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唐代文化與天平文化

唐代文化與天平文化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其不單單是日本的問題，從中國的角度來說的話，日本文化這一問題也是很大的。從東亞整體考慮，存在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傳播，催生了周圍各國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這恰巧與西洋的希臘文化向歐洲各國傳播的形式相同。尤其是過去——古代自不待言，在整個近代，中國文化向四周擴散並形成周圍各國的文化中，可以說日本的天平時代文化是最為重要的。因此要研究中國文化的傳播，就非常有必要先研究天平文化。從日本人的立場來看，日本文化是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萌芽的，這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尤其是中國文化不光影響到日本，也影響到中國周圍的國家，那些國家的各自狀態是如何形成的，哪一個國家最智慧地應用了中國文化，並創造了本國的文化，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文化的中心即使只存在於中國內部，其也會逐漸產生變化，一種文化不可能永遠在一個地方保持興盛。在中國，文化最早是在北方的渤海灣沿岸地區發展起來的，後來漸漸南移，現在南方成為了文化的中心。這種文化中心的逐漸移動同國界沒有關係，既然在中國內地文化中心可以逐漸移動，那麼其也會越過國界，移向他國並在那裡興盛起來。從這一點來看，日本文化經過何種途徑，最終成為東亞文化的中心，而且現在正在成為這一文化中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關於文化，還有一個問題。日本在古代受到中國學問的影響，在所有的文化、道德方面，古代日本是非常優秀的，但到後來就漸漸墮落了。近年來，日本受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思想的影響，人們認識到世界在進步，所有的民族都在進步，覺得日本也將會變得好起來。這從任何一方面來看都是正確的。歷史學家是按照年代順序從縱向來觀察社會的，如果以停滯不前的方式考慮問題的話，那就毫無意義了。但是現在是否果真如人們所想的那樣，社會必然在進步，這仍然是個疑問。在過去，我們一直把中國的歷史看成一部進步的歷史，認為中國這樣一個保守的國家是在進步之中。在中國也有持相同看法的歷史學家。可是近年在關野博士(1)於朝鮮進行樂浪(2)發掘以後，當了解到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漢代文化是非常燦爛的文化之後，我們對這一看法稍稍產生了懷疑。某個時代某種事物發展到頂峰，那麼緊隨其後的時代就不可能超越它嗎？在其之後的時代能夠獲得發展的事物，其種類會發生變化。而從文化發展水平來說，某個時代能夠達到頂峰只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今後，在世界的歷史被統一之前，人們會對這些問題不斷進行思考，在世界文化發展到同一水平之前，這些問題是很難說清的。但實際上對某一時期某種達到頂峰的文化進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從這一點上來看，觀察天平文化是非常有意義的。不言而喻，日本天平時代至平安時代也創造了非常燦爛的文化。後來日本的文化也沒有倒退。到了江戶時代，其在不同的類型上又獲得了相當的發展。天平時代日本所創造的文化，以近畿地區文化為例，在其後的時代里，同一類型的文化無論多麼豐富多彩，也不能與天平時代同日而語，在日本各個時期的文化中，天平文化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在談到天平文化這個問題時，應該首先考慮到這一點。 論述天平文化要涉及各種各樣的問題，首先最為主要的就是中國文化問題。中國的周圍有很多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民族幾乎全都比中國發展滯後，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它們各自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文化。在這些文化中，如果有與日本相似者，可以通過比較觀察從而有利於對日本文化價值的理解。中國周圍的國家很多，但能夠將文化或多或少傳承到今天的國家並不是很多。日本在隋唐以前就開始接受中國的文化，但日本文化的興盛是自唐代開始的。與其相似的還有朝鮮。朝鮮幾乎與日本一樣，通過相同的途徑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即使從其國語來看，朝鮮語與日本語是同一體系的語言，有一段時期完全使用中國的文字，把中國的文章當作自己國家的文章一樣使用，這一點也大致與日本相同。因此，將日本文化與朝鮮文化進行比較是很有意義的。在中國周圍、接受中國文化的國家中，朝鮮文化維繫時間最長，其間還或多或少表現出不同的特色，這也十分便於進行比較研究。 談到文化的本質，首先要涉及政治。日本的政治是受到中國政治影響的，尤其是在天平時代，受到中國的影響最大。論述中國的政治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一般在政治運行中官職是很重要的。關於中國官職的歷史相當複雜，到唐代時已經經歷過多次變革。中國人在很久以前的周代、漢代時期，除了有形形色色的實際官職之外，還有關於官職的理想，這種理想與根據實際需要發展起來的官職導致了中國官制的發達。一方面從實際需要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官職，另一方面認為應該從總體理想出發設置各種官職。主張從總體理想考慮設置官職在漢代分為兩派。