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六講 · 第五節 孔子之政治論與《春秋》
一、大同與小康
孔子政治上根本觀念，在《禮記·禮運》的發端。今全錄其文如下：
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我們從前心目中的孔子，總以為他是一位專門講究倫常提倡禮教的人，甚者以為他是主張三綱專制、極端的保守黨。你聽他說：「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等等，都是大道既隱的現象。因為這些，「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不是和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失德而後禮」同一見解嗎？因此可知，孔子講的倫常禮教，都不過因勢利導補偏救敝之議，並非他的根本主義。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就是頭一段所講的「大同」。大同社會怎樣呢？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自然是絕對的德謨克拉西了。講信修睦，自然是絕對的平和主義，非軍國主義了。大同社會，是要以人為單位不以家族為單位的，所以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兒童是要公育，老弱廢疾是要公養，壯丁卻要人人執一項職業。男女是平等的，男有男的職份，女有女的歸宿。生產是要提倡的，總不使貨棄於地，但私有財產制度是不好的，所以不必藏諸己。勞作是神聖的，力不出於身的人最可惡，但勞作的目的是為公益不是為私利，所以不必為己。這幾項便是孔子對於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主義。他本來希望自己握政權，隨便用哪一國都可以做個模範國，但始終不得這機會，所以偶然參觀鄉下人年底的宴會，觸動他的「平民主義」，就發這段感慨。後來作《春秋》，也許是因這個動機。
大同、小康不同之點：第一，小康是階級主義，大同是平等主義。第二，小康是私有主義，大同是互助主義。第三，小康是國家家族主義，大同是世界主義。把《禮運》兩段比勘，意義甚明。
《論語》這部書，像是有子、曾子的門人記的，有幾重形式。曾子很拘謹，所以孔子許多微言大義，沒有記在裡頭。但內中也有一兩處，可以與大同主義相發明。如：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董仲舒解這幾句最好，他說：「有所積重，則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春秋繁露·調均》） 經濟論注重分配，怕算孔子最古了。
《論語》還有一章，和大同主義很有關係。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路講的，就是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顏淵講的，就是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孔子講的，就是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都是大同主義。質言之，都是把私有的觀念根本打破。我這解釋，敢信絕非附會。因為孔門兩位大弟子和老先生言志，當然所講都是最勝義諦。
小康在《春秋》書中叫作「昇平」，大同叫作「太平」。要明白這兩種分別，然後《春秋》可讀。後來儒家兩大師，孟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大同主義；荀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小康主義。這是後世孔學消長一個關鍵。
二、《春秋》的性質
要研究《春秋》，須明白這部書的性質。今將重要的幾點說明：
第一，《春秋》非史。自漢以後，最通行的誤解，都說《春秋》是記事的史書。如果《春秋》是史書，那麼，最拙劣誣罔的史家，就莫過於孔子，王安石罵《春秋》是斷爛朝報還太恭維了。例如天王狩於河陽，明明是晉文公傳見周天子，他卻說天子出來行獵。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個人怎會死兩回呢？史家天職，在於記實事，這樣做法，還能算信史嗎？認《春秋》是史，是把「春秋學」也毀了，把史學也毀了。
第二，《春秋》是孔子改制明義之書。然則《春秋》到底是一部什麼書呢？《春秋》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借記述史事的形式來現出來。孟子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魯國本來有一部《春秋》，和晉《乘》、楚《檮杌》一樣；孔子的《春秋》，表面上的事與文，也是和它一樣。至於義，卻是孔子所特有了。義怎麼特有呢？孟子又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不過一位學者的著述。為什麼說是天子之事？後人讀《春秋》，知孔子罷了。為什麼又會罪孔子呢？因為《春秋》是一部含有革命性的政治書，要借它來建設一個孔子的理想國，所以說是天子之事。一位學者做這種事業，已是駭人聽聞，況且其中還有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解詁序》） ，所以知我罪我，都由此起。細讀《孟子》這兩段話，《春秋》性質，大略可明了。但孔子改制，是普為後世立法，並不專為哪一朝代。後來漢的春秋家，說孔子為漢製作，雜引緯書中許多矯誣之說，卻非本來的經義。
