狹窄，極其貧瘠的教義，它會產生同樣的不幸結果：使一切天啟宗教變作人類自由和人類尊嚴的最完全的否定。說人性里一切偉大、公正、高貴、美麗的部分是神性的就是默認人性本身不能夠產生它——這就是說，它放棄了自己，它本身的本性是卑賤的、有罪的、下賤的、醜惡的。這樣我們回到了一切宗教的本質——換句話說，回到了為神的更大的榮光而造成的人性屈辱。而承認了人類的本性上的劣勢以及根本沒有能力不靠任何神的鼓舞，由自己努力理解公正的觀念和真實的觀念，就也得承認天啟宗教的一切神學上、政治上、社會上的推斷。自從完美而至尊的上帝和人性樹立之後，就有神的居間人，選民，受上帝啟示的從地球上到處跳出來，來用上帝的名義指揮統治人類。我們不能假定一切人們都相等地受上帝啟示嗎？當然，這樣一來就用不著居間人了。不過這種假設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跟事實衝突得太顯明了。它會迫使我們把世界上顯出的一切荒謬和錯誤以及所犯的一切恐怖、愚笨、下賤行為、卑怯行動諉諸於神的啟示。那麼，或許只有少數人是受神的啟示的，即是那些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傑出的義大利公民和預言家朱塞佩·馬志尼所稱為有德行的天才的人。他們直接受上帝的啟示而得到普選的普遍同意——上帝和人民，使他們受命統治人類社會。[12] 不過在這裡我們重又跌進教堂和國家的桎梏里去了。不錯，正和一切舊的政治機構一樣，這個新機構教堂也是受上帝的保佑才存在了的，不過這次還受（自命為）人民的意志的支持——至少形式上是如此，當作對近代精神的一個必要讓步，正像拿破崙第三的詔令序言裡所說的一樣，教堂它自己不再稱作教堂；它把它自己稱作學校。這又有什麼分別？在這種學校的長凳上坐著的不僅是小孩；還有永遠的少年，永遠被認為無力通過考試，無力獲得教師的知識，廢棄教條的學生一—人民了。[13]國家不再稱作專制國；它自稱為共和國：不過它還是不折不扣的的國家——即是少數有資格的人物正式地有規則地建立的一種監護組織，這些有德行的天才者或是有才幹的人由此監視，引導這大的、固執的、可怕的孩子——人民的行動。學校的教授和國家的官吏自稱為共和政體論者；不過他們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監督，牧羊者，人民仍然和至今一樣，是一群羊。當心那剪羊毛的人啊，因為有羊群的地方必然有剪它羊毛和吞吃它的牧羊人。在這種制度之下，人民是永久的學徒和學生。縱然它有那完全是假的治權，它仍然是別人的思想、意志的工具，因此是別人的利益的工具。這種情況絕不是我們所稱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它不過是舊的壓迫，舊的奴隸制度換上了一個新的形式罷了；只要奴隸制度存在，那麼在特權階級級中間就和在大眾中間同樣會有不幸，殘忍，真正的社會實利化。由於把人類的種種神聖化，唯心論者總獲得對獸性唯物論的勝利。理由很是簡單：神聖的都升騰到它自己的天國去了，真正留在地下的只有獸性。是的，唯心論理論實際上必然要弄到最低級的唯物論；當然不是對在誠心地宣講著它的人們——限於眼看著他們的努力毫無結果——就他們而論，通常結果就是而是對那些想把他們的教義影響整個社會而在生活里努力實踐的人們來說的。只要他留在這被唯心論教義支配著的社會裡。要顯示這種普遍的，初看似乎奇怪稍為想一下就顯得很自然的事實，是有歷史證明的。把古代世界的兩種文化——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比較一下。哪一種最唯物，哪一種在出發點上最自然，論結果最有人的理想呢？當然是希臘文化。反過來，論出發點哪一個是最抽象的理想把人類的實在自由為法律抽象所代表的公民的抽象自由而犧牲，把人類社會的自然發展為了國家抽象而犧牲一哪一個結果變得最獸性呢？當然是羅馬文化。不錯，正和一切古代文化——包括羅馬文化在內一樣，希臘文化也是排外的民族主義的，並且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但是，不管這兩種重大的缺點（其實前者並不把人性觀念理解得實現得更少），它把人們的生活變得崇高，真正地理想化起來；它把獸群似的人類變做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創出了科學、藝術、不朽的詩歌和哲學以及尊重人性初步的概念。從政治的社會的自由創立了自由思想。在中世紀的末了，文藝復興的時候，有幾個希臘移民把這些不朽著作中的很少幾本帶到了義大利，就夠使埋葬在天主教黑暗地牢里的生命、自由、思想、人性，一齊甦醒了。在希臘，文化的名字是人類解放。而在羅馬，文化的名字是什麼呢？有的是征略跟它的一切獸性的影響。它最重要的話呢？就是愷撒的全能。這就是說各國和人民的貶謫和淪為奴隸。甚至在今日，什麼東西在歐洲各國殘忍地、重大地殺害了壓碎了自由和人性？是愷撒的或者羅馬的勝利。我們現在把近代的兩種文化——義大利文化和德意志文化——比較一下。前者就一般的特性而論顯然代表著唯物論；相反的，後者代表了最抽象的、最純粹的、最先驗的唯心論。讓我們看看他們實際上產生了些什麼結果。義大利對人類解放已經有極大的貢獻。她在歐洲首先使自由的原則甦醒，廣泛地加以應用，使人性恢復它那高貴的名號：工業、商業、詩歌、藝術、實證科學、自由思想。受三百年的帝王、教皇專制的壓制，被她那統治了她的資產階級拖陷在污泥之中，她在今日再度出現，的確比以前敗落得多了。不過德意志比她可差得遠！在義大利，儘管這樣沒落——我們希望那是暫時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像人一樣地生活、呼吸，周圍有的是似乎生來為自由的人民。義大利，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義大利，也能夠驕傲地舉出像馬志尼、加利波底那樣的人來。在德意志人們呼吸著無限政治奴隸制度和社會奴隸制度的空氣，這偉大的民族以從容的忍受和謙和的意志來哲學地說明了它，接受了它，她的英雄——我指的總是現在的德意志，不是將來的德意志；是貴族政治的、官僚政治的、政客的、資產階級的德意志，不是無產階級的德意志——和馬志尼、加里波底完全不同：她的英雄是威廉一世，基督教新教上帝的獰惡而拙劣的代表，俾斯麥、毛奇[14]諸君，孟托弗（Manteuffel） [15]和凡丹（Werder） [16]諸將軍。從有德意志起，在她的國際關係中，她都是緩慢地有計劃地侵略征服，總準備著把她自己的故意的奴隸制度擴展到她相鄰各國的領域中去：而自從她確立為統一的強國以來，她已經變做整個歐洲的自由的威脅。在今天，德意志這名詞意思就是殘忍而得意的奴隸意識。要說明理論的唯心論怎樣會不斷地必然地變做實利的唯物論，只須引用一切基督教教會，當然尤其是羅馬使徒派教會做例子。世界上還有比教會所宣講的基督教教義在理想方面更高尚、更公平、更斷絕俗利的嗎？而從第8世紀她確立權力以來還有比她的實務更殘忍地重實利的嗎？她以前並且現在也跟歐洲一切君主競爭的主要目的是什麼？第一是她的世俗的利益，其次是教會的收入，而後是她的世俗的權力，教會政治特權。我們要公平地指出在近代歷史上是她首先發現了無可爭論卻未必是基督教的真理：財富和權力，對大眾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迫，是神的想像統治世界的兩個不可分離的條件；財富結合起權力，增強了權力，權力總是發現、創出新的財源，兩者比使徒的殉道、信仰，比神的保佑，更能保證基督教宣傳的成功。這是歷史的真理，基督教新教教會它本身也不否認這點。當然，我說的是英國、美國和瑞士的獨立性的教會，不是德國那種隸屬性的教會。後者自己沒有創意；它們只聽著它們的主人，它們的塵世上的君主——同時又是它們的精神上的首領——的命令行事。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新教的宣傳，特別在英美，和這兩個大國的物質利益、商業利益的宣傳關係十分密切；大家也知道後一種宣傳的目的絕不是它所隨著傳教界一起侵略進去的那些國家的富裕和物質繁榮，而毋寧是為了那些國家裡某些階級的富裕和物質繁榮而剝削這些國家，這些階級非常貪慾，而又非常會虔敬。總之，我們不難用歷史證明教會，一切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教會，從它們的神靈的宣傳看來很可能由此加速了鞏固了他們的成功——從沒有忽略掉把它們自己組織成一個在任何神靈的保護和直接而特殊的指導下對大眾作經濟剝削的巨大合作機構；我們不難證明一切國家一正如我們所知，從頭就有它們的一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它們的特權階級——只是各種教會在塵世上的分店，同樣地為了少數俗人的利益間接受教會特許而把剝削當作主要目的；最後，可以普遍地證明，這位好上帝和世界上的神靈理想的一切行動最後永遠要建立少數人的繁榮的實利主義來抵抗大眾的熱狂而總是挨餓的理想主義。