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日本人 · 第一章 日本文明的天性

引言 許多人以《心》為小泉八雲著作中最有力量的傑構，這是確然不容懷疑的事情，本篇便是這書中的一篇。寫成本篇的地點是神戶，那時他是《神戶年鑑》編輯部的一份子。那時他漸漸的不注意日本國內表面上的事情，而只用他的全力，專為「事物的中心」作說明。 「我想這是在神戶，」威德摩夫人（Mrs. Wetmore）寫著說，「他達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在他的感覺敏銳中，他就寫明了這篇。『日本文明的天性』，裡面充滿著紐約城（New York City）可驚的描寫，和東方世界難於捉摸的心靈上精微的觀察。」 神戶 這棟神戶的建築物有著科林斯式的石柱，顯得非常雄偉。從這張攝於1882年左右的照片來看，當時的外國人居留地，只有橫濱和長崎能與之相比。 一 從未損失過一條船，打過一次敗仗的日本，曾將中國的勢力摧毀過，造成了一個新朝鮮，將伊自己的領土擴大了，使東方的政治方面，全部變了顏色。這種使人驚奇之處，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驚奇的卻在心理學方面；因為這代表著一種極大力量的發展，從來為國外所不知道的——是一種程度很高的力量。心理學家都知道，所謂「西方文明的採取」，三十年來對於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腦筋中，素來所沒有的，並沒有加添什麼。他也知道這在日本民族心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並不能算作一種突然的變化。所有的變化，都不是在三十年中所造成的。轉運來的文明，工作得要比較的慢些，必須要有數百年的光陰，才能產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學上的結果來。 外國人在日本合影 從明治中期開始，很多西方人來到日本，他們帶來的西方文明加速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 日本傳統舞蹈 這種傳統舞蹈以手部動作為主，五個舞者身上綁著緞帶，以便能夠更清晰地表現出手的動作。 就在這種光明中，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國家，而在伊「西方化」的全時代中，最奇妙的乃是伊的民族腦筋，竟能擔任得下這樣重大的一個震動。可是在人類的歷史上，事實固然是這樣了，究竟在實際方面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這無非將已有的思想之機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組罷了。在千萬個勇敢的少年心思看來，便是死也不要緊。西方文明的採取，並不像一個沒思想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容易。這是很明白的，代價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頓，只在民族顯出特種力量的趨向上得到良好結果。因此，西方實業發明的應用，在日本人的手掌中，顯出了極好的成績——根本著他們民族所熟習的種種技術，產生了卓越的結果，許多年來，另是一種面目，格外的精巧。沒有什麼變化，——至多不過是將舊能力改成了新能力，達到了較大的範圍。種種科學的職業，也可見出同樣的情形來。有幾種科學，例如藥學外科（世上沒有比日本人再好的外科醫生），化學，顯微鏡學，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適合的；在這些事上，成績的驚人，世人已有口皆碑了。戰爭時和國家有什麼大事業時，他們更顯出了奇妙的大能力；不過在他們的歷史中，他們最著名的，還是他們軍事政治的大能力。然而外國的趨向，對於他們的民族性，並沒有成功什麼偉大之處。例如在西方音樂、西方藝術、西方文學這許多研究方面似乎不過浪費光陰罷了。