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賀茂真淵翁(1)與山梨稻川先生(2)

稻川先生的著作出版很早以前只有《稻川詩草》，而且印數非常少。先生的大部分重要著述尚未問世。直到去年，先生的一部分著述才變為活字出版。出版者是稻川先生的直系後裔中村秋香先生的子女，中村秋香先生是著名的日本文學研究專家，是稻川先生的孫輩。這次出版的是詩文以及雜著，先生耗盡畢生心血的說文著述尚未出版。關於說文的學問，一般人很少知道，所以這裡找出一些與其類似的材料，結合在一起以便於理解。 在國學方面，賀茂真淵翁是位具有獨特地位的大家，其同濱松有著很深的淵源。在治學方法上，賀茂真淵翁與山梨稻川先生是很相似的。真淵翁治國學，稻川先生治漢學，兩人的學說並不相同，但在國際學界，他們在語言研究方面的成果一直影響到近世，而且治學方法相似。這同近代世界學術發展趨勢很有關係，當然他們兩位並非順勢流而動，兩位先生完全是根據自己獨特的創見治學，但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趨勢，這正是兩位先生的勝人之處。 從時間的順序來看，賀茂翁更早一些，他的全集也已經出版，承襲賀茂翁學問體系的現在大有人在，可以說賀茂翁以後的國學家都惠浴過他的恩澤，所以國學才綿延不斷，經久不衰。 賀茂翁的治學方法是與近代的時代發展趨勢是一致的。首先他為古典學問研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古典研究是以語言研究作為基礎的。是賀茂真淵發現了以語言為基礎進行古典研究這樣一種特別的方法。在他之前，並不是沒有語言研究。大阪的契沖阿闍梨從事《萬葉集》的研究，當時日本古語的研究就非常興盛，但契沖的語言研究同真淵翁的研究目的不同。當時契沖語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萬葉集》研究。說到和歌，公卿之中還有正宗流派（本家），也就是二條家、冷泉家這些所謂的和歌之家，他們把持著和歌的特權，所作的和歌不符合他們制定的法則就不被認可。到了元祿時期，時行自由研究，有人開始質疑二條、冷泉家的和歌法則，還有人主張探尋新的法則，制定新的法則，而且持這種主張的人絕不止於一人。隨之《萬葉集》的研究也開始興起，各種新見迭出，最終江戶時代的歌學臻於大成。由此可以看到，語言的研究最早源自於和歌，但不可認為其就是國學的基礎。賀茂真淵翁的學統受之於荷田春滿(3)，但兩者的治學方法不同。荷田翁學問的特色在於制度即律令格式的研究，其目的是要復興古代的制度，也就是中國的制度。從荷田翁所寫的建議幕府設立國學校的文章來看，他的著眼點是思考古代的法制，研究律令格式。而賀茂翁則是以自己的獨特見解開始其古典研究的。研究《日本書紀》和《古事記》，必須要研究語言。如果不解古語之意，是無法研究古典的。古典的研究必須從古語開始，所以他開始了語言的研究。即使認為語言的研究始於契沖，但他們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賀茂翁將其一生都花費在《萬葉集》、祝詞這一類的語言研究上面，當時他無暇顧及古典研究。但顯而易見，其目的還是在於古典研究。到本居宣長時，《古事記》研究能夠大成就是繼承了賀茂翁的事業，爾後又逐漸發展，成為了今日的國學。這同中國、西洋興起的近代學風是相吻合的。 在賀茂真淵翁之前，並不是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江戶時代著名的大儒新井白石就已經留意到這一點，他也進行過語言的研究，並寫了《東雅》等著作。那一代人也對古代史上的問題產生過懷疑，並有著述，但白石一代並沒有能夠使古典研究成為完整的體系，而且不幸的是，新井白石的事業也僅止於白石，後繼無人。然而賀茂翁門下則是薪火相傳，代代都有國學大家。正是賀茂翁的力量，國學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學，開創了近代國學的新紀元。從整體來看，其也符合世界學術文化的發展趨勢，研究方法日臻完美，從而推動了研究。 在歐洲，進入近代以後，古典研究日益興盛，耶穌教對《聖經》的研究也是以語言研究為基礎的。