從今日我們所看到的，我們又有一個新的證明，除了我在前面所指明的誤入歧途的幾個偉大的心靈、偉大的頭腦以外，在今天誰是唯心論的最頑固的保衛者呢？第一是一切君主朝廷。在法蘭西，是拿破崙三世和他的皇后尤金尼夫人；從羅虛[17]和巴在納[18]到弗勞累[19]和比脫里[20]的一切退職的部長、朝臣和退職的將軍；這個帝國世界裡如此完全地唯心化了法蘭西，拯救了法蘭西的男人女人們；他們的新聞記者們和學者們——加薩涅[21]、吉拉當[22]們，多凡奴窪[23]們，萬意洛[24]們，勒威里[25]們，仲馬（Dumas）們；各種打扮的耶穌會僧尼的黑色隊伍；法蘭西的全部貴族和全部中上資產階級；有理想和沒有理想的自由主義者——基佐[26]們，梯也爾[27]們，於萊·法弗萊[28]們，貝萊當[29]們，於萊·西蒙[30]們，資產階級剝削的一切頑固保衛者。在普魯士，在德意志，它是目前上帝在地上的欽定代表威廉一世；他的一切將軍，一切波美（Pommer）州和其他州的官吏；他的一切軍隊，有著堅強的宗教信仰，用我們所熟知的理想方式剛征服了法蘭西；在俄羅斯，沙皇和他的朝臣們；摩拉維約夫[31]們和倍爾格（Berg） [32]們，對波蘭的一切屠夫和虔誠的改宗者。總之，宗教的唯心論或是哲學的唯心論——後者不過是前者的自由轉譯罷了——在今天到處只是用來當作實利的、血腥的、殘忍的暴力的旗幟，無恥的、實利的、剝削的旗幟；同時，相反地，被壓迫的、飢餓的群眾的實用唯心論升起了理論唯物論的旗幟，經濟平等和社會正義的紅旗，想從世界上一切人們的兄弟之感中實現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人權。誰是真正的唯心論者——不是抽象而是生活的，不是天國而是地上的唯心論者―—誰是唯物論者呢？理論唯心論或是神性唯心論的必要條件顯然就是犧牲邏輯，犧牲人類理性，以及放棄科學。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在保衛唯心論的教義的時候，只有被迫投入大眾的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那一類里去。這兩點就是每一個偉大的頭腦，每一個偉大的心靈應該遠離唯心論的充分的重大理由。我們的當代的傑出的唯心論者，把他們整個生命獻給人類服務，當然既沒有頭腦也沒有心靈，也沒有善意——怎樣會仍然留在那至今被非難被羞辱的教義的代表們中間呢？他們一定受到一個極其有力的動機的影響，那不會是科學和邏輯，因為科學和邏輯已經宣告反對唯心論的學說。也不會為了個人利益，因為這些人是遠超出在這類東西之上的。那麼，它一定是一個很強有力的道德上的動機。是哪一種呢？那只有一個。這些傑出的人們一定以為唯心論的理論或是唯心論的信念是對人的道德的尊嚴和壯麗所必需的，相反的，唯物論的理論卻把他們弄成野獸。而實際上恰恰相反！我說過，每一種發展蘊含了它的出發點的否定。依照唯物論學派，基礎或是出發點是物質的，它的否定必定是理想的。從現實世界的總和出發，或是從抽象地稱作物質的東西出發，它必然要到達社會的真正的唯心化——就是，社會的人性化，社會的充分而完全的解放。相反地，由於同樣的理由，唯心論學派的基礎和出發點是理想的，它必然會獲致社會的實利化，得到以教堂和國家為形式的組織，殘忍地專制，罪惡而下流地剝削。依照唯物論派，人的歷史發展是不斷的上升。依照唯心論的體系，它只是不斷的墮落。不論我們討論的是什麼樣的人類問題，這兩派之間總是有和這相同的本質上的衝突。譬如，正像我已經觀察到的，唯物論者從獸性出發以建立人性，唯心論者從神性出發以建立奴役而把人民永遠陷入獸性。唯物論者否認自由意志而歸結到自由的建立。唯心論者卻以人類尊嚴的名義來宣布自由意志，而在一切自由的廢墟上建立強權。唯物論者排斥權威原則，因為它正確地把它當作獸性的推論，並且，反過來說，人性的勝利，歷史的目的及主要意義，只能由自由而實現。總之，你總可以發現唯心論者干那些實利的唯物論者的活動，而唯物論者追求著極端理想的希望和思想，使它實現。正如我所說過的，在唯心論者的體系之中歷史只是一個不斷的墮落。他們以無法復原的可怕墮落開始，他們以從純潔而絕對的概念的至高區域跌落到物質的那種死亡的飛躍作為開始。但是跌落到怎樣一種物質！並不是跌落到像我們在現實世界裡所見到的那種永遠活躍而運動、充滿了生命和知性的特性和力的物質；而是跌落到抽象的物質，它被那些有思想的普魯士人、神學家、玄學家們的經常掠奪弄得貧乏，變作絕對的窮困，這些人們剝奪了它的一切來給他們的皇帝，給他們的上帝；跌落到剝奪了它本身一切作用，一切運動的物質，它和神的概念相反，只代表了絕對的愚鈍、冥頑、惰性和固定。這墮落是如此可怕，以致神性、神或是神的觀念，被弄得平淡無奇，失掉了它的意識，不再能恢復了。而在這種絕望的情勢之下，它還是強迫著製造奇蹟！因為從物質變得不活動那刻起，世界上，甚至最物質的東西，所發生的每種運動都是奇蹟，這種奇蹟只有靠了神佑的參與，只有上帝的作用才能產生。這個被它的墮落貶跌而消滅了一半的可憐的神性，暈倒著躺了幾十萬年之後，慢慢地醒了過來，徒然努力著來抓住它自己的一切模糊記憶，它在這方面對物質所做的每一個移動都變成一個創造，一個新的形成，一個新的奇蹟。它就是這樣地經歷了所有各種程度的具體性和獸性——起初是氣體，簡單或複雜的化學物質，礦物，進而作為動植物而散布在地球上，最後它自己凝集為人，到這裡它似乎又變做它自己；因為它在每個人的身上燃起一個神聖的火花，它自己的神的分子，永生的靈魂。絕對非物質性的東西怎樣設法存身在絕對物質性的東西里的呢；物體怎樣能夠容納、包含、限制、麻痹純粹的精神？這又是只有憑信仰，憑對荒謬性的熱情而頑固的肯定才能解決的那種問題之一。這是最大的奇蹟。不過，我們在這裡只來確定這個奇蹟的作用和實際結果。在幾十萬年的要回復它自己的徒然努力之後，在它所賦以生命，使它運動的物質失蹤了，散開了之後，神性找到一個支持點，找到一個自我凝集的一種焦點。這焦點便是人，他的永生的靈魂奇異地被囚在會死的身體裡。不過把每個人作為個人來看實在太有限，太微小，不足以包容神性的廣大；它只能容納極微小的一個分子，這小分子和它全部同樣地永生，但比它全部微小得多。因此，神，這絕對非物質性的東西，這心靈，正和物質一樣地可以分割。這又是一個要靠信仰來解決的神秘。假如上帝這整體可以存身在每個人的身上，那麼每個人便是上帝了。我們會有無數個上帝，每個都受其他所有各個的限制，然而其中沒有一個它的無窮性會來得差一些——這是一個矛盾，它蘊含了人類的互相破壞，一個以上的存在的不可能性。講到那些分子，那是另外一種物質；一個分子必受別些分子的限制並且比全部來得小，的確，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合理的了。不過，這裡又有另外一種矛盾。被限制，比別些大，比別些小，這都是物質的屬性，不是心靈的屬性。照唯物論者說來，心靈的確只是人的全然物質性的有機體的作用，心靈的大小完全看人類有機體的物質的完美性的大小而定。不過像唯心論者所想像的那種心靈，絕對非物質性的心靈，它的存在和物質沒有關係的心靈，是沒有這種限度和相對大小等屬性的。在心靈之間，並沒有大小，也沒有限制，因為心靈只有一個——上帝。再加上組成人類靈魂的無窮微小而有限的分子同時也是永生的，那就把矛盾弄到極端了。不過這是信仰的問題，讓我們繼續討論吧。在這裡我們知道，神性分裂作無窮小的分子，存身在無數個各種性別、各種年齡、各種種族、各種膚色的人的身上。這是極端不合適和不愉快的狀態，因為在人類存在的開始，神的那些分子完全互相不熟悉，以致他們一開始就互相吞滅。此外，在這種野蠻情況，這種全然獸性的情況之中，這些神的分子，人類的靈魂，保存著它們的原始神性的一個模糊回憶，不可抗阻地要回復他們的整體；它們互相尋找，它們尋找它們的整體。在人們身上尋找它本身的就是散布在、失落在自然世界裡的神性本身，而它被它所散布的這無數囚室破毀得如此厲害以使在尋找它本身的時候，它總是連著做傻事。以拜物教作開始，它一會兒在石頭裡，一會兒在一塊木頭裡，一會兒在碎布頭裡尋找它自己，崇拜自己。假如那另一個神性— —那個曾跌落進物質的神性，在絕對理想的至高區域或天堂里仍然保持著純粹的精神狀態的神性——不加憐憫的話，它顯然不會從這破布頭中超升出來的。這裡又是一個新的神秘——神性把自己分作兩半，兩者都是同樣地無限，其中之一，聖父，留在純粹的非物質的區域裡，而另外一半，聖子，必須跌入物質。在這兩個互相隔離著的神聖之間我們可以直接見到確立的不斷的關係，從上到下，從下到上；而這些關係，作為一個單一的永恆和不變的活動，就構成了聖靈。在全然神學的和玄學的意義上，這就是基督三位一體的偉大而非常的神秘。不過，儘可能趕快放棄這些高峰，看看地上發生的是些什麼事情吧。從他的永恆光輝的高峰上，聖父看到那被他的跌落弄平淡而受驚的可憐的聖子陷落在、迷失在物質里到如此之深，以致即使當他達到了人類狀態他也不會回復了他自己，聖父決定給他幫助。