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因素 · 第六部
第一章
1
她又回頭看了看出租車的窗玻璃，透過那菸灰色的玻璃什麼也看不到：仿佛莫瑞斯故意將自己投進了一池鐵色的湖水，而且連一聲喊叫也沒有。她被剝奪了她唯一想看見和聽見的，沒有再次擁有的希望，她厭惡如施捨般推到她面前的所有東西，就像一個肉店老闆將上好的肉換成劣質品塞給她，而把前者留給更緊要的顧客。
在那座月桂樹環抱的房子裡吃午餐真是一種折磨。她的婆婆邀來了一個無法推辭的客人——一位牧師，有個平淡無奇的名字叫波頓姆雷（她叫他以斯拉），從非洲傳教歸來。在一次他做的大概是晚禱的布道會上，薩拉感到自己就像一件展品。卡瑟爾夫人沒有介紹她。她只是說，「這是薩拉」，似乎她是從孤兒院裡出來的，實際上她確也如此。波頓姆雷先生對薩姆好得讓人難以忍受；對於薩拉，則將她視為來聽他講道的黑人而予以關照，其分寸似乎也是精心計量的。原本一看見他們就逃之夭夭的「叮噹小仙女」，現在又顯得過分友好，不停地撓著她的裙子。
「跟我說說像索韋托這種地方的真實面貌吧，」波頓姆雷先生說，「我的傳教區，你知道，在羅得西亞。英國的報紙對那兒也是誇大其詞。我們並不像他們描寫的那麼黑。」他補充道，而隨即又為自己的失誤漲紅了臉。卡瑟爾夫人給他倒了另一杯水。「我的意思是，」他說，「你能夠在那裡很好地撫養一個小傢伙嗎？」他明亮的眼神罩住了薩姆，宛如夜總會裡的聚光燈。
「薩拉怎麼會知道，以斯拉？」卡瑟爾夫人說。她不無勉強地解釋道：「薩拉是我的兒媳。」
波頓姆雷先生的臉更紅了。「啊，那你是過來看看的？」他問。
「薩拉現在跟我住，」卡瑟爾夫人說，「就這段時間。我兒子從沒在索韋托待過。他在大使館。」
「這孩子來看看奶奶肯定很高興。」波頓姆雷先生說。
薩拉想：「從今往後，生活就這樣了嗎？」
波頓姆雷先生走後卡瑟爾夫人說她們得認真地談一談。「我給莫瑞斯打了電話，」她說，「他的情緒簡直不可理喻。」她扭頭對薩姆說：「到花園去吧，親愛的，去玩遊戲。」
「在下雨呢。」薩姆說。
「我忘了，親愛的。上樓去和『叮噹小仙女』玩兒。」
「我會上樓的，」薩姆說，「但我不和你的貓玩兒。布勒才是我的朋友。它知道怎麼對付貓。」
薩姆離開後卡瑟爾夫人說：「莫瑞斯對我說，如果你回家他就出走。你們 怎麼了，薩拉？」
「我不大想說這個。莫瑞斯叫我來，我就來了。」
「你們誰是——呃，他們稱之為過錯方？」
「一定要有過錯方嗎？」
「我會再給他打電話的。」
「我攔不住你，但這沒用的。」
卡瑟爾夫人撥了號碼，薩拉向她並不信仰的上帝祈禱，哪怕至少能聽到莫瑞斯的聲音，可「沒有回答」，卡瑟爾夫人說。
「他大概在辦公室。」
「星期六的下午？」
「他的工作時間很沒規律。」
「我以為外交部辦事是更有條理的。」
薩拉一直等到晚上，在讓薩姆睡了之後，便走到鎮上。她來到王冠酒吧，點了份J. & B.。為了記著莫瑞斯，她要了雙倍，然後向電話間走去。她明白莫瑞斯告訴過她，別和他聯繫。如果他仍在家，那電話一定受著監聽，他會假裝氣惱，繼續和她進行一場並不存在的爭吵，可至少她會知道他在家裡，而不是在警署牢房或是在去一個她從沒見識過的歐洲的路上。她讓電話響了很長時間才掛上——她清楚自己這樣做能讓他們 輕易地跟蹤到電話，可她不在乎。假如他們 來找他至少她還能得知他的消息。她出了電話間，在吧檯喝掉了J. & B.，然後走回卡瑟爾夫人家。卡瑟爾夫人說：「薩姆一直在叫你。」她上了樓。
「怎麼了，薩姆？」
「你覺得布勒好好的嗎？」
「當然好好的。會有什麼事呢？」
「我做了一個夢。」
「你夢見了什麼？」
「我記不得了。布勒會想我的。我真想能把它帶來。」
「我們沒法帶它來。你知道的。它肯定遲早會把『叮噹小仙女』幹掉。」
「我才不管呢。」
她頗不情願地下樓去。卡瑟爾夫人正在看電視。
「有什麼好玩的新聞嗎？」薩拉問。
「我很少聽新聞，」卡瑟爾夫人說，「我喜歡看《泰晤士報》上的。」可第二天的周日報紙上根本不會有讓她感興趣的新聞。星期天——他從來不必在星期天上班。正午時分她又回到王冠酒吧向家裡打電話，她又讓電話長久地響著——他也許帶著布勒在花園，可最終她不得不放棄希望。她自我安慰地想，他已經 逃走了，但她又提醒自己他們 有權力不經起訴就可拘禁他——是三天嗎？
卡瑟爾夫人的午餐——一大塊烤牛肉——雷打不動地定在一點鐘。「我們聽聽新聞吧？」薩拉問。
「別玩餐巾套環，薩姆親愛的，」卡瑟爾夫人說，「把餐巾拿下來吧，套環放在盤子邊上。」薩拉調到了三台。卡瑟爾夫人說：「星期天沒有新聞值得聽。」而她當然是對的。
從沒有哪個星期天過得如此漫長。雨停了，虛弱的陽光企圖在雲層中尋找間隙。薩拉帶薩姆去所謂的——她不知道為什麼——森林裡散步。沒有樹——只有低矮的灌木和叢林（有一塊區域已被闢為高爾夫球場）。薩姆說：「我更喜歡阿什瑞奇。」片刻後又說，「沒有布勒的散步不像散步。」薩拉尋思著：這樣的生活還要持續多久？他們穿過高爾夫球場的一角回家，一個顯然是酒足飯飽的高爾夫球手高聲叫他們從球場草地上走開。薩拉還未及反應他又喊道：「嘿！你！說你呢，陶普西！」薩拉依稀記得那「陶普西」是某本讀物上的一個黑人姑娘，她小時候衛理公會的人送給她讀過。
那天晚上卡瑟爾夫人說：「我們該認真談談了，親愛的。」
「談什麼？」
「你問我談什麼？真是，薩拉！當然談你和我孫子——還有莫瑞斯。你倆都不願意對我說這場爭吵到底為了什麼。是不是你或者莫瑞斯有理由要離婚？」
「可能吧。遺棄是要起訴的，對吧？」
「誰遺棄誰？到你婆婆家算不上遺棄。而莫瑞斯——他只要是在家就不算遺棄你們。」
「他不在。」
「那麼他在哪兒？」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卡瑟爾夫人。你就不能再等一段時間，而別急著談嗎？」
「這是我的 家，薩拉。搞清楚你們究竟打算待多久會讓我方便些。薩姆應該上學。這是有法律規定的。」
「如果你讓我們只待一個星期的話，我保證……」
「我不是要趕你們走，親愛的，我是在努力使你表現得像個成年人。我認為你如果不願意和我談的話，就應該找個律師談。我明天可以給拜里先生打電話。他處理我的遺囑。」
「就只給我一個星期，卡瑟爾夫人。」（曾幾何時卡瑟爾夫人還提議薩拉叫她「媽媽」，可當薩拉繼續稱她卡瑟爾夫人時她顯然是鬆了口氣。）
星期一上午她把薩姆帶到鎮上，把他留在一家玩具店裡，然後去王冠酒吧。她在那裡往辦公室打電話——這是個毫無意義的舉動，因為如果莫瑞斯好端端地在倫敦，他肯定會給她打電話。多年前當她在南非為他工作時，她絕不可能這麼魯莽，但在這個安寧的郊區小鎮，在一個從不知種族暴亂或午夜叩門為何物的地方，對危險的想法似乎縹緲得不切實際。她請求和卡瑟爾先生的秘書說話，當一個女人來應答時，她說：「是辛西婭嗎？」（她只知道名字，但從未見過面或是說過話。）有很長一段停頓——長得足以讓某人插進來聽——可在這個退休老人聚居的地方，當她看著兩個卡車司機喝完了苦啤酒時，她不願相信會有那樣的事。接下來一個冷漠而細微的聲音說：「辛西婭今天不在。」
「她什麼時候來？」
「恐怕說不好。」
「那卡瑟爾先生呢？」
「請問您是誰？」
她想：我簡直就是在出賣莫瑞斯，她掛了電話。她覺得她也出賣了自己的過去——那些秘密會晤、密信、莫瑞斯在約翰內斯堡為指導她以及為使他倆免遭BOSS的迫害而花費的心血。而且，在所有這些之後，穆勒現身在了英國——他還和她同桌共餐。
她回來時注意到有輛陌生的車停在植了月桂的車道上，卡瑟爾夫人在過道里等著她。她說：「有人想見你，薩拉。我把他安頓在書房了。」
「是誰？」
卡瑟爾夫人壓低嗓音用嫌惡的口吻說：「我認為是警察。」
