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適意最難得 · PART 04　讀書是一種境界

漫談讀書 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 我們現代人讀書真是幸福。古者，「著於竹帛謂之書」，竹就是竹簡，帛就是縑素。書是稀罕而珍貴的東西。一個人若能垂於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用韌皮貫聯竹簡，翻來翻去以至於韌皮都斷了，那時候讀書多麼吃力！後來有了紙，有了毛筆，書的製作比較方便，但在印刷之術未行以前，書的流傳完全是靠抄寫。我們看看唐人寫經，以及許多古書的鈔本，可以知道一本書得來非易。自從有了印刷術，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乃至於顯微膠片，讀書的方便無以復加。 物以稀為貴。但是書究竟不是普通的貨物。書是人類的智慧的結晶，經驗的寶藏，所以儘管如今滿坑滿谷的都是書，書的價值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價廉未必貨色差，暢銷未必內容好。書的價值在於其內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讀《太平御覽》等書二卷，漏了一天則以後追補，他說：「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這是「開卷有益」一語之由來。《太平御覽》採集群書一千六百餘種，分為五十五門，歷代典籍盡萃於是，宋太宗日理萬機之暇日覽兩卷，當然可以說是「開卷有益」。如今我們的書太多了，縱不說粗製濫造，至少是種類繁多，接觸的方面甚廣。我們讀書要有抉擇，否則不但無益而且浪費時間。 那麼讀什麼書呢？這就要看各人的興趣和需要。在學校里，如果能在教師里遇到一兩位有學問的，那是最幸運的事，他能適當指點我們讀書的門徑。離開學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讀書，永遠不恨其晚。晚，比永遠不讀強。有一個原則也許是值得考慮的：作為一個地道的中國人，有些部書是非讀不可的。這與行業無關。理工科的、財經界的、文法門的，都需要讀一些蔚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書。經書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書也一樣的重要。盲目地讀經不可以提倡，意義模糊的所謂「國學」亦不能饜現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書是我們應該以現代眼光去了解的。 黃山谷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細味其言，覺得似有道理。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人，確實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關係安在？何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我想也許是因為讀書等於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書立說必定是一時才俊，與古人游不知不覺受其薰染，終乃收改變氣質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廣，臉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氣，無以名之，名之曰書卷氣。同時在談吐上也自然高遠不俗。反過來說，人不讀書，則所為何事，大概是陷身於世網塵勞，困厄於名韁利鎖，五燒六蔽，苦惱煩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語言有味？ 當然，改變氣質不一定要靠讀書。例如，藝術家就另有一種修為。「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言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偕往，到蓬萊山，留伯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崩坼之聲，山林窅冥，群鳥悲號，愴然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連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這一段記載，寫音樂家之被自然改變氣質，雖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禪宗教外別傳，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頓悟即能明心見性。這究竟是生有異稟的人之超絕的成就。以我們一般人而言，最簡便的修養方法還是讀書。 書，本身就有情趣，可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書，立在架上，放在案頭，擺在枕邊，無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對線裝書有一分偏愛。吳稚暉先生曾主張把線裝書一律丟在茅廁坑裡，這偏激之言令人聽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丟在茅廁坑裡，我丟洋裝書，捨不得丟線裝書。可惜現在線裝書很少見了，就像穿長袍的人一樣的稀罕。幾十年前我搜求杜詩版本，看到古逸叢書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詩箋》，真是愛玩不忍釋手，想見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紙張墨色亦均屬上選。在校勘上箋註上此書不見得有多少價值，可是這部書本身確是無上的藝術品。 好書談 站在純粹讀者的角度，感覺好書不多 從前有一個朋友說，世界上的好書，他已經讀盡，似乎再沒有什麼好書可看了。當時許多別的朋友不以為然，而較長一些的朋友就更以為狂妄。現在想想，卻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書本來不多，除非愛書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鴉片抽上癮一樣的），真正心悅誠服地手不釋卷，實在有些稀奇。還有一件最令人氣短的事，就是許多最偉大的作家往往沒有什麼憑藉，但卻做了後來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財源了。柏拉圖、孔子、屈原，他們一點一滴，都是人類的至寶，可是要問他們從誰學來的，或者讀什麼人的書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於說謊的考據家也束手無策。這事有點兒怪！難道真正偉大的作家，讀書不讀書沒有什麼關係麼？讀好書或讀壞書也沒有什麼影響麼？ 叔本華曾經說好讀書的人就好像慣於坐車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邁步了。這真喚醒人的迷夢不小！小說家瓦塞曼竟又說過這樣的話，認為倘若為了要鼓起創作的勇氣，只有讀二流的作品。因為在讀二流的作品的時候，他可以覺得只要自己一動手就准強。倘讀第一流的作品卻往往叫人減卻了下筆的膽量。這話也不能說沒有部分的真理。 也許世界上天生有種人是作家，有種人是讀者。這就像天生有種人是演員，有種人是觀眾；有種人是名廚，有種人卻是所謂老饕。演員是不是十分熱心看別人的戲，名廚是不是愛嘗別人的菜，我也許不能十分確切地肯定，但我見過一些作家，卻確乎不大愛看別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時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氣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願意寓目。我見過一個名小說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僅有的幾本書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編過的期刊。我也曾見過一個名詩人（新詩人），他的唯一讀物是《唐詩三百首》，而且在他也盡有多餘之感了。這也不一定只是由於高傲，如果分析起來，也許是比高傲還複雜的一種心理。