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史 · 第9章 獨立前的準備（1739—1804）

從1739年到1788年，雖然塞爾維亞境內的戰爭已經結束，但匈牙利王國內的塞爾維亞人和奧斯曼帝國內的塞爾維亞人還沒有停戰。1739年之後，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塞爾維亞，教民即拉雅的處境持續惡化。大牧首遭到了人們的質疑，其統治地位變得岌岌可危。事實上，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基督教神職人員不可能是純粹的神職人員，因為土耳其人經常讓他們負責民事管理。然而，如果說塞爾維亞教會充滿了政治色彩的話，那麼他們的對手法納爾人也帶有些許宗教色彩。18世紀時，法納爾體系的惡劣行徑已經在巴爾幹地區充分體現出來。拜占庭大牧首已經淪為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在政治事務上絕對的奴役工具。他對所有反對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叛亂分子實施教會禁令，並勸服他們服從這種「仁慈」的統治。拜占庭大牧首在宗教上專橫殘暴，這也彌補了他在政治上的卑躬屈膝。如果說人們從政治角度必須接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那麼在信仰上則必須接受希臘的宗教，這是法納爾體系的基本思想。巴爾幹半島的所有斯拉夫教會都必須服從希臘神學。巴爾幹地區的物品也慘遭毀滅。斯拉夫人的教會和民族也被強行希臘化。希臘的牧首和牧師取代了所有宗教部門中任職的斯拉夫人。因此，牧師和他們所管控的村莊裡的斯拉夫人之間並不了解彼此。學校里的老師只教希臘語。古老的斯拉夫語書籍和手稿都被無情地銷毀。希臘人將其禮拜儀式和文明強加給斯拉夫民族本來就已經夠糟糕的了，他們還用暴力破壞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感情，銷毀了該國的文字記錄。希臘人的做法雖然是出於宗教偏見，但也過於殘酷。然而，法納爾體系並不是由純粹的狂熱分子執行，而是由貪婪的世俗教會執行。通過罰款和徵收稅收，世俗教會從可憐的斯拉夫人民手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大牧首以下的所有教會崗位都公開出售。為了賺回本錢，成功的投標者不惜犧牲他們的會眾。在某些情況下，神職人員不僅利用職務之便搶劫男子，而且將婦女置於其掌控之下。於是，人們有時為了迎合主教便用婦女賄賂他們。法納爾體系希望通過強行希臘化達到目的的做法十分合理，因為希臘當時的文明程度非常高。法納爾人建立教育機構，出版仿寫的文學作品，同時將希臘文化傳播到從未為人所知的地區，但希臘化的執行手段極其殘忍、腐敗且無理，結果令人對其目的的可取性產生了懷疑。如果法納爾人試圖藉助希臘人的智力和道德優勢使希臘的禮拜儀式和文化占上風，那希臘化成功的可能性會更大，也會更加合理。 18世紀初，法納爾政策在除塞爾維亞以外的整個巴爾幹半島地區實施。雖然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紛紛進行了抵抗，但這種抵抗都是徒勞的。希臘語仍在這些地區穩步傳播。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法納爾政策給人們帶來的這種壓迫感。一位希臘主教命令一位保加利亞牧師從聖公會馬廄運走馬糞。牧師拒絕了這一命令，結果慘遭主教的執事毒打，最後逃向卡迪。執事們趕到時才發現這位保加利亞牧師已經在卡迪的保護下成了一名成熟的伊斯蘭教徒。在馬其頓，牧師和會眾都開始學習希臘語。於是，古老的斯拉夫語的禮拜儀式遭到摧毀。