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孤獨者 · 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肖像

1 對小說家約瑟夫·多克斯來說，大名鼎鼎的特納博士——或者叫雨果·特韋爾夫特里斯·特納博士，這個讀者大眾廣為熟知的名字——一點也不陌生。公眾對聲名顯赫的特納博士已經熟知十五年，甚至更久了。最近十年來，他始終是他所創辦的那本有名的刊物《閱讀·寫作和相關藝術雙周刊》的精神領袖。 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雙周刊》的創辦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大事之一」；另一位評論家指出，若沒有這本刊物，生活「簡直不可想像」。《雙周刊》是在評論界大致上分裂成兩派的時候問世的。其中一派是主張散文體的保守的《星期六文學評論》；另一派是主張故作風雅文體的《日晷》。特納博士和《雙周刊》的觀點介於這兩個刊物之間，扮演著折中者的角色；《雙周刊》這個刊物可以極其恰當地歸入中間派一類；特納博士本人可謂全國走中間道路的主要實踐者。他最偉大的貢獻就體現在這一點上。 事實上，有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固執地爭論著特納博士擁有這個稱號的權利。那些評論家對博士開闊、睿智的自由主義觀點並不信任，相反，他們還感到十分驚慌；他們公開聲稱在特納博士的評論見解中看到了一種令人不安的——不對，應該是危險的——激進主義傾向。這種評價簡直滑稽透頂。特納博士既不過於右傾也不過於左傾，而是「有點中間偏左」。 他本人對這個評語會馬上表示贊同；這個措辭會使他高興。 在特納博士富有意義的生涯中，曾有一段時期，他的立場比現在保守得多，這是事實。但是，使他永遠值得讚揚的是，不妨說，隨著他年紀的不斷增長，他的視野變得越來越開闊；歲月使他越來越有容忍心，學識越來越深邃，理解力越來越深刻；這個勇敢的人在各個方面都成熟了。 從前，在某個場合下，特納博士曾把幾個更傾向於現代派的作家的作品說成是「一群骯髒男孩」的作品。首次使用這個質樸卻尖銳的措辭的人就是特納博士本人，這樣說是完全靠得住的，比肯希爾地區的人們讀到這個措辭的時候會發出咯咯的笑聲，深表讚賞；俱樂部里的紳士們一邊用《雙周刊》拍打著他們的大腿，一邊高喊：「好極了！」他們對那個傢伙歷來都有這種感覺，不過他們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字眼來表達他們的感受；但是現在，這個人，這個叫什麼來著，這個特納——啊，棒極了，棒極了。很明顯，一個無畏、有益的新生力量出現在國內文學界了！ 然而，過了不久，特納博士的那個骯髒的男孩卻被人這樣形容：「他在戶外廁所的牆上亂寫髒話，想以此來震驚那些長輩們。」這就更棒了！一個令人開心、形象的比喻就這樣深入特納博士的《雙周刊》讀者的心靈，引起了他們濃厚的興趣。因為對《雙周刊》的忠實讀者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加爽快的呢：正當他們打算舒舒服服地解決不可避免的生理問題時，他們可以抬起頭，用饒有興趣、寬容的目光閱讀那些為數眾多的骯髒男孩塗寫在牆上的某些字句。這些男孩包括：阿納托爾·法郎士、喬治·伯納德·肖、西奧多·德萊塞、舍伍德·安德森和戴·赫·勞倫斯，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使他們感到震驚。 即使特納不再有別的貢獻，他的地位也是穩固的。何況還會有，還會有許多貢獻呢。因為即使在最初階段，特納博士已經顯示出了突出的才華。他始終能領先於自己手下的評論者和追隨者兩大步。舉例來說，特納博士首先做出了這個驚人的發現：性是沉悶的。這個消息起先使《雙周刊》的讀者們大吃一驚，他們對這種事開始感到驚慌、震驚，全給嚇住了，最後被迫發出一陣憤怒的、氣急敗壞的聲音：「這，這種事情，現在；如今，他們竟寫這種東西了；這種，這種，哼，這種污穢的東西！