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六講 · 第五講 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下）
晚唐及五代，經過長時間的內亂，軍閥專橫，人民不得休息。宋初，承這種喪亂凋敝之後，極力設法補救，右文輕武，引用賢才，所以各種學術，均極發達，儒家道術，尤能獨放異彩。後世言學問者，總以漢學宋學並稱，不入於彼，則入於此。可以見得宋學的發達，極其重要了。
《宋元學案》把孫復及胡瑗，作為宋學祖師。其實他們二人，在宋朝初葉，不過開始講學，與宋代學風相去甚遠。真正與宋學有密切關係的人，乃是幾個道士或文人，如陳摶、种放、穆修、李之才、劉牧等，後來的儒家都受他們的影響。孫、胡二人，比較平正通達，提倡躬行實踐，私人講學之風自他們以後而大盛。陳、種等，純以道教《黃庭經》及練氣煉丹之說，附會《易經》，太極圖說即由他們而出。但是陳、種與王、何不同，王弼、何晏以先秦的道家哲學附會儒家，陳摶、种放以晚出的道教修煉法附會儒家。
由此看來，宋初思想界，可以說有兩條路，孫復、胡瑗是一派，陳摶、种放又是一派。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就是混合這兩派的主張，另創一種新說。宋人所謂儒學正宗，專指五子一派。宋人喜歡爭正統，最是討厭政治上有正統偏安的爭執，學問上有正統與異端的爭執。儒學如此，佛教亦然。天台宗分為山內山外，兩派互爭正統；禪宗分為臨濟、雲門、曹洞、溈仰、法眼，五宗互爭正統。
這種正統的爭執，是宋人一種習氣，暫且擱下不講。單講所謂五子，自濂溪到二程，傳到後來，為南宋朱學一派。濂溪為二程的先輩，朱派謂二程出於濂溪。橫渠為二程表叔，年齡相若，互相師友，朱派謂橫渠為二程弟子。平心而論，五家獨立，各各不同。泛泛地指為一派，替他們造出個道統來，其實不對。
「五子」這個名詞，不過程朱派所標榜而已（後來亦除出邵子加上朱子，謂之五子） 。北宋學術，不能以五子盡之。當時為學問復興時代，儒佛融通以後，社會思想起很大的變遷，有新創作的要求，各自努力，不謀而合，遂發生周邵張程這些派別。此外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那般人，雖然是政治文章之士，但是他們都在儒學思想界占有相當位置，不可忽視。
1.歐陽修。 他是宋代文學的開創者，詩文皆開一代風氣。但他在思想界有很大的貢獻，在勇於疑古，他不信《繫辭》，對於《詩》《書》及其他諸經，亦多所疑難。所疑難對不對，另一問題，但這種讀經法，確能給後學以一種解放。他著有《本論》一篇，繼承韓愈《原道》那一派闢佛論調，亦宋儒學術淵源所自。
2.王安石。 他是一個大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大學者。所著各經《新義》，頗能破除從前漢唐人的講經方法，自出心裁。他的文章精神酣暢，元氣蓬勃。文集中，關於心性的文章很多，其見地，直影響到二程（例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子引作程子說，其實此二語出於荊公） 。
3.司馬光。 溫公全部精力，都用在史學方面，所著《資治通鑑》，貫串諸史，為編年體中一大創作。文集中，關於討論哲學問題的文章很多，可見得他在儒學方面，亦是異常的努力。他著有《疑孟》一書，對孟子學說頗多不滿。這也難怪，其實溫公學術有點近於荀子。
4.蘇軾。 蘇氏父子，都是大文學家，有《戰國策》縱橫馳驟之風。在學問上，亦能創立門戶，後來蜀學與洛學立於對抗的地位。東坡對於佛教不客氣地承認，禪宗尤其接近，所作詩文往往有禪宗思想。他對於道教，亦不排斥，晚年生活完全變為道家的氣味。
大抵這四家，歐陽最活潑，王最深刻，蘇最博雜，司馬最切實。南宋浙東一派，即由司馬而出，對於哲理講者不多，門下生徒注重躬行實踐，所受他方影響尚不算深。程朱以外的學派，其約略情形如此。
再回頭說到北宋五子。
1.周濂溪。 周子《通書》，與程朱一派有相當的關係，但極簡單，可以有種種解釋。《太極圖說》，與程朱關係很深，在南宋時曾因此起激烈的辯論。朱子贊成《太極圖說》，且認為濂溪所作；陸子反對《太極圖說》，且認為非濂溪所作。依我看來，許是周子所作，但是對於內容，我持反對論調，與象山同。象山以為《太極圖說》無甚道理，定非周子所作，想把這篇劃開，周仍不失其為偉大。晦翁以為《太極圖說》極其精微，周之所以令人崇拜，完全在此。
然則《太極圖說》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向來研究宋學的人，不知所本，以為周子所獨創。清初學者，才完全考訂他由陳摶、种放而出，這原是道教的主張。周子從道教學《太極圖說》，究竟對不對，那另是一個問題，但是他的影響很大，為構成宋學的主要成分。要是周子除了《太極圖說》，專講《通書》，倒看不出在學術史上有多大關係了。朱派以為二程出於濂溪，其實不然。二程但稱周子，不稱先生，先後同時，差十餘歲，關係異常淺薄。
2.邵康節。 康節從道教的李之才，得圖書先天象數之學，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環堵蕭然，不改其樂。其治學，直欲上追漢的五行，戰國的陰陽家、鄒衍一派。但他所講陰陽五行，又與漢人不同，專憑空想，構造一種獨創的宇宙觀。他認為宇宙萬有，皆生於心，所以說：「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又說：「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我們看邵子這種主張，實際上不是儒家，亦不是道家，自成一派。
邵子言性，亦主性善，以為仁義禮智，性中固有，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但是他的主張，又與孟子不同，凡孔孟所講治學方法，他都沒有遵行。他不是和尚，亦不是道士，事事憑空創作，後來的人沒有他聰明的，抄襲他的語言，不能傳他的學問，所以影響不大。邵子在學術界，是一個彗星，雖沒有頂大的價值，但不失為豪傑之士而已。
3.張橫渠。 橫渠為宋代大師，在學術界開闢力極強大。哲學方面，他與二程同時，互相師友，互相發明，不能說誰出於誰，朱派把他認為二程門下，是不對的。橫渠不靠二程，二程不靠橫渠，關洛各自發達，可以算得一時豪傑之士。他對於自然界，用力觀察，想從此等處建設他的哲學的基礎，但立論比二程高。二程為主觀的冥想，很帶玄學色彩；他是客觀的觀察，很富於科學精神。他主張氣一元論，由虛空即氣的作用，解釋宇宙的本體及現象，與周子的《太極圖說》、邵子的先天論，皆不相同。修養方面，他直追荀卿，專講禮，並以禮為修養身心的唯一工具。《理窟氣質》篇說：「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宋代學者，於開發後來學派最有力的人，當推橫渠及二程，其重要約略相等。橫渠死得早，門弟子不多，流傳未廣。南宋的朱子，受其影響極大。朱自命繼承二程，其實兼承橫渠，朱子的居敬格物，皆從橫渠的方法模仿得來。
4.二程子。 向來的人，都把二程混作一塊說，其實兩人學風，全不一樣。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賦純美，不用苦功，所得甚深。伊川是沉潛的人，困知勉行，死用苦功，所得亦深。以古代的人比之，大程近孟，小程近荀，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大程可以解釋孟子，小程可以解釋荀子。明道的學問，每以綜合為體；伊川的學問，每以分析立說。伊川的宇宙觀，是理氣二元論；明道的宇宙觀，是氣一元論。這是他們弟兄不同的地方。
