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 · 第九章　旅行

北非 1920年年初，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要前往突尼西亞出差，問我是否願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答應了他。我們3月份出發，首先是到了阿爾及爾，然後沿海岸線行進，抵達突尼西亞市，又從突尼西亞來到蘇薩；在那兒，我的朋友因事去了其他地方。 我終於到了夢寐以求的地方，一個非歐洲國家：這裡不講歐洲語言，普及的不是基督教觀念，居住著不同的種族，一種不同的歷史傳統和哲學思想在人們的臉上烙下了印記。我常常想從外部觀察一下歐洲人，觀察一下被一種陌生的環境反映到他身上的形象。的確，我不懂阿拉伯語，為此我深感遺憾；但是，為了彌補這一點，我就更加精力集中地觀察本地人和他們的行為。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館常常一坐就是幾小時，聽著隻字不懂的各種談話。不過，我仔細研究過本地人的手勢，尤其是他們的表情；我觀察他們和歐洲人說話時手勢的細微變化，因而學會了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離開自己原有環境的白種人。 歐洲人眼中東方人的文靜和冷漠，在我看來是一種面具，在這張面具的後面，我覺察到了某種我所不能解釋的不安和躁動。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爾人的土地，就發覺被一種無法理解的印象困擾著：我一直想著，這兒的土地聞起來很奇怪。這是一股血腥味，這兒的泥土似乎都浸染著鮮血。我突然想到，這片狹長的土地已經承受過三種文明的衝擊：迦太基文明、羅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術時代對伊斯蘭教徒會產生什麼作用，還要拭目以待。 離開蘇薩以後，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從那裡挺進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綠洲城市托澤爾。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之上，處於高原的邊緣；在高原腳下，稍帶鹼性的溫泉大量湧出，通過成千條小水渠澆灌著綠洲。高聳入雲的棗椰樹在頭上形成綠茵茵的拱頂，拱頂下面生長的桃樹、杏樹和無花果樹枝繁葉茂，果樹下是一片鬱鬱蔥蔥的紫花苜蓿。幾隻翠鳥像珍珠似的在樹叢中飛來飛去。在較為清涼的綠蔭中，穿著白色衣服的人影徜徉漫步，其中有很多熱戀飽含深情的伴侶，緊緊地互相擁抱，顯然那是同性之間的友情。我覺得突然間回到了古希臘時期：在古希臘，這種傾向同時構成了男人社會和以其為基礎的城邦。顯然，在這裡，男人只同男人說話，女人只同女人說話。能見到的女人很少，她們都像修女一樣，戴著厚重的面紗。我見過幾個不戴面紗的女人。翻譯告訴我，她們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男人和兒童。 我的翻譯證實了我的印象，在這裡同性戀盛行，人們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有的同性戀還向我示愛。這個單純的人一定沒有注意到，有一種思想像閃電一般划過我的腦海，突然啟發了我的觀點。我感覺自己被突然丟到好幾個世紀以前更加天真爛漫的青少年世界，那些少年憑藉著少的可憐的《古蘭經》知識，正在逐漸擺脫他們朦朧意識的原有狀態，他們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態之中，並開始意識到他們的自我存在，以防禦來自北方的威脅。 當我正沉浸於這種夢境，想像著這種靜止古老的存在時，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懷表，它象徵了歐洲加速了的時間。無疑，這是懸掛在這些毫無戒備的靈魂頭上的一團黑雲。霎時間，我覺得他們看起來全像是狩獵的對象：這些獵物看不見獵人，但是隱約感到不安，嗅到了獵人的氣息，而「獵人」就是時間這個上帝，他把依然最接近永恆的時間擊成碎片，形成了日、小時、分鐘和秒。 從托澤爾，我來到了奈夫塔綠洲。清晨日出後不久，我和翻譯就啟程了。我們的坐騎是腿腳靈敏的大騾子，騎著它我們走得很快。走近綠洲時，一個孤獨的騎者，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朝我們走來。他神態傲慢地騎過，並沒有向我們致意；他騎著黑色的騾子，挽具綁著銀條，布滿銀釘。他形象高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人肯定沒有懷表，更別提手錶了；顯然，他不自覺地保持著一貫的風格。他沒有歐洲人身上帶著的傻氣。事實上，歐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經不是很久以前的自己了，但又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他的表提醒他，從「中世紀」以來，時間和它的同義詞「進步」已經爬到他身上來，而且無法挽回地從他身上擷取了一些因素。他繼續輕裝上陣，速度穩步加快，走向模糊不清的目標。他以勝利的假象，如輪船、鐵路、飛機和火箭來補償失重的感覺與相應的「不完備感」，而這一切假象卻剝奪了他的延續感，把他推進了速度和爆發性加速度的現實中去。 我們越是深入撒哈拉沙漠，感覺時間變得越慢，甚至有倒退的危險。閃閃發光的熱浪緩緩上升，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夢幻境界。我們走到第一批棕櫚樹下，來到綠洲上的民居時，我覺得這裡的一切都和原來的一模一樣，和它向來的樣式別無二致。 第二天清晨，旅店門外陌生的喧鬧聲把我吵醒。店前有個寬闊的廣場，昨天晚上還空空如也，現在卻擠滿了人、駱駝、騾子和毛驢。駱駝們音調起伏地哀嚎著，表達著它們長期的憤懣，而驢子則粗腔橫調地吼叫著，互相競爭。人們都興奮不已，到處走動，指手畫腳地叫喊。他們看起來既野蠻又機警。翻譯解釋說，人們正在慶祝一個盛大的節日。幾個沙漠部落連夜趕來，要為修士干兩天農活。修士是窮人的救濟官，在綠洲里擁有許多田地。人們到這兒來準備闢田挖渠。 在廣場另一端，突然揚起一團灰塵；一面綠旗展開，鼓聲齊鳴。幾百個面容狂野、提著籃子，扛著又短又寬鋤頭的人列隊而行，打頭的是一個儀態莊嚴的白鬍子老人。他展現出一種獨特的、自然的尊嚴，看起來已有百歲高齡。他就是修士，坐騎是一頭白騾。男人們擊打小鼓圍著他跳舞。這是充滿野性的興奮、嘶啞的叫喊、瀰漫著塵土和熱氣的場面。大隊人馬狂熱而堅定地蜂擁而過，進軍綠洲，就像奔赴戰場。 我尾隨著隊列，謹慎地保持了一段距離，翻譯沒有鼓勵我靠得更近，直到我們來到「工作」地點。在這裡，興奮的氣氛越發濃烈；人們打著鼓，狂野地呼喊著，工地像一個受到攪擾的螞蟻窩；一切都正在馬不停蹄地進行著。男人們踏著鼓點搬運裝滿泥土的籃子；另一批人速度飛快地開鑿地面，挖溝築堰。穿過這興奮狂野喧鬧的場面，修士騎著白騾緩緩走過，顯然是以長者莊嚴、溫和、疲憊的手勢教導眾人。他一出現，那匆忙、叫喊和節奏就立即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修士平靜的形象自然顯得異常出眾。到了傍晚，人群顯然已經筋疲力盡，很快倒在駱駝身邊，進入深沉的夢鄉。夜裡，在狗群例行的浩大合唱之後，一切才完全歸於沉寂。直到初升的太陽閃耀第一道光芒，報號人呼喊起來（那聲音總是深深地刺激著我），人們才起來去做早禱。 這個場面給了我一些啟示：這些人擺脫了自己的情感，受到了觸動，並將他們的肉體置於某些感情當中。他們的意識指導他們在空間的方位，傳輸來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識本身也受到了內部衝動與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識並不用來思考，自我幾乎是沒有自主權的。這種情況與歐洲人的區別不大。但是，我們畢竟還是更為複雜一些的。無論如何，歐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確的意圖。我們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強度。 我並不希望陷入這種原始景象的魔力之中，但是我的精神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則表現為傳染性腸炎，幸虧有本地的大米湯和甘汞醫治，並沒過幾天就好了。 我心裡積鬱了很多想法，因此最後又回到了突尼西亞市。我們出發前往馬賽的前夜，我做了一個夢，我覺得這個夢總結了全部的感受。這是理所應當的，因為我習慣了同時生活在兩個平面之中，一個是意識，它力圖理解卻又無法理解；另一個是潛意識，它想要表達某種事物，但表達的卻不如夢境清晰。 我夢見我到了一個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這種城市中一樣，城裡有一個城堡。城市坐落於廣闊的平原上，有四個城門的正方形城牆四面環繞。 城中的城堡周圍環繞著一條寬廣的護城河（實際上，在阿拉伯國家情況並非如此）。我站在通往暗色馬蹄形大門的木橋前面，發現門已敞開。我也很想從裡面打量一下這座城堡，便踏上了橋。大約走了一半，有一位英俊瀟灑、皮膚黝黑的阿拉伯貴族迎面向我走來，頗有皇家風采。我知道，這位披著白色連帽斗篷的青年是住在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便來襲擊我，想要把我打倒。我們格鬥起來，在搏鬥中，我們撞壞了扶手，扶手坍塌，我們倆都掉入護城河水裡。他使勁地把我的頭按在水底，想要淹死我。「不行，」我想，「這也太過分了。」於是我把他的頭按到了水下。我雖然這樣做，但心裡卻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不想讓他把我殺死。我也無意要殺他，我只想讓他昏過去，沒法再打下去了。 此時夢境發生了變化。我和他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間拱頂八角房中。房間通體都是白色的，十分樸素、美麗。沿著淺色大理石牆擺放著低矮的長沙發椅，我面前地板上放著一本打開的書，奶白色的羊皮紙上用精湛的書法寫著華麗的黑色字母。那字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維吾爾語；我熟悉維吾爾語，因為我曾見過吐魯番摩尼教的經文殘片。我不知道這些字母表達了什麼內容，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書」，是我寫的。剛才和我搏鬥過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跟他解釋說，既然我打敗了他，他就必須讀這本書。但是他拒不接受。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一種父親般的善意和耐心逼迫他讀這本書。我知道這是絕對必要的，最後他屈服了。 在這個夢中，阿拉伯青年是那個從我們身旁騎行卻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我的化身，或是自我的信使或密使。因為他走出來的城堡是一個完美的曼陀羅：一座城堡，周圍環繞著有四個大門的長方形圍牆。他企圖殺死我這件事，仿效了雅各與天使搏鬥的動機；用《聖經》的語言來說，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為他不認識人，所以要把人殺死。 實際上，天使應該居住在我的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對於人則一無所知。因此，他初見我時將我當成敵人，但是，我沒有讓步，而是反抗了他。在夢的第二部分，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腳下，不得不讀書學習來理解我的思想，或者說，學習理解人。 