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 · 第十三章　達爾文論物種起源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如果我們讓讀者覺得《物種起源》一書的價值完全在於其中包含的理論觀點會得到最終證明，那就是我們在予以誤導了。相反，如果明天證明這些觀點是錯誤的，但本書在同類著作中依然足最好的、關於物種學說的精選事實的最簡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綜述。有關變異、生存競爭、本能、雜交、地質記錄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節不僅是舉世無匹的，而且就我們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學著作中最出色的。總體看來，我們相信，自從30年前馮·貝爾出版《發育的研究》之後，沒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不僅對於生物學的未來有深遠影響，而且還把科學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領域中。 達爾文勾畫的「動物演化分叉樹」。 達爾文先生長久而當之無愧的科學盛名，可能使他對那些因成功而帶來的流言飛語毫不在意。但是，如果這個哲學家的平和心態還沒有完全超越凡人的野心和虛榮的話，他一定會對他冒險出版《物種起源》一書所獲得的結果心滿意足。他的影響超出了純科學領域的小圈子，「物種問題」與義大利和「志願者」一樣吸引了公眾的眼球。每一個人都讀過爾文先生的書，或者至少對其優劣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各色教徒都對之進行了溫和的譴責；自負的人用無知的惡語對之進行攻擊；老人們不分男女都認為這是一本極度危險的、甚至是邪惡的書；那些賢人們在無話可說時，就引用前人的著作，說作者連猴子都不如；而大多數的哲學家為之歡呼，視之為自由主義軍隊中名副其實的惠特沃思（Whitworth）槍；所有學識淵博的博物學家和生理學家，不論他對這一學說的最終命運持何種態度，都意識到這一工作對人類的知識進步具有重要貢獻，開闢了自然史研究的新時代。 對這一主題的討論並不限於對話中。當公眾充滿期望和興趣時，評論家一定要滿足人們的渴望；就如同據說阿比西尼亞［1］人（Abyssinian）從自己所騎的公牛獲取牛排一樣，真正的文學家（littérateur）過於習慣從他所要評判的書中獲取知識，就連缺乏基本的科學知識也無法阻止他們對一部深刻的科學著作進行評判。另一方面，那些追求新觀點的科學家，正如那些懷疑觀望者一樣，也在自然地尋找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幾乎所有的評論性雜誌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達爾文先生的著作。此外還出現了許多程度不同的專題論文，從過度受偏見影響的無知的低劣作品，到自然學者公允的、充滿思想的隨筆，層出不窮，多得無以復加。 但是頗可懷疑的是，無論是那些滿腹經綸的對科學持有偏見的反對者，還是那些機敏的正宗的辯護者，他們都竭盡全力要使這場正在展開的偉大爭論背後的實質蒙上神秘的色彩，以致最終的勝負難以在這代人中見到分曉，於是，在這場拉鋸戰中，即使不提出任何新的內容，但從頭開始將達爾文先生提倡的基本觀點以一種可以讓外行也能領會的形式表達出來，不失為一個選擇。出席這次演講是十分明智的行為，達爾文的書博大精深，正因為如此，想要讀懂《物種起源》絕非易事——這裡的讀懂是指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 我們不想開這樣的玩笑，達爾文先生對他研究的這一問題比同時代其他人了解得更多是他的不幸。達爾文對動物學、顯微解剖學和地質學都有過實際訓練，作為一個地理分布的研究者，他沒有僅僅限於地圖和博物館中，而是通過長期的航行和艱苦的採集，大大促進了這些分支學科的進展，並且花費多年的時間來為這本著作收集和篩選材料，《物種起源》的作者能夠拿出眾多精確記錄的事實。 但是，如此浩瀚的內容對作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此當下他只能提出其觀點的摘要。儘管本書風格簡明，但那些深入其中的讀者將會發現，這更是一種知性的摘要（大量集中並整理後的事實），而不是通過一種明顯的邏輯將它們串在一起的摘要。毫無疑問，要發現這種邏輯需要相應的努力，但這絕非易事。 再者，由於時間有限，很多問題在此我不能給予充分的證明。因此，那些能從自己的知識中為缺失環節提供證據的智者，會發現在證明時很難避免所有的困難和所有不合理的假設。在每次重讀達爾文先生的著名篇章時，生物學的新手都會發現他們的奇想只是毫無根據的假想。 因此，雖然多年以來，是否有人能對達爾文先生提出的所有問題進行評判值得懷疑，但是，那些願意在《物種起源》和公眾之間架起橋樑的謙遜的闡釋者可以通過指出其中所討論問題的本質，去區分確定的事實和理論觀點，最後達到這一環節，亦即這種解釋能夠滿足科學邏輯的要求。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充當的角色。 可以放心地假定，我們的讀者具備對「物種」這一詞所指的對象的本質有一個大體概念。即使是那些專業的（ex professo）博物學家，可能很少有人思索過這一問題，這個詞在日常應用中具有雙層意義，表示兩種非常不同層次的關係。當我們稱一組動物或植物為一個物種時，我們意指，要麼所有這些動物或植物具有一些相同的形態和結構特徵，要麼是它們具有相同的功能特徵。研究形態和結構的生物學分支被稱為形態學，研究功能的分支被稱為生理學，所以我們可以方便地談及「物種」這兩層含義或方面，其一是形態的，其二是生理的。從前者的角度看，一個物種只是一類與其他生物明顯不同的動物或植物，它們共同具有某些不僅限於性別的形態特徵。如此來說，所有的馬就構成了一個物種，因為馬這一名稱所指的這類動物與世界上其他動物都不同，具有自己穩定的特徵組合。它們具有：①一根脊柱；②乳房；③一個有胎盤的胚胎；④四條腿；⑤每一個足上有一極端發育的趾，上面長有蹄；⑥一條濃密的尾巴；⑦在前後腿的內側都有老繭（Cal-losities）。所有的驢則構成另外一個明確的物種，因為它們具有上述前五條相同的特徵，但所有的驢都具有簇狀的尾巴，只有前腿的內側具有老繭。如果發現一些動物具有馬的一般特徵，但有時只有前腿上具有老繭，或多或少是簇狀的尾巴；或者發現一些動物具有驢的一般特徵，但尾巴或多或少是濃密的，有時所有腿上都有老繭，以及其他方面的過渡性狀，那麼這兩個物種將不得不合二為一了。它們再也不能被認作是形態上可以明確區分的物種，因為已經很難將它們明確地區分開來。 物種的定義看似如此簡單，以致我們有信心問所有的一線博物學家，無論是動物學家、植物學家還是古生物學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所知道或意味的一組動物或植物是否與上述定義一致。即使是傳統學說最堅定的支持者說到物種也會承認這些。 「我理解，」歐文教授說，［2］「現今沒有幾個博物學家在為他們所稱的『一個新種』進行描述和命名時，用的是20或30年前具有的含義：即一個起初就特徵分明的生物體，通過生殖特徵的隔絕維持它們的原有差異。現在新物種的發現者只不過是在表示他知道，例如，在現有的觀察中，種征上的差異在兩性個體都是穩定的，若這些不是因為馴養，或人工外部環境，或其他能認知的外界影響所致，那麼，該物種就是野生的，或是自然形成的。」 事實上，如果我們考慮到迄今為止，絕大部分記錄在案的現存物種僅僅是通過研究它們的皮膚或骨骼或其他無生命的殘骸（exuviae）而認識，除了能夠從結構上推斷的和僅靠觀察就能取得的特徵外，對它們的生理特徵一無所知或幾近無所了解，我們就不能指望從這些已經滅絕的生命中獲悉更多的東西，它們構成了現在已知的動植物群的相當部分。顯然，這些物種只能根據純粹的形態特徵來定義。