以往人們都只是盲從神職人員對這部拉丁語經典所作的解釋，文藝復興以後才出現了新的見解，《聖經》的研究也再不只聽憑神職人員，任何人都可以對其進行研究，其也就更為通俗化，這部拉丁語的經典被譯成各國文字，人們開始以自己國家的語言對《聖經》進行研究。這就是近四五百年以來的趨勢。最近又興起了對語言的研究，因為憑靠本國語言或拉丁語對《聖經》研究並非完美無缺，還應該研究希臘語，對希臘語《聖經》進行研究，甚至還要追溯到更早的時期，為了考察歷史上的《聖經》，還必須通曉希伯來語。通過古語考察經典才可以真正地開展經典研究。在其他領域也有同樣的情況，近代在歷史研究上也採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尤其是古代史研究，如希臘、羅馬歷史的研究，對語言的研究就非常重要。通過希臘語進行古希臘研究，羅馬的研究也是通過其語言進行的，這樣古代史的研究就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這一時期是在新井白石之後，與賀茂翁同一時期，但決不是賀茂翁對歐洲的學說耳有所聞，才採用了他們的方法。當時正值鎖國時代，僅僅只有長崎一港允許貿易，所以賀茂翁不可能了解歐洲的研究方法，他完全是通過自己的思考找到這種研究方法的。賀茂翁以後，國學迅速發展，從國學發展的過程來看，也可知道賀茂翁之前國學的發展非常滯緩，而採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之後，才出現國學今日的盛況。這正是賀茂真淵翁的不同凡響之處，卓越之處。 山梨稻川先生的研究方法與賀茂翁相似，但漢學在此之前很早就運用這種方法了。作為朱子學的對立面，京都出了伊藤仁齋，江戶出了獲生徂徠，他們都採用了先進的方法。徂徠所治的是古文辭學，通曉古代語言對研究古代學問是必需的。徂徠古文辭學的原點始自中國，但其出發點與最終歸宿是完全不同的。這正是徂徠先生的不凡之處。古文辭學最早是明代李夢陽(4)、何景明(5)、李攀龍、王世貞等學者倡導的一種學問，但其研究方法與徂徠不同，他們主要的目的是要應用於寫詩作文。因為三代兩漢的文章極其妍美，他們讀三代兩漢的書，研究的三代兩漢的語言文字應用於作文。詩歌方面，若非初唐盛唐的詩，他們是不屑一顧的，把古語用於寫詩作文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根本就不用於經學。而到徂徠時，他主張將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應用於經學，不知曉三代兩漢語言就不解經學的真意，作為方法，這當然是一種進步，而且對其起源地中國的研究也推進了一步，這種方法完全出自於徂徠睿智的頭腦。但遺憾的是，徂徠的門下弟子完全是數典忘祖，他們只熱衷於寫詩作文，很少有人將其應用在治學上。在這方面，承襲徂徠學脈的也只有太宰春台(6)，其他人都回到了李王一派之說，更談不上應用於學術。即使信奉徂徠學說者也沒有能夠繼承其研究方法，結果是只留下了一種極端的主張，即道為聖人所作，而非來自天理天道。春台歿後，徂徠學的長處蕩然無存，繼承下來的只是其短處缺點。真淵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徂徠的影響，現在並不清楚，真淵翁在壯年時期也學過漢詩漢文，不可能完全沒有受到其影響，但關於治學方法就值得推敲了，現在看來應該是他的獨創。徂徠的治學方法在春台之後已成絕響。 山梨稻川先生的治學方法雖同徂徠的方法相似，但亦可以說是稻川先生的獨創。稻川先生畢其一生精力致力於說文研究，但其研究方法與歷來的方法有所不同。所謂說文，是中國東漢的一部字典(7)。當時普遍使用的文字是隸書，相當於今日的楷書，隸書源自於篆書，根據篆書追本溯源，逐字研究，分析筆畫的構成，再分門別類，如日部、木部，這樣編成字典。 在中國，也很早就開始了對文字的重新研究，這些情況徂徠是有所了解的。宋代吳才老、朱子這些人對古字字音產生疑問，重開研究之風。到了明代中期，出了一個楊慎，此人號升庵，他對古字音進行研究。但此人的研究有些類似日本的契沖，僅止於古音研究，而沒有將其研究應用於經學。明代末期還有一個陳第，此人字季立，他也熱衷於這方面的研究，諸如《詩經》、《楚辭》等等，留下了很多出色的著述。