程朱自來認為一派，其實朱子學說，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淺。明道言仁，嘗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言致良知，又說：「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開後來象山一派。伊川言涵養須用敬，嘗說：「人敬之道始於威儀，而進於主一。」言「進學在致知」，又說：「窮理即是格物，格物即是致知。」開後來晦翁一派。其詳情，下面另有專章再講，此處可以不說。
大概北宋學派，可以分此九家。純粹的「哲學派」有五家，即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此外，尚有四家，即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最重要的為橫渠及二程。橫渠不壽，弟子無多，所以關係不大。二程一派，由謝上蔡、楊龜山、游廌山、呂藍田程門四先生，傳衍下來，成為朱子一派。朱子學問，出於李延平，李延平學於羅豫章，羅豫章出於楊龜山。陸子學問，雖非直接出於明道，然其蹊徑，很像上蔡，上蔡又是明道的得意門生。我們可以說大程傳謝，謝傳陸；小程傳楊，楊傳朱。北宋學派及其傳授大概情形，約略如此。
上面說北宋最著名的學者有五家，號稱北宋「五子」。南宋最著名的學者，亦有四家，號稱南宋「四子」。
1.朱熹，字晦翁。
2.張栻，字南軒。
3.陸九淵，字象山。
4.呂祖謙，字東萊。
這四家中，朱陸最關重要，宋代的新的儒家哲學，他們二人集其大成。張呂皆非高壽，五十歲前後死，所以他們的門生弟子，不如朱陸之盛。南軒的學風，同朱子最相近，沒有多大出入。東萊的學風，想要調和各家的異同。最有名的鵝湖之會，即由東萊發起，約好朱陸同旁的幾家，在鵝湖開講學大會，前後七天。這件事，在中國學術史上，極有光彩，極有意義。呂是主人，朱陸是客，原想彼此交換意見，化異求同，後來朱陸互駁，不肯相讓，所以毫無結果。雖說沒有調和成功，但兩家經此一度的切磋，彼此學風都有一點改變，這次會總算不白開了。由鵝湖之會，可以看出朱陸兩家根本反對之點，更可以看出東萊的態度及地位如何。
至於朱陸學說的詳細情形，留到本論再講，此刻不過提出兩家要點，稍為解釋幾句。朱子學派，祖述程子——二程子中之小程，即伊川。伊川有兩句很要緊的話：「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他教人做學問的方法如此。用敬，關於人格方面，下功夫收攝精神，收攝身體，一切言語動作都持謹嚴態度，堅苦卓絕，可以把德性涵養起來。什麼叫「用敬」？就是主一無適之謂。以今語釋之，即精神集中，凡做一件事，專心致志，沒有做完時，不往旁的想。致知，關於知識方面，不單要人格健全，還要知識豐富。什麼叫「致知」？朱子釋為窮理，《補大學格致傳》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朱子學問具見於文集、語錄及《性理大全》，不過簡單地說，可以把上面這兩句話概括之。
陸子學派，有點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義利之辨和發明本心。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陸子將此二語極力發揮。何謂立大？就是眼光大的人，把小事看不起，譬如兩個小孩，爭奪半邊蘋果，大打一架，大哭一場。在我們絕對不會如此，因為我們至少還看見比蘋果大的東西，就不為小物而爭奪了。明人嘗說：「堯舜事業，不過空中半點浮雲。」就是因為他能立大。所以漢高祖、唐太宗的事業，從孔子、釋迦、基督看來，亦不過半邊蘋果而已。
立大，是陸學根本。至於他用功的方法，第一是義利之辨。何謂義利之辨？就是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個話，從前人目為迂闊，其實不然。做學問就是為學問，為自己人格的擴大崇高，不是為稿費，不是為名譽，更不為旁人的恭維。譬如說捐軀愛國，要是為高爵，為厚祿，為名譽，那全不對，一定要專為國家才行。朱子知南康軍事時，修復白鹿書院，請陸子講演，陸子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那天天氣微暖，聽眾異常感動，遂不覺汗流浹背，於此可見陸學的門徑了。
第二是發明本心。何謂發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說「不失其赤子之心」。陸子亦相信人性皆善，只要恢複本心，自然是義不是利，自然能夠立大。做學問的方法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頹，本心提起，志氣立刻振作。好像一座大火爐，縱然飛下幾塊雪片，絕不能減其熱烈。陸子這個話，從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識得仁體」，就是陸子的「發明本心」。以現在的話來說，又叫著認識自我。人的本心，極其純潔，只要認識他、恢復他，一切零碎壞事俱不能搖動。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為利害所蒙蔽了。
知識方面，朱子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陸子以為學問在書本上找，沒有多大用處，如果神氣清明，觀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夠清楚。修養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謹嚴拘束，隨時隨事檢點。陸子教人立大，不須仔細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難搖動。所以朱謂陸為空疏，陸謂朱為支離，二家異同，其要點如此。陸不重書本，本身學問雖博，而門弟子多束書不觀，袖手清談，空疏之弊，在所難免。朱子重書本，並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幾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窮，又安能即凡物而窮之呢？
兩家主張不同，彼此辯論，互不相服。後來有許多人，專講調和，或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而兩家門下則彼此對抗。引陸入朱的人，以為自經鵝湖之會以後，象山領悟朱子，子壽尤為敬服。引朱入陸的人，如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論》，證明朱子晚年與陸子同走一條路。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則目王、李為荒唐。平心而論，兩派各走各路，各有好處，都不失為治學的一種好方法，互相攻擊，異常的無聊。最好各隨性之所近，擇一條路走去，不必合而為一，更不必援引那個，依附這個。
南宋學派，主要的是朱陸兩家，曆元明清三代，兩派互為消長，直至現在，仍然分立。兩派之外，還有兩個人應當注意。一個是張南軒，可以說他是朱學的附庸，死得很早，沒有多大成就，與朱子並為一派無妨。南軒生在湖南，湖湘學派，與朱子學派，實在沒有什麼區別。