照我想，也許是真像廚子（哪怕是名廚），天天看見油鍋油勺，就膩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廚房，大概再不願意去接觸這些傢伙，甚而不願意見一些使他可以聯想到這些傢伙的物事。職業的辛酸，也有時是外人不曉得的。唐代的閻立本不是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再做畫師麼？以教書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見別人在聲嘶力竭地講授，就會想到自己，於是覺得「慘不忍聞」。做文章更是一樁嘔心血的事，成功失敗都要有一番產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讀他人的作品了。 撇開這些不說，站在一個純粹讀者而論，卻委實有好書不多的實感。分量多的書，糟粕也就多。讀讀杜甫的選集十分快意，雖然有些佳作也許漏過了選者的眼光。讀全集怎麼樣？叫人頭痛的作品依然不少。據說有把全集背誦一字不遺的人，我想這種人不是缺乏美感，就只是為了訓練記憶。頂討厭的集子更無過於陸放翁，分量那麼大，而佳作卻真寥若晨星。反過來，《古詩十九首》，郭璞《遊仙詩十四首》卻不能不叫人公認為人類的珍珠寶石。錢鍾書的小說里曾說到一個產量大的作家，在房屋恐慌中，忽然得到一個新居，滿心高興，誰知一打聽，才知道是由於自己的著作汗牛充棟的結果，把自己原來的房子壓塌，而一直落在地獄裡了。這話誠然有點兒刻薄，但也許對於像陸放翁那樣不知趣的笨伯有一點點兒益處。 古今來的好書，假若讓我挑選，我舉不出十部。而且因為年齡環境的不同，也不免隨時有些更易。單就目前論，我想是：《柏拉圖對話錄》《論語》《史記》《世說新語》《水滸傳》《莊子》《韓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書名，我就有些躊躇了。或者有人問：你自己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列上？我很悲哀，我只有毫不躊躇地放棄附驥之想了。一個人有勇氣（無論是糊塗或欺騙）是可愛的，可惜我不能像上海某名畫家，出了一套世界名畫選集，卻只有第一本，那就是他自己的「傑作」！ 書 開卷總是有益 從前的人喜歡誇耀門第，縱不必家世貴顯，至少也要是書香人家才能算是相當的門望。書而日香，蓋亦有說。從前的書，所用紙張不外毛邊連史之類，加上松煙油墨，天長日久密不通風自然生出一股氣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蘭熏，並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別觸鼻，無以名之，名之曰書香。書齋門窗緊閉，乍一進去，書香特別濃，以後也就不大覺得。現代的西裝書，紙墨不同，好像有股煤油味，不好說是書香了。 不管香不香，開卷總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麼多有書癖的人，讀書種子是不會斷絕的。買書就是一樂，舊日北平琉璃廠、隆福寺街的書肆最是誘人，你邁進門去向櫃檯上的夥計點點頭便直趨後堂，掌柜的出門迎客，分賓主落座，慢慢地談生意。不要小覷那位書賈，關於目錄版本之學他可能比你精。搜訪圖書的任務，他代你負擔，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數，一有所獲立刻專人把樣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氣氣。書價麼，過節再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個讀書人很難不染上「書淫」的毛病，等到四面捲軸盈滿，連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勻讓出來，那時候便可以顧盼自雄，酸溜溜地自嘆：「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現代我們買書比較方便，但是搜訪的樂趣，搜訪而偶有所獲的快感，都相當地減少了。擠在書肆里瀏覽圖書，本來應該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伙眼睛緊盯著你，生怕你是一名雅賊，你也就不會怎樣地從容，還是早些離開這是非之地好些。更有些書不裁毛邊，乾脆拒絕翻閱。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書。』」（見《世說新語》）郝先生滿腹詩書，曬書和日光浴不妨同時舉行。恐怕那時候的書在數量上也比較少，可以裝進肚裡去。司馬溫公也是很愛惜書的，他告誡兒子說：「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淨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曬其腦。所以年月雖深，從不損動。」書腦即是書的裝訂之處，翻葉之處則曰書口。司馬溫公看書也有考究，他說：「至於啟卷，必先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唯手污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隨覆以次指面，捻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見《宋稗類鈔》）我們如今的圖書不這樣名貴，並且裝訂技術進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裝」那樣的嬌嫩，但是讀書人通常還是愛惜他的書，新書到手先裹上一個包皮，要曬，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見過名副其實的收藏家，愛書愛到根本不去讀它的程度，中國書則錦函牙籤，外國書則皮面金字，庋置櫃櫥，滿室琳琅，真好像是琅嬛福地，書變成了陳設，古董。 有人說「借書一痴，還書一痴」。有人分得更細：「借書一痴，惜書二痴，索書三痴，還書四痴。」大概都是有感於書之有借無還。書也應該深藏若虛，不可慢藏誨盜。最可惱的是全書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歸，全書成了殘本。明人謝肇淛編《五雜俎》，記載一位：「虞參政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這倒是好辦法，可惜一般人難得有此設備。 讀書樂，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往廢寢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見書就哈欠連連，以看書為最好的治療失眠的方法。黃庭堅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這也要看所讀的是些什麼書。如果讀的儘是一些猥屑的東西，其人如何能有書卷氣之可言？宋真宗皇帝的《勸學文》，實在令人難以入耳：「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不過是把書當作敲門磚以遂平生之志，勤讀六經，考場求售而已。十載寒窗，其中只是苦，而且吃盡苦中苦，未必就能進入佳境。倒是英國十九世紀的羅斯金，在他的《芝麻與白百合》第一講里，勸人讀書尚友古人，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古聖先賢，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地排起隊來立在書架上面等候你來點喚，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行吟澤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飯顆山頭的李白、杜甫也會聯袂而來；想看外國戲，環球劇院的拿手好戲都隨時承接堂會；亞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遙廊下的講詞對你重述一遍。這真是讀書樂。 我們國內某一處的人最好賭博，所以諱言書，因為書與輸同音，讀書曰讀勝。基於同一理由，許多地方的賭桌旁邊忌人在身後讀書。人生如博弈，全副精神去應付，還未必能操勝算。如果沾染書癖，勢必呆頭呆腦，變成書呆，這樣的人在人生的戰場之上怎能不大敗虧輸？所以我們要鑽書窟，也還要從書窟鑽出來。朱晦庵有句：「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是見道語，也是老實話。 曬書記 人生貴適意 《世說新語》：「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書。』」 