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 · 何謂日本文化(一)
文化這一詞語近來很流行,不論什麼事物,似乎沾上這兩個字就光鮮了許多。但一般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文化呢?文化是以國民整體的知識、道德、興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作為基礎的知識、道德、興趣在現代日本處於何等的水平?政治、經濟等所有被認為產生於人生需要的這些事物要求帶有民眾性,不帶有民眾性者就會被當作時代的錯誤遭到抵制,但作為文化基礎的知識、道德、興趣等果真都應該要求帶有民眾性嗎?不帶有民眾性者果真就都應當被當作時代的錯誤嗎?這樣一來,在考察現代日本的知識、道德、興趣在現實中反映出的事物時就會使人有時頗感為難,這在我等以其作為專業的史學方面更是如此。最近有人宣稱在富士山某處發現神代記錄,記載有神武天皇(1)之前幾十代的事跡,而且還有人相信它。是偽造的歷史,還是真實的歷史,很多人無法區別,真假難辨。就在東京,還有某修行者,此人在所謂上流社會頗有勢力,其對《古事記》等作非學術意義上的解讀,得到官員、軍人以及其他人士的追捧。倘若將這些當作現代日本民眾的歷史,維繫道德的智識,那麼明治初期以來的五十年間,作為日本文化基礎的民眾智識是否進步就不能不令人質疑了。明治時代初期,大分縣曾有人宣稱發現以神代文字記載的書,名為《上記》,將其譯出,並欺騙當時著名的報業記者岸田吟香(2)將書出版。其把神代拉長了幾十代,以編年體一一杜撰了記載。據三浦博士(3)所說,其與神代記錄的《上記》幾乎完全同出一轍。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竟然如此盲目,倘若將其當作五十年前與今日幾近相同的證據,那麼我們對日本的進步心存疑惑也就不能說是矯激之言。因為這個緣故,這裡所說的日本文化也許還有很多人難以理解,甚至有時還會帶有反感。不過有一點很好,近來出現一種普遍的思想傾向,就是對學者的自由探討較以往相對寬容了。因此,筆者儘管對很多日本人的智識並不抱有信心,但在此坦陳管見,拋磚引玉,以期展開自由探討。
任何一個國家,其國民都有所謂的國家自豪感,在這種國家自豪感中,所謂本國自發性文化占有相當的比重。但是,這是一種毫無道理的謬想。舉例來說,孩子從呱呱墜地開始到心智漸開的年齡時期,年長者的誘導教育打下其知識基礎,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但孩子長大成人後,如果對自己的知識之源產生自豪感,認為自己與生俱來就具有選擇他者知識的能力,能把長者的知識化為己有,因而才得以獲得今日的發展。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嘲笑他的無稽之談。奇怪的是,體現在個人身上的這種人所皆知的道理,涉及國民就會作出有悖情理的解釋。在日本文化的起源上,也存在恰與其相同的謬想。以國史家為首,很多日本人有一種傾向,至今還動輒就肯定日本文化其本身的最初存在,以圖解釋其對外國文化進行了不斷選擇、同化,才實現了今日的發展。這種謬想很早就業已存在,可以說在產生國民性自覺的同時,日本人就已經被這種謬想所束縛。明治維新以前的各種日本文化起源論最終幾乎都是建立在這種立論方法基礎上的。日本採納中國文化,並依賴它獲得進步發展,在這一點上,一般沒有異議。然而,在德川時代中期,國學家們甚至連這一點也加以反對,還有人解釋道,凡采自外國之物,皆低劣於我國固有之物,正是由於採用其故,才使我國固有文化變得不純,有損於我國民性。而在今日,這些人雖心仍不服,但已沒有人會採納此種議論,可還是力圖堅持認為,日本以本國文化為基礎,最初就具有對外國文化加以選擇的能力。這種觀點仍非常盛行。
這裡舉忠孝為例。毋庸贅言,忠孝這一名目是從中國引入之語,但忠孝這一現象原本就普遍存在於我國民之中,只不過是要把自己所有之物使用中國的名稱加以解釋而已。如果從根本上思考這一現象,既然存在國民具備這一德行的事實,又已有原先固有的國語,那麼理應會有一個與事實相匹配的名稱。即便在數字的表示上,今天日本人在使用從中國輸入的文字、發音,如一、二、三、四,但在外來詞彙之外,現在還有一っ、二つ、三つ、四っ這類固有的國語詞彙。不過有時也會有這樣的例子,在朝鮮,表現東西南北方向時幾乎就不使用國語,而只使用已經變形的外來詞彙。如果從語言學角度探討的話,歷史上曾經有過這麼一段時期,為表現南北一詞而與以往的前後一詞共用一語,直到近代,在地方方言中還可以發現其殘留的痕跡。而忠孝這一類詞彙,幾乎很難發現日本民族在使用漢語以前是用何種語彙表達的。「孝」作為人名讀作「よし(yoshi)」「たか(taka)」,是「善」「高」這一類意思的詞,並不是對父母使用的特別詞彙。