一個是呂東萊。呂家世代都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呂家所傳中原文獻之學，一面講身心修養，一面講經世致用，就是我們前次所說內聖外王的學問。朱陸偏於內聖，東萊偏於外王。東萊自己，家學淵源，很好很有名，雖然早死，而門弟子甚多，後來變為永嘉學派。永嘉學派，最主要的有這幾個：（1）薛季宣號艮齋。（2）陳傅良號止齋。（3）陳亮號同甫。（4）葉逋號水心。他們都是溫州一帶的人。艮齋、止齋，專講學以致用，對於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滿的批評。以為只是內心修養，拘謹呆板，變為迂腐，應當極力提倡學以致用，才不會偏。同甫氣魄更大，頗有遊俠之風，他的旗號是「王霸雜用，義利雙行」。對於朱子的窮理格物固然反對，對於陸子的義利之辨亦很反對。論年代，薛稍早，與朱陸差不多，二陳稍晚；論主張，艮齋和止齋相同，同甫走到極端。東萊本來是浙人，浙江學者大半屬東萊門下。東萊死，兄弟子侄門生，全走一條路，就是薛陳所走這條路，以後成為浙派。
朱子自信甚堅，對於旁的學派，辯得很起勁。朱子在學問上的兩大敵，一派是金溪（即象山） ，一派是永嘉（即薛、葉、二陳） 。朱子很痛心，本來東萊門下全都和他要好，後來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文集中，與象山和止齋辯論的信很多；語錄中，批評陸派和永嘉的話亦很多。朱陸在當時都很盛，朱子門下最得意的是黃勉齋、蔡元定，沒有多大氣魄，不能夠把他的學問開拓出來。其後一變再變，成為考證之學。朱子涵養用敬的工作，以後沒有多大發展；進學致知的工作，開後來考證一派。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黃震（東發） 、王應麟（伯厚） 二人，黃的《黃氏日鈔》，王的《困學紀聞》，為朱派最有價值之書。清代考證學者，就走他們這一條路。
象山門下，氣象比朱派大。朱子對於象山雖不滿，而謂其門下光明俊偉，為自己門下所不及。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講學最久，但幾個大弟子都是浙東人，所謂甬上（寧波） 四先生，即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得象山的正統。江浙二省，在學術上有密切關係。象山是江西人，其學不傳於江西而傳於浙東。陽明是浙東人，其學不傳於浙東而傳於江西。楊、袁、舒、沈是浙東，呂、薛、陳、葉亦是浙東，後來陸派同永嘉結合，清代的黃梨洲、萬季野、邵念魯、章實齋，他們就是兩派結合的表現。
南宋四子，實際上只有三派，即朱派、陸派及永嘉派，這三派在當時尚未合一。南宋末年，幾乎握手，可惜沒有成功。元明以後，朱學自為一派，陸永合為一派，其勢力直籠罩到現在。
南宋時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麼樣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後，中原殘破，衣冠之屬相繼南遷。所以在宋金對峙時，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但金至世宗一朝——約與孝宗同時，四五十年間，太平安樂，極力模仿漢化，文運大昌。金方所流行者，為三蘇一派，因為模仿東坡父子的文章，連帶模仿他們的學術。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對峙，學術上洛蜀對峙。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學不振，哲學更差。唯有一人，應當注意，即李純甫號屏山。宋儒無論哪一家，與佛都有因緣，但是表面排斥。宋儒道學，非純儒學，亦非純佛學，乃儒佛混合後，另創的新學派。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帶點佛學氣味，不過他很爽快，所著的《鳴道集》，直接承認是由佛學出來，對洛派二程異常反對，指為陽儒陰佛，表里不一。他所講的內容，好像李翱的《復性書》，發揮得更透徹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學派日昌，弟子遍於天下，一方面牴觸當道，頗干朝廷厲禁。其中如宋寧宗的宰相韓侂胄執政時，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黨，俱持反對態度。侂胄亦指朱子為偽學，排斥不遺餘力。北宋的元祐黨人、南宋的慶元黨人，俱以正士為朝廷所不容。朱子死後，弟子不敢會葬，可見當時朱學所受壓迫的程度了。又經幾十年，到理宗中葉及度宗初葉，偽學之禁既開，而當時講學大師，朱陸兩家門下（陸派亦在偽學禁中） ，俱在社會上很有聲譽，朝野兩方，對宋學異常尊崇，其勢復振。不久，宋室滅亡，蒙古代興。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國，文化不高，時間又短，在學術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內中只有戲曲的文學差可撐持，天文數學亦放異彩，至於哲學方面則衰微已極。元朝學者，唯許衡（魯齋） 、劉因（靜修） 、吳澄（草廬） 三人，稍露頭角。這幾位在元朝為大師，在全部學術史上，比前比後，俱算不了什麼。固然朱學在元朝很發達，但朱學在宋末已為社會上所公認，元人不過保守權威，敷衍門面，無功可述，現在只好略去不講。
明太祖初年，規模全屬草創，對於文化，未能十分提倡。到永樂時，始漸注意，《性理大全》即於是時修成，以五子（周、程、張、朱） 學術為主。此書編得很壞，純屬官書，專供科舉取士之用，使學者考八股時，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明人編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號尊宋學，尤其是程朱一派；實則把宋學精神完全喪失，宋學注重修養，何嘗計及功名呢！
中間有幾個著名大師，為明學啟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學） 、吳與弼（康齋） 、薛瑄（敬軒） 、曹端（月川） 、胡居仁（敬齋） ，俱在科舉盛行時代一心研究學問，不圖獵取功名。這種精神，極可佩服，而方孝孺風烈尤著，仗義不屈，為成祖誅其十族。他們幾個人的學問，都出於程朱。薛胡諸人，比較平正通達。吳康齋的學問，由朱到陸，明代陸學之盛自康齋起。
明代中葉，新學派起，氣象異常光大。有兩個大師，可以代表，一個是陳獻章（白沙） ，一個是王守仁（陽明） 。陳白沙是廣東新會的學者，離吾家不過十餘里。他是吳康齋的弟子，他的學問，在宋代幾位大師中，有點像大程子，又有點像邵康節。那種蕭然自得的景象，與其謂之為學者，毋寧謂之為文學家。古代的陶淵明，與之類似，文章相仿佛，學問亦相仿佛。再遠一點，道家與之類似——老、莊之道，非陳、種之道，他的學風很像莊子。孔門弟子中，曾點與之類似。「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恬淡精神，兩人一樣。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靜中養出端倪」一句話。「端倪」二字太玄妙，我們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靜就得了。白沙方法，與程朱不同，與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斂身心，象山努力發揚志氣，俱要努力；白沙心境與自然契合，一點不費勁。「端倪」二字實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說是老莊的明自然，常常脫離塵俗，與大自然一致。其自處永遠是一種鳶飛魚躍、光風霽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極了，感化力偉大極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所以一時雖很光明，後來終不如陽明學派的發達。
