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與紀念 · 附錄：魯迅先生墨跡
整風學習中讀魯迅
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這一學習運動中，我們常常提到魯迅。談他的為人，引他的言論，來自己反省，自己警惕。認為他是渾身充滿了正義感、正氣，只有正風，沒有邪風、歪風的，我們都應向之學習的一個非常正派的「完人」。
在整頓文風問題（反黨八股）的文件——「宣傳指南」里，特將魯迅《答北斗雜誌社問·創作要怎樣才會好？》列為必須精讀細研的文件之一。
這都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們的整風學習運動，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運動；那麼，魯迅正是思想革命底先驅，是偉大的文學家和偉大的思想家，是不待蓋棺而已論定了的思想界底權威——雖然他生前和死後的敵人現在還在鞭他的屍，但這也和十一年前他寫給美國《新群眾》雜誌《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那篇文章里所說的差不多：「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污衊、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這些只見流氓、走狗……底卑鄙，於魯迅的光輝，一點也沒有損失。
凡是愚弱的國民……我們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自敘傳略》）
這裡的所謂「精神」，在《論睜了眼看》中所說的「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的「精神」，和在《忽然想到》之四里所說的「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的「國民性」，以及在其他等處說的這一類的字眼都可以叫做「思想」。
唯物主義者、現實主義者的魯迅是永遠進步的。他的思想永遠不落後，永遠向前。他的整部著作及全部生活、活動，都證明他是思想革命底先驅。
假如魯迅今天還在，他無疑地是我們整風運動中的一員健將。現在呢，在這方面，仍然如生前一樣，他是我們的導師。
怎麼見得呢？
毛澤東同志說：「整頓三風，是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為什麼要鬥爭呢？因為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絕大多數新加入的黨員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小生產者……他們（連有些老黨員也在內）帶來了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非斬掉這條尾巴，就不能成為好的共產黨員，就不能領導革命到取得勝利。魯迅就說得好：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三閒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這裡和其他許多處所，魯迅直接談到作家的思想問題了。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文人、作家——知識分子還幾乎全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假如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清洗乾淨，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掌握穩固，則休想為無產階級、為工農兵大眾及革命服務。因為「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
我們想想看，在整風及文藝座談會以前，某些創作所犯的錯誤，不就正是「將革命寫歪」了嗎？
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作家無產階級化」這口號，在今天不仍然有它的非常現實和重要的意義嗎？
我們文藝界現在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如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階級論與人性論問題，文藝家的立場、態度、題材、對象……等問題；我們整風學習中反教條主義，反主觀主義，重研究調查，加強黨性，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這許多問題，在魯迅的著作里每一項都尖銳地提出來過。因此今天讀他的遺著，每一篇都可拿來作為我們的良藥；他的為人，確是我們的模範。
現在且說立場問題，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階級論與人性論問題吧。
魯迅當然也不是一開始就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的。他經過了多年的痛苦的戰鬥的道路——從進化論、個人主義到階級論、集體主義。但當他「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及「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答國際文學社問》）之後，魯迅便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且老而益堅，一直到他最後的呼吸為止，沒有動搖過。魯迅的實際言論、行動，證明他是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底戰士（不僅朋友），是配得上他「自以為光榮的」「得引為」共產黨的「同志」的（引號內是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語）。
從哪裡見得，魯迅雖在組織上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很穩，黨性很強呢？還是在序《吶喊》的時候，他便說過，他之從事於寫作是「遵著命令」。遵誰的命呢？他自己回答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在壓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來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圓和指揮刀。」——這裡他明顯地說了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見解，而且注釋了革命者應有的自覺的紀律。
至於後來，一九二七年寫的《革命文學》里所說的「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在黃埔講演時所說的「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二八年寫的《文藝與革命》，二九年講的《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三〇年講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三一年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上海文藝之一瞥》，尤其是三三、三四年和「第三種人」的論戰，及三六年《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不止一次的將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正面地提的非常明顯、肯定、尖銳。