從這無數個永生、神聖和極小的分子—―在他們之中聖子把自己散布得如此徹底以致他簡直自己不知道自己了――之中，聖父挑選那些最使他中意的，挑出他的受感召的人們，他的預言者，他的「有德行的天才」，人性的偉大的保護者和立法者：瑣羅亞斯德（Zoroaster）[33]、佛、摩西、孔子、來庫古（Lycurgus） [34]、梭倫（Solon） [35]、蘇格拉底、神聖的柏拉圖，以及在一切之上的耶穌基督，聖子的完全實現，最後收集凝聚成一個人；首先是一切使徒，聖彼得[36]、聖保羅[37]、聖約翰[38]、君士坦丁大帝、穆罕默德，而後是查理曼、格利哥里七世、但丁，照某些人的意見還有路德、伏爾泰、盧梭、羅伯斯庇爾和丹東，以及許多別的偉大而神聖的歷史人物，他們的名字無法加以摘錄，不過，我，作為一個俄羅斯人，請求大家不要忘記了聖尼古拉[39]。這樣，我們最後得到上帝在地上的表現。不過上帝一出現，人類立刻就化成虛無。也可以說他並不就化為虛無，因為他自己是上帝的一個分子。原諒我！我承認一個確立的有限的全體的一個分子，不論它怎樣微小也是一個分量，一個肯定的大小。不過無窮大的一個分子和無窮大本身比起來必然是無窮小了，把幾萬萬的幾萬萬來乘幾萬萬的幾萬萬，它們的乘積和無窮大比起來仍然是無窮小，而無窮小等於是零。上帝就是一切；因此人類以及整個現實世界——宇宙，是虛無。你逃不掉這結論。上帝出現，人化為虛無：神性愈偉大，人性愈卑微。這便是一切宗教的歷史；這便是一切神性感召和神的立法的效果。在歷史上上帝這名詞是一條可怕的棍子，一切受神感召的人，偉大的「有德行的天才」，就用了它來打倒人的自由、尊嚴、理性以及繁榮。我們最初有的是上帝的墮落，現在我們得到一個和我們更有關係的墮落——人類的墮落，完全由上帝的幽靈出現在地上而引起。請看我們的親愛的、傑出的唯心論者發現他們錯得多厲害。他們對我們講起上帝的時候，他們企圖、希冀把我們超升、解放，弄得高貴，而相反地，他們把我們壓碎了，降貶了。憑了上帝的名義他們幻想他們能夠在人類之中建立博愛，而相反地，他們創造了驕傲和輕蔑；他們撒布了不和諧的仇恨的戰爭；他們建立了奴隸制度。因為隨著上帝而來的是各種程度的神性感召；人性就被分作極受感召、略受感召和不受感召等三類。不錯，在上帝之前他們是同樣地有意義的；不過，互相比較起來，有幾個比別的來得偉大些；不但事實上如此——這沒有關係，因為在它不能依附於某些合法的幻想或制度的時候，事實上的不平等就遺失在集體性之中——而且它是由神的感召的權力造成的，後者立刻建立了固定的、不變的、堅硬的不平等。略受感召的一定要聽命於極受感召的，而且還要服從後者，不受感召的又服從那略受感召的。這樣，就得到確立的權威原則，由此而得奴隸制的兩種基本組織：教會和國家。一切專制之中以空論家的專制或是受感召的宗教家的專制最壞。它們是如此妒嫉他們的上帝的榮光以及他們的概念的勝利，以致沒有心來理會活人的、真正的人的自由，或是尊嚴，或是受苦。先有了偏見的對神的熱心到後來乾枯了最溫柔的靈魂，最富同情的心，人類愛的源泉。從永恆或是抽象概念的觀點來討論現在的一切，出現在世界上的一切，他們輕蔑轉瞬即逝的物質；不過，血肉的人、真正的人的整個生命就只由轉瞬即逝的物質所組成的；他們自己是唯一轉瞬即逝的東西，一旦消逝之後就被別些類似的消逝代替，但是永不回復為人。人的唯一永久或是比較永久的東西是人性，它不斷地發展，從這一代到下一代愈來愈豐富。我說比較永恆，因為一旦我們的地球毀滅——它遲早終得破滅，因為一切有開始的東西必然有結束一旦我們的地球解體（當然又作為唯一真正永恆的宇宙體系中某種新的形成的一分子），那麼誰知道我們整個人類的發展會變作什麼樣子呢？然而，這種解體當在遙遠的將來，我們可以正當地，在和人類生命的短暫時間比較之下，把人性看做是永恆的。不過這種傳遞性的人性只當它在一定的幾個時間一定的幾個地點在真正活人身上出現的時候才是真實而活生生的，並不是它的一般概念使它如此。一般概念總是一個抽象，因此，有幾分是真實生命的否定。我在附錄里講起人類思想，因此也包括科學，只能把握決定真正事實的一般意義，它們的關係，它們的法律——總之，在它們的不斷變化中是永久的東西——但是把握不到它們的物質的個別的那一面，那些所謂因真實以及生命而顫動因此而難以捉摸的東西。科學理解真實性的思想，並不理解真實性本身；理解生命的思想，並不理解生命；這是它的限度，它的真正不可超越的限度，因為它是建立在思想的性質上的，後者是科學的唯一器官。科學的無可爭辯的權利和偉大的使命就基於這性質上面，不過它的致命的無能甚至它的錯誤的行為——通過它的被官方許可的代表，它傲慢地宣布了統制生活的權力——也是基於這性質上的。科學的使命是，從對暫時而真實的事實的一般關係的觀察，建立隱藏在物理世界和社會世界現象發展中的一般法則；它可以說由於指出一般條件而固定了人性不斷前進的不變的界石，這種一般條件是嚴格觀察所必需，能夠防止無知和遺忘。總之，科學是生命的指南針；但不是生命，科學是不能變動的，與個人無關的，一般的，抽象的，無感覺的，正像許多法則——科學只是它在反射後的或是心靈上（即是腦子的）的概念再現（用腦子這字可以提醒我們科學本來只是一個物質器官，腦的物質產物）樣，生命完全是不可捉摸和暫時的，但也是因真實性跟個性、感覺性、受苦、歡樂、希望、需要、熱情而顫動的。只有它自動創造真實的東西。科學不創造出什麼；它只建立了認出了生命的創造。每次科學家從他們的抽象世界出來和現實世界的活人混在一起，他們所想的或是創造的都是可憐的、可笑的抽象，沒有血肉，沒有生命，生下來就死的東西，正像華格納和永生的浮士德博士的學究式的弟子們所創造的侏儒。因此，科學的唯一使命是點燃生命，不是統治生命。科學或是科學家，不論自稱為實證論者，奧古斯都·孔德學派，或是德國共產主義空論學派，他們的統治也一定是無能的，可笑的，不近人情的，殘忍的，壓制的，剝削的，有害的。我們對玄學家、神學家們所說的話也可以對科學家們說：對於有人格的活生生的人類他們既沒有感覺也沒有心。我們甚至不能因此非難他們，因為那是他們那職業的自然的結果。因為他們是科學家，他們只論一般性，而且只對一般性發生興趣。科學只論明確的、永久的東西，即是，多少已經發展了的肯定了的一般性。它顯然一定會被生命征服，只有生命必然跟事物的活生生的、敏感的而不可理解的、不可名狀的一面有同樣地位。這是科學的真正的人們可以說唯一的界限，一個真正不可超越的界限。一個自然研究者，他自己就是真實的活生生的存在，就假定他解剖一頭兔子罷；這頭兔子也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並且至少在不到一小時之前，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自然研究者解剖了它，寫道：這報告裡的兔子是一個一般性的兔子，它被去掉了它每一種獨有的特質，就和一切兔子相同，因此也沒有力量存在，永遠是死的，空虛的存在，從不是具體的兔子，而是一個抽象，一個活的存在的固定的影子。科學只管這種影子。活生生的現實脫逃了它的範圍，它只取能夠把握而事實上把握到的生活著的，也就是在逝去中的飛逝中的一切生命；因為生命本身是在變動的，會過去的。犧牲於科學家的兔子這個例子對我們關係很少，因為我們通常不大關心到兔子的個別的生命。不然科學和科學家會使人類的個別生命一起蜷伏在抽象之下，也就是說，變動的、活生生的現實為它的固定的影子而犧牲，同時，如果聽它做的話，也能夠為了抽象一般性的用處而犧牲，至少是隸屬在它之下。對於科學，人的個性，同樣不會動的東西的個性，既不能把握又是所謂不存在的。因此，為了使自己不致像兔子一樣地為了任何抽象的使用而犧牲，活的個性也得防備神學；正如同時必須防備科學、防備政治學、防備法律學一樣，這一切都有著科學方面的每種抽象性質，是個體為了同一個抽象的利益而犧牲的有害的支持，這些抽象不過名字不同罷了；神學稱它作神的真理，政治學稱它作公共福利，法律學稱它作正義。我說得離題太遠了，忘了把科學的有益的抽象來和神學、政治學、法律學的有害的抽象比較，後者的統治必須停止，必須在人類社會裡徹底終止一一隻有付出這種代價，人類社會的價值、解放、最後的人性化才能實現——相反地，科學的抽象必須取得它的地位，並非為了跟著實證哲學的謀殺自由的夢幻來統治人類社會，而是為了仔細查考它的自然而活生生的發展。科學對生活很有些應用，但是它自己沒有化身在生活里，因為生活是活生生的個性的直接而活生生的作用，是活的個性的既自然又決定命運的運動。科學只是這種運動的永遠不完全、不完美的抽象。硬把它當作無條件的教條，當作統治的權威，那就會使它變得貧乏，歪曲，無力。科學不能夠跑出它的抽象之外，由象是它的領域。不過抽象跟抽象的直接代理人：祭司、政客、法官、經濟學家、學者必須停止統治人民。未來的全部進步就靠這點。它是生命和生命的運動，使人類重新獲得自由的個別的作用和社會性的作用，它是權威原則的全部否定。然而怎樣做法呢？把自由的科學在人民中間作最廣的傳播。這樣一來社會的群眾，除了他自己，不再有什麼所謂絕對真理來操縱他們，統治他們。這絕對真理總有人來作代表，他們對它很有興趣，他們把它完全握在手裡，因為它給了他們以權力，而憑了權力得到了財富以及靠人民的工作而生活的可能性。然而群眾在自己身上就有一種永遠是相對而真實的真理，一種照亮它的自然運動的光，不需要任何權威，任何外來的領導。