第三，治《春秋》當宗《公羊傳》。現在所稱《春秋》三傳，謂《公羊》《榖梁》《左氏》。然而漢一代，傳者獨有《公羊》。《榖梁》傳授，已不甚可信。若《左傳》者，其著書之人姓左丘，其書名《國語》，與《春秋》無涉。故司馬遷但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 。西漢末諸博士皆言左氏不傳《春秋》（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因劉歆欲佐王莽纂漢，惡《春秋》之義，不便於己。乃將分國記事之《左傳》，割裂增竄，變為編年解經之書，名曰《左氏傳》。說孔子這部《春秋》，專據史官舊文，憑各國赴告，自是《春秋》真成了斷爛朝報了。所以欲明《春秋》，唯當以《公羊傳》為主，再拿《榖梁傳》和《春秋繁露》參證。何休的《公羊傳解詁》，傳自胡毋生，也多半可信據。
第四，《春秋》之微言大義，傳在口說。司馬遷說：孔子次春秋「……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所以治《春秋》非求他的口說不可。為什麼專用口說呢？《公羊傳》說：「定哀之間多微辭。」（《公羊傳·定元年》） 董生說：「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春秋繁露·楚莊王》） 太史公說：「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不可書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據此或因在專制政治之下，有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不便寫出來，也未可知。但據我看，不專為此，實因當時未有紙墨，專恃刻簡，傳寫不便，故著書務求其簡。老子將許多道理，縮為五千言，也就為此。孔子《春秋》之義，如此之複雜，全寫出來，倒不便傳授，所以一切意義，都拿字句的體例表示它。《春秋》口授傳指，想是為此。既已代代口授，難保無漏失、無附增、無誤謬，所以現在的《公羊傳》，我們不敢說它個個字都是孔子口說，也許有戰國、西漢的儒者把自己意思添入；孔子的微言大義，也不見得都收在裡頭。但除了它更無可據，只得以它為主，參以《孟子》《董子》等書，總可以見春秋學說的大概了。
第五，未修《春秋》與既修《春秋》。莊七年《公羊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霄如雨……」所謂不修《春秋》者，就是孟子說的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亦即墨子說的周之《春秋》、鄭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何氏《解詁》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 。孔子作《春秋》，是拿魯史原本來修改一編，所修改之處，微言大義便寄記在裡頭。作傳的人還及見魯史原本，故引來作證。現在原文是沒有了，但據《傳》及《解詁》，還可推測一二。例如第一條：
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當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何以見得呢？據《傳》發問：「元年者何……」《解詁》說明：「變一為元者……」知魯史本作「一年」，孔子修之，將「一」字變為「元」字。表示什麼意思呢？《解詁》說：「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表以天道節制君權的意思。據《傳》發問：「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知魯史本無「王」字，孔子加入。加入表什麼意思呢？《解詁》說：「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春秋》是孔子理想國的制度，標一「王」字，明新王之義。據《傳》發問：「何言乎王正月……」知魯史作「一月」，孔子修「一」為「正」。又是什麼意思呢？《傳》說：「大一統也。」《解詁》說：「政教之始。」因為孔子常說「政者正也」，一年中初施政教那個月，改它做正月。據《傳》發問：「公何以不言即位……」知魯史本有「公即位」三字，孔子刪去。刪去什麼意思呢？《傳》說：「成公意也。」因魯隱公讓國，君子成人之美，故從其意不書即位。就這一條推勘，孔子修《春秋》怎麼修法？修了何以能寄託微言大義？口說何以如此重要？都可以略見了。
三、《春秋》與正名主義
《春秋》既專用字句體例來表示義法，所以用字最謹嚴。第一步講的就是正名主義。董子的《春秋繁露》，有《深察名號》篇，專發明此理。他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隕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所舉石鷁的例證，見於《春秋·僖十六年》。
經文：「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文：「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觀此可知《春秋》用字，異常謹嚴，不唯字不亂下，乃至排字成句，先後位置，都極斟酌。將此條與前文所舉「星隕如雨」條合觀，可知所謂「名物如其真」，確費苦心。
《春秋》正名之義，全書皆是，今更舉個顯著的例：
