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 · 悶熱的紐約

白天特別悶熱，我感到很累，於是拿定主意想在晚飯前那段時間睡上一會兒。可我怎麼也睡不著，就從總是放在床邊、為這種情況而預備的書本中抽出了一本。碰巧抽到的是埃貢·費里台爾寫的《現代文化史》。 對費里台爾這個人，我一直懷著真摯的情感。他不只是一位優秀的演員，而且就像很多業餘的歷史學家一樣，他有什麼牌就出什麼牌，不像我們歷史學圈子裡的專家們，總是喜歡故弄玄虛，好像給人印象越是沉悶就越有名望。 我從未見過費里台爾，不過那些認識他的人告訴我，他性格開朗，演戲好，寫作也好，處處都顯現出其對各色人等的獨特見解。作為一個真正的文明人，早在可憐的奧地利淪為其來自多瑙河上游的孽子[1]的犧牲品之前，他就一直對那些朝希特勒歡呼的遊手好閒的傢伙懷著深深的厭惡。 可出人意料的是，最終費里台爾因為誤會而自殺了。他知道維也納當地的納粹分子對他又怕又恨，他知道自己不會有好結果。所以當一夥流氓闖入他住的公寓時，他認定他們想要殺死他，他不想落在他們手裡而成為這些人事後誇耀的資本，就從窗口跳出去自殺了。 那時奧地利正處於崩潰之中，誰也不會去多關注某個個人的命運。可文藝界卻失去了一位那個時代重要的先知，他的這個地位至今還沒有哪個在希特勒復仇的日子中倖存下來的人能填補上。 我隨手翻開了費里台爾寫的書，剛好在這一頁上，他寫到了歌德對著名的瓦爾密戰役的感嘆。 這在世界史上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插曲，普魯士和奧地利的軍隊企圖鎮壓法國革命，幫法國王室重建塞納河沿岸的舊秩序。 當然，誰都確定無疑地知道結果會是什麼樣子。法蘭西原有的王室軍隊已經不存在了。以前的軍官不是丟了性命就是流亡國外。軍士們則被理髮師、雜貨店夥計和釀酒工人取代了；他們對戰略戰術不甚精通，但發誓要將博愛平等的福音帶給全世界所有受奴役的民族。當人們想到此時開往法國去的軍人，曾在腓特烈大帝[2]的麾下作戰，還在利奧波德二世[3]的元帥們的指揮下跟土耳其人打過仗，因此，人們設想這場戰鬥只能被形容成一場輕而易舉的軍事野餐。布拉班特公爵需要做的就是發表一份措辭嚴厲的宣言，然後那些法蘭西愛國者就會像兔子似的倉皇逃竄，一直逃到他們的老窩，再也不敢露面了。唉，結果竟那麼不同，竟造就了軍事史上一場空前的慘敗。 瓦爾密是凡爾登[4]與巴黎之間大道上的一個默默無名的小村落。熟悉1940年法國軍隊潰敗的讀者，一定知道這條大道。1792年秋天，這裡雨水很多，雙方軍隊都深陷泥濘之中。不過，只要一交戰，法國人就驚慌地撤退，看來沒有什麼能夠阻擋皇帝和王室的軍隊向法國首都勝利進軍了。布倫瑞克公爵的頭腦里也是這個想法，9月20日一大早，他下令向法軍防線發動總攻。43歲的歌德當時在魏瑪公爵麾下服役，跟隨公爵參加了這場戰鬥。所以他能親眼看到在瓦爾密這個著名的早晨，戰鬥的進程完全出人意料。先是舊政體訓練有素的軍隊勇敢前進，去摧毀法國革命者，可沒過幾分鐘，他們就後退了，退到了他們出發的地方。 後來軍事評論家幾乎花費了一個半世紀想去解釋這場失敗。他們都肯定了普魯士軍隊冒著法軍的炮火前進時的英勇表現。他們一致認為只要再堅持15分鐘，就能突破法軍的抵抗，衝進對方的防線。但他們誰都無法解釋為何這些經驗老到的軍隊會撤退。顯然他們出了什麼問題。他們的精神或士氣出了問題，而法國人則精神抖擻、士氣高昂。可這就救了法國將軍克勒曼和他統率的那批缺少武器和訓練的革命軍人。他們沒有大炮，沒有好的指揮員，可他們的心靈充滿了新的「精神」，顯示出一種新的「士氣」。這需要有像歌德這樣的詩人的觀察力，才能在那天的日記中寫下「開創了一個新世界」這樣的字句。 腦子裡還纏繞著最近四周的壞消息，我一字一句地重讀費里台爾著作第二卷中這個早已熟悉的章節。