不過我們不能太信任這點。我們雖然幾乎可以斷定在今天學者不敢把人當作兔子那樣來處理，但是總使人擔心，假如不受干涉的話，大多數學者會把活人來做實驗。當然少殘忍些，但是就犧牲者來說也並不稍為愉快些。假如他們不能在個體身上做實驗的話，他們就會要求在社會體上做。這是絕對必須禁止的。在他們的現存組織中，他們獨占了科學，把它留在社會生活的外邊，他們形成了另一個階級，在許多方面都和僧侶階級一樣，科學抽象是他們的上帝，活的、真實的個體是他們的犧牲者，而他們是神聖而特許的祭祀人。科學不能跑出抽象範圍之外，在這方面它遠比藝術來得差，藝術也特別注意到一般形式和一般情勢，但是藝術用了它自己的手段把它們具體化作各種形式，如果它們並不照真實生命而活著的話，卻在我們的想像里喚起了生命的回憶和情操：在某些意義下藝術把它所設想的形式和情勢加以個性化；由於這種沒有血肉因此永久而永生的個性化 ——藝術有力量來產生它——它使我們想起在我們的眼前出現和消滅的活生生而真實的個體。所以，藝術正是抽象之回歸生命；正相反科學是易逝的，暫時的，但卻是真實的生命在永恆的抽象的祭壇上的永久的犧牲。科學對人的個性正和對兔子的個性同樣地沒有能力去把握，它對兩者同樣地冷淡。並不是它對個性原則毫無所知：它很完善地把它看作一個原則，但並不把它看作一個事實。它知道得很清楚，在無窮個個體之外，一切動物（包括人類在內），就沒有真正的存在，這些個體生下了又死去把地位讓給新的、同樣容易逝去的個體。大家知道從動物升到更高級的物種的時候，個性原則更是顯著；個性顯得更自由，更完全。大家知道人這東西，地球上最後一種也是最完善的一種動物，代表了地球上最完全、最顯著的個性，因為他在他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之中有本領理解出一般法則，把它具體化人格化。最後，假如大家不曾受神學家或是玄學家，政治的或是法律的空論主義的損毀，甚至被狹窄的科學驕傲所損毀，假如大家不是聽不到生命的本能和自動性熱望的話，大家知道對人的尊敬是人性的最高原則，歷史的偉大而真實的目的，它的唯一合法的目的就是社會裡每個人的人性化和解放，真正的自由、繁榮和快樂。因為，假如我們不願跌回到國家所代表的公共福利的放蕩幻想，永遠建立在人民的有系統的犧牲之上的幻想，我們就得清楚地認定只有當集體自由和繁榮代表著各個個體的自由和繁榮的總和的時候，它們才會存在。這些事情科學都知道，但是它並不，而且不能擺脫它們。抽象便是它那本性，它非常能理解真實的、活生生的個性的原則，但是它不管那些真實的、活生生的個體；它只論一般性的個體，卻不是張三或是李四，卻不是這一個或是那一個，對於科學，它們並不也不能存在。我重複說一遍，它的個體只是抽象。現在，歷史並非由抽象的個體而是由活動的、活生生的、易於逝去的個體所造成的。只有被實在的人們帶向前去的時候，抽象才會前進。因為不但在概念上，就是在事實上這些個體也是由血肉做成的，科學沒有心：它最多把它看作一種智力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材料。它對張三或是李四的特別情況和偶然的命運有什麼關心？假如它自己把他們不僅僅當作支持它的永恆理論的例子來看，它必定會把它自己弄得可笑，放棄自己的職務，消滅自己。而希望它會這樣做就是可笑的，因為它的使命不在這裡，它不能把握到具體的；它只能在抽象里移動。它的使命是忙著處理人類全體或是某一種族、某一民族、某一階級或某一範疇的個體的存在和發展的一般情勢和一般情況；他們的繁榮、沒落的一般原因，各種保持他們進步的最好的一般方法。假定他廣泛地合理地完成了這工作，它的全部責任便算完事，要希望它再做些別的工作是實在不公正的。但是把它所不能夠完成的使命託付給它也是同樣可笑和不幸的。因為它的本性強迫它忽略張三或是李四的存在，它不能被允許也沒有任何人憑了它的名義被允許來統治張三和李四。因為它能夠幾乎像它處理兔子那樣地處理他們。更恰切地說，它一定繼續忽略他們；不過，它有它的特許的代表們，那些人完全不是抽象的，相反的，他們生活非常活躍，有著極其巨大的興趣，屈服在必然在人們身上作用著的特權的有害影響之下，他們最後會用科學的名義剝削別人，正像至今祭司、牧師、各種政客、律師，用了上帝、國家和司法權來剝削別人一樣。因此，我要宣講的是，在一定範圍之內，生命對科學的反叛，更確當地說，對科學的統治的反叛，並不是毀壞科學——那是對人性的重大叛逆——而是把它放回到它的位置，使它不再離開它的位置。到現在為止，一切人類史只是數百萬可憐的人類為了一些無憐憫的抽象——上帝、國家、國家的權力、民族榮譽、歷史權利、司法權、政治自由、公共福利——的榮譽而作的永久而血腥的殉祭，直至今天，這些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的、自動的、不可避免的運動。我們沒法打消它；就過去而論，我們必須像對一切自然宿命一樣地順受它。我們必須相信這就是教育人類的唯一方法。因為我們決不要欺騙我們自己：即使把大部分歸罪於統治階級的權術詭計，我們也得承認假如群眾本身之間沒有眩暈的自發的運動，把他們推向不斷的犧牲，一會兒奉獻給這個貪吃的抽象體——歷史的吸血鬼，甚至是用人血來餵養的，一會兒給另一個，那麼沒有一種少數人物他的力量會大到足以把這一切恐怖的犧牲加在群眾身上。我們容易明白神學家、政治家和法官對這點十分滿意。這些抽象的祭司們，他們只靠著人民的不斷祭獻而生活。玄學家也感到滿意，這也不算意外。它的唯一使命就是儘可能的把不公平的、荒謬的東西合法化、合理化。不過實證科學它本身一定也有同樣的傾向，這是一個事實，我們在認定它的時候就一定加以痛惜了。它會如此的原因有二種：第一，因為，它在生活之外組成的，它是被特權團體來代表的；第二，由此它把自己當作一切人類發展的絕對而最後的目標。相反地，在審慎的批判之下―—它強迫它自己能夠而且最後會通過這批判的就可以明白，它只是實現比它高出許多的一個目標的一個方法，這目標便是在地球上生下來的，生活著的，死去的一切實在的個體的實在情況的完全人性化。實證科學比起玄學、政治學、司法權來，它的無限的長處是在——不用這些教義所建立的虛假而不幸的抽象，它由真正的抽象立論，這真正的抽象表明了物體的一般性質和邏輯，它們的一般關係，它們的發展的一般定律。這把它和以前的一切教義深深地分隔開來，保證了它在社會裡永遠有一個偉大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它會組成社會的集體意識。不過有一點它是和其他一切教義相同的：它唯一可能的目標是抽象，它被它自己的那種本性強迫著忽略真正的人，而在人類以外最真的抽象卻是不存在的。要補救這根本的缺點，實證科學從此得用和過去種種教義不同的方法。過去的種種教義利用群眾的無知來使他們樂於為它們的抽象而犧牲，順便說來，對於那些把血肉來代表它們的人們，這種抽象總是非常有好處的。看出了它對思索實在的個體和關心他們的命運絕對無能為力，實證科學，就必須確定地絕對地放棄——切統治社會的要求；因為假如它干涉到這些事情，它一定只是把它所忽略的活人對組成它的合法成見的唯一目標的抽象作不斷的犧牲罷了。舉例說，現在還沒有真正的歷史科學；在今天我們簡直沒有開始瞥見它的極端複雜的情況。不過假定它是確定地發展著的話，它會給我們什麼？它會展露出有歷史的社會的一般情況物質的和觀念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宗教的、哲學的、美學的以及科學的——的自然發展的忠實而合理的圖像。不過不論它如何詳細這張人類文化的普遍圖像，只能表示出一般的，因此也是抽象的評價。在我們的年報之中，那些當作歷史——既得意又陰鬱，得意的是它的一般結果，陰鬱的是在它的輪子下壓碎的人類犧牲者的大量屠殺――的活生生而受苦難的物質的千萬個個人，沒有了他們歷史的偉大的抽象結果一個也沒法產生的千萬個微賤的個人（而且記住，他們就沒有這種結果的任何利益）他們就一些地位也沒有，即使是最小的地位也沒有。他們生活著，被犧牲了，為抽象的人性的緣故而被壓碎，就是如此。我們要譴責歷史科學嗎？這是不公平而可笑的。個人不能靠那些只能表達抽象的思想、反省、甚至人類語彙來領會；在今天他不能領會得比過去更多。因此，社會科學本身，將來的科學，必然會繼續忽略他們。我們有權利對它要求的一切便是用它忠實而正確的手把個人受苦的一般原因指給我們看——在這些原因之中不要忘記活人對抽象一般性的祭獻和屈服（糟糕，現在還是常常發生這種事情！）——同時把真正解放那生活在社會裡的個人所必需的一般條件指給我們看。這是它的使命；那是它的限度，在這限度以外社會科學的作用就無能為力和不走運了。在那限度以外的是空論家，以及它的特許代表祭司們的政府方面的事情。這是丟開一切教皇和祭司的時候了；我們不再要他們，即使他們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也不要。再說一次，科學的唯一使命在照亮道路。只有生命，從政府和空論家的屏障中救出來的，行動完全自由的生命才能創造東西。怎樣解決這矛盾呢？