「忠」讀作「ただ(tada)」,是「正」的意思,其作「まめやか(mameyaka)」解時,就是誠懇之意,也並非是對主君使用的特別詞彙。除一般所說的善行、正義之外,作為表現特別的家庭成員以及君臣關係的忠孝,倘若在古代沒有相應的詞彙,那就不足可以懷疑是否存在過這類思想嗎?這裡舉出的僅僅是目前顯而易見的例子,但其已令人生疑,所有的文化現象是不是都處於相互關聯的關係之中?從近年發展起來的史學考古學來看,這一類疑問越來越多。日本的歷史通常以神武紀元為始,在其後的數百年間仍是傳說的時代,而不是有歷史記載的時代。神武以後,神代的事多屬神話,要從中扒抉出歷史的真實事物相當困難,但與其不同的是,我們卻可以了解民族化的群體、地方性的傳說在哪些地方、以何種順序形成、產生的。至於年代,近來很多歷史學家大體定為耶穌紀元時期,這絕不是不著邊際的推斷。由於考古學的發展,漸次為人所知的歷史遺留物中有些還是在其前之物。其中很多當時的遺留物中可以明確認定為是中國文化遺留物的變形。
近來對銅鐸、古鏡的研究有很大的進展。一般認為,銅鐸大體上是由中國的鐘演變而來的,其融入了土著民族而不是來自大陸中國人的創意。作為銅鐸樣本的中國器物,在先秦時代中華民族就已經使用,經過土著民族加以變形的時期應當在耶穌紀元以前,關於這一點可以舉出很多證據。在銅鐸之後,令人關注的歷史遺留物就是古鏡。在發掘出的古鏡中,現在可以認為是西漢即耶穌紀元以前之物是在九州北部、畿內部分地區發現的,而東漢時代畿內地區漢鏡完成了變形,這一時期日本民族製作的器物發現了很多。從地理上看,這條文化移動的路徑現已逐漸變得清晰。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鮮南部,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器物不斷加以改良,使其日本化,最後是在日本內地完成了更大的變化。關於這一點,現在也已經很清楚了。觀察日本民族製作西漢時期業已完成變形的銅鐸這些實證,在其尚未變形、只是原封不動接受中國製作品時期必定是在西漢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其時,至少在戰國末期,中國文化已經在日本民族中間傳播。日本的歷史、傳說中,幾乎沒有與這一時期相吻合的事實。可以斷言,中國文化最初影響到日本民族的時期,日本民族尚未形成類似真正國家的形態。關於這一點,不僅可以通過日本民族自身來了解,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周圍各民族,他們幾乎全都是選擇了與此相同的途徑,這也成了相當有力的佐證,例如高句麗、三韓(4)都是如此。高句麗國在形成之前,其所在地區在行政上最初接受中國的統治。高句麗國是在遼東的部分地區即今日的滿洲(5)興京地區建立國家,在其尚未建國時期,漢在這一地區已設置玄菟郡高句麗縣。西漢末期,中國的統治力量一度鬆弛,於是在中國行政區域內最早出現了半獨立的土著部落,其逐漸發展成為後來的高句麗國,時間當在王莽時期。儘管如此,高句麗國是在朝鮮民族中最早建國的,當時三韓地區尚未完全形成國家。三韓諸國最初形成國家大約在東漢中期以後。當時漢把整個朝鮮郡縣納入其行政區域內。東漢中期以後,由於統治力量鬆懈,被稱為三韓七十餘國的許多小部落開始形成。不過據說在此之前,即漢把朝鮮作為郡縣之前,已經有來自中國的政治逃亡者建立的朝鮮國,甚至在其之前還有過稱作箕子的朝鮮。但是有關箕子的傳說在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上記載得極不明確。承續箕子脈系的國家長時期延續下來的這一事實到三國時代才開始出現在記載中。即使如此,其也還是受到戰國時期燕國文化的刺激才出現的傳說,而不是在其之前朝鮮民族業已存在的祖先傳說。其與中國內地吳、燕這些地區的傳說十分相似,仍然是戰國時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之後產生出來的。
可以認為,日本民族的國家形成幾乎與高句麗同一時期,比三韓要早,其國家形成的過程也大致相同。不言而喻,日本並不如同高句麗、三韓那樣在成為中國的屬地之後才開始產生民族的自覺,而是在中國人遷徙到日本內地,或是於民族形成之前,在海上交往中,具有特殊技能的日本人在朝鮮、中國沿海地區接觸到中國民族,從他們那裡學習到民族形成的方式,或多或少帶有自發性地創建了國家的雛形。正因如此,可以認為從民族的搖籃時期起日本民族的素質就很優秀。打個比喻來說,歷來日本學者對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釋是,其如同樹木的種子最初就業已存在,依賴中國文化的養分才成長起來。而筆者的觀點是,如同製作豆腐,在豆子磨成的豆漿中已經有了變為豆腐的素質,但沒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國文化就如同鹽滷可以使其凝固從而成為豆腐。如果再舉一例的話,就同兒童一樣,可以掌握知識的能力天生已經具備,但到能將知識變為其所有還是要在年長者的教導之下才能實現。
