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六講 · 第六節 結論
一、時中的孔子
孔子說：「中庸其至矣夫，民鮮能久矣。」（《論語》） 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禮記·中庸》） 「時中」兩個字，確是孔子學術的特色。
「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於兩極端，常常取折衷的態度；加上一個「庸」字，是歸於適用的意思。孔子讚美大舜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 這兩句是中庸最好的註腳。又說：「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 是說從兩極端推尋出真理。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 「異端」即兩端，「攻」即《詩經》「可以攻玉」之攻，是修治的意思。「已」，止也。孔子的意思說：凡兩極端所主張，都含有一面真理，但都各有各毛病。若像攻玉的樣子來修治他一番，他的毛病就去掉了。孔子一切學說，都含有這種精神。
例如楊朱的「為我」，極端地主張自己本位說；墨子的「兼愛」，極端地主張犧牲自己，專務利他。孔子的人格說主張「相人偶」的「仁」，用「恕」的方格從兩端推驗出來，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便是執楊、墨兩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極端地反對法治；法家說「以法治國國之福，不以法治國國之賊」，極端地崇拜法治。孔子卻從中間尋出個禮治主義來，又說：「出於禮者入於刑。」他的《春秋》，便一半含有禮制的性質，一半含有法律的性質，這便是執道、法兩端求得中庸。又如老子說「其鬼不神」，墨子說「明鬼」，孔子卻說個「體物不遺」「如在其左右」的「鬼神之德」，說鬼神有主觀的存在，沒有客觀的存在，這又是執老、墨兩端求得的中庸。又如老子極端地主張「絕欲」，甚至鬧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陳仲子鬧到「必蚓而後可」；楊朱和他相反，極端地主張「樂生逸身」。
孔子講的禮，卻是「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飲食男女的情慾，是應該尊重的，但須加以品節。所以他自己一面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一面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這又是執老、楊的兩端求得的中庸。又如棘子成反對當時文勝的流弊，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本也含一面真理。孔子嫌他太偏了，說出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或人問：「以德報怨何如？」要矯正人類谿刻計較的惡性，本也甚好。孔子因為如此便行不通，說出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都是折衷適用的意思，所以叫作中庸。以上所說，不過隨手舉幾個例，其實孔子學說的全部，都是如此。
孔子主張這種中庸主義，有什麼根據呢？《中庸》說：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易·繫辭》說：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孔子是最崇信自然法的人，他以為自然法的好處，因為自然界本身有自然的調和力，所以能「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因為有調和力，所以不妨「並育」「並行」，而且非並育並行顯不出調和力來；因為有調和力，所以能「同歸」「一致」，卻是非「殊塗」「百慮」，那調和力便無所依據。孔子學說的主腳點，在效法自然。中庸是效法他調和的結果，並育並行，是供給調和的資料。
孔子主張調和，不主張排斥。因為他立在中間，看見那兩極端所說，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它。墨子便不然，他立在這一個極端，認為真理，覺得那一個極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所以他的書中，非什麼非什麼的篇名，有許多出來。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書裡頭，從沒有一句排除異己的話（有人說孔子殺少正卯，豈不是壓制思想自由？我說這件事決不是事實。《史記·孔子世家》雖然有「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八個字，但《史記》有許多後人竄入的話，本來不可盡信，就是太史公選擇材料，也非字字精審。再讓一步說，《史記》這八個字靠得住，也許是殺了一個凶虐不奉職的人。至於說他的罪名是「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罪，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這是出晉王肅偽撰的《孔子家語》，斷斷信不得的。我想孔子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像法家的殺人立威，他是根本反對的。後來偽書最喜歡講齊太公誅華士、子產殺鄧析、孔子殺少正卯三事，三個被殺的人罪名都是一樣，太公、子產、孔子異時異地不謀而合，做了三篇印板文章，天下哪有這情理？所以我要替他三位辨冤） 。後來儒家兩位大師，孟子拒楊墨，荀於非十二子，雖說是不得已，已經失卻孔子精神了。至於李斯教秦始皇「別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教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更是和孔子精神相反。因為這種做法，便是極端，不是中庸了。