白沙在家時多，出外時少。總計生平，只到過北京兩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遊總算簡單。他有一個弟子湛若水，號甘泉，亦是廣東人，與他齊名。當時稱陳湛之學，或稱湛王之學。甘泉做的官很大（禮部尚書） ，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處就修白沙書院，陳學的光大算是靠他。甘泉比陽明稍長，甘泉三十餘歲，陽明二十餘歲，同在北京做小京官，一塊研究學問。陽明很受甘泉的影響，亦可以說很受白沙的影響。
王陽明，浙江餘姚人，他在近代學術界中，極其偉大；軍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勳業。以他的事功而論，若換給別個人，只這一點，已經可以在歷史占很重要地位了。陽明這麼大的事功，完全為他的學術所掩，變成附屬品，其偉大可想而知。陽明的學問，得力於龍場一悟。劉瑾當國，陽明彈劾他，位卑言高，謫貶龍場驛丞。在驛三年，備受艱難困苦，回想到從前所讀的書、所做的事，切實體驗一番，於是恍然大悟。這種悟法，是否與禪宗參禪有點相類，我們也不必強為辯護，但是他的方法，確能應時代的需要。其時《性理大全》一派，變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氣沉沉的，大多數士大夫儘管讀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過以為獵取聲名利祿的工具，其實心口是不一致的。陽明起來，大刀闊斧地矯正他們，所以能起衰救敝，風靡全國。
陽明的主要學說，即「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二事。前者為對於《大學》格物致知的問題。朱子講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種辦法。朱子認為：《大學》所謂「明明德」的張本，從「大學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經，以下是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有傳，唯有「格物致知」無傳，文有顛倒斷節。朱子替他補上，其學說的要點，即由此出。陽明以為：讀古人書，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補正，這種方法固有價值，但是《大學》這篇，絕對不應如此解釋。所以他發表古本，不從朱子改訂本。主張格物致知，即是誠意，因為原文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下面又說：「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即是致知，致知的解釋，不是客觀的知識，乃孟子所謂「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致」的意思，是擴充它，誠意功夫如此。拿現在的話解釋，就是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點像康德的學說，事到臨頭，良知自能判斷。如像殺人，頭一念叫你不要做。又像職份上的犧牲，頭一念叫你儘管做去，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壞了。或者打算做好事，頭一念叫你做去，第二念覺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險，於是歇手不做，這種就是致良知沒有透徹。為人做學問，入手第一關鍵在此。
陽明既然主張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張知行合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見惡臭是知，惡惡臭是行；見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知、行兩個字，原是一件東西，事到臨頭，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惡使知惡，絲毫瞞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如小孩看見火，伸手去摸，成人決不會摸，因為成人知道燙人，小孩不知道燙人。又如桌上放好臭鴨蛋、臭豆腐，不惡惡臭的人吃，惡惡臭的人就不吃。只需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刻可以決定，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為先要致知，然後實行，把做學問的功夫分成兩橛。陽明主張，方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方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只是一件，決不可分。陽明教人下手方法，與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陽明壽雖不長，但是一面做事，一面講學，雖當軍事倥傯，弦誦仍不絕聲，所以門生弟子遍於天下。明中葉後，全國學術界，讓陽明一人支配了。王學的昌大，可分兩處。一是浙江，是他生長的地方；一是江西，是他宦遊的地方。所以陽明門下，可分為浙江及江西兩派。前次講象山生在江西而其學盛於浙江，陽明生在浙江而其學卻盛於江西，贛浙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傳陽明的正統，為江西幾位大師，如鄒守益號東廓，羅洪先號念庵，歐陽德號南野，頗能代表江西王學。陽明死後，就是這幾個人，最得陽明真諦。但是王學的擴充光大，仍靠家鄉浙派幾位大師，有早年的，有晚年的。最初是徐愛號曰仁，錢德洪號緒山，他們二人，得陽明正宗。徐早死，《傳習錄》有一部分是他作的。錢壽較長，其傳頗盛。稍後是王畿號龍溪，他是陽明的老門生，年壽最長，陽明的學派的光大自他起，陽明學派的變態亦自他起。當初陽明教人，有四句話：「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以為這四句是陽明教人定本，王龍溪以為這四句是陽明教人權法，歸根結底，性無善無惡，意無善無惡，知無善無惡，物無善無惡。陽明的話，沒有多大玄學氣味；龍溪的話，玄味很深，無下手處。所以王學末流，與禪宗末流混在一起，讀他們的書，可以看出來，並不是陽明真面目。
陽明學派，另有幾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羅汝芳號近溪，一個是王艮號心齋，都於王學有莫大的功勞。世或以王艮與王畿並稱二王，或以近溪與龍溪並稱二溪。心齋是一個倜儻不羈之士，本傳稱陽明做巡撫時，會徒講學，心齋那時三十八歲，跑去見他，分庭抗禮辯難幾點鐘後，始大折服，執弟子禮。回去想想，似乎尚有不妥處，跑去收回門生帖子，彼此又辯，又折服了，才做陽明的門人。陽明說：「吾曩擒宸濠，一無所動，乃為斯人所動，是真學聖人者。」心齋言動奇矯，時戴古冠，穿異服，傳達先生之道，陽明很罵他幾回，但是他始終不改。心齋才氣極高，門下尤多奇怪特出之士。何心隱就是一個，本姓梁，改姓何，以一個布衣用種種的方法把嚴嵩弄倒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有真本事。陽明死後，最接近的是二王或二溪，但是他們所走的路，與陽明很不一樣。結果江西學派雖得正統，但是一傳再傳，漸漸衰微下去了。
