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山梨稻川的學問

這次山梨稻川先生百年祭活動，主辦方邀我就山梨稻川先生的學問作一次講演，接受這個任務對我來說，實際上也是實現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願望，因為我很早以前開始就非常崇敬山梨稻川先生。明治三十三年七月我來到大阪，當時得到了稻川先生碑文的拓本才了解稻川先生，稻川先生的碑現在寶泰寺，由松崎慊堂先生撰文，狩谷棭齋先生書寫的。已故的角田勤一郎君寫過一本《稻川遺芳》，我在大阪時，與角田君同時供職《朝日新聞》，角田君有一部《稻川詩草》，所以把這部書借來了。在此之前，曾讀過俞曲園的《東詩草》，了解先生一部分的詩，借來角田君的那部《詩草》，讀了先生全部的詩作，令我非常佩服。這樣我就又有了讀碑文中提到的《文緯》以及其他著述的想法。明治四十四年我去京都，那年第一次見到置鹽棠園先生。見到先生時談到了這件事，先生說他讀過原稿本，還知道抄本現在何處。當時的談話獲益良多，第二年也就是明治四十五年正月，我在名古屋的一家名叫其中堂的書鋪淘得一部《稻川詩草》，這件事我在《本道樂》中也提到過。當時淘得的《稻川詩草》中少了一冊，我突然想起見置鹽先生時，先生提到過自己收藏的《稻川詩草》中有一部分是重複的，自己所缺的那冊該不會正與先生所收藏的重複，於是馬上給先生寫信，果然正是重複的那冊，先生把它寄給了我，自己的那部書得以完美無缺，我感到非常高興，心滿意足，當時還作了一首並不高明的詩發表在《朝日新聞》上，這件事我也寫進了《本道樂》。 因為這些緣由，我很早以前就已經了解了稻川先生，但一直沒有機會拜讀他《說文》研究方面的書，這是他最重要的著述。只是聽置鹽先生說過，那部書還在，如想辦法總能夠讀到。之後，十年過去了，其間一個意外的機會使我得到了稻川先生文章的草稿。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早先的同事谷本博士把一個名叫久保的老人抄寫的稻川先生各種著述拿到我這裡，說是他讓一個熟人拿來看看，因專業不同，又讓我看之，我一看，自己期盼多年的稻川先生著述竟大體都收入其中，真是喜出望外。這部書後來就留在我處讀了一年，谷本先生再來時，說這部書可以捐獻給一個合適的地方，這樣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了，於是就想到捐獻給大學保存，同新村博士(1)一談，他們決定接受捐獻，這就是這部書被京都大學收藏的由來。我曾經考慮過什麼時候好好地研究一下這部著述，但後來一直無法定下心來，研究也就作得很不充分。好在以前已經通覽過一遍，大致清楚先生的治學之道。不過，我所了解的也只是大體上的情況，如果要對細密之處加以評述就不容易了，我是難以勝任的。今天我所談的如果對大家理解先生治學之道有所幫助的話，我就很滿足了。談先生的學問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那是在日本未曾有過的學問，在先生之前，沒有一個人作過那樣的研究，先生之後，也沒有人作過那樣的研究，所以在今天可以說是絕學。當然，單就《說文》的研究而言，從當時一直延續至今，現在還有這一學統的學者，但以先生那樣的治學方式做學問的人是沒有的。因此，關於這一點，我擔心自己所講的能否讓大家理解，姑且先從學問的大體內容開始談起吧。 先生的學問總的說來就是從音韻角度研究《說文》。中國也有單從音韻角度研究的人，但先生還考慮到造字的起源。在中國，《說文》中有關音韻的學問與有關字形的學問是分開的，而先生是把兩者合而為一進行研究的，這是稻川先生《說文》研究的特別之處。所以，在研究先生《說文》的學問時，不把兩者放在一起考慮是不行的。這一點是先生的長處。在當今資料非常充足的時代能夠這樣做是不足為奇的，但在當時資料非常缺乏的時代，如松崎慊堂在碑文里所寫的那樣，駿府是名府，但學問並不興盛，是個書本很少的地方。況且先生生活貧寒，沒有機會讀到那些並非常見的書籍。在這種狀況下，能從音韻、字形兩個角度對《說文》進行研究，倘若沒有一個非常睿智的頭腦是無法做到的，這也正是他的天才之處。 談到《說文》，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公元二世紀初葉中國的一部字典，在全世界的字典中恐怕也算是古老的。編纂這部字典的是一個叫許慎的人，非常有名。在當時，這部字典就很有特色。在其之前，中國也有可稱作字典的書，有一部分保存至今，主要是訓詁之類的書。中國古老的字典分為字形、訓詁、音韻三類，在中國研究這類學問稱作小學，組成小學的三要素就是字形、訓詁、音韻。許慎《說文》之前的字典多為訓詁，即詮釋文字的意思。在與許慎同一時期或稍後一些時期，出來一部叫《釋名》的書，其也是一種字典，是大致上從音的角度考察字義的字典，但有的地方根據相同發音解釋得很牽強。而許慎的《說文》字形、訓詁、音韻三者兼而有之，在當時編纂得非常完整。這部公元二世紀問世的字典在當時的中國得到學界非同一般的重視，尤其是到最近的清朝，作經學研究必須研究這部古老的字典，研究古文字字義、古文字發音，這種做法恰巧與現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西洋古典相似，所以研究中國的古典必須要懂得中國古代漢語的意思。