我們作中國學術文化研究的人將其分為古文派與今文派。這兩派對關於官職的理想也有各自不同的觀點。具體的內容相當繁雜。但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對官職計數的方式有明顯的不同。今文派的官職計數方式是所有的官職均以三倍數計算。天子之下立三公，三公之下立九卿，大夫二十七、元士八十一、大致均以三的倍數設置官職，如對漢學感興趣者所知，《禮記·王制》中記載有今文派的理想。而《周禮》中記載了古文派的理想。古文派是以六的倍數考慮官職的。政府組織大致分設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官之下各置六十官即三百六十官，這是按古文派的理想設置的官職，除此之外，還有應實際需要產生的官職。自秦始皇起，經漢代六朝到唐代，這兩種理想與根據實際需要產生的官職組合在一起構成了唐代的官制。唐代有關官制的書中——現在還有一部叫《唐六典》(3)的書，當時模仿唐代官制的結果，在日本也把《唐六典》作為一部非常重要的書來研究。而按理想設置的官職與現實中的官職相互組合產生的後果是，兩類官職處理相同事務，這樣自然產生大量冗員。如果讀唐的《六典》就可了解這一情況。 但是，唐代已經有政治家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了，這位政治家就是杜佑(4)，他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抱著社會是在進步的這樣一種觀點的歷史學家。杜佑是唐代中期的政治家，也正好是在弘法大師入唐這一時期的人，較天平時代稍晚一些時候，他撰寫過一部名為《通典》的名著，作為歷史學家，杜佑當屬在寫過《史記》的漢代司馬遷之後最傑出的史學家。這個人的特點就是，他認為中國是在逐漸進步，這在中國的歷史學家中幾乎是見不到的。杜佑的那部《通典》通篇反映了他的觀點，但時至今日，很多人讀《通典》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久前，在編集友人狩野教授紀念論文集時，我寫過一篇相關的論文。杜佑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歷史學家，又是一位有著真知灼見的政治家。《通典》中可以看到杜佑對唐代官制的論述。杜佑明確指出，唐代制度中相互矛盾、重複的官職多如牛毛。舉例來說，掌管刑罰，相當於今日司法部的官職就有兩個，明明一個即可，偏偏設立兩個。按照唐的制度有尚書省、門下省和中書省，這些是最主要的官職。尚書省有六部，此來自《周禮》的六官，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除此之外，唐制度中有九卿，其主要來自王制，九卿之中有大理寺，此即司法官，前面六部中的刑部也是司法官，這樣有關司法的官職就兩者重複了。工部列在尚書省六部之中，但又設與工相關者將作監，此也是重複。戶部是同時掌管內務大藏的官職，在唐代又另有司徒一官，此又是重複。禮部相當於今日文部省，在此禮部之外有禮儀使，還是重複。除這些之外，類似的官職重疊現象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杜佑舉出這些事例，指出唐制度官職疊床架屋，機構臃腫，浪費嚴重，必須整頓。但當時沒有像杜佑這樣頭腦清醒的宰相，其意見也沒能被採納。總之，這番意見是唐代杜佑提出來的，事情發生在唐代，我們在思考天平文化時必須要考慮到這一點。 日本在採納唐的制度時，雖然是模仿其制度，但並沒有將唐的制度囫圇吞棗，全部照搬。日本有太政官，除此之外設立八省，八省大體包括了唐的六部，還包括中書省。太政官職責範圍包括尚書與門下兩省，大體上日本採納了唐的制度。唐代分尚書、門下、中書三個主要機關，中書省是天子的秘書官，相當於今天的內閣，其是天子最直接的秘書官，主要負責處理詔敕這一類事務。由於當時沒有議會制度，官吏中對天子的命令也就是中書起草的命令認為不合適的，允許可以提出不同意見時，門下省就是負責對其審議的機構。唐代政治的運行實際上就是中書省與門下省雙方商議，中書省代表天子的意志，門下省是審議機構，兩省商議形成決定後轉送至尚書省，尚書省是執行官，工作由尚書省的六部各自分擔執行。這就是唐的制度，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合議政治，貴族合議政治，形似專制政治，但也不是完全按照天子的意志行事的。日本太政官八省引入了這種制度，太政官下有尚書和門下兩省。太政官中有辨官，辨官也就是執行官，除此之外有大納言、中納言、少納言，相當於門下省，也就是就天子命令進行商討、審議的地方。唐的中書省在日本設置為中務，在八省之中。也就是在唐的六部之外，在日本與其並列的還有中書省，成為七省。可是為什麼又變為八省呢？因為在日本把唐的戶部分為民部與大藏，相當於今天的內務省與大藏省，所以變成了八省。這就是日本的做法，這種做法不是毫無緣由的，而是在日本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在日本的歷史上，早在引入唐代制度之前，大藏這一機構就特別完整。追溯其起源，日本的財政制度是為了開展同海外的交流發展起來的。在奈良時代之前，大和川的大和、河內國境一帶有一位名為船氏的人，他是百濟歸化人的後裔，其掌管那裡的船務，擔當的也就是海關的職務。另外，淀河的枚方以上地區也有一個海關官吏，名叫河內首，是歸化的中國人。他們就在這兩處徵收進入大和的雜稅。除此以外，秦氏中有擔當管理長藏、大藏職務者，漢靈帝的子孫中也有成為內藏、藏人、椋人者。這些人可以說是日本最早的財政官員，在模仿唐代制度以前，日本這種稱作大藏這一形式的機構就已非常發達。日本重視這一歷史，所以把戶部分為民部與大藏兩個部分。日本在引進唐代制度，設置八省百官的過程中也是煞費苦心，最終把日本原本就很發達的事物同唐代制度巧妙地融合為一體。太政官中的辨官就是執行官，少納言是門下省的職務，將其靈活地編入太政官內，使之符合日本的國情。 或許是種偶然，日本避免了杜佑所說的中國制度那種理想與實際產生的重複、矛盾的現象。日本沒有出現司法官職各有兩套這一類現象，雖然後來因具體情況有所變化，但最初在採納中國制度時就避免了中國那種重複、互為矛盾的現象。