最有力推行王學的，還是浙派（龍溪） 和泰州派（心齋） 。在晚明時候，有這樣幾個人：周汝登號海門，陶望齡號石簣，李贄號卓吾。周、陶變為禪宗，李更狂肆，他們主張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陽明學派愈變愈狂妄。到晚明時，本身起很大的變化，又可分為兩派：第一派，參酌程朱學說，糾正末流的偏激，東林二大師顧憲成（涇陽） 、高攀龍（景逸） 就是代表。他們覺得周、李、陶一派太放肆了，須以朱學補充之，他們的學問仍從王出，帶點調和色彩。第二派，根據王學的本身，恢復陽明的真相，劉宗周（蕺山） 就是代表。他排斥二王二溪甚力，專提慎獨，代替良知，以為做慎獨的功夫，可以去不善而繼於至善。顧高以程朱修正王學，蕺山以王學本身恢復王學，主張雖有出入，都不失為陽明的忠臣。
此外因王學末流的離奇，社會上起一種很大的反動，亦可分為兩派：第一派，以程朱攻擊陽明，與顧、高等不同，陳建（清瀾） 就是代表。他著一部《學蔀通辯》，一味謾罵，甚覺無聊，自稱程朱，實於程朱沒有什麼研究。有時捏造事實，攻擊人身，看去令人討厭，然在學術史上不能不講。因為明目張胆攻擊王學，總算他有魄力。清初假程朱一派侈言道學，隨聲附和，用陳建的口吻攻擊王學者頗多。第二派，主張讀書，帶點考證氣味，焦竑、王世貞、楊慎就是代表。他們不唯攻擊王學，連宋學根本推翻，周程張朱皆所反對，攻擊程朱的話恐怕比陽明還多。幾個人學問都很淵博，唯楊升庵較不忠實，造假書，造假話騙人。這一派，因為對於宋元明以來的道學下總攻擊，在晚明時，雖看不出有多大力量，但有清初至乾隆中葉，極其盛行，舊學風的推翻，新學風的建設，都由他們導引出來。
清代學術，是宋元明以後，一大轉關，性質和前幾代俱不相同。漢唐學者，偏於聲音訓詁的追求，馬、鄭、服、杜、陸、孔、賈以後沒有多大發展的餘地；宋儒嫌他們太瑣碎了，另往新方面進行。宋明學者，偏於理氣心性的討論，程朱陸王以後，也沒有多大發展的餘地；清儒嫌他們太空虛了，另往新方面開拓。清代學者，承性理學爛熟的反動，以「漢學」相標榜，至乾嘉中葉，而漢學號稱全盛。清代學風，固然偏在考證，對於儒家哲學亦有很大影響，可分建設及破壞兩面觀察。前者對於整理國故，用力最勤，與儒學只有間接關係；後者對於推翻宋學，成效頗大，與儒學有直接關係。
（甲）破壞方面
先從破壞方面觀察。清代學者，對於宋元明以來七百年間所成就的學派，認為已到過度成熟、發生流弊的時期，非用革命手段摧陷廓清，不能有新的建設。這種破壞的工作，不自清始，晚明已然。焦竑、王世貞、楊慎，都是反動派的健將，不過革命的氣焰至清代而極盛罷了。分開來講，又分兩種：一種是破壞王學，陽明這派，時代最晚，發達最盛，有些人專門與他為難。一種是破壞宋學，不單反對陽明，連周程張朱一律在所排斥。這兩種中，破壞的工作及程度，亦有種種的不同，大概可以舉出五派人作為代表。
1.用程朱做後盾，破壞陸王，可以陸隴其（稼書） 作為代表。他同上次所講做《學蔀通辯》的陳建，一樣的主張，認程朱為正統，陸王為異端，所以破壞王學，完全為擁護朱學。這一派範圍最狹窄，理由最淺薄，然在社會上最有力量。不是因為系統學者多，乃是倚仗八股文人多，拿朱注做考試的工具，自然擁護朱學。有學問的人，儘管瞧不起他們，但是一般流俗，非常羨慕他們，不知不覺地，勢力便大起來了。
2.有一種博雜而無系統的學問，利用好奇心，打倒前人，獵取名譽，可以毛奇齡（西河） 作為代表。這派的話，尖酸刻薄，挑剔附會，舞文弄墨的地方很多，其所攻擊，不單是王學，乃在宋學全部（西河比較的尚擁護王學，但也不是王學真相） 。西河學問淵博，方面多，壽命長，後來許多人跟他學，在學術界很占勢力，大致都帶一點輕薄口吻，學問博雜，頗為後來考證學派辟出一種新路徑。考證家不直接出自西河，但是他們所受西河的影響，很是不小。
上面兩種破壞法，都不算十分正當：前者範圍過於狹隘，門戶之見太重；後者手段不對，專門罵人，自己亦無所得。不過他們這兩派，在社會上勢力確是不小，一般俗儒隨聲附和，非常崇拜他們。
3.沒有成見，並不是以程朱做後盾，比較對於朱學稍為接近，對於王學末流加以攻擊，可以顧炎武（亭林） 、朱之瑜（舜水） 二人作為代表。朱舜水當明亡以後，不願受清朝的轄治，亡走日本，在中國影響不大，而在日本影響極大。明治維新以前，德川氏二百年，真以儒學致太平，這完全受舜水之賜，所以他在本國無地位，而在全局中地位極高，可與顧亭林並列。顧氏為清代學術的開創者，其學問的大部分俱在建設方面，下節再講。至於破壞方面，見地極其高明，他不唯不滿意王學末流，且不滿意陽明本身，贊成陽明人格，反對他的學風。陸稼書二派，所講朱學，其實是「八股家言」，算不得什麼學問。顧、朱不是墨守朱學，另外自有心得，比較起來，對王破壞，對朱敬禮。不能說是以朱攻王，然於破壞王學，很有力量。
4.對於宋學全部，不管程朱陸王，根本認為不對，施行猛烈的總攻擊，可以費密（燕峰） 、顏元（習齋） 二人做代表。這兩人，在從前，大家都不十分注意，一向講清代學術的人，都沒有提到他們。顏氏近二三十年來，漸漸復活，費氏著作從前沒有刻出，人不知道，近幾年作品出版，了解的人比較多了。費燕峰，四川人，晚年僑寓揚州，從前人只知他會作詩，《池北偶談》稱他極為王漁洋所推服。他的哲學思想，俱載他的遺著中，新近才刻出來，但在建設方面沒有什麼貢獻。顏習齋，直隸楊村人，以前沒有鐵路，很少人知道這個地方，他終身亦未同士大夫接觸過。但是他比費燕峰強，費氏幾個兒子，雖亦能作詩，活動力很小，顏氏的門生李塨（剛主） 活動力異常之大，到處宣傳他老師的學說，所以早幾十年復活了。
費顏二人，對於宋元明七百年來的學說根本上不承認，下總攻擊，斥為與孔孟門庭不同。攻擊之點有三：頭一件，是不贊成宋儒主靜。他們以為做學問要動，主靜不是做學問的方法，根本與儒家道術相反。第二件，不贊成宋儒以道統自居。程朱本人還沒有說什麼，他們的門下，常說得不傳之學。《原道》所謂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未得其傳。何以隔一千多年，傳到河南程夫子，這豈不是造謠？第三件，偏於內聖，不講外王，把政治社會都拋棄了。程、朱、陽明，雖非拋去外王不問，但是偏重內聖一些，末流愈走極端，知其一不知其二，頗足授人口實。這種話搔得著癢處，對於宋學末流攻擊得很對。不過在社會上沒有多大勢力，遠不如前述三派的受人注意，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漸漸發揚光大起來。
前三派，帶這一派，都在道術本身上著眼，或專破王學，或兼破宋明，辯爭之點不離道術，可謂主流，為造成破壞勢力的中堅。
5.還有一派，不在道術本身下手，而在著作及解經方面挑剔，可以惠棟（定宇） 作為代表。惠氏年代較遲，而力量很大。他攻擊不到陸王，陸王對於各經都不曾作注，他攻擊的主要對象就是程朱。前回講，朱學啟蒙時代，專門做註疏的功夫，到全盛時代，所有各經都重新另注一回。他們注經的方法，與漢唐學者迥異，漢唐注重訓詁，他們注重義理。自南宋末年起至明洪武的《性理大全》出版止，幾百年間，解經俱以朱注為主，漢唐註疏完全束之高閣了。惠棟一派出，朱注漸衰，而漢唐註疏復活。
清初學者，一面反對宋儒道術本身，一面反對宋儒解經方法。結果，宋人的總不對，漢人的總對，愈古愈好，愈近愈不行。乾嘉的考證學，以這派為先導，毛西河如此主張，陳啟源亦如此主張，但是認真打旗號，擁戴漢學，推翻宋學，還是要算惠定宇。上面所述五種學派，聯合起來，努力破壞，所以清代學術，對於宋元明學術，起很大的變化。最近三百年，在學術史上劃一新紀元，秦漢學術復興，宋明學術幾乎全部消沉下去了。
（乙）建設方面