要懂得中國古代漢語的意思，就必須治古字典《說文》的學問，明代後期就已經出現了這種傾向，到了清代這門學問就非常盛行了。 因為這個緣故，《說文》研究在中國得到特別地重視，但是在日本，在山梨先生之前還沒有這一專門學問。徂徠學以古文辭為主，徂徠也認為，讀古典必須要懂得古代語言。徂徠的古文辭仿效的是明代詩文流派，明代有著名的李王七子(2)，他們寫三代秦漢人那樣的文章，作盛唐人那樣的詩歌，徂徠仿效的是李王七子那種擬古做法，但能把古文辭應用於李王七子從未考慮過的經學、諸子之學研究卻是徂徠的發明。徂徠還關註明末時期人的音韻以及古文字的學問，他讀那些研究楊慎（升庵）的古韻書籍、方以智的《通雅》(3)，從中獲得古音韻研究之緒。但是徂徠並沒有做到能從根本上研究《說文》的地步。只是因為要治音韻之學，必須要懂得中國的音，所以徂徠自己也研究中國的音。當時他先是通過長崎的譯員研究清朝時期中國的音。徂徠的門人太宰春台等人也認為不懂中國音無法進行音韻研究，這影響了一個名叫文雄(4)的僧人，他寫出了一本題為《磨光韻鏡》的書。這樣徂徠一派中就出現了只研究中國音、根據中國音研究《韻鏡》的人。後來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本居的著述《字音假名用法》、《漢字三音考》問世，本居從日本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將其觀點化為了研究方針。他認為，今天中國的音不是中國古代的音，遺存在日本的字音才是中國的古音，遺存在日本的漢音、吳音，尤其吳音是最古老的中國音，其次才是日本的漢音，今天的中國音中完全失去了其古代的音。這是本居的不凡之處。這個看法極大地影響了山梨先生，山梨先生在他的著述中作了與本居同樣的論述。日本的音韻學出現了《韻鏡》的研究者，但在此之前還沒有出現過古字音研究者。 現在我們還不清楚山梨先生是否讀過明末清初顧炎武的《音學五書》（《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顧炎武是中國古音研究的大家。在其之前還有明代的陳第(5)，這個人也是研究古音的，不過此人同山梨先生關係不大。先生說其根據《說文》研究古音是在讀了顧炎武的《唐韻正》、《詩本音》後想到的，這應該是事實。不過在比山梨先生稍早一些時候，除文雄的《韻鏡》研究之外，日本也有思考古韻問題的人，這就是大阪的中井履軒。中井履軒有兩本關於古韻研究的書，寫得都很簡單，一本是《諧韻瑚鏈》，一本是《履軒古韻》。中井履軒看來讀過陳第的《讀詩拙言》，他讀過楊慎、陳第的書，但沒有讀過顧炎武的書，所以在考慮古韻時仍是舊分部類，其部分法與顧炎武、山梨先生都不同，也不能歸於《說文》研究。在某些方面，山梨先生與履軒所做的工作相似，但不能說履軒在山梨先生之前已經作了與山梨先生相同的古韻研究。在不精於音韻學的人們眼裡看來，山梨先生所做的同履軒的工作相似，但若從內容來看，則完全不同，山梨先生的研究已具有真正現代的學術意義，而中井履軒則不然。 接著來談談山梨先生的著述。山利先生關於古音的著述大致有《古聲譜》、《諧聲圖》、《古音律呂三類》、《文緯》、《考聲微》。這些著述並不是內容相同，只是形式翻新，而是各有其不同作用。《古聲譜》所舉出的是作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資料，沒有這些資料就根本無法進行研究。其從經書以及其他書中摘出句子押韻的韻腳即韻字，該書使用了大量的書，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書就是《詩經》。這是古代的詩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書，首先是以其作為基礎，還有就是《尚書》、《易經》、《左傳》、《國語》、《爾雅》、《老子》、《莊子》、《禮記》、《楚辭》、《管子》、《孟子》、《荀子》、《急就章》、《文選》，從這些書中把押韻句子的韻字摘出來，一一舉出其出處。有一部漢代字典《說文》，其列舉出古代所有的文字，為研究這部字典，從前面列舉的書中摘出以字典中的字用作押韻的部分，編撰成《古聲譜》，以其作為根據進行研究。也就是說，以這些取自古老典籍的資料與《說文》這部字典統合起來進行研究。前面所提及的履軒的著述也恰好是《古聲譜》的做法，只有這一點其與《古聲譜》是同一徑路。履軒與山梨先生不同之處在於其沒有把《說文》作為根據，在思考古韻問題時也沒有讀到可資作參考的有價值的書，那些都是中國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沒有能找到如山梨先生那樣的正確的研究方法。 談到《諧聲圖》就不能不談到《說文》的研究方法。中國的音韻有平、上、去、入四聲始於南朝梁時，年代久遠，歸納四聲的書是《唐韻》(6)。真正的《唐韻》是近年被發現的一部古抄本，但那還不是該書的全部。如何研究《唐韻》，這部書的研究是要依靠《廣韻》來進行的。隋唐時期有一部《切韻》或稱《唐韻》，到了宋代經過增補，這就是《廣韻》。依靠《廣韻》這部書大致可以了解《唐韻》。《廣韻》把所有的文字分成二百零六韻，這是作詩的人基本上都了解的。但今天作詩使用的韻稱作平水韻，分為一百零七韻，而《廣韻》分為二百零六韻，這一點是不相同的。