中國為什麼能產生這種大規模的中庸學說呢？我想：地勢氣候人種，都有關係。因為我們的文明，是發育在大平原上頭。平原是沒有什麼險峻恢詭的形狀，沒有極端的深刻，也沒有極端的疏宕，沒有極端的憂鬱，也沒有極端的暢放。這塊大平原，位置在溫帶，氣候四時具備，常常變遷，卻變遷得不甚激烈，所以對於自然界的調和性看得最親切，而且感覺它的善美。人類生在這種地方，調和性本已應該發達。再加以中華民族，是由許多民族醇化而成，若各執極端，醇化事業便要失敗。所以多年以來，調和性久已孕育。孔子的中庸主義，可以說都是這種環境的產物。
和孔子相先後的哲學家恁麼多，為什麼二千年來的中國，幾乎全被孔學占領呢？世主的特別提倡，固然是一種原因，但學說的興廢斷不是有權勢的人能夠完全支配，一定和民族性的契合反撥，有一種針芥相投的關係。我們這平原民族溫帶民族，生來就富於調和性，凡極端的事物，多數人總不甚歡迎。所以極端的思想，雖或因一時有人提倡主持，像很興盛，過些時候，稍為鬆勁，又返到中庸了。孔子學說，和這種民族特性最相契合，所以能多年做思想界的主腦，就是為此。
然則中庸主義是好呀，還是壞呢？我說：兩面都有。好處在它的容量大，從沒有絕對排斥的事物。若領略得它的真意義，真可以做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所以中國人爭教流血的笑話，始終沒有鬧過。佛教、基督教和各種學術從外國輸入，我們都能容納。中庸主義若從這方面發展出去，便是平等自由的素質了。壞處在容易卻沒個性，凡兩種事物調和，一定各各把它原有的性質，繩削了一部分去，這就是把它個性損壞了。專重調和的結果，一定把社會事務輪廓弄得囫圇不分明。流弊所極，可以把社會上千千萬萬人，都像一個模型里鑄出來，社會變成死的不是活的了。我想孔子時代的中庸主義，還沒有多大毛病，越久了毛病越顯著。後來中庸主義和非中庸主義，卻成了對峙的兩極端，「中庸」這個名詞，已經變質了。依著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的道理，甲與非甲兩極端，生出個第三者的乙來，叫作中庸。此後怕是乙與非乙兩極端，再生出個第三者的丙來，叫作新中庸罷。
孔子的中庸，還含有時間性，所以說「時中」。《易》說：「隨時之義大矣哉！」又說：「與時偕行。」全部《易》，說「時」字的幾於無卦不有。《春秋》的三世，也是把時的關係看得最重。因為孔子所建設的是流動哲學，那基礎是擺在社會的動相上頭，自然是移步換形，刻刻不同了。「時中」，就是從前際後際的兩端，求出個中來適用。孔子因把「逝者如斯」的現象看得真切，所以對於時的觀念，最為明了。「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他所反對的；「雖百世可知」，卻是要有所損益。簡單說，孔子許多話，都像演電影似的，截頭截尾，就教你在白布上顫動的那一段落來注意。若不懂得時間的意味，便覺他有許多話奇怪了。孟子上他個徽號，說是「聖之時」。真是不錯！孔子「中」的觀念，容或還有流弊，這「時」的觀念，卻是好極了。我們能受他「與時偕行」的教訓，總不要落在時代的後頭，那麼，非唯能順應，而且能向上了。
二、孔子之人格
我屢說孔學專在養成人格。凡講人格教育的人，最要緊是以身作則，然後感化力才大，所以我們要研究孔子的人格。
孔子的人格，在平淡無奇中現出他的偉大，其不可及處在此，其可學處亦在此。前節曾講過，孔子出身甚微。《史記》說「孔子貧且賤」，他自己亦說「吾少也賤」（孟子說孔子為委吏乘田，皆為貧而仕） 。以一個異國流寓之人，而且少孤，幼年的窮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很像現今的苦學生，絕無倚靠，絕無師承，全恃自己鍛煉自己，漸漸鍛成這麼偉大的人格。我們讀釋迦、基督、墨子諸聖哲的傳記，固然敬仰他的為人，但總覺得有許多地方，是我們萬萬學不到的。唯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類生活範圍內極親切有味的庸言庸行，只要努力學他，人人都學得到，孔子之所以偉大就在此。
近世心理學家說，人性分智（理智） 、情（情感） 、意（意志） 三方面。倫理學家說，人類的良心，不外由這三方面發動。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調和極難。我說，孔子是把這三件調和得非常圓滿，而且他的調和方法確是可模可范。孔子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又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用；勇，就是意志的作用。我們試從這三方面分頭觀察孔子。
（甲）孔子之知的生活。
孔子是個理智極發達的人，無待喋喋，觀前文所臚列的學說，便知梗概。但他的理智，全是從下學上達得來。試讀《論語》「吾十有五」一章，逐漸進步的階段，歷歷可見。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可見孔子並不是有高不可攀的聰明智慧。他的資質，原只是和我們一樣；他的學問，卻全由勤苦積累得來。他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解釋好學的意義，是不貪安逸，少講閒話，多做實事；常常向先輩請教，這都是最結實的為學方法。
