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行為 · 導論

「一旦給人加一個壞名聲，他就永遠洗涮不掉。」[1]人性已經成為職業道德學家們施加壞名聲的對象，因而，其結果自然與這個諺語相一致。人的本性一直被以懷疑、恐懼、尖刻的方式來看待，有時也被對它的各種可能性的熱情來看待，但只有當把這些與它的現實性相比照時，它才是如此狀況。它似乎一直被如此錯誤地對待，以至於道德的要務就是修剪和抑制人性；如果它能被其他事物取代，那它就被認為是好的。我們一直假定，如果不是因為人的內在弱點會滑向墮落，道德就是完全不必要的。一些具有更多友善思想的作家們曾經把當前的詆毀歸因於神學家們，因為他們主張通過貶低人來讚頌神。毫無疑問，神學家們對人採取了比異教徒和世俗主義更為悲觀的觀點。但是，這種解釋並沒有支撐多久。因為這些神學家們自己畢竟也是人，如果人類聽眾沒有莫名其妙地對他們作出回應，那麼他們就可能不會有任何影響。 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對人性的控制。當我們正在試圖控制任何東西時，就敏銳地意識到什麼在反抗我們。因此，道德學家們也許被誘導把人性看作是邪惡的，因為它不願意屈服於控制，也因為它對枷鎖的反抗。但這種解釋只是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道德為什麼確立如此異於人性的規則呢？它所堅決要求的目的，它所強加的規定，畢竟都是人性的自然產物。那為什麼人性如此地厭惡它們呢？而且，僅當各種規則求助於人性中的某物，並在人性中喚起一種積極反應時，這些規則才能被遵守，理想才能被實現。通過貶低人性來高揚它們的各種道德準則，無疑是在自殺。否則，它們就使人性捲入無休止的內戰之中，並把人性看作是一團亂糟糟的、毫無希望的相互衝突之力量。 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就是那種對道德一直關注的人性進行控制的本性和起源。而且，當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時，被強加給我們的事實就是階級的存在。控制已經被歸於寡頭政治。對規定（regulation）的漠不關心，在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分裂中已經滋生出來。父母們、神父們、首領們和社會審查官們已經提供了目標，而這些目標對那些被強加目標的人來說是陌生的，即對青年人、俗人和普通民眾來說是異己的；少數人制定和管理規則，大眾則以一種過得去的方式不太情願地遵守規則。每個人都知道，好孩子是那些對他們的長輩儘可能少製造麻煩的孩子；而由於他們中的大多數引起了許多麻煩，所以其本性必定是頑皮的。一般來說，好人一直是那些做他們被告知要去做之事的人，而不渴望順從則是他們本性中發生錯誤的標記。 但是，不管擁有權威的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把道德規則轉變為階級至上的手段，任何把規則的起源歸因於有意設計的理論都是錯誤的。在條件已經存在後利用條件，是一回事；為了增加益處去創造條件，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對優劣之間的社會區分的純粹事實進行探究。說社會條件是偶然產生的，即看到它不是由理智所產生出來的。對人性缺乏理解，是漠視這一點的首要原因。洞察力的缺乏，總是以鄙視或非理性的崇拜為終點。當人們沒有關於自然本性的科學知識時，他們要麼被動地屈服於它，要麼尋求以巫術的方式去控制它。不能被理解之物就不能被明智地管理，那就不得不從外部強迫它服從。對理性來說，人性的不透明性就等於相信它的內在不規則性。因此，社會寡頭政治權威的衰落是與對人性科學興趣的興起相伴而來的，這就意味著，人的各種力量的構成與作用給道德觀念與理想提供了一個基礎。與自然科學相比較，我們關於人性的科學尚未完全發展起來，相應地，關注人性發展的健康、效用與幸福的道德也是初步的。當人性與科學知識相關聯時，本書討論的就是與人性的實證方面相關的倫理變化的一些階段。我們也許期望通過考察道德與人的生理學和心理學在現實中相分裂所導致的各種惡來預見這種變化的一般性本性。不但有關於惡的病理學，而且有關於善的病理學，即那種由這種分裂所孕育的善的病理學。大多只記錄在小說中的好人的壞，是人性對借道德之名施於其上的侮辱所作的報復。