雖然有些繁雜，但不可不知，故列示如下： 以上二百零六韻為《唐韻》原部，標·的一百零七韻為平水韻，用於作詩。 最早四聲就是這樣劃分的。對此，顧炎武提出了新的看法。因為歷來的這種劃分方法同古韻不合，於是顧炎武以《詩經》、《易》中的韻作為材料對這個劃定方法進行了考訂。《唐韻》把平聲（上去二聲大體相同）分為五十七部，平水韻將其分為三十部，顧炎武將其分為十部，具體如下： 關於入聲如何配入十部，其劃分方法頗費苦思。同前面所示二百零六韻表相比，此劃分方法迥然不同。入聲的屋、沃、覺原與東冬江部相配，現一部分劃入魚虞部，一部分移入蕭餚豪部。從質到薛的十三韻原為第四部，現大部分劃入第二部和第三部，這種劃分方法變化很大，其對中國的音韻研究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山梨先生就是採納了這種劃分方法即劃分十部的方法，《古聲譜》這部書大體就是按照顧炎武的十部劃分法寫成的。中井履軒的劃分法是九部，這一點是不同的。以十部作為基礎，《諧聲圖》、《古音律呂三類》、《文緯》都是根據這種劃分法的。 那麼為什麼不利用《說文》呢？《說文》同《康熙字典》一樣使用的是部類劃分法。《康熙字典》和其他一般字典都是根據筆畫數從一字到龍字劃分開來的，但《說文》不同。《說文》也是從一字開始，其是根據十干十二支的文字即從一字到亥字劃分的部類劃分法。有關金類的配入金偏（旁），有關馬類的配入馬偏（旁），基本做法是根據文字的偏（旁）即從意思考慮，按部類劃分。而山梨先生的做法是從另一面的旁來考慮。任何人查字典都知道，例如《說文》或一般字典，要查仲字就從人部查，山梨先生則從中字，即從旁來考慮。《說文》中的字，也就是中國所有的字大體上都是偏表現其意思的，有人偏（旁）的與人有關，有馬偏（旁）的與馬有關，有金偏（旁）的與金有關。而旁則與其音有關。山梨先生首先是從音來研究文字的，所以他的研究是從文字的旁著手的。文字的旁有東字者大體上是東的音，如兩點水的凍字，木字偏（旁）的棟字，皆為旁的東字音。山梨先生的做法是，從字的旁著手，根據音進行部類劃分，這樣分成了十部。他的《諧聲圖》就是用圖譜表現由旁反映出的文字構成順序。東字的話，就把帶東的字列出，龍字的話，就把帶龍的字列出，這樣製作出一份字的圖譜。山梨先生的做法兼顧到兩方面，一方面是從部類劃分即根據字意劃分的方法，如馬字偏（旁）、三點水、火字偏（旁），另一方面則是與音相關的旁。 這樣一來，就又要考慮作為旁的字是由何而來的。譬如東字，在今天東字就是東字，對其無人深究，但在《說文》里，對此字形成的由來作了考證。東（東）字是有樹木、有日出才為東字，因為太陽從東方升起，故該字有了東的意思。《說文》就是這樣考證字的基本結構的。山梨先生在《考聲微》這本書里所寫的全都是這方面的研究。以東字為例，有的有兩點水，有的是木字偏（旁），這些字的字源是東，那東字的字源又該是什麼？許多今日沒有解釋的文字都需一一加以考證，於是就有必要著述《考聲微》《古音律呂三類》這兩部書。 《古音律呂三類》這部書把所有根據旁劃分的字製成表，通過制表可以知道有些字根據今天的部類劃分法無法妥當地劃分，部類劃分有些混亂。例如東字的韻現在有風（風）字，而風這個字原本與東字的音毫無關係。從字的組合來看，風字當為凡字附以蟲字，完全應該劃入第十部，但現在劃入第一部。把這類從中古時期音發生變化，混雜入不同部類的字現在全部區分開來。在這部《古音律呂三類》中，還根據今天的研究結果，把今天的音與寫《說文》時的音相同的字全部按照《說文》中的寫法用篆體書寫。過去理應劃入第十部而現在劃入第一部的文字用楷體書寫，山梨先生稱其為隸書，楷體也是隸書的一部分。還有先生自己補充的部分，其用朱色書寫。例如豐字，此字必須由上面的字與下面的豆字構成，但今日的《說文》里沒有這個字。山梨先生經過研究，用朱筆補上了字，當然這不是隨意補上的。在唐代一個叫賈公彥(7)的人所寫的《周禮疏》(8)中，是當作一種受尊的器具，但在今日的《說文》沒有此字。山梨先生從《周禮疏》中尋找出此字，把它補上。所補的字用朱色書寫。《周禮疏》是大部頭的書，能從中尋找出此字，其辛勞是不言而喻的。憑空推斷某一個字的存在與否，這種想當然的做法是不行的，每個字都必須出之有據，所以要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鉤沉稽疑，廣事搜求，其勞心之苦非同一般。即使中國人，也前所未聞。還有一種情況，其字一如古時，然音卻不同，如今日的鼉字。據山梨先生考證，此字上方為單，音當為タン（tan），然今日作徒何切，成為t（ta）音。由於此字與古時タン（tan）音不同，山梨先生將其作タン（tan）音在《古音律呂三類》中補上，其反切仍用朱色。如此煞費苦心才完成了這部《古音律呂三類》。 《考聲微》也是一部辛勞之作。這部書同《文緯》相關。《文緯》三十卷，舉九千字，以旁分部類，根據《諧聲圖》的文字圖譜把《說文》中的解釋全部收入進去，《說文》中沒有解釋而可資作參考的也儘量全部收入。後來又根據新的研究，不斷地加以補充，形成了山梨先生完整的《說文》研究體系。山梨先生不斷地吸收新的材料，利用這些材料加以研究，其成果就是這部《考聲微》。《說文》中如有紕繆，亦加以辨析。《說文》大約成書於公元二世紀，當時的《說文》傳至今日並非保持原樣，一成不變。古書都是經過多次抄寫，一再重版。今日《說文》最古的版本當為宋版，東京岩崎氏的靜嘉堂收藏有該書。這是近年日本從中國購入的，中國此書現已成絕版。這是一部最具價值的書，宋版大約是距今八百年前出版的。