杜佑是相當於奈良時代以後、平安時代初期的人，日本不可能參酌杜佑的看法，日本的政治家在引進中國制度、設計制定日本制度時，為避免重複的弊端是斟酌再三，煞費苦心，遠比明治年間引進西方制度時辛苦得多。明治年間引進西方制度時，日本已有在其之前記載先進制度的《大寶令》以及相關的書籍，而且明治初年王政復古時期還存在一種再興古令的傾向，在參考這一古代制度的基礎上採納西方先進的制度，將兩者互為參照帶來相當大的便利，所以可以說其比在日本原始制度的基礎上採納中國制度要省力得多。於此也就知道天平時代以前採用中國的官職是相當慎重的。 僅僅看日本的情況，還不能體察到其難能可貴之處，如果將其與朝鮮的制度加以比較，那就非常清楚了。日本天平時代相當於新羅國統一朝鮮時期。爾後新羅統治朝鮮達二百餘年，但現在有關這一期間制度的文獻很少，專門記載制度方面的書也沒有能像日本那樣保存下來，只不過在諸如《三國史記》之類的幾本朝鮮古代史的書中稍稍提及。原本理應可以了解更多的情況，但由於文獻的亡佚已不得而知。但從今天歷史上保存的新羅制度來看，很明顯其最初引進中國制度時就做得很不高明，無法與日本相比。新羅既沒有考慮將中國的六部全部採納，又沒有想到設立如同日本太政官八省那樣井然有序的制度。《三國史記》記載的是朝鮮最古老的歷史，這部書寫於藤原時代後期，從記載來看，當時的制度極其粗陋，完全沒有像同一時期的日本那樣井井有條，到其後的高麗時代，開始模仿唐代制度，但這種模仿是依樣畫葫蘆，而不像日本那樣考慮本國國情和唐代制度的欠缺，從而靈活地進行取捨。高麗制度幾乎就是對唐代制度不加區別，全盤照搬，所以朝鮮對唐代制度的採用方式從一開始就不如日本。也有人認為，新羅時代有樣式繁多的佛像，在發掘的文物中不乏具有相當藝術價值的精美物品，很多器物表明其曾有過非常先進的文化。但是實際上，其制度明顯不如日本。由此可見，當時日本的政治家是相當高明的。他們究竟是哪一些人呢？從表面上看，是大織冠鐮足(5)之子藤原不比等(6)，但除此之外，還有那些曾留學中國的人們。當時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勢力之強盛遠遠超過今日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勢力，但日本人在研究引進制度之際，並沒有為中國文化的燦爛所惑，而是考慮到本國的國情。 除了官制之外，日本還模仿唐代制度制定了種種法令，也就是律、令、格、式。這些是組成唐代制度的全部法令，現在只有唐律完整地保存下來，而唐令、唐格、唐式都幾乎不復存在，殘存的也都已是支離破碎。所謂律，就是現在日本所說的六法。所幸的是，唐律全部保存下來了，而日本模仿唐律制定的日本的律幾乎都已失傳，現在留下來的只有四種即名例、衛禁、職制、賊盜，而且這四種也不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名例律是規定法律用語定義的。其他的各是一部分法律。將現在保存下來的日本律與唐律進行比較，可以看出日本律採用了唐律，有的甚至連詞句都完全相同，儘管如此，其間也是幾經推敲，頗費斟酌。例如重罪在中國稱作十惡，而在日本略去其中兩項，稱作八虐(7)。從大體上說，日本律課罪方式比中國要輕，對中國有必要而對日本沒有必要的皆排除在法律之外。即使在制定法律方面，也是充分考慮了日本的國情。可是，對適合於日本的原封不動加以採納的情況也相當多，當時在制定法律時的良苦用心是不難想見的。 關於令，所幸的是只有一部分殘缺，大部分被保存下來了。但是唐令現在幾乎散佚殆盡，或者也可以說全部都已不復存在了。我曾在法國圖書館發現一部分，並親手將其抄寫下來。令中有一種正式令，是規定的文書形式，也就是詔敕令的文書形式，我所抄寫下來的就是這樣一部分令。其是從中國敦煌發掘出來的，現收藏在法蘭西國民圖書館。我曾想用照相將其拍攝下來，但其已經過裱糊，如果紙貼在反面倒是沒問題，紙又恰恰貼在令的這一面，沒有其他辦法，只能費力透過裱糊的紙抄寫。幸好這是一紙正式令，回到日本以後將其同《大寶令》的正式令進行了比較。日本是太政官八省，而中國是尚書省六部，來往文書的官署名稱不同，但文書來往的方式則完全是模仿中國，正式文書幾乎相同。因為裱糊的紙下面的字看不清楚，雖盡力辨認，還是抄錯了兩三個字，查閱日本令，根據日本令將錯字改正過來，日本令與唐令竟一致到如此地步。在這方面，日本也是從國情出發，一切都很簡要，來往文書兩國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唐的辭令書要經過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手續非常煩瑣，辭令的詞句也很長。而日本尚書門下由一個太政官處理，辭令也非常簡潔。這種做法一直保留到現在，辭令皆由內閣處理。日本所保留下的太政官簡便的處置方式，省去了唐那種從中書轉到門下，再轉到尚書的步驟，這就是日本的令的特色。幸好法國保存著僅存的一些斷篇殘頁，我們才得以了解日本的令當時是如何採納唐令的。 接下來是格，格也是在法國圖書館抄寫下來的，是散頒刑部格。在唐代，大致重大法令都屬律令，以現代日本來說，除憲法之外《六法全書》上的全屬律令，其他瑣碎的臨時性指令之類的規定即為格，所謂格是在實施中起作用的規程，散頒刑部格是六部中刑部的格，在這一格中有留司格與散頒格兩種。留存在負責處理的官署里的格稱留司格，由於是一般規則加以公布的格就是散頒格，我所抄寫的正是屬於刑部的散頒格。日本還有名叫三代格的(8)。這種三代格與唐時的格相比較，最顯著的不同之處就是日本的格非常簡單，基本上沒有煩瑣的規定，而唐代的格非常複雜。關於這一點，如果把日本從好的方面來考慮，日本的官吏、民眾都不像唐那樣狡詐，日本人不會做鑽法律空子之類的事，所以沒有必要制定那樣嚴密的格。但如果從另一方面考慮，雖然日本模仿了唐的律令那種複雜的制度，但日本社會當時遠沒有發展到像唐那樣必須制定嚴密規定的程度。總而言之，與唐相比，日本的格是非常簡單的。 關於式，日本有《延喜式》，唐式只有《水部式》還保存著，這是從敦煌發掘出來、由中國的羅振玉氏(9)出版的，而其他的都已不存在了。在我去法國之前，就知道律令格式中《水部式》已從敦煌出土，但沒有其他的律令和格。所幸的是，我在法國調查的結果，不僅發現了令和格，而且還有律的零碎殘文。這些東西與今日流傳在世的唐律完全相同。以前就知道日本律令格式的制定是模仿唐代的，但日本在模仿中國的制度方面態度如何謹慎，通過這些實物的比較才能夠得以明白。 