這個勞倫斯，哼！」 特納博士使這些心煩意亂的人得以平靜下來。對這些熱衷於性描寫的作品，特納博士既沒有被嚇住，感到震驚，也沒有被激怒。他並不氣憤。他的做法遠比這些更加高明。特納博士覺得很有意思。或者說會覺得有意思，也就是說，如果他沒有覺得整部作品無聊透頂的話，他會有這種感受。甚至早在1924年，他在一篇評論戴·赫·勞倫斯最新作品的文章中如下寫道： 這種對性的專注——同一個淘氣的小男孩偷偷摸摸地在牲口棚一側胡寫亂塗毫無二致——（注意博士早先的豐富想像力是怎樣巧妙地表達出來的）——一般情況下，都會使明智的成年人感興趣，事實上，如果作者不是把整個作品寫得那麼沉悶的話，那些成年人都會認為所寫的內容都是人們在少不更事的時期曾經經歷過、然後忘掉的事情…… 起初，《雙周刊》的讀者會感到吃驚，隨後，幾乎都被這個觀點給迷住了。他們曾經感到沮喪、極其迷惑——但是現在！嗨，啊——哈——哈，那種事情的確很滑稽，不是嗎？進入大學二年級之後，他們早就把「那種事情」忘掉了，然而那個傢伙卻對那種事情極端熱衷——要是他把作品寫得不那麼沉悶的話，這的確很有意思。 2 但是還會有，還會有很多貢獻呢。那個善良的特納博士，二十年代五花八門、複雜的各種情況他都遇到了。一切都像萬花筒似的迅速變化著，各地的人們都感到迷惑。這是一場考驗，不具有特納博士那種勇敢精神的人可能站立不穩，栽倒在地。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有一位新的偉大詩人被發現。每一期《雙周刊》出版，都會有一部足以同《戰爭與和平》相媲美的長篇新作推薦給世人。每個月，在令入迷惑的時尚潮流中總會有一個引起轟動的新運動出現：查理·卓別林起初根本不是作為一個喜劇演員，而是這個時代中最偉大的悲劇演員(學問高深的藝術家們力爭使國人相信，他合適的角色應該是哈姆雷特)。美國真正的藝術表現形式是滑稽脫衣舞（科普利、惠斯勒、薩金特、貝洛斯加利之流的作品根本無法與之相比）。唯一真正屬於本國並值得保存的戲劇是歌舞雜耍表演。唯一真正的音樂是爵士樂，美國只有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吐溫；他已經被挫敗，只因為他是——美國人；但是——他如此優秀，只因為他是——美國人，不過，他若不是美國人的話，他原本可以做得——極其優秀的！），除此之外，國內唯一富有價值的作品就是那些廣告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才真正地反映了美國人——其他的都做不到這一點，都是沒用的垃圾。 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這股狂熱勁兒不斷高漲。隨著鐘錶的不停運轉，文化變得越來越混亂。但是特納博士在思想上站穩了腳跟。特納的觀點很明確，始終堅持走中間道路。對一切事物的發展及其重要性，他都採取了不偏不倚的態度。 誠然，他有一些不足之處。在文化領域，他並不總是站在戰線的最前列。但是他能及時趕上。他總能及時趕上。如果有時候他的估計有一些誤差的活，他總會及時加以更正；如果他犯了錯誤，他會像個男子漢似的勇敢地把錯誤忘掉。 看著他的成長會令人備受鼓舞。譬如說，1923年，他把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說成是「已經成為我們年輕知識分子的《聖經》，是一部污七八糟的百科全書」；1925年，他更加寬容地把該書說成是「我們年輕知識分子的《聖經》，該書不同於那一本真正的《聖經》，在於它自始至終寫得非常沉悶」；1929年(瞧這個人！)，他把該書說成是「驚人的傑作，該書對我們年輕作家的影響超過了我們這一代中的任何其他作品」；1933年，伍爾西法官宣布了那個著名的決議，允許在合眾國內銷售《尤利西斯》(決議收在占有《雙周刊》整個頭版上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編者評論之中)，他把該書說成是「完整藝術性的一個輝煌證明……最偉大的一次勝利，它戰勝了這個時代文學領域內一直受到嚴厲批評的各種頑固、褊狹的勢力……」 同樣地，當威廉·福克納的一部早期作品剛一出版，特納博士便發表了一篇編者評論，來闡明他對該作品的看法，標題為「低級趣味的派別」。