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 · 第十四章　達爾文的假設——達爾文論物種起源

·The Darwinian Hypothesis· 無論如何，距離我們越近的作者比他們的前輩具有更多的優勢。達爾文先生厭惡純粹的思辮，正如自然厭惡真空一樣。他像所有律師一樣渴求實證和先例，他提出的所有原理都能夠通過觀察和實驗來檢驗。他讓我們追隨的道路，不是純粹的空中樓閣，虛構的理想之網，而是通向事實的堅實和寬闊的橋樑。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它將帶領我們安全地越過許多知識的鴻溝，跳過無用的終極因學說設下的迷人陷阱，對此，一位德高望重的權威曾如此警告過我們。「我的孩子，在葡萄園中挖掘吧」，這是一則寓言中老人最後的話，儘管孩子們沒有發現珍寶，他們卻因收穫葡萄而發了財。 但當讀到他（指達爾文）的著作時，我們必須承認起先是出自欽佩，隨後會變得心悅誠服，作者的思想是這樣清晰，信念是如此直言不諱，懷疑的表達是如此誠實坦蕩。 科學的假說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出現，今天的人類再也沒有其他事情或思想能與之相提並論了。不管科學為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後果，由於它對自身力量和範圍的擴展，使得我們超越了自身，改變了人類的命運。我們可能在精神上有自己的選擇，猶如博學的聖賢荷馬所說，我們有： 我已見識了許多人類之城 及其風氣、習俗、樞密院和政府［1］ 但是我們必須最終承認與自然的傑作相比： 人類旅途多風塵 一路相隨，高高揚起 又輕輕地落下［2］ 大自然在時間或空間上的界限是科學無法企及的。 雖然總有科學未盡之處，但實際上科學的範圍是無限的。因此，時不時科學理論會讓我們感到震驚，乃至迷惑不解，這在約定俗成的道德世界是不存在的，因為科學領域就如同一個在不斷擴大的圓圈，在不竭的創造力的驅使下，我們越發充滿熱情地去追求。天文學在望遠鏡的幫助下，視野超出了我們所知的星球；而生理學在顯微鏡的幫助下，將事物細分至極其微小。我們所處的時代相對於地球歷史而言，無法展示我們所在地球歷史的全程。隨著科學把新的材料納入到她更新的理論中來，關於自然的新概念和地球生物間的新關係必然會出現。如果出現了更為先進的知識，就像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位著名博物學家非常新奇的假說那樣，我們不應感到吃驚。這些假說在今後可能會持續下去，也可能會銷聲匿跡，它們可能會為其他假說讓路，更新的科學理論要在極高的技巧和耐心之上顛覆先前建立的科學理論。如果我們想成為培根的繼承人和伽利略的追隨者，理論的充分性只能通過科學的檢驗方可通行。我們只有通過適當的檢驗才能在與之俱來的爭論中對這些假說進行嚴格評判，此外別無他法。 我們所介紹的達爾文著作中的假設，僅是一個初步的大綱，用他自己的話可以這樣說：「物種是通過自然選擇而起源的，或通過在生存競爭中保存優勢種類而產生的。」為了使論文容易理解，需要對它涉及的名詞進行解釋。首先，什麼是物種？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儘管我們請教那些應該對之有深刻了解的人，但仍沒有獲得正確的答案。物種是源自單一一對親本衍生而來的所有動物或植物，是生命體中有明顯定義的最小類群，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它不存在於自然界中，而是人類智慧所產生的抽象概念。這個簡單詞語的一些含義是專家賦予它們的，如果將這些詞本身和理論上的細微之處放在一邊，讓我們通過實踐來研究該名稱實際所指的物種，親自尋找一種含義，這對我們用處不大。實際情況和理論一樣充滿變數。讓植物學家或動物學家調查並描述一個地區所具有的動植物種類，不同的研究者在物種的數量、界限和定義上將無法達成共識。在某些島嶼上，我們習慣將人看做是一個物種，但是兩個星期之後蒸汽機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地區，這裡的牧師和專家一旦達成統一意見，即使是沒有確切的證據，也可以大聲宣布，人具有不同的種。