以上是關於政治方面，其他方面先論述文學。關於唐的文學傳入日本，首要的條件是書籍的傳入。關於從唐傳入日本的書籍，有一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書，這部書是自天平時期至宇多天皇的寬平年間編撰的，是當時日本所存的中國書籍目錄。其所記載的書籍是否大部分在天平時代已傳入日本是個疑問，天平時代的日本人究竟讀了多少中國的書，如果《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之類的書當時已經問世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很容易回答了，但遺憾的是當時沒有匯總統一的目錄。因此，只能從各種各樣的材料中把天平時代之前傳入的中國書籍的目錄摘錄出來，直接了解天平時代的人們讀了哪些書。再則就是把這些書籍同後來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進行對照，間接地推測天平時代的人們所讀過的書。這裡，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書中有天平時代的政治家兼學者吉備真備從中國帶回的書。據《續日本紀》(10)記載，天平七年吉備公從唐歸來時，呈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唐禮》一百三十卷記的是唐高宗時期的永徽禮，《大衍曆經》是著名的唐僧一行所制定的歷術。《樂書要錄》也是在這一時期帶回日本的，這部書在中國已經絕跡，其殘本只在日本傳下來了。中國有學者稱《樂書要錄》是日本人偽造的，這完全是錯誤的。吉備公還帶回《東觀漢紀》一百四十三卷，這在《續日本紀》中沒有記載，但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可以看到。《扶桑略記》記載，吉備公傳習三史五經、名、刑、算術、陰陽、歷道、天文、漏刻、漢音、書道、秘術、雜占、十三道，此諸道書籍是其親自由中國帶回日本、還是在其之前已由中國傳入，可惜的是目錄上沒有記載。其次應該注意的是聖武天皇(11)的《宸翰雜集》。這部書現珍藏於正倉院(12)，是聖武天皇從御覽的中國書中親自抄寫下來的，其中大部分系與佛教有關的詩文。佐佐木信綱博士(13)前幾年將這部書出版，從該書可以看到，在提到的六種書中有三種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記載，其餘三種沒有記載。由此可見，天平時代的人們在讀《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時代還沒有的書。可以想像，天平時代中國的書籍之豐富絕不亞於平安時代。第三點應該注意的是，眾所周知《日本書紀》是奈良時代漢字體的日本歷史，書中引用大量中國的書，其中有的地方明確舉出所引的書名。在《神功皇后紀》中引用了一本《晉起居注》的書，現在這本書在中國、日本都已失傳，可是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記載，這是天平之前編撰《日本書紀》時期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時這本書已流傳於世的一個證據。《日本書紀》寫的是日本歷史，但其文章是漢文，文字非常漂亮，有的地方將中國天子詔敕一字不改地作為日本詔敕書寫。後世史論認為《日本書紀》這種態度遠離事實，借用中國歷史之文粉飾。但從文化角度考慮，這又成為了一個佐證，證實為文飾日本歷史而使用的各種各樣的中國書籍在奈良時代就已傳入日本。當時編撰《日本書紀》的人們熟讀各種中國的資料，知道在何處有適合詔敕的文句並加以摘錄使用。和銅（708－715）養老（717－724）年間，編撰《日本書紀》時中國的書籍就已經相當豐富。如果有人在奈良時代的書以及文章中調查其引用文字，也一定會得到相同的結果。第四點是，在佐佐木博士出版《聖武天皇宸翰雜集》的同時，還有一部《南京遺文》，也是匯集正倉院所藏奈良時代的古代文書，綴成一冊出版。其中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的《更可請章疏》將漢籍的目錄與佛典一起列出，其全文可是《大日本古文書》第三卷。其中一半左右的漢籍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記載，沒有的話，在中國正史中的書目，也就是《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或《新唐書·藝文志》上也有記載。（參見附記） 根據這些情況可以推想，天平時代，當時唐代的主要書籍在我國都有，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時代沒有多大的區別，有的書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沒有記載，但在天平時代就已經有了。佛教書籍另當別論，在中國周圍的國家中，還找不出哪個國家能像日本這樣擁有如此豐富的中國書籍。關於佛教書籍，《續日本紀》記載，與吉備公同時入唐的僧人玄昉(14)曾帶回五千餘卷佛典。五千餘卷幾乎相當於當時經書的全部。就從這一點也可以了解當時日本的學者以及僧侶為了獲取中國的知識是如何利用中國書籍的。根據這些資料我們不難想像當時的日本人是如何揮灑自如地寫作漢文、漢詩的。 《續日本紀》是用類似現在官方文件的材料以日記體編撰，包括以奈良時代、天平時代為中心的各個時期種種文獻，其中有歷代詔敕，全部用漢文寫成。還有的就是名家撰寫的文章，那些都是美文，當時成為衡量如何寫好漢文的標準。其中有一篇寶龜元年（770）吉備大臣所作乞骸骨的啟(15)，用漂亮的四六文體寫成，事情發生當在孝謙天皇(16)駕崩、光仁天皇(17)還身為皇太子、尚未即位期間。寶龜三年（772）一個名為文屋大市(18)的人收到一份乞骸骨的表(19)。因為文屋大市這個人是天武天皇系的，當時已被賜姓為人臣，孝謙天皇駕崩後，其為皇嗣候補者之一，與吉備公關係極為深厚，吉備公甚至提出立此人為天子之議。