顯然，我與阿拉伯文化的邂逅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些性情中人不善於反思但卻更接近生活，他們的情感特徵對我們身上的歷史積澱產生了極具啟發性的影響，我們剛剛克服了這些歷史積澱，就把它拋在腦後，或者我們認為我們已經克服了。這好似童年的天堂，我們想像自己是從天堂里走出來的，但是，這個天堂，經不起輕輕一碰，就把新的挫敗施加在我們身上。確實，我們對進步的崇拜迫使我們陷入一種危險當中：我們越是急於逃避過去，越可能產生不切實際的之於未來的夢想。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種特性是，由於天真和無意識，它能比成年勾勒出更為完整的自我形象，純粹個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個兒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會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喚起某種渴望，這種渴望與個性中某些未得到滿足的欲望和需求的部分有聯繫，而這些欲望和需求，為了適應人格面具，已經從完整的形象中刪除了。 在遊歷非洲，尋找歐洲人環境之外的精神觀察站的過程中，我下意識地想要找到我那一部分人格，它在歐洲人的影響和壓力下已經變成了無形的人格。這一部分人格與我本人處在潛意識的對立之中，我的確企圖將其抑制下去。為了遵從它的特性，它想奪走我的意識（強行把我按入水中）以便可以殺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過自知力，使它變得有意識，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暫時協定。阿拉伯人微黑的臉色標誌著他是一個「陰影」，但不是個人的陰影，而是種族的陰影，與我的人格面具沒有聯繫，而是與我的人格整體，也就是，自我有聯繫。作為城堡的主人，他必須被看作自我的一種陰影。占主導地位的理性主義的歐洲人發現許多人性的東西都跟自己很生疏，他引以為豪，卻沒有意識到，這種理性是以犧牲他的生命力為代價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卻因此被貶斥成一種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這個夢揭示了我與北非的邂逅對我產生了何等的影響。首先，危險就是，我的歐洲人意識會遭受到潛意識精神的突然襲擊。就意識而言，我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到這種情況；相反，我不由自主地感覺到了一種優越感，因為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我那歐洲人的特質。這是不可避免的：我歐洲人的身份，是我對那些與我性格迥異的人產生了某種觀點，而且完全把我和他們區分開來。但是我對於自身潛意識力量的存在毫無準備，這些力量堅定地站在這些陌生人一邊，因而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突。我做的夢就以蓄意謀殺的象徵表達了這個衝突。 直到幾年之後我來到熱帶非洲時，才認識到這種干擾的真正性質。事實上，這是「骨頭變黑」的最初跡象，這種精神上的危險威脅著那些在非洲背井離鄉的歐洲人，其程度還未被充分認識到。「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辦法」，在這類情況下，荷爾德林的這些話常常浮現在腦海。這種拯救就是我們在警告性夢的幫助之下把潛意識的強烈要求提高到意識層面的能力。這些夢表明，我們身上有某種東西，非但不消極地屈服於潛意識的影響，相反還急迫地沖向前去迎接這種影響，認同陰影。正如童年的回憶可能突然以一種十分活躍的情緒控制住意識一樣（我們感覺完全被運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因此，這種看起來陌生又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環境，喚醒了我們對史前往昔的原始意象的回憶。這種回憶，我們顯然已經完全遺忘，但卻又眾所周知。我們一直在回憶被文明趕超了的生命潛力，但是這種潛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們想要天真地使它復活，那就無異於倒退回野蠻時代。因此，我們寧願忘記它。但是，如果它又以一種衝突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必須將它儲存在我們的意識之中，並且相互測驗這兩種可能性，也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們已經遺忘的生活。因為，凡是顯然已經失去的東西，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是不會重現的。在現有的精神結構中，一切都不會以單純的機械方式發生，任何事物都要適應整體的構造，與整體相關。也就是說，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義的。但是由於意識沒有整體的觀點，因此通常不能理解這種意義。所以，我們只能暫時滿足於注意到了這種現象，並希望在將來，或者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揭示出衝突（這是一種與自我陰影產生的衝突）的意義。無論如何，當時我絲毫沒有發現這種原始意象感受的性質，於歷史上類似情況也知之甚少。不過，雖然當時我沒有理解這個夢的全部意義，它卻一直迴蕩在我的記憶中，同時我也翹首以盼，希望有機會重訪非洲。這個願望直到五年之後才得以實現。 美國：印第安人村莊 （未發表手稿片段） 為了使用批判的槓桿，我們總需要一個外部的支點，心理學裡尤為如此，因為由於資料的性質，我們在心理學上所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在任何其他學科中都要多。比如，如果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從外界觀察我們的民族，我們又何以意識到自己的民族特點呢？從外部觀察意味著從另外一個民族的立場進行觀察。為此，我們必須充分獲取有關外國集體精神的知識，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會遇到構成民族偏見和民族特質的種種不協調因素。凡是使我們遷怒於他人的一切，都會促使我們了解自己。只有當我以一個瑞士人的角度，感受到英國給我帶來的不適，我才算了解英國。只有當我以一個歐洲人的角度，感受到難以與世界相適應，我才了解了歐洲，了解了我們最重大的問題。通過我和許多美國人的交往，通過我在美國的逗留旅行，我對歐洲人的性格有了不計其數的洞見；我一直認為，對於一個歐洲人來說，最有用的，就是從摩天大樓的樓頂上遠眺歐洲。當我第一次從撒哈拉沙漠注視歐洲的壯觀景象時，發現撒哈拉沙漠身處文明之中，這種文明與我們的關係和古羅馬時期與現代的關係或多或少是相類似的；我漸漸意識到，即使在美國，我仍然受到白種人文化意識的感染，難以自拔。於是我產生了一種願望，那就是通過融入一種水平更低的文化來進一步進行歷史比較。 在第二次遊歷美國期間，我和一群美國朋友訪問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築城印第安人村社。「城市」一詞用在這裡顯然太大了。實際上，他們建造的都是小村莊而已；但是，他們層層堆起的擁擠房屋，正如他們的語言和整個風俗一樣，暗示著「城市」的含義。在那裡，我第一次有幸和一個非歐洲人，也就是說和非白人談話。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領，人很聰明，有四五十歲。他的名字叫奧奇維·比昂諾（意為「山湖」）。跟他談起話來，比跟一個歐洲人談話還要暢快。當然，他沉湎於自己世界裡，正如一個歐洲人沉湎於自己的世界裡一樣；但是，歐洲人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世界！在和歐洲人談話，就像人們經常要在沙洲中奔跑一樣，那是一種早已熟悉、卻從未理解的事物；而與這個印第安人談話時，航船卻自由地駛向深邃陌生的海域當中。與此同時，我們從不知道哪種情況樂趣更多：發現新海岸，還是發現通向幾乎遺忘的古老知識的新途徑。 比昂諾說：「你看，白人看起來多麼殘忍。他們的嘴唇薄，鼻子尖，滿臉皺紋，面部扭曲。他們的眼睛直直地瞪著，總是在尋找著什麼。他們在尋找什麼呢？白人們總想要新東西；他們總是焦躁不安。我們不明白他們需要什麼。我們不理解他們。我們認為他們都是瘋子。」 我問他為什麼認為白人都是瘋子。 「他們說他們用腦袋思考。」他回答道。 「那是當然的了。你用什麼思考呢？」我好奇地問他。 「我們用這裡。」他指著心臟說。 我陷入了長長的冥想之中。我覺得有生以來，有人第一次為我描繪出了真正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現在為止，我見到的只是傷感的、經過美化的彩色圖片。這個印第安人擊中了我們的弱點，揭示了我們視而不見的真實。我覺得在我體內有某種莫名又熟諳的東西，像無形的霧氣一樣緩緩升起。從這團迷霧當中，一個一個的形象分離出來：先是粉碎高盧城的羅馬軍團，還有尤利烏斯·愷撒、西庇阿·阿弗利卡努斯和龐培的精心雕刻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羅河河岸，我都看見了羅馬的雄鷹。接著，我看到了聖奧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條插在羅馬長矛上傳送給不列顛人，我看到了查理大帝迫使異教徒皈依的壯舉；我還看到了十字軍燒殺搶掠的人馬。我恍然大悟，意識到了十字軍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接著便是哥倫布、科爾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們帶著火、劍、酷刑和基督教義，來到這些甚至平靜地夢想著太陽神和天父的遙遠村社裡來。我也看到太平洋島嶼上被烈酒、梅毒和猩紅熱屠殺的人們，這些傳染病卻都隱藏在傳教士強迫他們穿戴的衣服當中。 夠了。我們從自己的角度所謂的開發殖民地啦、向異教布道啦、傳播文明啦等，還有另一副面目，那就是以殘忍的目光搜尋遠處獵物的掠食者面目，只配海盜和強盜所有的面目。所有雄鷹和猛獸形象都裝飾著我們武器的外衣，在我看來，從心理上恰切地代表了我們的真正本性。 比昂諾向我談的其他事情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這些事情，在我看來，與我們交談的特殊氣氛相當融洽地聯繫在一起，如果不去提及，這篇敘事就不完整。我們談話地點在主樓五層的屋頂上。談話期間，時不時地可以在屋頂上看見其他印第安人的形體，他們裹著羊毛毯，望著每天升入晴空的太陽，陷入了沉思。我們周圍是一座座用風乾磚蓋的低矮正方形房屋，由獨特的梯子連接地面與屋頂，或者從一個屋頂到更高的屋頂（在以前的危險時期，入口常常開在屋頂）。我們眼前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線，連綿起伏的陶斯高原(約海拔七千英尺)，地平線上有幾座圓錐形的山峰（古代火山），有一萬兩千多英尺高。我們身後有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潺潺流過房屋，對岸坐落著一個村社，房屋都是由紅色風乾磚建成的，房屋層層堆起，通往村落中心，非常奇怪地預示了中心為摩天樓的美國大都市的布局景觀。逆流而上行走約半小時，就會發現一座雄偉的大山拔地而起，但這大山沒有名字。相傳山頂雲霧繚繞的日子，人們就會在那個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儀禮。 村社的印第安人寡言少語，他們一提及自己的宗教，更是守口如瓶。保守宗教儀式的秘密是他們的行事方針，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使我放棄了直接提問的希望。