我曾想，這位郝先生直挺挺地躺在七月的驕陽之下，曬得渾身滾燙，兩眼冒金星，所為何來？他當然不是在作日光浴，書上沒有說他脫光了身子。他本不是劉伶那樣的裸體主義者。我想他是故作驚人之狀，好引起「人問其故」，他好說出他的那一句驚人之語「我曬書」。如果旁人視若無睹，見怪不怪，這位郝先生也只好站起來拍拍衣服上的灰塵而去。郝先生的意思只是要向儕輩誇示他的肚裡全是書。書既裝在肚裡，其實就不必曬。 不過我還是很羨慕郝先生之能把書藏在肚裡。至少沒有曬書的麻煩。我很愛書，但不一定是愛讀書。數十年來，書也收藏了一點，可是並沒有能儘量地收藏到肚裡去。到如今，腹笥還是很儉。所以讀到《世說新語》這一則，便有一點慚愧。 先嚴在世的時候，每次出門回來必定買回一包包的書籍。他喜歡研究的主要是小學，旁及於金石之學，積年累月，收集漸多。我少時無形中亦感染了這個嗜好，見有合意的書即欲購來而後快。限於資力學力，當然談不到什麼藏書的規模。不過汗牛充棟的情形卻是體會到了，搬書要爬梯子，曬一次書要出許多汗，只是出汗的是人，不是牛。每曬一次書，全家老小都累得氣咻咻然，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見有衣魚蛀蝕，先嚴必定蹙額太息，感慨地說：「有書不讀，叫蠹魚去吃也罷。」刻了一顆小印，曰「飽蠹樓」，藏書所以飽蠹而已。我心裡很難過，家有藏書而用以飽蠹，子女不肖，貽先人羞。 喪亂以來，所有的藏書都棄置在家鄉，起先還叮囑家人要按時曬書，後來音信斷絕也就無法顧到了。倉皇南下之日，我只帶了一箱書籍，輾轉播遷，歷盡艱苦。曾窮三年之力搜購杜詩六十餘種版本，因體積過大亦留在大陸。從此不敢再作藏書之想。此間炎熱，好像蠹魚繁殖特快，隨身帶來的一些書籍竟被蛀蝕得體無完膚，情況之烈前所未有。日前放晴，運到階前展曬，不禁想起從前在家鄉曬書，往事歷歷，如在目前。南渡諸賢，新亭對泣，聯想當時確有不得不然的道理在。我正在佝僂著背，一冊冊地拂拭，有客施施然來，看見階上階下五色繽紛的群籍雜陳，再看到書上蛀蝕透背的慘狀，對我發出輕微的嘲笑道：「讀書人竟放任蠹蟲猖狂乃爾！」我回答說：「書有未曾經我讀，還需拿出曝曬，正有愧於郝隆；但是造物小兒對於人的身心之蛀蝕，年復一年，日益加深，使人意氣消沉，使人形銷骨毀，其慘烈恐有甚於蠹魚之蛀書本者。人生貴適意，蠹魚求一飽，兩俱相忘，何必戚戚？」客嘿然退。乃收拾殘卷，抱入室內。而內心激動，久久不平，想起飽蠹樓前趨庭之日，自慚老大，深愧未學，憂思百結，不得了脫。夜深人靜，爰濡筆為之記。 紐約的舊書鋪 買舊書不是容易事 我所看見的在中國號稱「大」的圖書館，有的還不如紐約下城十四街的舊書鋪。紐約的舊書鋪是極引誘人的一種去處，假如我現在想再到紐約去，舊書鋪是我所要首先去流連的地方。 有錢的人大半不買書，買書的人大半沒有多少錢。舊書鋪里可以用最低的價錢買到最好的書。我用三塊五角錢買到一部Jewett譯的《柏拉圖全集》，用一塊錢買到第三版的《亞里士多德之詩與藝術的學說》就是最著名的那個Butcher的譯本——這是我買便宜書之最高的紀錄。 羅斯丹的戲劇全集，英文譯本，有兩大厚本，定價想來是不便宜，有一次我陪著一位朋友去逛舊書鋪，在一家看到全集的第一冊，在另一家又看到全集的第二冊，我們便不動聲色地用五角錢買了第一冊，又用五角錢買了第二冊。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在三家書鋪又拼湊起一部《品內羅戲劇全集》。後來我們又想如法炮製拼湊一部《易卜生全集》，無奈工作太偉大了，沒有能成功。 別以為買舊書是容易事。第一，你這兩條腿就受不了，串過十幾家書鋪以後，至少也要三四個鐘頭，則兩腿謀革命矣。餓了的時候，十四街有的是賣「熱狗」的，臘腸似的鮮紅的一條腸子夾在兩片麵包里，再塗上一些芥末，頗有異味。再看看你兩隻手，可不得了，至少有一分多厚的灰塵。然後你左手挾著一包，右手提著一包，在地底電車裡東沖西撞地踉蹌而歸。 書鋪老闆比買書的人精明。什麼樣的書有什麼樣的行市，你不用想騙他。並且買書的時候還要仔細，有時候買到家來便可發現版次的不對，或竟脫落了幾十頁。遇到合意的書不能立刻就買，因為頂痛心的事無過於買妥之後走到別家價錢還要便宜；也不能不立刻就買，因為才一回頭的工夫，手長的就許先搶去了。這裡面頗有一番心機。 在中國買英文書，價錢太貴還在其次，簡直的就買不到。因此我時常的憶起紐約的舊書鋪。 影響我的幾本書 書如良師益友 我喜歡書，也還喜歡讀書，但是太懶，大部分時間荒嬉掉了！所以實在沒有讀過多少書。年屆而立，才知道發奮，已經晚了。幾經喪亂，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窺園，米爾頓五年隱於鄉，那樣有良好環境專心讀書的故事，我只有艷羨。多少年來所讀之書，隨緣涉獵，未能專精，故無所成。然亦間有幾部書對於我個人為學做人之道不無影響。究竟哪幾部書影響較大，我沒有思量過，直到八年前有一天邱秀文來訪問我，她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她問我所讀之書有哪幾部使我受益較大。我略為思索，舉出七部書以對，略加解釋，語焉不詳。邱秀文記錄得頗為翔實，虧她細心地聯綴成篇，並以標題「梁實秋的讀書樂」，後來收入她的一個小冊「智者群像」，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最近聯副推出一系列文章，都是有關書和讀書的，編者要我也插上一腳，並且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影響我的幾本書」。我當時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考生，遇到考官出了一個我不久以前作過的題目，自以為駕輕就熟，寫起來省事，於是色然而喜，欣然應命。題目像是舊的，文字卻是新的。這便是我寫這篇東西的由來。 第一部影響我的書是《水滸傳》。我在十四歲進清華才開始讀小說，偷偷地讀，因為那時候小說被目為「閒書」，在學校里看小說是懸為歷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誘惑，偷閒在海甸一家小書鋪買到一部《綠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紙石印本，晚上鑽在蚊帳里偷看，也許近視眼就是這樣養成的。拋卷而眠，翌晨忘記藏起，查房的齋務員在枕下一摸，手到擒來。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喚我前去應詢，瞪著大眼厲聲咤問：「這是嘛？」（天津話「嘛」就是「什麼」）隨後把書往地上一丟，說「去吧！」算是從輕發落，沒有處罰，可是我忘不了那被叱責的恥辱。我不怕，繼續偷看小說，又看了《肉蒲團》《燈草和尚》《金瓶梅》等。這幾部小說，並不使我滿足，我覺得內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讀到《水滸傳》才眼前一亮，覺得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愧金聖歎稱之為第五才子書，可以和莊、騷、《史記》、杜詩並列。我一讀，再讀，三讀，不忍釋手。曾試圖默誦一百〇八條好漢的姓名綽號，大致不差（並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彩的不過五分之一，有人說每一個人物都有特色，那是誇張）。也曾試圖搜集香菸盒裡（是大聯珠還是前門？）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圖片。這部小說實在令人著迷。《水滸》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賜進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詳，一生經歷我們也不得而知。這沒有關係，我們要讀的是書。有人說《水滸》作者是羅貫中，根本不是他，這也沒有關係，我們要讀的是書。《水滸》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問題重重；整個故事是否早先有過演化的歷史而逐漸形成的，也很難說。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盜一伙人在山東壽張縣梁山泊聚義的經過，有多大部分與歷史符合有待考證。凡此種種都不是頂重要的事。《水滸傳》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一個個好漢直接間接的吃了官的苦頭，有苦無處訴，於是鋌而走險，逼上梁山，不是貪圖山上的大碗酒大塊肉。官，本來是可敬的。奉公守法公忠體國的官，史不絕書。可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貪污枉法的官卻也不在少數。