該表也當為吉備公所作，用非常優美的漢文寫成。除此之外，由於當時正值安祿山叛亂時期，在正式的奏文中還有事關太宰府防務之議，從中可窺其謀略之才的同時，亦可見其文采。吉備公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學者，迄今為止被發現的吉備公的文章只有兩三篇，此篇或可援作實例，其文字優美流暢，由此可知當時的人們可以寫出何等水平的漢文。 在這一時期前後的漢文中，最令我們欽服的就是《古事記》。這是一個名叫太安萬侶的人編撰的，時間是和銅五年（712年），遠在吉備公之前。《古事記》仍然是用四六文體。裡面有很多的日本故事，使用漢文寫中國故事相對要輕鬆得多，但此人運用很多日本神代以來的典故，其手筆實在令人驚嘆。從這些事例也可窺見當時人們的漢文水平。在這一點上，同其他國家比較，雖然當時朝鮮能寫漢文的人相當多，但從現存的漢文來看，還沒有能堪與我國相比者。雖也有如強首、薛聰、金大問等名人所作的漢文，但這些文獻今多已亡佚，偶有殘存於世者，也是真偽難辨，不足憑信。 漢文之外就是漢詩。在我國當時的漢詩集中有一部名為《懷風藻》的書，其序文也是一篇四六體的名文，這部書中大約收集了奈良時代的人們所寫的漢詩約一百二十首，其中多為當時流行的五言古詩，也有七言詩。弘文天皇(20)、大津皇子自不待言，鐮足的子孫史、宇合等人也是其中的作者，這些漢詩與初唐的詩歌幾乎是相同的風格。也許是由於文獻亡佚的緣故，在漢詩方面朝鮮也幾乎沒有堪與日本相比者。距今約500年前朝鮮有一本名為《東文選》的書，裡面有古詩文，相當於日本天平之前時代的詩只載有一首，而且作者不明。唐代人的詩也有若干首，但多為平安時代菅公時期的漢詩，早於那一時期的漢詩幾乎沒有。當然不能因為沒有就斷定當時人不會作詩，但日本有一百二十首，而朝鮮僅此一首，別無他作，讓人感覺到詩人不多。當時日本文化與朝鮮相比，孰優孰劣，據此不難斷定。在《懷風藻》的一百二十首漢詩中，還不包括阿倍仲麻呂欲從唐返回日本時所作的那首著名的五言詩(21)。 還有一點或許與中國無法相比，但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了不起之處就是用國語寫文作歌。和歌在《日本書紀》和《古事記》等書中也有記載，這些朝鮮幾乎都無法與其相比。不過新羅時代朝鮮語類似和歌之類的歌謠並非完全沒有，《三國遺事》這本書中就有五六首，但現在要讀它都很困難。更沒有像我國《萬葉集》那樣留下二十卷之多的歌集了。此外，日本當時已有國語文章，如《續日本紀》所載宣命(22)之類都是文辭妍麗、氣勢雄峻之文。朝鮮也並非沒有用國語寫作的文章，今日京城總督府博物館所藏慶州地方發掘的天寶十七年葛項寺石塔記碑文就是用朝鮮語寫的。又如對馬曾有朝鮮鍾傳入，放置在八幡宮，今該寶物已不知下落，但鍾銘文的拓本留傳下來，也是用新羅時代朝鮮語寫成的。這兩篇東西也就相當於日本法隆寺金堂藥師三尊光背銘文的水平，當時朝鮮遠沒有達到如同日本那樣運用本國語言寫文作歌、製作鴻篇巨作的程度。國語的獨立是日本國民最偉大的業績之一。吸收接受中國的文學，與中國人同樣作文賦詩，同時又傾心致力於日本本國傳統的文章與和歌的製作，兩者並舉，雙管齊下，這足以證明當時的日本人具有優於他國國民的非凡的能力。 這一時期，社會時行閱讀漢文使用日本讀法，甚至盛傳吉備公創製了五十音。總之，用日本國語的法則對漢文進行訓讀非常盛行，當時已經出現了語尾假名(23)。有一說認為，讀漢文標註的訓讀符號(24)、語尾假名是平安時代以後才出現的，但我確信其自奈良時代開始就已經開始出現。近年對尊勝院聖語藏的大量佛經調查結果證實，當時已經存在訓讀這種方式。以日本的讀法閱讀中國的文章詩歌在增加日本人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力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對當時的文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當時新羅類似日本假名的文字符號也開始出現傳說吏吐(25)就是由新羅的薛聰(26)創製出來的，其訓讀方法與日本不同，訓讀時不打亂漢語的語法。而日本與其恰恰相反，日本儘可能按照日本的理解進行訓讀，這對於日本文化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是相當重要的。 關於藝術，首先談一談雕刻。雕刻在天平時代，整個奈良時代就已經非常發達，可以把天平時代的雕刻與朝鮮當時的雕刻作一個比較。這裡不妨把種類相似的雕刻放在一起來看。朝鮮慶州有一處叫石窟菴的地方，那裡有很多的雕刻，都是很精美的作品。按照歷來評論家的說法，石窟菴的雕刻是在中國雕刻傳入朝鮮之後發展起來的，體現了朝鮮的特色。當時正值唐朝時期，如果將石窟菴的雕刻與同一時期、同一題材的日本雕刻，如東大寺三月堂以及戒壇堂的四天王、興福寺釋迦十大弟子相比較，首先一眼望去就會感覺到，日本的雕刻從整體上說富有濃重的寫實風格，與實際中的人物相當接近，而且反映了日本固有的傳統技藝特色。從三月堂等處的雕刻就可以這樣斷定，人物面部表情很帶有實生風格，而從整個姿態來看，又總讓人覺得與日本歷代相傳的冥器泥俑的形態十分相似。天平時代日本的藝術非常發達，已經掌握了寫生的技巧，又多少帶有古代的傳位以及冥器泥俑一類的影響。當時的雕刻在表現日本地方特色的同時，又汲取了唐代雕刻帶有寫實精神的特點，反映出其為達到與中國同一水平而作出的努力。而石窟菴的雕刻則旨趣迥異，無論人物姿態還是表情都缺少寫實的感覺。就其人物姿態而言，如果要舉與其相似者，則可舉始於中國六朝時期的雕刻，如龍門雕刻。關野博士發現的天龍山石窟中的石佛，姿態輕盈曼妙呈漂浮狀，這也可稱為六朝時期的一個特點。石窟菴雕刻與這種姿態是有相同之處的。這一特點也表現在繪畫上，例如顧愷之(27)的《女史箴》中的人物，又如閻立本《帝王圖》中的人物姿勢也是呈漂浮狀的。這幅畫曾一度拿到過日本，因沒有買家又帶回中國去了。由此看來，六朝時期至唐代初期傳統相承的繪畫雕刻風格在朝鮮一如既往地傳承到石窟菴時代，並在其雕刻上表現出來。如果從偏愛日本的角度來說，日本在天平時代就已經在隋唐時期風格的繪畫、雕刻中融入了寫實的精神，同時還吸納了泥俑時期以來的傳統，表現出日本固有的特色。可是朝鮮的雕刻依然還在照搬六朝時期的形式，並沒有發展到日本的水平。 