首先，與人的本性中的實證根源相隔開的道德，必定主要是否定性的。實際上強調的是避免惡和逃離惡，強調不做事情，服從禁忌。否定性道德採取了許多形式，就像有許多屈服於它的不同氣質類型一樣。它最通常的形式就是採取一種具有保護性色彩的中立品格，即採取一種恬淡（insipidity）的性格。因為如果一個人不像其他人一樣感謝上帝，卻有一千個人像其他人一樣感謝上帝，那麼這個人就不會像其他人那樣不引起注意。不受到社會責備就是善的通常標誌，因為它表明惡已經被避免。一個人通過像其他人一樣以不引起注意，那責備最容易免除。傳統道德是一種單調的道德，在這種道德中唯一致命之物就是引人注意。如果它尚有任何有趣的特點被保留，那是因為其某些自然特性在某種程度上尚未被削弱。把自己弄得那麼招人喜愛就是一種自以為是，人們對這一套並不買賬。給罪犯烙上永遠被社會遺棄的印記這種同樣的心理學，使不要公然強迫其他人去接受美德成為紳士的組成部分。 清教徒決不會受到愛戴，即使在一個清教徒的社會中也是如此。如果有痛苦，那麼大眾寧願成為好的夥伴，而不願成為好人。禮貌的惡比古怪的癖性更受偏愛，它也就不再是惡了。公然忽視人性的道德，以強調人性中那些最普通平常的性質而結束，它誇大了所遵從的群體本能（the herd instinct）。道德的職業捍衛者們一直對他們自己十分苛刻，但認為對大眾來說避免引人注目的惡就已經足夠。在全部人類歷史中，最具啟發性的事情之一就是認錯、寬容、減輕刑罰、暫緩處決這種體系，這是具有權威性超自然道德的天主教會為群眾所發明的。對精神優於一切自然物的高揚，被有組織地寬容肉身的各種缺點所沖淡。贊同有一個完全理想化實在的遙遠國度，就是承認它只對少數人來說是可能的。新教，除了其最熱情的形式之外，已經通過把宗教與道德嚴格分離開來而達到了同樣結果；但在這種分離中，比較高級的因信稱義一舉清除了平常的過失，把它們變成了關於日常行為的群居性道德。 總是有各種比較粗魯的、有力量的本性，它們不能馴服自己而達到所要求的、平淡無奇的遵從程度。對於它們而言，傳統道德似乎是一種安排有序的無用，儘管它們由於熱烈地贊同大眾道德以使其更容易管理大眾，但通常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態度。它們唯一的標準就是成功，就是解釋和完成各種事情。成為好的，對它們而言，實際上就是沒有效果的同義詞；完成與成就是它自己的合理性證明。它們通過經驗知道那些成功人士得到了許多寬恕，而這些成功人士則把善性留給了愚蠢的人，留給了他們認為是傻瓜的那些人。它們的群居本性，通過對所有已經確立起來的、作為理想的興趣之捍衛者的制度表示公然讚美而找到充分發泄的途徑；而且，在它們對所有那些公開否定傳統理想的拒斥中，找到了充分發泄的途徑。或者，它們發現，它們是被選定的屈從於特殊法定規律的、比較高級的道德與行為（morality and walk）之載體。通過大聲宣布反對美德而有意掩蓋邪惡意志，這種意義上的虛偽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之一。但是，一種強烈執行的本性與對大眾贊同的喜愛在同一個人身上的結合，當面對傳統道德時，必定會產生出批評者們所說的虛偽。 對道德與人性相分離的另一種反應，就是浪漫地讚美自然衝動，並把它當作某種優於所有道德要求之物。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沒有執行意志所具有的持久力量以打破傳統，並運用它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但是他們把敏感性與強烈的欲望結合起來。他們聚焦於道德中的傳統因素，認為所有道德都是阻礙個體發展的社會習俗（conventionality）。儘管意欲（appetites）在人性中是最平常的東西，一點也不特別，或者一點也不具有個性，但是他們把意欲不受限制的滿足等同於個體的自由實現。就激情（passion）使中產階級感到震驚而言，他們把屈服於激情看作是自由的宣言。重新評價道德的緊迫需要受到如下這種觀念的嘲諷，即，避免廢除傳統道德成為積極的成果。儘管執行類型的人為了管理支配現實條件而聚焦於這些條件，但這一派別仍然為了情操（sentiment）而拋棄了客觀理智，並退回到由被解放的靈魂所組成的小圈子之中。 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認真地看待道德與日常現實的人性相分離這一觀念，並盡力遵守這一觀念。