此人留著濃重的金色唇須，他正坐立不安地捻著這鬍鬚。他絕不是薩拉年少時熟知的那種警察，她也奇怪卡瑟爾夫人是如何探知他的職業的——她會將他認作與當地住戶做了多年生意的小商人。他看起來就和卡瑟爾醫生的書房一樣親切友善，這屋子在醫生去世後原封未動：菸斗架仍擱於書桌上，那隻中國碗充當了菸灰缸，還有那把轉椅，而那心神不定的陌生人則無法安穩地坐在椅子上。他站在書架旁邊，魁梧的身材部分地遮住了那套鮮紅色的「洛布古典叢書」，以及綠色牛皮封面的第十一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他問道：「是卡瑟爾夫人嗎？」她幾乎想答道：「不。那是我婆婆。」她覺得在這座房子裡她像個陌生人。
「是的，」她說，「有事嗎？」
「我是巴特勒探長。」
「哦？」
「我接到了一個倫敦打來的電話。他們請我來跟您談談——就是說，如果您在這兒的話。」
「為什麼？」
「他們認為也許您可以告訴我們怎麼跟您丈夫聯繫。」
她感到一陣巨大的輕鬆——他總算還沒有給關起來——直到她轉念一想這或許是個圈套——甚至巴特勒的和藹、羞澀以及明擺著的誠實可能都是圈套，那種BOSS喜歡耍的把戲。可這兒並非BOSS的國度。她說：「不，我沒辦法。我不知道怎麼和他聯繫。有什麼事嗎？」
「呃，卡瑟爾夫人，這跟一隻狗有部分關係。」
「布勒？」她大聲叫道。
「哦……如果那是它的名字的話。」
「是它的名字。告訴我這都是怎麼回事。」
「你們在伯克翰斯德的國王路有幢房子。是這樣，對嗎？」
「是的。」她釋然地笑出了聲，「布勒又咬死了貓嗎？但我在這裡。我並不知情。你得找我丈夫，而不是我。」
「我們想辦法找過，卡瑟爾夫人，但沒能聯繫上。他的辦公室說他不在。他好像丟下狗走了，儘管……」
「是很名貴的貓嗎？」
「我們關心的並不是什麼貓，卡瑟爾夫人。是鄰居們抱怨那聲音——一種哀叫——有人打電話報了警。你瞧鮑克斯摩爾一帶最近出過盜竊案。呃，警察派了個人去察看——他發現儲藏室窗戶開著——他不用打碎玻璃……那狗……」
「沒被它咬著吧？我從沒聽說布勒會咬人。」
「那可憐的狗什麼也咬不了了：就它那模樣。它被人打了一槍。不管是誰幹的，那可是幹得一塌糊塗。恐怕，卡瑟爾夫人，他們不得不把您的狗結果掉了。」
「哦，上帝，薩姆會怎麼說啊？」
「薩姆？」
「我兒子。他很愛布勒。」
「我自己也喜歡動物。」接下來的兩分鐘沉默顯得很冗長，像是停戰日那天對死者的兩分鐘致意。「我很抱歉帶來了壞消息。」巴特勒探長終於開口了——汽車和人的喧鬧聲重又傳了進來。
「我不知道該對薩姆說什麼。」
「告訴他狗被汽車碾了，當場死了。」
「是的，我想這樣說最好。我不喜歡向小孩子撒謊。」
「有善意的謊言和惡意的謊言。」巴特勒探長說。她不清楚自己將被迫說的那些謊言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她看著那濃厚的金色唇須，盯住他溫和的眼睛，很納悶到底是什麼使他做了警察。而對他說謊也有點像對小孩子說謊。
「你不坐下說話嗎，探長？」
「您坐，卡瑟爾夫人，請原諒。我已坐了一早晨了。」他專注地看著菸斗架上的那排菸斗：仿佛那是一幅珍貴的畫，而作為行家他也懂得鑑賞其價值。
「謝謝你親自過來，而不是在電話里告訴我。」
「呃，卡瑟爾夫人，我得過來是因為還有些其他問題。伯克翰斯德的警察認為也許屋子遭了劫。有一扇儲藏室的窗戶是開著的，劫匪也許開槍打了狗。家裡好像沒怎麼給翻過，不過只有您或您丈夫能看出來，而他們好像聯繫不上您丈夫。他有沒有什麼仇家？並沒有搏鬥過的痕跡，但假設另一個人是持槍的，就不會有打鬥。」
「我不知道有什麼仇家。」
「一個鄰居說印象中他是在外交部工作。今天上午他們費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了他工作的部門，而似乎他們自周五之後就沒見到過他。他應該來的，他們說。您最後看見他是什麼時候，卡瑟爾夫人？」
「星期六早上。」
「您是星期六來的？」
「是的。」
「他一個人留下了？」
「是的。你瞧，我們已決定分開了。永久地。」
「是因為吵架？」
「是我們做出的決定，探長。我們結婚七年了。過了七年日子，沒有這麼大火氣了。」
「他有沒有一把左輪手槍，卡瑟爾夫人？」
「據我所知沒有。但不是沒有可能。」
「他很惱火嗎——做出這個決定之後？」
「我們誰都不可能高興，如果你是問這個的話。」
「您願意到伯克翰斯德去看看房子嗎？」
「我不想去，不過我估計他們可以強制我去，是嗎？」
「不可能強制您去。但您知道，他們不能排除是一起盜搶案件……也許有什麼貴重物品，他們無法判斷有無丟失。珠寶什麼的？」
「我對珠寶一向沒興趣。我們不是什麼有錢人，探長。」
「或有名畫嗎？」
「沒有。」
「那就會讓我們想到他是否做了什麼傻事或有什麼魯莽舉動。他是不是不開心，那是不是他的槍？」他拿起那隻中國碗仔細察看圖案，然後轉而細察起她來。她意識到那和藹的眼睛畢竟不是孩子的。「您似乎對這種 可能並不擔心，卡瑟爾夫人。」
「是的。他不會做這種事。」
「是的，是的。當然您比其他人都了解他，而我肯定您是正確的。那麼有消息了請立刻通知我們，好嗎？我是說如果他與您聯繫的話。」
「當然。」
「在緊張的時候人們會做出不同尋常的事情，甚至喪失記憶。」他最後又盯著菸斗架看了半天，似乎捨不得離開它。「我馬上給伯克翰斯德打電話，卡瑟爾夫人。希望不再打擾您。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會告訴您。」
走到門口時她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附近有孩子的人家能打聽到的總比您願意告訴他們的多，卡瑟爾夫人。」
她注視著他，直至他在車裡坐穩了，然後才回到屋裡。她想：現在還不能告訴薩姆，先讓他適應沒有布勒的生活。另一位卡瑟爾夫人，真正的卡瑟爾夫人，正在客廳外面等她。她說：「午飯快要冷了。真 是警察，對嗎？」
「是的。」
「他想怎樣？」
「想要莫瑞斯的地址。」
「為什麼？」
「我怎會知道？」
「你給他了嗎？」
「他不在家。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呢？」
「我希望這個人別再來了。」
「要是再來我也不會奇怪。」
2
可日子一天天過去，沒有再看到巴特勒探長，也沒有任何消息。她不再往倫敦打電話了。現在打已毫無意義。有一次她代她婆婆給肉店打電話買羊肉片時，感覺到線路受到了竊聽。大概是她的想像。監聽已成為十分精細的技術，不會讓外行覺察到的。在卡瑟爾夫人施壓之下，她去見了當地學校的人，並安排薩姆去上學；會面回來時她鬱鬱寡歡——仿佛她終於完成了新生活的規劃，像給一份封蠟的文件壓了印，再也改變不了了。回家的路上，她分別去了蔬菜店、圖書館、藥房——卡瑟爾夫人為她準備了一張單子：一聽豌豆、一本喬吉特·海耶的小說、一瓶治頭痛的阿司匹林，薩拉覺得她和薩姆肯定是卡瑟爾夫人頭痛的起因。她莫名地想起了圍繞著約翰內斯堡的那些如金字塔般的灰綠色巨型土堆——即便是穆勒也能講起土堆在傍晚時的色彩，她感到比起卡瑟爾夫人，她與穆勒——她的敵人、種族主義者——更接近。她甚至寧願拿這座薩塞克斯小鎮及其對她恭敬有加而又非常寬容的居民去換索韋托。恭敬比攻擊更像一堵屏障。一個人喜歡與自己同生共棲的並非恭敬，而是愛。她愛莫瑞斯，她愛故鄉的塵土與萎靡的氣息——如今她沒有了莫瑞斯，沒有了故鄉。也許正因為如此，她很歡迎一個敵人在電話里的聲音。當那個聲音自我介紹為「您丈夫的朋友和同事」時，她立即就明白了這是敵人的聲音。
「我希望我沒有在非常不恰當的時候給您打電話，卡瑟爾夫人。」
「沒有，但我還不知道你是哪位。」
「珀西瓦爾醫生。」
似曾聽過的名字。「噢。我想莫瑞斯說起過你。」
「我們有一回在倫敦度過一個難忘的夜晚。」
「哦是的，我想起來了。還有戴維斯。」
「是的。可憐的戴維斯。」停頓了一會兒，「我不知道，卡瑟爾夫人，我們是否可以談談。」
「我們現在正在談，不是嗎？」
「嗯，最好再直接一點，而不是在電話里。」