鄉村地區也變得愈發貧困。民眾因抵抗該制度，生活變得更加痛苦，最終促使奧斯曼帝國蘇丹支持法納爾人。民眾在奧赫里德的主教轄區發動了第一次進攻。該轄區雖然是希臘主教區，但並不歸君士坦丁堡管轄。第一個以政治陰謀為由提出廢除這項制度的人慘遭殺害。1737年之後，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成功獲得了伊佩克主教區的提名並將該職位拍賣。1767年，拜占庭大牧首塞繆爾 成功廢除了奧赫里德主教區。1766年，他還廢除了伊佩克的主教區。在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後，塞爾維亞人也開始遭受宗教壓迫。1557年，塞爾維亞大維齊爾成功解除了這種壓迫。塞爾維亞人頑固抵抗，卻沒有產生絲毫效果。所有塞爾維亞主教都被罷黜。許多低級神職人員被驅逐出境。那些空缺的職位被公開出售給出價高者—條件是買主必須講希臘語。隨教會腐敗而來的當然是財政壓迫。宗教和教育也慘遭重創。幸運的是，對塞爾維亞人來說，法納爾體系只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嚴格執行過。1804年，塞爾維亞人發動了起義 ，他們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驅逐希臘牧師，並將塞爾維亞教會還給當地牧師，同時宣布君士坦丁堡獨立。奇怪的是，塞爾維亞教會雖然沒有中斷的國家教會，當時也有大量虔誠的教徒，然而在20世紀初，其宗教影響卻不及其他巴爾幹斯拉夫教會。這可能是因為塞爾維亞教會在中世紀的政治傾向過於突出。在科索沃戰役和17世紀逃往匈牙利王國期間，塞爾維亞宗教的政治傾向表現得愈發明顯，但法納爾政權無疑使塞爾維亞宗教遭受了更大的屈辱。三十年來，愛國的塞爾維亞人一直將主教和神職人員視為外國的吸血鬼和放縱派，即土耳其人雇來壓迫和奴役斯拉夫人的希臘人。 希臘人對塞爾維亞人實行系統性的宗教壓迫，而土耳其人則對塞爾維亞人實行無系統的政治壓迫。兩者同時發生。在土耳其人統治塞爾維亞的最初幾個世紀裡，拉雅或者基督徒總體上受到了很好的對待。即使有壓迫發生，也是野蠻的帕夏或卡迪針對部分地區或人群的。拉雅的不滿主要是伊斯蘭教徒將優越感強加在基督徒身上。譬如，拉雅被禁止騎馬。如果有土耳其人從旁邊經過，拉雅就必須從騾子或驢的背上下來。在和平時期，這類規定只是遭到外界不滿。真正的危險在於，即使基督徒遭到土耳其人的謀殺，婦女遭到土耳其人的侵害，奧斯曼帝國的法律也不會為基督徒提供任何保護。只要帕夏不干涉，拉雅就任由土耳其人擺布。拉雅在18世紀時的處境確實如此。帕夏無法干預這些事務，因而塞爾維亞人的遭遇變得更加悲慘。拉雅與西帕希達成了良好的工作協議。拉雅向西帕希繳納稅款，從而過著心滿意足的生活。貝爾格勒帕夏領地的西帕希總共不超過一千人。但隨著大批加尼沙里軍的士兵的到來，塞爾維亞人又開始面臨新的壓迫。18世紀時，加尼沙里軍的士兵的形象已經逐漸惡化。在不再招收進貢兒童之後，加尼沙里軍便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世襲團體，而且在利益和偏見方面變得越來越自私和狹隘。加尼沙里軍的士兵和軍隊里的其他士兵爭吵作戰，並且推翻了多個奧斯曼帝國蘇丹。為了避免他們擔任君士坦丁堡禁衛軍帶來的危險，奧斯曼帝國蘇丹將軍中比較不安分的士兵分散到各個省份。考慮到塞爾維亞比較遙遠，奧斯曼帝國蘇丹便將最不安分守己的士兵派到那裡。到18世紀末，加尼沙里軍的士兵的壓迫已經使塞爾維人無法忍受。加尼沙里軍的士兵不懂法律，也不懼怕帕夏，反而以同樣殘忍的手段壓迫西帕希和拉雅。加尼沙里軍的首領自封為達希，並且對卡迪或者帕夏的權威不屑一顧。達希經常帶領若干隨從闖入塞爾維亞人的村莊，宣布自己是村莊的主人，然後射殺領頭的居民，強迫其他人為自己建造堡壘並藉此將該地區控制在自己手中。