這些人專注於精神上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們一心一意地沉浸在他們的性格狀態之中，並關注他們動機的純潔與靈魂的善。對有時與這種專心致志相伴隨而來的自負的高揚，能夠產生出一種有害的殘忍，這種殘忍超過了其他所有可能已知的自私自利形式。在其他情況下，一心一意持久地想著理想王國，會養成人們對周圍環境病態的不滿，或者會促使人們徒勞地退回到內在世界之中，而在這一世界裡所有事實都是清楚明白的。現實條件的各種需要因而受到忽視，或者是以一種三心二意的方式被對待，因為根據理想來看，它們是如此的卑賤與卑劣。談論惡，並認真地努力去改變惡，這就表明了一種低劣的心理。或者，理想成為庇護所、避難所和逃離令人厭煩的責任的方式。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逐漸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是現實世界，另一個是理想世界。一些人被這種矛盾性的感覺所折磨。其他人則在這兩者之間不斷地變換著，通過愉快地涉獵於現實的快樂之中來補償理想王國的成員所必需的禁慾之重負。 如果我們從對性格的具體影響轉入到理論問題中來，那麼，我們就會挑選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作為道德與人性相分離所導致的典型後果。人們厭倦了無用的討論，並渴望把它作為一種精巧的形上學而摒棄。然而，雖然如此，但它在其本身之中包含了所有道德問題中最實際的道德問題，即自由的本性與實現自由的手段。道德與人性的分離，導致了人性在道德方面與其他本性的分離，導致了與在事務、市民生活、友誼和休閒娛樂的趨向中所發現的日常社會習慣和努力的分離。這些事情頂多被認為是需要運用道德觀念的地方，而不是道德觀念將被研究以及道德能量將被產生出來的地方。簡言之，道德與人性的斷裂以把內心的道德從公共敞開的戶外與陽光之下驅趕入晦暗而隱秘的內在生命之中為終點。傳統上對自由意志討論的意義，就是它確切地反映了道德活動與人的本性和公共生活之間的分離。 人們不得不從道德理論轉入為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與信仰自由而進行的人類普遍性奮鬥之中，從而在自由意志的觀念中找到有意義的實在。於是，人們就會發現自己走出了令人窒息的、封閉的內在意識氛圍，而進入戶外的世界之中。把道德自由限定在一種內在領域之中所付出的代價，幾乎割斷了倫理學與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繫。前者被認為是各種陶冶人性的規勸之匯聚，而後者則被看作是與權宜之計相關的東西，但這種權宜之計與更大的善的問題相分裂。 簡言之，存在著兩種社會改革學派。一派以一種道德觀念為基礎，而這種道德觀念起源於一種內在的自由，某種神秘地囿於人格之中的東西。它宣稱，對於人們來說，改變制度的唯一方式就是淨化他們自己的心靈；並宣稱，這種心靈的改變完成之時，制度的改變自然就會隨之而來。另一派則否認有這種內在力量的存在，並且認為，如果我們承認有這種力量存在，那麼就已經否定了所有的道德自由。它認為，人們通過各種環境的力量而成為他們所是的樣子，認為人性是完全可塑的，並認為在制度改變以前，人們什麼也不能做。顯然，這就如同求助於內在的正直與仁慈一樣，也使這種後果毫無被達到的希望。因為它沒有提供改變環境的方法。它使我們重新依靠通常偽裝成歷史或進化的必然規律的偶然，並且它相信由內戰所象徵著的某種暴力改變會引致一種突然性的太平盛世出現。我們可以在這兩種理論之間草擬出另外一種可供選擇的辦法。我們能夠認識到，所有行為都是人性中的要素與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之間的相互[2]作用。於是，我們將看到進步以兩種方式前進，將看到自由在那種相互作用中被發現，而這種相互作用維持著一種人的欲望與選擇被認為是有價值的環境。實際上，不僅在個人之中而且在個人之外都存在著諸種力量。儘管它們與外在的力量相比是非常脆弱的，但它們也許被一種具有預見性和計劃性的理智所支撐。當我們把這個難題看作是明智地去調整的難題時，該問題就會從人格之中轉變為一種工程問題，即教育藝術與社會指導藝術的確立工程。 自然科學中有唯物主義的（materialistic）東西，道德則由於與物質（material）事物密切相關而受到貶低，這種觀念現在仍然存在著。