很顯然黑人與我們的差別是如此之大，摩西十誡中根本就沒有提到他們。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中，如果存在一個平靜的昆蟲學領域的話，在此領域，激情和偏見難以攪亂人們的心靈，然而當一個優秀的鞘翅目昆蟲學家用十卷的篇幅來生動地描述甲蟲時，他的同行將立即宣布其中的十分之九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種。 事實是，可以辨識的生物物種的數目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從採集中能鑑別出和已經被描述的昆蟲，至少就有10萬種之多，保守估計，可以分辨出來的生物種類有50多萬種。在絕大多數界定明確的物種周圍還存在與之相近的變種，它們與另外的種之間是連續過渡的，因此可以想像區分什麼是永久的和什麼是暫時的，什麼是一個真正物種和什麼只是一個變種的工作，是何等的艱巨。 但是否的確就不存在一種檢驗方法能將真正的物種與純粹的變種區分開呢？是否確實沒有物種的標準呢？德高望重的權威們斷言，這個標準就是同一個物種的成員之間雜交總是可育的，不同物種的成員之間雜交則是不育的，或它們的雜種後代是不育的。可以肯定，這不僅是一個實驗事實，還是純種得以保存的一種途徑。這樣一個標準可以說是無價的，但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有此需要的實例中不知如何才能應用它，而且它的普遍有效性沒有得到公認。尊敬的牧師赫伯特先生（Hon. and Rev. Mr. Herbert）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權威，他不僅根據自己觀察和實驗的結果斷言，許多雜種是完全能與它們親種一樣可育的，而且還進一步宣稱長葉文殊蘭（Crinum capense），這種特殊的植物當與另外的種雜交時，比與同種交配產生更多的後代。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報春花（Primrose）和連香報春花（Cowslip）僅是同一個種的兩個變種，著名的蓋特納（Gaertner）費盡心機對報春花和連香報春花進行雜交，但在幾年的時間裡僅成功了一兩次。人們已經記錄有這樣的情況：如果物種A的雌性個體，與物種B的雄性個體雜交是可育的，但如果物種B的雌性個體和物種A的雄性個體進行雜交，卻是不育的。類似的事實摧毀了上面所提出的標準的價值。 如果研究者厭倦了在確定物種時的無盡困難，滿足於用粗略標準來界定物種，將它們看做是自然起源的來研究它們：探索它們與所處環境間的關係，它們結構的相互協調和衝突，它們各個部分聯繫的方式以及先前的歷史，他會發現自己深陷所謂的巨大迷宮之中，頂多只能看出一個極為模糊的輪廓。如果他一開始就擁有某種明確信念的話，那就是生物的每一個部分都密切適應生存中的某些特別用途。但難道他的佩利（Paley）［3］沒有告訴過他那些看似無用的器官，比如脾臟，是如此美妙地經過調整包裹在其他器官之間？而且，在開始研究的時候，他會發現一半的營養結構特性不能用適應來解釋了。他還發現，小牛和幼鯨的齒齦中的殘齒毫無用處；有些從來都不進行啃咬的昆蟲，卻有顎的殘餘，而另外一些昆蟲從來都不能飛行，卻有翅的殘餘；天生眼盲的物種還具有眼的殘餘；缺乏行動能力的物種也有肢的殘餘。再說，沒有什麼動物或植物生來就是完美無缺的，它們都起始於相同的狀態，然而歷經的過程卻各不相同。不僅人和馬、貓和狗、龍蝦和甲蟲、濱螺和貽貝，即使是海綿和微小的動物都是從難以分辨的形體開始它們的生命之旅的，對於所有變化無窮的植物也是如此。不僅如此，所有的生物更是沿著發育的大道齊頭並進，隨後分化成各自的形狀，就像人們在離開教堂時，都是先走下過道，但到達門口之後，一些人走進了牧師住宅，一些走向村莊，另外一些則到了鄰近的教區。人在發育過程中經歷了一段與最卑微的蠕蟲平行發展的形態，然後經歷一段與魚同步的形態，隨後又經歷一段與鳥和爬行動物相同的形態，只是到了最後，在短暫經歷了最高級的四足和四手動物的形態之後，才到達真正高貴的人類形態。現在，沒有一位優秀的思想家會夢想用存在未知和無法發現的對目的的適應來解釋這些明白無誤的事實。