（在某種有限制的意義上西方藝術已經影響了日本的文學和戲劇；不過影響的性質，卻證明了我所說的種族的差異。歐洲戲劇為了日本舞台改形了，歐洲小說為了日本讀者改寫了。文學的迻譯是不很注意的；因為原來的事實、思想和情緒，對於普通的讀者和觀者，都得不到了解。情節是選取的；情感和事實就完全的改變了。「新馬格大連」（New Magdalen）成了和一個「穢多」結婚的日本少女。囂俄的《哀史》（Les Mirerables）成了一個日本內戰的故事；而恩茄拉斯（Enjolras）便成了一個日本學生。出於例外的略有幾種，其中有那《少年維特（Werther）之煩惱》照文字上翻譯而得到顯著成功。）這些事情，對於我們的情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他們日本人的情緒生活卻沒有這樣的重要。每一個切實的思想家，都知道個人的情緒，要用教育來轉變是不可能的。想像那一個東方民族的情緒性格，會能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轉變的，那簡直不合理。情緒生活，比理智生活更根本，更深刻，決不能因環境的改變，而有所突然的不同，正像鏡子的表面不為種種反映所改變一樣。所有日本所以能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成績的原故，都不是自己的轉變；那些想現在的日本在情緒上已比三十年前更和我們接近了的人，完全不知道科學上確切不可移的事實。 五重塔下的京都街道 這張珍貴的照片以著名的五重塔為背景，街道兩邊商店林立，是少有的圖片資料。幕府末期，一次奇怪的大火燒毀了京都近三萬家商店，後來才慢慢重建起來，1877年才恢復到照片上的這種規模。 同情是為理解所限制的。我們同情的程度，以我們的理解為標準。一個人可以想像他對日本人或中國人表同情；但是同情的程度，決不會超出普通情感生活中幾點極簡單的小範圍——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幾點。更複雜的東方感情，是由祖先的和個人的經驗結合而成的，和西方生活並沒有真正顯著的連帶關係，因此我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們。反過來說，日本人，雖然他們願意，也不能給歐洲人以最好的同情。 日本藝伎 藝伎是日本文化的一種象徵，她們臉上塗著厚厚的脂粉，從小就要接受嚴格的舞蹈、樂器和儀態談吐的訓練。藝伎實際上是一種藝術表演者，以自己的高雅風度讓客人徹底放鬆。 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終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緒（兩者本是混合的）生活的真面目，一方面他也始終要想像日本生活比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渺小的。這固然是文雅，這固然含著極為珍貴，極有趣味的可能性，可是這又何等的渺小，比較起來，西方生活似乎是超自然了，因為我們必須判斷著可見可量的實物。這樣判斷起來，西方和東方的情感與理智方面，是怎樣一個不同的對照呀！日本京都街上，無非是輕飄飄的木頭建築，而巴黎或倫敦的大道上，則到處非常的堅實，是常見的事。試將東方和西方對於它們的夢想、願望和感觸所發表的言論和著作，加以比較——天主教大禮拜寺之與神道教廟宇，凡提（Verdi）的歌劇或華格納（Wagner）的三幕劇之與藝妓的登場，歐洲敘事詩之與日本小詩——在情緒的卷帙、想像的能力、藝術的綜合這種種方面，相差的距離，真是不可以道里計！ 真的，我們的音樂實在是近代的藝術；不過回顧著我們的已往歷史，創作能力上的分別，不是不顯明的，——不一定是在有雲母石的圓形劇場，和屬地遍天下的偉大的羅馬時代，也不一定是在雕刻達到神聖，文學達到絕頂的希臘時代。 京都金閣寺 這座寺院原為足利義滿的北山別墅，根據遺言在他死後改建為鹿苑寺院，寺院的一部分保留至今即是金閣寺，由於當時寺院主體建築舍利殿的外牆全部貼有許多雅致的小金箔而得名。1950年曾經燒毀，五年後重建。 