在此之前，我還從沒有遇到過如此神秘的氛圍；文明民族的宗教已全部知曉，其聖禮也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是，瀰漫著全部教友都熟悉的秘密氣氛，白人無法知曉。這個奇怪的情景使我領略了艾留西斯的氣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有本族人知道，從沒有傳出城外。我理解了鮑桑尼亞或希羅多德的感覺，他寫道：「我沒有得到批准，說出那神的名字。」我認為這不是騙局，而是一個重大的秘密，一旦泄露就可能導致社區或個人的毀滅。守住這個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並保有抵抗白人統治者的力量。這種秘密賦予印第安人以團結和統一，我相信，作為獨特的社區，只要他們的秘密不被褻瀆，村社就將繼續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異的是，這位印第安人談到他的宗教觀念時，感情發生了變化。在日常生活中，他呈現出一定程度上的自製和尊嚴，就像宿命論者一樣鎮定自若。但是，一談及關係到他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難以掩飾的、令人驚奇的情緒當中，這個事實對滿足我的好奇心起到了巨大的幫助。我已經說過，直接提問將一無所獲。因此，在我想要了解本質事件的時候，我就發表一些試探性的評論，做出一些我十分熟悉的、表達感情的動作，同時觀察他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麼重要的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躲躲閃閃地回答，卻又顯示出深沉的感情，眼中頻頻飽含淚水。他們的宗教觀念對他們來說不是理論（這必定是個奇怪的理論，竟能使一個男人流淚），而是事實，像外部現實一樣重要，一樣激動人心。 我和比昂諾坐在屋頂上，熾熱的太陽越升越高。他指著太陽說：「那不是我們的父親在走動嗎？還有別的什麼話要說嗎？怎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神呢？沒有太陽就什麼也沒有。」我已經能感覺到他這種激動的心情，而且這種感情越發強烈；他想方設法地找到合適的詞語，最後驚嘆道：「獨自一人能在山裡做什麼呢？沒有太陽人連火也生不起來。」 我問他是否想過，太陽可能是無形的神創造的一個火球。我的問題甚至沒有引起他的驚訝，更別說憤怒了。顯然，問題並沒有觸動他，他甚至也不認為我問了個愚蠢的問題。他的反應很冷漠。我頓時覺得自己觸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他唯一的回答就是：「太陽是神，誰都明白。」 雖然人人都感受到了太陽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這些成熟而尊嚴的人在談到太陽的時候竟展現出壓倒一切的情感，對我來說真是一種新奇動人的經歷。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著屹立在高原之上幾乎高達六千英尺的山嶺。我正想這是美洲大陸的屋脊，人們在這裡生活，面對著太陽，就像緘默的印第安人一樣，裹著毛毯站在村社最高的屋頂之上，出神地仰望太陽。忽然，一個深沉的聲音，因為激情受到抑制而顫動，從我身後對著我的左耳說：「你不認為一切生命都來自這座高山嗎？」一個年長的印第安人，穿著鹿皮鞋悄悄地走到我身邊，向我提出這個天知道有多麼不著邊際的問題。我眺望著從山上傾瀉的河水，看到了得到這一結論的外部形象。顯然，全部生命都來自這座山峰，因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在他的問題中，我感覺到了一種與「大山」一詞有聯繫的高漲的情感，於是想到了在山上舉行秘密儀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誰都明白你的話是真理。」 遺憾的是，談話很快就被打斷了，我沒能進一步探究水和山的象徵意義。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雖然不願意談論他們的宗教，但卻願意激烈地談論他們和美國人的關係。山湖說：「美國人為什麼要管轄我們？他們為什麼要禁止我們跳舞？我們要把青年人從學校里接回來送到基瓦（儀禮場地）教給他們宗教，美國人為什麼要設置困難從中阻撓？我們一點兒也沒有傷害美國人呀！」沉默許久之後，他繼續說：「美國人想要消滅我們的宗教。他們為什麼要管轄我們？我們做的事，不僅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美國人呀。沒錯，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從中得到好處的。」 從他興奮的情緒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們宗教中某種極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問他：「那麼，你認為你們宗教所做的事情會造福於全世界？」他活蹦亂跳地回答道：「當然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呢？」於是，他莊嚴地指了指太陽。 我感覺到我們正在接近極為微妙的話題，瀕臨部落秘密的邊緣。他說：「說到底，我們是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們是太陽父親的兒子，因著我們的宗教，我們每天幫助父親橫跨天空。我們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更是為了整個世界。如果我們停止宗教儀式，十年之內，太陽就不再升起。到那時候，便會是永遠的黑夜了。」 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尊嚴」的含義，也找到了每一個印第安人神態鎮定安寧的原因。這一切都來源於他太陽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義，因為他幫助天父和一切生命的保護者每日升降。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自我辯白、我們的理性所規定的生命意義與此相比較，那麼，我們只能看出自己的貧乏。出自純粹的嫉妒，我們不得不嘲笑印第安人的天真，不得不以我們的機靈來裝飾自己；否則我們就會發現自己有多麼貧困，多麼衣衫襤褸。知識並沒有豐富我們的視野；知識使我們越來越脫離神話世界，我們曾經因為有出生的權利，所以很熟悉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暫時放棄歐洲的理性主義，將自己轉移到寂寥高原山間的清新空氣之中（高原一側延伸至寬廣的大陸草原，另一側則通向太平洋），如果我們也把對於世界的詳盡知識放置一邊，換來一望無垠的地平線和對地平線之外的事物一無所知的狀態，我們便可以開始深入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觀點。「一切生命來源於這座大山」，對於印第安人來說是千真萬確的，他也同樣確信，他生活在一望無際的世界屋脊之上，這裡最接近上帝。他比其他的人最先聽到神聖的聲音，他的儀禮會最先抵達遙遠的太陽。山脈的神聖，耶和華在西奈的顯靈，尼採在恩加丁被賦予的靈感，一切都說著同一種語言。儀禮能夠神奇地影響太陽。這樣的觀念，在我們看來是荒謬的，但是，通過進一步的觀察，這非但不是荒謬的，而且比我們最初設想的要熟悉得多。我們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樣，也恰巧融合了這一觀念，那就是特殊的行動或者能夠影響上帝的特殊行為，例如某種儀式或祈禱，再或者是神所喜悅的美德。 人類的儀禮，答覆並反映了上帝對人施顯的大能；不僅如此，答覆和反應還可能想去「淨化」，這是一種魔幻的強制形式。人類覺得自己有能力對上帝壓倒性的強大影響作出回答，能夠作出某種重要的事情回報上帝，這一切會引起自豪感，因為這種行動把個體的人提升到了超自然因素的尊嚴。「上帝和我們」，即使這僅僅是一種潛意識的含義，這個相同的做法無疑也蘊含著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羨慕的敬慕。這樣的人完全是適得其所的。 肯尼亞和烏干達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盧梭 我參觀倫敦溫布利展覽會的時候（1925年），主辦方對英國統治下各部落的傑出概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我決定不久以後去熱帶非洲旅行一次。 當年秋天，我和兩個朋友，一個英國人，一個美國人，啟程前往蒙巴薩。我們乘坐的是沃爾曼公司的蒸汽輪船，同行的有許多英國青年，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就職。從船上的氣氛中可以肯定，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的，而是去打拚新天地的。當然，船上是一派生機勃勃熱情歡快的景象，但顯然也有嚴肅低調的情形。事實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聽說了這些同行者的命運。在後來的兩個月內，幾個人死在了熱帶。他們死於熱帶瘧疾、變形蟲引起的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還曾坐在我對面與我一同進餐。另外一位是艾克利博士，因中非大猩猩保護協會發起人的身份聞名，這次航行之前不久我還在紐約見過他。 在我的記憶里，蒙巴薩是一個濕熱的地方，那裡住著歐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圍環抱著棕櫚樹和杧果樹密林。蒙巴薩風景如畫，坐落在一個天然港灣之上，城市上方高聳著一座古老的葡萄牙風格城堡。我們在蒙巴薩逗留了兩天，傍晚乘狹窄軌道火車前往內地的奈洛比，很快便陶醉在熱帶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們經過了數目眾多的黑人村莊，人們圍坐在小火堆邊閒談。不久以後，火車開始爬坡。所到之處已經沒有了村落的蹤影，夜變成了漆黑一團。天氣逐漸清涼，我便很快進入了夢鄉。第一束陽光劃破天際宣告新一天的來臨，我睡醒了。火車包裹在一團紅色塵土之中，正在繞著一座陡峭的紅色懸崖轉彎。在我們上方一塊突起的岩石上，一個身材苗條、皮膚黝黑的男人一動不動地站著，倚著一根長矛，俯瞰著火車。他的身旁高高聳立著巨大的燭台形仙人掌。 我對這一景象著了迷，畫面完全陌生，也超出了我的經驗範圍，但是，另一方面，卻帶來了強烈的似曾相識之感。我感覺自己已經體驗過了這一瞬間，我向來了解這個世界，這個同我只有時間距離的世界。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年少時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認識這個皮膚黝黑的男人，而他等待我已有五千年之久。 在整個荒蠻的非洲旅行中，這種奇特體驗的感覺一直如影隨形。我只能記起一個對於這古今共識現象的認識。這就是我同我的前上司，尤金·布魯勒教授一起第一次觀察到的一種心理玄學現象。在此之前我曾想像，我如果見到這種奇異的現象，定會瞠目結舌。但是，當它出現的時候，我卻一點也不奇怪；我覺得這完全是自然的，應該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我對它早已熟悉。 見到這個皮膚黝黑的孤獨獵人之時，我猜不到自己的哪根心弦被撥動了。我只知道，千千萬萬年以來，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在中午時分抵達海拔六千英尺的奈洛比。這裡的光線亮得刺眼，使我想起了恩加丁的烈日驕陽。冬日，人們從低地霧靄中走出的時候便能見到。我感到驚奇的是，火車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戴著舊式的灰白滑雪帽。