但我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因為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在書上。 正像前面提到過的，那年的夏季和秋季天氣都很糟糕。我這人一向最怕熱。天氣冷到什麼程度都沒關係，我毫無怨言。只要在火爐里多加幾塊木柴，身上多穿一件毛衣，我就感到舒服了。可當一陣陣濕熱降臨曼哈頓，我就無力抵抗了。我從清早到深夜都感到不舒服。到最後，連我的腦子也開始融化了，變得跟濃稠的湯似的，一些不成熟的念頭在其中毫無目的地漂浮來漂浮去，就跟洪水中漂浮的舊家具似的。 可每當紐約城遭受土耳其浴般空氣的煎熬，總有些事情落到我頭上，不僅我被叫進城裡，而且我還不得不待在那裡，在弗蘭克·凱斯開的旅館[5]那些再熟悉不過的有冷氣的房間裡住幾個晚上。我跟弗蘭克談了一會兒，當時他看上去有點無精打采，我注意到他很憂慮。我問起那些在廚房工作的德國人的情況。 「沒惹什麼麻煩吧？」我問，「他們有納粹傾向對不對？」 「沒錯，」他答道，「他們是有納粹傾向，可我又能怎麼辦呢？他們照常做自己的工作，而且做得很不錯。他們在鍋碗瓢盆中忙碌的時候從不摻和進他們的政治觀點。而且實際上他們都是美國公民。至少得有了美國國籍我才會雇用他們，所以他們就不會讓我找到任何解僱他們的理由，甚至都找不到懷疑他們的理由。不錯，事情就是這麼複雜和難辦。」 已經好久了，不管我走到哪兒，都會聽到同樣的話。人們懷疑自己雇用的德國人。他們對自己雇用的夥計、會計和女秘書也懷有戒心，因為他們每天在開始工作之前都相當顯眼地在人前展示《工人日報》。當然，誰都不想去干涉自己的雇員享受憲法賦予的權利。在此多事之秋，人們的權利總是備受關注，每個人都把言論自由權掛在嘴邊。 誰要是對他們拿著資本主義的工資和獎金，卻把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品帶進辦公室稍稍表示不滿，這些年輕人就會非常憤慨地加以回應。「我們不過是看看《工人日報》罷了，」他們會這麼說，「我們既然是美國人，就要堅持公正公平。如果只讀《紐約時報》和《論壇報》，就不可能聽到來自另一方的聲音，各方的意見我們都想知道。再說，俄國一直在為和平正義而奮鬥。當然，如果你堅持，我們可以不把《工人日報》帶到辦公室，但在我們看來，這麼做就等於剝奪了我們應該享有的憲法賦予的權利。」 事情就是這樣在發展，幾個月以來一直如此。大多數善良的美國人還快樂、愜意地生活在他們小小的夢境之中，他們善良到都無法相信歐洲獨裁者們會有什麼「險惡用心」。 有時我會提醒一下他們中的一些人，說他們被蒙蔽了，總有一天，那些外表看似很謙卑的人會喝令他們帶上他們「令人作嘔的」憲法一起滾蛋，把他們經營的產業交給「人民的代言人」來處理。可對我的警告，他們只是搖頭，都不相信。 「這只是你的偏見，」他們會這麼對我說，「你有偏見是因為納粹占領了荷蘭，但這裡是美國，情況完全不同。這裡的情況之所以不同，是因為這裡的人不一樣。這些外來分子都是很忠誠的，是美國改變了他們。你多觀察就會明白的！」 起先，我還盡我所能想讓他們明白，他們固執地拒絕對事態持較為現實的看法相當危險。我就把從我的故鄉傳來的諸如謀殺和陷害這樣的事情，又對他們說了一遍。我想告訴他們，荷蘭人本來的想法跟他們如出一轍，可第五縱隊[6]使這個國家城門洞開，阿道夫·希特勒的軍隊也就乘虛而入，荷蘭人只好接受投降的屈辱命運。可我講的事情沒在紐約的朋友們那裡留下半點兒印象。他們聳聳肩說道：「哦，好吧，在歐洲這也許是真的，但這樣的事情在這裡絕不會發生！」 這就是那可怕的一周中紐約的氛圍，除了高溫天氣，每小時都有消息從歐洲傳來，事態越來越危險，越來越嚴重。儘管各種警告接踵而至，但這裡的人始終不肯跨出他們小小的快樂夢境一步，去估量一下他們周圍的狀況。