由此，我們可以談到日本勢力突進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實了。伊在生產方面和戰爭方面所顯出來的那種偉大的新力量，所有物質的表征在那裡呢？沒有什麼地方！我們在伊的情緒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的，在伊的實業和商業生活上也找不出，——偉大！土地還是和從前一般；它的表面上，因明治維新而增加起來的並不算多。小規模的鐵道和電杆，橋樑和隧道，在那歷古以來青蔥滿目的原野中，差不多沒有誰能注意到。所有的城市裡，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份的外國人居留地之外，要想在街上找出那並列成行的綠樹，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蹤，也很令人難得。你可以作深入內地二百里的旅行，你決不能看見什麼新文明的大發展。你也不能在什麼地方找出巨廈巍峨的大貨棧，以示商業的雄心，也不能找出基地數十畝，用著機器的大工業。一個日本城市，還和十世紀以前一般，僅僅比了竹籬茅舍的村野略勝一籌——的確是風景美麗的，和紙糊的燈籠一般，玲瓏而脆弱。不論何處，沒有什麼大的擾動和喧嚷，——沒有熱鬧的交通，沒有隆隆之聲，與轟轟之音，沒有急如星火的匆促。倘使你願意，你在東京城裡也能享受到鄉村的生活。這種使人看不見或聽不見的新勢力，現在正在威嚇著西方的商業，改變著遠東的地圖，不禁令人發生著奇異，我甚至要說妖妄的感覺。當你跋涉了數里的寂寞長途，到了什麼神道教的庵宇，而所見的只是空虛與孤零時，你差不多就要感覺到，——只是一件渺小荒涼的木建築，在千年的暗影中發著微斑。日本的力量，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樣，用不著什麼巨大的物質宣示；它們的所在地，就是那不論那一個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在那「民族的靈魂中」。 公園街大樓 於1899年建成的公園街大樓曾經是紐約市早期的一幢摩天大樓，在建成後近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樓。 二 我默想起來，一個大城市的記憶，就回到了我的腦筋里——是一個壁壘聳天，鬧聲如海的城市。那種鬧聲的記憶先迴轉來，然後是看見的景象。一條深壑，那是一條街；嵌在群山之間，那是房屋。我倦了，因為我在那些石工所造的峰巒中，已經走了許多里路，已經好久沒有踏著一片土——只有石片——已經沒有聽到什麼別的，只有暴亂的轟雷，在那極大的街面之下，我知道另有一個非常的空闊世界：組織重重，千頭萬緒，管理著水和汽和火。街的兩邊，有許多窗戶層層的屋面高高的對峙著，——這是遮住日光的建築之懸崖。上面慘澹的一片青天，被密密的蛛網割得粉碎，——這是數不清的電線網。右邊那一區宅子中，住著九千個靈魂；房客們每年所付的租金是一百萬元。稍遠的一區所值的錢，總在七百萬元以上，這樣的區域，也不知有多少。鋼鐵梯和水泥梯，銅梯和石梯，裝著最重的欄杆，扶搖直上，高至數十層，可是從來沒有足跡踏到它們過。用著水力，用著汽，用著電，人人上下自如；對於肢體的應用，這些高度太眩人了，距離太大了。我的朋友，住在相近的一個巨宅十四層樓上，房金是五千元，從來沒有踏過他的梯子。我因為好奇心的原故，就獨自步行著；如果正經的講，我是不應該步行的：空間太闊了，時間太寶貴了，對於這樣慢慢的努力，——人都是用汽力從這地到那地，從家到辦公室的。高度太大了，聲音傳不到；命令的授受，都是藉著機器。藉著電氣，遠遠的門戶開放了；輕輕的一觸發，百間屋裡都亮起來熱起來了。 神戶港 神戶港歷史始於1868年，是專門為西方人而開闢的通商口岸，岸邊外國領事館和商社雲集，圖片顯示的是1878年時的情景。 所有這些巨大，都是艱難的，令人目瞪口呆的；這是達到堅固耐久的利用目的，應該用著科學力量的巨大。這些高樓大廈，商店工場，不論是描摹得出或描摹不出的，都不是美麗，不過是不祥。誰感覺到這些創作它們的巨大生命，是沒有同情的生命，這些發揚的浩漫力量，是沒有憐惜的力量，誰也要感到沮喪的。