除雕刻之外，從六朝時期到唐代這一期間中國的繪畫也發生了種種變化。六朝時期的繪畫至閻立本可劃為一個時期。其後出現了吳道子這一位著名人物，畫風為之一變，白描畫風流行。所謂白描也就是一種別具筆意的用墨方法，這又是一種變化。還有就是張萱(28)、周昉(29)兩人於開元天寶年間異軍突起，開始畫富於肉感、寫生風格的繪畫成為當時的流行。從那以後仕女畫就開始畫肉感豐滿的美女。天平時代正好跨越從吳道子到周昉、張萱這一期間，所以能夠感受到當時已經受到唐代這種畫風變化的影響。在日本，六朝風格的繪畫，也就是閻立本風格的繪畫，多見於如法隆寺玉蟲廚子門扇(30)這一類古物，類似吳道子那樣的作品也就是如正倉院畫在麻布上的菩薩像之類的了。由於在中國也沒有可以確定的作品，所以就很難進行比較。農林大臣山本悌二郎氏收藏有一幅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像卷》，據說是宋朝時期的摹本，與這幅吳道子的繪畫相比較，麻布畫像的面部描繪方法與其有相當多的共同點，可知吳道子風格的繪畫當時已傳入日本。至於周昉的繪畫，朝日新聞社的上野先生有一幅《美人聽琴圖》，是明代仇英的摹本，非常傳神地表現了周昉畫的神韻。張萱的畫在波士頓博物館裡有宋徽宗的摹本，據說其臨摹的是唐代原本，看這些摹本，可以認為藥師寺的《吉祥天圖》、正倉院屏風畫的樹下美人、法華寺來迎佛的屏風都可當為日本受到周昉、張萱等寫實流派以及仕女畫風格影響的佐證。周昉、張萱生活的時代幾近與天平時代同步，其畫風影響日本非常迅速，中國剛一流行，馬上傳入日本，可見當時中日文化關係是如何緊密敏感。或許當時日本都城奈良已經發展到擁有與唐的發達地區如長安、洛陽、揚州幾乎相同水平的文化。 關於書法，這裡首先提出歐陽通所寫的道因法師碑文，把其作為一個標準。歐陽通晚年所寫的東西中有高句麗泉男生的墓志銘，泉男生這個人由高句麗降唐，後死於唐，其墓志銘最近在洛陽被發掘出來。歐陽通繼承其父歐陽詢遺風，是唐初書法大家。不可思議的是，在日本有酷似其字的書作，給中國人看，中國人說是歐陽通的字，不相信是日本人所書。這幅書作就是小川為次郎先生所收藏的《金剛場陀羅尼經》。書作上寫有干支丙戌年，正好相當於朱鳥元年（686年），還寫有「川內國志貴評內知識為七世父母及一切眾生」云云，卷末有「教化僧寶林」字樣。毫無疑問這幅書作是在日本所書，但歐陽通不可能來過日本，由此可知系日本人所書。讓人感覺系同一人書寫的還有日本的金石文，這就是長谷寺千體佛下的銘文，其也是朱鳥元年之物。將兩者相比，書體幾乎相同。總之，在日本只有《金剛場陀羅尼經》與長谷寺千體佛銘文這兩件書作，其文字與歐陽通書體沒有絲毫兩樣。書寫道因法師碑文早於泉男生墓志銘16年，《金剛場陀羅尼經》與長谷寺千體佛晚於泉南生墓志銘7年，也就是說，這些書作是幾乎與歐陽通同一時代的人所書。當時在日本已經有人能夠寫出與歐陽通書風完全相同的書作，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人們對吸收中國文化是如何地敏感。 完美表現歐陽通父親歐陽詢書風的書作還是已故小川先生收藏的《華嚴音義》二卷，此作原為東大寺所收藏，曾為淨土宗管長、著名高僧養鸕徹定所有，後被西本願寺收藏，西本願寺拍賣藏品時被小川先生購得。其書寫風格與歐陽詢的字相同，由於過於相似，展示給中國人看會使其大吃一驚。但此《音義》中夾雜有日語文字，該件當在日本書寫是確鑿無疑的。這裡所舉的兩三個例子說明日本人當時是如何認真學習中國著名書家的書風的。除此之外，高野山有《文館詞林》，是捲軸，計十二卷。其中一卷與唐代著名書家褚遂良的字體十分相似，是嵯峨天皇時期所寫的，雖然不是奈良時代，但是平安時代最早的時期，接近於奈良時代。這件東西曆來不為人所注意，是近年被發現的。弘法大師的《灌頂記》、《風信帖》與顏真卿的書法十分相似，是大師認真研習唐代當時新創的書風、精心創作的書作。在這之後，唐又有柳公權，只有此人在日本幾乎無人習其書體，但還是在高野山，那裡有《金光明最勝王經》二卷，同普通寫經相比，更是密行細字，書風幾近與柳公權同出一轍。 天平時代以及與其相接的平安時代初期，唐代名家書風傳入日本，不僅有人學習，更有人將其很快傳播開來，一種書風興起還不到二三十年，其本人尚健在時，就已有人將其書風研習得精細透徹，當時的日本人學習中國文化的速度遠遠超過後來德川時代的人們，反映出他們充分地吸收了中國文化。天平時代與現在完全不同，航海相當困難。阿倍仲麻呂要從唐返回日本，後遭遇海難，漂流到安南，最後重歸於唐，埋骨於盛唐。鑒真和尚來日本也是歷經千辛萬苦。儘管當時交通非常不便，但日本對學習中國文化是何等積極，從這裡也可得到印證。 或許這些只是日本當時貴族中間的事，但這些當時在日本接受了最高水準的教育、有著良好教養的人們與中國的那些同類人群基本處於同等水平之上，他們具有把中國文化引進日本的實力，當然這對中國文化的輸入是有利的。總而言之，天平時代日本的文化雖然幾乎就都是輸入的中國文化，但當時的人們完成了其他國家難以仿效之業。不止於此，日本人此時開始擁有了日本自己的國語，開創了日本文學，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附記　一 據筆者調查，《大日本古文書》卷三及《南京遺文》所載天平二十六年六月十日「更可清章疏等」記載的外典書中，部分載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以及《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亦有部分無記載。具體如下所記。簡便起見，《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簡注作見，《隋書·經籍志》簡注作隋，《舊唐書·經籍志》簡注作舊，《新唐書·藝文志》簡注作新。其他皆注具體書名。 