此外，達希還壓榨拉雅的錢財，召集村裡的美女組建後宮。在這一時期，拉雅命運不濟，生活悲慘，也沒有任何職業能為他們提供安全保障。試想一下，一位貧窮的塞爾維亞牧師被法納爾人趕出教區後，決定進入修道院，他在那裡勤勤懇懇數年，掌握了希臘文並根據圖書館的手稿寫了一篇關於波格米勒派的論文。論文完稿之後，法納爾官員便趕到修道院將手稿和論文付之一炬，然後帶領希臘人進入修道院。這位塞爾維亞牧師在絕望中逃到山上做了海杜克。在那裡，精力充沛的帕夏的手下會不斷地騷擾海杜克。最終，這位塞爾維亞牧師放棄做海杜克，然後用剩餘的戰利品買了一塊地，自此安頓下來，娶妻生子。某天早晨，達希進入村子，將這個拉雅的土地給了自己的隨從並將這位拉雅的女兒據為己有。拉雅絕望地撲向達希，最終卻遭逮捕並被處死。這種事情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塞爾維亞人身上，而塞爾維亞人所遭受的壓迫比這種痛苦要嚴重成千上萬倍。 18世紀的加尼沙里軍 塞爾維亞人先於其他巴爾幹民族獲得自由。其中的緣由十分有趣。和其他地方相比，塞爾維亞人有著更穩定的民族生活和強烈的地方感情。塞爾維亞的生命是多元化的。它的優勢不在於任何一個國家機構，而在於成百上千的自由的自治村莊，在於仍然忠誠愛國的克尼茲們，也在於使塞爾維亞人想起自由的海杜克。雖然塞爾維亞近年來才開始遭受壓迫，但他們的民族意識卻是早已存在的。塞爾維亞教會也促進了民族團結，因而法納爾政權無法在短時間內將其摧毀。同樣，帕夏和西帕希從來沒有像壓迫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那樣壓迫塞爾維亞人的民族精神。在黑山和塞爾維亞山區，自由依然存在。然而，加尼沙里軍的殘暴使這種自由慢慢消失了。塞爾維亞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都沒有消亡，只是需要壓迫使他們團結起來。 巴爾幹地區任何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內部起義都未曾受過外部政治進程的影響。雖然塞爾維亞受到的影響比其他國家要小，但也有必要介紹一下18世紀末東方問題 的進程，因為它們對塞爾維亞產生了影響。匈牙利王國南部的塞爾維亞人的處境受到的影響最大。他們直接受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的控制，同時受匈牙利王國馬扎爾政府的控制。雖然都是利益集團，但奧地利大公國和匈牙利王國仍有不同。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及其戰爭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訓練士兵。因此，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地區便脫離了匈牙利王國控制，轉而直接由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統治。這些地區被稱為「軍事邊界」。大量的塞爾維亞人就在此定居。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答應牧首阿爾森三世給予塞爾維亞人對正統宗教的自由崇拜的權利，同時允許他們在總督的領導下建立民族自治政府。然而，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不僅沒有遵守自治協議，反而試圖通過發展東儀天主教會來破壞塞爾維亞人的正統宗教。東儀天主教會雖然採用希臘儀式，但與羅馬天主教有相通之處。許多塞爾維亞人接受了這一信仰，成了東儀天主教會的信徒。危險隨之而來。1704年，帕克拉茨的南斯拉夫民族牧首職位出現空缺。