「我住得離倫敦很遠。」
「我們可以派輛車，如果您用得著的話。」
「我們」，她尋思，「我們」。對於他而言，用以機構的口氣說話是個失誤。「我們」和「他們」是讓人不安的措辭。是一種提示，令人不由得警覺起來。
那聲音說：「我想這個星期如果您哪天能有空吃午飯的話……」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同您說說您丈夫的事。」
「是的。我猜到了。」
「我們都挺為莫瑞斯著急。」她感到一陣欣喜湧來，「我們」並沒有將他抓到一個不為巴特勒所知的秘密地點。他遠走高飛了——和他們之間隔著偌大一個歐洲。仿佛她也像莫瑞斯那樣逃脫了——她已踏上了回家的路，那個家正是莫瑞斯的所在。她還是得保持小心，就像以前在約翰內斯堡那樣。她說：「莫瑞斯不再管我了。我們分居了。」
「不管怎樣，我估計，您還是想聽到他的一些消息？」
這麼說他們是有消息的。正如當年卡森告訴她的：「他正安全地待在馬普托等著你。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你弄出去。」如果他是自由的，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團聚。她意識到自己正對著電話微笑——感謝上帝，他們還沒發明出可視電話，可儘管如此她還是收斂了笑容。她說：「恐怕我並不太在意他在哪裡。你不能寫信嗎？我有個孩子要照顧。」
「嗯，不行，卡瑟爾夫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寫的。如果明天我們能為您派輛車的話……」
「明天不可能。」
「那麼星期四吧。」
她儘自己的膽量拖延著回答：「呃……」
「我們十一點派車接您。」
「可我不需要車。十一點十五分有一班火車。」
「那好吧，如果您能在一家餐廳與我會面的話，布魯梅爾——在維多利亞附近。」
「哪條街？」
「這您可把我問住了。沃爾頓——威爾頓——沒關係，任何一個出租車司機都知道布魯梅爾。那裡很安靜。」他又撫慰似的補充道，仿佛帶著專業知識在推薦一家療養院。薩拉飛快地在頭腦里想像說話者的模樣——溫坡街 [1] 上那種很有自信的人物，胸口晃蕩著單片眼鏡，他只在開藥方時才戴上，那是個信號——就像國王起身離座一樣——表示病人該走了。
「星期四見。」他說。她甚至沒有答話。她掛好聽筒去找卡瑟爾夫人——她吃午飯又遲了，她也不在乎。她哼著一首衛理公會傳教士教她的頌歌，卡瑟爾夫人驚訝地看著她。「怎麼了？出什麼問題了？又是那個警察？」
「不。只是個醫生。莫瑞斯的朋友。沒什麼問題。我星期四要去城裡，就這麼一回，您介意嗎？我早上送薩姆去上學，他回來自己能認得路。」
「我當然不介意 ，可我在考慮再把波頓姆雷先生請來吃午飯。」
「哦，薩姆和波頓姆雷先生在一起會非常開心的。」
「你到城裡時會去找律師嗎？」
「我也許會。」一個半真半假的謊言是換來她新得到的快樂的小小代價。
「你在哪兒吃午飯？」
「噢，我想我會找地方買個三明治。」
「真遺憾你選在了星期四。我已訂好了一大塊羊肉。不過」——卡瑟爾夫人在尋求將事情朝積極的方面轉化——「如果你在哈羅茲吃飯的話，有一兩樣東西你可以替我帶回來。」
那晚她躺在床上徹夜難眠。仿佛她得到了一本日曆，而且現在可以開始將那些日子一個個勾掉了。和她說話的男子是敵人——她確信無疑——但他不是秘密警察，不是BOSS，她不會在布魯梅爾被打掉牙齒或被打瞎一隻眼睛：她沒有理由恐懼。
3
然而當她在布魯梅爾飯店那嵌滿玻璃窗、閃爍著亮光的狹長餐廳的盡頭認出來他時，她感到有些失望。他畢竟不是溫坡街的醫療專家，而更像個老派的家庭醫生，戴著鑲銀邊的眼鏡，挺著小小的圓肚皮，在他起身向她致意時那肚皮似乎就擱在桌上。他舉著一份特大的菜單而非一張藥方。他說：「我很高興您有勇氣來這裡。」
「為什麼要勇氣？」
「呃，這是一個愛爾蘭人喜歡放炸彈的地方。他們已經扔了一顆，但是跟德國的轟炸不同，他們總是在同一個地方炸兩次。」他遞給她菜單：她看見有一整頁都是開胃菜。封面的肖像畫上題著「食品單」，整個菜單就像卡瑟爾夫人的本地電話簿那麼長。珀西瓦爾醫生好意地說：「我勸您別點熏鱒魚——這裡總做得有點干。」
「我沒多少胃口。」
「那就先開開胃吧，在我們考慮吃什麼的時候，先來杯雪利？」
「我更想喝威士忌，如果你不介意。」當讓她挑時，她說，「J. & B.。」
「你替我點吧。」她求珀西瓦爾醫生道。這些前奏越早結束，她就越早能得到她懷著一種食物無法滿足的饑渴在等待的消息。當他在做決定時她環顧著四周。牆上有一幅很光鮮同時也很讓人懷疑的喬治·拜倫·布魯梅爾 [2] 的畫像——和印在菜單上的一樣——裝潢陳設趣味高雅，無可挑剔得令人生厭——不惜一切工本，不留任何詬病：寥寥數位食客都是男人，他們打扮得都一樣，似乎都來自一個老派的音樂喜劇合唱團：黑頭髮，不長不短，深色西裝及馬甲。他們的餐桌都小心翼翼地彼此隔開，離珀西瓦爾醫生最近的兩張桌子都是空的——她不知道這是安排好的還是巧合。她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窗戶都用鐵絲圍了起來。
「在這種地方，」珀西瓦爾醫生說，「最好還是品味一些英國特色，我建議嘗嘗蘭開夏火鍋。」
「就聽你的。」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除了吩咐侍者上酒水什麼也沒說。終於他將注意力連同他的鑲銀邊眼鏡轉到了她這兒，並長噓一口氣，「好了，把這苦活兒完成了。現在就看他們的了。」他啜了一口雪利。「您這段時間肯定一直很焦急吧，卡瑟爾夫人。」他伸出一隻手碰了碰她的胳膊，似乎他真是她的家庭醫生。
「焦急？」
「一天過去，什麼消息也得不到……」
「如果你是說莫瑞斯的話……」
「那會兒我們都很喜歡莫瑞斯。」
「你的口氣好像他已經死了。用的是過去時。」
「我不是這個意思。當然我們還是很喜歡他——不過他選擇了一條不一樣的路，一條恐怕很危險的路。我們都希望你別給卷進去。」
「我怎麼會？我們已分居了。」
「哦是的，是的。當然該這麼做。要是一起走就有點兒明顯了。我想移民局還不至於那麼笨。您是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還有您的膚色……」他說，「當然我們知道他沒有在家給您打電話，但要捎個信兒的話可以有很多辦法——公用電話亭，找個中間人——我們沒法監視他所有的朋友，即便我們都知道他們。」他將雪利酒推到一邊以給火鍋騰出地方。她開始覺得鎮定了些，因為現在談話的主題已明白無誤地放在了桌上——就像這火鍋。她說：「你覺得我也是個叛徒？」
「哦，在我們這種部門，你知道的，我們不用叛徒這種詞。那是報紙用的。您是非洲人——我沒有說南 非人——您的孩子也是。這準是給了莫瑞斯很多影響。我這麼說吧——他選擇了另一種忠誠。」他嘗了一口火鍋，「當心點。」
「當心點？」
「我是說那胡蘿蔔燙得很。」如果這的確也是一種訊問的話，那它和約翰內斯堡或比勒陀利亞的秘密警察用的手段則完全不同。「我親愛的，」他說，「當他真和您聯絡上後，您打算怎麼做？」
她放棄了謹小慎微。假如她總這麼小心，就會一無所獲。她說：「我會照他告訴我的去做。」
珀西瓦爾醫生說：「我很高興您這麼說。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交談。當然我們已知道，我估計你也知道，他已安全抵達莫斯科。」
「感謝上帝。」
「嗯，我對上帝可沒這麼有把握，不過您肯定可以感謝克格勃。（人不可太教條——上帝和克格勃當然可能是一路的。）我猜想他遲早會讓您去找他。」
「那我就去。」
「帶著孩子？」
「當然。」
珀西瓦爾醫生又埋頭吃起了火鍋。他顯然是個喜好美食的人。在欣慰地得知莫瑞斯安然無恙後，她更無所顧忌了。她說：「你們阻止不了我。」