它們是新實業時代建築的宣示。車走如雷聲，人足和馬蹄如暴風，沒有一些休止。問一句話，必須儘量的呼喊，被問者方才能聽得見；在那樣高壓力的聲浪傳達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必須要有經驗。不習慣的人，免不了要有住在狂風大浪，驚波怒濤中的感覺。可是所有這些都還是個秩序。 怪奇的街道，借著石橋網橋，跳過了江河，跨過了海口。目力所極的地方，桅檣紛紛，繩索成網，將那石工造成如懸崖絕壁一般的岸邊遮得密不通風。森林中的樹木，樹木的枝幹，比了那樣令人目眩心駭的長杆短橛，真顯得貧薄，真顯得稀疏。可是所有這些，都還是個秩序。 三 總而言之，我們的建築要耐久，而日本人則要無常。在日本普通用物中能有耐久觀念的，實在沒有多少。每次旅行的途程上，草屨破了又換了；身上的衣服，用幾塊布松松的一縫便可穿著，簡單的一拆便可浣洗；旅邸中的新客人，每次可以用到新筷子；窗戶上和牆壁上的糊紙，只顧目前之用，一年至少換兩次；蓆子每年秋天換一次新的；——所有種種這些事情，不過是日常生活中無數小事物的略舉一二，都可以顯出他們的無常。 一個普通日本住所的故事是什麼呢？早上，我離家走過那下一條街和我所住的街交叉處，我看見幾個人在那邊一塊空地上，將竹竿豎了起來。五小時之後，我回來了，我看見那原地上，已有了一座二層樓房屋的骨骼。明天下午，我看見牆壁差不多要完工了——爛泥和蘆笆。傍晚時光，屋頂已經完全蓋好。又明天上午，我看見蓆子都已鋪好，裡面的粉飾也已完工。五天之內，這房子就完全造好。固然，這是一座便宜的宅子；比較優美些的，免不了還要多費些時間。不過日本的許多城市，大部份都是這種普通房屋組織成的。它們既便宜而又簡單。 我第一次注意中國式屋頂弧形，猶存遊牧時代篷帳的遺蹟，我已記不清在什麼地方了。這個思想，常常纏擾在我的心中，自從我已忘卻了所從找得的書本以後，我第一次在出雲看見了神道教古廟的特殊建築。在它的山牆和屋檐上，都有奇異的十字形的突出物體，這時候，我才突地記起了那書中所說來源恐非遠古的話頭。不過，在日本，除了許多原始建築的傳說以外，還有許多關於民族方面遊牧祖先的傳說。不論何時，不論何地，要找得我們所說的堅固，完全是不可能的；在日本人的外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似乎都留著無常的特性，除了農民的古服，和他們用具的式樣，其中大多數已竟完全消滅了。看了這種事實，格外可以使我們大膽的說，每一個日本城市，在三十年之內是一定要重新建築過的。有幾處廟宇，和若干少數巨大的炮壘，可以作為例外；可是按著通例，日本城市即使不變更它的形式，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就要變更它的實質。火災、地震，和其他種種原因，固然是造成這種景象的一部份理由，然而主要的原因，便是所有房屋的建築並非是傳之久遠的。平民都沒有祖遺宅基。最寶貴的地點，不是出生的地方，乃是埋葬的地方；除了死人長眠之處，和古廟的殘址以外，永久的地方是很少的。 橫濱劇場街道 在日本的許多城市街道邊，都常見這種用木頭和蘆席搭成的兩層房屋，有著中國式的屋頂，既簡單大方又造價低廉。 土地的本身，就是無常的土地。河流時常變遷，海岸時常遞嬗，而平原也時常起伏；火山的高峰，一會兒高，一會兒碎；石熔山崩，填滿了幽谷；湖泊則忽隱忽現，甚至那舉世無雙的富士山，它那白雪皚皚的奇蹟，為數世紀許多藝術家感興的焦點，據說自從我到日本後，已經微微的變過樣子了；至於在這短短時期中，完全變過形態的山嶺，更不在少數。只有土地上一般的情形，自然界一般的狀況，和時季的一般個性，還總算依然如故。就是風景的美麗，也往往變幻不定——是一個五光十色，煙籠霧搖的風景。在這群島的歷史中，只有熟習於美景的人，才能知道出岫的閒雲，怎樣的會將那已有的真正異象加以何種別的變態，預料著將來還有些什麼別的幻景。 京都三十三間堂 公元1164年，平清盛奉命建造了蓮華王院，後一度燒毀，1265年重建，因正殿內由三十三根立柱支撐而又名三十三間堂。在長約一百二十米的殿內，以正殿中央的一尊九面千手觀音坐像為中心，一千零一尊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千手觀音立像沿兩側一字排開，氣勢奪人。 