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污染，會變成為另外一種人，他說話的腔調會變，他臉上的筋肉會變，他走路的姿勢會變，他的心的顏色有時候也會變。「爾俸爾祿，民脂民膏」，過驕奢的生活，成特殊階級，也還罷了，若是為非作歹，魚肉鄉民，那罪過可大了。《水滸》寫的是平民的一股怨氣。不平則鳴，容易得到讀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責那些非法的殺人放火的勾當。有人以終身不入官府為榮，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較近的叛亂事件，義和團之亂是令人難忘的。我生於庚子後二年，但是清廷的糊塗，八國聯軍之肆虐，從長輩口述得知梗概。義和團是由洋人教士勾結官府壓迫人民所造成的，其意義和梁山泊起義不同，不過就其動機與行為而言，我憐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多少之同情。義和團不可以一個「匪」字而一筆抹殺。英國俗文學中之羅賓漢的故事，其劫強濟貧目無官府的遊俠作風之所以能贏得讀者的讚賞，也是因為它能伸張一般人的不平之感。我讀了《水滸》之後，認識了人間的不平。 我對於《水滸》有一點極為不滿。作者好像對於女性頗不同情。《水滸》里的故事對於所謂姦夫淫婦有極精彩的描寫，而顯然的對於女性特別殘酷。這也許是我們傳統的大男人主義，一向不把女人當人，即使當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謂貞操，而男人無。《水滸》為人抱不平，而沒有為女人抱不平。這雖不足為《水滸》病，但是《水滸》對於欣賞其不平之鳴的讀者在影響上不能不打一點折扣。 第二部書該數《胡適文存》。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傑出的一個。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尚在清華沒有卒業。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明白清楚並不是散文藝術的極致，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對《文學改良芻議》，現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巨著。他對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於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在看來都有問題。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地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駢四儷六當然更不在他眼裡。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可是在五四前後，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後來他就不彈此調。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別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麼主義質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表，甚至要把已經發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麼人什麼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態度是可佩服的。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的人，不過他對於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曾有人家裡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並且請他閱看《胡適文存》里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後翕然誠服。胡先生對於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他常說他有考據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態度。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確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他對於《水經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後人。我對於《水經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學為文之認真的態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註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將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成這個習慣。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隨時註明。有人寫信僅注月日而無年份，我看了便覺得缺憾。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於胡先生的倡導。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台灣飛到美國，他隨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隨意刪略，沒敢潦草。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不在了。 第三本書是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學教授，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我選過他的《英國十六世紀以後的文學批評》一課，覺得他很有見解，不但有我們前所未聞的見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見解背道而馳。於是我對他發生了興趣。我到書店把他的著作五種一股腦兒買回來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這一本《盧梭與浪漫主義》。他畢生致力於批判盧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他針砭流行的偏頗的思想，總是歸根到盧梭的自然主義。有一幅漫畫諷刺他，畫他匍匐地面揭開被單窺探床下有無盧梭藏在底下。白璧德的思想主張，我在《學衡》雜誌所刊吳宓、梅光迪幾位介紹文字中已略為知其一二，只是《學衡》固執的使用文言，對於一般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很難引起共鳴。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我平素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歷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我在學生時代寫的第一篇批評文字《中國現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隨後我寫的《文學的紀律》《文人有行》，以至於較後對於辛克萊《拜金藝術》的評論，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盧梭與浪漫主義》有一篇很精彩的附錄論老莊的「原始主義」，他認為盧梭的浪漫主義頗有我國老莊的色彩。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與古典的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新人文主義。他強調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內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橫決。