比其更老的是唐代的抄本。該抄本現僅存木部的部分，前年我在中國購得。因為是字典，出自需要，其中還標註上一些各個時代的發音。現在的《說文》是宋代初期徐鉉、徐鍇兩(9)兄弟校訂的，而在其之前即二徐校訂之前的版本是見不到的。近年來有人開始研究，徐鉉、徐鍇之前的版本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中國也有人在做這個事情。對這個問題，山梨先生也作過研究，這項研究也是山梨先生自己引以為豪的，他在《文緯》的總論中說，日本保存有連中國人都無法看到的書，自己依靠這些書進行了研究，他寫道： 我邦所傳隋唐古籍舊音、多存於今者，陸詞之為法言、彼土未晰也、東宮之有切韻、彼土不載也、至玉篇唐韻之古本、玄應逸琳之音義、彼士既逸、我邦獨存也。 山梨先生說，能在日本作這些研究是很幸運的。《玄應一切經音義》(10)這部書有二十五卷，慧琳的《一切經音義》(11)有百卷。玄應的《音義》中國也有人見到過，只有慧琳的《音義》在明治年間由我邦傳入之前，中國人無法見到。日本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在中國的《一切經》中無玄應的《音義》，而日本的《高麗經》、《一切經》中卻有該書，京都鹿谷的法然院將慧琳的《音義》付梓再版。這是唐代的版本，引用了很多古代字書，從《說文》中引用的也非常多。如果把從《說文》中引用的文辭與今日的《說文》作一對照，就會發現兩者時有不同。據此就可以舉出徐鉉、徐鍇校訂之前的《說文》與今日《說文》不同的證據。徐鉉、徐鍇校訂之前的《說文》真貌如何，這可以憑靠慧琳的《音義》進行研究，山梨先生所作的就是這項研究。當然這項研究也是山梨先生交際的收穫，是其去江戶同狩谷棭齋交往的結果。從《倭名鈔箋注》中可以看出，狩谷棭齋在小學研究中常常使用慧琳的《音義》。而山梨先生在《考聲微》中不時以慧琳的《音義》作為材料，他認為，「今日《說文》如此，慧琳的《音義》亦是如此，故此當為《說文》原說」。山梨先生完成了中國人因缺乏材料無法進行的研究，從這一點來看，《考聲微》是非常珍貴的。當然，重要的不僅只是對《慧琳音義》的研究，山梨先生博學洽聞，其埋身群書故紙堆中，廣事搜求，博採眾言，且一一作出見解獨到的評價。一部《考書微》足以窺見山梨先生學殖之深厚和史料運用手法之精巧。 總之，山梨先生的這些著述都是相互關聯，任何一本都是不可或缺的，其構建了先生說文研究、古韻研究的一個整體。關於先生的研究，還有令人驚嘆的一點就是對金石文的使用。在中國，把金石文作為古音研究的材料使用，尤其是漢代石碑文字的使用始於顧炎武。近年來，中國人將金石文字用於經學、小學研究已經非常普遍，山梨先生也使用這一類金石文的材料。但實際上山梨先生占有的資料少得可憐。他從極其有限的書中尋檢可資作利用的研究材料，並憑靠這些資料進行自己的研究。關於《說文》研究，山梨先生對徐鉉、徐鍇之前的《說文》細心考證，廣事搜討各種古典文獻中同文字相關的資料，尋覓金石文中的資料，傾力以求說文研究臻於大成。 關於對這項研究整體的看法，《稻川遺芳》也收錄了類似這些書中敘文的文章，其大體上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為什麼要研究《說文》？這次發表的《文緯》的凡例正好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稻川遺芳》中沒有收載《文緯》的凡例。根據凡例所載，歷來的觀點都是認為《說文》是一部關於文字的形的書。但山梨先生認為《說文》是關於古時的音的書。舉例來說，《說文》中有徐鉉的鉉字，此字從金作玄聲。類似這樣給各個字標註其聲後匯集到一起，於是就成了一部有條理的音韻書。由於其是為音韻而寫的，所以可以說《說文》不單單是關於字形的書，也是一部關於音韻的書。《說文》中標聲時分為三種。一種是原始的音，其與最初造字時的音相同。還有一種就是許慎作《說文》時所通用的音，其與原音不同，這一類另作解釋，稱作「讀若」。例如這個字就注有「讀若沇州之沇」。漢代時其與沇字讀法是相同的。這是第二種。再有就是現在的《說文》所標註的反切。反切據說是唐代時期的音，關於這一點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即使現在也有不同看法。音韻學者大矢透君認為其應該更早，當為許慎作《說文》時已有的字的反切。而山梨先生認為其為唐代人所作的注音，他的看法或許應該是對的。一般認為，《正字通》(12)這部字典里所用的音是孫氏音，對於這一問題自古以來一直也有爭論，山梨先生也很關注這個問題，他認為應該為唐代人的注音。還有，《說文》中漢代諸儒所傳之音有一種，也有兩種、三種，山梨先生認為這說明所舉方言之音與先師所傳之音並非相同。他還認為十部的部類劃分法是顧炎武制定的。關於《說文》中文字的字義，時常受到研究者橫議，早在許慎作《說文》之前，中國已不斷有解字義的書，許慎是在收集了這些書後作《說文》的，其所寫的字義都是自古傳下的，絕非憑空信手而書的。《說文》有九千字，這九千字是許慎之前歷代相傳下來的，字典反映出其正規常態，所以這是一部最為重要的字典。書中對古音與今音相異者，古音舉出其典據，而今音山梨先生認為是唐音，並非明清時代的音。明清時代的音並沒有被山梨先生納入其音韻研究的視野中。 