諸神確是存在著，——依依於他們的山居，在林間的微光中，散布著幽幽的宗教威嚴，或者是因為他們沒有形體的罷。他們的廟宇，像人類的居處一樣，是不曾被人遺忘的。不過每一個神道教廟宇，在相當的時間中，必須要重新建築一過；那最神聖的一伊勢的廟宇——按著舊風俗，每二十年必須拆毀一次，將它的木料切成千百根小塊，分給香客們，以為靈物。 佛教，帶著它那博大精深的無常妙義，經過了中國，從亞利安印度來了。第一次在日本的佛廟建築家——另一種族的建築家——建作得很好，看了鎌倉地方許多世紀以來還存留的中國式建築，便可以證明，而那曾經圍繞他們的大城，現在則要找尋一些殘址遺蹟，也不可得了。可是佛教的心靈上勢力，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叫人類的心思喜愛著物質的穩固。它的教訓，說宇宙是個幻妄，人生不過是無盡路上的略一駐足，人生事事物物所接觸的，都充滿著悲苦；只有將每個欲望——甚至是涅槃的欲望——壓下去，人生才能達到永久的和平，的確是和那較古舊的種族情感相諧和的。雖然人民並不向著那外國信仰的精深哲學作多量的接受，而無常的教旨必定早就使民族性格受大影響了。它解釋了，又安慰了；它恰與新力量，勇敢的去擔任所有的事情；它將種族的癖性，忍耐，加以鼓勵。甚至在日本的藝術——在佛教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倘然不是真正創造出來的——上，無常的教旨也留著它的痕跡。佛教的教訓說，世界是夢幻泡影，是石火電光；不過它又教人怎樣壓伏那變化無定的夢幻印象，怎樣將那些印象和那最高真理的關係，加以解釋。他們學得很好。在那春花煥發的燦爛中，在那蟬聲嘒嘒的去來中，在那秋葉的殘紅中，在那白雪的純美中，在那風雲的變幻中，他們看見了永久意義的古寓言。即使是他們的災難——水、火、地震、瘟疫，——也時常將那永久虛空的教旨宣示給他們。 富士山 屹立在本州中南部的富士山（Fujisan）是日本最高的山峰，山巔終年白雪皚皚。富士山被日本人民譽為「聖岳」，是日本民族的象徵。 伊勢神宮 在日本所有神社中級別最高的是伊勢神宮，供奉著天皇家族祖先、日本的開國之神天照大神的神靈，有「聖地」之稱。從公元690年起，伊勢神宮每二十年重建一次，這是1890年伊勢神宮進行了第五十六次重建後的模樣。 「一切存在時間中的萬物，都要滅亡。樹林、山嶺，——一切這樣存在的東西。一切有欲望的萬物，都在時間中產生了。 日與月，帝釋天自己，和他一切侍從之群，都須滅亡，沒有例外；沒有一個能夠持久的。 起初萬物都確定了；最後它們都分開了：不同的結合，引起了別種的材料；因為在自然界中，沒有永遠一致的主義的。 一切形形色色的萬物，必至老境；形形色色的萬物都是無常的。甚至一粒胡麻子，也並不是那種永久的實物。一切都是暫時的；一切都備具著分解的本性。 一切形形色色的萬物，沒有例外，都是無常的，不穩定的，無價值的，定要分開的，解散的；一切都是一霎那的海市蜃樓，幻象和泡沫。……。即使所有陶工所制的土器，結果都要被打破，人的生命也要如此結束。 對於事物本身的信仰是記不起，說不出的，——這既不是有，也不是無：無論兒童和無知的人，都知道這個。」 鎌倉鶴岡八幡宮 1191年開創了鎌倉幕府的武將源賴朝，擴建了鶴岡八幡宮，作為古都鎌倉的象徵。石階上方是正殿，左下方是神樂殿。 誦經的隱士 佛教對日本文化有相當大的影響，它「格外的滲透了遠東人民的全部心理」，「影響了差不多每一種行動」。此圖取自《蓮華經》。一位幽居世外桃源的隱士，意態閒適，手持佛經，口中似念念有詞，一派怡然自得的樣子。 四 現在，這實在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就是我們來研究，民族生活中這樣的無常性，這樣的渺小性，倘使是沒有什麼相當的代價的。 沒有別樣東西，比了那種生活的流動性最為顯著的了。日本人民代表著一種分子，永遠運行不息的媒介物。它的活動力，就在它那特具的本身。它比了西方人民的活動力更是大而向外發展，雖然在各點之間，比較的要微弱些。它也格外的要近於自然，——自然得不能在西方文明中存在著。一個歐洲人和一個日本人的相對動性；可以將什麼顫動的高速度和什麼低速度，兩者中間的比較表示出來。