在一方面，科學是社會的合理組織所不可避免的；在另一方面，它自己對真實而活生生的東西無法發生興趣，它必須不去管社會的那些真實而實際的組織。這種矛盾只有一個辦法解決：使科學不作為存在於一切生命之外而由加銜的學者集團所代表的道德存在；而須散布在群眾之間。科學此後被邀來代表社會的集體意識，必須真正地變成每個人的財產。由此，不失掉一些它的普遍性——剝奪了它就不能成為科學——同時繼續使自己專注於一般原因，個人和東西的情況和固定關係，它事實上就變做具有一切個體的直接而真實的生命的科學。宗教改革它開始的時候對新教徒說從此人不需要祭司，那種解決方法就是和這相似的運動，此後人自己便是祭司，每個人只感謝主耶穌基督的不可見的安排，他自己本身里就有他的好上帝。不過在這裡，問題不是在耶穌基督，也不在好上帝，也不在政治自由，也不在司法權——神學的或是玄學的啟示的一切東西，一切都是同樣地不能消化。科學抽象的世界並不曾被顯露出來；它存身在真實世界之中，它只是這世界的一般的或是抽象的表示和代表。只要它一形成了一個由學者集團來代表的隔離的區域，這個理想的世界就威脅著要代替真實世界裡的好上帝的位置，而為它的特許的代表們保留了祭司的職務。這便是為什麼為了使這些不再是由特權的祭司們引導和剝削羊群的群眾，把他們的運命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裡，它必須用了對一切東西全是相同的一般指示來解散學者們的特別社會組織的理由。[40] 不過，在群眾能達到這種教育程度之前，必需把他們交付給科學家的統治嗎？當然不。與其讓他們被學者們統治還不如讓他們廢掉科學。這些人的統治的第一個結果便是使人民不能親近科學，這樣一種統治一定會成就貴族政治，因為現存的科學制度本質上便是貴族政治式的。學習研究上的一種貴族政治！從實際的觀點上看來最是殘忍，從社會的觀點看來最是傲慢和帶挑戰性——這便是用科學的名義所建立的起來的權力。這種制度有能力麻痹社會的生活和運動。學者總是自大的，永遠自給自足，永遠無能力，想干涉任何東西，而在他們的抽象的鼻息之下，生命的源泉會變得乾涸。再說一次，創造生命的是生命而不是科學；只有人民自己的自動的行動才能創造自由。無疑地，假如從今天起科學能照亮人民走向他們的解放，那會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不過與其有一個虛假的、微弱的光，只把那些跟隨著它的人引入歧途，那還不如沒有光。到後來人民總會有光的。他們完成了一個悠長的歷史事業，用幾百年的不幸來償付他們的錯誤，這並不是徒然的。他們的痛苦經驗的實用提要組成一種傳統的科學，在某幾方面它和理論科學同樣地有價值。最後，一部分年輕人——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學生，他們對資產階級的虛偽、偽善、不公平、膽怯已痛恨到足以使他們有勇氣背向它們，熱情到足夠不加保留地擁抱無產階級的公平而又人性的目標——這些人，正如我已經說過，會變成人民的導師；感謝他們，學者的統治將是不需要的了。假如人民須留意警戒學者的統治的話，他們對受啟示的唯心論者的統治就更得留意。這些天國的信仰者和詩人愈誠心，他們就愈危險。我說過，科學的抽象是一個合理的抽象，它在本質上是真的，對生命所必需的，它是生命的理論的代表，或者，誰喜歡的話，就叫它做良心。它會，它一定得被生命所吸收和消化。唯心的抽象，上帝，是一個腐蝕性的毒物，它毀壞了分解了生命，曲解了殺害了生命。唯心論者的驕傲，不在他是人的，而是神的，這驕傲是無敵而頑強的：它會死，它一定得死，但是它不會屈服，只要它還剩下一口氣，它就會想使人向上帝屈服，正像普魯士的中尉一樣，這些德意志的實際的唯心論者愛看人民壓碎在他們皇帝的馬刺靴之下。信仰是相同的，結局也很少不同，而結果，正像信仰一樣，是奴隸制度。它同時是最醜惡的最殘忍的唯物論的勝利。對德國我們不需要再提供證明了；現在除非是瞎了眼才會看不見。不過我想對神的唯心論仍然必須提供證明。正像自然其他一切東西一樣，人類完全是一個物質的存在。心靈，思想的能力，對各種外界的內在的感覺的接受和反省的能力，當它們過去了之後回憶它們和靠幻想來使它們再現的能力，比較它們區別它們，由此創造一般的概念，最後依照各種方法把概念歸類，合併而形成觀念的能力——句話說來，就是智力，我們整個理想世界的唯一創造者，它是動物體的一種性質，特別是全然物質性的腦的組織的性質。由於大家的經驗我們很肯定地知道了這些，至今還沒有事實和它衝突，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生命的任何時刻加以證實。在一切動物身上，連完全劣等的種屬在內，我們找到某種程度的智力，我們發現，依著種屬的系列，種屬的組織愈近人類，智力愈發達，不過只有人類達到了實在，構成了思想的抽象力。因此普遍的經驗，[41]我們一切知識的源泉，唯一的發源，向我們指明一切智力總是依附在某些動物體上，而這種動物機能的強度和力量要看組織的相對完善程度而定。普遍經驗中這後一種結果不只可以應用於各種動物種屬；對人類也有這性質，人類的智力和道德力顯然受他們——作為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個個體——的組織的完善程度而定，這已明顯到用不著來堅持這一點了。[42] 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斷定從來沒有一個人看見過或者能夠看見過純粹的，脫離一切物質形式的，脫離任何動物體而獨立存在的心靈。但是假如沒有人看見過它的話，人們怎樣會相信它的存在的呢？這種信念的事實是確然存在的，假如不是像一切唯心論者所說那樣普遍的話，至少也很有一般性的，那麼它就完全值得我們密切注意，因為一般性的信念，不論它何等愚昧，對人類的命運太有勢力了，使我們沒法忽略它，丟在一邊。並且，這種信念的解釋是夠合理的，小孩子和年青人，甚至早已過了成年年齡的許多成人所給我的例子就表明人在打算他用哪種方法使用它的心智能力之前在他明白意識到它很久之前便已經使用這些能力了。在這種不自覺的心智活動之中，在這種無知或是憑信念的活動之中，人被外在的世界困惱著，被稱為生活和它的各種必需品的內在刺激推動著，創造了一堆幻想、概念和觀念，在起初一定很不完美，只有很少一些和他努力想表達的東西以及事實的真實性符合。到現在還沒有具備他自己的智力活動的意識，還不知道他自己產生著並且繼續產生著這些幻象，這些概念，這些觀念，忽略了它們的全然主觀——這就是說，人性的——起源，他自然一定把它們當作客觀的存在，真實的存在，完全和他無關，它們自己使自己存在而且存在在它們自身之中。就是這樣，慢慢地脫出動物般的無知的原始人民創造了神。創造了神之後，不曾想到他們自己是真正的創造者。他們崇拜它們；把它們當作遠比他們高級的真實的存在，他們當它們是無所不能的，把他們自己當做是它們的創造物，它們的奴隸。這些神只不過是一種幻想的、想像的、理想中的反映或是理想的倒影，它們跟著人類觀念一起發展，也變得唯心化起來。起初是把東西當作神，漸漸的變做純粹的神靈，存在在看得見的世界之外；到最後，在悠長的歷史進化過程中它混做一個單一的上帝，純粹、永恆而絕對的神靈，世界的創造者和主人。在每種公正或是不公正的，真實的或是虛幻的，集體的或是個體的發展之中，最困難的總是第一個階段，第一個動作。一旦這一個階段完成了，其餘的就會像必然後果那樣自然地跟下去。這種繼續在困惱和擠壓我們的可怕的宗教瘋狂的歷史發展，它的困難的階段便是在世界之外安排一個神的世界。這個從心理的觀點看來如此自然，因此在人類歷史上是必然的瘋狂的第一階段，它並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發展這個信念而使它對人類的心理習慣發生支配的影響，不知要花掉多少世紀。不過，一旦建立了之後，它會變得無所不能，正像每一種瘋狂的觀念侵入到人的腦里之後，必然會變得無所不能一樣。一個瘋人，不論他的瘋狂的對象是什麼—―你會發現從他看來困惱了他的曖昧而固定的觀念卻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東西，而相反地，從他看來和這個觀念相衝突的真實的東西卻是可笑而可憎的蠢事。那麼，宗教是集體的瘋狂，它更有力量，因為它是傳統的蠢事，它的起源消失在遼遠的古代。作為集體的瘋狂，它浸透到人民公私生活的深處；它在社會裡得到化身，可以說變作集體的靈魂和思想。每個人生下來就在它裡面發展，和母親的奶汁一起吸啜下去，和他所接觸到的一切和看到的一切一起吸收進去。他只被餵飼著這些東西，它們如此有毒而浸透在他的一切存在里，以致不論他的自然的頭腦多少有力量要把他自己從它那邊救出來，他須空前地努力，而即使這樣也並不完全成功。我們的近代唯心論者是一個證明，我們的空論的唯物論者——德意志唯物論者又是一個證明。他們找不到擺脫國家這宗教的方法。超自然的世界，神的世界，一旦在人民的幻想里確立之後，各種宗教系統的發展就照著它的自然而合邏輯的途徑跟來了，並且各方面和當代的經濟政治關係的發展配合，在一切時代，在宗教幻象的世界裡，它向來是這種關係的忠實的再現和神聖的奉獻。