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論。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正是白璧德所樂於引證的道理。他重視的不是é lanvital（柏格森所謂的「創造力」）而是é lanfroin（克制力）。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做了多少事，而是在於有多少事他沒有做。白璧德並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只是堅持一個態度——健康與尊嚴的態度。我受他的影響很深，但是我不曾大規模地宣揚他的作品。我在新月書店曾經輯合《學衡》上的幾篇文字為一小冊印行，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並沒有受到人的注意。若干年後，宋淇先生為美國新聞處編譯一本《美國文學批評》，其中有一篇是《盧梭與浪漫主義》的一章，是我應邀翻譯的，題目好像是《浪漫的道德》。三十年代左傾仁兄們魯迅及其他諡我為「白璧德的門徒」，雖只是一頂帽子，實也當之有愧，因為白璧德的書並不容易讀，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難身體力行，稱為門徒談何容易！ 第四本書是叔本華的《雋語與讖言》（Maxims and Counsels）。這位舉世聞名的悲觀哲學家，他的主要作品The Worldas Will and Idea我沒有讀過，可是這部零零碎碎的札記性質的書卻給我莫大的影響。 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並無實體的存在。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非實質的存在。基於此種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儘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Lothrop Stoddard：The 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民國十四年，潘光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念書，住在黎文斯通大廈，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順手拿起這一本書，竭力推薦要我一讀。光旦是優生學者，他不但贊成節育，而且贊成「普羅列塔利亞」少生孩子，優秀的知識分子多生孩子，只有這樣做，民族的品質才有希望提高。一人一票的「德謨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克拉西」較近於理想。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說。他就是這樣有堅定信念而非常固執的一位學者。他鄭重推薦這一本書，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〇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於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歐洲種族的實況》（一九二四年）、《歐洲與我們的錢》（一九三二年）及其他。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財產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有了私有財產的制度，然後人類生活形態，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地發展而成為文明。馬克思與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財產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言激而辯。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文明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不合理的現象，也可稱之為病態。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補救，也有人就想像一個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懸為希望中的目標。《禮記·禮運》所謂的「大同」，雖然孔子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實則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堯舜時代未必實現過，就是禹、湯、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當然耳。西洋哲學家如柏拉圖、如斯多亞派創始者季諾（Zeno）、如陶瑪斯·摩爾，及其他，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寫。耶穌基督也是常以慈善為教，要人共享財富。許多教派都不准僧侶自蓄財產。英國詩人柯律芝與騷賽（Coleridgeand 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據盧梭與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賓夕法尼亞去創立一個共產社區，雖然因為缺乏經費而未實現，其不滿於舊社會的激情可以想見。不滿於文明社會之現狀，是相當普遍的心理。凡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於貧富懸殊壁壘分明的現象無不深惡痛絕。不過從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財產制度又是一回事。至若以整個國家甚至以整個世界孤注一擲的做一個渺茫的理想的實驗，那就太危險了。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積起來的，卻可毀滅於一旦。斯陶達心所謂危，所以寫了這樣的一本書。 第六部書是《六祖壇經》。我與佛教本來毫無瓜葛。抗戰時在北碚縉雲山上縉雲古寺偶然看到太虛法師領導的漢藏理學院，一群和尚在翻譯佛經，香菸繚繞，案積貝多樹葉帖帖然，字斟句酌，莊嚴肅穆。佛經的翻譯原來是這樣謹慎而神聖的，令人肅然起敬。知客法舫，彼此通姓名後得知他是《新月》的讀者，相談甚歡，後來他送我一本他作的《金剛經講話》，我讀了也沒有什麼領悟。三十八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林文錚先生是一位狂熱的密宗信徒，我從他那裡借到《六祖壇經》，算是對於禪宗作了初步的接觸，談不上了解，更談不到開悟。在喪亂中我開始思索生死這一大事因緣。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對於這位不識字而能頓悟佛理的高僧有無限的敬仰。 《六祖壇經》不是一人一時所作，不待考證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禪宗大旨盡萃於是。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但闡明宗旨還是不能不借重文字。據我淺陋的了解，禪宗主張頓悟，說起來簡單，實則甚為神秘。棒喝是接引的手段，公案是參究的把鼻。說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斷理性的邏輯的思維，停止常識的想法，驀然一驚之中靈光閃動，於是進入一種不思善不思惡無生無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狀態。在這狀態之中得見自心自性，是之謂明心見性，是之謂言下頓悟。 有一次我在胡適之先生面前提起鈴木大拙，胡先生正色曰：「你不要相信他，那是騙人的！」我不作如是想。鈴木不像是有意騙人，他可能確是相信禪宗頓悟的道理。胡先生研究禪宗歷史十分淵博，但是他自己沒有做修持的功夫，不曾深入禪宗的奧秘。事實上他無法打入禪宗的大門，因為禪宗大旨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說明，只能用簡略的象徵的文字來暗示。