《經典釋文》廿一卷一帙　見（卅卷）　舊（卅卷）　新（卅卷） 《新修本草》二帙廿卷　見（同）　舊（廿一卷）　新（廿一卷） 《大宗文皇帝集》四十卷　見（卅卷）　舊（卅卷）　新（同） 《群英集》廿一卷 《許敬宗集》十卷　見（廿卷）　舊（六十卷）　新（八十卷） 《天文要集》十卷　見（一卷　另四十三卷）　隋（四十卷、另四卷、另三卷）　新（四十卷） 《職官要錄》卅卷　見（同）　隋（同）　舊（同）　新（卅六卷） 《庾信集》廿卷　見（同）　隋（廿一卷）　舊（同）　新（同） 《政論》六卷　見（五卷）　隋（同）　舊（五卷）　新（同）　《群書治要》 《明皇論》一卷 《帝歷並史記目錄》一卷 《君臣抗要抄》七卷 《瑞表錄》一卷 《慶瑞表》一卷 《帝德錄》一卷　見（二卷）《文鏡秘府論》 《帝德頌》一卷 《讓官表》一卷 《聖賢》六卷 《鈞天之樂》一卷 《十二戒》一卷　見、新（亦有《軍戒》三卷） 《安國兵法》一卷　見（三卷） 《軍論斗中記》一卷　隋（五行家有斗中孤虛圖另注引梁錄周易斗中八卦絕命圖周易斗中八卦推游年圖） 《文軌》一卷　見（十卷） 《要覽》一卷　見（同）　隋（十卷）　舊（五卷）　新（五卷） 《玉曆》二卷　見（五行家有《赤松子玉曆》二卷） 《上金海表》一卷　見（兵家有《金海》卅七卷）　隋（兵家《金海》卅卷）　舊（兵家《金海》四十七卷）　新（兵家《金海》四十七卷）　《隋書·藝術傳》蕭吉著《金海》三十卷 《治癰疽方》一卷　見（七卷）　隋（《癰疽論方》一卷） 《石論》三卷　隋（一卷） 《古今冠冕圖》一卷 《冬林》一卷 《黃帝針經》一卷　見（十卷）　隋（九卷）　舊（十卷）　新（十卷） 《藥方》三卷　隋（四十卷秦承祖二卷徐文伯撰、五卷徐嗣伯撰、廿一卷徐辨卿撰、五十七卷後齊李思祖撰）　舊（十七卷秦承祖撰）　新（四十卷秦承祖撰） 《天文要集歲星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見（同）　隋（同） 《天官目錄　外官簿》一卷 《黃帝太一天目經》二卷　見（三卷）　隋（《黃帝太一兵歷》一卷、《太一兵書》十一卷）、舊、新（《太一兵法》一卷） 《內宮上占》一卷　見（《天文錄　石氏中宮占》三卷上中下） 《石氏星官簿》一卷　見（《石氏星經簿》二卷）　隋（《石氏星經簿》一卷、注梁有星《官薄》十三卷）舊、新（《石氏星經》一卷） 《太一口決》第一卷　見（《太一口決》一卷） 《傳星經》一卷 《簿》一卷　見（二卷或三卷） 《九宮》二卷 《一推九宮法》　隋（《九宮推法》一卷） 《一遁甲要》隋　（《遯甲要》一卷） 另《南京遺文》中有抄錄以下兩書處 《文字辨嫌》隋、舊、新（各一卷） 《通俗文伏虔》見、隋（服虔一卷） 附記　二 可參見謝邦諾氏龍門及其他圖錄 no. 291，292，293，294，295，296及566，569，589，590，610，613。 附記　三 可參見田中、外村兩氏《天龍山石窟》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1928年3月於大阪朝日會館講演，同年10月5日發行的《天平的文化》所載） 續記 閱《東洋文庫論叢》第十一期石田茂作君所著「從寫經看奈良時代的佛教研究」，對附記《大日本古文書》所到書目應作如下改訂補充。 《白虎通》一帙十五卷　見（同）　隋（六卷）　舊（六卷）　新（六卷） 《離騷》三帙（各十六卷）　見（《楚辭》十六卷　《離騷》十卷）　隋（《楚辭》十二卷　另三卷）　舊（《楚辭》十六卷　另十卷）　新（《楚辭》十六卷　另十卷） 《方言》五卷　見（十卷論語）　隋（十三卷論語）　舊（《別國方言》十三卷小學）　新（《別國方言》十三卷小學） 《論語》廿卷　見（十卷）　隋（十卷）　舊（十卷）　新（十卷） 《三禮儀宗》三帙　各十卷目錄儀皆作義　見（廿卷）　隋（三十卷）　舊（三十卷）　新（三十卷） 《新儀》一帙十卷　見（卅卷儀注家）　隋（三十卷儀注）　舊（《雜儀》三十卷）　新（三十卷）《隋志》《新唐志》均作鮑泉，《舊志》作鮑泉，書名作《雜儀》，皆誤。 《漢書》 《晉書》此兩書系常見書，無須加注 《文選音義》七卷　另三卷　見（十卷李善撰另十卷釋道淹撰）　舊（十卷　釋道淹撰）　新（十卷　僧道淹撰）新志 《文選》上帙九卷下帙五卷　無須加注 《孝經》一卷　此書載東大寺 《列女傳》　見（十五卷曹大家注）　隋（十五卷曹大家注　另七卷趙母注）　新（十五卷曹大家注） 《典言》四卷　見（同後魏人李魏叔撰《雜家》）　隋（同後魏人李穆叔撰另四卷後齊中書郎荀士遜等撰《雜家》）　舊（同李若等撰《儒家》）　新（同李穆叔《儒家》） 《書法》一卷　隋（《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神符經》一卷　見（《三甲神符經》一卷）　新（《老子神符易》一卷） 《陰陽書》　見（《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　《新撰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 舊（《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　《新撰陰陽書》三十卷王粲撰）　新（王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　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 （1930年9月26日記） ———————————————————— (1) 即關野貞（1867—1935），明治、昭和時期建築史學家，東京大學教授。明治末年以後，曾在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廣泛探訪歷史遺蹟，收集大量學術史料。著有《日本建築與藝術》、《朝鮮建築與藝術》、《中國建築與藝術》、《朝鮮古蹟圖譜》等。——譯者 (2) 即樂浪郡，公元前108年（元封三）漢武帝在滅亡衛氏朝鮮之後在朝鮮半島北部設立的四郡（樂浪、真番、臨屯、玄菟）之一，其中心地區相當今平壤一帶。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國大陸文化向朝鮮半島、日本傳播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譯者 (3) 亦稱《大唐六典》。陸堅、張說、蕭嵩、張九齡主編，徐堅、韋述等撰，李林甫修訂注釋，共三十卷。該書以玄宗所擬治（諱作理）、教、禮、政、刑、事六典為名，記述唐官制。全書近三十萬字，凡唐初至開元官制建置沿革、周秦至唐以前諸制淵源，均詳於此編，為現存最古國家行政組織法規專著。——譯者 (4) 杜佑（735—812），唐代宰相、史學家。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生於世宦之家，以門資入仕。