這種帽子我在恩加丁見別人戴過，我自己也戴過。人人都愛它，因為上翹的帽邊可以折下，就像帽舌一樣，可以在阿爾卑斯山抵禦寒風，也可以在這裡抵擋熱浪。 我們常常開著一輛小型的福特車從奈洛比到亞提平原遊覽，那是一大片野生動物保護地。站在一座低矮的小山上，這片廣袤的熱帶草原的壯闊景象盡收眼底。在地平線邊緣上，我們望見了成群結隊的動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馬、斑馬、疣豬等。獸群一邊吃草，一邊點著頭向前移動，像緩緩流動的河流。除了一隻猛禽的哀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聲音。這是永恆初始的靜謐，世界一向都處於這種非存在的狀態之中；在此之前，無人存在並知曉整個世界。我離開了夥伴一直前行，直到看不見他們為止，在這裡我盡嘗形單影隻的感覺。我站在那裡，成為第一個認識到這個世界的人，但是他並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創造了世界。 在這裡，意識的宇宙意義對我來說變得異常清晰。煉丹術士們說：「凡自然留下的缺憾，藝術都能使其完美。」人類、我，以一種無形的創造活動通過為世界提供一種客觀存在，而給世界打上完美的烙印。我們通常把這一行為只歸結於造物主，卻沒有想到，這樣一來，就把生命看作一台計算精準的機器，它隨著人類的精神毫無意義地運行著，同時遵循著預知、先定的預知和註定的法則。在這樣一種暗淡的鐘表般的設想中，沒有一齣戲是關於人、世界和上帝的，沒有通向「新彼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計算程序。我想起了印第安村社的老朋友。他認為村社存在的理由就是一直在幫助他們的天父，也就是太陽，每天橫跨天空。我曾經羨慕，他的信仰是那麼的富有意義，但我也一直絕望地尋找我們自己的神話。現在我明白這是什麼了，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在創造的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個創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觀存在給予世界；如果沒有這種客觀存在，人們就無法聽到，無法看到這個世界，只是在默默地吃飯、生殖、死亡、點頭，一直持續億萬年之久，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夜裡繼續下去，直至未知的終結。人類意識創造了客觀存在和意義，人類於存在的偉大過程中發現了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 沿著正在修建的烏干達鐵路，我們乘火車抵達了它臨時的終點站（第64站）。工人們卸下了我們的裝備。我坐在一個裝滿各種食物的板條箱上，每個箱子都頂在一個工人的頭上：我點燃菸斗，沉思著一件事實，那就是我們似乎已經到了有人居住的地球的邊緣，從這裡，羊腸小道綿延不絕地橫穿整個大陸。過了一會兒，一位年長的英國人，顯然是位牧場主，坐到了我旁邊，掏出菸斗與我交談。他問我們到哪裡去，我大致介紹了一下我們截然不同的目的地，接著他又問：「這是你們第一次來非洲嗎？我在這兒已經住了四十年了。」 「是的，是第一次，」我告訴他，「至少在非洲的這一片區域。」 「那麼，我能給您一點忠告嗎？先生，您知道，這個地方不是人的領地，而是上帝的領地。如果出了什麼事，您就坐下來，不必驚慌。」於是他站起身，一言未發，消失在我們周圍擁擠的黑人人群之中。 我感覺他的話中蘊含著某種意義，我竭力想像他在說這些話時的心理狀態。顯然，這些話表現了他經驗的精髓：在這裡，人不是主宰，上帝才是主宰——換句話說，願望和意志不是主宰，高深莫測的籌劃才是主宰。 我的沉思還沒有結束，兩輛汽車就要出發了。我們一行人和行李一起擠了上去，足足有八個壯漢，我們儘可能坐得穩當點。以後幾小時，汽車一直顛簸，我不可能再有思考的空間。下一個居民點比我想像的要遠得多：卡卡梅加，那是政府特派員駐地，也是非洲步兵衛戍小部隊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醫院，說來奇怪，還有一座小的精神病醫院。黃昏將近，而夜幕已經突然降臨。剎那間，一場熱帶風暴來襲，電閃雷鳴不斷，大團烏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化為傾盆大雨，把我們從頭到腳都淋濕了；每條小河也變成了洶湧的激流。 午夜之後又過了半小時，天空已經轉晴，我們抵達了卡卡梅加。我們全都精疲力竭，政府特派員在客廳里用威士忌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爐子裡升起躥動著的火苗。整潔的客廳中間擺放著一張大桌子，上面擱著很多英國雜誌。這個地方簡直跟蘇塞克斯鄉間的房屋一樣啊。我已經疲憊不堪，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從現實進入夢境，還是從夢境進入了現實。後來，我們還得搭起帳篷，這是第一次。幸好沒有丟失什麼東西。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感覺好像喉炎還有些發燒，只好臥床一天。因為這一病情，我認識了所謂的「鷹鵑」；這種神奇的小鳥能夠正確地唱出一個音階，但是卻漏掉最後一個音符，又從頭唱起。一個人臥病在床聽著鳥的叫聲，神經緊張得就要崩潰了。 兩種最甜美、最優雅的笛聲組成了香蕉園裡另一種鳥兒的啁啾，結尾卻伴隨了第三個可怕難聽的音符。「自然的都是不完美的……」不過，「鍾鳥」的歌聲依然展現出純粹的美。它鳴叫的時候，仿佛有一陣鐘聲沿著地平線飄揚而來。 第二天，在專區特派員幫助下，我們集合了一隊搬運工人，加上三名土著士兵做護衛。前往埃爾貢山的旅行開始了，一萬四千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浮現在地平面上。小路一直延伸至較為乾燥的、長滿傘狀阿拉伯橡膠樹的草原。整個地區密密麻麻地分布著六至十英尺高的小圓土丘，那是舊的白蟻窩。 沿途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圓形草頂素土小屋敞開著，空無一人。夜晚，屋門口掛著燈，以防陌生人闖入。我們的廚師沒有燈，可是，他一個人分得一間小茅屋作為補償，對此他感到很滿意。可是，後來證明，這對他幾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茅屋前面宰了一頭羊，晚餐為我烹製了味道鮮美的燉羊肉，羊是我們用五個烏干達先令買來的。晚飯之後，我們圍火而坐吸著煙，忽然聽到遠處傳來了奇怪的聲音。聲音變得越來越近。聽上去一會兒像是熊吼，一會兒像是狗叫；接著，聲音又變得尖銳刺耳，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聲。我第一個印象是：這好像是巴納姆與貝利劇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緊接著，場面變得更加來勢洶洶，咄咄逼人：我們被一大群飢餓的土狼團團包圍，它們顯然嗅到了羊血氣味。它們演奏一場地獄般恐怖的音樂會，在閃爍的火光中，在高高的象草叢中，它們的眼睛閃閃發亮。 雖然我們非常了解土狼的天性，聽說它不會攻擊人類，但是我們還是覺得不那麼安全。突然，休息室里傳來一個人驚恐的尖叫。我們抄起武器（一支九毫米的曼里夏步槍和一支霰彈獵槍），對著草叢中間閃亮處連連射了好幾輪。我們剛放完槍，廚師就驚慌失措地衝到我們中間，含糊不清地說，一隻土狼躥進他的屋子，差點把他咬死。宿營地突然響起一片喧鬧聲，看樣子是嚇壞了土狼，它們假裝連吼帶叫地退了場。搬運工們放聲大笑好久，接下來的後半夜很平靜地度過了，再沒有出現麻煩。第二天一早，地方長官帶著兩隻雞和一籃子雞蛋來送禮。他懇求我們再逗留一天打土狼。他說前一天，土狼把一個熟睡中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天蒙蒙亮的時候，工人駐地又響起了大笑聲，原來他們在表演昨晚的鬧劇。一個人扮演正在熟睡的廚師，一個士兵扮演爬行的土狼，接近廚師，想要咬死他。這齣鬧劇不知道演出了多少場，觀眾們都十分高興，笑得前仰後合。 從此以後，人們給廚師起了個外號叫「菲齊」。我們三個白人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商標」。我的朋友，那位英國人被叫作「紅脖子」——在土著人眼裡，英國人都長著紅脖子。而美國人則身穿漂亮服裝，外號為「瀟灑的紳士」。因為當時我的發間已經出現了幾縷銀絲（當時我五十歲），他們就叫我「老頭子」，都說我已經一百歲了。在那些地方，很少見上歲數的人，我幾乎沒見過白頭髮的人。「老頭子」是尊稱，這麼稱呼我，還因為我還是「布基蘇心理學考察隊」的隊長，這是倫敦外事處強加給我的虛名。我們的確訪問過布基蘇人，但是，我們與埃爾貢人相處的時間更長一些。 總之，黑人們都表現出善於判斷的性格。他們洞察事物的一個途徑就在於他們具有模仿的天賦。他們能夠模仿人們的表達方式、手勢、步態以及所有的意圖和目的，可謂惟妙惟肖，令人稱讚。我還發覺他們對他人情感的特質也理解得十分透徹，令人驚訝。我常常抽時間與他們交談，發現非常喜歡聊天。就這樣，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們這種半官方的旅行方式有很多好處，因為這樣更容易雇用搬運工，我們還得到了士兵護送隊的護送。護送隊一點也不多，因為我們要跨越非白人管轄的地區。一名下士和兩名二等兵陪伴我們徒步旅行，前往埃爾貢山。 我們無法幫助長官獵殺土狼，而是在那次歷險後重新踏上了非洲之旅。所到之處的地形是較緩的上坡。第三紀火山岩斷層標誌逐漸增多。我們穿過蓊蓊鬱郁的原始森林，那裡長著高大的南迪火焰樹，開著火紅的花朵。碩大的甲殼蟲和五彩繽紛的大蝴蝶在林間空地和森林邊緣翩翩起舞。我們深入灌木叢的時候，充滿好奇心的猴子撥動著樹枝。這是一個天堂般的世界。我們穿越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布滿紅褐色土壤的熱帶草原。而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沿著曲曲折折、多急轉彎的土路上前行。我們依據行程路線來到了南迪地區，並穿越了南迪森林，一片廣袤的原始森林。我們平安到達了埃爾貢山腳下的休息室；幾天以來，這座大山越發變得高聳入雲。在這裡，只能沿著狹窄的羊腸小路向上攀登。我們受到了地方長官的熱烈歡迎，他是土著醫生的兒子。他騎著一匹小馬——它是我們在這裡所見過的唯一一匹馬。他告訴我們他的部落屬於馬賽人，但卻獨自生活在埃爾貢山坡上。 烏干達總督寄給我們的一封信早就送到了這裡，信中請求我們保護一位途經蘇丹返回埃及的英國女士。由於我們早已在奈洛比見過這位女士，知道她定會是位意氣相投的旅伴，再加上總督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當然要盡一定的義務。 我提出這一逸事是想指出，某種原型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對我們的行動產生了影響。我們是三個男人，這純粹是機緣巧合。我曾請求過另一個朋友與我們同行，那樣一來我們就有了四個人。但是由於某些特殊情況，他沒能接受我的邀請。此事足以形成一個潛意識的或者命定的集合，即三位一體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個使其完整，我們在這一原型意象的歷史中反覆見到過這種情況。 既然機會出現在面前，我當然會欣然接受；我歡迎這位女士加入我們三個男人的小組。她吃苦耐勞，堅韌不拔，對於我們男人小組來說，她絕對是一個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組裡的一個人患了熱帶瘧疾，病情十分危急。而她及時依靠「一戰」期間作護士獲得的經驗，對傷員進行了診治，我們為此感激不盡。 攀登了幾小時以後，我們來到一塊寬闊秀麗的林中空地，由一條清涼的小溪一分為二，溪邊還有一處約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池塘變成了我們的浴室。我們的宿營地就坐落在三百碼以外平緩、乾燥的山坡上，蔭蔽於傘狀橡膠樹下。