老牧首阿爾森三世發現擔任該職位候選人是東儀天主教會信徒，他耗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收買了反對派，將牧首職位給了一個正統的塞爾維亞人。以上敘述說明了塞爾維亞人與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之間的困境。匈牙利王國南部的塞爾維亞人直接受匈牙利王國馬扎爾政府控制，因此處境更加糟糕。與奧地利大公國相比，匈牙利王國實行的政策相對比較簡單，也沒有那麼微妙。匈牙利王國統治者希望塞爾維亞人信仰天主教，而不是向東儀天主教妥協。查理六世 證實塞爾維亞人享有所有古老的特權，同時同意匈牙利王國議會通過一項法律—規定除羅馬天主教徒外，任何人在匈牙利王國擁有土地都屬於非法。查理六世急於與匈牙利王國和解，因此沒有制止馬扎爾人對塞爾維亞人的大規模壓迫。1735年，塞爾維亞人的起義慘遭鎮壓。在整個18世紀，激進的馬扎爾牧師一直熱衷於改變他人的宗教信仰，從而使許多塞爾維亞人信仰天主教。然而，馬扎爾牧師的這一做法似乎並不帶有去民族化的意味，亦即並非使塞爾維亞人馬扎爾化。這種強行同化的政策在18世紀的匈牙利教士中並不為人所知。如果這些傳教士真的帶有民族化的目的，那麼匈牙利王國議會將更加全力支持這些傳教士的做法。從匈牙利人的角度來看，結果會對他們更有利。和往常一樣，這項強行同化政策雖然極大地激怒了塞爾維亞人，也削弱了他們在匈牙利王國的民族和宗教地位，但並沒有將其完全摧毀。於是，塞爾維亞人向奧地利大公國統治者尋求庇護，以對抗馬扎爾人。畢竟他們的求助也不是完全沒有用。 在1737年到1739年的連年戰爭 中，貝爾格勒最終淪陷。此後，越來越多的塞爾維亞人穿越多瑙河移居此地。瑪麗亞·特蕾莎早年贊成匈牙利王國的政策，同意限制塞爾維亞人的特權。但到了1745年，在塞爾維亞教會大會的強烈抗議和軍事需求的壓力下，瑪麗亞·特蕾莎決定安撫塞爾維亞人並恢復他們的往日地位。為此，瑪麗亞·特蕾莎於1747年成立「伊利里亞法庭代表團」來保護塞爾維亞人的利益。很快，該委員會便與匈牙利王國議會發生衝突，最終導致塞爾維亞人於1750年到1756年進一步移民到俄羅斯帝國南部而非奧斯曼帝國 。1774年，俄土戰爭 結束。自此，匈牙利王國的塞爾維亞人迎來了美好時代。第五次俄土戰爭使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和威望大大增加。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 也承認俄羅斯帝國有權保護奧斯曼帝國內基督教臣民的宗教利益。這一讓步讓瑪麗亞·特蕾莎的兒子、雄心勃勃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 感到震驚。瑪麗亞·特蕾莎認為可以欺騙並利用奧地利大公國的塞爾維亞人，煽動他們在塞爾維亞發起反對土耳其人的叛亂，但約瑟夫二世寬厚仁慈，又富於真知灼見，驅散了籠罩在匈牙利王國境內塞爾維亞人頭上的烏雲。 此時，我們可以輕易地總結出多瑙河以北的塞爾維亞人定居的一般結果。塞爾維亞人與其他被奧地利人和馬扎爾人同化或壓迫的外來民族有很大區別。「他們精力充沛，充滿激情，對國家和信仰充滿熱情。」他們懷著期待的心情望著多瑙河，夢想著有朝一日多瑙河兩岸都能獲得自由並回歸塞爾維亞。毫無疑問，奧斯曼帝國的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王國的塞爾維亞人之間一直有交流。南斯拉夫民族的種族概念尚存，而統一的民族概念也隨著這種交流逐漸形成。例如，從1718年到1739年，貝爾格勒地區劃歸奧地利大公國的做法成功促進了宗教團結。貝爾格勒有一位奧斯曼帝國的塞爾維亞牧首，而卡洛維茨則有一位匈牙利王國的南斯拉夫人的牧首，這兩個官職於1731年合併。