如果博物學家們能更經常地將我們知識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牢記在心，他們就有可能避免思想上的大量混亂。確切地說，我們對大多數物種所熟悉的只是形態特徵，僅有幾種其功能或生理特徵被仔細地研究過，這些研究結果形成了生殖生理知識中最有趣的部分。 博物學家越是感到驚奇，驚訝就會越少，而對自然的機制也就越熟悉。在自然界向研究者展現的永恆的奇蹟中，最值得讚嘆的可能是動物或植物從胚胎開始的發育過程。考察一些常見動物剛下的新鮮蛋，如火蜥蜴（salamander）或蠑螈（newt）。最初它們只是微小的球體，即使是在最好的顯微鏡底下所能看到的，也只不過是一個無結構的囊，包裹著流體狀蛋白質，中間懸浮著細小的顆粒。但是奇異的潛力就孕育在這半流體的小球中。將它們放在適度的溫度條件下，這些具可塑性的物質迅速發生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如此穩定，好像一環套一環奔向一個終點似的。我們只能將它們比作是一個熟練的鑄造者在加工一塊沒有定型的黏土。就如同用一把無形的泥鏟，將黏土團分割、再分割成越來越小的部分，直到變成一堆小顆粒，其大小正好可以用來構建新的有機體。因此，這就像用精巧的手指描繪出一條脊椎通過的主線，從而鑄造身體的輪廓，在一端捏出一個頭，另一端則捏出一個尾巴，以如此藝術的方式將側邊和肢體加工成火蜥蜴特有的比例。當接連數小時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幾乎會不知不覺地迷上這一概念，即背後肯定有藝術家按照眼前的藍圖進行巧妙處理，才獲得了如此完美的傑作。 隨著生命的不斷成長，年輕的兩棲動物不僅開始擴張自己的水域，成為周圍昆蟲的噩夢，它們通過捕食獲取營養，並按照適當比例吸收到自身特定的部位，複製出與親本種（parental stock）形狀、顏色和大小相似的特徵，而且這些動物同樣具有神奇的再生能力，可以恢復身體失去的部分。分別或一次性切除腿、尾巴和頜，就如同很久以前斯巴蘭札尼曾經做過的那樣，這些部分不僅會再生，而且復原的肢與原先失去的完全一樣。蠑螈的新頜或新腿絕對不會與青蛙相似。發生在蠑螈身上的同樣也會出現在任何動物和植物身上，橡籽趨向於再一次重建自己，長成一株參天大樹，與它所來源的樹枝一樣。最低等的地衣的孢子能重新產生與母體一樣的綠色或褐色的硬殼。在生命階梯的另一端，那些既不像父親又不像母親的後代被認為是一類怪物。 所以，所有生命都具有同樣的結局，生長的推動力總是傾向於後代都與自己的雙親相似。繁殖的第一大法則是，後代傾向於與父母相似，而與其他個體則相距較遠。 科學有朝一日會向我們展示，為何這一法則是一般法則的必然結果。但是在目前，除了說它們之間是協調的之外，幾乎沒有更多的可說。我們知道生命現象離不開其他自然現象，而且與之相關。物質和力是造就生命和無生命物體的同一藝術家的兩個不同的名字。因此，生物體必須與其他事物一樣遵循同樣的法則，整個自然界中再也沒有比此應用更廣泛的法則，亦即，受兩種力量驅動的一個物體按照合力的方向運行。但生物體可以被看做是其體內蘊涵著極其複雜的力的集合，就像複雜的磁力蘊涵在鐵中一樣。既然性別的差異十分微小，或以另外一種說法，它們中總力的方向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想像它們的結果，也就是其後代，必然會與它們之一或雙方偏差不大。 我們可以通過自然的比喻或類比來呈現該法則的背後原因，但重要的是去理解由它的存在及由此引出的結果的重要性。看似相同的東西總是相互相似的。如果在很多代中，每一個後代都與親本相似，那麼所有的後代和其親本必然都很相似。讓最初的親本種系（parental stock）不受干擾地大量繁殖，根據眼下所說的法則，終有一天它們會產生一個龐大的群體，其中所有的成員都非常相似，具有血緣關係，都是從同一個父母或一對親本產生而來。只要能夠證明每一個動物或植物類群所有的成員都是這樣而來，就足以將它們納入生理物種的範圍內，因為大多數生理學家認為物種可以定義為「屬於同一祖先的所有後代」。 儘管根據已知的繁殖法則，所有我們稱之為物種的那些群體，都是分別來源於同一個祖先（stock），事實上它們也很可能的確如此，但這一結論僅依賴演繹，幾乎不可能在觀察中得到證實。畢竟，假定的同一祖先的原始性是問題的關鍵部分，如果「原始」意味著「獨立於任何其他生命之外」的話，這不僅是一個假設，而且還是一個毫無根據的假設。在一個科學的定義中，如果無法證實的假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就是對自己莫大的否定。即使假定這樣一個定義在形式上是合理的，當生理學家將之應用於自然時，他很快會發現，即使不陷入無法解脫的境地，也將遇到極大的挑戰。如同我們前面所說，毫無疑問後代傾向於與親本相似，但同樣正確的是，這種相似性不管在形態上還是在結構上絕不會達到完全一致。不僅後代與某一親本不可能絲毫不差，而且對於大部分兩性生殖的動物和許多植物來說，後代往往偏離兩個親本的平均值。事實上，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共同起作用的力是如此複雜，合力正好與雙親很多不同特徵的平均值重合的幾率是多麼小，總的來說，微小的偏離與總體的相似就同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無論原因如何，微小變異和總體相似這兩種傾向的共存對於物種起源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一般原則，後代與其父母間的差異程度是非常細微的。但有時差異的程度還是十分顯著，這樣的後代可以稱之為變種。到目前，已知被接受的變種非常多，但它們的起源卻很少能被精確記錄下來，下面我將選擇兩個特別的實例來說明變種的主要特徵。第一個是安康羊或水獺羊（Otter），大衛·漢弗萊上校（Colonel David Humphreys, F. R. S.）在給約瑟夫·班克斯爵士［3］的信中對之有詳細的記述，該信於1813年發表在《哲學通訊》上。在曼徹斯特的查爾斯河畔（Charles River），塞斯·萊特作為一個農場主，擁有一群羊，其中有15隻母羊和1隻普通公羊。1791年，1隻母羊為主人生下了1隻雄羊羔，不知何故，這隻羊羔與它的父母有所差異，體形較長，腿短而羅圈，因此它不能像其同胞們那樣跳過臨近的圍欄嬉戲，在外面任意闖禍從而在當地牧民間製造很多麻煩。 關於第二個例子，雷阿烏姆爾［4］進行了絕無僅有的詳細記載，在他的《雞的孵化藝術》（Art de faire éclore les Poulets）一書中記載了這麼一對馬耳他夫婦，他們的名字叫凱雷亞。他們的手腳與正常人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叫格拉提奧，他每一隻手上都具有六根活動自如的手指，每一隻腳上也具有六根腳趾，只是其形狀不夠完好。不知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人類這種不正常的變異。 這些例子中的兩個情況值得注意。在每一個例子中，變異性狀似乎跳躍產生，一蹴而就。在安康羊和正常的羊之間，在六指和六趾的格拉提奧·凱雷亞和正常人之間，這種明顯差異立即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無論哪一個例子，現在都還不清楚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異。毫無疑問，這裡必然存在導致這一現象或其他類似現象的某種決定因素，但它們並沒有顯露出來。我們可以確定，通常所理解的自然條件，如氣候、食物，或者其他條件所發生的變化並不起作用。這並非一般所說的對環境的適應。用這一常用但錯誤的短語來說，變異是自發的。對於終極原因毫無結果的研究花費了人們很長的時間。但即使那些頑固的目的論者，他們試圖突破所有的物理法則，尋找鍾愛的虛幻不定的目標，也會感到困惑，為何塞斯·萊特的公羊出現短腿，而格拉提奧·凱雷亞會出現六指？ 我們不知道為何會產生變異，很可能大多數變異是以「自發的」方式產生的。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有些實例是可以上溯到明顯的環境影響。