我們要提醒那些對事實無知的人，若要相信權威，沒有誰能夠比我們傑出的解剖學家歐文教授更有資格斷言，終極因學說（doctrine of final causes）運用於生理學和解剖學中是無能為力的。歐文教授就此曾說過［4］，「我認為很明顯，終極適應原理將不能解釋問題的所有情形。」 但是，如果終極因學說不能幫助我們理解生物結構的異常，適應性原理定會使我們明白，為何在世界的某些地區會發現某些生物，而在另外一些地區卻沒有。我們知道，棕櫚在我國的氣候條件下是不能生長的，在格陵蘭，橡樹也不會生長。北極熊不會生長在老虎出沒的地方，反之亦然。對動植物自然習性研究的越多，越會發現基本上它們似乎都是局限於特定的區域內。但是，當我們考察那些動植物地理分布的事實，就會絕望地發現，要認識它們奇特和明顯多變的關係是毫無可能的。有人可能會傾向於提出這樣的假設，每一個地區必定自然地充滿最適應生長於此的動物。假設如此，那麼將如何解釋南美潘帕斯草原被發現時，新世界的這個地方為何沒有牛？並非這裡不適合牛生存，現在有幾百萬頭牛在此出沒，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情況也是如此。事實上，這是一種十分奇怪的現象，北半球的動物和植物不僅僅像本地物種那樣十分適應南半球的環境，而且有很多物種在此生活得更好，它們大量繁衍致使本地物種遭到排擠。因此，很顯然，自然生長在一個地區的物種不一定最適應這裡的氣候和其他條件。一方面，雖然島嶼上的物種經常與其他已知的動物或植物截然不同［5］，但它們還幾乎總是與距離最近的大陸上的動物和植物具有科一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在巴拿馬地峽的兩側幾乎沒有一種種類相同的魚、貝殼或螃蟹。因而，無論從哪個角度，如果假定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都是我們能理解的自然界的全部，那麼生物界為我們提出了難以解開的謎。 但是，我們關於生命的知識並不僅局限於當今的世界。儘管對此略有爭議，但是地質學家們都認為組成地球表面的巨厚沉積地層，是已經過去的難以想像的漫長時間的見證，它們雖然不完全，但卻提供了僅有的可用證據。大部分經過悠長的歷史形成的沉積岩石中分布著大量的生物殘骸，它們就是那時生活過、後來又死掉的動植物的殘骸化石，它們埋藏在那些當時還是軟泥的岩石中。認為這些生物殘骸是破碎的殘片那就大錯特錯了。博物館中展出的那些遠古時代的化石貝殼，像它們形成時一樣完美。甚至整個骨架是如此的完整，所有的肢翼均完好無缺。不僅如此，那些有所改變的肌肉，發育中的胚胎，甚至是原始生物的足印也被保留了下來。因此，在博物學家們發現於地下的生物物種中，一些動物類群比現今生存的種類更繁多。但不同尋常的是，大多數這些埋在地下的物種與現今的物種完全不同。這種不同有它自己的規則和秩序。很明顯，我們順時間回溯越遠，與現今相似的物種越少，滅絕物種集群間隔得越遠，它們之間的相似性也越小。換句話說，在地質歷史中存在一系列有規則連續演替的生物。一般說來，集群越年輕，它們與現存物種就越相似。 人們曾經一度認為，這種演替是一系列巨大災難、毀壞和整體重新創造的結果。但是現在地質學已經將大災難清除出去了，或至少是從對古生物學的思考中清除出去了。不可否認，在生命之鏈上的缺口不是絕對的，這只是由於我們知識的相對不完備造成的。後續物種不是以集群的形式，而是逐個取代那些老物種。如果過去所有的現象一下子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地質學家會發現他們所說的不同時代和地層之間的過渡就是不明顯的，就如同太陽光譜中的顏色雖然不同，但卻不能截然分開一樣。 以上簡單地概括了關於物種的一些主要事實。這些事實最終再不能被分解？它們的複雜性和混亂狀態只是更高級法則的體現？ 實際上，有很多人認為前者是正確的。他們相信摩西五書（Pentateuch）［6］的作者是被授權和被委任來教授我們科學和其他真理的，我們在那兒發現的關於造物的記敘是完全絕對正確的，任何與之相牴觸的事物顯然都是錯誤的。按照這種觀點，所有記錄詳細的現象均是創造性法令的直接產物，理所當然地超出科學領域之外。 不管上述觀點最終是對還是錯，就目前而言，即便對之能進行正常的推理討論，但無論如何這種觀點還是得不到邏輯上的支持。