經文：「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
傳文：「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日否……」
這一段說器物的名和地名，性質不同，故記載當各有格式。與《荀子·正名》篇所說名的品類，互相發明，都是論理學的重要基礎。又說「取不可以為其有」，是借動詞應用的法則，表明所有權正確不正確的觀念。凡讀《春秋》，皆須如此。
《春秋》將種種名字詳細剖析，而且規定它應用的法則，令人察名可以求義。就名詞論，如時月日之或記或不記（或記春夏秋冬等，或否月日仿此） ，如或稱名，或稱字，或稱爵位或否，或稱國，或稱人。就動詞論，如兩君相見，通稱曰會。《春秋》分出會、盟、遇、來、如等名，盟之中又有殊盟、蒞盟、尋盟、胥命等名，會之中又有殊會、離會等名，皆將一名內容外包之大小，剖析精盡。又如同一返國得立之諸侯，而有入、納、立（《隱四年解詁》：立、納、入，皆為篡；《莊六年解詁》：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 ，歸、復歸、復入（《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種種異辭。乃至介詞連詞之屬，如及（《桓二年傳》：及者何？累也。《隱元年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如以（《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如遂（《桓八年傳》：遂者，何生事也） ，如乃（《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 。凡各種詞，用之都有義例，這就是《春秋》嚴格的正名主義。
欲知正名主義的應用，最好將《春秋》所記各事，分類研究。今舉弒君為例：
例一（隱四年三月戊申） 衛州吁弒其君完。
例二（隱四年九月） 衛人殺州吁於濮。
例三（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 公薨，（桓元年春正月） ，公即位。
例四（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五（文元年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
例六（僖九年冬）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秋）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例七（文十六年） 宋人弒其君處臼。
例八（文十八年冬） 莒弒其君庶其。
例九（宣二年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例十（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戊申） 晉弒其君州蒲。
例十一（襄二十九年） 閽弒吳子余祭。
例十二（昭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溪。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例十三（昭十九年夏五月）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 葬許悼公。
例十四（哀四年三月） 盜殺蔡侯申，（冬十有二月） 葬蔡昭公。
上所舉十四例，就主詞Subject方面研究，凡殺君之賊書其名，以明罪有所歸，這是原則。如例一以下例四、例五、例六、例九、例十二、例十三，皆同。但其中卻有分別，如例五之「楚世子商臣」加世子兩字，以見不唯弒君，且是殺父，更罪大惡極了。例十三之「許世子止」，表面與例五全同，但內中情節不同。「世子止」是進藥誤殺，自己痛心，認為弒君。《春秋》許他認罪，然則怎樣能表出他和商臣不同呢？下文有葬許悼公一條：《春秋》之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為其無臣子也」（《隱十一年》傳文） 。今書葬，便見止之罪可從末減了（《傳》云：「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這是許人懺悔的意思。例九雖與例一同式，但弒君的人，是趙穿不是趙盾。因為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故把罪名加他。例十二之楚公子比，亦像與世子商臣同式，但情節又不同。這回弒君的實是棄疾，不是比。為什麼書比呢？因為棄疾立比，虔便自殺，故把罪名加於比，這都是說弒君的人罪有應得。
及之有弒君的人無主名的，是認被弒之君罪有應得。其例有三：
（一）稱人以弒。如例二、例七說，有些人弒他，這些人並非有罪。如例二的衛人，便是石碏主謀，碏是有功無罪。所以《傳》引公羊子曰：「稱入者何？討賊之辭也。」可見凡稱「入」的，都含有討賊意味。
（二）稱國以弒。如例九、例十一，《文十八年傳》：「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解詁》） 「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成十八年解詁》義略同） 這明是說暴君該死，弒他是國民公意了。