環境能改變被膜的特徵，改變顏色，增加或減弱肌肉的發達程度，改變植物體的構造，使雄蕊變形為花瓣等等。不管變異是怎樣形成的，現在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許多變異一旦產生，它們依然遵循基本的繁殖法則，產生與自己相似的後代。它們的後代就像自己一樣表現出同樣的背離親本的趨勢。事實上，有許多例子表明新變異具有優勢，也就是說，它們比來自於同一親本的正常後代更具某種優勢。格拉提奧·凱雷亞給了我們一個極好的例證，他娶了一個手指正常的妻子，生了四個孩子，薩爾瓦多、喬治、安德烈和瑪麗。這些孩子中，長子薩爾瓦多像他父親一樣有六根手指和六根腳趾。第二個和第三個孩子也是男孩，像他們的母親一樣具有五根手指和五根腳趾，只是老二喬治的手指和腳趾有點輕微的變形。最小的是女兒，具有五根手指和五根腳趾，但是拇指有點輕微的變形。因此，格拉提奧·凱雷亞的變異在長子中完整地重現了，而其妻子的正常類型在第三個孩子中完整地重現了，在第二個和最後一個孩子中只是出現了部分，所以乍一看，正常類型似乎比變異類型更強勢。但是，當這些孩子都長大成人，並與正常人結婚後，值得注意的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薩爾瓦多有四個孩子，其中的三個像他們的祖父和父親一樣出現了六指／趾，最小的像她們的祖母和母親一樣是五指／趾。在這裡，儘管六指／趾的血被五指／趾的血進行了雙重的稀釋，但六指／趾還是占優勢。同樣這種變異的優勢還顯著地在其他兩個孩子——瑪麗和喬治的後代中得到了驗證。只有拇指殘疾的瑪麗生了一個六趾的男孩，其他三個都正常，但是並非完全五指／趾的喬治，先有兩個女兒都有六個手指和六個腳趾；然後有一個女兒每一個手上都有六根手指，右腳上有六個腳趾，而左腳上有五根腳趾；最後有一個兒子是五根手指和五根腳趾。因此，在這一例子中，變異在隔代中又完整地重現了。最後，完全是五指的安德烈生了許多孩子，但他們都沒有偏離父母，全部是五指。 如果一個近似畸形的變異能夠頑強地繁殖下來，毫不奇怪，輕微的異常變異必然傾向於更強烈地保存下來。從這一方面說，安康綿羊的歷史就特別有意義。憑著他們的聰明，馬薩諸塞農場主的鄰居認為如果所有的羊都具有喜歡待在家裡的傾向，這將是件幸事，這種傾向可以用新近得到的公羊來加以強化。他們建議萊特殺死羊圈裡原有的那些羊，只養安康公羊。結果證實了他們的敏銳預見，與格拉提奧·凱雷亞後裔中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相同。小羊羔要麼不是純粹的安康羊，要麼就是純粹的正常羊。［5］但當相互雜交的安康羊足夠多之後，發現後代總是純粹的安康羊。事實上，漢弗萊上校宣稱獲得了「一個反自然的有爭議的例子」（one questionable case of a contrary nature）。因此，這是一個顯著的、完全確定的例子，不僅一個非常明顯的種族（race）被建立起來了，而且該種族能立即進行真正的繁殖，即使是與另外種族雜交也沒有顯示出混合的形式。 通過仔細挑選兩個安康羊進行雜交，很容易就能建立起極為明顯的種族。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是與其他羊混養，安康羊也總聚集在一起。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一雜種可以無限延續下去。只是由於後來引入了不僅在毛質和肉質優於安康羊，而且更安靜和溫順的美利奴綿羊［6］後，才導致這一新種被人完全遺棄。所以在1813年，漢弗萊上校費了很大勁才弄到送給約瑟夫·班克斯爵士的那一副骨架標本。我們相信，它們在美國消失多年了。 格拉提奧·凱雷亞沒有成為六指族的祖先，而塞斯·萊特的公羊卻發展成了安康羊群體，可是兩種情況中變種永久延續自己的傾向卻是一樣的。產生差異的原因已唾手可得。塞斯·萊特通過將他的安康母羊僅與同樣的變種交配而維持安康羊的血不被稀釋。然而，格拉提奧·凱雷亞的兒子卻無法再與其家族混交，不能與自己的姐妹通婚，他的孫子同樣沒有與他們六指的堂親和表親成婚。換句話來說，在萊特例子中，因為好幾代都刻意從那些表現出同樣變異傾向的動物中，挑選親代進行繁殖，所以一個新種族就產生了。然而，在格拉提奧的例子中，因為不存在這樣的選擇，所以沒有產生出新種族。根據繁殖法則，後代們傾向於呈現雙親的樣子，一個種族是一個可以繁殖的變種，它們會更可能保留與雙親而不是單親都相似的變異。 動物的器官總會偶然或多或少偏離正常類型，變異總是可遺傳的——原文如此，但意思不通。雖然富有經驗的農學家和育種家早就熟知這些偉大的事實，但卻常被哲學家遺忘。所有改進家養動物品種的方法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上個世紀英國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關色彩、形狀、體形大小、發（hair）或毛（wool）的質地、各個不同部分的比例、肥胖程度、產奶能力、速度、力量、習性、智力、特殊的本能等，養牛者（cattle-breeders）、畜牧業者（stock-farmers）、馬販子（horse-dealers）、狗和家禽愛好者幾乎沒有一天不與這些特徵的遺傳性（transmission）打交道。前不久，著名的生理學家布朗—塞卡爾（Brown-Séquard）［7］博士在與皇家學會的通信中說，他發現在豚鼠身上能人工製造癲癇病，並且通過他發現的方法，癲癇病可以遺傳給後代。 但是，一個種族一旦出現，就像它的祖先一樣，不會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變異在其成員中依然還會產生，由於這些變異像其他特徵一樣是可以遺傳的，新種族可以源源不斷地從原先的種族中演變出來，或者至少在現有的變異範圍內徘徊。給以充足的時間和充分細緻的選擇，眾多的種族可以從同一祖先群中產生，就像它們表現出的極端多樣的結構一樣令人驚詫。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岩鴿，我們認為達爾文先生充分地證明了岩鴿是所有家鴿的祖先。而家鴿，確切地說，具有超過一百多個明顯的種族。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個受愛好者追捧的種族，它們是翻飛鴿、球胸鴿、信鴿和扇尾鴿。它們不僅在大小、顏色和習性上差異巨大，而且它們的喙和顱骨的形狀也存在巨大的差異，具體表現在喙與顱骨的比例上。其他如尾羽的數目、爪的相對和絕對大小、尾脂腺的有無和脊椎骨的數目間均存在巨大的差異。簡而言之，這些特徵可以看做鳥類屬間和種間的差異。 最顯著和具有啟發性的一點是，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種族沒有一個是通過所謂的外部環境的改變並作用於野生岩鴿上而產生的。相反，自古以來鴿子愛好者都使用相同的方法來處理它們的寵物，給它們做窩，給它們餵食，在鴿舍中仔細地照料它們，保護它們。事實上也不存在比鴿子更好的例子來反駁那些高高在上的權威學說了，他們說，「沒有比與肌肉相連的骨骼」更能發生變異的器官了。但恰恰與這一武斷的斷言相矛盾的是，達爾文的研究證明了家鴿翅膀的骨骼與野生類型的相比，幾乎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另一方面，正是在喙和顱骨的相對長度、脊椎骨的數目，肌肉的活動對它們沒有重要影響的尾羽的數目等特徵方面，發生了大量的變異。 前面我們說過，對生理物種表現出來的特徵的研究將導致我們陷入困境，這一點現在已經變得很明顯。作為自然變異和選擇性雜交的結果，同一祖先種族的後裔可以分化成除性徵之外的形態特徵上相互有別的不同的組。很明顯，物種的生理定義可能與形態定義相衝突。如果將球胸鴿和翻飛鴿描述成不同的種，將不會有人遲疑。如果我們是在化石中發現它們，或者像其他外來的野鳥一樣，儘是通過皮和骨骼認識它們，沒有人會懷疑它們就是截然不同的形態種。另一方面，因為它們都是來自於同一種族——岩鴿，所以它們不是不同的生理物種。