這樣，自稱為宗教的集體性瘋狂，歷史性的瘋狂就從拜物教開始，經歷了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之間的一切階段，發展了起來。宗教信仰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無疑是僅僅較次於建立另外一個神的世界的最困難的階段，確然就是從多神教變做一神教，從異教的宗教唯物論變做基督的唯心論的信仰這種轉變。異教的神——最重要的它只是民族的神。而這是它們的主要特徵——它們數目很多，必需有一種多少帶些物質性的性質，或者，毋寧說，因為它們是物質的，所以它們如此之多，分歧性本來是真實世界的主要屬性之一。異教的神還不嚴格地是實在的東西的否定；它們只是它們的幻想性的誇張。我們知道猶太民族對這種轉變花掉多少精力，這種轉變可以說組成了它整個歷史。摩西和別些先知們白白空講著一神；人民總是回復到他們的原始的偶像崇拜，回復到古老的，相比更自然而方便的多神的信仰，它更物質性，更人性，更明顯。耶和華他自己，他們的唯一的上帝，摩西和先知們的上帝，也仍舊極端是民族的上帝，他用了常常是昏庸，總是粗略而殘忍的物質論證來報償和懲罰他的忠實的附和者、他的選民，我們甚至看不出對他存在的信仰會蘊含了更早一些的神們存在的否定。猶太的上帝並不否認這些敵手的存在；他只是不要人民去和它並肩一起崇拜，因為耶和華終究是一個很嫉妒的上帝。他的第一誡便是：我是主，你們的上帝，在我之前你們不能有別的神。所以，耶和華只是近代唯心論至高的神的第一個輪廓，極其物質化而極其粗略。並且，他只是民族的神，像俄羅斯將軍們、沙皇的臣民和全俄羅斯一切帝國愛國者們所崇拜的俄羅斯上帝一樣；和柏林威廉一世的臣民、德意志的將軍和牧師們無疑會立刻加以宣布的德意志上帝一樣。至尊者不能是民族的上帝；它一定得是全人類的上帝。至尊者也不能是物質的東西；它一定是一切物質的否定——純粹精神。對於至尊者崇拜的實現有兩件事實已經被證明是必需的：（1）否定崇拜的民族性和民族形式而實現人性；（2）為了把猶太民族的粗略的耶和華加以唯心論化，所需要的是已經推進很多了的玄學觀念的發展。羅馬人完成了第一個條件，雖然無疑用了非常消極的方式。他們征服了古代的大部分國家，破壞了它們的民族的制度。一切被征服國家的神祇，一起放在羅馬萬神殿里，互相抵消。這是人性的第一個輪廓。對於第二個條件，耶和華的唯心化，這一點希臘在被羅馬征服之前很久就把它實現了。他們是玄學的創造者。希臘，在它的歷史的搖籃里，已經從東方找到一種神的世界。它已經確立在她的人民的傳統信仰里；這個世界是東方留給她，交給她的。在她有政治歷史之前，在她的自然時期，她的詩人就使發展這個神的世界並且使它不可思議地人性化了；而當她的歷史真正開始的時候，她已經有了一個現成的宗教了，至少假如一種宗教——也就是一個謊話——能夠談得上高尚和同情的話，它是它以前所有各種宗教中最富同情心和最高貴的宗教。它的偉大的思想家沒有一個民族有過比希臘更大的思想家—發現神的世界不但建立在他們之外的人民之間，並且也建立在他們自己身上，成為一種感覺和思想的習慣，他們自然把它當做出發點。他們不曾創立神學——這就是說，他們並不像中世紀的煩瑣學者那樣空等著，來把興起不久的理性和這種神祇的荒謬性和解這已經對他十分有利。他們把神祇放在他們的思考之外，而把他們直接依附於神的觀念，那是獨一的，不可見的，萬能的，永恆的，以及絕對唯心的，不過是非人格的。講到唯神論，那麼，希臘的玄學家比起猶太人來更來得是基督教的神的創造者。猶太人只在它上面加上了他們的耶和華的獸性的人格。像神性的柏拉圖那樣高超的天才絕對能夠相信神的觀念的真實性，這事實表明即使對最偉大的頭腦，宗教熱狂的傳統如何有毒，如何萬能。此外，我們不必對它吃驚，因為，即使在今天，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以來的最大哲學天才，黑格爾甚至不顧康德的批判，這批判雖然不完美而顯得太玄學些，卻毀壞了神的觀念的客觀性或是真實性——也嘗試把這些神的觀念改放到他們的先驗的或是天堂的星座上。不錯，黑格爾做他這恢復工作的時候如此粗暴以致他把上帝永遠殺死了。他從他們的觀念里取掉它們的神的光暈，指給讀他的書的任何人看，它們只是從古以來找尋它自己的人類心靈的創造物，來結束一切宗教瘋狂和神的幻象，除了在他之後人們所說的那句偉大的字句以外他什麼也不缺少；那句話是幾乎和他同時代的兩個偉大的心靈——他們並不互相認識——所說的，一個是黑格爾的門徒和毀壞者，德國的費爾巴哈[43]；另一個是法國的實證哲學的建立者，奧古斯都·孔德。那句話是這樣的：「玄學被化做心理學了」，一切玄學都只是在歷史中自己發展著的人類心理。在今天了解神的觀念怎樣產生，它們怎樣由人的抽象力中相繼產生，已經沒有困難了。人創造神。不過在柏拉圖時代這種知識是不可能的。集體的智力，因之也連個體的智力，甚至最偉大的天才的智力，還沒有成熟到了解這一點。難得有人跟著蘇格拉底說「知道你自己！」自知還在直覺狀態之中：事實上，它沒有什麼效果。所以人類的頭腦還沒法懷疑到神的世界的唯一創造者就是它自己。它發現神的世界在它之前；把它看作歷史，看作傳統，看作情操，看作思想的習慣；它必然把它當做它的最高思考的對象，這樣就產生了玄學，就發展了，完備了神的觀念，那唯神論的基礎。不錯，柏拉圖之後心靈發展方面真有一種相反的運動。亞里士多德，科學和實證哲學的真正的父親，並不否認神的世界，不過他使他自己儘可能地不討論它。他是第一個像分析家和實驗者——他是分析家和實驗者——那樣地研究人類思想法則的人，同時又研究自然界，不是研究它的空想的、幻想的本質，而是研究它的實在的面目。在他以後，亞歷山大里亞的希臘人建立了第一個實證科學的學校。他們是無神論者。不過他們的無神論對他們的同時代的人沒有什麼影響。科學愈來愈離開生活。在柏拉圖之後，玄學本身就排斥了神的觀念；這是伊壁鳩魯派和懷疑派所做的，他們這兩學派對人類貴族政治的貶黜貢獻很大，但是他們對群眾並無影響。在亞歷山大里亞外另有一個來得更有影響的學派。這就是新柏拉圖學派。這一派把東方的丑怪幻想跟柏拉圖的理想混成一個不純粹的混合物，他們是基督教教理真正的創始者，之後是它的苦心經營者。於是，耶和華的個人的粗略的自我主義，並不殘忍和粗略得好一些的羅馬征服，以及和東方相接觸後唯物化了的希臘的玄學的空想思考，是造成基督教唯神論宗教的三個歷史要素。唯一而至尊的上帝的祭壇在異教神祇無數祭壇的廢墟上建立之前，首先被破壞的是組成異教世界或是古代世界的各種民族的自治權。羅馬人極殘忍地做成了這件事，它征服古代人所知的地球的最大部分，設立了人性的基礎，當然是十分粗略和消極性的基礎，在這一切國家的民族差異一物質的和社會的―—之上的上帝，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它們的否定，它必然地是一個非物質的抽象的存在。不過信仰這種存在的存在那樣困難的事情，並不能驟然產生。因此，它在希臘玄學家手裡經過一個悠長的預備和發展的時期[44]，希臘玄學家首先以哲學的方式建立神的觀念一個永遠有創造力——而且總是由可見世界所複製的模型——這概念。不過希臘哲學所想像和創出的神性是一個非人格的神性。邏輯的嚴正的玄學造不出人格化上帝的觀念，因此人們得幻想一個單一的，同時又十分人格化的上帝。他喜歡極殘酷、極自私、極殘忍的耶和華，猶太人的民族上帝。不過猶太人，不管他們那種直留到今天的排外的民族精神，事實上在基督降生之前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人民了。他們之中有幾個被當作俘虜帶離故地，不過更有許多受了組成了他們性格中主要特性的商業熱心的驅使還迫求如此，他們散布在各國，把他們對耶和華的崇拜帶到各地方去，他愈高興他們，他們愈信從他。在亞歷山大里亞，這猶太的可怕的神和柏拉圖的玄學神性一結識起來——這玄學神性已經因為和東方接觸而大為腐化——以後更被耶和華弄得更其腐敗。不管他的民族的嫉妒的兇猛的排外主義，他不能再抵抗希臘的這個空想的非人格的神性的美點。他跟她結合，從這個結合產生了唯神論的——但不是精神的―—基督教上帝。亞歷山大里亞的新柏拉圖學派曾被稱做基督教神學的主要創造者。然而正如歷史要素之不足創造歷史一樣。僅僅神學不能造成宗教。所謂歷史要素我指的是任何真實發展的一般情況，例如在這個情形中便是羅馬人的征服世界和猶太上帝跟希臘神性觀念的會合。要使這些歷史要素有結果，使它們由此產生一連串新的歷史變化，需要一個活生生的、自動的事實，沒有這種事實他們還得在無結果的要素的狀態下再留幾個世紀。在基督教里並不缺乏這種事實：它便是耶穌基督的宣傳，殉難和死亡。關於這個偉大的聖人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福音書上所告訴我們的是矛盾的，而且無稽到我們難得抓到一些真實而有活力的特性。不過可以確定他是貧苦人的宣講師，不幸者、無知者、奴隸、婦女的友人和安慰者，其中他更愛護婦女。他對一切被壓迫者，一切在這世界下層受苦的人——數目無窮——許了永恆的生命。