同樣，塞爾維亞教會為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在18世紀中葉不斷加強。匈牙利王國的塞爾維亞教會牧首為校舍和學校提供了經費。塞爾維亞人遠比我們想像的富有，因為他們與匈牙利王國南部的人們有大量的貿易往來。在約瑟夫二世的大力支持下，塞爾維亞人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進展。匈牙利王國南部的塞爾維亞人將約瑟夫二世視為善良的守護者和保衛者。1781年，約瑟夫二世頒布的《寬容特許令》進一步保障了匈牙利王國南部塞爾維亞人的宗教權利。1790年，在約瑟夫二世駕崩之後，匈牙利王國出現了很多針對塞爾維亞人的互相矛盾的立法。最終，「伊利里亞代表團」被廢除。塞爾維亞人及其教堂和學校則保存下來，塞爾維亞人獲得了和匈牙利王國普通公民一樣的政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塞爾維亞人最重要的舉措就是保護教育事業。這一措施見效頗快。許多優秀的塞爾維亞學者都來自匈牙利王國南部，尤其是塞爾維亞國民教育的創始人奧勃拉多維奇和詩人約瓦諾維奇。第一個塞爾維亞文學社團在布達-佩斯成立。著名的武克·卡拉季奇重新創製了塞爾維亞民族的語言，同時出版作品並在維也納、布達-佩斯和卡洛維茨從事研究工作。此外，匈牙利王國南部的神職人員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塞爾維亞最好的牧師和主教都是從匈牙利王國招納而來的。在塞爾維亞獲得自由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其教育中心一直都在多瑙河以北地區。 約瑟夫二世對塞爾維亞人推行和解政策。這是他長期以來一直在考慮的瓜分奧斯曼帝國計劃的一部分。1781年，約瑟夫二世與俄羅斯帝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大帝 簽訂秘密協議並在協議中概述了這一計劃。關於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計劃，我們只關心奧地利大公國方面。按照該計劃，約瑟夫二世將擁有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黑山和塞爾維亞部分地區。1787年，為實現該計劃，戰爭爆發。約瑟夫二世的政策極大地感動了塞爾維亞人。塞爾維亞人曾與多瑙河以南的同胞互相交流。因此，約瑟夫二世被塞爾維亞人的這兩個分支尊為拯救者和保護者。起初，塞爾維亞人入侵奧斯曼帝國遭到失敗。但到1789年，隨著貝爾格勒淪陷，土耳其人開始處處失利。多瑙河兩岸的塞爾維亞人為奧地利人英勇作戰並給予他們極大的幫助，但這場戰爭以和解告終。塞爾維亞人的希望隨之落空。奧地利大公國在戰爭中一無所獲。1792年，迫於大不列顛王國和普魯士王國的壓力，奧地利大公國不得不在《西斯托瓦條約》 中放棄戰利品。塞爾維亞的南斯拉夫人獲得大赦。他們的公民權也得到擴展。到目前為止，奧地利大公國對塞爾維亞人的意義已經超過了俄羅斯帝國，但俄羅斯帝國繼續發動戰爭並最終征服了奧斯曼帝國。因此，俄羅斯帝國獲得了權力和威望。而奧地利大公國則一無所有。即便如此，塞爾維亞人還沒有意識到是偉大的斯拉夫信念在保護著他們。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進行最終反抗時，塞爾維亞人的第一次援助申請是向奧地利大公國提出的。奧地利大公國原本可以再次控制塞爾維亞，結果因為自身選擇錯失了這次機會。奧地利大公國的一名有才幹的政治家曾表示對失去這一寶貴機會感到十分遺憾。奧地利大公國雖然在一個世紀內三次占領貝爾格勒，但最終拒絕了卡拉喬爾傑·彼得羅維奇 的提議，放棄了貝爾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