……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於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於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新的口號的提出……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自然，這裡所說的階級，魯迅是指的無產階級。
在階級論與人性論這問題上，魯迅在與人辯駁中也說出了自己是反對所謂人性論和空洞、欺騙的「人類之愛」的。他說：「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鬥爭』的武器。」（《上海文藝之一瞥》）在《答有恆先生》里，魯迅就曾說出他的「一種妄想破滅了」。他說：
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魯迅已經知道，世上既無所謂「好壞鬥爭」，也無所謂「老少鬥爭」，而只是階級鬥爭了。
最後，在他末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幾篇文章，將魯迅更加提高了到真正的「非黨的（或黨外的）布爾塞維克」！我說，我們還有許多「黨內的非布爾塞維克」——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還沒有入黨」的，這些同志們，拿魯迅做模範吧！是的，「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他前進」（瞿秋白）。
現在讓我們看看魯迅的黨性之強的另一面。
他從事於文藝，是自覺地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
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看吧，魯迅甘心情願做無產階級的牛。而且真做了：「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注意，魯迅覺得，「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
在《寫在〈墳〉後面》，他自己以為只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熱風·隨感錄四十一》）
縱令不過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同上）
讀了這些精闢的，自表心事的辭句，我們能在魯迅那裡找到半點個人英雄主義、領袖主義、鬧地位、鬧出風頭及「在思想意識上，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於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誇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繫」（《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這些歪風，邪風嗎？
上面一段話，都是警句，對於我們，特別對於我自己，幾乎每句都是一鞭子，打得心裡很痛！這裡剩下的，我想是，魯迅的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的精神，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的態度，及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繫這幾點，有加以「考證」之必要。
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
……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那時（指大革命失敗後——蕭注）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上面所引的魯迅的兩段話，不恰好是對教條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的當頭棒喝嗎？魯迅一向便注重研究調查的。我們從《且介亭雜文》里所說的「……覺悟的智識者……必須有研究，能思索……」，從《論睜了眼看》里所批評的「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都可看出他的了解具體情況的精神與主張。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韌』，也就是『鍥而不捨』。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於比『踔厲風發』無效的」（《兩地書》第一集十二），「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和他所主張的「壕塹戰」，都可見魯迅的實事求是，踏踏實實，不鋪張求表面的精神。
魯迅的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的態度，我們在他《答北斗雜誌社問·創作要怎樣才會好？》幾條里，已經看得見了。這裡不妨再引他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裡面的一段話——「宣傳指南」文件內沒有印的，但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於做文字工作的我們，和整頓文風—反黨八股的學習同志們。
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這幾節話，和許多偉大作家所主張的「藝術的至上境在於經濟」，又多麼吻合呢！
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演說時，魯迅講過：「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於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魯迅自己一生便埋頭苦幹，作了許多翻譯介紹別國的，尤其是俄國—蘇聯的理論和作品到中國來的工作。——我特別在這裡提一提這件事以作自我反省、批判、鞭策：這個工作，我做的太少太少了！
魯迅做這項工作，也是本著他的「拿來主義」吧。「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沈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這段話不又是我們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學遺產，適應地採用外國文藝的規律嗎？「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上海文藝之一瞥》）啊。
讀魯迅的著作，真是「美不勝收」！現在從整風學習的觀點來研究，領會魯迅的言論，我們再就「文藝應面向工農兵」，即「文藝的對象」問題，亦即「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繫」問題及「反宗派主義」兩項，重溫一次他的箴言罷。
作為先進的文藝家、進步的思想家和熱情的革命家的魯迅，自然，一切以工農勞苦大眾為其服務的對象，處處不忘這個大眾，因此他說：「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魯迅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創作里的主人公，主要的是人民，勞動者，即所謂「下等人」。他的雜感、散文，無一不是為被壓迫者說話的。在「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時候，魯迅一反流俗，作為「下等人」底代言人。因此成了「文學上的貳臣」，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然而魯迅說：「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革命時代的文學》）在給「新群眾」寫的文章里，魯迅曾感慨沉痛地說：「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工農出身的作家。」