步行約十五分鐘，附近出現了一個土人部落，裡面有幾間茅屋和用有刺灌木籬笆圍起來的小院。這個部落為我們提供了運水工：一個婦女和她的兩個半大女兒，她們全身赤裸，只繫著貝殼製成的腰帶。皮膚是巧克力棕色的，十分漂亮。她們身材苗條，動作從容不迫，頗有貴族氣質。每天早晨，她們從小溪走來，傾聽她們腳鐲輕柔的丁零聲，對我來說簡直是一種享受；接著當她們走出金黃色的高高象草叢時，那為平衡頭頂上的水罐而搖曳生姿的步態，也令人賞心悅目。她們佩戴著腳鐲、銅手鐲和銅項圈，以及小線軸狀的銅製或木製耳環，作為裝飾。骨片或鐵釘則鑲嵌在下嘴唇中。她們彬彬有禮，每每都以羞怯迷人的笑容來迎接我們。 只有一件例外的事，我想簡單闡述一下。我從來沒有同本地婦女說過話，雖然已經有人預料到了。這裡和南歐一樣，男人同男人說話，女人同女人說話。不然就意味著談情說愛了。如果有哪個白人樂於此道，不僅有損聲譽，還要冒著「背黑鍋」的危險。我觀察到幾個案例，頗有教育意義。我常常聽到本地人評論一個白人：「他是個流氓。」問及原因，得到的回答總是：「他跟我們的女人同房。」 在埃爾貢人當中，男人們忙於狩獵畜牧，而女人們則在香蕉園、番薯地、高粱地和玉米地中勞作。兒童、山羊和小雞也同一家人一起居住在圓形茅屋中。她們的尊嚴和天性表現於她們在勤儉持家的本事上；她們在經營管理中積極合作。婦女享受平等權利的觀念成為這一時代的產物，而經營管理中的合作原則也失去了意義。原始社會是由潛意識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進行調節的，兩種態度都被審慎地賦予了應有的分量。一旦發生動亂，某種意識行為便馬上出來調解，那麼這種潛意識秩序也就遭到了破壞。 有一位重要的受訪者向我介紹了埃爾貢人的家庭關係。回憶起他，是一件令我十分愉悅的事情。他是一位英俊瀟灑的青年，名叫吉勃羅亞特，是部落酋長的兒子，儀態端莊，高貴迷人。我顯然贏得了他的信任。當然，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並不貪得無厭，不像其他人什麼禮物都要。出於禮貌，他時常來看望我並向我講述奇聞逸事。我感覺他心中略有所思，有某種難言的請求。直到我們彼此非常熟悉之後，他才開口邀我去家中做客，這令我很是驚訝。我知道他還沒有結婚，而雙親卻已經逝世。他所謂的家是他姐姐家，他姐姐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有四個小孩。吉勃羅亞特很想讓我去看望她，讓她有機會見我一面。顯然，在他的生活中，姐姐扮演了母親的角色。我同意了，因為我希望通過這種社交方式來深入了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在家恭候」——當我們到達時，她走出茅屋向前迎接，顯得落落大方，親切自然。她是一個面容姣好的中年婦女，差不多有三十歲。除了必不可少的貝殼腰帶之外，她還戴著手鐲和腳鐲，大長耳垂上掛著些銅製裝飾品，胸前佩戴某種小動物毛皮。她把四個小孩關在房裡，他們透過門縫張望，興奮地咯咯笑著。在我的請求之下，她把他們放了出來，但是他們過了好長時間才壯著膽子出現。她和她弟弟一樣風度翩翩，弟弟的臉上洋溢著歡快的笑容，慶祝這一計劃大獲成功。 我們沒有坐下，因為除了滿是灰塵、雞屎和羊糞球的地面外，實在無處可坐。談話圍繞著傳統家庭的日常話題進行，無外乎是家庭、小孩、房子和菜園。大太太的家產和她接壤，有六個孩子。這位「大姐」的院子離她這兒大概有八十碼。大約在兩個女人的茅屋中間，有一個三角形的頂端，她們丈夫的茅屋就在上面，這間茅屋後面大概五十碼處，有一小間茅屋供大太太長子居住。兩個女人各有各的耕地。接待我的女主人顯然為她自己的一塊地感到自豪。 我感覺到，她那儀態中顯示出的泰然自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對自己完整性的認同，她的個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子、小家畜和耕地組成的，最後但是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她那並非不引人注目的體形。她只是間接地提到丈夫。看來他是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目前，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逗留著。毫無疑問，接待我的女主人顯然體現著一種穩定性，是她丈夫名副其實的臨時落腳點。看來，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丈夫是否在家，而在於她能否保持自己的完整性，為遊牧流浪的丈夫提供一個地磁中心。這些「淳樸」靈魂心中的活動是無意識的，因此是未知的，我們只能從「先進的」歐洲差異化的比較證明中推斷。 我不清楚白人婦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與她們喪失自然完整性（耕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和火爐）有關，這是否改善了白人婦女日益貧困的境況；而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成為進一步的後果。制度越合理，性別的差異就越模糊。同性戀在現代社會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一現象是由戀母情結和節育措施導致的。 我和同伴都非常有幸地體驗了非洲世界，以及她難以置信的美麗和苦難。我們的宿營生活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插曲。在那依然原始的國度里，我享受到了「神聖的平和」。我從未如此清晰地看到過「人和其他動物」（希羅多德）。在我和眾魔之魔的歐洲之間，橫亘著幾千英里。在這裡，各種魔鬼根本無法接觸到我，這裡沒有電報，沒有電話，沒有信件，也沒有訪客。我得到釋放的精神力量，欣喜若狂地重新揮灑在那片原始的廣闊天地。 每天早晨，我們很愜意和本地人交談，他們一天到晚蹲在我們營地上看我們做事，好像從來不感到乏味。我的工頭易卜拉欣傳授了我交談的儀式。所有的男人（女人從不走近）必須席地而坐。易卜拉欣為我找了一張部落酋長的四腿紅木小凳讓我坐下。然後我開始發言，提出了交談程序。大多數本地人都能說一口差不多的洋涇濱斯瓦希里語；我充分利用了一本令他們讚不絕口小字典，也想嘗試著講這種語言。我的詞彙量有限，講的都是些簡單必備的話。談話常常像是一種有趣的猜謎遊戲，所以，這樣的交談大受歡迎。交談很少持續一個或一個半小時，因為人們露出明顯的倦態，也會用戲劇化的手勢抱怨：「唉，累死我們了。」 我自然對本地人的夢境很感興趣，但是一開始，我沒能說服他們把夢講給我聽。我送給他們渴望得到的小禮物，比如雪茄啦、火柴啦、安全別針啦等，但還無濟於事。我不能完全解釋他們為什麼羞於講述夢中的情景。我猜是因為恐懼和疑慮吧。黑人怕照相是出了名的。他們擔心照相的人會奪走他們的靈魂，也可能害怕別人要是知道了他們的夢就會傷害他們。但巧合的是，這一點並不適用於我們的工人，他們都是索馬利亞人和斯瓦希里人，隨身攜帶一本阿拉伯釋夢書，每天長途跋涉時都要查閱。如果對書上的解釋有所疑惑，他們就要來向我討教。他們管我叫「讀書人」，因為我了解《古蘭經》的知識。在他們眼裡，我是一個喬裝的伊斯蘭教徒。 有一次，我們和本地的一位老醫生談話。他穿著一件藍猴皮做的華美斗篷，是可以拿來炫耀的貴重物件。當我詢問他的夢境時，他不禁潸然淚下，回答道：「古時候啊，醫生們都做夢，從夢裡就知道打不打仗，生不生病，下不下雨，該把牲口往哪兒趕。」他的祖父也做過夢。但是自從白人來到非洲，他說，沒人再做夢了。還做夢幹什麼，英國人什麼都知道！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醫生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英國人知道得更多」，所以就不再需要啟發部族人的神聖聲音了。過去，醫生曾經與眾神或命運的力量談判，並給人忠告。醫生曾經有過巨大的影響力，就像古希臘皮媞亞的話具有最高的權威一樣。現在，專區特派員已經取代了醫生的權威。現在，生命的價值已經完全屬於這個世界，而且在我看來，黑人意識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這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是個關乎黑人種族活力的問題。 這位醫生絕非揚威耀武之人，而僅僅是個感情細膩的老人。他真實地見證了一個慘遭破壞、已然過時、無法復原而日益瓦解的世界。 在眾多的場合下，我不斷把談話引向神功，特別是禮節和儀式。在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個見證。一間空蕩蕩的茅屋位於一條車水馬龍的鄉村街道上，我發現屋前方圓幾碼的地方打掃得相當仔細。中心放著一條貝殼腰帶、一對耳環、各種陶瓷碎片和一把挖地的木棍。茅屋裡死過一個女人，這就是我們能夠打聽到的所有信息。關於葬禮，我們卻什麼都不知道。 在交談中，人們用強烈的語氣告訴我說，他們西邊的鄰村人都是「壞蛋」。如果那兒死了人，鄰村就得到通知；晚上就把屍體搬到兩個村子的交界處。鄰村人把各式各樣的禮品送到同一個地點，可到了早晨，屍體便人間蒸發了。其實這是影射另一個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們說，埃爾貢人絕不會幹這種事。實際上，他們把死者的屍體放入灌木叢中，任由土狼在夜間處置。我們也的確沒有發現過任何埋葬死人的痕跡。 但是我聽說，人死了以後屍體要放在茅屋中間的地面上。醫生繞著屍體來回走動，把碗中的牛奶灑在地面上，嘴裡嘟囔著：「阿伊克·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早些時候一次記憶猶新的談話使我理解了上邊那些詞的含義。當交談快結束時，一位老人突然大聲說道：「早晨，只要太陽一出來，我們就走出茅屋，向手中吐吐沫，然後把雙手舉起來衝著太陽。」我請他表演，並準確地描述這種儀式。他們把雙手放在嘴前，吐上吐沫，或者使勁吹氣，然後舉起手掌對著太陽。我問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他只是回答：「我們一直這樣做，沒有為什麼。」雖然沒得到答案，但我已經明白，原來他們確確實實知道自己這樣做了，但卻不明白到底在做什麼，不明白這種行為的意義。但是，我們也舉行自己不理解的儀式啊，比如點燃聖誕樹蠟燭、藏起復活節彩蛋，等等。 老人又說，這是所有民族的真正宗教，所有凱維倫多人、所有布干達人，還有目之所及，無限遙遠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也就是初升的太陽。只有此時，太陽才是上帝。紫色西天初升的金色新月也是上帝。只有此時才是，其他時刻都不是。 顯然，埃爾貢人儀式的意義就是在太陽初升時朝拜太陽神。如果把吐沫當作獻禮，那是因為在原始人眼裡，唾沫奇幻、有生命力、能夠癒合傷口、具有人的魔力。如果將吹氣當作獻禮，那是因為它是「羅厚」，即阿拉伯語的「魯赫」，希伯來語的「魯阿赫」，希臘語的「元氣」，都意味著風和靈魂。因此，這個動作的意思便是向上帝獻出我活的靈魂。這種無言的、表演出來的祈禱，大概可以解釋為：「上帝啊，我把靈魂交託在您手中。」 我們還聽說，埃爾貢人除了朝拜「阿迪斯塔」之外，也十分尊崇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靈，一隻魔鬼。他善於製造恐怖，是潛伏等待夜行者的冷風。老人用口哨吹出洛基火神的旋律，生動形象地表現出阿伊克在高聳神秘的灌木草叢中爬行的情景。 人們普遍認為造物主把一切創造得非常美好。其自身已經超越了善與惡。他是美好的，他所創造的一切也是美好的。 我問道：「但是那些咬死你們家畜的兇猛野獸呢？」他們說：「獅子美好。」「那你們可怕的疾病呢？」他們說：「你躺在太陽光里，它就是好的。」 這種樂觀主義的精神著實令我印象深刻。但是我很快發現，在下午六點鐘這種樂觀主義卻戛然而止。太陽一落山，就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邪惡、危險、恐懼的世界，是阿伊克的世界。對鬼魂的恐懼和旨在保護自己不受惡魔侵害的離奇儀式取代了樂觀主義哲學。黎明時分，不帶有任何內在矛盾的樂觀主義精神又回來了。 