當然，他被當時的官方道德和公共秩序的代表們吊死了。他的門徒以及門徒的門徒，感謝羅馬的征服毀壞民族屏障，在古代一切國家裡散布和宣傳福音是成功了。到處都受奴隸和婦女的歡迎。他們是古代最受壓迫最受苦自然也最無知的兩種人。甚至在特權階層、知識階層中吸引到的少數改宗者這件事大部分也得感謝婦女的影響。他們的最廣泛的宣傳幾乎只對著由奴隸制度而變得不幸而墮落的人民。這是無產階級第一次覺醒，第一次有智力的反叛。基督教的偉大榮譽，它的無法否認的功績，以及它的空前的卻全然合法的勝利的全部秘密就由於這個事實：它訴之於古代世界——一個嚴格而殘忍的智力上、政治上的貴族政治——的無數受苦的人們，貴族政治對他們甚至否認了最簡單的人性權利。不然，它不會散布開來。基督的使徒所教的教義對不幸者看來全然是安慰，從人類理性來看它太反叛性了，太荒謬了，甚至不能被開明的人接受。使徒保羅何等歡喜地講起信仰的墮落和神性瘋狂的勝利！它們受當代的有力者和有智者所排斥，而簡單、無知、頭腦薄弱的人們分外熱烈地接受它。的確，要保證他們接受一切宗教荒謬性里最無恥最怪異的基督教的荒謬性，必須他們對生活有著深深的不滿，心胸中有極大的渴望，思想上幾乎絕對貧乏。這不僅是古代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制度的否定：它是一切人類理性、常識的絕對顛覆。依此，活體，真實的世界就不算什麼；而遠在存在著的事物以外，甚至遠在活體的最一般性的判定——時空觀念以外的人類抽象力的無遺漏性的最終產物，最後和最高的抽象，卻依然留在他的空虛和絕對固定性的冥想中。人們宣稱那種抽象，那種毫無內容的死人頭顱，真正的虛無，上帝，是唯一真實，永恆而萬能的東西；真實的萬有被宣告為虛無，絕對的虛無被宣告為萬有，影子成了實物，而實物像影子一樣地消逝。[45] 這一切是說不出的無恥和荒謬，真正的信仰墮落，輕信的愚鈍對群眾頭腦的勝利；對於少數人，還是對在忠實而鄭重地尋求真理之中覺得無聊，墮落，覺醒，而厭惡了的心靈的得意的諷刺；它是飲食過度的頭腦所常常感到的揮去思想，變做畜生般愚鈍的必要：我相信荒謬；我相信它主要就因為它是荒謬的。在今天，許多特出的開化的人和這同樣地相信著獸性的催眠術、唯神論、降神術，而且——何必說得如此遠——仍舊相信著基督教、唯心論、上帝。古代的無產階級的信念，正和現代的一樣，比較粗暴而簡單，比較趣味不高。基督教宣傳乞求於它的心而不乞求於它的頭腦；乞求於它的永恆的渴望，它的必需，它的受苦，它的奴隸狀態，而不求於它的理性，它的理性還在沉睡之中，還不知道什麼邏輯的矛盾和荒謬性的明證。那只有到應許了的解脫的時刻來到的時候，到上帝的王國來到的時候才會有興趣要知道它。講到神學的教義，它一些也不了解，因此它並不以此來麻煩自己。無產階級改信基督教構成了基督教的養料，但不是它的智性方面的力量。講到基督教教義，我們知道它的一連串的神學和文學的著作以及宗教會議是精巧的，這主要是東方的改宗的新柏拉圖派的成績。希臘精神的地位降低，以至在基督紀元第4世紀，第一屆宗教會議的時期，教堂里的神甫們一致接受存在於世界之外的有人格的上帝，純粹，永恆，絕對的心靈，創造者和最高主人這種觀念；作為這種絕對荒謬性的一種邏輯上的後果，那麼相信人類靈魂的非物質性和不朽性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他們相信靈魂居留在而且囚禁在只有一部分是會死的肉體裡，在這肉體本身中就有一部分是物質的，但也是像靈魂一樣不朽的部分，而且一定和靈魂一起復活。我們知道即使就教堂神甫來說，要想像不在任何物質形式之中的純粹心靈是何等困難。還要加一句，一般說來，要設法用一種荒謬來解釋另外一種荒謬正是每一種玄學和神學論證的性質。基督教遇到一個奴隸世界正是它的幸運。野蠻人的侵入又是另一個幸運。這些野蠻民族是值得尊重的民族，充滿了自然力，而且，尤其是，受著生活的偉大必需以及偉大能力的驅迫；他們是受過各種考驗的盜匪，正像他們的後繼人，今天的德意志人，能夠蹂躪和吞吃任何東西；不過他們比德意志人來得沒有系統和沒有學究氣些，來得更不講道德，沒有教育，在另一方面比德意志的現代資產階級來得更有獨立性和驕傲，有科學的能力，也不是沒有自由的能力。不過，不管他們所有這些偉大品質，他們只是野蠻民族——這就是說，他們對於一切神學的、玄學的問題，正和古代奴隸同樣地沒有興趣，並且，奴隸中大部分是屬於他們這種族的。因此，一旦克服了他們的實際矛盾，就不難把他們在理論上改變成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得到了教會和國家的萬能的裝備，又不受競爭的反抗，它能夠把歐洲的心靈腐化，貶抑，破壞了十個世紀。它沒有競爭者，因為在教會之外既沒有思想家也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只有它在思想，只有它在講和寫，只有它在講授。雖然它內部出了異教，它們也只影響到基本教義的神學上的發展或是實際的發展，並不影響教義本身。對上帝，純粹神靈，以及造物主的信仰，對靈魂非物質性的信仰，仍舊碰也沒有碰到。這兩重的信仰變成整個歐洲東西兩文化的理想的基礎；它浸透到一切制度里，一切階級的公私生活的一切細節里，以及群眾里，而且變得具體化。在此之後，這個信仰一直活到今天，甚至對特出的頭腦，像馬志尼、米什萊、奎內特以及許多別的人，還繼續發生不幸的影響，這還有什麼可驚奇的呢？我們知道15世紀自由精神的文藝復興給了它第一個攻擊，文藝復興產生了瓦尼尼[46]、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和伽里略。它雖然淹死在宗教改革的嘈雜、騷動、熱情之中，它毫不噪鬧地繼續它看不見的工作，把破壞荒謬以完成人類解放這工作傳給每一代高貴的心靈，直至最後，在18世紀的後半期，它又見天日，大膽地揮舞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旗幟。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人類的心靈最後大概會把它自己從一切神的困惱之中救出來。然而並不如此。人類被餵了十八個世紀（只講基督教）的神的謊話又一次顯出它自己比人類真理來得有力。現在不能用秘密黨徒，用教會所奉為神聖的烏鴉，用天主教神甫或新教的牧師了，對他們的一切信心現在全都失掉了，它用了在俗的牧師，穿短裝的說謊者和詭辯學者，在這些人之中主要的任務傳給了上世紀兩個不幸的人身上，一個是最虛偽的頭腦，另外一個是教義上最專制的意志——盧梭和羅伯斯庇爾。第一個人是偏狹和可疑的下賤，只稱揚自己不稱揚別的對象，既有感傷又含深仇的冷酷的熱心和偽善，近代唯心論虛偽等等的完善的典型。他可以當做近代反動的真正創造者。各方面看來是18世紀的最民主的作家，他在他自身里養育著政治家的無情的專制。他是空想論國家的預言家，正像他的值得重視和忠實的學生羅伯斯庇爾一樣，試著做它的高級牧師，聽到了伏爾泰的話，假如上帝並不存在的話，就必需發明一個，盧梭就發明了至尊者，自然神教的抽象而無益的上帝。而就在這至尊者的名義下，在這個至尊者所指揮的偽善的美德的名義下，羅伯斯庇爾最先把埃貝爾派（Hebertists） [47]送上斷頭台，而後把那革命天才丹東（Danton）送上了斷頭台，他在後者的身上暗殺了共和國，替由此必然的拿破崙一世獨裁的勝利預備好了道路。在這偉大的勝利之後，唯心論的反動尋找而且找到了比較不熱狂的，不可怕的，對19世紀資產階級大為減小的身材比較合適些的僕人。在法蘭西，有夏多布里昂[48]，有拉馬丁[49]我還要說嗎？為什麼不？假如是真理就一切都該說——維克多·雨果他自己，今日的民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假社會主義者！跟隨著他們，在這些頭兒的領導下，可憐而蒼白的人們之中全然憂鬱和感傷的一群建立了近代浪漫派；在德意志，有許萊格[50]學派，蒂克[51]學派，諾伐里司[52]學派，華爾納[53]學派，謝林[54]學派，以及此外許多別的人，他們的名字甚至不值一提。這派所創造的文學就是鬼怪和幽靈的統治。它不能站在陽光之下；只能生活在薄明的微光里。它已經受不了群眾的粗野接觸，它是溫柔的，細緻的，傑出的靈魂的文學，它們渴慕著天堂。好像不自覺地活在地球上的。它對今天的政治和各種問題有著嫌惡和輕視；不過它偶然提到它們的時候，它顯得全然反動，加入教會的一邊來反對自由思想者的無禮，加入帝王的一邊來反對人民，加入一切貴族政治來反對街上的下流的烏合之眾。對於別些東西，正如我剛才說的，浪漫主義學派的最占優勢的特色就是對政治似乎完全不關心。在他所處的雲霧之中可以辨認出兩點是真實的——資產階級唯物論的迅速發展以及個人虛榮的無法抑制的爆發。要明白這浪漫文學，必須在1793年革命以來影響到資產階級內心的轉變中尋找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直到大革命，資產階級，若在德國不是的話，至少在義大利，在法蘭西，在瑞士，在英國，在荷蘭，他們是歷史的革命天才的英雄和代表。