他們反覆說著「德國將發生革命」的荒唐透頂的預言，還很有把握地認為不久上帝就會在法國、巴爾幹半島或遙遠的烏干達顯示奇蹟。 最後我無計可施了，就給兒子打電話，說我將乘5點8分的火車回老格林威治，叫他來接我。等我到了車站，我們的朋友伊麗莎白也在那裡。吉米建議她出城到鄉下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度過一個寧靜的夜晚。火車快開的時候，看哪，鋼琴家格蕾絲也來了，她剛好趕上這趟火車。我和她合編的關於巴赫的書[7]還沒有完成。她帶了幾張唱片想讓我看看她選的音樂，吉米告訴她能在5點8分的火車上見到我們。要是格蕾絲沒能幸運趕上這趟車的話，也許她就再也彈不了鋼琴了。恐怕她會像她的愛貓「強尼」那樣死得直挺挺的。幾個月以後，清理廢墟的人在曾是格蕾絲住處的地方發現了強尼的遺骸，它被壓在她的一架「施坦威」牌德國鋼琴下面。 納粹空軍突襲紐約時，他們的首批襲擊目標之一就是離喬治·華盛頓大橋不遠的設在泰特博羅的班狄克斯飛機工廠，而喬治·華盛頓大橋當然也是那個夜晚轟炸的目標之一。在漆黑的夜幕中，納粹飛行員顯然在確定班狄克斯飛機工廠的位置時遇到了困難，在搜尋過程中，他們將幾噸炸彈投到了伍德里奇村，村中的小木屋像紙牌搭的似的紛紛倒塌。 幾個月後，格蕾絲回到自己的家，雖然看到的是一片廢墟，但她母親的庭園卻因開滿了野花而景色如畫。至於那位母親，也是好運當頭，就在空襲開始之前她離開了家，到魯賽福德的夜市購物去了。 而格蕾絲的父親，在第一批燃燒彈投進哈斯勃魯克高地時，他接到了火警報告。他的救火車算是及時趕到了，卻對救火沒起到任何作用，因為某個屬於第五縱隊的人早已切斷了供水管。這個可惡的切斷水管的傢伙始終沒有被抓獲。他肯定是為數不少的納粹同情者之一。在新澤西州變成納粹組織「本特」（德語意為「邦聯」）成員的樂園的那些日子裡，這樣的人到處都是。但可以肯定他最終難逃厄運。等到新澤西國民自衛隊終於恢復了那裡的秩序，曾在一個公園裡發現了30多具兒童的屍體（他們是被一顆炸彈炸死的）。國民自衛隊的隊員們義憤填膺，頓時便把憲法對我們公民（連第五縱隊成員也包括在內）享有權利的種種美好的承諾忘得一乾二淨。凡是聽說跟紐約的「本特」總部有牽連的人，他們一見到就開槍。在肅清納粹分子的那兩天裡，被處決者的數目始終沒有準確的統計，不過伯根這個地方的《晚報》對這個事件有詳細的報道，報道稱確切的數字大概在100到120之間。 [1]指阿道夫·希特勒。他出生於奧地利的布勞瑙。1938年春天，他派兵占領了奧地利。所以這裡稱希特勒為「孽子」。 [2]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魯士國王。他在軍事上的巨大勝利，使普魯士贏得「天下無敵」的美名。 [3]利奧波德二世（1747—1792），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呼籲歐洲各國君主用武力去保衛法國專制政府。 [4]凡爾登：法國東北部默茲省城鎮。因848年的《凡爾登條約》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烈的凡爾登戰役而聞名。 [5]指紐約的阿爾貢金旅館，弗蘭克·凱斯是該豪華旅館的創辦人。該旅館經常有作家入住，被譽為「文學作品的搖籃」。 [6]第五縱隊是指在內部進行破壞，與敵人裡應外合，不擇手段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 [7]指《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傳》，194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