關於音的劃分方法山梨先生是自成一家，在他劃分的音中有喉音、舌音等，這些音的劃分方法與《韻鏡》里的劃分方法不同，《韻鏡》里的音一般是根據聲頭劃分的，如唇音，バ（ba）、マ（ma），舌音タ（ta）、ナ（na）等，而山梨先生是根據聲尾時的音來劃分的，其稱呼也與《韻鏡》不同。因此，不通讀先生的全部著述，就不了解先生的自家秘法，也就難以理解其關於音的劃分方法。解其秘法，一切也就不難理解了。山梨先生自成一派，不乏新穎創見，其例不勝枚舉。他詳盡地研究了一個歷史時代的音，對這個研究，中國也有人作過，但山梨先生的研究作得精緻細密，他認為，在許慎的那個時代，《說文》所論的是西漢時期之前的音，後來音又發生了種種變化。現在中國的音韻學家，如作為公使現在東京的汪榮寶(13)，他對歌、麻的音進行了研究。過去中國與日本一樣，這兩個字發カ（ka）、マ（ma）音，宋代以後才漸漸讀コー（ko—）、モー（mo—）的音了。南無阿彌陀佛，過去是按梵語讀音記下來的，日本也是一樣，讀アムアミダブツ（amuam；dabutsu）。但是宋代以後，其讀作了アムオミト—フオ（amuomitoufuo），ア（a）列音變成了才列音，同以往的音完全不一樣了。最近中國研究音韻的學者也注意到這一點了。山梨先生早已關注這個問題了，他說，古時歌、麻兩字的音是開口的，後來逐漸變化，發這兩個音時口開始稍稍閉合，這種現象是從宋代時期開始出現的。南方近海地區的人開口發音，北方地區的人閉口發音。印度人ア列音很多，語尾皆為ア列。中國人發音以ィ列尾為多。即使《說文》，支、微、齊、灰這幾個字占去四分之一。西洋人的音多止於ウ（u）、ク（ku）、ス（su），フ（fu），故西洋語多止於子音。西洋也皆為寒冷之國，鄰近北方，類似中國的蒙古那些北方之地。在中國，從南宋時期開始，發過去開口的音時，口稍稍合閉，過去的カ（ka）、マ（ma）的音變成了コー（ko—）、モ（mo—）的音，據說這就是中國被蒙古滅亡的前兆。音亦可畏，世道已近末日、國家即將滅亡之時，首先就是音會產生這樣的變訛，音是有時代性和地域性的，松崎慊堂所寫的山梨先生碑文中也提到了先生的這一學說，而在山梨先生的著述中，有關音的變化緣由及其變化過程、地方音的影響等等，寫得非常詳盡。這是一個不同於《說文》的問題，大體同近來中國的音韻學家的觀點相似，在此就不贅述了。總之，關於這個問題，山梨先生比中國人更加精通，他的音韻變遷論倘若一一加注舉證，僅此一舉就可成為一項優秀的研究。山梨先生沒有作相應的舉證，但確實有可舉證的相應材料。關於音韻和文字，山梨先生從各個方面作了研究，《文緯》的總論、凡例雖稍嫌簡略，卻極具價值。 同中國的小學研究學者相比，山梨先生的研究也是多有勝處。毫無疑問，山梨先生的研究源自顧炎武的學說，但其何時接觸到顧炎武學說的，並不清楚。中村先生的藏書中有一部《古音譜》，這部書後來變成了前面所提到的《古聲譜》。《古聲譜》使用的資料取自各種古籍，而《古音譜》只取《詩經》。這部書是山梨先生年輕時的著述，從書外面的紙以及書寫風格來判斷，大概是在二三十歲時寫的，最晚不會超過四十歲。這同新村先生所說的情況是吻合的，新村先生說那一時期山梨先生已經讀了很多的書。如果三十四五年前確實如此的話，那麼他的古韻研究就不是源於本居學說，而是在接觸到顧炎武的學說之後。他從《詩經》中提取材料，其劃分的方法與顧炎武相同也是十部，這一點是我們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但如果先生讀過顧炎武的《詩本音》，就沒有必要再寫這部《古音譜》了。所以從另一角度考慮，寫這部書時，山梨先生還沒有充分閱讀過顧炎武的著述。也許在完成這部書之後才讀到顧炎武的書，兩部書竟然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看來山梨先生並沒有自稱其為自己所創並以此為豪，據說他認為自己是在研讀了顧炎武的書之後才有古音研究上的種種發現，所以山梨先生把顧炎武的十部古音表放在自己書的卷首以示對顧炎武的景仰。其與顧炎武的關係仍是個疑問。山梨先生的劃分法完全就是顧炎武的做法，不能說絲毫沒有顧的做法的痕跡。只能說山梨先生當時已經在作自己的研究，後來看到顧炎武的研究並在其腦海中留下了幾分印象。總之，《古音譜》是在三十四五歲之前寫的，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還有就是本居的學說，其對於山梨先生也是極其重要的。本居認為，今天日本現存的字音還保留著中國正確的音。本居學說的這一觀點給山梨先生很大的影響。大矢君等人也認為日本還保留著古音，他們與山梨先生的看法是相同的。山梨先生在進行古音研究時，狩谷棭齋等人也開始了對《說文》的研究，他們的研究一直持續到近年。直到現在，這個領域還走出了高田竹山等人物。高田翁撰著了一部名為《古籀篇》的大作。這部著作主要是關於字形的研究。在日本，也同中國一樣，《說文》的研究分為兩個方面。如山梨先生那樣從形與聲兩個角度考慮，然後合而為一進行研究，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從兩個角度綜合進行研究是相當困難的，沒有相當聰慧的頭腦是根本做不到的。 山梨先生在顧炎武之後劃分十部，顧氏學說對中國的《說文》、古韻研究學者影響很大。山梨先生就是放在中國學者中也是極具價值的。中國後來出了一個音韻學家江永(14)，此人不是顧炎武的門人，繼承江永學統的是戴震，其門人是段玉裁，段的門人是王念孫、其子是王引之，門人中還有中國的江有誥(15)，而日本則出了山梨先生。