陳第的研究很有條理，但還是沒有將其應用於經學。明末清初顧炎武研究字音，中國的字音研究相當於日本的語言研究，古字音研究與古代語言研究沒有不同。字音的研究是字形、訓詁、字韻的研究，三者是結合在一起的。顧炎武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被應用於經學。顧炎武之後，在中國這門學問就稱為小學，被廣泛地研究。文字研究也就是語言研究，這是近代學界出現的一種新的趨勢。 在此之前，日本也並不是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日本對中國字音的研究始於其他方面，這同天台宗、真言宗的僧侶們很有關係。天台宗、真言宗的僧侶研究悉曇學，即關於梵字的學問，中國的字音研究就是在這些人中間傳播開來的。弘法大師、慈覺大師(8)、智證大師(9)都到過中國，當時字音的研究就已經傳入日本，後來到宋代，還不斷傳入。《韻鏡》的研究多為那些搞悉曇學的天台真宗的僧侶，太宰春台等也對音韻予以了關注。淨土宗僧侶文雄(10)對《韻鏡》研究得非常透徹。《韻鏡》的研究在國學家、漢學家中也很盛行。《韻鏡》產生於宋代與五十音很相似，兩者皆系源自於印度的悉曇，所以相似。德川時代《韻鏡》研究非常盛行，其中文雄的著述最為重要，本居宣長的研究也是在此人研究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的。但是，音韻的研究以《音韻》為中心有一個弊病，這一點直到德川時代結束也沒有任何人注意到。眾所周知，中國的音在歷史上曾有幾度變化，並非一成不變，以《韻鏡》來看，其對宋代音的研究非常精確，但上溯周漢唐，以宋代音比附則不合，下至近代元明清，宋代音依然不合。《韻鏡》是部傑出之作，但以其作為通古融今的法則則是大謬。德川時代的學者對其不合之處往往附以牽強的理由。對於《韻鏡》這部傑作用這種方法是不妥的。單單依靠《韻鏡》是無法開展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的。稻川先生擺脫了這一弊病。在中國對《韻鏡》質疑並以新的思路對其研究始於明代，稻川先生是以與其相同的思路對《韻鏡》進行研究的。 不過，在此之前，日本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注意到這一現象。前輩學人中，大阪的中井履軒是位大家，他就寫了有關音韻的著述《諧韻瑚鏈》、《履軒古韻》，書很薄，類似古音表一類的東西。履軒對中國的研究到底了解多少，現在並不清楚，可能類似於明代楊升庵、陳季立那一些學者。履軒的研究方法與山梨稻川先生頗為相似，但他的這兩本著述傳世極少，除中井家和我本人有這兩本書之外，再也沒聽說過哪裡有這兩本書。國語調查委員會委員大矢透(11)先生前年在看到我的書之前也從未見過這兩本著述，所以山梨稻川先生是不可能見到這兩本書的。那麼山梨稻川先生與履軒相同之處在哪裡呢？《說文》、《玉篇》等皆按筆畫即根據偏、冠、構等進行分類，各種分類也就是根據意思，如有關疾病的文字皆帶疒，全集中在疒部，樹木類的即在木部。履軒、稻川先生的分類與此分類恰恰相反，他們是根據旁進行分類的。本來音一般是根據旁而來的，這樣分類就可以了解古時的音。例如附童旁的字皆為童音，古時的音是完全相同的。再舉一例，表示高興、喜悅的欣字，在《說文》里是欠部，從欠作斤聲。再則有三點水以斤為旁的沂字，《論語》中有沂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12)，《說文》里從水作斤聲，現在發音作キ（ki）。又如台、怡、始三字現分作不同發音タィ（tai）、ィ（i）、シ（shi），但在《說文》中皆作タィ（tai）聲，古時的音完全是相同的。履軒與稻川先生根據以旁分類的方法把同音的字集中到一起，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欽佩的創造。對於這種方法，履軒僅僅止於粗略的解釋，在這一點上他與稻川先生是不同的。履軒晚年寫作非常懶散，只是寫一些隨筆之類的東西，沒有大部頭的著述。而山梨稻川先生精研覃思，筆耕不輟，終於完成了大作《文緯》三十卷、《音韻法則》二卷。《文緯》一書是根據旁進行分類的，名以《文緯》是以意為經，以旁為緯。