「哦，別那麼肯定。您知道，我們辦公室有您不少材料啊。您在南非時和一個叫卡森的人很要好。一個共產黨特工。」
「我當然和他很好。我在幫助莫瑞斯——為你們工作，儘管那時我並不知情。他對我說是在寫一本關於種族隔離的書。」
「而也許莫瑞斯那時候就在幫助卡森了。莫瑞斯現在在莫斯科。當然嚴格說來這並不歸我們管，但MI5很可能覺得有必要調查您——深入調查。如果您願意聽一個老人的勸告的話——一個曾是莫瑞斯的朋友的老人……」
一段記憶閃現在她腦海里，一個拖沓著腳步的人，穿一件印著玩具熊的大衣，在寒冷的林子裡和薩姆捉迷藏。「還有戴維斯，」她說，「你也曾是戴維斯的朋友，不是嗎？」
一勺肉湯正要送進珀西瓦爾醫生的嘴裡時停了下來。
「是的。可憐的戴維斯。年紀輕輕就死了，真讓人傷心。」
「我是不喝波爾圖的。」薩拉說。
「我親愛的姑娘，您說到哪兒去了？在做關於波爾圖的決定之前先來點兒奶酪吧——他們的溫斯利代乾酪非常棒。我想說的只是不要意氣用事。平心靜氣地和您婆婆，還有您的孩子待在鄉下……」
「莫瑞斯的孩子。」
「也許吧。」
「你說也許是什麼意思？」
「您遇見過科尼利厄斯·穆勒這個人，BOSS來的一個缺乏同情心的人。這叫什麼名字嘛！他的印象是真正的父親——我親愛的，您得原諒我說話有些直白——我不願意您犯和莫瑞斯一樣的錯誤——」
「你說得並不直白。」
「穆勒相信孩子的父親是您的一個族人。」
「噢，我知道他說的是誰——就算是對的，他也死了。」
「他沒死。」
「他肯定死了。在一場騷亂中喪的命。」
「你看見他的遺體了嗎？」
「沒有，不過……」
「穆勒說他的確被關押在監獄裡。給判了無期徒刑——穆勒說的。」
「我不相信。」
「穆勒說此人準備要求認這個兒子。」
「穆勒在撒謊。」
「是的，是的。很有可能。這個人也許不過是個小丑。我自己沒有牽涉過法律方面的問題，不過我很懷疑他在我們的法庭上能指證什麼。孩子在您的護照上嗎？」
「不在。」
「他自己有護照嗎？」
「沒有。」
「那麼您得申請一本護照才能帶他離開這個國家。這意味著會有一大堆官僚主義的廢話。辦護照的人有時候會非常、非常拖拉。」
「你們真是渾蛋。你們殺了卡森。你們殺了戴維斯。而現在……」
「卡森死於肺炎。可憐的戴維斯——是肝硬化害了他。」
「穆勒說的是肺炎。你說的是肝硬化，而你現在又想要威脅我和薩姆。」
「不是威脅，我親愛的，是忠告。」
「你的忠告……」
她得結束這場談話。侍者已過來收拾盤子了。珀西瓦爾醫生吃得很乾淨，但她的那份基本未動。
「要不要來份加丁香的老英格蘭蘋果餡餅和一點兒奶酪？」珀西瓦爾問，並像要誘惑她似的傾身向前，嗓門壓得很低，仿佛他正在為他想嘗的某些甜頭報個價錢。
「不，不要。我什麼也不想吃了。」
「哦，親愛的，結賬吧。」珀西瓦爾醫生失望地吩咐侍者，侍者離去後他嗔怪她道：「卡瑟爾夫人，您不該生氣。這裡面沒有任何個人因素。如果您生氣了你肯定會做出錯誤決定。這就是一件關於箱子的事情。」他又講開了那番道理，接著又停住，仿佛第一次發現這個比方也有不恰當的時候。
「薩姆是我的 孩子，我願意把他帶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帶到莫斯科，帶到廷巴克圖 [3] ，帶到……」
「在有護照以前，您不能帶薩姆。作為我，我會極力阻止MI5對您所採取的任何預防措施。如果他們得知您在申請護照……他們會知道……」
她走了出去，徹底掙脫了出去，把珀西瓦爾醫生撇在那裡等著賬單。如果她再多待一會兒，她很難保證自己會不會拿起那把一直擱在盤子邊上切奶酪用的刀。她曾見過一個如珀西瓦爾醫生一樣酒足飯飽的白人在約翰內斯堡的公共花園裡被刺中。那似乎是如此輕而易舉。到門口時她扭頭看了看他。身後窗戶上的鐵格子使他看起來像坐在警察局裡的桌前。顯然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隨著她，現在他正舉起一隻食指對著她溫和地搖晃著。可以理解為警告或提醒。她不在乎是哪個。
第二章
1
從這座灰色高樓的十三層的窗戶向外望去，卡瑟爾可以看見大學上方的那顆紅星。這景觀中存在著某種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樣。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單調。他們對他講得很清楚，他能住上這套公寓是萬分幸運的，尤其是伊萬總愛對他指出這一點。伊萬在布拉格的機場迎接了他，並陪他到伊爾庫茨克附近某個名字很難發音的地方匯報了情況。公寓包括兩間房間、廚房以及個人淋浴間，本屬於另一個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裝修之前死了。按規定空房間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馬桶都要自己買。那可不容易，得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卡瑟爾有時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為這個死的，為採購而疲於奔命：綠色的柳條扶手椅，像木板一樣硬的棕色沙發，也沒有墊子，桌子的色澤如同被澆了一層肉汁。電視機為最新出產的黑白型號，是政府贈送的。他們第一次參觀這公寓時伊萬已向他仔細解釋了。他那口氣像在暗示他個人對這份饋贈是否值得表示懷疑。在卡瑟爾看來，伊萬跟在倫敦時一樣不討人喜歡。或許他怨恨自己被召回，並遷怒於卡瑟爾。
公寓裡最值錢的物件似乎是電話。話機上蒙著灰，且沒有連線，但不管怎樣還象徵著價值。會有一天，也許快了，它將投入使用。他會用這個和薩拉通話——聽到她的聲音對他而言意味著一切，無論他們得為那些聽者上演一出怎樣的喜劇，而且肯定會有聽者。聽到她的聲音會使這漫長的等待好受些。有一次，他向伊萬提了這事。他注意到伊萬喜歡到室外說話，哪怕在最寒冷的天裡。伊萬的工作還包括帶他參觀這座城市，於是他藉此機會在那宏大的GUM國營百貨商店外面走了走（在那裡他感覺簡直像回家了一樣，因為它使他想起了曾看過的水晶宮的照片）。他問：「你覺得有可能將我的電話線接上嗎？」他們去GUM給卡瑟爾找一件毛領大衣——氣溫是二十三華氏度。
「我會去問問，」伊萬說，「不過眼下我估計他們還是要把你藏著。」
「這個過程很長嗎？」
「貝拉米當時就是這樣，但你的情況沒那麼重要。我們從你這兒得不到多少宣傳效用。」
「貝拉米是誰？」
「你應該記得貝拉米的。英國議會裡的一位重量級人物。在西柏林。那都是些幌子，是嗎，就像美國的『和平隊』？」
卡瑟爾犯不著去否認——這不關他的事。
「哦對的，我想起來了。」事發時他正處於極度焦急之中，正在馬普托等待薩拉的消息，他也記不得貝拉米叛變的詳情。為什麼會有人從英國議會叛變，這樣的變節讓什麼人得益或受損？他問：「他還活著嗎？」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為什麼不活著？」
「他在做什麼呢？」
「他由我們的感激養活著。」伊萬又補充說，「你也一樣。哦，我們還為他杜撰了一份工作。他是我們出版部門的顧問。他在郊區還有一座『達恰』 [4] 。比他在祖國拿養老金的日子好過。我估計他們對你的待遇也一樣。」
「在鄉下的『達恰』里讀書？」
「是的。」
「我們這種人多嗎——我的意思是由你們的感激養活的？」
「我知道的至少有六個。包括克雷科斯尚克和貝茨——你會記起他們的——他們都來自你的那個部門。我估計你會在阿格拉維撞見他們，那是我們這裡的喬治風格餐館——他們說那兒的酒很不錯——我是吃不起的——你還會在莫斯科大劇院看見他們，等到他們不用受掩護了。」