不過那高速度，在這樣的比較中，也許要代表著那應用的人為力量的結果，比較稍慢的顫動則不然。這種分別的意義，不但是表面上能看出來的幾件事。在某種意義上美洲人想他們自己是大旅行家，也許是對的。在另一種意義上，他們確是錯誤了；在美洲的人以旅行家而論，不能和在日本的人兩相比較。當然我們研究人民的相對動性，必要想到那大群眾，工人們——不僅是小小的富人階級。在它們自己的國里，日本人真是不論那一種文明百姓中最偉大的旅行家。他們之所以為大旅行家，是因為他們即使是在山嶺重疊的境地，他們也不顧什麼險阻，要旅行過去。最會旅行的日本人，並非那種需要鐵道或汽船帶著他往來的人。 滑竿 這種由兩根棍子加把椅子做成的簡易工具是日本古老的交通工具，看起來很像改裝後的擔架，據說在平安時代，朝臣們就坐著滑竿出門。直到1898年還能在大街上見到它們的身影。 在我們中間的平常工人，比在日本的平常工人，要自由得少些。他之所以少自由，乃是為了西方社會更複雜的組織，它們的力量都是趨向著團結和凝固的。他之所以少自由，乃是因為他所倚以為生的社會的和工業的機器，使它適合了它所需要的特殊條件，其中需要著若干特別的和人為的能力，須將若干別種天生的能力耗費。他之所以少自由，因為他必需生活到一種標準程度，而這程度則使他僅僅用節儉的方法，就始終達不到經濟獨立的地位。他要達到這樣的獨立，他必須比那成千個同是渴想求得自由的額外競爭者有那更大的額外性格，和額外材力。因此，簡單說來，他之所以少獨立，那是因為那文明的特性，使他那不需機器或大資本幫助的生活本能，漸漸萎縮無用了。這樣人為的生活著，意思就是獨立運動的能力遲早之間終必失去。一個西方人行動之前，他有許多要考慮的事情。在日本行動之前，他就什麼事也不必想到。他不過毫無困難的離開了他所不喜歡的地方，來到了他所喜歡的地方。沒有什麼事物能夠阻制他。貧窮不是阻礙，不過是刺激。他沒有阻礙，有則他於數分鐘間便能解決它。距離對於他沒有什麼意義，大自然已經給了他完美的兩條腿，每天能帶著他走到五十里以外，而不覺得痛苦。給了他一個胃，它的化學作用能從歐洲人所不能倚以為生的食物上吸收到巨量的滋養料；給了他一個體質，不怕什麼冷熱乾濕，因為不合健康的衣服，過量的享樂，在蘆簾低閣間火爐邊尋求暖氣的習慣，都與他毫髮無損。 信使 在明治初年，信使憑著兩條腿就能夠把夾在竹竿上的信送到任何地方去。 木屐店 日本人不分貧富貴賤都喜歡穿木屐，這家店裡的木屐用細繩穿著高高地堆在一起，就連橫樑上也掛滿了。 我們足上的穿著，照我看起來，所表示的意思似乎還不止平常我們所想到的。那種穿著，本身就代表著對於個人自由的阻礙。它甚至還表示著浪費；不過在形式上，它所表示的還有無窮的意義。它已將西方人的腳扭失了原形，使它再不能做它所做的事。體質上的影響，不是只限於腳上。在運動器官上，直接或間接受了什麼阻礙，它的影響就要達到體質的全部。禍害就這樣停止了麼？或者我們因為向鞋匠的殘暴屈服得太久了，便向那存在任何文明中最謬誤的習俗屈服了。那末在我們的政治中，在我們的社會倫理中，在我們的宗教制度中，也許就會有種種缺點，多少總和那穿著皮鞋的習慣有些關係。向身體上的束縛而屈服，一定要加添那向心思上的束縛而屈服的程度。 日本人中的男子——能夠得容易超過任何同等工業上西方工人的良工——始終很快樂的向鞋匠和成衣匠獨立著。他的腳看起來很好，他的身體很健康，而他的心是自由的。倘使他要旅行一千里，他能在五分鐘之內準備好了上路。他全部的行裝值不到七角五分錢，而他所有的行李則能放在一條手帕中。他能夠藉著十塊錢，不必工作的旅行到一年，或者他只要藉著他的能力工作便能旅行，或者他做一個香客，也便能旅行。你也許要說，不論任何野蠻人也能作這同樣的事的。是的，不過任何文明人是不能的；而日本人之為高等文明人，卻至少已不止一千年了。因此，他現在的能力恐嚇著西方的製造家。 攀登富士山 富士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聖地，只有身體和內心都純淨的人才有資格登臨。 我們實在太會將這種獨立的行動，和我們那種求乞走江湖的生活並作一談，要想得到這事內容的什么正確觀念。我們也以為這事和不開心的東西——不潔與惡臭——有些關係。可是張伯倫（Chamberlain）教授說得好，「一個日本群眾是世界上最香的。」