在尼羅河的發源地，我發現了奧西里斯神的兩名侍僧何露斯和塞特，不禁想起埃及的古代觀念。這真是個無比激動人心的經歷。顯然，這是非洲的一種原始經驗，它隨著尼羅河的聖水流淌到了地中海海岸，阿迪斯塔象徵著初升的太陽，象徵著與何露斯一樣光明的原則；而阿伊克卻是恐懼的散布者，象徵著黑暗的原則。在為死者舉行的簡單祭祀禮中，醫生進行講述，潑灑牛奶，把對立的兩種原則結合起來同時獻祭；它們自統治之日起，便具有同等的權利和意義，這是晝與夜的統治，各自延續十二小時。然而，熱帶地區晝夜交替有典型的突發性，第一束陽光似箭射出，黑夜逐漸變為生機盎然的光明，如此交替的時刻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緯度內的日出現象，每天都為我帶來新的驚喜。日出的壯觀景象並不在於太陽從地平線上噴薄而出，而在於旭日高升後的情景。我習慣在黎明之前，搬著營地裡帶來的小凳，坐在傘形阿拉伯橡膠樹下。在我面前的一座小山谷谷底，生長著一片深綠色、幾乎是黑綠色的叢林帶，山谷的另一端聳立著高原的邊緣帶。起初，山谷與高原明暗對比極為強烈。隨後，物體在光亮中呈現出輪廓，仿佛整個山谷都充滿了耀眼的光芒。而高原上的地平線則閃耀著白色的光輝。越發強烈的光線似乎滲透了物體的每一個角落，連內部都亮了起來，直至最後閃爍著明晰透亮的光，像一塊塊彩色玻璃一樣。一切都變成了燃燒著的水晶體。地平線上響起了鍾鳥的啼鳴。此時我仿佛置身於寺廟之中。這是一天之中最神聖的一小時。我陶醉於這光輝燦爛的美景，或者說沉醉在這永恆的狂喜之中，感到無限歡愉。 就在我的觀察點附近，有一座棲息著大狒狒的陡崖。每天清晨，它們幾乎一動不動地靜靜坐在懸崖邊緣面向太陽，而剩下的時間，就在森林中喧鬧、尖叫，嘮嘮叨叨。它們像我一樣，似乎也在等待日出。它們讓我回憶起埃及阿布·辛貝神廟中做出敬拜姿勢的大狒狒。他們訴說著同一個故事：世世代代以來，人們一直朝拜著這位大神，它在黑暗中放出耀眼的光芒，拯救世界。 那時我明白了，自開天闢地以來，人類的靈魂就一直渴求光明，一直迫切渴望走出原始的黑暗。當巨大的夜幕降臨，萬物都露出了深深的沮喪，對光明難以名狀的渴望占據著每一個靈魂。從人類和動物的眼中都能體察出這種壓抑的感情。動物的眼中流露著一種悲哀，我們從未得知這種悲哀是否與動物的靈魂直接相連，抑或是潛意識存在向我們傳達的沉痛信息。這種悲哀同樣反映了非洲的情緒，反映了非洲孤寂的體驗。這種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種母性的神秘。這就是為什麼清晨太陽升起會對本地人產生如此深遠的意義。光明來臨的瞬間就是上帝。它帶來了救贖和釋放。說太陽是上帝，就等於模糊了、遺忘了那一瞬間的原型體驗。「我們很高興啊，晚上靈魂已經不再跑出去溜達了。」本地人會這樣說，但是這已經是一種理性的概括了。實際上，一種與自然界黑暗完全不同的黑暗仍在大地上遊蕩。這是精神的原始黑夜，亘古不變。對光明的渴望就是對意識的渴望。 我們在埃爾貢山的愉快之旅接近尾聲。懷著沉重的心情，我們收起帳篷，發誓一定還會回來。但我卻萬萬沒有想到，這成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不期而遇的狂喜。從那以後，卡卡梅加斯附近發現了黃金，人們開始採礦，而毛毛反抗運動在這些無辜友好的本地人中間興起，我們也從文明的美夢中驟然驚醒。 我們沿著埃爾貢山的南山坡繼續艱難跋涉。景色特點漸漸發生了改變。平原的邊緣上聳立著布滿茂密叢林的、更加峻峭的山脈。居民的膚色更黑，身材更加魁梧笨拙，缺少馬賽人的優雅。我們進入了布基蘇的領土，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逗留了片刻。它的海拔位置很高，我們飽覽了廣袤尼羅河谷地的壯美景色。經由尼羅河，我們又來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搭乘兩輛福特汽車前往維多利亞湖畔的金賈。我們把行李搬上一列窄軌鐵路火車，列車每兩個星期開往吉奧格湖一次。我們登上一艘燒柴火的明輪輪船，經歷幾次事故以後，才最終到達馬辛迪港。船靠岸後，我們又改乘一輛卡車到了馬辛迪市。該市坐落於高原之上，高原隔開了吉奧格湖和阿爾伯特湖。 從阿爾伯特湖到蘇丹瑞佳夫的路上遇到一個村子，在那裡我們有一次令人十分興奮的經歷。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地方長官帶著隨從來看望我們。他們是我見過的，膚色最黑的非洲人。這一伙人有點讓人猜不透。尼穆萊人的長官派給我們三個護衛民兵，但是我察覺到，他們和我們的工人相處並不融洽。他們三人一共才有三匣步槍子彈。因此派他們來，只不過是市政府做出的象徵性姿態。 首領提出來他要在晚上跳舞，我自然高興地同意了。我希望這場舞會能展示出他們的友好。夜幕降臨，我們正昏昏欲睡，突然間卻聽到鼓號齊鳴，接著出現了六十多人，攜帶著閃光槍、棍棒和刀劍，全副武裝起來。他們後面不遠處跟著一群婦女和兒童，甚至有母親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兒都背來了。這顯然是一場盛大的社交集會。雖然酷暑難耐，溫度還在華氏九十三度左右徘徊，人們依然點起大堆篝火，婦女和兒童在火堆周圍圍坐成一個圓圈。男人們在外圍又組成了一個圈；就好像我見過的，一群興奮的大象一樣。面對著大隊人馬，我真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該擔心。我環顧四周，尋找我們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他們卻從營地上消失得無影無蹤！為表誠意，我向眾人發放了雪茄、火柴和安全別針。男人合唱隊開始唱歌，並隨著節奏搖擺雙腿。歌曲旋律好戰有力，也算不上不和諧。女人和兒童圍繞著火堆蹦蹦跳跳，男人們則揮動著武器，跳著舞時而向前時而後退，伴隨著狂野的歌聲、鼓聲和號角聲再次趨步向前。 沐浴在閃爍火光和奇幻月色之中的是多麼狂熱而刺激的場面啊。我和我的英國朋友也邁出步子，混在跳舞的人群中間。我揮舞著犀牛鞭，我那僅有的武器，和他們跳起來。從他們喜氣洋洋的臉上，我看出他們批准了我們參與其中。他們的熱情倍增，在場的所有人都跺著腳，唱著，吼著，揮汗如雨。舞蹈和鼓聲的節奏漸漸加快起來。 在這般音樂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一種真正著迷的狀態。現在的情況便是如此。接近深夜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們興奮得有些忘乎所以了，突然間，整個場面變得特別奇怪。跳舞的人們正在變成一群野蠻人，我開始擔心這集會要怎麼收場了。我給了首領一個手勢，暗示他該結束了，他和他的部落應該睡覺去。但是他還要「再來一個」。 我記得，我的一個同鄉，薩拉森的一位堂哥在西里伯斯島探險時，曾在跳舞過程中被投偏的長矛刺中。因此，儘管首領請求繼續下去，我還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發雪茄，並做出睡覺的手勢。接著，我揮動著犀牛鞭以示威脅，但同時又一副笑呵呵的樣子。由於找不到什麼更好的語言，我就用瑞士德語朝他們大罵，說舞跳夠了，現在必須回去睡覺。在他們看來，我多少有點假裝憤怒，但是這一招卻恰恰奏效了。人群又發出笑聲，蹦蹦跳跳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良久之後，我們依然能聽見他們在遠處興高采烈的吼叫聲和擊鼓聲。最後好不容易寂靜下來，我們也筋疲力盡，隨即進入夢鄉。 在尼羅河畔的瑞佳夫，我們結束了徒步旅行。我們把行李裝上一艘停泊在瑞佳夫的明輪汽船。那裡的水位很淺，勉勉強強才夠它停靠。此時此刻，我感到所有的親身經歷都帶給了我沉重的負擔。千思萬緒在我腦海中翻來覆去，我痛苦而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經瀕臨極限。現在我要重溫自己的觀察和體驗，找出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凡是值得一記的，我都記錄了下來。 在整個旅途中，我做的夢都固執地遵循著忽略非洲的策略。這些夢僅僅展現了家鄉的情景；這樣看來，它們似乎旨暗示——假設將潛意識的過程人格化到這般地步——這次非洲之行是虛幻的，是症狀性或象徵性的行為。就連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從未出現在我的夢中。在整個探險過程中，我只夢見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孔出奇的熟悉，但是我回憶了好半天才能確定之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最後終於想起來了，他是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的理髮師！是個美國黑人。我夢見他正把一根又大又紅又熱的捲髮棒放在我頭上，要把我的頭髮理成短捲髮，就是理成黑人的頭髮。我已經感覺到頭皮又燙又疼，結果在驚嚇中醒來。 我認為這個夢是潛意識的警告，告誡我原始事物是一種危險。但是那時候我顯然就要「踏上歸程」了，卻患上了白蛉熱，病情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禦能力。為了展現我遭受黑人威脅的場面，潛意識竟勾起了十二年前我對美國黑人理髮師的回憶，以防備眼下的黑人。 我夢境中奇異的行為恰恰符合「一戰」期間記錄下的一種現象。沙場上的士兵，夢見的多為家園，而非戰爭。軍隊精神病醫師認為可以遵循一條基本原理：如果士兵夢見太多的戰爭場面，就應該將他撤離前線，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他已不再具備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機能了。 在我的夢境中，一條內部界限成功地保留了下來，這與我捲入非洲嚴酷環境的情況相同。夢境涉及的全是我的個人問題。從這一情況所能得出的結論是：我的歐洲人人格在任何環境下都必須保持完整無損。 我逐漸猜測到，這次非洲探險的秘密目的就是逃避歐洲及其錯綜複雜的問題，甚至以留在非洲為代價，這不禁令我大吃一驚。我之前的許多人都是這麼做的，而且此時此刻也有很多人在這樣做。這次旅行本身不算是對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基蘇心理考察隊」，縮寫B.P.E.，雜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探究一個令人頗為尷尬的問題：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學家榮格身上會發生什麼？儘管我理智上非常想研究歐洲人對原始條件的反應，但情感上還是一直力求迴避這個問題。我漸漸明確的是，這項研究與其說是一個客觀的科學項目，不如說是嚴格的個人探究，任何深入研究的嘗試都戳中了我心裡可能存在的每個痛點。我不得不承認，使我下定決心踏上旅途的並不是溫布利展覽會，而是歐洲過於沉重的學術氛圍。 伴隨這些思考，我沿著平靜的尼羅河順流而下，向著北方，向著歐洲、向著未來前行。航行在喀土穆結束了，埃及之旅即將開始。如此一來，我便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和計劃：繞開西邊的歐洲和希臘，而從南面尼羅河的源頭接近這一文化王國。比起埃及文化，我更著迷於含米特文化中複雜的亞洲元素。沿著尼羅河的地理流向，即時間流前進，我在埃爾貢人中間發現了何露斯原則，這給了我最為重大的啟發。當我在埃及南大門見到阿布·辛貝爾神廟的犬面狒狒雕像時，那整個的情結和其中全部的含義又戲劇性地浮現腦海。 何露斯神話是關於新生的神聖光明的古老故事。這個神話一定是在人類文化，即意識，首次把人從史前黑暗中解放出來之後開始流傳的。因而對我來說，從非洲心臟向埃及的旅行，就變成了一出光明誕生的戲劇。這一戲劇與我和我的心理活動密切相關。我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又感到無法用文字詳細闡述。旅行之前，我並不知道非洲將會帶給我什麼，然而填補空白的經驗便是最滿意的回答。對於我來說，它要比任何民族學成果，任何武器、裝飾品、陶器或者獵獲物的收藏更有價值。我曾想知道非洲將如何影響我，現在我如願以償了。 