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形態差異不那麼可靠，我們怎麼才能知道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自然種族是否真的是不同的生理物種？存在任何檢驗生理物種的方法嗎？生理學家通常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這種檢驗是建立在雜交基礎之上的，用不同種族雜交的結果與不同物種間雜交的結果相比較。 就目前所掌握的證據看，通過選擇所產生的一個種族的個體，無論它們之間看上去有多大的差別，它們還能自由地在一起繁殖，而且這些跨種族的後代之間也完全具有可育性。因此，獚（spaniel）和灰狗，運貨的馬（dray-horse）和阿拉伯馬，球胸鴿和翻飛鴿，它們都能夠完全自由地交配生殖，它們的後代如果與同類產生的混血種交配也同樣是能育的。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許多自然物種的個體如果與其他物種進行雜交是絕對不育的；即使它們能產生雜交後代，但這些雜交後代進行配對也是不育的。例如，馬和驢雜交產生騾子，但雌騾和雄騾卻從來不會再交配產生後代。岩鴿和環鴿之間進行雜交同樣不會產生結果。因此，生理學家說我們有一種方法能夠區分任何兩個真正的物種和任何兩個變種。從每一組中挑選出一個雌性和一個雄性，讓它們交配，如果產生的後代與其他以同樣方式產生的後代進行雜交是可育的，那麼這些組是種族而不是物種。另一方面，如果它們之間不能產生後代，或者所產生的後代與以同樣方式產生的後代進行雜交是不育的，它們就是真正的生理物種（physiological species）。如果這一方法總是可行的，如果這一方法產生的結果總是容易明確解釋的話，這一檢測方法將十分有用。不幸的是，大多數情況下，這一物種的試金石完全不適用。 許多野生動物的身體因為圈養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以至於它們不與同類的雌性交配，因此這樣的雜交結果是沒有價值的。不同種野生動物間，甚至是野生的和同種的家養個體間的相互排斥是如此強烈，以至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尋找到它們的結合體。大多數植物都是雌雄同體，如何排除自己的或其他正常起作用的花粉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這也阻礙了檢驗的進行。更困難的是，為了確證雜種或混血後代以及第一代雜種的不育性，無論動物還是植物，實驗都必須持續很長的時間。 雜交檢驗不僅在應用上存在巨大的困難，而且當這一神諭（oracle）遭到質疑時，其回復有時與德爾斐城（Delphi）［8］的回覆一樣不可靠。例如達爾文先生所引的例子，當花粉來自其他物種時，很多植物產生的後代會更多。但是在另外很多例子中，如某些墨角藻，其精子可讓其他植物的卵子受精，然而後者的精子卻不能使前者的雌性受精。所以，當一個生理學家對後一種情況做實驗時，有時候會認為它們是兩個不同的種。另外的時候，根據規則他會同樣有理由宣布它們僅僅是不同的種族。有一些植物，雖然可以確信，它們僅僅是變種，但當進行雜交時，它們幾乎是不育的。還有一些動物和植物，博物學家們一直認為它們是不同的物種，當進行檢驗時，發現它們之間完全能雜交可育。此外，雜交不育或可育似乎與結構的相似性沒有什麼關係，或與任何兩個組的成員間的差異也沒有關係。 達爾文先生以其獨特的見解，同樣討論了這個問題，在他書中的第276頁將結論總結如下： 充分不同到足以列為物種的類型之間的第一次雜交以及它們的雜種，一般情況下不育，但並非總是不育，不育性具有各種不同的程度，而且往往相差如此微小，以致最謹慎的兩個試驗者根據這一標準也會在對同一類型的劃分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不育性在同一物種的個體裡是易變的，並且對於適宜的和不適宜的生活條件是非常敏感的。不育性的程度並不嚴格遵循分類系統的親緣關係，但被若干奇妙和複雜的法則所支配。在同樣的兩個物種的互交里不育性一般是不同的，有時是大為不同的。在第一次雜交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雜種里，不育性的程度並非是永遠相等的。 在樹的嫁接中，某一物種或變種嫁接在其他樹上的能力，是伴隨著營養系統的差異而發生的，而這些差異的性質一般是未知的；與此同樣，在雜交中，一個物種和另一物種在結合上的難易，是伴隨著生殖系統里的未知差異而發生的。與其說為了防止物種在自然狀況下的雜交和混淆，物種便被特別賦予了各種程度的不育性，還不如說為了防止樹木在森林中的接合，樹木便被特別賦予了各種不同而多少程度近似的難以嫁接的性質。 雜交一代生殖器完好，不育性似乎決定於幾種條件：在某些事例里，主要決定於胚胎的早期死亡。在雜交一代生殖器殘缺是其生殖系統和整個體制被兩個不同類型的混合所擾亂了，這種不育性和純種生境受到破壞時的不育性，是密切近似的。無獨有偶，稍有不同的個體之間的雜交將有利於後代的大小、生活力和能育性；生活條件的微小變化可以增加一切生物的生活力和能育性。儘管二者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兩個種雜交的困難程度以及二者後代的不育性存在對應關係並不出人意料，因為二者均取決於之間的差異程度。同樣可以理解的是，雜交後代之間的可育性和植物的可嫁接性——後者顯然與很多因素有關——都和試驗對象之間的系統親緣關係有關，因為系統親緣關係所表達的是物種間的相似度。 變種和可以認作變種之間的雜交一代以及它們的混種後代，一般都是能育的，但不一定全部能育。考慮到我們是何等易於用循環法來辯論自然狀態下的變種，大多數變種是在家養狀況下僅僅根據外在差異的而不是生殖差異的選擇而產生出來的，變種之間幾乎存在普遍又完全的能育性，就不值得奇怪了。我們還應當特別記住，長久繼續的家養具有削弱不育的傾向，所以這好像很少能誘發不育性。除了能育性的問題之外，在其他一切方面雜種和混血種之間非常相似。［9］ 我們完全同意這一重要段落所表達的要旨，儘管這些觀點很有說服力，可育性或不育性作為檢驗物種的標尺沒有價值，但是絕對要記住，在研究物種起源問題上，真正重要的事實是：在自然界中存在這樣的動物群和植物群的成員，當它們與其他類群成員結合時是不育的；存在這樣的雜種，當它們與其他雜種交配時完全是不育的。即使這些現象僅僅出現在兩個這樣的物種（不管是在生理學的，還是在形態上的）上，所有物種起源的理論就必須對之進行說明；如果不能的話，那麼這個理論就不完美。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盡最大努力把人們已知的關於物種的知識和事實呈現給讀者。無論他的理論觀點如何，沒有一個博物學家會傾向於反對下面的說明總結： 無論是動物還是植物，所有的生物都被分成許多截然不同的類型，這就是形態種。它們還可以被細分成個體組群，在每一組群中所有的個體都能自由地交配繁殖，產生與自己相似的後代，這就是生理種。通常它們與自己的父母很相似，但還是有些後代依然容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能通過選擇穩定下來，形成一個種族（race）。在很多情況下，種族具有形態種的所有特徵。雖然一方面還無法證明，當這個種族與同一物種其他種族進行雜交，是否將會表現出物種與其他物種雜交時表現出的現象。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僅還不能證明所有的物種之間將會產生不育的雜種，而且我們有很多理由相信，在雜交過程中，物種能表現出從完全不育到完全可育的完整序列。 這就是物種最本質的特徵。即使人類不是同一系統中的一員，不需要遵從相同的規則，但一旦人類的智力高出了日常所需的水平，關於自身的起源問題，自己與宇宙中其他現象間的因果關係，必定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的確，歷史上存在很多有關生命起源的假說，這是人類智力活動的最早產物。