在另一方面，鈴木也未便以胡先生為門外漢而加以輕蔑。因為一進入文字辯論的範圍便必須使用理性的邏輯的方式才足以服人。禪宗的境界用理性邏輯的文字怎樣解釋也說不明白，須要自身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以我看胡適鈴木之論戰根本是不必要的，因為兩個人不站在一個層次上。一個說有鬼，一個說沒有鬼，能有結論麼？ 我個人平素的思想方式近於胡先生類型，但是我也容忍不同的尋求真理的方法。《哈姆雷特》一幕二景，哈姆雷特見鬼之後對於來自威吞堡的學者何瑞修說：「宇宙間無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學全能夢想得到的。」我對於禪宗的奧秘亦作如是觀。《六祖壇經》是我最初親近的佛書，帶給我不少喜悅，常引我作超然的遐思。 第七部書是卡賴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Carlyle：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原是一系列的演講，刊於一八四一年。卡賴爾的文筆本來是汪洋恣肆，氣勢不凡，這部書因為原是講稿，語氣益發雄渾，滔滔不絕的有雷霆萬鈞之勢。他所謂的英雄，不是專指掣旗斬將攻城略地的武術高超的戰士而言，舉凡卓越等倫的各方面的傑出人才，他都認為是英雄，神祇、先知、國王、哲學家、詩人、文人都可以稱為英雄，如果他們能做人民的領袖、時代的前驅、思想的導師。卡賴爾對於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認為人類文明是極少數的領導人才所創造的。少數的傑出人才有所發明，於是大眾跟進。沒有睿智的領導人物，渾渾噩噩的大眾就只好停留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之中。證之於歷史，確是如此。這種說法和孫中山先生所說「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若合符節。卡賴爾的說法，人稱之為「偉人學說」（Great Man Theory）。他說政治的妙諦在於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統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為稱頌我們的科舉取士的制度。不過他沒注意到取士的標準大有問題，所取之士的品質也就大有問題。好人出頭是他的理想，他們憧憬的是賢人政治。他怕聽「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議論，因為人有賢不肖，根本不平等。僅管盡力拉平世間的不平等的現象，領導人才與人民大眾對於文明的貢獻究竟不能等量齊觀。 我接受卡賴爾的偉人學說，但是我同時強調偉人的品質。尤其是政治上的偉人責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質稍有問題，例如輕言改革，囿於私見，涉及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會災及大眾，禍國殃民。所以我一面崇拜英雄，一面深厭獨裁。我願他澤及萬民，不願他成為偶像。卡賴爾不信時勢造英雄，他相信英雄造時勢。我想是英雄與時勢交相影響。卡賴爾受德國菲士特（Fichte）的影響，以為一代英雄之出世涵有「神意」（「divineidea」），又受喀爾文（Calvin）一派清教思想的影響，以為上帝的意旨在指揮英雄人物。這種想法現已難以令人相信。 第八部書是瑪克斯·奧瑞利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沉思錄》（Meditations），這是西洋斯托亞派哲學最後一部傑作，原文是希臘文，但是譯本極多，單是英文譯本自十七世紀起至今已有二百多種。在我國好像注意到這本書的人不多。我在民國四十八年將此書譯成中文，由協志出版公司印行。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羅馬帝國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為苦修的哲學家，並且給我們留下這樣的一部書真是奇事。 斯托亞派哲學涉及三個部門：物理學、論理學、倫理學。這一派的物理學，簡言之，即是唯物主義加上泛神論，與柏拉圖之以理性概念為唯一真實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托亞派認為只有物質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但是物質的宇宙之中偏存著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如人，如氣，如精神，如靈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所崇奉的神祇只是神的顯示。神話傳說全是寓言。人的靈魂是從神那裡放射出來的，早晚還要回到那裡去。主宰一切的神聖原則即是使一切事物為了全體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識的為了共同利益而與天神合作。至於這一派的論理學則包括兩部門，一是辯證法，一是修辭學，二者都是思考的工具，不太重要。瑪克斯最感興趣的是倫理學。按照這一派哲學，人生最高理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謂「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說到的宇宙自然。人生除了美德無所謂善，除了罪行無所謂惡。美德有四：一為智慧，所以辨善惡；二為公道，以便應付一切悉合分際；三為勇敢，藉以終止痛苦；四為節制，不為物慾所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對宇宙整體負有義務，應隨時不忘本分，致力於整體利益。有時自殺也是正當的，如果生存下去無法善盡做人的責任。 《沉思錄》沒有明顯的提示一個哲學體系，作者寫這本書是在做反省的功夫，流露出無比的熱誠。我很想往他這樣的近於宗教的哲學。他不信輪迴不信往生，與佛說異，但是他對於生死這一大事因緣卻同樣的不住的叮嚀開導。佛示寂前，門徒環立，請示以後當以誰為師，佛說：「以戒為師。」戒為一切修行之本，無論根本五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以及菩薩十重四十八輕之性戒，其要義無非是克制。不能持戒，還說什麼定慧？佛所斥為外道的種種苦行，也無非是戒的延伸與歪曲。斯托亞派的這部傑作坦示了一個修行人的內心了悟，有些地方不但可與佛說參證，也可以和我國傳統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克己復禮」之說相印證。英國十七世紀劇作家范伯魯（Vanbrugh）的《舊病復發》（Relapse）里有一個愚蠢的花花大少浮平頓爵士（Lord Foppington），他說了一句有趣的話：「讀書乃是以別人腦筋製造出的東西以自娛。我以為有風度有身份的人可以憑自己頭腦流露出來的東西而自得其樂。」書是精神食糧。食糧不一定要自己生產，自己生產的不一定會比別人生產的好。而食糧還是我們必不可或缺的。書像是一股洪流，是多年來多少聰明才智的人點點滴滴的匯集而成，很難得有人能毫無憑藉地立地湧現出一部書。讀書如交友，也靠緣分，吾人有緣接觸的書各有不同。我讀書不多，有緣接觸了幾部難忘的書，有如良師益友，獲益匪淺，略如上述。 書到用時方恨少 書有未曾經我讀 我到三十歲左右開始以教書為業的時候，發現自己學識不足，讀書太少，應該確有把握的題目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缺口，自己沒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既已荒疏於前，只好惡補於後，而惡補亦非易事。我忘記是誰寫的一副對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左宗棠的，上句不知是誰的。這副對聯表面上語氣很謙遜，細味之則自視甚高。以上句而論，天下之書浩如煙海，當然無法遍讀，而居然發現自己尚有未曾讀過之書，則其已經讀過之書必已不在少數，這口氣何等狂傲！我愛這句話，不是因為我也感染了幾分狂傲，而是因為我確實知道自己的譾陋，許多該讀而未讀的書太多，故此時時記掛著這句名言，勉勵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歲才知道自動地讀書惡補。惡補之道首要的是先開列書目，何者宜優先研讀，何者宜稍加參閱，版本問題也是非常重要。