他在文中寫道： 既然髒話和腐敗的言論幾乎被使用殆盡，再在這方面花費氣力只能使已經厭倦的讀者失去興趣。人們都非常希望我們的年輕作家逐漸對他們自己的畸形作品感到厭煩，轉而將其才華運用在必要的實證基礎上——我們敢於如此希望嗎？——他們會不會把自己的才華運用在正常生活中呢？ 然而，幾年之後，福克納先生的《聖殿》出版的時候，博士的觀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把作者同坡[1]進行一番比較之後，他認為「他沉思的想像力……他可怕的死亡意識……他那激起人恐懼和極端恐怖的創作力，沒有一位同時代的作家能與之相提並論」，他在評論結束時，含糊其詞地告訴讀者：「此人還能走得更遠。」 情況就是這樣，雖然特納博士偶爾也會步調不一致，但是他總會在軍士長發現問題之前糾正步伐。此外，他一旦衝到前面，就會勇敢、令人激動地向讀者宣布他的地位，就像在某個初見的、令人難忘的美洲大陸首次隱隱約約地出現在海岸的那個瞬間，他自己站在船桅的瞭望台上高喊「啊！陸地」時一樣。 這些作家都是博士更加大膽的發現；幾位相對保守的追隨者對他這樣的大膽冒險行為感到不安；但是，他們用不著驚慌，因為博士在伸出脖子之前肯定已經安全地戴好了頭盔：他對嶄新、陌生的領域進行大膽出擊之前，總會在兩側部署好防衛部隊，始終把自己置於良好的保護之下。在比較熟悉的領域，博士會採用大膽的、激勵人心的方式，勇往直前。他對喬伊斯、福克納、艾略特和勞倫斯這類作家的讚揚往往會用穩妥的保留態度掩蓋起來；甚至連德萊塞、劉易斯這類作家也給予了適度的抑制；在評價米萊、格拉斯哥、卡貝爾、內森、莫利這類作家時，他就會盡情發揮起來——用句俗話說，博士開始胡言亂語了。 奇怪的是，恰好在特納博士自己熱衷於劃分的「安全」區域，他的判斷往往很輕率，更容易出錯。他的溢美之詞往往使他陷入尷尬的境地：在他編者生涯的不同階段，他曾這樣評價過克里斯多福·莫利：「我可以說，這幾乎是繼他的匹敵者查爾斯·蘭姆之後，最令人愉悅的散文作品了。自蒙田以來，除蘭姆之外，沒有哪位散文家堪與之相媲美。」至於埃倫·格拉斯哥，他說：「他不僅是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而且是自小說問世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在談到那位女作家的諸多作品時，他說：「……從整體來看，簡直就是一幅描繪整個社會的畫作，形式多樣，範圍廣泛，除了《人間喜劇》之外，再沒有什麼文學作品可與之相提並論了。在其完美的形式和風格方面，這些作品達到了無可挑剔的藝術水準，巴爾扎克拙劣的才華無法做到這一點。」他把羅伯特·內森作品中的奇思妙想說成「……真正的才華所在。再沒有別的字眼可以闡明這種才華了，就連巴里[2]也沒有這種才華，這在我們的語言中是無與倫比的，或許只有《仲夏夜之夢》中那些描述可愛精靈的蒂塔尼阿和奧伯朗[3]的場景除外」；就卡貝爾先生在他那個世外桃源之地的怪誕遊歷，他說：「……我們最偉大的諷刺家……最偉大的散文家……或許是我們唯一的純藝術家」；在談到那位寫了南美洲一座大橋的年輕作家時，他說：「一位偉大的作家……肯定是年輕一代中湧現出來的最偉大的作家。那本書！啊，多好的書啊！一本值得收藏的書，一本值得珍愛的書，一本值得反覆拜讀的書；那是一部應該和《戰爭與和平》《堂吉訶德》《白鯨》《天真漢》共同擺在書架上的書……此外，我們絕大多數年輕作家的作品被沉悶、可恥的現實主義所影響；而這本書卻絲毫沒有沾染這種習氣，所以從本質上來看，它極具美國特色……就像華盛頓、林肯或者落基山屬於美國一樣，因為這部作品包含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兩個基本特徵：在愛情中求民主，在民主中求愛情……」 有時候，這個世界會變得冷酷無情，需要說明的是：就在這些溢美之詞發表多年之後，它們仍原封不動地埋葬在《雙周刊》的過刊中，它們和大多數引發這些言論的作品一樣掩沒在歲月之中。