在早期，實際知識並不令人滿意，但是人們充滿了渴望，根據所處的國度不同，所處的思想背景不同，產生了很多不同的假說。如認為所有的生命都是從尼羅河的泥土中，從一個原始的卵，或從一些人形神中產生的，以此來滿足人類的好奇心。與我們現今的知識不同，異教的神話、地域判官、宙斯，以及那些企圖使之復活的人，現在只配作為嘲諷的笑料。但那些名稱和時代不詳的偉大作者記錄下來的同時代巴勒斯坦原始先民的想像力，卻幸運地避免了這一下場，甚至在今天依然被90％的文明世界看做是事實的權威性標準和科學結論的評判準則，其中還包括萬物起源理論以及與物種起源相關的理論。在現代物理學發軔的19世紀，半野蠻的希伯來人的宇宙進化論是哲學家的夢魘和正統勢力的恥辱。從伽利略到現在，多少堅韌不拔並執著追尋真理的人們備受折磨，他們的英名被狂熱的聖經崇拜者（Bibliolaters）所詛咒；又有多少意志力欠缺的人們，受周圍輿論的強迫，費盡心機去協調這種不可能性，他們的真理意識因此而被耗竭——他們的生命徒然用於迫使科學這一新酒裝入猶太教這箇舊瓶中？ 如果哲學家本人經受苦難，他們的事業也會倍加艱辛。每一門科學的搖籃旁都伴隨著失敗的神學家，它們就如同赫爾克里斯（Hercules）身旁被扼死的蛇。歷史記錄中，科學和正統信仰（orthodoxy）無論何時進行公平的對決，後者都會從競技場上敗退下來，即使沒有被消滅，也已元氣大傷，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如果沒有被殺死，也已傷痕累累。正統信仰就是思想界的波旁家族。它學習新的東西，也不忘記舊的東西。現在，儘管它對前進既迷茫又害怕，但還是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堅持認為《創世紀》第一章中包含了合理科學的全部，不時地在其半僵死的手指所能觸及的範圍內，對那些拒絕將自然還原至原始猶太教水平的人們小施攻擊。 另一方面，哲學家則沒有這樣的攻擊性。他們將眼睛緊盯在要「經過艱難和困苦」（per aspera et ardua）才能實現的崇高目標上，如果不能克服由於無知或惡意所帶來的不必要的障礙，他們可能會不時被激怒。但他們的心靈深處又何必遭受深深的困擾呢？事實的最高權威站在他們那邊，事物的機理為他們所揭示。每一顆星星如計算的那樣按時到達天穹的頂點，證明了他們的方法是正確的，他們的信仰就如同「雨水往下降，玉米往上長」一樣放之四海而皆準。懷疑是信念建立的基礎，公開的探究是信念的知己。不管傳統多麼神聖，這些人都毫無畏懼，當傳統變得有害時，就對之再也不屑一顧。不同於那些古文物收藏者，對於那些武斷的看法，比如把不是化石的東西硬說成化石，他們就會斷然拒絕，並視之為不存在。 有科學基礎的物種起源的假說中，有兩種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一種是「特創論」假說，認為每一個物種都是起源自一個或多個祖先種群（stocks），但不是任何其他物種變異（modification）的結果，也不是由於自然因素產生的，而是通過超自然的創造行動產生的。 另外一種被稱為演變（transmutation）假說，認為現存的所有物種都是已經存在的物種及其祖先變異的結果，其中起作用的因素與今天產生變種和種族的因素一樣，也就是說以完全自然的方式產生的。作為這一假說可能但不是必然的結果，所有現存生命都是起源於同一個原始祖先。物種起源學說顯然不必考慮這一祖先種或種系的起源問題。 例如演變假說要麼與原始胚芽（primitive germ）的特創概念完全一致，要麼與這一推測完全一致，亦即原始胚芽的產生，是通過自然的原因，由無生命物質的變異而得到。 特創論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科學與希伯來人（Hebrew）的宇宙起源觀相調和而得到的產物。但一個有趣的事實卻是，儘管該學說目前受到科學界支持，但它卻像其他假說那樣，與希伯來人的觀點格格不入。 雖然人們曾經認為它們之間存在明顯的界線，但地質調查的結果表明，大量已經滅絕的動植物系列不存在這種界限。在世代與世代之間、群系與群系之間不存在巨大的間隔，不存在植物、水生動物、陸生動物一同出現的系列時代。在過去的地質學家們認為存在巨大間隔的世代之間，每一年都會增加許多新的名單：峭壁將冰磧與早第三紀連接在了一起（crags linking the drift with older tertiaries）；馬斯垂克（Maestricht）岩層將第三紀和白堊紀連在了一起；聖凱瑟（St. Cassian）岩層出現了大量中生代類型和古生代類型混雜的動物群，該世代的岩層曾被認為是極度缺乏生物的；最後，每年都有關於一個特定的地層是否應被看做是泥盆紀或石炭紀、志留紀或泥盆紀、寒武紀或志留紀的持續爭論。 皮克泰（M. Pictet）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公正權威地進一步闡明了這一事實，他計算了任何一個地層中動物屬在此前地層中存在的百分比，結果是其比例絕不會小於33％。在三疊紀地層或者說中生代開始時的地層中，從之前的世代繼承的生物最少。在其他地層中，通常包含60％、80％，甚至94％的屬與之前地層中的屬一樣。不僅的確如此，而且對每一段地層進行細分都會發現特有新物種。這樣的例子很多，如以里阿斯統（lias）為例，其各個岩層都含有明顯獨特的生命形式。一百英尺厚的剖面，在不同的高度內出現了十幾種菊石，沒有任何一種超過它們所在的獨特的石灰石或黏土區域，從而進入下一層或上一層。因此，那些採納「特創論」假說的人必須承認，每隔一段時間，對應於這些岩層的厚度，造物主為了創造新菊石就得干擾自然的進程。這種假說從任何證據來說都缺乏絕對的實證，因此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接受這一結論的。令人費解的是，他們究竟從這一做法中獲得了什麼，畢竟，正如前面所述，這種生物起源觀完全違背希伯來人的宇宙觀。既然從對聖經崇拜的強力臂膀中得不到依靠，「特創論」假說又能從科學或可靠的邏輯學中得到什麼支持呢？可以肯定，不會太多。與它一致的觀點全都如出一轍：如果物種不是超自然力創造的，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事實x或y或z；除非我們假設它們是為了特殊目的而設計的，否則我們不能理解動物或植物的結構；除非我們假定它們原初就是設計用來看東西的，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眼睛的結構；除非我們假定動物事前被賦予了神奇的力量，否則我們不能理解本能。 作為一個邏輯論證問題，必須承認這種推理對於那些不在乎後果的人是無所謂的。這是一種「訴諸無知」的論證（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即要麼接受這種解釋，要麼保持無知。假如我們寧願承認自己的無知，而非要採用與自然界所有教義都不符的假說。或者假設我們承認這種解釋，卻捫心自問是否變得更加明智？這種解釋能說明什麼？還有比這更加明目張胆地承認我們確實對此一無所知的方式嗎？要解釋一種現象，就要引用某種自然法則。但是，一旦引入造物主的超自然干預，則不再與自然法則有關，如果以這種方式去討論物種的起源就是荒謬的。 最後，讓我們問一下自己，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是否存在眾多證據可以讓我們斷言某一現象是超乎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要說明這個問題，顯然我們需要知道所有可能的組合在無限的時間內所能產生的所有結果。如果我們知道了這些，並發現它們不可能產生新物種，那麼我們就完全有理由來否認新物種是自然起源的。除非我們弄清這些，否則任何假說都比讓我們陷入可悲的推測中的那個假說要好。 「特創論」假說不僅是遮掩我們無知的華美面具，它的存在還標誌著生物學的年輕和不完善。每一門科學的歷史是什麼？無非就體現為清除創世或其他干預的觀念，使得現象的自然次序成為該門學科的主題。在天文學的年輕時代，「晨星為了歡樂而集體歌唱」，行星則順著上天的指引而運行。現在，星星的和諧被歸為與距離平反成反比的重力。