印度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並非我的本意。而是因為印度的英國政府邀請我參加加爾各答大學建校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 在那之前，我讀過許多有關印度哲學和宗教史的書籍，對東方智慧的價值深信不疑。但是，為了獲得親身的結論，我必須旅行，而自己卻還像消毒瓶中的人體標本一樣。印度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夢，因為我依然還在找尋自我，找尋對自己來說特有的真實。 當時我正潛心研究鍊金術哲學，這次旅行可以算作其中的一個插曲。由於非常熱衷此項研究，我便帶上1602年版的《鍊金術大全》，其中包含了傑拉杜斯·多爾奈烏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從頭至尾研讀了這部著作。就這樣，這份材料中歐洲思想的根基，常與我對異域思維和文化產生共鳴。兩者都源於潛意識的本質精神體驗，因而產生了相同的、類似的，至少是可以比擬的頓悟。 印度第一次讓我直接感受到一種生疏的和極富差異的文化。在中非之行的所有體驗里，文化並未占主導地位。在北非，我曾有幸和一個能夠用語言表述其文化的人交談。而在印度，我可以和代表印度思想的人物談話，並把印度的思想方式和歐洲的思想方式相比較。我曾和邁索爾的大君古魯S.蘇勃拉馬尼雅·伊艾（我是他的客人）聊過很多次，也和其他許多人聊過，可惜沒能記住他們的名字。另一方面，我刻意避免了所有所謂的「聖人」。這樣做，是因為必須保持自己的真實，不從他人那裡接受我自己無法親身獲取的東西。要是嘗試向聖人學習，接受他們的真理，我覺得那跟小偷沒什麼兩樣。就算在歐洲，也不能借用任何東方的學說，我必須從自身形成自己的生命，聽從內在的心聲，或遵循大自然帶給我的智慧。 在印度，我首要關注的是邪惡的心理性質問題。它融入印度精神生活中的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開始以一種嶄新的角度來看待它。和一位有教養的中國人談話時，一件事實給我的印象得到了不斷的加強：這些人並不把「丟臉」與所謂的「邪惡」混為一談。在西方，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對於東方人來說，品德問題似乎並不像我們西方人那樣占據首要地位。善與惡富有深意地包含在自然之中，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善即是惡，惡即是善。 我發現在印度人的靈性當中，既有善又有惡。基督徒追求善屈於惡；而印度人卻認為自己超脫了善惡，希望通過冥想或瑜伽的方式來達到平衡的境界。我並不贊成這種觀點，如果承認這種態度，那麼善惡就失去了任何真正的界限，而這就造成了某種停滯不前的狀態。人們並不真正相信惡，亦不真正相信善。因而，最多把善惡看成我的善或惡，看成我認為的善或惡；這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論述：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惡觀，或者身負矛盾的重擔需要與世無爭，即脫離對立物，脫離萬物。 印度人追求的並不是道德的至善至美，而是與世無爭的境界。他希望脫離自然。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在冥想的狀態中尋求無形與空虛的境界。在另一方面，我希望一直有活力地觀察自然與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脫離人，也不想脫離自我與自然；因為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最偉大的奇蹟。自然、精神與生命，就像展現開來的神性；除了它，我難道還會有更多的欲望嗎？對我來說，存在的最高意義就在於它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或不復存在。 對我來說，沒有不惜一切代價的超脫。我無法超脫我不具備、我沒做過或體驗過的一切。當我完成了能夠完成的事，當我全心全意地獻身某事，當我最大限度地參與某事時，我才得以能實現真正的超脫。如果我半途而廢了，實際上我就割裂了精神的相應部分。當然，我也有充分的理由解釋自己為何無法專注於某種體驗。但如果這樣一來，我就不得不承認自己能力有限，而且必須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某件意義重大的事。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能力不足，從而為缺乏積極行動作出了補償。 一個人如果沒有經過情慾的煉獄，就永遠不會戰勝他們。因而，情慾就住在隔壁，隨時都可能從中噴射出一團火焰，燒毀他自己的房屋。每當我們放任、遺留、忘記過多的東西時，我們忽略這一切，時時刻刻都有可能變本加厲地捲土重來。 在戈納勒克（奧里薩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學家，他熱情地提出要同我一起參觀神廟和巨大的神廟戰車。其中一座寶塔從地基到塔頂全部布滿了做工精緻的淫猥雕塑。我們就這一離奇的事實談論了很久，他解釋說這是淨化心靈的一種手段。我不敢苟同，指了指一群青年農民，他們一動不動地站在塑像面前，看得瞠目結舌，讚嘆這些壯觀的景象。此時此刻，這些青年男子恐怕並未感受到淨化，腦子裡反而更有可能充斥著性慾的幻想。他回答道：「沒錯，但是關鍵就在於此。如果他們不接受因果報應，又怎能得到淨化呢？這些淫猥形象正是為了赤裸裸地喚醒人們的法，不然這些在潛意識當中的傢伙們會把法忘記的。」 我認為，令青年男子像不處於發情期的動物一樣忘記他們的性慾，這本來就是一個怪異的看法。可是，這位聖人卻堅決認為青年男子像動物一樣處於潛意識狀態，實際上需要及時的訓誡。因此在他們步入神廟以前，外部的裝飾就提醒他們要銘記著法；如果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法而完成了因果報應，他們就不能得到淨化。 當我們進入神廟大門時，同行者指著兩名「引誘男人的女子」，那是兩個舞女的雕像，露出誘人的臀部曲線，微笑著迎接每一位來訪者。他說：「你看見這兩個舞女了吧？她們的含義也是一樣的。當然，這不適用於像你我這樣的人，因為我們的意識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高度，遠遠超越了這類事。但是，對於這些農民小伙子而言，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教導和訓誡。」 我們離開神廟之後沿一條布滿男性生殖器的小巷走著，他突然說道：「你看見這些石頭了嗎？你明白它們的含義嗎？我要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我有些驚訝，因為我想，每個小伙兒都能看出來這些雕像便是男性生殖器。但是他非常嚴肅地湊到我的耳邊低聲說：「這些石頭是男人的私處。」我原以為他會告訴我它們指的是濕婆呢。我瞠目結舌地望著他，但是他只是高傲地點點頭，好像在說：「沒錯，就是如此。你們歐洲人如此愚昧無知，怎麼可能猜出其中的道理。」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了海因里希·齊默，他歡呼雀躍地驚叫：「我終於聽到真實的印度了，換換口味也不錯嘛！」 當參觀佛教火誡中講到的桑吉佛塔時，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情緒；每每我遇到一件事、一個人或者一種思想，而我卻仍然意識不到它的含義時，這種情緒便會頻頻出現。佛塔坐落在一座小石山上，走過一條鋪在綠草中間的、令人歡喜的大石板小路，就可以到達山的頂峰。佛塔呈半圓形，像兩個大碗凹面對凹面地疊落在一起，大多是陵墓或者是儲存遺蹟的地方，就像釋迦牟尼在《涅槃經》中的描述那樣。英國人極具敬業精神，完成了修復工作。這些建築物中最高大的一個四面環牆，牆中嵌有四道精緻的大門。進門後向左拐，沿佛塔四周出現了一個順時針方向旋轉的圓道，佛像就矗立在四個方位基準點上。走完一圈之後，就進入同一個方向上，更高一層的第二圈。眼前出現的平原遠景、佛塔、神廟的廢墟、聖地的孤獨肅靜都令我心醉神迷。我離開了同行者，自我沉浸於此處難以抗拒的氛圍中。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有節奏的鑼點由遠而近傳來。一群日本朝聖者列隊前來，一個跟著一個，每個人都敲著一面小鑼。他們敲打著古老主禱詞「六字大明咒」的節奏，鑼點正好落在「吽」這個詞上。在佛塔外，他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進入門內。進門之後，又在佛像前鞠躬，嘴裡哼著讚美詩般的聖歌。他們走完了兩圈圓道，在每尊佛像面前都吟唱一首頌歌。我注視著他們，我的思想和靈魂也同他們在一起，我默默地向他們表達了謝意，他們的到來神奇地抒發了我難以言喻的情感。 我強烈的感情表明，桑奇山在我的心中占據了主要的位置。佛教新的一面在那裡向我展現。我理解了佛的生命便是自性的現實性，自性衝破桎梏，主張人格的生命。對於佛來說，自性高於一切神明，是一個統一的世界，代表了人類經驗和整個世界的本質。自性包含固有存在和可知性兩個方面，沒有兩者，世界就不復存在。佛理解並掌握了人類意識前所未有的巨大尊嚴；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類熄滅了尊嚴之光，世界便會化為烏有。叔本華的偉大成就在於他同樣認識到了這一點，或者說他獨立地重現發現了這一點。 基督像佛一樣，也是自性的體現，但是意義截然不同。兩者都主張征服現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頓悟，而基督則是命中早已註定犧牲。基督教中更多的是苦難，佛教中更多的是所見所做之事。兩種都是正確的途徑，但印度人認為佛是更為完善的人。他是一種歷史性的人格，因此更容易被人理解。而基督既是歷史上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來就困難得多。歸根結底，甚至連基督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他只知道他必須要犧牲自己，而這一行為是內心施加給他的。他的犧牲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樣。佛則長命百歲，壽終歸天。而基督在屬地傳道的活動持續了不到一年。 後來，佛教經歷了與基督教同樣的變遷：佛變成了自性發展的形象，變成了人們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實際上也教導眾人，要跳出輪迴，每個人才得以大徹大悟，變成佛陀。同樣在基督教中，基督耶穌以其完整的人格永存於每一個基督徒的心中，成為他們的典範。但是，歷史的潮流導向效法基督，個人並不追求自己命定的道路走向完整，而只是力圖效仿基督所走的路。同樣，在東方歷史潮流導向對佛的虔誠模仿。這件事本身就削弱了佛的觀念，正如效法基督預示著基督思想演變中命定的停滯。正如佛由於他的頓悟而遠比梵天眾神先進一樣，基督也向猶太人呼號：「你們是神。」（《約翰福音》第十章第34節）但是，人們沒能理解他的深意。因此我們發現，所謂受到基督教文化薰陶的西方，不僅沒有創造一個新世界，反而大有可能正在毀滅我們所擁有的世界。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貝拿勒斯和加爾各答三座城市授予了我名譽博士的頭銜，它們分別代表了伊斯蘭教、印度教和英屬印度的醫學和科學界。然而好東西也不宜過頭，於是我需要休整休整。他們讓我住院休整了十天，因為後來在加爾各答患上痢疾病倒了。在汪洋大海般的新印象當中，這是一座安逸舒適的島嶼；我找到了一處立足之地，靜觀萬物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喧囂。 返回旅館之際，我的健康狀況還勉勉強強說得過去，我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夢，希望在此講述一下。