他們走過列寧圖書館——「你在那兒也能找到他們。」他又不無怨恨地加了一句，「在那裡讀英文報紙。」
伊萬給他找了一個健碩敦實的中年婦女做日雜工，同時也幫他學點俄語。她給房間裡的每樣東西都標出了俄語名稱，並用一根粗鈍的手指一樣樣點著，還特別挑剔他的發音。她儘管要比卡瑟爾小好幾歲，但像對孩子似的待他，說話時帶著勸告性的嚴厲，而當他被訓練得有起色了，其口氣又軟化成母親般的慈愛。當伊萬有事脫不開身時她就將訓練課程的內容擴大，帶他去中央市場買菜，去坐地鐵。（她在字條上記數字，向他解釋食品價格和乘車費用。）過了段時間他開始給他看她家人的照片——她丈夫，一個穿制服的年輕人，是在公園裡照的，腦袋後面是用紙板做的克里姆林宮的輪廓。他的制服穿戴得並不整齊（看得出他還沒習慣），他充滿柔情地沖相機笑著——也許她正站在攝影師身旁。他是在史達林格勒犧牲的，她告訴他。作為回報他拿出了薩拉和薩姆的相片，他沒有向霍利迪先生坦白藏在鞋子裡的這點秘密。她對他們是黑皮膚表示了吃驚，之後的一段時間她對他還疏遠些——並非她因失落而感到震驚，而是他打破了她的秩序感。在這一點上她很像他母親。過了幾天一切又恢復了原樣，但就在這為數不多的幾天裡他感受到雙重的流放，而他對薩拉的思念也就格外強烈。
現在他已來莫斯科兩個星期了，他用伊萬給的錢為公寓添了幾樣東西。他甚至還找到了莎士比亞劇本的英語教學版，兩本狄更斯的小說——《霧都孤兒》和《艱難時世》，以及《湯姆·瓊斯》和《魯濱孫漂流記》。側街上的雪已齊腳踝深，他越來越不想跟伊萬去觀光，連跟安娜（她名叫安娜）出去進行學習性的遊玩也沒了興致。到了晚上他就熱一些湯，蜷坐於取暖器旁邊，守著肘邊覆滿灰塵、沒有連接的電話機，讀著《魯濱孫漂流記》。有時候他仿佛能聽見魯濱孫自己在說話，像是錄在磁帶上的：「我把我的際遇寫下來，並非為了傳給我的後人，因為我可能不會有後代，而是為了把日日困擾我精神的思緒釋放出來。」
魯濱孫將他境遇中的慰藉和痛苦歸為「善」的和「惡」的，在「惡」的標題下他寫道：「我根本沒有可以晤談的靈魂，或解救我自己的靈魂。」在與之相對的「善」下他記下了「那麼多必要的東西」，那是他從船的殘骸上弄到的，「不是可以滿足我需求的物品，就是使我能夠在有生之年自給自足的東西。」嗯，他有了綠色柳條扶手椅，肉湯色的桌子，硬邦邦的沙發，還有正給著他熱力的取暖器。如果薩拉在的話這些就足夠了——她以前能適應糟糕得多的條件，他還記得約翰內斯堡窮人區那些外形可疑但沒有種族隔離禁令的旅館及其陰暗的房間，他們有時只好到那裡去幽會、做愛。他特別記得一間沒有任何家具的屋子，而他們在地板上也自得其樂。第二天當伊萬又假惺惺地提到「感激」時，他勃然發作道：「你們管這個也叫感激。」
「不是很多人自己過日子時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廚房和淋浴間的……還有兩間房間呢。」
「我並不是抱怨這個。但他們向我保證過不會只讓我一人在這兒。他們答應過我的妻子和孩子隨後就到。」
他強烈的怒火也使伊萬不能再心安理得了。伊萬說：「這需要時間。」
「我連份工作也沒有，靠施捨過活，這就是你們該死的社會主義？」
「安靜，安靜。」伊萬說，「再等一段時間，等他們不用掩護你之後……」
卡瑟爾幾乎要動手揍伊萬了，他看得出伊萬也明白這一點。伊萬咕噥著什麼，沿著水泥樓梯退了回去。
2
或許有麥克風將這場爭吵傳遞給了上一級部門，還是伊萬做了匯報？卡瑟爾不可能知道，但不管怎樣他的怒氣奏效了。對他的掩護可以撤除了，而且他後來還意識到，連伊萬也不見了。就像當時伊萬被調離倫敦一樣，因為他們認為伊萬的脾性不適於掌控卡瑟爾，於是現在他就再出來露一次面——還算比較收斂的一次——然後便永遠銷聲匿跡了。也許他們有一個控制組，就像在倫敦時他們有秘書組一樣，伊萬退回到了組裡。這個行業里不大可能會有人遭解僱的，以免機密泄露。
伊萬的謝幕演出是在一幢樓里充當譯員，樓房離盧比揚卡監獄不遠，同卡瑟爾走路經過時他曾自豪地向卡瑟爾指點過。早上卡瑟爾問他們去哪兒，他避實就虛地答道：「他們已決定分派你工作了。」
他們等待的屋子裡排列著裝幀簡陋的書。卡瑟爾能讀出其中有史達林、列寧、馬克思的俄文版著作——他很高興地想到自己開始能認得印刷體的字了。一張大書桌上放著一本豪華牛皮封面的吸墨水紙，還有一尊騎士銅像，既大又沉，不像是用來作鎮紙的——可能就是裝飾品。書桌之後的門裡出來一個上了歲數的矮胖男人，留著蓬亂的灰發和被香菸熏得焦黃的老式八字鬍。他身後跟著一位穿著得體、手捧卷宗的年輕人。他好比教堂里的助手，正侍奉著一位他所信賴的祭司，而那位老者儘管唇須濃密，和善的笑容以及伸出的似要祝福的手裡卻不乏 某種祭司的氣度。他們三人之間交換了許多談話——問題及回答，然後伊萬開始了翻譯。他說：「這位同志想讓你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評價。他要你明白，正是你工作的這種重要性使我們認識到在高層次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這兩個星期你都處於被隔絕的狀態。這位同志急切地請你不要誤解為那是對你缺乏信任。我們希望能在恰當的時候向西方媒體披露你在這兒。」
卡瑟爾說：「現在他們肯定已經知道了。我還能在哪兒呢？」伊萬翻譯過去，那老者做了回答，而年輕的助手聞聲微笑起來，同時目光低垂。
「這位同志說了，『心裡有數不等於公開發布』。只有當你正式現身於此時新聞機構才能發布。審查制度會監控的。我們很快會安排一場記者招待會，然後我們會讓你知道該對記者說什麼。也許我們會事先演練一下。」
「告訴這位同志，」卡瑟爾說，「我想掙得我在這裡的居留權。」
「這位同志說你已經掙得多次了。」
「既然這樣，我期望他能履行他們在倫敦許下的諾言。」
「是什麼？」
「我被告知，我的妻子和兒子會隨我來這裡。告訴他，伊萬，我孤獨極了。告訴他，我想使用我的電話。我想給妻子打電話，僅此而已，不是英國使館或什麼記者。如果不用掩護我了，就讓我和她通話吧。」
這一回合的翻譯花費了很長時間。他明白翻譯總是比原文要長，但這次長得超過限度了。甚至連那助手似乎也插了一兩句。那位重要的同志幾乎懶得說話——他仍面目慈祥得像個主教。
伊萬最終轉向卡瑟爾。他臉上掛著其他人看不到的慍怒。他說：「他們殷切希望你能與負責非洲內容的出版部門進行合作。」他朝那位助手的方向點點頭，後者堆出一個鼓勵的微笑，那笑容像和他的上司出自同一個石膏模子。「這位同志說他很想請你做他們關於非洲文學的首席顧問。他說非洲小說家非常多，他們想擇其最有價值的予以引進翻譯，當然最好的小說家（由你挑選）將受到『作家協會』的邀請訪問我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他們很樂意提供給你。」
那老者向那幾排書架揮了揮手，似乎在邀請史達林、列寧和馬克思——對了，還有恩格斯——來歡迎他將挑出的小說家們。
卡瑟爾說：「他們沒有回答我。我想要我的妻子和兒子來陪我。他們允諾的。鮑里斯允諾的。」
伊萬說：「我不想翻譯你說的。所有那些事都歸另一部門管。把事情弄混淆是嚴重的錯誤。他們給你提供……」
「告訴他們，在我跟妻子通話之前我不想討論任何事情。」
伊萬聳聳肩膀，說了起來。這回翻譯並不比原文長多少——一句生硬、惱怒的話。而老同志的評論占據了大部分時間，如同一本編輯得過了頭的書的腳註。為了顯示毅然決然，卡瑟爾轉過身看著窗外街道邊水泥牆之間的一條窄溝，他看不到埋在雪裡的牆頭，雪水流進溝里，仿佛出自一隻碩大的、取之不竭的水桶。這不是他童年記憶中的與雪球、童話及雪橇比賽聯繫在一起的雪。這是無情的、無邊的、無赦的雪，讓人想起世界末日的雪。
伊萬氣急敗壞地說：「現在我們走。」
「他們說什麼了？」