其孫杜牧為晚唐著名詩人。杜佑所撰巨著《通典》二百卷為典章制度專史的先河。另著有《理道要訣》，系《通典》要義，被朱熹稱為「非古是今」之書，今已亡佚。——譯者 (5) 即藤原鐮足（614－669），官人，古代中央豪族藤原氏之祖。參見前注。——譯者 (6) 藤原不比等（659/658－720），奈良時代公卿。曾與忍璧親王等共同編撰《大寶律令》。後又編撰《養老律令》。擅漢詩，《懷風藻》收入其詩作。——譯者 (7) 十惡為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虐則少了不睦、內亂兩項。——譯者 (8) 亦稱三代格式，系嵯峨、清和、醍醐天皇時期制定的格，即弘仁格、貞觀格、延喜格。——譯者 (9) 羅振玉（1866－1940），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在農學、考古學、金石學、敦煌學、版本目錄學、校勘學、古文字學等眾多領域皆有卓著建樹，著作達189種，校刊書籍642種。——譯者 (10) 略稱《續紀》。平安初期編撰的正史，共四十卷。由菅原道真等編撰，797年（延曆十六）完成。為自697年（文武天皇一）至791年（延曆十）桓武天皇共九代天皇的編年體正史，是了解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初期的基本史料。——譯者 (11) 聖武天皇（710－756），724－749在位。——譯者 (12) 東大寺內用以收藏752年本尊毗廬遮那佛開光時的供養品倉庫，其收藏又包括聖武天皇的珍愛之物等共計一萬餘件，藏品多為奈良時代之物，也有很多中國唐代之物，還有絲綢之路上的中亞古國以及希臘、羅馬的器物，種類多，極為珍貴，其中很多是傳世之作。——譯者 (13) 佐佐木信綱（1872－1963），明治—昭和時期歌人、國文學家。號竹柏園。曾在東京大學任教。著有《日本歌學史》、《和歌史研究》、《校本萬葉集》等。——譯者 (14) 玄昉（?－746），奈良時代僧人。俗姓阿刀。716年（靈龜二）作為留學僧入唐，後在唐做官，唐玄宗時官至三品並受賜紫衣。735年（天平二）攜佛經五千多卷以及佛像等與吉備真備一同回國。後任僧正，據傳大佛的營造，國分寺的創建都與其有關。——譯者 (15) 古代官吏因年老請求退職稱乞骸骨。見《晉書·庾亮傳》：「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東漢班固《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馬」。啟為舊時文體，較簡短的書信。——譯者 (16) 孝謙天皇（718－770），749－758在位。再次即位稱稱德天皇，764－770在位。——譯者 (17) 光仁天皇（709－781），770－781在位。——譯者 (18) 當為文室大市（704－780），奈良時代公卿。長親王之子、天武天皇之孫。——譯者 (19) 古時臣子向君主上書言事的一種文體。此外，還有一類專議朝政的文章亦稱表。——譯者 (20) 弘文天皇（648－673），有關即位史料不詳。《懷風藻》收入有其漢詩兩篇。——譯者 (21) 阿倍仲麻呂《銜命還國作》：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譯者 (22) 以日本國語寫成的傳達天皇旨意的文章。奈良時代以後，仿效唐制採用以漢文寫的詔敕。——譯者 (23) 語尾假名是指日本人在訓讀漢文時在漢字右下側所加的假名。包括活用形語尾、助詞、助動詞等。——譯者 (24) 即「乎古止點（ヲコト點）」。古時訓讀漢文時加在漢字的四角或上下的點、線等符號，主要用以表示助詞、助動詞及活用詞的讀法。——譯者 (25) 朝鮮上代文字叫吏道，書寫朝鮮語時借用漢字的音訓。吏吐則相當於日語的語尾假名。——譯者 (26) 薛聰，朝鮮新羅時期散文家、學者。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於7世紀末8世紀初。曾出家，號小性居士。其使用朝鮮語解讀九經，並整理了當時比較混亂的吏讀文字，使之系統化，對朝鮮古代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著作大部已亡佚，有寓言散文《花王戒》收入《三國史記》。——譯者 (27) 顧愷之（348－409）。東晉畫家，繪畫理論家，詩人。字長康，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工詩賦、書法，尤擅繪畫，精於人像、佛像、禽獸、山水等。與曹不興、陸探微、張僧繇並稱六朝四大家。顧愷之作畫，意在傳神，其「遷想妙得」「以形寫神」等論點以及其他理論為中國繪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顧愷之的繪畫真跡沒有保存下來，相傳其作品摹本有《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列女仁智圖》等。——譯者 (28) 張萱，唐代畫家，生卒年不詳。京兆（今陝西西安）人。善畫人物、仕女，其人物畫線條工細勁健，色彩富麗勻淨。其所繪仕女是唐代仕女畫的典型風貌，成為後來的仕女畫的先導，對唐五代的畫風產生很大影響。傳世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等。——譯者 (29) 周昉，唐代畫家，生卒年不詳。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陝西西安）人。工仕女，初學張萱而加以寫生變化，多寫貴族婦女。所作人物優遊閒適，容貌豐腴，衣著華麗，用筆勁簡，色彩柔艷，為世所重，稱絕一時。亦擅畫佛像、鳥獸、花鳥。傳世作品有《揮扇仕女圖》、《簪花仕女圖》、《調琴啜茗圖》等。——譯者 (30) 法隆寺所傳飛鳥時代的櫥櫃，其為宮殿形狀，安放在須彌座上。宮殿的鏤空雕刻的金具下飾有一玉蟲的羽翅，櫥門及須彌座四周用彩漆繪有釋迦的佛教世界和講經圖。玉蟲廚子用以放置佛像、經卷，其反映了飛鳥時代高超的繪畫、工藝水平。——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