此時我因兼任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長，一切均在草創，經費甚為充足，除了國文系以外各系申請購書並不踴躍，我乃利用機會在英國文學圖書方面廣事購儲。標準版本的重要典籍以及參考用書乃大致齊全。有了書並不等於問題解決，要逐步一本一本地看。我哪裡有充分時間讀書？我當時最羨慕英國詩人彌爾頓，他在大學卒業之後聽從他父親的安排到郝爾頓鄉下別墅下帷讀書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之概，然後他才出而問世。我的父親也曾經對我有過類似的願望，願我苦讀幾年書，但是格於環境，事與願違。我一面教書，一面惡補有關的圖書，真所謂是困而後學。例如莎士比亞劇本，我當時熟悉的不超過三分之一，例如彌爾頓，我只讀過前六卷。這重大的觖失，以後才得慢慢彌補過來。至於國學方面更是多少年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讀書樂 讀書是一種境界 讀書好像是苦事，小時嬉戲，誰愛讀書？即讀書，還要經過無數次的考試，面臨威脅，擔驚害怕。長大就業之後，不想奮發精進則已，否則仍然要繼續讀書。我從前認識一位銀行家，鎮日價籌劃盈虛，但是他床頭擺著一套英譯法朗士全集，每晚翻閱幾頁，日久讀畢全書，引以為樂。宦場中、商場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位很高，嗜讀不倦，可見到處都有讀書種子，以讀書為樂，並非全是只知道爭權奪利之輩。我們中國自古就重視讀書，據說秦始皇日讀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簡公文才就寢。《鶴林玉露》載：「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畿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始終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從前沒有印刷的時候講究抄書，抄書一遍比讀書一遍還要受用。如今印刷發達，得書容易，又有縮印影印之術，無輾轉抄寫之煩，讀書之樂乃大為增加。想想從前所謂「學富五車」，是指以牛車載竹簡，僅等於今之十萬字弱。紀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紙抄寫一部《聖經》需要三百隻羊皮！那時候圖書館裡的書是用鐵鏈鎖在桌上的！《聽雨紀談》有一段話：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唯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蓋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到唐世始有版刻，至宋而益盛，雖雲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不滅裂，則以有板刻之故。 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其言雖似言之成理，但其結論今不如古則非事實。今日書多易得，有便於學子，讀書之樂豈古人之所能想像。今之讀書人所面臨之一大問題乃圖書之選擇。開卷有益，實未必然，即有益之書其價值亦大有差別，羅斯金說得好：「所有的書可分為兩大類：風行一時的書與永久不朽的書。」我們的時間有限，讀書當有選擇。各人志趣不同，當讀之書自然亦異，唯有一共同標準可適用於我們全體國人。凡是中國人皆應熟讀我國之經典，如《詩》《書》《禮》，以及《論語》《孟子》，再如《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以及《資治通鑑》或近人所著通史，這都是我國傳統文化之所寄。如謂文字艱深，則多有今注今譯之版本在。其他如子集之類，則各隨所願。 人生苦短，而應讀之書太多。人生到了一個境界，讀書不是為了應付外界需求，不是為人，是為己，是為了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吾故曰：讀書樂。我想起英國十八世紀詩人一句詩—— Stuff the head With all such reading as was never read. 大意是：「把從未讀過的書籍，趕快塞進腦袋裡去。」 寫信難 寫信要偶然欲書 我因為懶得寫信，常被朋友們罵。自己也知道是一個毛病，可是改不了。有些人根本不當回事，倒也罷了，我卻是一方面提不起筆，一方面卻又老惦記著一件大事沒做。單單寫信，我這一生仿佛就沒有如釋重負的時候了。我不十分有保存信的習慣，可是我已經存了不止千八百封，這不是為保存，而是為了想答覆。雖然遙遙無期。 因為自己有這樣一個毛病，就每每推想別個同病的人到底為什麼會懶得寫信。照我們現在想，大抵不外幾個原因：一是寫信也要有物質基礎，如果文房四寶不太方便，有筆無墨，或筆墨雖有，而墨的膠性太大，筆頭又搖搖欲墜，像駕著老牛破車一樣，遊興無論多麼大，也要索然而返了。紙也很要緊，不要說草紙不能寫信，就是宣紙道林紙，假若大小不一，顏色不齊，厚薄不均，也會掃寫信的興。或者說用鋼筆不就得了麼？然而鋼筆又有鋼筆的難處，不好用的鋼筆，用起來比什麼都吃力，寫不上二三字，又廢然了。鋼筆頭容易變成叉子，到那時恐怕除了畫平行線以外，什麼也寫不出。鋼筆桿容易讓手指上起一個疙瘩，如果不是大力在後，誰也不願意去忍痛寫信。自來水筆似乎好了，而美國貨太貴，國貨又不敢領教。壞的自來水筆容易漏水，不是滿手有入染坊之嫌，就是信紙會變成汪洋一片，這也敗人的興了。鋼筆的問題縱解決，而墨水又成問題，墨水的上層每每清淡如水，寫上去若有若無，用到下層時卻又有濃得化不開之虞。在換一瓶不同牌子的墨水去用的時候，據說又會讓第二瓶墨水起了化學作用，究竟什麼化學作用，我們不清楚，可是寫在紙上，字形卻不太真了。文房四寶的難關已經如此，如果再加上郵票時刻漲價，每漲一次價，寫信的興致就淡一層。郵票方便，有時確是叫人愛寫信的，隨便一寫，隨便一貼，隨便一丟，飄飄然，牢騷或者溫情是可以達到友好之手了。因此，愛寫信的朋友常常早買一批郵票，到了時候一貼。我還見過一位小朋友，他是預備得更周到，把郵票早貼到信封上。別人如果借他的信封用，大概也就同時省了一點物力時力。現在卻不行了，早買下郵票吧，幾天一漲，舊郵票立刻落伍，貼滿了信封，也不夠數。我現在就存下不少一元、二元、十元、五十元的郵票，眼看一百元、五百元的郵票又要打到冷宮裡了。這樣一來，誰願意早預備郵票，不早預備郵票，寫信的事業又受了挫折。 上面所說，都是寫信一事的物質基礎。另外卻也有一些不利於寫信的因素。一個人的表現方式，原是有慣性的，如果業已慣於用某一種方式了，大抵不太重視其他的方式。例如一個慣於用日記表現自己的人，每天日記數千言，他大概不再寫什麼文章了。反之，一個愛好長篇巨製的人，他的日記也勢必至如流水賬一樣簡陋。我總覺得愛講話的人，就未必愛寫信。因為見了面，可以天上地下，李家長張家短，海闊天空，多麼痛快！誰耐煩用充塞擁擠的心情去寫那寫也寫不痛快的八行書？ 再則寫信與年齡也有關，中學生都是擅長寫長信的。老舍說中學生的戀愛只能在半脖子泥寫情書的狀態下進行，一點兒也不錯。誰能怪中學生的時代正是詩人的時代、哲人的時代、情人的時代呢？中學以上，隨著這些黃金時代的消失，而信也漸漸變短。大學畢了業，大概就只餘下八行，八行也盡多的了。不是麼？ 寫信又和性別有關，男子大概在這上面要見絀一點兒。在同一個公事房裡，互遞紙條來謾罵或傳情，只有女職員才這樣做。收到一封不識者的來信，只說討厭，而心中急於拆閱，並且縱然不理，然而希望不久就再繼續收到，這才只有女性為然。我有一次，在飛機上，見許多人欠伸欲睡，許多人噁心要吐，可是就有一位客人，在鋪上小手提包，伏著身子寫信，不用問，那也只有一位小姐可以做得出。小姐似乎為寫信看信而活著，大概這話沒有毛病。 如果不把寫信當作一回事的人，有時卻也容易寫信。因為應酬的信是有套子的。縱然不必搬了尺牘大全照抄，而耳濡目染，卻也已經容易得腐詞濫調的訓練。可也要寫一封有情趣的信，雖不必希望讓人的子孫將來保存成墨寶，但至少不願意落入言不由衷的惡札，就大大不易了。孫過庭在《書譜》上講寫好字的條件之一是「偶然欲書」，這也就是興會。現在何世？興會何來？倘見一二知己，真要抱頭大哭，實在缺乏寫寸箋的「偶然欲書」的心情了！ 寫信也許是擅長應付實際生活的人的本領之一，我每見許多有為之士，有信必發，有時遲了一年半載，但也必須寫出奉讀某月某日手書的字樣，仿佛他特別關心，又特彆強記，叫收信的人既感且佩。這種人大概是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的類型里的。反過來，假若居今之世，還不曉得錢的有用，衣冠也不能整齊，不想為世所知，自己也幾乎忘了世界，此不實際之尤，對寫信也就生疏了。 我雖然找了這許多理由，但自己省察下去，其中並沒有一個理由和自己真正相合？糟糕的是，我竟天天惦記著給人寫信，然而債台高築，日增不已，自己的歉疚也就不已，大概是古人所謂「重傷」了。 