日本依賴中國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時期相當漫長,其政治、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點逐步完成的。任何一個民族,即便其繼承某種異文化,到了一定時期,一般都會產生一種自覺,不僅是日本,中國鄰近的後進民族,如漢代的匈奴,其在中國文化的刺激下實現了民族的形成,於是相應也就產生了民族獨立的這種自覺。早在漢初,匈奴就向漢代皇帝自稱,「上天所置之處,日月所照之處,匈奴大單于」。在日本,聖德太子(6)時期,對中國自稱「日出之處天子」,第一次使用了對等的語彙。如以上所述,國民的自覺常常是在政治方面最早產生,而真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自覺通常相對要滯後得多,不過也有沒有產生過這種自覺的國家。日本民族畢竟在某一時期業已產生了思想上的自覺。依筆者所見,蒙古的進犯成為其最主要的契機,南北朝時期開始,思想文化上的自覺就極其緩慢而不斷地產生,最近在接受中國以外的文化及思想後,思想上已經完全獨立於中國。但是,即便在今日,真正的日本文化是否已經完全形成,這還是一個相當大的疑問。思想方面,日本正竭力地要從中國思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但同時又不斷地受到西方思想的約束。文化的極端化在藝術上也明顯地表現出來,以日本的繪畫來看,約在百年之前就努力欲從古代中國繪畫中解脫出來,但即便從其束縛中獲得解脫,日本的繪畫也沒有達到可以與其等量齊觀的程度,只不過在中國藝術之上增添點地方特色而已,很難說是具有了自覺且已獨立之物,日本的寫生派藝術就是如此。而且最近還有這樣一種傾向,其藝術動輒就為西洋畫的規則所拘,讓人感到日本藝術真正的獨立尚遙遙無期。不過不可以認為沒有從他國文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就絕不可能提高自己民族的生活,並將影響到其他落後的民族,甚至將影響波及比自己先進的民族。雖然有時會將其文化當作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嚴格地講,其很難說是民族的自發文化。
這樣歷史地考察日本文化的由來會不免令人感到失落沮喪,但這個民族尚屬年輕,將來一旦進入成熟期,其前途還是充滿希望的。不過,如前所述,並非每個民族都是能夠順利發展,由幼少逐步進入老年。曾經也有過這樣的民族,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要使日本免遭這種不幸的命運,順利地發展,成為應當貢獻於世界文化的一大力量,這正是我們的責任。
(1922年1月5—7日《大阪朝日新聞》)
————————————————————
(1) 《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記載的第一代天皇。——譯者
(2) 岸田吟香(1823—1905),明治時期著名記者、社會活動家、企業家。早年從緒方洪庵學習蘭學,1865年(慶應元年)創辦《海外新聞》,1867年(慶應三年)創辦運輸商社。曾在j. c. 黑本主持下參與編纂日本第一部和英辭書《和英語林集成》。1872年(明治五年)入《東京日日新聞》社擔任記者,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在上海創辦東亞同文書院。著有《富國策》、《清國地》等。——譯者
(3) 即三浦周行(1871—1931),明治、昭和時期歷史學家。曾任京都大學教授,著有《鎌倉時代史》、《法制史研究》等。——譯者
(4) 古代朝鮮南部的馬韓、辰韓、弁韓(弁辰)三個地區合稱三韓。——譯者
(5) 指中國的東北地區,現已成為死語。——譯者
(6) 聖德太子(574—622),用明天皇之子。後作為推古天皇攝政,致力於內政、外交。603年(推古十一)制定冠位十二階,604年(推古十二)制定十七條憲法。607年(推古十五)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同隋建立國交,輸入隋的先進文物制度。與此同時,熱心於振興佛教,先後建立四天王寺、法隆寺。著有《三經義疏》。參見本書「聖德太子」。——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