「我不懂他們幹嗎要這樣對你。我知道你從倫敦給我們搞來了什麼破爛貨。走。」那老同志伸出一隻恭敬的手；年輕人則顯得有些不安。室外，被雪埋沒的街道是如此沉寂，卡瑟爾竟躊躇著要不要將其打破。兩個人快步走著，如同兩個秘密的敵手，準備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來個最後的了結。終於卡瑟爾對這種不確定性忍無可忍了，說道：「呃，談話的結果是什麼？」
伊萬說：「他們說我對你處置不當。他們把我從倫敦調回來也這樣說。『多學點心理學啊，同志，多學點心理學。』我要是像你這樣的叛徒，日子會過得好得多。」幸運之神將他們送進了一輛出租車，一坐進去他便投入了受了傷的沉默之中。（卡瑟爾已經注意到在出租車裡人們是絕不開口說話的。）在公寓的門口伊萬勉強透露了卡瑟爾想要的情況。
「哦，那份工作將會給你留著。你什麼也不用怕。那位同志對你深表同情。他會對其他人談關於你的電話和妻子的事情。他懇求你——懇求，這是他的原話——稍微再耐心一點。他說你很快會得到消息。他理解——理解，你聽清了——你的焦慮。我一點兒都不明白。我的心理學顯然很糟糕。」
他撇下卡瑟爾獨自站在入口處，大踏步地走進雪地里，並永遠地消失在了卡瑟爾的視線中。
3
第二天晚上，當卡瑟爾挨著取暖器讀《魯濱孫漂流記》時，有人敲他的房門（電鈴是壞的）。多年養成的不信任感使他在開門前不由自主地喊道：「哪一位？」
「我名叫貝拉米。」一個尖銳的嗓音答道，卡瑟爾打開了門。一個身材矮小、皮膚灰白的男子，穿灰色毛皮大衣，戴灰色羔皮帽，神情羞澀而膽怯地走進來。他就像在舞劇中扮演一隻老鼠的喜劇演員，期待著小朋友們的掌聲。他說：「我住得很近，所以我想該鼓起勇氣來登門拜訪。」他看了看卡瑟爾手裡的書。「哎呀，我打擾你看書了。」
「不過是《魯濱孫漂流記》。我有的是時間讀。」
「啊呵，是偉大的丹尼爾 [5] 。他是我們中的一員。」
「我們中的一員？」
「嗯，笛福恐怕還不只是MI5之類的人呢。」他去掉了灰色的毛皮手套，湊近取暖器，並環顧四周。他說：「看得出你還處於白手起家的階段。我們都是這麼過來的。那會兒我根本不懂到哪裡買東西，直到克雷科斯尚克帶我四處去轉了轉。之後，呃，我又領著貝茨跑。你還沒見著他們？」
「沒有。」
「我不明白他們怎麼沒來。你已經解密了，我還聽說你隨時準備要開記者招待會了。」
「你怎麼知道的？」
「從一個俄國朋友那裡。」貝拉米略帶緊張地呵呵笑著說。他從毛皮大衣口袋深處掏出半瓶威士忌。「一份小小的cadeau [6] ，」他說，「送給新來的人。」
「你真太好了。快請坐。椅子比沙發更舒服。」
「如果可以的話，我先把衣服解密了——解密，真是個好詞。」這個過程花了好一會兒工夫——有很多的扣子。當他在綠色柳條椅子裡坐下時他又呵呵地笑起來。「你 的俄國朋友怎樣？」
「不是很友好。」
「那就不要他了。別跟他囉唆。他們很希望 我們過得快活。」
「我怎麼能不要他？」
「你就讓他們明白他跟你合不來。隨便漏一句口風給那些小小的玩意兒，我們此時大概正對著其中一個說話呢。你知道嗎，我剛來時，他們把我託付給了——你怎麼也猜不著的——『作家協會』的一位中年女士。因為我是英國議員，我猜。嗯，我很快就懂得如何處理那種 情況了。只要是克雷科斯尚克和我在一起，我就輕蔑地稱她為『我的女家庭教師』，她沒待多少時間就走了。她是在貝茨來之前走的——我這麼說笑很不對——貝茨娶了她。」
「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我是說他們為什麼要你來這裡。我是在事發以後從英國出走的。我沒見過報紙的報道。」
「我親愛的，報紙嗎——它們非常討厭。一致聲討 我。我後來在列寧圖書館讀到的。你看了會真以為我是什麼瑪塔·哈利 [7] 了。」
「可你對他們有什麼價值嗎——在英國議會？」
「哦，你要知道我有個德國朋友，當時他手下有不少特工在東方。他絕想不到小小的我正監視著他並做著記錄——然後這個傻乎乎的傢伙被一個該死的女人勾引上了。他罪有應得。他本人是安全的，我永遠不會去做危及他自身 的事情，可他的特工……當然他猜到是誰出賣了他。嗯，我承認我沒有給他的推測增加難度。可我得立刻出逃，因為他為了我的事去了大使館。當我把邊防檢查站的傢伙甩在身後時真是開心極了。」
「你在這兒很快樂嗎？」
「哦，是的。對我而言快樂取決於人而非地方，我現在有個非常好的朋友。當然這是不合法的，不過在這種部門裡總可以搞出例外來，他還是個克格勃的軍官呢。當然啦，可憐的小伙子，他有時就沒法忠於職守了，不過這和我德國朋友的情況還很不同——這不是愛情 。有時候我們對此還調笑一番。如果你孤獨的話，他認識很多姑娘……」
「我不孤獨。只要還有書看。」
「我會帶你去個小地方，你能私下買到英文平裝書。」
他們喝完半瓶威士忌時已是半夜，於是貝拉米便告辭了。他費了不少工夫才鑽回他的毛皮大衣里，並且不停地嘮叨著。「哪天你得見見克雷科斯尚克——我會告訴他我見過你了——當然還有貝茨，不過這意味著還要見到那位『作家協會』的貝茨夫人。」他讓手足夠暖和了再戴上手套。他有一副安樂自在的神氣，儘管「開始的時候有點兒難過，」他承認道，「我感到相當失落，直到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就像斯溫伯恩 [8] 作品裡的那段合唱詞，『陌生的面容，無言的守夜，以及』——怎麼說來著？——『所有的苦痛』。我以前做過關於斯溫伯恩的演講——一位被低估的詩人。」到了門口他說，「等春天來了，你得過來看看我的『達恰』……」
4
過了些日子，卡瑟爾發現自己甚至想念起伊萬了。他想念還有某個人可以厭惡的時候——他無法毫無理由地去厭惡安娜，後者現在似乎已意識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孤單。她早上待的時間略微長了些，並用她那像教鞭似的手指要他用心記更多的俄語名詞。她對他的發音要求也更加苛刻：她開始在他的詞彙里添加動詞，從單詞「跑」開始，並做著跑的動作，將肘部和膝部都提起來。她肯定從什麼地方領取了工資，因為他什麼也不用付她；實際上伊萬在他剛來時給的一小筆盧布已經用了不少。
什麼都不掙也成了他這孤立隔絕生活的一種痛苦。他甚至開始渴望有一張書桌，可以讓他坐下來研究一下非洲作家的名單——這也許能使他暫時不去想薩拉現在怎樣了。她為什麼還沒有帶著薩姆隨他過來？他們為履約正在採取什麼行動？
在一天晚上的九點三十二分，他讀到了魯濱孫苦難的終結——他覺得自己現在有些像魯濱孫。「這樣，根據船上的日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離開了這個海島。我一共在島上住了二十八年兩個月零十九天……」他走到窗口：此時雪沒有下，他可以清晰地看見大學上方的那顆紅星，甚至在這個時刻還有婦女在上班掃雪：從上面看她們就像巨型海龜。有人在按門鈴——隨他去，他不開，很可能就是貝拉米，要不是他更不歡迎的人物，那個不認識的克雷科斯尚克或者那個不認識的貝茨——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忘記，門鈴是壞的。他轉過身驚訝地盯著電話機。是電話在響。
他提起聽筒，一個聲音在用俄語對他說話。他一句也聽不懂。然後什麼也沒了——只剩下尖厲的撥號音——可他仍然將聽筒貼著耳朵，愚蠢地等著。也許是接線員讓他等著。或者是告訴他——「掛好電話。我們將再打給您」？也許是有電話要從英國打來了。他不情願地將聽筒放歸原處，坐在電話旁守著，等待它再次響起。他已被「解密」了，現在看來他已被「連接」上了。只要他跟安娜學會了正確的語句，他就可以與外界「聯絡」了——他連如何打給接線員都不會。屋裡沒有電話簿——他兩周前就找過。
可接線員準是對他說了什麼。他肯定隨時會有電話來找他。他在電話旁睡著並夢見了十幾年未夢見的結髮妻子。在夢裡他們吵了架，這是生活中從未有過的。