我發現自己和眾多蘇黎世友人與熟識來到一個不具名的海島，大概離英格蘭南部海岸線不遠。那是一座小島，約二十英里長南北走向的狹小土地，島上幾乎無人居住。在小島南邊嶙峋的海岸線上矗立著一座中世紀的城堡。我們這一組觀光客站在了它的庭院中間。面前聳立著一座雄偉的樓塔，透過大門可以看到一段寬闊的石階。我們想方設法地看著，只能望見石階的盡頭有一個圓柱狀的大廳，裡面有微弱的燭光照明。我明白了，這是聖杯城堡，而且當晚要舉行「聖杯慶典」。這條消息似乎有種神秘的特質，因為我們之中有一位酷似莫姆森的德國教授對此一無所知。我曾興高采烈地同他交談過，對於他的學識和橫溢的智慧印象深刻。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煩擾：他總是談及死亡的過去，而且旁徵博引地講述了英國與聖杯故事的法國淵源之間的關係。顯然他沒有認識到這個傳說的意義及其現存的體現，而我卻強烈地意識到了這兩個方面。還有，他似乎沒有認清我們所處的直接而現實的環境，因為他的樣子好像是在教室里為學生講課。我嘗試著請他注意環境的特殊性，但卻沒能成功。他沒有看見階梯，或大廳里節日的光輝。 我環顧四周，有些無能為力，這才發現自己正靠牆站在一座高高的城堡上。牆的下半部用格子框架進行裝飾，格子不是普通木頭而是用黑鐵製成的，上面還巧妙地鑄成了枝蔓纏繞，布滿葉子和葡萄串的葡萄藤。在橫枝上六英尺的間距處，坐落著小巧的房屋，也是鐵制，像鳥籠一樣。突然間，我看到葉子顫動起來；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動，但隨後我清晰地看見一個鐵制的、戴頭巾的小矮人從一間小屋躥進另一間。我相當驚異，對教授說：「喂，你看那個，你……」 就在此刻，幻象中斷了，夢境發生了驟變。除了教授不見了蹤影，我們原班人馬來到了城堡之外，置身於一片沒有樹木而多岩石的景色之中。我知道還會有事發生，因為聖杯還未送達城堡，當晚還要舉行慶典活動。據說聖杯在海島北端，藏於一處無人居住的小屋，那裡唯一的房屋之中。我們之中有六人動身徒步北上，我知道，我們必須完成任務，將聖杯帶回城堡。 經過幾個小時的長途跋涉，我們抵達了海島最狹窄的地方，我發現海島實際上被一灣海峽一分為二。海峽最窄處的海水大約一百碼。夕陽西下，夜幕來臨。我們疲憊不堪，就地宿營。這一地區荒無人煙，極目遠望，連樹木和灌木都不長，只有草叢和岩石。沒有橋，也沒有船。天寒地凍，我的同伴接連入睡。我思來想去最後決定必須一個人游泳跨越海峽奪取聖杯。正當我脫掉外衣的時候，我醒了過來。 這個本質上屬於歐洲人的夢境出現時，我還幾乎沒有擺脫巨大而勢不可當的印度印象。大約十年前我就已經發現，聖杯神話依然真真切切地存在於英格蘭的許多地方，儘管關於這個傳統故事，人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我意識到這詩意的神話與鍊金術所講的唯一真實、唯一妙方、唯一石頭相一致，此時，我越發加深了對這一事實的印象。那晚我們繼續講述了白天遺忘掉的神話，意識將有力的形象貶損為平庸可笑的瑣事，而這些形象又重新得到了詩人的認可，又在預言中復活；因此，它們也能夠「變換形態」，得到深思熟慮之人的認可。過去的偉大形象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已經消亡，它們只是變換了名稱而已。「輕巧而力大」，隱身的卡比爾進入了新屋。 這個夢使我對印度強烈的印象蕩然無存，又將我推回到長時間遭受忽略的對西方的關注之中。而這種關注在之前表現為對於聖杯的追尋和對哲人之石的探尋。我從印度世界中擺脫出來，並受到了提示：印度並不是我的研究任務，只是使我接近目標的一個途徑，顯然是一個重要的途徑。這個夢似乎在問我：「你要在印度做什麼？不如為了自己、為了同伴尋求救世主吧，這才是你亟須做的事情。你所處的狀態十分危險，你正面臨著毀滅千百年來所建一切的直接危險。」 錫蘭是我旅行的最後一站，給我的印象不再是印度風格。它已然具有某種南海風情，好像天堂邊緣，使人流連忘返。科倫坡是一個忙碌的國際港口，每天五六點鐘之間，萬里無雲的天空突然降下傾盆大雨。我們很快離開此地，深入起伏不平的內地國家。古老的皇城康提包裹在一層薄霧之中，溫熱潮濕的氣候使花草叢生，枝繁葉茂。佛牙寺雖小，卻散發著一種特殊的魅力。寺內藏有神聖之齒的遺蹟。我在寺中藏經室逗留了很長時間，與僧人談話，觀瞻刻在銀葉上的佛經經文。 傍晚，我目睹了一次難忘的儀式。青年男女把大量的茉莉花撒在祭壇前面，同時輕聲吟唱祈禱詞。我想他們大概在向佛祈禱，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釋說：「不，佛已經不在了，佛已涅槃，我們不能對他禱告。他們的唱詞是：『今生如曇花一現。』願提婆同我共享祭品的功德。」 一小時的擊鼓演奏在印度寺廟中的侍候廳進行，這邊是儀式的序幕。鼓手共有五位，正方形大廳四角各站一位，第五位是一名青年男子，站在中間。他是一個十分健康的獨奏鼓手。他赤裸著上身，深褐色的軀體閃閃發光，他繫著紅腰帶，身穿白色及地長裙，扎著白頭巾，雙臂佩戴閃亮的鐲子。他邁步走向金佛，背著雙面鼓前去「獻樂」。他的軀體和手臂擺出優美的動作，他獨自敲出奇特的韻律，藝術性上臻於完美。我從後面望著他，他站在擺滿小油燈的門前。鼓聲訴說著腹部和心窩的古老語言，腹部不做「祈禱」，而是促發冥思。因此祈禱並不是崇拜不存在的佛，而是醒悟的人類所完成的一次自我救贖。 初春時節，我踏上了回國的旅程，腦海中充溢著太多的印象，於是不願下船去孟買觀光，而埋頭苦讀拉丁文版鍊金術著作。但是，印度的確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印記；印度留給我的路，從一種無限引向了另外一種無限。 拉文納和羅馬 1913年我第一次去拉文納的時候，加拉·普拉西迪亞的陵寢就令我十分神往震撼。二十年後，我有幸再次拜訪此地的時候，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西迪亞陵寢里，我再一次陷入了一種奇怪的情緒，它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的內心。我和朋友從陵寢出來便直奔聖洗堂。 在這裡，我並不奇怪為什麼會被屋子裡柔和的藍光所吸引，我也並不知道這光的出處，因為我並未將此放在心上。讓我有些吃驚的是，印象里玻璃的位置，現在卻是四幅絕佳的馬賽克壁畫，而我竟對它們一點印象都沒有。面對這種虛假的記憶，我感到很苦惱。最南邊的壁畫是約旦河受洗，北面的則是以色列兒童穿越紅海。東邊第三幅畫的畫面，已經漸漸從我的記憶中褪去。或許上邊畫的是乃縵在約旦河得潔淨，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幅圖在記憶中的框架與我藏書中梅里安《聖經》中的圖畫相似。讓人印象最深的是位於聖洗堂西邊的第四幅畫。我最後駐足於此，畫面上耶穌張開雙手，彼得在風浪中下沉。我們在這幅畫前停留了至少二十分鐘。在此期間，我們討論著洗禮的宗教起源，尤其好奇它在死亡中重生的古代宗教意義。在歷史上，這種儀式常常與死亡相伴，也正因為如此，才突顯了死亡和重生的關係。洗禮的起源是真正的完全浸入水中，這至少有溺水的風險。 我對彼得沉沒的馬賽克壁畫印象極其深刻，時至今日，畫面中藍色的海面，每一個馬賽克，以及我想破譯的彼得和耶穌的對話仍然歷歷在目。離開聖洗堂之後，我們直接去了阿里納里，希望可以買到這幅壁畫的圖片，但最終敗興而回。時間有限，我只好將此計劃擱置，待來日再辦。我當時還想，或許我還可以在蘇黎世訂購此畫。 回家之後，我托一位去拉文納的朋友代購此畫，可他卻發現我所描述的壁畫並不存在。 在此期間，我還在洗禮淵源的研討會上談到了正教聖洗堂的這幅壁畫。記憶中，這些壁畫仍然十分真切。而與我同行的女士一直不相信她「親眼所見的東西」，竟然不存在。 我們都知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很難解釋是否兩個人同時看到了相同的事物。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至少看到的是相同的輪廓。 這次在拉文納的經歷是我人生中眾多幾乎無法解釋的奇妙經歷之一。不過在加拉·普拉西迪亞皇后（公元450年逝世）的一個傳說中似乎可以找到蛛絲馬跡。在從拜占庭到拉文納的路上，她遇到了寒冬中最猛烈的暴風雪，她發誓如果自己可以平安到達，她便建造一座教堂，教堂的壁畫中，她會用驚濤駭浪來表示這次旅行中遇到的暴風雪。她沒有食言，平安到達後，她下令在拉文納建造了用馬賽克裝飾的聖喬瓦尼教堂。在中世紀早期，聖喬瓦尼教堂和它的馬賽克壁畫被大火吞噬。不過，現在，在米蘭的安布羅西安納教堂仍然可以找到加拉·普拉西迪亞乘船的草圖。 從第一次來加拉·普拉西迪亞陵寢，我就被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不禁反覆思量為什麼她這樣一位有教養、生活講究的女性會和一位野蠻的君主共同生活呢？在我看來，她的陵寢似乎是她最後的遺產，從這裡，我似乎可以找到一個真正的加拉·普拉西迪亞。對於我來說，無論她的命運，還是她的一切都曾真正存在過。而她，這位強勢的女士，正是我女性特徵的化身。 一個男人的女性特徵有著強烈的歷史特徵。作為潛意識人格，她回到了過去，體現出過去的歷史。她為他講述著他希望知道的過去。作為個體，這個特徵自始至終存在於他的個性里。與她相比，我就像一個毫無意義的野蠻人一樣，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事實上，在我與女性特徵的對峙過程中，曾遇到過我眼中壁畫上的危險。我險些溺水喪命。與壁畫中彼得的遭遇相仿，他曾呼救，並最終被耶穌拯救。法老大軍的命運也可能曾是我的命運。像彼得，像乃縵一樣，我一直並未曾受到傷害。各種潛意識造就了我完整的人格。 而當以往的潛意識與意識交織在一起時，這種感覺對於個體來講是溢於言表的。我們能夠感知自己，感知我們的存在方式，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樣，我們也會對別人有特別的感覺，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據我們所知，沒有任何人或物可以消除這些印象和見解之間的差異。無論整合後是否會變化，這種變化的本質是什麼，它們仍然只是主觀問題。而且不能用科學的方法論證，因此，它不存在於官方的世界觀之中。不過，這並不影響它在實際生活中的重要性。現實主義心理治療師和對心理疾病治療感興趣的心理學家都不會忽視這方面的問題。 自從在拉文納聖洗堂的經歷之後，我清楚地意識到，有時候內在的事情可以表現在外在，反之亦然。我們當時肯定看到了聖洗堂真實的牆壁，但是它們又與一些完全不同的形象同時呈現，而這些形象和洗禮池一樣真實。在那一刻，哪一個才是真實的呢？ 我的經歷絕不是特例。但是當這類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通常會不自覺地更加關注，絕不會僅僅像聽到或讀到那麼粗粗略過。通常，對於這類奇聞逸事，人們總會聯想到種種神秘的解釋。我的結論是，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實例，才能給潛意識下定論。 我一生中有很多的旅行經歷。我曾非常嚮往羅馬。但是我發現我並沒有能夠完全了解這座城市的能力。對於我來說，龐貝就已經夠多了，對它的理解幾乎達到我的極限。去那裡，是在1910－1912年我對古代心理學的研究有所收穫之後的事情了。1912年，我乘船從熱那亞前往那不勒斯。船到羅馬附近的時候，我站在船上。羅馬就在那裡，那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基督教世紀和西方中世紀文明交錯的地方，如今依然繁盛。古典時代的輝煌燦爛和殘酷無情從未離開過。 我一直欽佩那些本可以去巴黎或是倫敦，但是卻去了羅馬的人。在羅馬，人們當然可以像在其他城市一樣，從美學角度去欣賞它，但是若你被那裡的思想所影響，若你發現一個殘垣斷壁，每一根柱子都是那麼熟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即便是在龐貝，也會出現一系列從未見過的場景，也會有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也會有我束手無策的問題。 到我的晚年，在1949年，我很想彌補這一缺憾，但是在買票的時候突然暈倒。此後，前往羅馬的計劃便只能束之高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