如果有一派起來宣稱，人們在吸一口氣之前就應當完全淨化他們的肺，那它就會在職業道德學家那裡贏得許多支持者。因為忽視具體處理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事實的科學，會導致把道德力量轉向一種非真實自我之中的非真實靜居（unreal privacy）。我們不可能說清楚，世界上有多少可以消除的苦難是由於自然科學僅僅被看作是自然的這一事實所導致的。我們也不可能說明白，世界上有多少不必要的奴役狀態是由於如下這種觀念所導致的，即道德問題能夠在良心或人的情操中得到解決，而這排除了對事實的研究，以及專業知識在工業、法律與政治學中的運用。科學不是在製造與運輸中，而是在戰爭中找到了運用的機會。這些事實使戰爭與近代工業中最痛苦和最殘忍的方面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忽視自然科學的道德潛能的每一標記都在對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關注之外繪製出人類的良心，而如果要實現自由，那麼就必須掌握這些相互作用。它把理智引向熱切地專注於非現實的、純粹內在的生活之中，或者強化了對突然爆發的感傷性情感（sentimental affection）的依賴。大眾聚集於秘術的周圍以求得幫助。有教養的人，對此表示出輕蔑的冷笑。如果他們認識到求助於秘術是怎樣展現了他們自己信仰的實踐邏輯，那正如諺語所云，他們也許會轉喜為憂。因為這兩者都建基於道德觀念和情感同在生活、人和世界中可被認知的事實之間的分裂。 我們沒有偽稱，一種基於人性的各種現實以及對這些現實與自然科學之間具體關聯進行研究的道德理論會消除道德努力與失敗。它不會使道德生活成為像沿著光線很好的林蔭大道前行那樣簡單的一個問題。所有的行動都是對未來以及未知領域的一種侵犯。衝突與不確定性是終極的特徵。但是，以關注事實為基礎的，並從關於這些事實的知識中獲得指導的道德，至少會確定有效努力之點，而且把可以利用的資源集中於這些努力之點上。它會結束生活在兩個毫無關聯的世界之中不可能的嘗試。它不但會消除道德與政治和工業的固定區別，而且會消滅人與自然的固定區別。一種以研究人性而非忽視人性為基礎的道德會發現，關於人的事實與自然界中其餘事實是相連續的，因此它會把倫理學與物理學和生物學統一起來。它會發現，個人的本性與活動和其他人的本性與活動是緊密相關的，因此把倫理學與對歷史、社會學、法律和經濟學的研究聯繫起來。 這樣一種道德不會自動地去解決道德難題，也不會自動地去消除困惑。但是，它會使我們以這樣的形式去陳述難題，以至於行動能夠被大膽而明智地引向解決難題的辦法。它不會確保我們不失敗，但它會使失敗成為一種啟發性的源泉。它不會向我們保證未來不會出現同樣嚴重的道德困境，但它會使我們在接近總是反覆出現的麻煩時伴隨著大量正在增加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會增加我們行為的重大價值，即使當我們公然遭受失敗之時——因為我們將繼續去行動。在道德與人性，以及這兩者與環境的統一被認識到之前，我們不再求助於過去的經驗來解決生活中最緊迫與最艱深的難題。準確而廣泛的知識只在處理純粹技術性難題時才會繼續起作用。只有明智地承認自然、人與社會的連續性，才會保證如下道德的發展，即這種道德將是嚴肅的而不是狂熱的，是有抱負的而不是多愁善感的，是與現實相適應的而不是守舊的，是合理的而不是功利的，是理想主義的而不是浪漫主義的。 * * * [1] 原文為：「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也可以譯為「人言可畏」或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由姜文彬先生所譯《人性與行為》一書的中文節譯本就採取了後一種譯法，參見《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八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頁；另外，本書在翻譯過程中參照了姜文彬先生中文節譯本的譯法。——譯者 [2] 英文原書中用斜體表示強調，本書中處理為楷體。——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