次從建設方面觀察。清代學者的建設事業，大部分在考證方面，以現在的話來解釋，就叫作整理國故。這種工作，於儒家道術只有間接關係，直接關係很少，可以略去不講，我們且要知道這種工作很勤勞、威信也很偉大就是了。考證以外，對於儒家道術，有直接關係的建設事業，可以分好幾派，一方面根據王學朱學，加以修正或發明，他方面更能一空依傍，自樹一幟。他們所處的時間，先先後後不同，他們所在的地方，南北東西各異。現在我們舉出六個人，簡單地說明一下。
1.繼承王學，加以修正，當推孫奇逢（夏峰） 。王學末流，變得很多，處處受社會上的非難。要想維持王學，不能不加以修正，孫夏峰、李二曲都是如此主張，而夏峰推衍流派較盛。夏峰生於晚明，人格高尚，豪俠好義，最能濟朋友之難，壽命又很長，直活到九十三歲才死。清師入關，他的家鄉讓滿人圈去了，跑到河南蘇門躬耕講學，門弟子從之游者極多，所以他這一派，在清初算是很盛。他是王派，但並不墨守王學，對程朱都不攻擊，有人把他編入調和派。清初學者，以朱攻王者有之，以王攻朱者覺少，頂多為陽明作辯護而已，夏峰即是如此。他在河南，躬行力踐，用工堅苦，其學問雖得力於陽明，然對於王學末流禪宗頓悟的學風，深所不取。後來湯斌（潛庵） 的學問，就得力於夏峰。他們二人的工作，專在恢復王學本來面目，對於二溪以後的王學予以相當的排斥，以恢復陽明真相，使得有保存的價值，可謂王學的修正派。
2.發明王學，使之愈益光大，當推黃宗羲（梨洲） 。明末王學後殿，就是劉蕺山。他生於浙東，浙東王學很盛，但是變相，非本來面目，他因為末流太猖狂了，設法校正他們。清初浙中王學，分為兩派：二溪一派，以姚江書院為中心。蕺山一派，以證人書院為中心。《明儒學案》稱明代大師二人，前有陽明，後有蕺山。梨洲是蕺山的門生，學問上繼續的修正王學，修養上亦全本蕺山遺緒。但他另向一方面發展，即史學及經世之學。陽明本有六經皆史之說，而且本身事功極盛，梨洲循著這一點發揮光大，頗能改正王學末流空疏置悟之弊。梨洲一方面承蕺山遺緒，發明王學，於清代學風上，其開闢的功勞與顧亭林等；一方面建設新學派，努力史學，後來萬季野、邵念魯、全謝山、章實齋這一般人，都完全受他的影響。關於史學方面，這是後話，且不用講。專講他在儒家道術方面，真不愧王學大師，二百多年來，感化力的宏大，規模的深遠，還沒有超過他的啊！
承繼孫夏峰學說的，是湯潛庵；承繼黃梨洲學說的，是李穆堂。兩位都是乾隆時人，為陸王學派的結束者。湯做巡撫，李做侍郎，皆光明俊偉，規模宏大。湯純為實行家，紙面上的學問不多；李為著作家，有全集行於世。他們都是結束陸王學派的人，做的事業算是結束。同時不能不算是一種建設，令陸王學派經時代變遷，仍能立腳得住，有價值，有光彩，這是他們的功勞。
在王學方面，有這幾個人，支持殘壘，遺緒尚可不墜。在朱學方面，人才就很難得。大抵有清一代，學者態度，陽奉陰違，表面是宋學，骨子裡是漢學，對於朱子直接攻擊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間擁護程朱的，多半是闊老，一面罵陸王派為狂禪，一面罵漢學家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寧說周孔錯，不說程朱非」。這類人，多從八股出身，在學者社會中沒有多大勢力，在普通社會，很能聳動視聽，可以略去不講。勉強要在程朱派找出一個人來，只好還數陸稼書，清代最初從祀孔廟的是他。他於程朱學術的全體無多大發明，只能說他持身甚嚴，衛道甚力而已。清代程朱派人數雖多，人才很少，與其求之於陸稼書一派，不如求之於漢學家。漢學家訓詁之學，實際上是從厚齋東發一派衍生出來。章實齋說過戴東原儘管罵朱子，實際上走的是朱子那條路。這個話，兩方都不承認，但是事實，給我們一種很好的證明。
3.尊敬程朱，而能建設新學說，當推顧炎武（亭林） 。顧氏，大家公認為清學開山祖師，然絕不像宋學派之以道統自任。他對程朱表示相當敬意，在山西時，曾修朱子祠堂，可謂之准朱學派。然而亭林對於朱學的修正，比梨洲對於王學的修正還多。黃氏根本上以王學為主，顧氏對朱學，不過敬禮而已。亭林方面很多，經世之學，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考證之學，有《日知錄》。好幾個清代的學派，都由他開發出來。他治學自立門庭，反對講空話，不輕言義理性命，專從實際的方面下手。他對於儒家道術，不單講內聖，兼講外王。宋明學者，都只一偏，並非儒家真相，他想恢復儒家本來面目，專提《論語》所謂「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話，用來涵蓋一切。
修養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行己有恥，即自律甚嚴之謂，對於晚明放侈頹廢的學風根本上施以校正。一個人要方正，要廉隅，不要像球那樣滾，日夜自己檢束，歸根結底是「知恥」二字。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之不被其澤；不恥地位不如人，而恥品格不清。他專在廉隅、名節、出處、進退、辭受、取予方面注意，以為要如此才可以完成人格。這種有恥之教，比蕺山慎獨之教還要鞭辟近里些。治學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博學於文。「文」有幾種解釋，書本知識是文，自然現象是文，社會現象亦是文，要隨時觀察研究。
所以說他的學問，不單是內聖方面，而且兼外王方面。至於要明白他對於恥及文的詳細解釋，可以在他的《日知錄》及文集裡邊找去。他本人人格崇高，才氣偉大，為明代忠貞不二的遺老，很得力於他母親（非親生母） 的教訓。他的父親早死，母親未婚守節，十七歲到顧家，過繼他做養子，慢慢地撫育成人。滿洲入關，義不事二姓，絕食二十七日而死。這樣的節婦，真是難能可貴了！顧母死時，囑咐亭林，不得在清朝做官。他平時所受教育很深，臨終又有這樣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為，完全受顧母的支配。亭林初非明室官吏，然念念不忘恢復，到處觀察形勢，預為地步。到事功絕望時，乃另創一種學風，直影響到現在，其成就不在恢復明室之下。他人格高尚，無論哪派，不能不佩服。他學問淵博，開出來的門庭很多，說到清學的建設，自然不能不數他了。
4.非朱非王，獨立自成一派，當推王夫之（船山） 。船山是湖南人，他這一派，叫作湖湘學派。在北宋時為周濂溪，在南宋時為張南軒，中間很消沉，至船山而復盛。他獨居講學，並無師承，居在鄉間，很少出來，生平只到過武昌一次，北京一次，可以說是個鄉下人。清師入關，他抵死不肯剃頭，所以怕人看見，藏在山洞裡，窮到沒有紙筆，然仍好學不厭。他的學風，與程朱比較接近，不過謂之程朱，毋寧謂之橫渠。橫渠作《正蒙》，船山的中心著作為《正蒙注》。橫渠於書本外，注重觀察自然界現象，船山也受他的影響，其精神比較近於科學的。張學自南宋斷後幾百年，至清初又算繼續起來了。
船山堅苦卓絕，人格感化極強，學問尤為淵博。他的《讀通鑑論》《宋論》，不愧為一史評家，對於歷史上事實另用新的眼光觀察。所以他除自己身體力行外，學問方面，在史學界貢獻甚大。這兩部史論，專作翻案，為後來讀史的人思想開放許多。船山對於佛學很有研究，而且學的是法相宗，作有《相宗絡索》。近二十年法相宗復活，研究的人很多，並不算稀奇；但是在那時，佛教方面，完全為禪宗及淨土宗所占領，沒有人做學理的研究，他獨在二百年前，祖述玄奘以後中斷了的墜緒，可謂有獨到的見解了。並且當時儒學末流，養成狂禪，分明是學佛教，抵死不肯承認與佛教有關；他獨明目張胆，研究儒學，同時又研究佛教，一點不掩飾，這是何等的爽快！