行星的軌道可以從力學法則中推出，這個法則同樣決定調皮男生能用石頭打碎窗子。閃電曾是上帝的使者，但現在它卻令上帝心滿意足，因為科學使它成為人類的謙卑的使者，我們知道夏夜地平線附近由蜻［10］所發出的每一絲閃亮都是由確定的條件決定的，如果我們對此的知識足夠多，那麼它的方向和亮度一定可以計算出來。 大型商業公司的償付依賴於法律的有效性，法律是用來管理人類社會顯而易見的無序，道德家悲嘆地以為，這種無序正是最不可捉摸的事物。除了傻子，所有的人都承認災害、瘟疫和饑荒是自然原因的結果，大部分完全可以受到人類的控制，絕不是憤怒的上帝對令他失望的作品的懲罰。 和諧的秩序掌控著永恆持續的過程，由物和力所組成的網絡和織線在完好無缺的情況下，緩慢地交織成了位於我們和無限的宇宙——這是唯一我們知道或可能知道的——之間的面紗。這就是科學描繪的世界之圖，這幅圖的任何一部分之間的比例都是相稱的，所以我們認為它反映的是實情。難道唯獨生物學該與它的姊妹科學相脫節嗎？ 只要基於一般思考，我們就能直接推出與特創論相左的觀點，由於物種還表現出一些其他現象，我們在前面沒有提到，但如果採納這種流行的假說，它們就會變得不可思議。如物種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布，發育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現象，我們的分類系統所基於的物種間的結構關係，哲學解剖學的偉大學說，在生境和功能方面相差懸殊的大量物種所表現出來的同源性或結構計劃的相似性。 生活在巴拿馬地峽兩側海域中的動物種類迥然不同的共性。生活在島嶼上的動植物種類與附近大陸的種類雖有共性但又有所不同，後者與生活在臨近大陸上的種類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儘管它們之間也存在相似的一面。第三紀末，舊世界和新世界屬於同一屬或同一科的哺乳動物，現在它們生活在同樣的大地理區內。第二紀（secondary epoch）［11］最早期的鱷魚爬行動物與現今的種類在一般結構上很相似，但在椎骨、鼻腔上略有一兩處不同點。豚鼠的牙齒在出生前就脫落了，因此它們絕對不是為了咀嚼的目的而設計的。同樣，雌儒艮具有長牙，但從未露出牙床之外。在它們的發育過程中，同類的成員經歷相同的情況，成年後它們身體所有的部分都是根據同樣藍圖排列的。人與大猩猩的相似程度高於大猩猩與狐猴的相似程度。以上只是從現代研究所得到的相似事實中隨機舉出的例子。當研究者向特創論假說的支持者那兒尋求解釋時，他通常只能獲得東方式簡潔的答案，「Mashallah！［12］我的真主！」在巴拿馬地峽相對的兩側具有不同的物種，因為它們是神分別創造的。上新世的哺乳動物與現存的很相似，因為設計的藍圖相似。我們發現了殘餘器官和相似的藍圖，因為造物主樂於為自己設立一個「神聖的樣本或原型」，並在自己的作品中進行拷貝，而且其中有一些做得不太好——一些人持有這種觀點。把這些胡言亂語當做科學恐怕將來會成為19世紀智力低下的證據，就如同我們嘲笑「自然憎惡真空」之類的辭藻一樣，儘管托里切利（Torricellis）的同胞滿足於用它來解釋水是如何從水泵中上升這一現象。請大家記住，這種自欺欺人式的作法是有害的，由於它不允許人們進行探究，也就等於剝奪了人類的用益權［13］。這可是大自然賦予的最具創造力的遺產。 針對特創論的上述反對理由，已經或多或少深入人心，只要是曾經認真獨立地思考過這一問題的人。因此不足為怪的是，這一假說不時地遭遇某些對立假說，其中的一些甚至比它更好。耐人尋味的是，反對觀點的提出者似乎是同時得到地質學和生物學的支持。事實上，只要一旦承認地球當前的物理狀態是通過長期自然因素的作用逐漸產生的，就很難想像其上的生物卻是通過其他途徑產生的。馬耶（de Maillet）［14］及其後繼者的假說是對席勒（Scilla）有關化石本質證明的自然補充。 作為與牛頓和萊布尼茨同時代的人，馬耶自然見證了近代物理學的誕生，並且參與了這一重要時代的智力活動。馬耶作為法國政府領事代辦，在地中海各地的港口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事實上，他在埃及總領事的辦公室待了16年，尼羅河峽谷的奇妙現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注意到這一事實：觸目所及，到處都有相似的秩序，並且還導致他推測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現狀的起源。馬耶對科學傾注了全部的熱情，但是他似乎對於發表自己的觀點猶豫不決。儘管他在《特雷阿米德）》（Telliamed）的序言中已盡力將這些觀點與希伯來人的假說保持一致，但這一觀點還是得不到同代人的認可。 就在義大利學派的許多偉大的解剖學家和物理學家致力於驅散當時流行的一些錯誤觀點後不久，他們的傑出弟子，現代生理學的奠基者哈維，在一個較少受僵化的神學壓制的國家，境遇不佳，以致人們要冒險才能追隨他的足跡。可能受這些因素的影響，馬耶作為埃及總領事的天主教權威終生對自己的理論秘而不宣。《特雷阿米德》是他筆下的唯一一部科學著作，這時他已經是79歲的高齡了。儘管馬耶又活了三年，但他的書直到1748年才得以面世。書名中包含有字謎遊戲，對於不知其中奧秘的人來說，就會讀不懂其中含義。出於必要，前言和題詞的措詞是專門為出版商安排的藉口，申明「本書只是充滿了機智的話語（jeu d'esprit）」。 儘管印第安先人的迷信假說與非常流行的「鑲嵌地質學」（Mosaic Geology）聽起來一樣完好，但是如果我們以現代科學的眼光看，它們並沒有多大的價值。認為水最初曾經覆蓋了整個地球，構成山脈的岩石是以現在形成泥、砂和礫石的相同過程沉積形成的。後來水位漸漸降低，動植物殘骸留在這些岩層中。隨著乾燥陸地的出現，某些水生動物適應了陸上生活，它們後來漸漸變成了適應陸地和空中生活的種類。但是如果我們根據那時的知識狀態，再考慮推理的一般過程和風格，顯然有兩點應該尤其值得注意。第一，馬耶有一種生命可變異性（modifiability）的觀念（儘管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準確的知識），並知道如何用這種變異來解釋物種的起源。第二，他清楚地理解受赫頓（Hutton）強烈支持、後來萊伊爾又對之進行完整闡釋的偉大的現代地質學原理，即我們可以用現在的原因解釋過去的地質事件。下面這段前言，實際上是馬耶談到他的另一個自我——印第安哲人特雷阿米德時說的，與今天大多數均變論學者的觀點完全相同： 令人驚奇的是，為了獲取這些知識，他似乎逆向思考自然界的法則，因為他不是從研究地球的起源著手，而是從了解自然界的現象開始。他聲稱這種逆向思維的方式，對他來說卓有成效，這種方法幫助他逐步取得一些重要的發現和認識。這些發現和認識是在剖析地球的物質組成以及了解所有構成部分之後獲取的，即起初他研究這些物質各部分組成以及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種通過比較研究獲取知識的方法，對人們探究自然界隱匿的內部規律總是必要的。這種方法也有利於引導我們的世界觀，獲取非常有趣的自然知識。通過了解自然界的結構和組成規律，他聲稱已經探明我們居住的地球的真正起源、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誰造就了地球。 馬耶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幾乎成了林耐之前考慮動物和植物分類問題、哈勒（Haller）之前考慮生理學問題的先行者，但他也在不同的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巨大的錯誤，因此導致了他的著作不被人注意。羅賓特（Robinet）的推測與馬耶的相比遠遠落後了，儘管林耐對演變的假說十分熟悉，但直到拉馬克採納並在《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書中大力進行吹捧之後，這種假說才獲得必要的支持。 部分是由於他那樸素的宇宙觀和地質觀，部分是由於一種漸變觀，來自於他對植物和低等動物的廣泛研究，儘管這些生命形式的分支是不規則的，從而促成了拉馬克的物種演變假說。