（三）稱閽或稱盜以弒。如例十一、例十四，被弒的雖未必得罪國民，然狎近小人，亦屬咎由自取。稱人稱國，皆明弒者無罪，被弒者反有罪。稱閽稱盜，明弒者罪不足責，而被弒者亦與有罪。還有例十二之主詞，亦表示被弒者有罪。言公子比歸於楚，《春秋》之例，歸無惡（見上） 。所以加這一句，便反證楚靈王虔之該弒了。參合以上各條的義例，有一半是正弒君的罪名，使亂臣賊子懼。有一半是正被弒之人的罪名，使暴君凶父懼，真算得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了。可見孔子並不主張片面倫理。後人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這些話絕非孔子之意。
更就賓詞Object方面研究，被弒者稱其君某，這是通例，但亦有分別。如例六書弒其君子之奚齊，因其末逾年未即位，未成乎為君。如例十一書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明是兩公子相殺，因棄疾脅比立之，已認為君，故加以弒名。如例四、例六皆連書及其大夫，所以表彰死難之臣。如例二書衛人殺州吁，明衛人並未認州吁為君，故不言弒而言殺。如例十一之吳子余祭，例十四之蔡侯申，皆不稱其君，見被弒者與弒者並非有君臣之分。如例二書於濮，例十二書於乾溪，明其在國外，凡此皆因一二字之異同，定案情之差別，都是正名主義的作用。
《春秋》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凡魯國篡弒之禍，它都不肯直書，但明白它的義例，推勘起來，案情依然分明。例如隱公為桓公所弒，據例二所舉，在隱十一年書「公薨」二字，在桓元年書「公即位」三字，表面上一點看不出來。但須知《春秋》有兩個例，一是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一是繼弒君不言即位。別的公薨之後，都有「葬我君某公」一條，隱公底下沒有，就知道他一定被弒而且是賊不討了。繼弒君本不該即位，桓公自行即位，《春秋》直書他，可見弒君的賊就是他了（《春秋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 。像這些，在經文上是很簡單，都靠口授其指的傳來說明，只要參伍錯綜研究一番，大義還是炳然。
以上所舉，專論弒君一例（還未詳盡） 。其實全部《春秋》，都該如此讀法。董仲舒曰：「《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春秋繁露·精華》） 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竹林》） 又曰：「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精華》） 又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五即參伍錯綜之伍） ，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玉杯》） 又曰：「貫比而論是非。」（《玉杯》）
所謂慎辭，即是正名。名指單字，當論理學上所謂詞。Term辭指連屬成句，當論理學上所謂命題Proposition。《春秋》的辭和《易》的辭，性質很有點相同，都是用極嚴正極複雜的論理學組織出來，必要知孔子論理學的應用，才能讀這兩部書。
四、《春秋》之微言大義
司馬遷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史記·太史公自序》） 若要把它一一羅列，非別成專書不可。但其中大半是為當時社會補偏救敝，在今日已無研究之必要，今僅刺取數條以見其概。
第一，張三世。《春秋》二百四十年，歷十二公，分為三世。隱桓莊閔僖五公，名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文宣成襄四公，名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昭定哀三公，名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於爵（《隱元年解詁》） 。昇平世當《禮運》之小康，太平世《禮運》之大同。但《禮運》大同，懸想古代大道之行，小康乃指後世。大道即隱，像是希圖復古。《春秋》則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純是進化的軌道。孔子蓋深信人類，若肯努力，世運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做個影子。太平世的微言，可惜傳中所存甚少；內中最顯明的，就是拋棄褊狹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專提倡世界主義，這確是對於當時封建制度一種革命思想。
第二，以元統天，以天正君。《春秋》發端之元年春王正月，謂之五始。《春秋繁露》說：「《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元為萬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又說：「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二端》，《隱元年解詁》同） 這個「元」字，就是《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的「元」字，就是無方無體之易，就是自然法。天是指自然界的現象，以元統天是說自然法支配自然現象。以天正君者，謂人君當察自然現象之變遷以求合於自然法。原來古代迷信思想甚多，以為自然界的災變，都與人事有關。孔子是否仍有這種迷信，不敢斷定，但他以為利用這種觀念，叫時主有所忌憚，也是一種救濟良法。所以全部《春秋》，記災異甚多，都含有警告人的意味。這種用意本甚好，但後來漢儒附會太過，便成妖誣了。