他遇有可以增長學問的機會，從不肯放過：郯子來朝便向他問官制；在齊國遇見師襄，便向他學琴；人到太廟，便每事問。那一種遇事留心的精神，可以想見。他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可見他真是以學問為性命，終身不肯拋棄。他見老子時，大約五十歲了，各書記他們許多問答的話，雖不可盡信，但他虛受的熱忱，真是少有了。
他晚年讀《易》「韋編三絕」，還恨不得多活幾年，好加功研究。他的《春秋》，就是臨終那一兩年才著成。這些事績，隨便舉一兩件，都可以鼓勵後人向學的勇氣。像我們在學堂畢業就說我學問完成，比起孔子來，真要愧死了。他自己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他從十五歲到七十三歲，無時無刻不在學問之中。他在理智方面，能發達到這般圓滿，全是為此。
（乙）孔子之情的生活。
凡理智發達的人，頭腦總是冷靜的，往往對於世事，做一種冷酷無情的待遇。而且這一類人，生活都會單調性，凡事缺乏趣味。孔子卻不然，他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而且情感很易觸動。「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必式之」。可見他對於人之死亡，無論識與不識，皆起惻隱，有時還像神經過敏。朋友死，無所歸，子曰「於我殯」。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一哀而出涕。顏淵死，子哭之慟。這些地方，都可證明孔子是一位多血多淚的人。孔子既如此一往情深，所以哀民生之多艱，日日盡心，欲圖救濟。當時厭世主義盛時，《論語》所載避地避世的人很不少。那長沮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孔子卻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可見孔子栖栖皇皇，不但是為義務觀念所驅，實從人類相互間情感發生出熱力來。那晨門雖和孔子不同道，他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實能傳出孔子心事。像《論語》所記那一班隱者，理智方面都很透亮，只是情感的發達，不及孔子（像屈原一流，情感又過度發達了） 。
孔子對於美的情感極旺盛，他論《韶》《武》兩種樂，就拿盡美和盡善對舉。一部《易》，說美的地方甚多（如乾之以美利利天下，如坤之美在其中） 。他是常常玩領自然之美，從這裡頭，得著人生的趣味，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前節講的孔子贊《易》全是效法自然，就是這個意思。曾點言志，說「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為什麼嘆美曾點，因為他的美感，能喚起人趣味生活。
孔子這種趣味生活，看他篤嗜音樂，最能證明。在齊聞《韶》，鬧到三月不知肉味，他老先生不是成了戲迷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他除了有特別哀痛時，每日總是曲子不離口了。「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可見他最愛與人同樂。孔子因為認趣味為人生要件，所以說「不亦說乎」？「不亦樂乎」？說「樂以忘憂」，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個「樂」字，就是他老先生自得的學問。我們從前以為他是一位乾燥無味方嚴可憚的道學先生，誰知不然。他最喜歡帶著學生游泰山游舞雩，有時還和學生開玩笑呢（夫子莞爾而笑……前言戲之耳） 。《論語》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是表現他的情操恰到好處。
（丙）孔子之意的生活。
凡情感發達的人，意志最易為情感所牽，不能強立。孔子卻不然，他是個意志最堅定強毅的人。齊魯夾谷之會，齊人想用兵力劫制魯侯，說孔丘知禮而無勇，以為必可以得志。誰知孔子拿出他那不畏強御的本事，把許多伏兵都嚇退了。又如他反對貴族政治，實行墮三都的政策，非天下之大勇，安能如此？他的言論中，說志說剛說勇說強的最多。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是教人抵抗力要強，主意一定，總不為外界所搖奪。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此不變，強哉矯」，都是表示這種精神。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教人以獻身的觀念。為一種主義或一種義務，常須存以身殉之之心，所以他說「仁者必有勇」，又說「見義不為無勇也」。可見講仁講義，都須有勇才成就了。
孔子在短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經十分表示他的勇氣，他晚年講學著書，越發表現這種精神。他自己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兩句語看似尋常，其實不厭不倦，是極難的事。意志力稍為薄弱一點的人，一時鼓起興味做一件事，過些時便厭倦了。孔子既已認定學問教育是他的責任，一直到臨死那一天，絲毫不肯鬆勁。不厭不倦這兩句話，真當之無愧了。他贊《易》，在第一個乾卦，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是表意志力，不息是表這力的繼續性。