安娜早上發現他還睡在綠柳條椅里。當她叫醒他時他對她說：「安娜，電話接通了。」可由於她聽不懂，他就朝著電話揮了揮，並說「丁零丁零」。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嘴裡竟吐出這麼幼稚的聲音，他倆都被這種荒謬的場面逗得呵呵大笑起來。他拿出薩拉的相片並指指電話機，她點點頭，微笑著以示鼓勵。他想，她會和薩拉處得來的，她會告訴她在哪兒買東西，她會教她俄語單詞，她會喜歡薩姆的。
5
當天晚些時候電話響起時，他感到肯定是薩拉——準是有人在倫敦將號碼傳遞給了她，也許是鮑里斯。他接電話時嘴巴乾燥得幾乎說不出那句「您是誰？」
「鮑里斯。」
「你在哪兒？」
「就在莫斯科。
「你見著薩拉了嗎？」
「我和她說過話。」
「她好嗎？」
「是的，是的，她很好。」
「還有薩姆呢？」
「他也很好。」
「他們什麼時候來這裡？」
「我正要和你說這個。待在家裡，拜託。別出去。我現在就過來。」
「可我什麼時候能看到他們？」
「那就是我們要談的。有些困難。」
「什麼困難？」
「等我見到你再說。」
他無法靜靜地坐等：他抓起一本書又放下：他走進廚房，安娜正在做湯。她說「丁零丁零」，可這不再好笑了。他回到窗口——又下雪了。當敲門聲響起時他感到已過了好幾個鐘頭。
鮑里斯遞過來一隻裝免稅商品的塑料包。他說：「薩拉叫我給你捎J. & B.來。一瓶是她送的，一瓶是薩姆的。」
卡瑟爾說：「困難在哪裡？」
「等我把外衣脫了。」
「你真看見她了？」
「我在電話里和她談的。在電話亭里。她和你母親住在鄉下。」
「我知道。」
「我要是去那兒拜訪她的話，會有點兒顯眼。」
「那你怎麼知道她很好？」
「她告訴我的。」
「她的聲音聽起來好嗎？」
「是的，是的，莫瑞斯。我敢肯定……」
「困難在哪裡？你把我 弄出來了。」
「那是很簡單的事。一本假護照，盲人障眼法，還有法航的空姐在領你過境時我們在移民事務處安排的一點小麻煩。一個很像你的人。準備去布拉格。他的護照上面有些亂……」
「你還沒跟我說困難在哪兒。」
「我們一直設想在你安全抵達後，他們無法阻止薩拉和你團聚。」
「他們阻止不了。」
「薩姆沒有護照。你當時應該將他放在他母親的護照上。顯然這可能 要花費大量時間來弄。還有一件事——你們的人暗示，如果薩拉企圖離開，她也許會因同謀而被捕。她是卡森的朋友，她在約翰內斯堡時是你的特工……我親愛的莫瑞斯，恐怕事情沒那麼簡單。」
「你們答應過的。」
「我知道我們答應過。誠心誠意地。如果她可以把孩子丟下的話，仍有可能將她偷偷弄出來，可她說她不能這樣。他在學校里過得不開心。他和你母親處得也不開心。」
那隻免稅商品包還擱在桌上等候著。威士忌總是有的——醫治絕望的藥。卡瑟爾說：「你為什麼要把我弄出來？我並沒有處於刻不容緩的危急中。我以為我很危險，可你們應該知道……」
「你發出了緊急信號。我們應答了。」
卡瑟爾撕掉塑料包，打開威士忌，那J. & B.標籤像一段哀傷的回憶刺痛了他。他倒了足足兩倍分量。「我沒有蘇打。」
「沒關係。」
卡瑟爾說：「坐吧。沙發硬得像學校的板凳。」他喝了一口。就連J. & B.的芬芳也刺痛著他。但願鮑里斯給他買的是其他品牌的威士忌——海格、白馬、Vat69、格蘭氏——他默念著那些對他而言毫無意義的品牌名，以讓他的腦子處於空白狀態，以在J. & B.起作用之前先穩住他的絕望——喬尼·沃克、安妮女王、教師牌。鮑里斯誤解了他的沉默。他說：「你不用太操心麥克風。在莫斯科這兒，可以說我們處於暴風中心，反倒是安全的。」他又補充道：「對我們來說把你弄出來非常重要。」
「為什麼？穆勒的便條安全地掌握在老霍利迪手上。」
「你一直不明白真相，對吧？你傳給我們的那些經濟情報本身是毫無價值的。」
「那為什麼……？」
「我知道我沒說清楚。我不是很喝得慣威士忌。我試試看來解釋一下。你們的人以為他們安插了一個特工，就在莫斯科。但實際上他處於我們的掌控之中。他把你給我們的送還給了他們。你的報告使你們的機構對他信以為真，他們可以核對你的報告，而他還一直向他們傳遞著我們想讓他們相信的其他情報。這才是你的報告的真正價值。一個不錯的欺騙手段。可然後穆勒及『瑞摩斯大叔』出現了。我們決定擊敗『瑞摩斯大叔』的最好辦法是公之於眾——我們不能在這樣做的同時還把你留在倫敦。你必須是我們的消息來源——你帶去了穆勒的便條。」
「他們還將明白我還帶去了情報泄露的新聞。」
「完全正確。這場遊戲我們不能再玩下去了。他們在莫斯科的特工將消失在一片深不可測的沉默中。或許再過幾個月你們的人會得到一次秘密審判的傳言。這將更使他們確信所有他提供的情報都是真的。」
「我以為我只是在幫助薩拉的族人。」
「你做了更了不起的事。明天你將會見新聞界。」
「我會拒絕說話的，除非你們把薩拉帶過來……」
「沒有你我們照樣開，不過以後你就別指望我們解決薩拉的問題了。我們很感謝你，莫瑞斯，不過感激就如同愛，需要經常更新，否則很容易就淡漠了。」
「你現在說話就和伊萬以前那樣。」
「不，不像伊萬。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一直是你的朋友。一個人在一個新的國度里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是特別需要朋友的。」
此時友誼的表示聽起來像是威脅或警告。那天晚上在沃特福德徒勞地尋找那幢牆上掛貝利茲培訓宣傳畫的破舊屋子的情形又重現了。對於他，在二十多歲加入這個部門後，他便一輩子都得三緘其口。就像特拉普派 [9] 的教徒，他選擇了沉默的職業，現在他認識到這是個錯誤，但已太遲了。
「再喝一杯，莫瑞斯。情況還不至於很糟。你只是得耐心，僅此而已。」
卡瑟爾喝了起來。
第三章
1
醫生證實了薩拉對薩姆的擔心，但第一個認識到其咳嗽性質的是卡瑟爾夫人。老人是不需要醫學訓練的——他們似乎積累了一生的診斷經驗而不是六年的強化訓練。醫生不過是一種法定需求——在她的 處方下面簽上他的名字。他是一個極其敬重卡瑟爾夫人的年輕人，仿佛她是一位德高望重、可讓他受益匪淺的專家。他問薩拉：「你們那裡患百日咳的孩子多嗎——我是說在老家。」他說的老家顯然是指的非洲。
「我不知道。危險嗎？」她問。
「不危險。」他又補充說，「但需要相當長的隔離期。」——一句並不讓人寬慰的話。莫瑞斯不在時要掩飾自己的焦急就更加困難，因為沒有人與她分憂。卡瑟爾夫人相當鎮靜——儘管日常起居被打破使她感到有些不快。顯然她在想，如果不是那場愚蠢的爭吵，薩姆也許遠在伯克翰斯德養病，而她則可以在電話里給予必要的建議。她走出房間，用一隻枯葉般蒼老的手朝薩姆的方向拋了一個吻，便下樓看電視了。
「我不能回家病嗎？」薩姆問。
「不能。你得待在這兒。」
「我真希望布勒能在這兒聽我說話。」他想念布勒更甚於莫瑞斯。
「我給你讀書好嗎？」
「好的，請讀吧。」
「然後你就得睡了。」
她在匆忙離家時隨便拿了幾冊書，其中有薩姆一直稱作「花園」的那本。他對這書的喜愛要遠甚於她——她記憶中的童年裡沒有花園：灼熱的日光從波紋鐵皮屋頂反射到一片烤得硬邦邦的黏土操場上，即便衛理公會教徒在的時候也沒有植草。她翻開書。樓下電視機里的聲音在不停地咕噥著什麼。即使隔了這麼遠也不會與真人說話聲相混淆——那是一種如沙丁魚罐頭般的聲音。包裹住的聲音。
甚至在她翻開書之前，薩姆便已睡著了，一條手臂伸在床外，那是他習慣讓布勒去舔的。她想：哦是的，我愛他，當然愛他，可他就像秘密警察的手銬困住了我的手腕。要過幾個星期她才能解脫，可即便在那時……她的思緒又回到布魯梅爾那閃閃發光、用金錢堆砌起的餐廳裝飾，還有她回眸再看時珀西瓦爾醫生舉起的警告她的手指。她想：也許連這病也是他們一手安排的？
她輕輕掩上門朝樓下走去。那罐頭包裹著的聲音戛然而止，卡瑟爾夫人站在樓梯最下面等她。