很多年後，它們卻被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懷著殘酷的樂趣從塵封的刊物中挖掘出來，此事雖令人傷心，但並不會令人吃驚。於是，博士只好假裝不知道那些言論，或者只好硬吞下去，在各種形式的食物中，這可是最難下咽、最難吃的了。 不過，總的說來，博士的經歷是順利的。有時候，海上會迎來狂風暴雨，大浪滔天，但是那艘堅固的特納號卻經受住了風雨。 3 在他的追隨者中，有些人的審美趣味十分保守，因此，他們對博士寬泛的審美情趣深表痛惜。在那些反對他的人中，有些人十分刻薄地說他想扮演一個老好人的角色，還說特納[4]這個姓對他來說不僅恰如其分，而且是必然的，還說他的經歷好像一把螺旋形開塞鑽，要是拐一下彎，它就會在返回時撞上自己。特納博士對這兩種人作了簡單、威嚴、全面的回答：「在文學這個共和國內，」他說，「我是個卑微的公民。我感到高興的是，這裡沒有宗派，沒有集團，或者說沒有階級差別。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或許是現存的唯一民主了。只要我榮幸地屬於這個共和國，那麼無論我的地位多麼低微，我都希望能體現出自己的價值，使自己保持開闊的視野，看到事物的各個方面。」這番簡潔、不失尊嚴的言論有效地回答了那些批評特納博士的所有批評者，這要比任何措辭激烈、長篇謾罵有效得多。博士所在編輯部的同事彼得·比爾克——多年來，他用筆名凱爾內姆·迪格發表了自己每周探索曼哈頓、布魯克林和霍博肯[5]未知角落裡的異想天開的經歷，以博取《雙周刊》讀者的好感——人們稱他為「老淘氣鬼」，他的那些報道也因這個親切的稱呼變成了不朽之作；老淘氣鬼根據博士的言論為他起了一個綽號——「臭老九」——這個綽號現在已經在他的熟人和那些最喜愛他的人中間廣為流傳。 從長相上看，「臭老九」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他的個頭比平均身高矮一大截，所以乍一眼看上去，他就像辛格戲班子裡的一位身材很高的侏儒。他可能有五英尺四英寸高；他的身體根本算不上魁梧，從肩膀到腳底，渾身上下瘦得出奇——他活像一個開叉的小蘿蔔，如果有這樣的蘿蔔的話。他的身體就像麵包殼，因為他的外表難免使人聯想起一片烤得酥脆的烤麵包，上面頂著一顆不大不小的腦袋，由於支撐腦袋的身體十分瘦小，所以相形之下，腦袋就顯得特別大。從他外表的其他方面來看，他的相貌頗似人們經常在政治漫畫中所見的小人物的臉，這種人的臉上透露出「普通人」的標記。人們每天在街頭可以上百次見到這種臉，但是事後再也想不起來：那或許是某個銀行職員的臉、某個簿記員的臉、某個保險公司代理人的臉，或者是一個在五點一刻正趕往普蘭菲爾德家的人的臉。 作家多克斯是博士在耽擱了一段時期後才發現的。他的第一部著作《群山之家》不久前剛剛出版。特納博士當時對它並沒有特別好的印象。《雙周刊》上的那篇書評是一篇語氣溫和的否定文章：「毫無疑問，這部作品還說得過去，」特納說，「不管怎麼說，老拉伯雷的作品要好得多。」——這個結論是那個不幸的作家根本無意爭辯的。 五年後，多克斯的第二部著作出版了，然而，善良的博士仍然沒有下定主意該作怎樣的評論。在這部作品全面出售三個星期前，博士的確碰到了多克斯的出版商；他承認已經收到了那部新書的樣書，同時古板地補充了一句：「我對多克斯還沒有拿定主意。不過，」他用一種不祥的口吻說，「我會在一兩個星期內拿定主意的。」然而，在隨後的兩個星期里，特納博士感到了一種起緩和作用的心靈感應——「事情懸而未決的時候，你永遠能做出斷定」——感應達到了這種程度，所以，他的評論終於誕生了，它對該書的讚揚大大超過了多克斯和他的出版商的期望。並非博士被徹底折服了，相反，他採用了一種更加緩和的口吻。他明確指出，那本書「幾乎不能算作一部小說」——他並沒有費口舌去解釋原因——那的確是「一部心靈的自傳」；他得出這個響亮的定義之後，他就用心靈和自傳的相關術語暢所欲言地談論了該書，並對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還特地為多克斯先生這隻小鳥精心布置了一個小窩，卻絲毫沒有侵犯其他樹枝上那些更加出色之鳥的警惕區域。 