稻川先生的研究方法不期與中國、日本先哲的方法相一致，而且還前進了一步。 古今音有變遷，在中國音還因地而異。周代與漢代音有不同，除此之外，中國有九州之地，揚州有揚州音，徐州有徐州音。東漢時以洛陽為都，所以應該是有豫州音的。一個時代的音是以都城為中心的。今天的都城是北京，北京話即官話，是普通話，都城的語言成為中心，代代的音都是因都城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稻川先生還注意到，音的變化不僅同時代有關，還同地方方言大有關係。稻川先生身在日本能考慮到這一問題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關於中國的研究發展很快，還可以進行方言的調查，西方人的相關研究也為人所知。中國的音因地區不同而異，如福州音、廣東音、上海音，這類問題是不難想到的。但在交通極其不便、對中國國內的情況很不了解的時代，而且中國的古書也沒有關於音的學說記載，稻川先生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思考是非常不簡單的。 山梨稻川先生一代人的辛勤勞作使中國音韻的研究即古語研究終於大成。徂徠有《論語征》等著作，雖應用於經學，但尚不能說其研究很有體系。楊升庵考察了語言的古義，但在以語言為基礎的經學上沒有能夠作出突出的貢獻。而到山梨稻川先生，這一研究領域才結出碩果。令人遺憾的是，稻川先生開創的事業後繼無人，而在國學方面後繼者人才輩出，終於使國學臻於大成。稻川先生當年在庵原鄉間一隅，離群索居，不求聞達，孜孜矻矻，潛心於學，在五十歲之前，江戶學者中甚至還無人聽說過先生之名。但是其好友松崎慊堂(13)、狩谷棭齋(14)很早就認識到先生的過人之處，在兩人頻頻勸說之下，先生終於在晚年赴往江戶，兩三個月後在江戶去世。松崎慊堂、狩谷棭齋熟知先生的才學人品，建造了彰顯先生功德的石碑。碑文由松崎慊堂所撰，字由狩谷棭齋所書，名文名筆，堪稱雙絕。此碑現在靜岡寶泰寺。 山梨稻川先生沒有私淑弟子。由於後繼無人，《文緯》只是原稿在其自家相傳，近年已無人看到過此稿，甚至連東京大學都為這部原搞擔憂。雖然力不從心，但為了能使這部著述早日問世，我們也作了大量努力，但至今尚未能夠出版。如果後繼有人的話，漢學由此是可以開創一個新紀元的，所以這是非常可惜的。當然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研究今日依然還在發展，顧炎武是音韻學即古代文字學的大家，其學薪火相傳，後繼有人。到乾隆、嘉慶等清朝鼎盛時期，戴東原(15)、段玉裁(16)、王念孫(17)、王引之(18)等小學大家輩出，此學終於大成。歷史學方面還出現了錢大昕(19)等人。小學成為清朝學問的一大特色。而在日本，山梨稻川先生幾乎以相同的方法在進行研究，如碑文所說，先生在世時，此方法尚未傳入日本，但兩者方法竟如出一轍，令人不可思議。所幸的是，這一學問在中國後繼有人，到近代不斷發展，現在這種研究還在繼續。而山梨稻川先生則是不幸的，其學後繼無人，已成絕響。先生畢生研究的重大成果甚至都不能出版。我們不難從中國的同類著作中體察到其遺著的價值。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其與世界的古典研究方法即最新的方法是一致的。而在當時，這種方法卻被埋沒。僅為二三學者所知，實在是很可惜的。同山梨稻川先生令人感嘆的境遇相比，賀茂真淵翁的門下弟子中不乏彥才俊傑，終於使其事業大成。幸與不幸，雲泥之別。古代研究，要追溯到兩千三百年前，必須以當時的語言即古語為基礎。兩位先生既沒有受到歐洲的影響、也沒有受到中國的影響，以獨創之見發現了與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法相一致的研究方法，這是兩位先生的豐功偉績，值得今日學界永遠銘記。 兩位先生都是研究古代語言的，這種研究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在漢學方面是詩、文，國學方面是和歌、文章，他們的作品在日本都達到了頂峰，兩人在這一點上竟如此地相似也是令人不可思議。