拉馬克的思考主線與馬耶的非常近似，在討論生物起源問題時，他那質樸得近乎猜測的方式卓有成效，這是因為他主要通過致力於發現影響物種轉變的自然原因，而馬耶僅僅假定這是存在的。拉馬克認為他已經在自然中發現了這樣的原因，並完全符合自己的猜想。他說，器官的用進廢退是一個生理學事實；產生的變異可以遺傳給後代也是生理學事實。因此，如果身體的某一部分經常被運用，而另一部分則很少被運用，就會影響它們的發育，從而改變一種動物的行為，繼之改變它的結構。改變周圍的環境也可以改變動物的行為，因此，從長遠來看，環境的改變必定帶來組織結構的改變。因此按照拉馬克的觀點，所有的動物物種，都是作用於那些原始胚種的環境改變的間接後果，而這些原始胚種，在他看來，是在水中通過自然發生而起源的。不過讓人費解的是，拉馬克應該像他原先那樣堅持［15］環境從未在任何程度上直接改變動物的形態或組織，只是通過改變它們的需求，然後進一步影響它們的行為。這樣他就給自己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不能表達需求或主動行為的植物是如何發生改變的？對此他的回答是，環境通過影響植物的營養過程而使之發生變化。在他看來，這種變化似乎從未在動物中發生過。 拉馬克意識到單憑思辨是不能解決物種起源問題的，為了建立任何可靠的物種起源理論，都必須進行觀察來尋找能形成物種的真正原因。他確信正確的分類要與它們的發育次序相符合，他還堅持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而且在他看來，造成本能和理性的所有變化的原因均與物種起源有著同樣的原因。當我們做上述陳述時，其實是在列舉他對這一問題的主要貢獻。另一方面，除了用進廢退，他對於其他自然機制一概忽視，這導致拉馬克不適當地將全部賭注都放在了這個因素上，他的荒謬理所當然要受到指責。我們會看到，關於達爾文先生重點關注的生存鬥爭，他隻字不提。事實上，他懷疑除了我們親眼看到的死於人類手中的這些大型動物外，是否真正存在滅絕的物種。在討論可能存在化石殼時，他沒有想到會有其他破壞性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他問「為什麼在沒有人類造成破壞的情況下，它們事實上消失了？」（《動物哲學》第1卷，第77頁）。拉馬克對於選擇的影響沒有什麼概念，他既沒有闡述家養動物表現出來的奇妙現象，也沒有說明它們的效果。居維葉的巨大影響對拉馬克的觀點極為不利，並且因為他的某些結論的漏洞顯而易見，因此他的學說在科學界和異教神學界同樣備受攻擊。後來拉馬克努力用一些事實來重建自己在思想界的地位，但均無濟於事。事實上，值得懷疑的是，拉馬克受到朋友的攻擊多呢，還是受到敵人的攻擊多！ 一方面，事實上，兩年以前我們即可大膽設想，即使那些「特創論」假說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恐怕偶爾也會懷疑，自己是否全部正確。但他們的地位似乎一如既往地牢固，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內在的力量，就是因為所有想取而代之的假說都以失敗而告終。另一方面，想深入思考物種問題的少數人受到普遍接受的教條的排斥，他們除了採用基本上沒有被實驗或觀察證實的、同樣不受歡迎的假設外，別無出路。要從上述兩種謬論和令人不快、中庸的懷疑論之間做出選擇，後一個選項，無論多麼令人不滿和不快，但顯然是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合理的心理狀態。 這種想法在博物學家的頭腦中醞釀，於是，1858年7月1日，他們聚集在林奈學會的講堂中聆聽來自地球兩側的兩個作者的報告就毫不奇怪了。這兩位作者在此向公眾展示他們憑著獨自的努力得出的有關物種問題的相同答案。作者之一就是著名的博物學家華萊士先生，他在印度群島（Indian Archipelago）對物種問題進行了多年研究，然後將他的觀點寫成論文寄給了達爾文先生，想通過他在林奈學會發表。細讀之下，達爾文先生驚異地發現該論文中包含了諸多他為之工作了20多年的主要觀點，而且部分觀點與早在15年或16年前私下裡給朋友看過的完全相同。如何才能將這件事處理得圓滿，既要對得起朋友也要對得起自己，讓達爾文陷入了困境。他將此事交給了胡克和萊伊爾爵士。根據他們的建議，達爾文向林奈學會提交了一份涵蓋他主要思想的簡單摘要，同時也宣讀了華萊士先生的論文。《物種起源》是該摘要的擴大。達爾文先生學說的完整闡述將會出現於這部更龐大、更詳細的著作中，據說他正在為出版此書做準備。［16］ 達爾文主義的假設具有明顯的優點，其原理簡單明了，要點可以用簡單幾句話來概括：所有的物種都是從共同祖先通過變種的演化而產生；經由自然選擇這一過程，首先形成穩定的品種，然後形成新種；本質上，自然選擇過程與在人類干預下家養動物產生新品種的人工選擇完全一樣；在自然選擇中生存鬥爭取代了人的位置，在自然選擇中它發揮著人工選擇的作用。 為了支持自己的假設，達爾文提出了三類證據。第一類，他致力於證明物種能通過選擇而產生；第二類，他試圖證明自然因素有能力完成選擇的功能；第三類，他試圖證明在物種的分布、演變和相互關係中那些最顯著的反常現象，可以從他提出的起源學說和所知的地質變化事實中推導出來，即使這一假說現在還不能解釋所有的這些現象，但並不與之相矛盾。 無須質疑達爾文先生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它不僅嚴格遵循科學邏輯規則，而且是唯一勝此重任的方法。那些只在經典傳統和數學方面接受過訓練的評論家，一輩子也未從實驗或觀察的歸納中獲得過科學事實，卻對達爾文的方法進行誇誇其談的指責，說達爾文先生的方法不夠歸納，也並非完全是培根式的。即使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實際過程不熟悉，但他們可以通過熟讀密爾（Mill）先生的絕妙篇章「論演繹之法」，從而知道存在很多種科學調查方法，其中純粹的歸納法對於研究者有幫助，但也僅是其中的一種而已。 密爾先生說：「作為我們從複雜現象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被證明不適用直接的觀察和實驗的研究模式，通常來說就是演繹法。演繹法包括三個步驟：第一，直接的歸納；第二，推理；第三，證明。」 現在，不僅決定物種存在的條件極為複雜，而且絕大多數物種都超出了我們認識範圍。但是達爾文所做的與密爾提出的原則完全相符，他通過觀察和實驗致力於確定某些歸納出來的主要事實，再從這些數據中推出結論。最後，他用自然界中觀察到的事實與自己的推論進行比較，檢驗了這些推論的有效性。達爾文先生用歸納法致力於證明，物種是以某種確定的途徑產生的。他用推論法顯示，如果物種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其分布、發育和分類等事實就是可以解釋的，也就是說，只要給予無限的時間，就可以結合自然地理和氣候的變化從它們的起源模式出發推導出這些事實來。就目前的情況看，這種解釋或觀察到的現象與推測出的結果是一致的，這證明了達爾文學說的觀點。 雖然達爾文先生的方法無懈可擊，但還存在一個問題，即他是否滿足了這種方法所要求的所有條件。事實上，他已經充分證明了物種是可以通過選擇產生的嗎？的確存在自然選擇這種東西嗎？物種表現出的現象就沒有一個與物種起源的這種方式相矛盾嗎？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達爾文先生的觀點已經超出了假設的範疇，成為被證實的理論。但是，根據我們的看法，只要目前引證的證據不足以做出這種肯定，新學說就還只能是假說——一種非常有價值的學說，很可能是在現有的科學觀點中唯一有價值的假說，但它仍然還只是一種假說，而非關於物種的理論。 經過多番考量並且確信對達爾文先生的觀點沒有偏見之後，我們確信，已有證據顯然不能完全證明，表現出自然界中物種所有特徵的一群動物，是通過選擇起源的，不管這種選擇是人工的還是自然的。