以上從知情意即知仁勇三方面分析綜合，觀察孔子。試把中外古人別的偉人哲人來比較，覺得別人或者一方面發達的程度過於孔子，至於三方面同時發達到如此調和圓滿，直是未有其比。尤為難得的是，他發達的徑路，很平易近人，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學步。所以孔子的人格，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做人類的模範。我們和他同國，做他後學，若不能受他這點精神的感化，真是自己辜負自己了。
三、孔門弟子及後學
孔子雖如此偉大，他門弟子中卻沒有很出類拔萃的人物，或者為孔子所掩，也未可知。顏淵、子路兩位，想是很了不得，但可惜都早死了。有若年齒最尊，算是孔門長老。子夏、子游、子張都佩服他，曾子卻不敢苟同。大概孔子卒後，孔門或分有、曾兩派。曾子注重內省之學，傳授子思《大學》《中庸》兩篇，就是這一派學說的精華，後來開出孟子；有子之學，像是重形式，言動都似聖人。子夏、子游、子張，和他同調，都注重外觀的禮樂，一部《禮記》，多半是這一派的記述。後來荀子，和這一派的淵源，像有點接近。但這不過我個人的推測。據《荀子·非十二子》篇，罵子思、孟軻那一段有兩句話說，「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像思軻之學」，和子游有點淵源，或者《禮運》的大同由子游輾轉傳到孟子，也未可定。《非十二子》篇又有「仲尼子弓是也」一句，荀子如此推尊子弓，把他和仲尼並稱，或者荀學和仲弓有點淵源，也未可知。
據《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荀子時儒家派別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並子思、孟軻，共為四派。荀子立於此四派之外，共為五派。據《韓非子·顯學》說，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 、有樂正氏之儒。想以上各家，都各有他的特色，終分出派別來。可惜內中有幾派，學說全然失傳。
顏氏之儒，想是宗法顏回，如今一無可考了。漆雕氏之儒，是漆雕開傳下來。《論語》記：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可見這人很有點倔強，不願做官。《韓非子·顯學》篇說漆雕氏一派「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他純從意志剛強方面效法孔子，成為孔門的武俠派。或者孟子書中的北宮黝孟施捨，都是這一派，也未可知。《漢書·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惜佚去了。子張在孔門中，氣象最為闊大，曾子、子夏、子游都不甚以他為然（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所以他自成一派。子游南教於吳楚，或者南方儒學，多出其傳。樂正氏即樂正子春，與子思同出曾子。子思廣大精微，樂正卻極其拘謹。「下堂而傷其足，三月不出，猶有憂色」（《禮記·檀弓》） 。確是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的意思，所以和思孟分馳。仲良氏不見他書。據《孟子》書楚國有位陳良，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不知是他不是。
要之，以上兩書所舉儒家十派（除去重複） ，除後起的孟子荀卿有專書可考外，其餘大半失傳（《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今僅存《中庸》一篇） ，但揣想當時最有勢力，且影響於後來最大的，莫如子夏一派。子夏最老壽，算起來當在百零六歲以上。門弟子自然眾多，而且當時中原第一個強國的君主魏文侯，受業其門，極力提倡，自然更得勢了。後來漢儒所傳「六經」，大半溯源子夏，雖不可盡信，要當流傳有緒。所以漢以後的儒學，簡直可稱為子夏氏之儒了。
子夏在孔門，算是規模最狹的人。孔子生時已曾警戒他道：「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他自己尚且器量很小，門弟子更不消說了。所以當時同學，就很不滿意。子遊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亡如之何？」他論交友，主張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他的門人述以問子張，子張就說孔子不如此說，是應該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看這幾段，子夏學問的價值，和教育的方法，可以推見了。荀子說：「正其衣冠，齊其顏色，賺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非十二子》篇） ，把子夏門下那班人迂闊拘謹專講形式的毛病，可謂形容盡致。孔門各派都中絕，唯此派獨盛，真算孔子大大的不幸。怪不得墨子看不上這些陋儒，要起革命軍了。
[1] 論理學：邏輯學的舊稱，民國時特有的學術術語。
[2] 本節參考書目：（1）孟子《告子》《盡心》兩篇；（2）荀子《性惡》《正名》《勸學》三篇；（3）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及《實性》兩篇；（4）王充《論衡》：《率性》《不性》兩篇；（5）韓愈《原性》一篇；（6）《白虎通義·情性》篇；（7）李翱《復性書》；（8）《朱子語錄》講「性」的一章；（9）《近思錄·心性》兩條；（10）顏習齋《存性》篇；（11）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12）孫星衍《原性》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