因此我們認為可以將之忽略，而將注意力轉向那些得到公開承認的、有科學根據、容許對結果進行爭論的觀點上。我們不要再猶豫了，因為那些經常與事實打交道（明顯占很大的優勢）的人，總認為他們屬於這一類人。 時至今日，大多數富有發言權的人士都站在下述兩種立場上：首先，在既定的定義範圍內，每一個物種都是固定不變的；其次，每一個物種最初都是通過一個截然不同的創造行為所產生。很明顯第二種立場得不到驗證或反證，造物主的直接控制不是科學研究的主題，它只能是第一種立場的推論，而第一種立場的對錯只能取決於證據。大多數人認為有利於這種觀點的論據太多了，但對某些有識之士來說，這些論據沒有說服他們。這些人當中，著名的博物學家拉馬克就是其中一員，他比同時代的其他人對低等生物都熟悉，即使和居維葉相比，他也是一個格外優秀的植物學家。 似乎有兩個事實強烈地影響了這些有識之士的思想過程：一個是，所有生物之間或多或少都有親緣關係，於是最低級生物在經過很多步驟後就可以達到最高級的生物；另一個是，通過強化使用，一個器官可以向一個特定的方向發展，一旦這種變異被促成，就能傳播開來，並具有遺傳性。考慮到這些事實的相關性，拉馬克致力於通過第二個事實來解釋第一個。他說，將一種動物放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它的需求將發生改變，新的需求將產生新的欲望，為了滿足這樣的欲望，將導致生物體所使用的器官發生變異。例如，讓一個人當鐵匠，他的上肢肌肉將根據需求發生相應的變化。拉馬克說：「一些短脖子的鳥想抓到水中的魚，但又不想弄濕自己，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個體的不斷努力，就產生了如今我們所見到的鷺和長脖子的涉禽類。」 自打問世以來，拉馬克的假說就備受聲討，「牆倒眾人推、人倒眾人罵」是人類的天性。但是，對一個偉大人物的錯誤進行冷嘲熱諷，是既不明智又沒有益處的。就當前的例子而言：只是其學說的邏輯形式與實質之間出現嚴重錯位而已。 如果一個物種真是通過自然條件改變產生的，我們應該能找到現在正在起作用的這種條件。我們應該能夠發現，在自然界中有些力量以這樣的方式改變所有種類的動物或植物，於是便產生了被博物學家所接受的新物種。拉馬克設想他已經在這一公認的事實中找到了真諦，即某些器官可以因使用而改變，而且這種改變一旦產生就是可以遺傳的。但似乎他並沒有去探究，是否有理由相信這種可遺傳的變異是否能隨心所欲地得到，或去追問動物能堅持多長的時間去滿足自己不可能的欲望。比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或許早在腿或脖子發生任何變化之前，鳥已放棄以魚為餐了。 自拉馬克的時代開始，幾乎所有優秀的博物學家都把對物種起源的思索留給了像《遺蹟》（Vestiges）的作者那樣的夢想家。他們善意的努力反而為拉馬克理論招來了有識之士的最後一輪駁斥。然而，儘管遭到埋沒，但演變理論對許多正直的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來說，卻成為揮之不去的「隱私」，因為他們的目標不僅限於為動植物標本命名。確實有這樣一種思想，自然是一個宏大而又連續的整體，如果我們能正確地看待它，建立在一種神聖秩序之上的生命世界必定與「野性物質」（brute matter）的多樣形式相一致。難道天文學的歷史，物理學所有分支的歷史，化學的歷史和醫學的歷史，只不過體現為，人類思想常常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尋找事物背後第二因的作用機制，並且因無知而乞求更高力量的直接干預？當我們認識到形成生物的元素與無機界的元素相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並以一種千絲萬縷的方式相聯繫，這時是否有可能，不，甚至有可能，情況卻是，在表面的無序中不存在有序，在表面的多樣性中不存在相關性，因而即便發現相互關聯的重要而又崇高法則，對此卻也無法做出解釋呢？ 這類問題肯定經常出現。但假如沒有促成本文發表的研究成果的問世，這些問題就不會吸引科學界的關注。它的作者達爾文先生，一個曾經眾所周知的名字的繼任者，當大多數如今的名人還年輕的時候，他就在科學上找到了自己的跑道，並且在最近20年的英國哲學界占據了顯要位置。