從它之中跳出了大部分的15世紀自由思想者，以後兩個世紀中的宗教改革者，過去一個世紀中，連德國在內，人類解放的使徒。只有它，自然受了信仰它的人民的強有力武裝的支持，造成了1789年和1793年的革命。它宣告了王權和教會的顛覆，宣告了人民的友愛，人和公民的權利，這些是它的榮耀的銜頭；它們是不朽的！不久它分裂了，大部分國家財產取得者變得富有了，不再支持城市的無產階級，而法國農民的大部也已經變做有土地的地主，只希求和平，希求公共秩序的重建，以及強有力而正常的政府的建立。因此它們歡喜地迎接拿破崙一世的獨裁，雖然它們總還是伏爾泰派，卻不再用不高興的眼光來看帝王和教皇所訂的條約和官方教會在法國之重建：「宗教對人民是何等必需！」這意思就是，這部分資產階級使自己豐足了，於是開始發覺對於他們的地位的維持以及對於他們新得到的產業的保存，宗教是需要的，它許諾天堂上的甘露來緩和人民的不滿足的飢餓。於是開始說教的便是夏多布里昂[55]。拿破崙倒了而王政復古[56]，把合法的君主和教會跟貴族的權力帶回給法國，他們至少重新得到他們以前的努力的大部分假如不是全部的話，這反動把資產階級又投入大革命，懷疑主義的精神隨著革命精神在它之中復甦。它把夏多布里昂丟在一邊，又開始念起伏爾泰來了；不過它並不走到狄德羅那麼遠：它的脆弱的神經不能忍受如此強烈的補養。相反地，伏爾泰，既是自由思想者又是自然神教信奉者，對它很合適。貝朗瑞[57]和古里哀[58]把這種新趨向表明得十分明白。「善良人民的上帝」和資產階級帝王的理想，自由而民主，描畫著帝國的巨大勝利的威嚴的而因此是不可侵犯的背景——這些就是那個時期里法國資產階級每天的知識上的食物。一定的，受著達到偉大的拜倫的詩的高峰這種無益而可笑的欲望的刺激，拉馬丁開始對貴族和合法君主的上帝作冷淡地夢囈的讚美，不過他的讚美歌只在貴族政治的大廳里得到回聲，資產階級聽不到他們。貝朗瑞是它的詩人，古里哀是它的政治寫作家。七月革命提高了它的趣味。我們知道法國每個資產階級身上都帶著資產階級紳士的永久的典型，他們一獲得少許財富和權力就立刻如此。1830年，在權力的位子上，有財富的資產階級顯然已經代替了舊時的貴族。它自然有建立一個新的貴族政治的趨勢。最重要的是資本的貴族政治，但也是知識的，禮貌和細緻情操的貴族政治。它開始感到它自己宗教上的信仰很深。在它而言，這並非單純地是貴族政治習慣的一種模仿。它也是它的地位的必要。無產階級不止一次地幫助它來推翻貴族，叫它做最後一次服務。如今資產階級不再需要它的合作了，因為它感到它自己堅固地坐定在七月王座的陰影下，而因此變得無用的人民的幫助開始成為不方便了。一定要他們退回原位，這自然一定會在群眾之間惹起巨大的憤怒。壓制這憤怒是必要的。用什麼名義？用露骨地供認出來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名義嗎？這太譏諷得厲害了。利益愈不公平愈不合人性，它的制裁應該愈大。那麼，對飢餓者有用的安慰和一切吃飽的人的良好保護人，假如不在宗教里去尋求的話，還到什麼地方去尋呢？並且得勝的資產階級比以前看得更清楚，宗教對人民是不可缺少的。它在宗教的、哲學的以及政治的反抗上，在抗議和革命上獲得它一切光榮的頭銜之後，最後變成支配階級，甚至變成國家的防衛者，保護者，國家由此變成了這一階級的排外力的正規制度。國家是武力，為此，最重要的，國家是武力的權利。不過人類的組成如此奇特，以致這種看來全然動人的論斷終究是不夠的。要鞏固他的尊嚴絕對必需某些道德的制裁或是別的東西。進一步說，這種制裁必須又簡單又明白以使群眾信服，被國家威力所貶低的群眾一定也得引導得能夠道德地認出它的權利。不論那一種社會制度，要群眾相信它的好處只有兩種方法。第一個，是唯一實在的方法，但也是最難採用的方法——蘊含著國家的廢除，或是換句話來說，廢止任何式樣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有組織的政治剝削——因為它——這方法便是對人民的需要和希求給予直接而完全的滿足，這就等於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清除資產階級的存在，或者，廢除國家。這是對群眾有益的方法，不過妨礙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對他們講是沒有用的。相反的，對人民只有害處，但有利於資產階級特權的拯救的方法，就只是宗教了。那是永恆的幻象，它帶了人民去尋找神的寶藏，同時統治階級就在他們之間把地球的可憐的生產品和從人民那邊取來的掠奪品（包括人民的政治自由、社會自由）分配給同階級的一切分子——並且，分得很不平均，總是對占有最多的分得最多。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宗教，不可能有一個國家沒有宗教。拿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來說——譬如美國或瑞士聯邦——那神聖的上帝，一切國家的最高制裁，在一切官方談話之中占了多麼重要的地位。不過無論哪一位國家主腦，或是日耳曼專制帝國的皇帝威廉一世，或是美國共和國總統格蘭特（Grant），他講起上帝的時候他一定準備再剝削一次人民。法國的自由主義的，伏爾泰派的資產階級，受著調整特別狹窄而殘忍的實證主義（不是說唯物論）的驅使，它由1830年勝利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之後，給了它自己一個官方的宗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資產階級不能夠突然回到羅馬天主教的桎梏之下。在它和羅馬教會之間的是血和恨的深淵，不論它變得如何實際而聰明，它沒法鎮壓一個歷史地發展出來的熱望，並且，假如法國資產階級回到教堂參加它的崇拜的虔敬儀式——一個可稱讚的而誠實的改宗的必要條件，它一定會使自己變得可笑。不錯，有人這樣嘗試，不過他們這英雄主義的報酬只是毫無結果的污辱。最後就從那羅馬的不變的政治把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利益的發展分隔了開來的那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來說，回復到天主教也是不可能的。在這方面基督教新教就來得合適得多。它是卓越的資產階級宗教。它給了恰恰是資產階級所需要那麼多的自由，而且找到一個調和天堂渴望和地上情況所需要的尊敬的方法。因此，在新教國家裡工商業特別發達。不過法國資產階級要想變成新教徒是不可能的，要從一個宗教渡到另一個宗教——像俄國和波蘭的猶太人有時候所做的要除外，他們為了每次接受允許給他們的報酬起見受了三四次的洗禮——真誠地改變一個人的宗教，必需少許信仰。然而在法國資產階級的全然積極的心裡並沒有容納信仰的地方。對於最先並不與它的口袋發生關係，以後也不跟他的社會虛榮發生關係的一切問題，他表示最深的冷淡。他對新教正和對天主教一樣冷淡，在另一方面，法國資產階級沒法改信新教而使自己和法國大多數人民的天主教路線不起衝突，這對於要求統治全國的階級是一個大大的鹵莽。此外還有一條路——回到18世紀的人道主義的，革命的宗教。不過這離得太遠了，所以為了對它的新國家加以認可，資產階級不得不創造一個新宗教，這種宗教務須由整個資產階級大膽地宣布，不加太多的嘲笑和誹謗。這樣就產生了立憲派的自然神教。這派的產生和發展已經有別人講過，比我所能講的好得多。它們對法國資產階級青年的政治教育、知識教育、道德教育有著極有決定性的——我們還可以加一句——極有致命性的影響。它從班傑明·康斯坦[59]和斯達爾夫人[60]開頭；它的真正的建立者是洛瓦耶·高拉[61]；它的使徒基佐、庫心[62]、維爾曼[63]，以及許多別的人。它大膽直認的目標是革命和反動的和解，或者，用這派人的話來說，自由原則和權威原則的和解，當然對後者有利。這種和解指明：在政治上，為資產階級統治的利益而拋棄人民自由，這可以由君主國家和立憲國家做代表；在哲學上，自由理性對信仰的永恆原則的有意識的屈服，我們這邊只討論後者。我們知道法國折衷主義之父庫心，特別對這種哲學加以苦心經營，他是一個淺薄而遷腐的思想家，不會有任何自創的概念，不會有任何他特有的概念，不過他卻十分通曉那些老生常談，誤把後者當作正常的常識；他這個著名的哲學家對法國的勤學青年博學地預備好了一碟他自己做的玄學菜，這是在大學指示之下的法國一切學校里所強迫灌輸的，使接連著幾代都患著腦力上的不消化症。它是各種最是互相敵對的體系的一個哲學雜燴，教會神甫，煩瑣派哲學家，笛卡兒和帕斯卡[64]，康德和蘇格蘭心理等的混合物，所有這些是柏拉圖的神的天賦的觀念之上的一個上層建築，塗著一層黑格爾式的內在論，當然伴著對自然科學的既輕蔑又完全的無知，而像二乘二等於五那樣地證明了上帝的存在。[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