造謠學校 流言止於智者 好的文學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亦不拘是否反映了多少的時代精神，總是值得我們閱讀的，謝立敦的《造謠學校》（Sheridan：The School for Scandal）即為一例。 謝立敦是英國的戲劇作家，生於一七五一年，卒於一八一六年，原籍愛爾蘭，英國有許多喜劇作家都是愛爾蘭人。愛爾蘭人好像是有雋俏幽默的民族性，特別宜於刻畫喜劇中的人物。《造謠學校》是他的代表作，布局之緊湊，對話之幽默、俏皮、雅潔以及主題之嚴肅，均無懈可擊，上承復辟時代喜劇的特殊作風，下開近代喜劇如蕭伯納作品的一派作風，全屬於「世態喜劇」的一個類型。 《造謠學校》主要布局是寫兩個性格不同的弟兄，弟弟查爾斯是一個揮霍成性的浪蕩子，但是宅心忠厚真性善良；哥哥是表面上循規蹈矩，滿口仁義道德的文質彬彬的君子，實則是貪婪偽善的小人。經過幾度測驗，終於露出了本來面目，顯示了無所逃遁的真形，其間高潮迭起，趣味橫生，舞台的效果甚大。像這樣的布局，在戲劇中並不稀罕，但是背景的穿插布置頗具匠心，所以能引人入勝。最能令人欣賞的不是戲中所隱含的勸世的意味。戲劇不是勸善懲惡的工具，戲劇是藝術，以世故人情為其素材，固不能不含有道德的意義，但不必有說教的任務。此劇最有趣味的地方之一應該是司尼威夫人所領導的謠言攻勢。此劇命名為《造謠學校》，作者寓意所在，亦可思過半矣。 長舌婦是很普遍的一個類型，專好談論人家的私事，嫉人有、笑人無，對於有名望有財富有幸福生活的人們，便格外地喜歡飛短流長，總要「橫挑鼻子豎挑眼」地找出一點點可以訾議的事情來加以誹謗嘲笑，非如此則不快意，有時候根本是空穴來風，出於捏造。《造謠學校》一劇有很著名的一例： 有一晚，在龐陶太太家裡聚會，話題轉到在本國繁殖諾瓦斯考西亞品種羊的困難。在座的一位年輕女士說： 「我知道一些實例：麗蒂夏·派泊爾小姐乃是我的親表姊，她養了一隻諾瓦斯考西亞羊，給她生了一對雙胞胎。」——「什麼！」丹狄賽老太婆（你知道她是耳聾的）大叫起來，「派泊爾小姐生了一對雙胞胎？」這一錯誤使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可是，第二天早晨到處傳言，數日之內全城的人都信以為真，麗蒂夏·派泊爾小姐確實生了胖胖的一男一女；不到一星期，有人能指出父親是誰，兩個嬰兒寄在哪個農家養育。 謠言是這樣的，有人捏造，有人傳播，傳播的時候添油加醋，說得活靈活現，聽的人不由得不信，說派泊爾小姐生了雙胞胎，這還不夠聳動，一定要說明其細節才能取信於人，所以雙胞胎是一男一女，生身父是誰，寄養在什麼地方，都要一一說得歷歷如繪，不如此則不易取信於人，這是造謠藝術基本原則之一。再如一個女人的年齡永遠是一項最好的談論資料。如果一個女人駐顏有術，則不知有多少人千方百計地要揭發她的真正年齡，種種考據的方法都使用得上，不把一位風姿綽約的女人描寫成為一個半老徐娘則不快意。如果一個女人慷慨豪邁，則必有人附會一些捕風捉影的流言，用一些讕言套語，暗示她的過去生活的糜爛。對女人最狠毒的誹謗往往是來自女人。《造謠學校》里的幾位夫人、太太是此道的高手。捏造謠言的，其心可誅，傳播謠言的人，其行亦同樣的可鄙，而假裝正經表面上代人闢謠，實際上加強誣衊者，則尤為可哂，例如《造謠學校》中的坎德爾夫人即是。彼特爵士說：「當我告訴你她們誹謗的人是我的朋友，坎德爾夫人，我希望你別為她辯護。」因為她越辯護，越加深了那誹謗的效果。 彼特爵士說：「上天作證，夫人，如果他們（國會）以為戲弄他人名譽是和在花園裡偷取獵物一樣的嚴重，而通過一個『保存名譽法案』，我想很多人要因此而感謝他們。」斯尼威夫人說：「啊，主啊，彼特爵士，你想剝奪我們的權利嗎？」彼特爵士說：「是的，夫人；以後不准任何人糟蹋人的名譽，除了有資格的老處女和失望的寡婦。」這是諷刺。遏止謠言不能寄望於立法。我們中國有一句老話：流言止於智者。流言到了智者的耳里，即不再生存。可惜的是，智者究竟不多。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情書人人會寫，寫得好的並不多見 我譯《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Eloise）是在民國十七年夏天，那時候我在北平家裡度暑假。原書（英譯本）為英國出版的Temple Classics叢書之一，薄薄的一小冊，是我的朋友瞿菊農借給我看的。他說這本書有翻譯的價值。我看了之後，大受感動，遂即著手翻譯。年輕人做事有熱情，有勇氣，不一定有計劃。看到自己喜歡的書，就想把它譯出來，在譯的過程中得到快樂，譯完之後得到滿足。北平的夏季很熱，但是早晚涼。我有黎明即起的習慣，天大亮之後我就在走廊上借著藤桌藤椅開始我的翻譯，家人都還在黑甜鄉，沒人擾我，只有枝頭小鳥吱吱叫，盆里荷花陣陣香。一天譯幾頁，等到太陽曬滿了半個院子我便停筆。一個月後，書譯成了。 暑假過後我回到上海，《新月》月刊正需要稿件，我就把《情書》的第一函、第二函發表在《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八號（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出版），並且在篇末打出一條廣告： 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痛、哀艷、悽慘、純潔、高尚。這裡面的美麗玄妙的詞句，竟成後世情人們書信中的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里絕無半點輕狂，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廣告總不免多少有些誇張，不過這部情書確是一部使我低徊不忍釋手的作品。這部書譯出來得到許多許多同情的讀者。不久這譯本就印成了單行本，新月書店出版。廣告中引用「一束情書」四個字是有意的，因為當時坊間正有一本名為《情書一束》者相當暢銷，很多人都覺過於輕薄庸俗，所以我譯的這部情書正好成一鮮明的對比。 其實，寫情書是稀鬆平常的事。青年男女，墜入情網，誰沒有寫過情書？不過情書的成色不同。或措辭文雅，風流蘊藉，或出語粗俗，有如薛蟠。法國的羅斯當《西哈諾》一劇，其中的俊美而無文的克利斯將，無論是寫情書或說情話，都極笨拙可笑，只會不斷重複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一語並不壞，而且是不能輕易出諸口的，多少情人在心裡燃燒很久很久才能迸出這樣的一句話，這一句話應該是有如火山之爆發，有如洪流之決口，下面還應有下文。如果只是重複著說「我愛你」，便很難打動洛克桑的芳心了。所以克利斯將不能不請詩人西哈諾為他捉刀，替他寫情書，甚至在陽台下朦朧中替他訴衷情。情書人人會寫，寫得好的並不多見。 情書通常是在一對情人因種種關係不得把晤的時候，不得已才傳書遞簡以紙筆代喉舌。有一對情侶在結成連理之前暌別數載遠隔重洋，他們每天寫情書，事實上成為親密的日記，各自儲藏在小箱內，視同拱璧。後來在喪亂中自行付諸一炬。為什麼？因為他們不願公開給大眾看。有些人千方百計地想偷看別人的情書，也許是由於好奇，也許是出於「鬧新房」心理，也許是自己有一腔熱情而苦於沒有對象，於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總之，情書不是供大眾閱覽的，但大家越是想看。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是被公開了的，流行了八百多年，原文是拉丁文，譯本不止一個。中古的歐洲，男女的關係不是開放的，一個僧人和一個修女互通情書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中古教會對於男女之間的愛與性視為一種罪惡，要加以很多的限制（Rattrey Taylor有一本書Sex in History，有詳細而有趣的敘述）。我們中國佛教也是視愛為一切煩惱之源，要修行先要斬斷愛根。但是愛根豈是容易斬斷的？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有了肉身自然就有情愛，就有肉慾。僧侶修女也是人，愛根亦難斬斷。阿伯拉與哀綠綺思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的幾封情書流傳下來，自然成為不朽的作品。 中古尚無印刷，書籍流傳端賴手抄。抄本難免增衍刪漏，以及其他的舛誤。所以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幾通情書是否保存了原貌，我們很難論定。至少那第一函不像是阿伯拉的手筆。很像是後來的好事者所撰作的，因為第一函概括地敘述二人相戀的經過以及悲劇的發生，似是有意給讀者一個了解全部真相的說明。有這樣一個說明當然很好，不過顯然不是本來面貌。我讀了這第一函就有一種感覺，覺得好像是《六祖壇經》的自序品第一，不必經過考證就可知道這是後人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