尋求和睦關係的行動就這樣溫文爾雅地開始了，幾個月後，當作者見到博士時，他們相互間的招呼是友好的。 「親愛的，」特納博士對他的妻子說，「我想讓你見一見多克斯先生。天啊！我的確不大習慣使用『先生』這個稱呼，我就叫你喬吧！」特納博士大聲說著，語氣直率而熱情。「我認識很多你也認識的人；多年來，我一直聽他們叫你喬，似乎沒有叫過別的名字。」 多克斯低聲說，他對這個稱呼感到非常高興；這時候，特納夫人仍然握著他的手，面帶慵懶、古怪的微笑，直勾勾地盯著他的眼睛，在這種具有催眠效果的注視下，他感到有點兒無助和困惑。 「你，」她終於開口了，語速很慢，語氣很果斷。「你！是你寫了這本書。」她簡單地說。 他對這幾句話的確有些摸不著頭腦，但是他仍然含含糊糊地重複了他剛才說過的話。這位夫人仍然握著作家的手，以此作為她的回答，她用一成不變的微笑緊盯著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她的微笑中似乎包含了一種別人無法體會的、隱蔽的樂趣。 「你，」過了片刻，她又說道，「我不知道什麼緣故，你總使我想發笑。我覺得你蠻有意思的。你頗像——頗像——一個小精靈！」 「沒錯。」特納博士快速說道，他的目光和多克斯困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隨後，他明顯用草率解釋的語氣繼續說起來，仿佛在避開眾所周知的暗礁：「我妻子對你的這部書特別特別感興趣。當然了，我們都很感興趣，」他快速地說著，「事實上，我足足用三個專欄對該書作了評論。」他繼續說，微微露出一絲緊張、拘謹的神色，好像他希望這樣會使一切進展得更順利些。「在那篇評論《美國的悲劇》的文章之後，我想這是最長的一篇了。我對此書特別感興趣，」博士說，他說話的語速快得像伊塞爾河的河水。「你有沒有碰巧看過我的那篇評論呢？」他問道，還沒等對方回答，他又繼續說了起來，「我真的特別感興趣，我把它稱為心靈的自傳。」他接著說。「我的意思是說，」就在對方張著嘴正欲開口時，他又快速說道，「它的確使我想到了《威廉·邁斯特》[6]，不對。」多克斯又張大了嘴，博士又猛地叫了起來，「那本書還無法反映這部書的全部面貌——當然，書中有一些片段很像《戰爭與和平》——我記得我曾對特納夫人說過：『你知道，他有時候非常像托爾斯泰。』」 「而且還像一個——小精靈，」特納夫人這時插了一句，她抓著作家的那隻手始終沒有鬆開，始終用慵懶、古怪的眼神緊盯著他看，沖他微笑著——「多——像——一個——小精靈。」她說，然後泰然自若地大笑起來。 「當然了，」特納博士快速附和道，「其中還有《白鯨》的影響。我記得，當時我對我妻子說，這部書的有些片段，有些極其精彩的片段，」特納博士大聲說，「非常像赫爾曼·麥爾維爾的作品——」 「還——像——一個——小精靈！」他的妻子說。 「也非常像《白鯨》！」博士肯定地說。 「還非常，」多克斯的腦筋終於慢慢地開動了，他心想：「啊，非常，非常，像一條鯨魚！」 就在這時，那位評論家的妻子仍然緊握著他的手，眼睛死死地盯著他看，懶洋洋地微笑著。 這樣，經過如此漫長而危險的旅程之後，多克斯先生，這個飽經風浪襲擊的船隻終於抵達了港口。他如果沒有和那些巨大的輪船停泊在一起，此刻至少已經錨泊在特納博士那片安全水域之中了，並且和一些相對較小的船隻相鄰為伍。 [1]指美國小說家、詩人埃德加·愛倫·坡。 [2]詹姆斯·馬修·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1860—1937）：蘇格蘭小說家。 [3]蒂塔尼阿是莎士比亞喜劇《仲夏夜之夢》中的仙后，奧伯朗是仙王。 [4]特納（Turner）：本身具有「旋轉器」「翻拌器」等意義，此處實指博士是個「反覆無常的人」。 [5]霍博肯：地名，位於紐約市對面，哈德遜河畔。 [6]德國著名詩人、小說家歌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