賀茂真淵翁的和歌、文章都非常優美，格調高雅，古語的運用更是靈巧自如，令人覺得仿佛是一位生活在奈良時代的人以那個時代的感受在歌吟。在這一點上日本無人可以望其項背。奈良時代以後，日本再也沒有出過真淵翁這樣的名家，這已是學界的定論。 山梨稻川先生的文章數量極少，去年出版的遺稿中有一部分。詩有很多，先生在世時曾出版過，但世間流布極少，我本人經多年訪尋獲得一部，是在靜岡用木製活字印刷的。製版使用活字方便，而木版就相當困難。在沒有紙型這一類東西的時代，使用活字印刷實在是很不幸的。活字印刷在需要時可以排版，不需要時拆版，而木版則一直保存著，要用時隨時可以使用。因為這個緣故，一般木版印刷的書比較多，而活字版的書就非常少。當時使用木製活字印刷一般也就五十部或一百部，稻川先生的詩集就更少了。但是先生詩作之精美高雅很早就有人認識到了，松崎慊堂知道稻川先生也是因為詩的緣故。先生的詩不為世間所知是由於其嗜好古趣。稻川先生的詩材取自於日本古代史，這一點也同賀茂真淵翁相似。在他的詩中有關於上古開天闢地的五言古詩十三首，都是格調高雅的上乘之作，松崎慊堂是在讀了這些詩之後，覺得先生絕非等閒之輩，於是在登富士山時拜訪了先生，交談之後，對先生的學問欽佩不已。當時先生的學問並不廣為人知，（明治）三十三四年松崎慊堂的文集出版，其中有《稻川詩草》的序文，但該書流布不廣。 俞曲園(20)是中國的詩的大家，他委託岸田吟香收集了大量日本人的詩集，編撰了詩集《東詩選》。也就是此時，俞曲園看到了山梨稻川的詩集，他在所選的詩後面，附了作者小傳，文中對稻川先生激賞不已，稱其用詞典麗雅逸，頗有古風，當為日本第一流詩人。這部《東詩選》在日本流布很廣，眾所周知。而《稻川詩草》數量極少，且僅收入幾十首詩而已，但現在稻川先生詩風已為人所知，去年詩集還以活字出版。在此之前世人很少接觸先生詩集，先生詩作之精美也不得而知，由於俞曲園的推崇才始為世間所知。古詩流行於六朝，七言古詩時行於唐代，唐代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詩盛行於初唐、盛唐，而後就日見衰落下去。稻川先生學習唐鼎盛時期的詩，其詩作宛如出自中國人之手，如收入中國人的詩集，可以令人難以分辨。這是山梨稻川先生的特色，也成為其學問的基礎。與賀茂真淵翁相比，山梨稻川先生堪謂懷才不遇。但從已發表的著述來看，沒有人能否定其價值。賀茂真淵翁奠定了國學大成的基礎，其和歌、國文都達到了近代的頂峰。與其相同，稻川先生開創了漢學的一個新紀元，在詩歌方面，他是德川時代第一流的詩人。但兩人之間沒有任何關聯，而且兩人都出生於靜岡，一東一西，在很多方面如此相似，這種巧合是很有意思的。賀茂真淵翁早已聞名於世，其著述也出版了全集，在這方面，山梨稻川先生是遠不能與其相比的。稻川先生一生苦心孤詣，嘔心瀝血所著的大作尚無緣出版，詩的價值還遠未被眾人所認識，這一點是很不幸的。是金子就必定會閃光，現在稻川先生的部分著述已經出版，稻川先生漸漸為世人所知曉。山梨稻川先生大作的出版是指日可待的，這位偉大的人物也必將會同賀茂真淵翁一樣愈加得到世人的尊重。 （1913年講演） ———————————————————— (1) 賀茂真淵（1697—1769），江戶時代中期國學家、歌人。遠江（今靜岡縣）濱松人。參見前注。——譯者 (2) 山梨稻川（1771—1826），江戶時代後期儒學家、漢學家。駿河（今靜岡縣中部）人。參見前注。——譯者 (3) 荷田春滿（1669—1736），江戶時代前期、中期國學家。氏名羽倉，初名信盛，通稱齋宮（齋）。精通神道、歌學。早年受伊藤仁齋古義學的影響，也接受過崎門學派的薰陶。著述宏富，神道學方面有《日本書紀神代卷抄》、《神代卷劄記》、《古事記劄記》，歌學方面有《萬葉集僻案抄》、《萬葉集童子問》、《伊勢物語童子問》。律令格式研究有《偽類聚三代格考》、《令義解劄記》，家集有《春葉集》。——譯者 (4) 李夢陽（1472—1530），明代文學家。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今甘肅慶城）人，是明代中期主張文學復古的文學群體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的核心人物。著有《空同集》等。——譯者 (5) 何景明（1483—1521），明代文學家。