第三，重人。子夏說：「《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春秋繁露·俞序》引） 這句話，可謂得《春秋》綱領。《春秋》對於當時天子諸侯大夫，凡有勞民、傷民，多取予之事，一一譏刺，無假借（《傳》及《春秋繁露》引證極多，不具列） 。不外欲裁抑強有力者之私慾，擁護多數人之幸福。對於違反民意之君主，概予誅絕。如前所舉弒君諸條，是其明證。僖十九年書梁亡，《傳》云：「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解詁云：「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據《春秋》例，滅國罪極重。梁本為秦所滅，乃《春秋》不著秦滅國之罪，而言梁自亡，是專明違反民意的暴君，理宜滅絕。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傳》云：「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眾之所欲立也。」凡此之類，皆表絕對尊重民意之義。
第四，無義戰。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董仲舒說：「《春秋》重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春秋繁露·竹林》） 可見《春秋》是絕對主張平和之義，和《墨子》非攻之旨正同。
第五，譏世卿。《春秋》全書大精神，在反對當時貴族政治，所以認為世襲執政的制度最不好。《隱三年》書尹氏卒，《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就字面讀去，很像不通。為什麼不書尹某崔某？難道姓尹的同一日都死絕嗎？難道姓崔的都跑完嗎？兩處的《傳》都說：「其稱尹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亦同此意） 所以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說明後一百多年亂國的尹氏，與前一百多年死的尹氏，是同一族人。若從前死了不世襲，何至有後來之禍呢（《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與前文崔氏出奔相應） ？這就是《春秋》微言大義。此外大夫無遂事（《桓八年》《莊十九年》《僖三十年》《襄二年》《襄十二年》傳文） ，譏父老子代從政（《桓五年》《桓九年》傳文） ，都是這個意思。
第六，貴讓。《禮運》說：「爭奪相殺，謂之人患。」孔子以為一切禍害，都起於爭奪，所以最獎勵讓德。《春秋》記讓國之人有八：（一）魯隱公；（二）（三）宋宣公、繆公；（四）宋公子目夷；（五）衛叔武；（六）曹公子喜時；（七）吳季札；（八）邾叔術，文中都備極獎勵。雖有別的罪惡，都為之諱。意思是拿來和當時篡弒之禍，做反對的比照，是一種救世苦心。
第七，惡諼。諼是詐偽，孔子所最惡。《文三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六年》《哀六年》《哀十三年》傳文，皆特別發明此義。例如戰爭本已是罪惡，詐戰則罪惡尤重。《春秋繁露》說：「《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偏戰謂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見《解詁》） 又說：「《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俱《竹林》，孟子所謂彼善於此，即指偏戰） 。所以兵家「兵不厭詐」之說，儒家是極反對的。用兵尚且如此，其他可知。
第八，重志。《春秋繁露》說：「《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玉杯》） 志是指行為的動機。孔子最重動機，拿來做善惡的最高標準，所以《論語》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春秋》傳中有許多「成其志」「如其志」等文，後世所謂誅心之論，就指此類（多不具引） 。這是鞭辟近里的意思，原來是極要的。但專論動機，不問成績的好壞，也是不對，所以《春秋》有些地方，特別矯正。例如宋宣公讓國給兄弟繆公，繆公又讓還給侄兒與夷，兩位的志，自然都是極好，但因此釀起爭端。繆公的兒子馮，到底弒了與夷，結果是不好了。《春秋》雖然嘉許宣繆之讓，卻說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隱三年》） 。可見孔子論善惡，原不專偏於動機一面。
以上八條，不過我個人認為重要的，隨手舉來。此外《春秋》的大義，不下百條，限於篇幅，恕不多述。就一方面看，《春秋》不算得孔子的法典，所以漢轅固生在竇太后前毀《老子》書，太后翻臉罵他，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漢刑律名） 。但孔子奉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說《春秋》全是法典性質，也有點不對。
董仲舒說《春秋》有十指，前三指最為握要。他說：「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二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三指也。」（《春秋繁露·十指》） 事變之所至是結果，所以至者是原因。既知原因，想方法對治它，以求免於惡結果，便是作《春秋》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