日本的走江湖者，倘然他還有一分錢付得起應付的代價，他每天必定要洗浴一次，倘使他沒有錢，他就洗冷水浴。在他那小小卷包之中，有木梳、牙籤、剃刀、牙刷這許多用物。他永不會使他自己不舒服。他到目的地，他就會變成一個彬彬有禮的旅客，雖然穿著簡單的衣服，卻是淨潔無垢。（有好些評論，對於阿諾德（Sir Edwin Arnold）的說話，加以取笑，因為他說日本群眾的氣味，好像一朵風呂草（geranium-flower）的花。可是那比喻是對的！那香料稱為麝香，少少用一些，很容易給人當作麝香風呂草（musk—geranium）的氣味。差不多在不論那一個日本人聚會之處，其中也有婦人的，總免不了一些微微的香氣；因為衣裳是放在櫥屜內的，櫥屜里總有幾粒麝香。除了這種好氣味以外，一個日本人，是絕對沒有氣味的。） 披蓑執傘的武士 武士身披蓑衣，手撐雨傘，足踏木屐準備出門，雖然這只是明治中期用攝影棚再現武士的化妝攝影，但同樣也極具史料價值。 不必有家具，不必有輜重行李，只須有少少一些清潔的衣服，便能生活下去的能力，在生活的奮鬥中，比了日本民族所占的天然優越，格外能夠顯示出來：它也顯示著我們文明中的真正軟弱之處。他反映著我們日常需要上種種繁文縟節的無謂。我們必須要有皮、麵包和牛油；玻璃窗和火爐；帽子、白襯衫、羊毛內衣；靴和鞋；大箱子、皮篋、小箱子；床架、臥褥、被單和毛毯；所有這些東西，日本人都是用不著的，而且的確還是不用的好。思想一下看，西方衣著中，僅僅那很費錢的白襯衫一項，是何等的重要呀！可是甚至是細麻布的襯衫，稱之謂「紳士之徽章」的，根本便是一件沒有用的衣服。它既不給人溫暖，也不給人舒服。它在我們的風俗中，代表從前一個奢侈階級的什麼遺蹟，在今日呢，就和外衣袖管上的鈕子一般的沒有意思和無用了。 五 日本的文明，只是特殊的進行著，伊並沒有作過什麼真正的大事物留下什麼大記號。它固然不能永遠這樣進行，可是他所進行的，已得了驚人的成功。日本，廣義的說來，是在不用資本而生產著。伊已變成工業的，但沒有變成完全的機械的和人為的。極大的稻米，收成是從數百萬極小極小的田地上種出來的；絲綢的收成是從數百萬貧苦的家庭里養出來的；茶的收成是從數不清的寸土尺地栽出來的。倘使你到了西京，問那世上最偉大的磁工之一，就是他的產物在倫敦和巴黎比在日本格外著名的這個人，定些什麼貨，你就可以看見那製造的工廠，不過一座木製的小舍，為不論那一個美洲農夫所住不來的呢。七寶燒（cloisonné），名磁花瓶的最大製造家，他也許要將五吋左右高的東西向你討價二百元，而他的製造工場乃在一座六個小房間的二層樓之後。在日本製造出來，著名於英帝國各處的最好的絲帶，是在一個造價不到五百元的房子裡織出來的。那工作當然是手織的。可是用機器織的工廠——織得那樣的好，超出了大範圍的外國工業——除了極少的例外以外，很難得為人重視的。它們不過是長而輕，一二層的草舍，所費的錢差不多和我們布置一處木製的馬房相似。可是像這樣的草舍，卻能產生賣到全世界去的絲綢。有時只要略加問詢，或者聽聽那機器隆隆之聲，你就能辨別出一個工廠和一個舊式的屋敷（大房子）或一個舊式的校舍來，——如果讀得出園門上的中國字，那就格外好了。也有幾處大的磚瓦廠和釀酒廠，可是即使它們已很接近著外國人的居留地，它們似乎還是和所有的景色不調和的。 紡線織布 農婦正在自己家的庭院裡做織布前的準備工作。 我們自己在建築上的怪物，和我們機器的巨廈，都藉著工業資本的實用，一一的完成了。可是這種完成在遠東卻找不著；的確，建築他們的資本也找不著。而且即使再過數十年，在日本的金錢勢力已有了相當的組織時，要想有這樣相當的建築，也不是容易的。即使是二層樓的磚屋，在那著名的商業中心地，也發生了不好的結果；時時的地震，似乎就判定了日本的建築只好永遠的簡單。這裡的土地，總是反抗著西方建築的安放，有時甚至還要將鐵道線推出了平面，弄得不成樣子，反對著新式的交通方法。 不單是工業方面，保留著這種未完成的狀況，政府的本身也顯示著相同的地位。除了皇位以外，沒有什麼是固定的。永久的變更是和國家的政策一致的。部長、地方官、監督、稽查，所有高級的文武官員，都時常在說不定的短時期中遷徙不定。較小的官職，則每次政潮一來，就弄得紛紛四散。我第一年在日本所住的那一處，五年之內換了四次長官。在戰事發生之前，我留在熊本的時候，那樣重要的地方所發出來的軍令就變更了三次。