出於熱愛科學參加了環球航行之後，達爾文先生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結果，於是吸引了所有博物學家和地質學家的注意。毋庸置疑，他的總結（gene ralisations）得到了充分的確證，現在受到了普遍的贊同，它們對科學的進步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最近，這位少有的多才多藝的達爾文先生，將注意力轉向了動物學和顯微解剖學中最難的問題。沒有一個現在還在世的博物學家和解剖學家曾出版過比他更好的專論了，這都源自他的辛勤勞動。無論如何，這樣一個兢兢業業的人，當他將20年的研究和思考結果擺在我們面前時，即使我們很想插話，也必須傾聽。但當讀到他的著作時，我們必須承認起先是出自欽佩，隨後會變得心悅誠服，作者的思想是這樣清晰，信念是如此直言不諱，懷疑的表達是如此誠實坦蕩。如果想對此書進行評判就必須讀它，在此我們只是竭力將他的觀點和哲學思想整理出來，以我們自己的方式通暢地傳達給讀者。 在貝克大街巴扎（Baker Street Bazaar）上正好在舉行婦孺皆知的年度展覽。直背、頭小、體大的公牛，與我們可以想像的那些野生物種完全不同，它們與6種不同品種的羊和稀奇古怪的肥豬一起，令人嘖嘖稱奇，這些公牛與野生公豬或母豬間的相異，正如同一個高級市政官與一頭猩猩間的差別。家畜展之後就是家禽展，展會上這些活蹦亂跳的怪傢伙肯定與土著山雞（Phasianus gallus）十分不同。如果遊客對這些怪異動物還不過癮，可以到七盤商業區（Seven Dials）轉轉，他將看到，鴿子的種類十分特別，它們彼此之間和與親本之間互不相似，同時園藝協會還能為他提供許多與自然類型不同的變形植物。在參觀中他還會吃驚地發現，那些奇異動植物的主人和培育者信心十足地認為它們是不同的種。他們的這種信心與他們對科學生物學的無知恰成正比，當他們對自己能「製造」出這樣的物種而倍感自豪時，這種信心尤為明顯。 經過仔細的調查可以發現，所有這些和許多其他人工動植物品種（breeds）和種族（races）都是通過一種方法產生的。育種家具有高超的技藝，他們十分睿智，具有天生或習得的悟性。他們注意到在他們蓄養的動植物中存在一些輕微的差異，雖然並不知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如果希望將這些差異保存下來，形成一個他所需要的品種（breed），他們就會選擇那些有望獲得這些特徵的雌雄個體，讓它們交配繁殖。然後對其後代進行仔細檢查，將那些特徵最明顯的個體挑選出來進一步雜交繁殖，然後不斷重複這一過程，直到獲得所需的、與原型（primitive stock）分異明顯的個體。由此表明，通過連續的選擇，總是找那些特徵鮮明的個體進行繁殖，同時排除與不純個體的雜交，就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品系，它具有超強的繁殖自身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生物體表現出無限的趨異能力。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某些品種的狗、鴿子或馬只以化石的形式出現，所有博物學家都會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看做不同的物種。 但是所有這些實例中都有人的參與。如果沒有育種家，將不再有選擇，沒有了選擇也就沒有新的種族。在承認自然物種也可能以相似的途徑產生之前，必須證明在自然界中有一些可以取代人的位置的力量，能完成選擇的重任。達爾文先生宣稱他發現了自然界中存在這種力量以及作用方式，他命名為「自然選擇」。如果他是正確的，這一過程則十分簡單和易於理解，而且可以從人們熟知難忘的事實中不容抗拒地推導出來。 例如，誰曾認真思考過，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那些不可思議的競爭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而且這種競爭在自然界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不僅每一種動物的生存需要其他動物或植物付出代價，而且所有植物之間也是戰事連連。