具有物種形態特徵的群（Groups），也就是明顯的永久種族，按此過程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但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通過變異和選擇性育種，可以從任何動物群中產生出另外一個群，即使它們在最低的程度上是與前者雜交不育的。達爾文先生完全意識到這個弱點，因此提出許多獨創性和重要的論據來緩解反對的壓力。我們充分肯定他論點的價值，而且我們也相信，在短短的幾年中一個高超的生理學家所進行的實驗，將很可能獲得預想的結果：從一個共同祖先群中產生出或多或少雜交不育的幾個雜種（breeds）。不過就目前來看，「最初的分歧（little lift within the　lute）」既沒有被掩飾也沒有被忽略。 迄今為止，以我們個人的能耐還不足以讓我們在達爾文先生的理論中發現重大的漏洞。根據我們聽到或讀到的內容來判斷，同一領域的其他探索者也沒有更多的好運。例如，有人認為在「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兩章中，達爾文先生並沒有充分地證明，必須存在的自然選擇實際上確實存在。事實上，也沒有其他辦法能證實之。除非它們已經在自然界中存在了很長時間，否則一個種族很可能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時再去研究它起源的條件已經為時已晚。此外，有人認為發生在家養狀態下、受人類干預的選擇與自然起作用的過程之間不存在真正的類比，因為人類的干擾是充滿智慧的。說到底，這種觀點暗示智力因素所帶來的問題比非智力因素必然更為棘手。但即便把能否將按照確定不變的規律運轉的自然正確地稱為非智力因素這個問題放在一邊，這樣一種觀點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將鹽和沙粒混合在一起，即使是讓那些最聰明的人將砂粒與鹽粒分開也將是一個難題。但是一場透雨在十分鐘之內就能解決這個難題。而且人們發現，當他絞盡腦汁來區分那些得到的變種，並且從中進行選擇性繁殖時，這就相當於自然界中源源不斷在起作用的破壞性力量，如果他們發現一個變種在環境中比另外一個更易「溶解」，最後它將不可避免地被清除。 基於在很多物種之間缺乏過渡類型，從而導致不少人對拉馬克的物種可變假說產生正當質疑。但對於達爾文的假設，這種質疑就毫無用處了。事實上，達爾文先生著作中最有價值和啟發性部分，就是他證明了缺乏過渡類型正是其學說的一個必然結果，兩個或更多個物種所起源的祖先種系（stock）不一定必須介於這些物種之間。如果任何兩個物種是產生自同一個祖先種系，也就是說這兩個物種的共同祖先種系無須介於二者中間，就如同信鴿和球胸鴿都起源於岩鴿，而岩鴿並沒有介於信鴿和球胸鴿之間一樣。若是明白這種類比，以過渡類型的缺失作為理由，反對物種起源的選擇系統就再也站不住腳了。如果沒有書中常見的「自然從不跳躍」（Natura non facit salturn）這句格言帶來的迷惑，我們認為，達爾文先生的理論會更有力量。如上所述，我們相信自然不時會進行跳躍，認識到這個事實對於駁斥許多反對轉變學說的觀點也極其重要。 但是我們必須稍作停頓。仔細討論達爾文先生的觀點將使我們遠遠超出本文開始時預設的範圍。如果我們對於物種的已知事實，不管多麼簡短，進行了陳述，並且介紹了達爾文先生對這些事實的解釋及其與前人理論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指出，他的觀點是如何合乎科學邏輯的，我們的目標就達到了。我們坦率承認，至今還沒有能達到所有這些要求，但我們毫不猶豫地斷言，它已經比其他先前和同時代的假說都進步得多，就如同哥白尼的假說對托勒密的理論一樣，達爾文的假說在觀察和實驗的範圍，科學方法的嚴密性，對於生物現象的解釋能力等方面都成效卓著。儘管後來證明行星的軌道不是嚴格的圓形，但哥白尼對於科學的巨大貢獻令克卜勒和牛頓不得不追尋他的腳步。如果達爾文主義的軌道表現得過圓又會怎樣呢？如果物種表現出種種自然選擇不能解釋的滯後現象又會怎樣呢？也許20年後的博物學家能對此做出判斷，但無論博物學家們持何種觀點，他們都將對達爾文先生感激不盡。如果我們讓讀者覺得《物種起源》一書的價值完全在於其中包含的理論觀點會得到最終證明，那就是我們在予以誤導了。相反，如果明天證明這些觀點是錯誤的，但本書在同類著作中依然是最好的、關於物種學說的精選事實的最簡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綜述。有關變異、生存競爭、本能、雜交、地質記錄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節不僅是舉世無匹的，而且就我們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學著作中最出色的。總體看來，我們相信，自從30年前馮·貝爾［17］出版《發育的研究》之後，沒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不僅對於生物學的未來有巨大影響，而且還把科學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領域中。 注　釋 ［1］現也譯衣索比亞。——編輯注 ［2］論黑猩猩和猩猩的骨學，《動物學會學報》，1858。 ［3］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英國著名植物學家，他曾隨詹姆斯·庫克船長進行的第一次環球航行，旅行中他和瑞典博物學家丹尼爾·索蘭德（Daniel Solande）一道發現了許多新植物和動物種類。——譯者注 ［4］雷阿烏姆爾（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法國著名科學家。他以數學、生物學、鋼鐵及其他工業技術研究和確定列氏溫標而聞名於世。——譯者注 ［5］漢弗萊上校對此的陳述特別清楚：「當一個普通的公羊使一個安康母羊受精，會增加母羊或公羊的總體相似性。被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的繁殖完全遵循其中的一方，沒有讓兩者任何的區別和重要特徵發生混雜。由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經常會生出雙胞胎，其中一個表現出母羊的全部特徵，另一個則表現出公羊的特徵。在看到一個短腿的和一個長腿的羊羔同時圍著同一個母親吃奶時，這種對比尤為顯著。」——《哲學通訊》，1813，第一部分，第89、90頁。 ［6］美利奴綿羊，原產於西班牙的羊，具有長而質優的毛。——譯者注 ［7］布朗—塞卡爾（Charles Brown-Séquard, 1817—1894），法國著名生理學，於1856年提出報告，指出切除了腎上腺的實驗動物會耗弱至死。——譯者注 ［8］德爾斐城（Delphi），位於希臘中部靠近帕拿蘇斯山的一座古城，其年代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17世紀。它曾是著名的阿波羅先知所在地。——譯者注 ［9］本段引文的譯文參考了周建人、葉篤莊和方宗熙的譯本。——譯者注 ［10］一種昆蟲。——校者注 ［11］現在稱中生代。——譯者注 ［12］Mashallah，阿拉伯語，意指信徒完全接受真主降臨其上的好運或厄運。——譯者注 ［13］在不損害產業的條件下使用他人產業並享受其收益的權利。——校者注 ［14］馬耶（Benoit de Maillet,1656—1738），法國外交官和旅行者。他在1748年出版的一本遺著中提出了一個同阿那克西曼德相類似的學說，他設想一切陸地動物都由魚類改變習慣和環境影響而來。鳥類來自飛魚，獅子來自海獅，而人則是人魚變的。——譯者注 ［15］ 見《動物哲學》，卷一，第222頁，以及下列等等。 ［16］請注意赫胥黎此稿寫於1860年。 ［17］馮·貝爾（Karl Ernst von Baer, 1792—1876），愛沙尼亞裔德國博物學家和胚胎學先驅，他於1827年發現了哺乳動物的卵。——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