顧炎武對入聲、以往的部作了許多研究，其成果就是現在的十部。後來出了個江永，與其相對，大唱反調，主張古時《唐韻》的劃定法。繼承其學說的是戴震。戴震在中國近代經學、小學領域是個非常著名的人物，清代漢學派的經學就是他打下的基礎。但戴震總體上是反對顧炎武的。他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批評顧炎武的書。他認為，把平上去劃入十部是可以的，但不可把入聲的音割裂開來隨意放入各部。山梨先生看了《簡明目錄》後認為，顧炎武把入聲分開劃入各部並非隨意，而是有其理由的，這正是其眼光高人一等之處，顧炎武擺脫世俗之囿，一洗由來已久之陋習。《簡明目錄》謂其為一失令人可嘆。也因此緣故，山梨先生採用了顧炎武的十部古音表。段玉裁是戴震的門人，段玉裁的劃分方法是把古音分為十七部，這只是把顧炎武劃分的十部再加以細分，其大體與顧炎武的劃分法相同。而且其把入聲劃入各部的做法與顧炎武一樣，這是戴震及其師徒之間的情況。後來段玉裁門下出了個王念孫，同一時期又有江有誥，這兩人都是把古音分為二十一部的。其劃分方法與顧炎武的做法有一部分稍異，但大體上也還是相同的。部分不同之處，是顧炎武的好，還是這兩個人的好，這又是一個見智見仁的問題。總而言之，這兩個人繼承了段玉裁的劃分法的體系，與顧炎武相近。那麼，山梨先生在他的一生中是否讀到過這些人的書？根據松崎慊堂的碑文，山梨先生在世期間，這些人的書都已傳入日本，但山梨先生並沒有見到這些書，他是獨自進行思考的。所以碑文中有「與近日舶載江、戴、錢、段之言往往暗合」之句，其意是說江、戴、錢、段的書從中國傳入日本後一看，竟與山梨先生所思考的問題大體一致。其中所說的錢是指錢大聽。松崎氏概括了這四人的學說，但過於簡略。對於江永、戴震反對顧炎武學說的情況，山梨先生是否了解不得而知，但其對《簡明目錄》持否定看法，並依據顧炎武的《古音表》著述，這是先生的高見卓識，山梨先生也不了解段玉裁與顧炎武相似的情況，他從最初就認可了顧炎武。不難看出，同中國的小學學者相比，山梨先生有其不凡的卓越之處。而且，山梨先生能夠運用《慧琳音義》等中國沒有的資料，當然日本也有其便利的條件，但能夠認識到這些資料的價值，其睿智卓識也不能不令人欽服。總之，在這些地方，山梨先生做到了中國人無法做到的事。中國的小學家戚學標有本《漢學諧聲》的書，其《說文》的研究方法與山梨先生相似，但就內容和材料的精緻豐富而言，是遠遠不及先生的《考聲微》的。 山梨先生把音韻、字形、訓詁三者綜合為一進行研究，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關於完成這件工作的方針我們已經大致了解，但先生的《文緯》還不能說是十分完美無缺的，從《考聲微》可窺其一斑。先生五十六歲時，這是他去世的那年，他帶著自己的著述去江戶，準備繼續他的研究。狩谷等藏書家都居在江戶，有讀書的便利條件，山梨先生打算在那裡博覽群書。山梨先生與松崎同齡，松崎後來活到七十四歲，在弘化元年（1844）去世。山梨先生如果能活到松崎那個年紀，肯定可以取得更加完美的研究成果。雖然現在不夠完美，但從他現在的遺作也可了解其方針和力量。他的方針是沒有錯的，那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山梨先生的遺作今天幾乎都保存下來了，其不僅僅是使山梨先生的名字千古流芳，倘若將來有做此學問的人，那就可以成為很重要的參考，對日本的中國經學研究，也是極其重要的。日本的經學研究範圍很廣，徂徠、仁齋這些人研究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問題中國人還沒想到他們就已經先研究了。日本的經學沒有能比中國人發達是因為其學問的體系有缺點。在中國的經學體系中，最根本的基礎就是小學，即字形、音韻、訓詁的學問，這是至關重要的學問，因此，沒有《說文》的研究，經學這門學問就根本無法進行研究。為中國的經學打下最重要基礎的就是戴震，戴震明確確立了從小學開始研究經學的方法。即使從今天來看，中國的經學開始具有學術性、科學性、體系化就是始於戴震。日本也有大家，但一直沒有這個基礎。倘若山梨先生天假以年，那麼這門基礎的學問一定會建立起來，經學也會更興盛起來的。惜哉，山梨先生其經學尚未充分為世間所知曉就遽歸道山。松崎的碑文也寫道，惜哉，惜哉。這連聲的感嘆絕非通常例行的措辭。山梨先生的早亡是日本的一大損失。松崎的碑文是值得我們一讀的。碑文記述了各種經學的治學方針。碑文中還寫道，山梨先生沒說及之處由己代述，其當為山梨先生之意，云云。不過，那仍是松崎的方針。松崎的方針比山梨先生簡單。山梨先生的方針要複雜得多，難度也大。鹽谷(16)、安井(17)那樣的大家皆出自松崎的門下，儘管如此，經學並沒有如松崎所期盼的那樣向前發展，何況山梨先生的經學治學方法更為複雜、難度更大，先生段後，其學遂成絕響。即使在今天，如果依然按照先生的治學方法去做，還是能夠充分體現出其所具有的價值。從這一點上來說，這些著述彌足珍貴，正如新村先生所說的，希望靜岡縣設法儘早將山梨先生的著述出版。近年來在其他縣，許多卷帙浩繁的先人著述都已出版，靜岡縣要做的話，絕不可能做不到的。 關於山梨先生，其詩文也是不能不談的。如同俞曲園所說的，先生的詩非常精美。