地面上遍布著不能萌發成苗的種子，幼苗為了空氣、光照和水分互相搶奪，強者獲勝，將對手斬草除根。年復一年，一般來說那些不受人類干擾的野生動物數量總是保持恆定。可我們知道每一對親本每年產生的後代數可以從1個到100萬個。從數學上來說，自然原因殺死的數量與每年出生的數量旗鼓相當，只有那些稍具抵抗力的個體才能倖免一死。每一物種的所有個體就像沉船上的船員，只有那些優秀的游泳健將才有機會到達陸地。 毫無疑問這就是生物界的基本狀況，達爾文先生在此發現了自然選擇這個工具。假設處於不斷競爭中的物種（A）的一些個體發生了偶然變異，新變異使它們在與同伴的競爭中更具優勢，那麼這種變化將獲益，這些個體不僅能比其他個體獲得更多的營養，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占有優勢，有更多的機會留下後代，它們當然會傾向於複製親本的特性。由此類推，它們的後代比其同代的個體更有優勢。設想空間只能容納一個物種A，弱的變種最終將被崛起的對手擊敗，強的變種則將取而代之。為了討論的方便，假設周圍的環境保持不變，新變種（在這裡我們可以稱它B）是源自於祖先種的最適應這些條件的個體，它們能從原來的祖先種中脫穎而出，並維持其特性不變，而所有從這一類型產生的偶然偏離都將立刻消亡，因為它們在此不如B更能適應環境。B維持下去的傾向將在連續世代的延續中得到加強，最終獲得作為一個新種的所有特徵。 但另一方面，只要條件發生不管多麼輕微的改變，B就不再是最能抵禦破壞性影響的形式。這樣，如果它能產生更有能力的品種（C），然後C將取代它的位置，形成一個新種。因此，通過自然選擇，從物種A將逐步產生物種B和C。 這些獨創性的假說能讓我們理解為數眾多的生物看似異常的時空分布，毫無疑問，這與我們所見的生命現象和有機結構並不衝突。因此這一假說比任何以前的假說更有說服力。但能否用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確定達爾文先生現階段的觀點是對還是錯，則是另外一回事。歌德有一句名言，將下述思維方式定義為積極懷疑（Th□tige Skepsis）。它珍視真理，所以既不願意依賴懷疑，也不會因為未證實的信念而放棄懷疑。我們願意推薦初學者以這種態度審視達爾文和其他關於物種起源的假說。也許20年後，博物學家有能力作為評判：一方面，達爾文充分論證的，存在於自然界中的這種引起變異的原因和選擇的力量，是否能產生他所描述的所有結果；另一方面，達爾文是否高估了自然選擇原理的價值，就如同拉馬克高估了器官的使用是物種改變的真正原因一樣。 無論如何，距離我們越近的作者比他們的前輩具有更多的優勢。達爾文先生厭惡純粹的思辨，正如自然厭惡真空一樣。他像所有律師一樣渴求實證和先例，他提出的所有原理都能夠通過觀察和實驗來檢驗。他讓我們追隨的道路，不是純粹的空中樓閣，虛構的理想之網，而是通向事實的堅實和寬闊的橋樑。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它將帶領我們安全地越過許多知識的鴻溝，跳過無用的終極因學說設下的迷人陷阱，對此，一位德高望重的權威曾如此警告過我們。「我的孩子，在葡萄園中挖掘吧」，這是一則寓言中老人最後的話，儘管孩子們沒有發現珍寶，他們卻因收穫葡萄而發了財。 赫骨黎（1890年） 注　釋 ［1］取自丁尼生的《尤利西斯》（Ulysses）。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維多利亞時期代表詩人，主要作品有詩集《悼念集》、獨白詩劇《莫德》、長詩《國王敘事詩》等，是華茲華斯之後的英國桂冠詩人。——譯者注 ［2］取自丁尼生的《罪的夢想》（The vision of sin, 1842）。——譯者注 ［3］19世紀英國自然神學家，著有《自然神學》一書，尤為強調設計證據。——校者注 ［4］見《論肢的本質》（On the Nature of Limbs），第39、40頁。 ［5］參見最近愛默生·特內特先生（Sir Emerson Tennent）在《錫蘭）（Ceylon）一書中發現的例子。 ［6］即《舊約全書》的首五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