這個問題，在我們延安—陝甘寧邊區，得到了極不平常的，最可寶貴的收穫：文章下鄉，文章入伍之外，文章入了工廠，和過去三四年以來以及現在，已經有過好幾位工人出身的作家。不自今日開始，但今天又重新響亮地提出的「工農同志寫文章！」的號召，我希望能夠耐性、細心，以最大的熱忱繼續堅持下去。「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我希望，這大群的新的戰士當中，就有工農出身的作家！
魯迅之愛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我們從他的許多言論看得出來，舉例說吧，在《「題未定」草》里他寫道：
……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
在文化文藝問題上，魯迅也是相信人民，讀者大眾的。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里，魯迅寫著：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在《再論文人相輕》里，他說：
一有文人，就有糾紛，但到後來，誰是誰非，孰存孰亡，都無不明明白白。因為還有一些讀者，他的是非愛憎，是比和事佬的評論家還要清楚的。
「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名人和名言》）——這句話可以引起我們作深長思的，是聯繫到民間創作、民間藝術，以及我們如何吸取民間的語言，民間的文藝等等，作為我們創造新文藝的方法這個問題來了。關於這，魯迅的意見是始終一致的，他是尊重民間文藝而又想法要使新文藝普遍到民間，到工農大眾中去的。而且他的這一思想非常徹底：他熱烈贊成拉丁化的中國新文字，因為他找到了，也可以說是碰到了，提高工農文化的一個大釘子，便是中國的象形文字——漢字。
還是一九一八年寫《現在的屠殺者》時，魯迅即痛斥那種「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那是反禮教、倡民主，反文言、倡白話的時代。到了後來，他好幾次談到文字改革的問題，在為「新群眾」作的文章里，感慨於「沒有工農出身的作家」，接著就說：「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里，他又說：「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著宰割和滅亡。繁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
對中國文字本身的一切問題都提出來討論了、解答了的文章，自然是他的《門外文談》。這一本小冊子內容之豐富，見解之正確，給了新文字以理論的基礎。我們只看裡面的小題目，如：「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就知道魯迅的「苦口婆心」，是貫穿著他的各個時期的為大眾，愛大眾，相信大眾，為大眾而犧牲的精神；且不說他的「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那怕你銅牆鐵壁！那怕你皇親國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嗎？」這些見地，也不必再重述他在病中答救亡情報記者的談話中所說對於新文字的主張了。距今十三四年以前，一九二九年魯迅作《小小十年小引》時就已再次的嘆息於「使文藝和大眾隔離」這問題。
今天我們的文藝，既然已經決定了「面向工農兵」，除思想意識工農兵大眾化外，我以為，如形式問題，文字問題，都是值得而且急需討論的。
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作品雖然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
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三閒集·文藝與革命》）
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又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然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同上）
這是魯迅在一九二八年寫的。隔了十四年之後的今天，這些話還是值得我們在實行文藝大眾化及面向工農兵的時候，好好地考慮的。
現在要做一個什麼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同上）
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同上）
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這些都是魯迅反文藝界的宗派主義的言論。宗派主義和行幫這名詞提出最多的，是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那篇長文里。的確，魯迅所經受的宗派主義者的反對，在各個時期內都非常激烈。但是他不以宗派主義對付宗派主義；而以大義，以聯合戰線反抗共同敵人為前提。他「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一九二八，二九年——蕭注），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閒舒地在旁邊觀戰」（《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他「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是大的，反對魯迅的，大抵多多少少對魯迅犯了宗派主義的毛病。
魯迅是大的，是非宗派主義的，因為他沒有個人第一，小集團，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這一套，也無此必要。因此他除開反對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除開躲避「糞帚文人」（《中流》雜誌曾登魯迅親筆寫的《論糞帚文人》，說：「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餘年，頗覺得似古怪者為多……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為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輩，第一切戒憤怒，不必與之針鋒相對，只須付之一笑，徐徐撲之。吾鄉之下劣無賴，與人打架，好用糞帚，足令勇士卻步，張公資平之戰法實亦類此也……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氣，故脾氣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又加以貪滑……」）外，在大戰鬥當前時，總為著同一的目標，而英勇向前戰鬥，不顧一切危險。
作為革命軍隊中「文化總司令」的魯迅，是思想革命的先驅。在整風學習運動中，我們紀念他死去的六周年，就應更加深研精讀他的著作，以自我反省，自我警惕。
以上許多字，完全不是我自己寫文章，而只當是在整風學習中讀魯迅著作的一些筆記。魯迅的著作很浩大，上面僅只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所述、所引征的，很不完全，但願有人有時間真正好好地研究魯迅，將他的凡是批評、教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章匯錄出來，對於我們的整風運動，一定有很大的益處。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