船山在清初湮沒不彰，咸同以後，因為刊行遺書，其學漸廣。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智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做很熱烈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5.尊崇程朱，傳其學于海外，當推朱之瑜（舜水） 。舜水在本國沒有什麼影響，史家多不能舉其名。他後半生都在日本過活，日本最近二百年的學風完全由他開出。明亡後，他屢屢欲作光復的事業，初到日本，後到安南、暹羅，在海外密謀起義，赤手空拳地經過多少艱難困苦，到底毫無成就。後來鄭成功、張蒼水大舉北伐，攻下鎮江，幾乎克復南京，他在蒼水軍中規劃一切，曾經走到蕪湖，結果，還是失敗了。自是之後，光復事業完全絕望，他便打定主意，在滿清統治之下，絕對不回中國。那時日本人還抱閉關主義，外國人只能在長崎租界停頓些時，旁的地方一律不讓住。所以他很困難，住些時走了，走了又來，往返許多次。長崎的日本人，知道他學問淵博，人格高尚，異常敬禮。後來讓大將軍德川氏聽見了，請到東京去，待以賓師之禮。他亦以師道自居，德川光國的兒子，亦做他的門生，他於是住在東京，又幾十年才死。
因為德川氏的敬禮，全國靡然從風，對於他的起居言動，都很恭敬。他在日本學術界，算是很有勢力。日本從前受中國文化最深是唐代，派遣學生、學僧，來唐留學。唐時佛教甚盛，儒學衰微，學去的都是佛教。宋明儒學復興，但其時中日關係淺薄，所以日本對於儒學，根本上不明了。舜水是程朱派的健將，自他去後，朱學大昌。
朱子之學，在國內靠陸稼書一般人的提倡，不過成績很有限；在國外靠朱舜水一個人的傳播，真是效力大極了。自然舜水是程朱一派的人，但是本事很大，書本上的知識很好，實際上的事情一點亦不放鬆。他在日本，學風上很有貢獻，詩（各家的詩） 同畫（小李將軍的山水） 亦很有影響，他帶去的東西，至今還歸日本帝國博物院保存。他又懂建築，日本之有孔廟，即由他起，孔廟中的房屋棟宇、衣服器具，完全摹仿中國，都由他打圖樣，起稿子。連他自己的棺材，亦屬親手造成，要能耐久不壞，清朝之後，好運回中國。辛亥革命時，還在日本保存，我們可以設法交涉，運回國來。固然他們尊重朱夫子，不願運走，但本人的志願，死後非運回來不可，應以尊重本人志願為是。日本博物院，還有朱舜水手造模型，確是當年遺物。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單講身心性命，還講各種技術。他又教日本人讀《資治通鑑》，以為最有益人神智。他在日本，前後十幾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說自遣唐留學以後，與中國文化真正接觸就是這一回。德川氏二百多年，以文治國，就是繼承他的遺緒；維新以前，一般元老，都很受影響。他是朱學，中國王學亦輸入，到維新時，兩派都有了。維新時一切改革，王派力量很多，朱派力量亦不少，把朱學由中國傳到日本，就是靠他。
6.反朱反王，而能獨立自成一派，要算顏元（習齋） 。習齋的學說，很有點像實驗派的杜威。他完全是一個鄉下佬，境遇非常可憐。他的父親在崇禎十二年，滿洲人大掠直隸、山東，擄去為奴去了，後來死在那裡。習齋伶仃孤苦，父亡母嫁，成為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由旁人把他撫育長大。所以意志堅苦卓絕，雖然無師無友，而能獨立自成一家。
他反對宋學，主張根本推翻，以為孔孟都是動的，宋學獨是靜的，與孔孟相反。他尤其厭惡的是談玄，儒家本不談玄，宋以來玄味日趨濃厚，大非古意。他想復古，復到孔門所學，只談禮、樂、射、御、書、數，不談身、心、性、命。知識由何而來？由於做。譬如我們想到南京，不知怎樣走法，問路徑，買地圖，可以知道大概；但要知道實在情形，還得親身走去。他說宋以後的學問，只是問路徑買地圖，不曾親身走路；真的儒家道術，不應如此。
習齋對於周程以下，原想根本推翻，另外建設新的學派。那時雖未成功，其思想行事，很帶科學精神，若使生於今日，必定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家。他立志做書本以外的學問，禮、樂、射、御、書、數，樣樣都去實行，自己打靶，自己趕車，樂要學古樂，禮要依《儀禮》。但所做這些事還是離不開書本，很難說是成功，不過精神可取就是了。他的話，很有許多合於科學，前兩年科玄戰爭，就有許多人引用其中一部分，到現在看來，還是對的。這些地方，很可以令人佩服。他因為太古板，沒有開闢什麼。
他的門生李恕谷，活動力很大，文章好，學問又淵博，常到北京。那時北京士大夫喜歡講學，有一次，請萬季野主講，大家去聽，季野見恕谷，異常佩服，就介紹恕谷講。以季野的聲名學問，很能震動一時，達官貴人拜倒門下者不少，但是對於這個無聲無嗅而且又年輕的李恕谷，居然客氣謙遜起來，不能不說是異樣的舉動。由此北京人才知道有李塨，又才知道有顏元。恕谷極其活動，曾到陝西，又到江南，到處宣傳他老師的學說，所以這派學問，在當時很有力量。戴東原的見解，與顏李相同之點頗多，雖不敢說直接發生關係，然間接總受影響。
恕谷死後，漢學派盛行，對於他的學問，大不謂然；而假程朱一派，尤為恨入骨髓。在兩種勢力壓迫之下，顏李這派自然日就消沉了。道光末，戴望子高，很提倡顏氏學說。近二三十年來，頗有復活的趨勢，大家都承認顏氏為一個大師，很佩服他的不說空話，專講實行的精神。但是他的學問究竟能復活與否，我尚懷疑，因為太刻苦了，很難做到。他最反對以孔門的話作為口頭禪，我們但學他的話，不能實行他的主張，算不得真顏李派。往後青年，果能用極堅苦的精神去實行，自然可以復活。
清代初葉，在建設方面，可以這六派作為代表。雖然他們的學說各有短長，然俱能自樹一幟，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於當時影響很大，有的於後代影響很大。而且這幾個大師，方面都很多，不像宋儒，單講身心性命，所以開闢力格外來得強大。後來各種學說，都由他們啟個端緒，由後人集其大成。清代學術所以能大放異彩，大部分靠他們。
（丙）清中葉以後四大潮流
上面所說破壞方面的五派，建設方面的六派，都是清代初葉同中葉的事情。中葉以後，到乾嘉之間，這許多學說，暫時各歸沉寂，另有四大潮流出現，而考證學不在內。在前面已經說過了，考證學與儒家道術無大關係，可以不講，有關係的就是這四大潮流。
1.皖南學派。 以戴震（東原） 為代表，東原本來受他鄉先輩江永（慎修） 的影響（有人說他是慎修學生，這個話靠不住，恐怕是私淑弟子） 。慎修的學問，有點像顧亭林，對於經學及音韻學很有研究，對於程朱的學問亦能實行。他的《近思錄續考》，可謂朱門正傳。朱派自王厚齋、黃東發以後，就是顧亭林；亭林以後，就是江慎修，東原自幼便受慎修的影響。清代考證學，東原集其大成，本人著作很多，段玉裁、王念孫皆出其門下。在當時惠戴齊名，但是定宇成就小，東原開闢多，在清代中，他算第一流的學者。與他同時的人，推重他的訓詁考證。
其實東原所得，尚不止此，他之所以偉大，還是在儒家道術方面，《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原性》，俱有獨到的見解。他死後，門生洪榜為作行狀，以他所作《與彭進士書》嵌入，親友譁然。結果，戴家所發行狀，把那一段刪去，而洪榜文集中則將原文留下。旁的為他作傳作行狀的人，都沒有提到他的儒學，這是很不對的。《孟子字義疏證》將原書一字一字地解釋，把儒家道術大部分放在裡邊，可算得孟氏功臣。他一方面發揮性善之說，一方面反對宋儒分性為天理、氣質二種，認定宋儒矯正性慾，全屬過分，與顏習齋、費燕峰相呼應。他對於費書，絕對沒有看見，對於顏的學說，或者間接受李恕谷、程綿莊的影響。他這一派，對於宋儒談玄一部分，如無極、太極之說，根本上攻擊；對於宋儒談性一部分，如存天理、去人慾之說，亦很反對。空空洞洞，專憑主觀的理，不能有好結果，必定要根據客觀的事實。
東原自命為孟子功臣，我們看來，與其說他是孟子的功臣，毋寧說他是荀子的功臣。他的學說，與孟不同，與荀相近。他雖反對程朱，實際上得力於程朱者很多，與程朱走的是一條路（看《文史通義·朱陸》篇） 。幫助孟子，然而不像孟子；反對朱子，然而近似朱子。清代程朱學派，陸稼書不算正統，戴東原才是正統。最少他對於朱學修正補充，使有光彩，有價值，功勞還在稼書之上。