他曾從陰山豐洲先生學習徂徠派的詩文，其詩文相當洗鍊，山梨先生對中國人的詩並非是生吞活剝，一味模仿，其辭藻豐贍華美，雖不無傚中國之處，但完全是山梨先生自己的風格。以同一時代者相似，其詩其文與松崎最為相似，也正因如此，兩人意氣相合。這一時期的大家佐藤一齋(18)依據《唐宋八大家文》作文，而山梨先生與松崎兩人的文章並非唐宋八家之文。其文學理深奧，辭藻富贍典麗，松崎之文較山梨先生或更為洗鍊，而氣度遒勁兩者不相上下。徂徠派之文雖不無力度，但刻板滯澀，稍欠簡約洗鍊。至於松崎的詩，當在山梨先生之下。當初松崎之所以對山梨先生欽服不已就緣於讀了先生所吟的古詩之後自嘆弗如。其實山崎的詩是文選體，也頗典麗雅逸，但還不能做到如盛唐詩那樣骨力文采兼具，揮灑自如，意盡而後止。那麼日本是否有能夠作這樣的好詩的人呢？有，這就是令俞曲園最為吃驚、最為佩服的日本人廣瀨旭莊(19)和山梨先生。當然山陽(20)、星岩(21)也是值得稱道的，但首屈一指的還是廣瀨旭莊和山梨先生。廣瀨旭莊的詩是宋詩風格，山梨先生則是純粹的唐詩風格。正是有了這兩個人的詩，日本人的詩在中國才不至於被人不屑一顧。這是俞曲園發現的，很了不起。在俞曲園發現他們之前，廣瀨旭莊和山梨先生的詩很少為人所知。還有一件只在少數詩人中間知曉的事情，二十年前我在名古屋的書鋪其中堂的目錄中看到《稻川詩草》，價格是四十五錢，預定後急忙趕去把它買下，在我購得之後，東京有二十多個人訂這部書，其中堂吃了一驚，後來再出售時，一下子漲到二十五圓。今天一般作詩的人沒有不知道《稻川詩草》的。關於先生的學問，人們也知道他寫過很多傑作，但是很多人並不了解那些著述的真正價值。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山梨先生的巨大功績及其精神，很高興來到這裡談了自己平生的感受，對於給我這麼一個機會，我非常感謝。藉此機會，我也想向靜岡縣的各方人士表達我的一點期望，期望山梨先生的著述能夠早日出版。 （1927年5月15日稻川先生百年祭講演、1929年6月版《山梨稻川集》所載） 《山梨稻川集》卷末載該書編纂者貞松修藏氏執筆的《稻川先生及其著作》一文，文中引用了同為其所寫的關於稻川著作《解題》，現轉錄於下，以供參考。（編者） 《文緯》三十卷 東漢許慎《說文》不僅為古代字形訓詁辭書，又當為古代音韻書，依據此見地作一更變，原本五百四十部，據字形偏旁分類成九千字，現分古韻十部，據一千原音分類，即以歷來《說文》為經，新組《說文》為緯，名以《文緯》。各字解釋雖以取《說文》原文為主，更從各類經籍搜取可補《說文》解釋者，或增補，或訂正。此書尚屬未成，若天假以年，著者當予以增訂。然就此書所見，即可知著者之宏博，其研究精緻，極具價值，實為我邦小學書中（小學即字形音韻訓詁研究者）第一大著，足以示後學者，為繼述此學之方針。 《古聲譜》一卷 據清顧炎武之說分古韻為十部，自易、書、詩、禮記、左傳、孟子、爾雅、急就章、國語、荀子、老子、莊子、管子、楚辭、文選中摘出押韻之字，明確各自出處，作古音研究資料者。與顧氏相比，其取材更為廣泛，當為著者音韻學之典據。 《諧聲圖》二卷 自《說文》九千三百餘字中標出可為原音者九百三十六字，與產自原音字相系，依古韻十部分類，以系譜體式統屬，原音與諧聲之由來一目了然，亦可謂《文緯》之要目。 《考聲微》三卷 此書可稱《諧聲圖》之解釋，《文緯》之要約。《諧聲圖》所見《文緯》著者獨特之創見、該博之證據，其大要皆收於此書。書中不無失考之處，蓋為著者所處時代金文材料尚欠完備，龜板尚未出土。然如慧琳《一切經音義》據已不存於中國之古書推定古本《說文》原文，實乃清儒亦難以為之也。至於徵引經籍，校正古文，闡發古義者更不計其數。展閱此書，當為著者之卓越所欽服。 《古音律呂三類》二卷 著者將漢字音分為曳音即律、引聲即呂二聲以及喉音、舌音、唇音三類，亦據此法將古韻十部歸於六部，將各部各韻中所含之音以反切列出，更舉出各音代表字，製成古音表即此書也。書中篆書記與《說文》之音不同者，楷書記今音與後世訛音相關者，著者新補文字反切者朱書書之，由此整理排比所有字音。 ———————————————————— (1) 即新村出（1876—1967），明治、昭和時期語言學家。舊姓關口，號重山。曾任京都大學教授。著有《新村出全集》。曾校勘《大言海》，編纂《廣辭苑》。——譯者 (2) 此當指以李夢陽、王世貞等人為代表的前後七子，他們是明代中期文學復古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前七子是以李夢陽為核心，有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他們的主要活動時間在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間。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成員還有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他們的主要活動時間在嘉靖（1522—1566）至萬曆（1573—1619）中期。——譯者 (3) 方以智（1579—1671），明代音韻學家。其所撰《通雅》是一部雜考事物名稱和訓詁、音韻的書，凡52卷，卷首3卷，《四庫全書總目》歸入「雜家雜考」類。該書凡舉名稱、事物音義都逐一詳加考證，辯駁音義相傳之誤，書中不乏對文字、聲音、訓詁的精闢見解。《通雅》對清代的學者產生很大的影響。