「我沒聽到新聞，」薩拉說，「他要我給他讀書，可他現在已睡著了。」卡瑟爾夫人惱怒的目光無視她的存在，仿佛她看到的只是什麼駭人聽聞的場面。
「莫瑞斯在莫斯科。」卡瑟爾夫人說。
「是的，我知道。」
「他剛才就在電視上，圍了好些記者。為自己辯解著。他膽子真不小，厚顏無恥……這就是你跟他吵架的原因？哦，你離開他是對的。」
「那不是吵架的原因。」薩拉說，「我們只是假裝吵。他不想讓我卷進去。」
「你卷進去了嗎？」
「沒有。」
「感謝上帝。我可不想把你連同生病的孩子趕走。」
「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話，會把莫瑞斯趕走嗎？」
「不會。我會儘量穩住他，以便向警方報告。」她轉身走回客廳——她徑直走著，像個盲人，直到被電視機絆住。她真和盲人沒什麼兩樣，薩拉看得出來——她閉著眼睛。她將手放在卡瑟爾夫人的胳膊上。
「坐下吧。讓你受驚了。」
卡瑟爾夫人睜開眼睛。薩拉本期望看見她老淚縱橫，可她的眼睛是乾的，冰冷而無情。「莫瑞斯是個叛徒。」卡瑟爾夫人說。
「儘量去理解他，卡瑟爾夫人。是我的錯。不是莫瑞斯的。」
「你說你沒有卷進去。」
「他在試圖幫助我的族人。如果他不愛我和薩姆的話……那是他救我們而付出的代價。你在英國無法想像他把我們從怎樣的恐怖中拯救出來的。」
「叛徒！」
她無法面對這樣的喋喋不休而保持冷靜。「好吧——算是叛徒。背叛了誰？背叛了穆勒及其同夥？背叛了秘密警察？」
「我不知道穆勒是誰。他是他國家的叛徒。」
「哦，他的國家，」她對這些使人輕易做出判斷的陳詞濫調感到絕望，「他曾說過我就是他的國家——還有薩姆。」
「我很高興他父親已去世。」
又是一句陳詞濫調。也許在危機之中人就喜歡抓住那些舊東西，如同孩子抓住父母一般。
「也許他父親能比你更理解他。」
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爭吵，就像最後那個晚上和莫瑞斯的爭吵一樣。她說：「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這麼說的。」她很樂意繳械投降以換取一些安寧，「等薩姆一好轉我就儘快離開。」
「去哪兒？」
「去莫斯科。如果他們允許我去的話。」
「你不能帶薩姆。薩姆是我的孫子，我是他的監護人。」卡瑟爾夫人說。
「除非莫瑞斯和我死了。」
「薩姆是英國公民。我會讓他受到大法官的看護 [10] 。我明天就去見我的律師。」
薩拉完全不清楚「受大法官看護」是什麼概念。她猜測這又是一個連那位在公用電話亭與她通話的人也沒有考慮到的障礙。那個人的聲音在電話里做了道歉：那個聲音正像珀西瓦爾醫生一樣稱自己是莫瑞斯的朋友，可她更信任他，儘管其措辭謹慎、含糊，還有某種異國腔調。
那聲音道歉說，她尚不能去和她的丈夫會合。假如她獨自一人走，那簡直立刻就可以安排——孩子使她幾乎不可能通過檢查，無論他們能搞到什麼有效護照。
她用絕望而決然的語調告訴他「我不能單獨留下薩姆」，而那聲音又安慰她，「到時候」會給薩姆想出個辦法，如果她願意信賴他的話。那人開始小心翼翼地暗示他們可以在什麼時間如何會面，只帶手提箱——一件暖和的外衣——她缺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頭買到——可是，「不，」她說，「不，我不能撇下薩姆」，她便掛了電話。此時他又病了，還有那個神秘的詞一直糾纏著她進了臥室，「受大法官看護」。聽起來像是在醫院病房裡。孩子也會被強制住院，就像被強制上學讀書嗎？
2
沒有人可以詢問。在整個英國她只認得卡瑟爾夫人、肉店老闆、蔬菜水果店老闆、圖書館管理員以及小學的女校長——當然還有波頓姆雷先生，他不時地在門口，在高街甚至在電話里冒出來。他在非洲傳教待了那麼多年，也許他與她相處才真正覺得自在。他非常和善，非常好奇，還很會掉書袋。她想知道如果她請求他幫助逃出英國他會說什麼。
記者招待會後的早上，珀西瓦爾醫生為了一個很奇怪的理由打來電話。顯然是有筆錢要付給莫瑞斯，他們想要他的銀行賬號以將錢存進去：在一些小事上他們誠實得令人覺得他們多慮了，不過之後她想，是否他們害怕經濟拮据會逼得她做出過激之舉。也許是讓她安分守己的一種賄賂。珀西瓦爾醫生仍舊以家庭醫生的口吻對她說：「我很高興您能明智行事，我親愛的。要繼續保持明智。」就好比他建議「繼續服用抗生素」一般。
到了晚上七點，薩姆仍在睡覺，卡瑟爾夫人在自己房間裡為晚飯而進行她所謂的「整理」，此時電話響了。這個鐘點打來的很可能是波頓姆雷先生，但卻是莫瑞斯。線路是那麼清晰，似乎他就在隔壁屋裡說話。她吃驚地說：「莫瑞斯，你在哪兒？」
「你知道我在哪兒。我愛你，薩拉。」
「我愛你，莫瑞斯。」
他解釋說：「我們得說得很快，誰知道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切斷線路。薩姆怎樣？」
「有些不舒服。不嚴重。」
「鮑里斯說他很好。」
「我沒有告訴他。只不過是另一個難關。有這麼多的難關呢。」
「是的。我知道。告訴薩姆我愛他。」
「當然，我會的。」
「我們沒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他們總會在聽的。」
停頓了一會兒。她想他走開去了，或是線路被切斷了。然後他說：「我非常想念你，薩拉。」
「哦，我也是。我也是，可我沒法丟下薩姆。」
「當然沒法丟下。我能理解。」
衝動之下，她說了一句她立刻就感到後悔的話：「等他再大一點……」聽起來似乎是遙遠未來的承諾，那時他倆都已老了。「耐心點兒吧。」
「是的——鮑里斯也這樣說。我會耐心的。媽媽怎樣？」
「我不大想談她 。說說我們自己吧。告訴我你怎樣。」
「噢，所有人都很和氣。他們給了我份工作。他們對我很感謝。超過了我想得到的。」他又說了什麼，她沒聽清，因為線路發出噼啪的響聲——關於鋼筆還有夾巧克力圓麵包的。「我媽媽並沒有大錯特錯。」
她問：「你有朋友嗎？」
「哦，是的，我並不孤單，別擔心，薩拉。這兒有個英國人曾是英國議員。他已邀請我等春天來了去他的『達恰』。等春天來了。」他用一種她簡直辨認不出的聲音重複道——一個已無法確定還能等到春天的老人。
她說：「莫瑞斯，莫瑞斯，請保持希望。」可是在隨之而來的一片難以撕破的沉寂中，她意識到通往莫斯科的線路斷絕了。
[1] 倫敦市中心的一條街道，也是英國皇家醫學會所在地。
[2] 布魯梅爾（George Bryan Brummell， 1778—1840）， 19世紀英國有名的紈絝子弟，因其服飾叛逆奇特而成為當時流行服裝的代表，他本人也成為「花花公子」的代名詞。
[3] 西非馬利共和國歷史名城，位於撒哈拉沙漠南緣。
[4] Dacha，俄羅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在郊外用於度假和居住用的別墅。
[5]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魯濱孫漂流記》作者。
[6] 法語，意為「禮物」。
[7] 瑪塔·哈利（Mata Hari， 1876—1917），荷蘭著名女間諜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活躍於巴黎社交界，1917年被法國以間諜罪處死。英法報刊常以Mata Hari的名字加諸間諜疑犯。
[8] 阿爾傑農·查爾斯·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國詩人和批評家。
[9] 天主教西多會中的教派，強調緘口苦修。
[10] Ward in Chancery，專用法律術語，其中「Ward」亦有病房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