國立專門學校，在三年之內，則換了三個校長。很特別的，在教育界中，這種變更的迅速，非常可驚。就在我自己的時期中，教育部長換了五次，而教育政策的變更則尤在五次以上。二萬六千個公立學校都和地方議會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沒有什麼別的影響，只為了議會中有所變更，也便時常隨著而有所變更。校長們和教員們，從這一處往那一處團團的轉著。勉強三十歲以上的男子，國內各處差不多都已教過的，也大有人在。在這些情形之下，任何教育制度而能產生任何大效果的，簡直是個不可思議。 磚瓦店工人合影 一家工廠的全體工匠聚集在燒瓦的爐前合影紀念，在日本建築中，對瓦片的需求很大。 我們總要想穩定這件事，對於所有的真正進步，所有的大發展，多少總有些關係。可是日本卻已證明了，極大的發展，即使完全沒有穩定性，也是很可能的。在種族性中，可以得到解釋，——是一種比我們自己的種族性相反的多方面的種族性。一致的行動，一致奮發的全民族，已趨向著大目的移動著，使四千萬人的全數，都受統治者的意思所陶冶，就好像沙和水為風所改形。這種改形的順從是屬於它靈魂生活的舊地位的——是很難得的不自私和完全的信仰所造成的舊地位。為了民族性，為我的個人主義的失去，已成了國家的救星；已使一個大民族，能反抗著大困難，保存了它的獨立。因此日本應該好好的感謝伊的兩大宗教，是伊那道德力的創造者和保存者：一是神道教，它教訓一個人，在想到他的家庭和他自己之前，要想到他的天皇和國家；一是佛教，它教訓他降伏煩惱，忍受痛苦，並以愛好之物的消滅，和恨惡之物的苛酷，當作永久的定律。 淺草觀音寺 在日本，佛教的信徒們堅信人的今生取決於他前世的行為，如是因結如是果。只有通過對自我矛盾衝突的克服，世人才能達到安定超脫的境界。圖為淺草觀音寺，它是東京地區最古老的寺院。 目前有一種僵硬的趨勢，很可以看得出，——這是變化中的一種危險：要弄到那中國貧弱之原的官僚化地步的。新教育的道德效果，抵不了物質效果。「個性」的需要，在純粹自私的意義中，將不再反對著下一世紀的日本人。甚至學生的論文，也已經有了新觀念，將理智力當作不過侵略的武器，和個人主義的新激刺。有一個人，在他心裡還有一些佛教的殘痕，寫道，「無常是我們的本性。我們時常看見昨天還富足而今天已貧窮的人。按著進化律這是人類競爭的結果。我們都不免於那種競爭。即使是我們本來不願意的，也不能不互相攻戰。我們用什麼刀劍來攻戰呢？用那為教育所熔鑄出來的智識之刀劍。」 哦，為「己」的培植本來是有兩種方式的。一種趨向著非常的發展，成為高貴的性質，另一種則表示著那愈少說愈好的事情。可是現在新日本正在那裡開始學習的，卻並不是前者。有些人相信人類的心性，即使是在一個種族的歷史中，也比人類的理智更有無上的價值，它遲早總要證明它自己，回答「人生的獅身女妖」（Sphinx of Life）的惡謎，綽有餘力，我便是這些人中之一。我仍舊相信，舊日本人比我們更接近那些惡謎的解決，因為他們承認道德的美麗比理智的美麗更是偉大。我現在抄下一段布魯尼底埃（Ferdinand Brunetière）教育論文的一段來作本文的結束： 穿和服執傘的外國女性 明治中葉，在日本的西方女性也偶爾會穿著和服拍照留念。 「倘使我們不將拉門奈斯（Lamennais）所說的幾句格言深深印刻在心裡，則所有我們在教育上的種種努力就將歸於徒然，那格言是『人類社會是建築在互相給與，或者人為人犧牲，或者一人為一切他人犧牲，這種種之上的；而犧牲則為所有真正社會的真正要素。』這就是我們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所沒有學習什麼的事情；倘然我們還一定要再入學校，我們可以再學習它，那總是道理。沒有這種智識，就沒有社會，也沒有教育，倘使教育的目的是為社會造就人。現在，個人主義是教育的仇敵，就像它也本是社會秩序的仇敵一樣。它也不會時常如此，可是它已是成為這樣了。它將不會永遠如此，可是它現在正是這樣。我們不摧毀它，——這或者要變成打倒一個極端，又入另一個極端的意思，——我們必須承認，不管我們希望將為家庭、為社會、為教育、為國家，作些什麼事，只有反對個人主義，大功才能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