——譯者 (4) 文雄（1698—1763），江戶時代中期淨土宗僧人，音韻學家。參見前注。——譯者 (5) 參見前注。——譯者 (6) 《唐韻》是在隋代陸法言《切韻》基礎上修訂的一部韻書，作者唐代孫愐。《切韻》是一部韻書史上劃時代的著述，其是前代韻書的繼承和總結，又成為後世韻書發展的基礎。《唐韻》在《切韻》的基礎上編撰得更為詳密精緻，也更具有字典的性質。——譯者 (7) 賈公彥，唐代經學家，生卒年不詳。洺州永年（今屬河北）人。永徽（650—655年間官至太學博士。著有《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均收入《十三經註疏》。——譯者 (8) 即《周禮義疏》。——譯者 (9) 徐鉉（917—992），五代時期文字學家。字鼎臣，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徐鍇（920—974），五代時期文字訓詁學家。徐鉉弟。字楚全。著有《說文解字系傳》、《說文解字韻譜》。——譯者 (10) 即《一切經音義》（玄應），解釋佛經字義的書。唐代大恩寺翻經沙門釋玄應撰，凡25卷。此書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例，從經中擇字為注，形音義三者兼顧。梵語名號也一律註明音讀，解說所釋文字當否。注中所引古書，除經傳注釋外，以古字書訓詁書為多，其中大都早已亡佚，故對研究古代訓詁極具價值。——譯者 (11) 《一切經音義》（慧琳），解釋佛經音字義的書。唐代翻經沙門釋慧琳撰。唐貞觀年間玄應曾撰《眾經音義》25卷（亦稱《一切經音義》，參見前注）。慧琳這部書所著的是貞觀以後新翻譯的經論和玄應沒有注過的一些書，凡100卷，始於《大般若經》，終於《護命法》，總1300部，5700餘卷。其把玄應音和慧苑華嚴音義也收納在內，可說是佛經音義集大成者。慧琳此書成於中唐時期，所見古書極多，審辨聲音，詮解字義，原原本本，較玄應書更為精詳。——譯者 (12) 《正字通》由明代崇禎末年國子監生張自烈編撰，全書按漢字形體分部編排，共12卷，214部。部首次序與每部之內的字次均按筆畫多少排列，亦列出方言俗語之意。清代修《康熙字典》即根據此書而更為詳備，至今在辭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譯者 (13) 汪榮寶（1878—1932），音韻學家、詩人。字袞甫，別號思玄，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清光緒年間曾任兵部京曹，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任譯學館教習、京師大學堂監督等職，並為簡字研究會、讀音統一會會員。民國時期先後任駐比利時、瑞士、日本公使。著有《法言義疏》、《思玄堂詩》、《清史講義》等。其著名論文《歌戈魚虞模古讀考》用梵漢對音、日譯吳音和日譯漢音等材料進行漢語古音的比較研究，對中國的音韻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譯者 (14) 江永（1681—1762），清代經學家，音韻學家。字慎修，江西婺源人。博學多識，通天文、地理，精於音理，注重審音，撰《古韻標準》，定古韻為十三部；《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闡明等韻學及韻書中分韻的原理。另著有《近思錄集解》、《律呂闡微》等。——譯者 (15) 江有誥（？—1851），清代音韻學家。字晉三，號古愚，安徽歙縣人。其以等韻作為輔助手段，從一字兩讀、諧聲偏旁和先秦韻文押韻三個方面分析古韻，從而解決了平入相配和四聲相配的問題。還按「同聲必同部」的原則製作了《諧聲表》，這些都對古音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江有誥還是第一個非常肯定地提出古音有四聲的學者。著有《音學十書》等。——譯者 (16) 即鹽谷宕陰（1809—1867），幕末儒學家。名世弘，字毅侯，別號九里香園、悔山、晚香廬。1824年（文政七）入昌平黌學習，曾從松崎慊堂學習。著有《宕陰存稿》（13卷）等。——譯者 (17) 即安井息軒（1798—1876），幕末、明治時期學者。曾從學松崎慊堂。參見前注。——譯者 (18) 佐藤一齋（1772—1859），江戶時代後期儒學家。初名信行，後為坦，字大道，通稱幾久藏、捨藏。曾先後從學井上四明、鷹見星皐、中井竹山、林信敬等。任昌平黌教授。門下有渡邊華山、佐久間象山、安積艮齋、中村正直等。著有《言志錄》、《論語欄外書》、《中庸欄外書》等。——譯者 (19) 廣瀨旭莊（1807—1863），江戶時代後期儒學家、詩人。廣瀨淡窗之弟。名謙，通稱謙吉，別號秋村、梅墩。著有《梅墩詩鈔》、《追思錄》。——譯者 (20) 即賴山陽（1780—1832），江戶時代後期漢詩人、儒學家。參見前注。——譯者 (21) 即梁川星岩（1789—1858），江戶時代後期漢詩人。字公圖、伯兔，通稱長澄，後改稱新十郎。其妻紅蘭亦為著名漢詩人。著有《西征詩》、《星岩先生遺稿》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