因為他生的北方，在皖之南，可以稱為皖南學派。《四庫全書》，大部分由他編定。他在清代中葉，算是一個中堅人物。門生多傳他的考訂、訓詁、校勘之學，但他關於儒學道術的話，亦有很大的影響。凌廷堪（次仲） 、焦循（理堂） 、阮元（芸台） ，都是一方面研究考訂，一方面研究儒術。焦循作《孟子正義》，對於儒學，有相當的發明。阮元為焦循內弟，同在一塊研究學問，著述中關係儒學的話尤多。到阮元時，清代漢學已達全盛，自然有流弊發生，所以他自己就提倡漢宋並重，以圖挽救。阮做官很大，到的地方亦很多，學問不如東原，而推廣力過之。即如廣東，他經手創學海堂，只取四十個學生，大多積學之士，在學問上貢獻極大。廣東近百年的學風，由他一手開出。
廣東近代幾位大師，都主張調和漢宋，可以陳蘭甫、朱九江作為代表。蘭甫比九江聲名更大，考證學亦很好，他作《東塾讀書記》《孟子》一卷、《諸子》一卷、《程朱》一卷，聯合貫通發明處頗多。又作《漢儒通義》，以為宋儒並不是不講考據，漢儒並不是不講義理。這種學風，也可以說是清末「粵學」的特色。即以我自己而論，對於各家都很尊重，朱程的儒學固然喜歡，考據學亦有興趣，就是受陳朱兩先生的教訓。更由陳朱推到阮，由阮推到戴，可見戴派影響之大。
2.浙東學派。 以章學誠（實齋） 為代表，自宋以來，浙東學術很發達，呂東萊而後是陳同甫、葉水心，再後是甬上四先生楊、袁、舒、沈，又後是王陽明、劉蕺山，都是浙東人，浙東在學術界，占很高的地位。陳、葉的文獻經世之學，與陽明的身心性命之學混合起來，頭一個承受的人，便是黃梨洲。前面講他對於陽明學派的建設，只算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最重大的部分，是文獻之學，即史學。梨洲是清初大師，他的門生，為萬充宗及萬季野。季野較淵博偉大，《明史稿》由其一手作成。二萬是直接的門生，還有一個私淑弟子，即邵廷采（念魯） 。念魯的祖父，為陽明門生，屬姚江書院派，與證人書院派相對抗，到念魯又受業梨洲之門，對於史學異常注重。
浙東最有名的學者，都是史學大師，萬、邵為史學界開山鼻祖。稍晚一點，為全祖望（謝山） ，學問方面很多，但是主要工作仍在文獻方面。由黃梨洲而萬季野、邵念魯，由萬、邵而全謝山，漸漸成為一種特有的學風。致用方面，遠紹宋代呂東萊一派文獻之學；修養方面，仍主陽明。到乾隆末，出一位大師，曰章實齋，集浙東學派之大成。實齋全部工作，皆在史學；然單以史學，看不出整個的章實齋，好像單以經學，看不出整個的戴東原一樣。二人於本行之外，在儒家道術上，亦有相當地位。二人交情不好，彼此相輕，學風則有一點相同，俱不主張空談性命，對於帶玄學的心性論異常反對，要往實際方面下死功夫。實齋講道外無器，器外無道，此二語出自《易經》。《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東原主張相同，亦有近似這類的話。實齋講六經皆史，要求儒家道術頂好在歷史上求去，道起三人居室，在古代為書本學問，在近代為社會事物，所以他自己用力的工作全在史學上。實齋這一派雖為第二大潮流，然在當時不很顯著。他看不起東原，東原門下又看不起他，而東原聲氣廣遠，他的勢力抵抗不過，自然在當時難於風行。他的價值，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人認出來。
3.桐城學派。 以方東樹（植之） 為代表，我講桐城人物，不舉方苞，不舉姚鼐，因為他們僅能作點文章，沒有真實學問，所謂桐城文學，不過紙上談兵而已。自明末以來，桐城很出人才，最初是方以智，明清之間的第二流學者。其次是方苞（望溪） 、戴名世（南山） ，康雍之間，頗負盛名。南山以文章出名，所謂因文見道，自他起，後遭文字獄死，大家引以為戒。望溪屬於程朱派，其地位遠在稼書之下，稼書尚不過爾爾，他的學問更不必說。桐城學派，以前實無可講。嘉慶末年，出了一個偉大人物，即方植之。他生當惠戴學派最盛行的時候，而能自出主張，不隨流俗所尚，可謂特出之士了。漢學全盛之後，漸漸支離破碎，輕薄地攻擊程朱，自己毫無卓見。方承這種流弊，起一極大反動，作《漢學商兌》《書林揚觶》，對漢學為猛烈的攻擊，主張恢復程朱。他對於程朱究竟有多少心得，我不敢說，但在漢學全盛時代，做反抗運動，流弊深了，與他們一付清涼散吃，在思想界應有重要的地位。他很窮，跟隨阮元，充當幕府。阮開學海堂，其中學長，初用外省人，本堂有成就後，才用本省人，他便做了第一任的學長。廣東學風，采調和態度，不攻宋學，是受他的影響，此猶其小焉者。還有更大的影響，就是曾文正一派。曾文正很尊敬他，為他刻文集，曾一面提倡桐城文學，一面研究朱學，有《聖哲畫像贊》，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一直傳到姚姬傳止，姚為方的先生，因為尊敬方，才尊敬姚。曾派及其朋友門下，靠儒學做根底，居然能做出如許的功業，人格亦極其偉大，在學術界很增光彩。而他們與桐城派關係極深，淵源有自，所以我們不能不認桐城為很大的學派。
4.常州派。 可以莊存與（方耕） 、劉逢祿（申受） 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無論哪一門學問，都有與人不同的地方。古文有陽湖派，詞有陽湖派，詩亦有陽湖派，尤其在學問上，另外成為一潮流，有極大的光彩。這一派在經學方面，主張今文學。今古文的爭執，東漢以後，已漸消滅。直到清代中葉，又將舊案重提，提案的人就是莊、劉。他們反對東漢以後的古文，恢復西漢以前的今文，研究《公羊傳》，專求微言大義。以為東漢以後解經的人，都在訓詁名物上做功夫，忘卻了主要的部分。這派的主張，牽連到孔子的政治論，都說孔子作《春秋》的來意，就是內聖外王。自他們專提今文以後，今文在學術界很有極大的勢力。
繼他們而起的，有兩種人，籍貫雖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說是常州一派。一個是魏源（默深） ，著有《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頗努力於經世致用之學。一個是龔自珍（定庵） ，著有《定庵文集》，關於政治上的論調極多。反抗專制政體的話，創自黃梨洲、王夫之，至龔、魏更為明顯。他們一面講今文，一面講經世，對於新學家刺激力極大。我們年輕時，讀他二人的著作，往往發燒。南海康先生的學風，純是從這一派衍出。我們一方面贊成今文家的政治論，一方面反對舊有的傳統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響。我年輕時，認為他們的主張，便是孔子的真相。近來才覺得那種話，不過一種手段，乃是令思想變化的橋樑。
上述四派，為乾、嘉、道、咸之間學術上四個大潮流，主張都很精彩，能集前人所已成，能開前人所未發，所有重要的學者和主張都讓他們包括盡淨了。還有一派，附帶要講的，就是佛學。自宋學興起以後，儒者對於佛學，骨子裡受用，口內不敢說。前清中葉以後，有一派人，不客氣地講佛，由陽明轉一轉手，最主要的是羅有高（台山） 、彭紹升（尺木） 、汪縉（大紳） 。他們對於淨土宗很實行，對於禪宗很排斥。雖然留著辮子，實際上是幾個未受戒的和尚，文章很好，儒學亦好；他們的地位，很像唐代的李翱和梁肅。自從他們把真面目揭開以後，大家才覺得講佛不是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情，用不著藏藏躲躲。魏默深、龔定庵都很講佛，不過沒有實行；羅、彭、汪等，有純潔的信仰，言行又能一致，所以在社會上很能站得住腳。龔、魏等雖是佛徒，但沒有他們的純粹，不能編入此派。清末常佛兩派，結合得很堅固。我的朋友中，如戊戌死難的譚嗣同，即由常州派及佛派的結合，再加上一點王船山的思想，以自成其學問。清代主要的學派及潮流，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