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今河南信陽）人。明代前七子之一，與李夢陽並稱文壇領袖。著有《大復集》。——譯者 (6) 太宰春台（1680—1747），江戶時代中期儒學家。本姓平手，太宰氏的養子。名純，幼名千之助、字德夫，通稱彌左（右）衛門，別號紫芝園。曾從學荻生徂徠。精通天文、律歷、算數、字學、音韻、醫學等。著有《論語古訓》、《朱氏詩傳膏肓》、《老子特解》、《紫芝園稿》等。——譯者 (7) 即《說文解字》，東漢許慎著。參見前注。——譯者 (8) 即圓仁（794—864），平安時代前期天台宗僧人。諡號慈覺大師。參見前注。——譯者 (9) 即圓珍（814—891），平安時代前期天台宗僧人。諡號智證大師。參見前注。——譯者 (10) 參見前注。——譯者 (11) 大矢透（1850—1928），明治、大正時期國語學家。著有《假名使用及假名字體沿革史料》、《假名源流考》、《韻鏡考》等。——譯者 (12) 《論語·先進篇》。——譯者 (13) 松崎慊堂（1771—1844），江戶時代後期儒學家。名密、明復、復。字退藏、希孫、明復。別號木倉、益城。早年出家，還俗後曾入門林家求學。致力於考證學。著有《慊堂日曆》等。——譯者 (14) 狩谷棭齋（1775—1835），江戶時代後期考證學家。參見前注。——譯者 (15) 即戴震（1724—1777），清代考據學家，思想家。字東原，安徽休寧人，進士出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職。戴震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等都有研究。乾隆年間為《四庫全書》纂修官。戴震是音韻學家江永的弟子，他對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戴震還精通訓詁學。著作有《原象》、《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方言疏證》等。——譯者 (16) 段玉裁（1735—1815），清代經學家、文字音韻訓詁學家。字若膺，號懋堂、硯北居士、長塘居士、僑吳老人。江蘇常州金壇人。曾從學戴震。段玉裁博覽群書，著述宏富，由經學以治小學。在小學範圍內，又從音韻以治文字訓詁。根基充實，深得體要。著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古文尚書撰異》、《經韻樓集》等。——譯者 (17) 王念孫（1744—1832），清代考據學家，徽派樸學代表性人物。字懷祖，自號石臞。江蘇高郵人。進士出身，曾從學戴震。平生篤守經訓，個性正直，好古精審，剖析入微，時與錢大昕、盧文弨、邵晉涵、劉台拱並稱「五君子」。著有《廣雅疏證》、《河源紀略》等。——譯者 (18) 王引之（1766—1834），清代考據學家。字伯申，號曼卿，江蘇高郵人。父念孫、祖安國皆以治名物訓詁著稱，承其家學，精於文字訓詁，與其父並稱「高郵二王」。其主張以古音求古義，對後來訓詁學發展產生巨大影響。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譯者 (19) 錢大昕（1728—1804），清代著名學者。字曉征，號辛楣，又號竹汀，晚號潛研老人，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研究經學、史學，以治經方法治史。治史之外，兼及輿地、金石、典制、天文、歷算、音韻等，所涉諸學，多有創穫。所著《十駕齋養新錄》，後世以其與顧炎武《日知錄》並稱，譽錢為一代儒宗。——譯者 (20) 俞曲園（1821—1907），清末著名學者。名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官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晚年講學杭州詁經精舍。博通經學、易學、文學，著述極豐，有經學大師之譽。其門下人才輩出，如章太炎、吳昌碩等。所撰各種著述匯編總稱《春在堂全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