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象徵 · 第一章 探索無意識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陵墓的入口。
夢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dreams
人類會使用口語或者書面語來表達自己想要傳達的意思。人類的語言充滿了象徵，但也經常運用一些從嚴格意義上講並非描述性內容的符號和圖像，它們其中有些是縮寫或者一些單詞首字母的大寫組合，例如，UN（聯合國）、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些是人們熟悉的商標、專利藥品名稱、徽章或者標誌。這些東西本身並沒有意義，它們通過常見的使用方法或特定目的而獲得了公認的含義。但這些東西並非象徵。它們只是符號，除了表示它們所代表的對象之外，再無其他。
我們所稱作的象徵是一個術語、一個名稱，或者甚至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畫面，其除了傳統和明顯的意義之外，還有特定的內涵。對我們而言，它意味著一些模糊的、未知的或者隱藏的內容。比如，克里特島上的許多遺蹟都刻有雙錛圖案，這是一個我們知道的物體，但我們不知道它的象徵意義。再舉一例，有個印第安人到英國旅遊歸來之後，跟他家鄉的朋友說英國人崇拜動物，因為他在老教堂里看到了鷹、獅子和公牛。但他沒有意識到（許多基督教徒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動物是福音傳道者的象徵，來自以西結的異象，而這些又和埃及太陽神荷魯斯(Horus)以及他的4個兒子有相似之處。此外，諸如輪子和十字的物體遍布世界各地，但它們只在特定的情境下才有象徵的意義。準確地說，它們象徵什麼仍是有爭議的推測。
因此，當一個詞或者一個意象所暗示的內容超出其明顯和直接的意義時，那麼它就具有象徵的含義。它擁有更加廣闊的「無意識」一面，其從未被精確地定義或完整地解釋。當理智開始探索這個象徵的時候，它會帶來超出理性理解範圍的想法。輪子會把我們的思想引向「神聖的」太陽的概念，但在這一點上，理性要承認自己的無能，人類無法定義一個「神聖的」存在。儘管我們的理智存在局限，但當我們稱某種東西為「神聖的」之時，我們只是為其命名，這個名字可能是基於某個信條，但絕非基於實際的證據。
由於有無數事物超出了人類的理解範圍，因此我們要經常使用象徵的術語來表示我們無法定義或者無法完全理解的概念。這就是所有宗教都會使用象徵的語言或者意象的原因之一。但這種意識性地使用象徵，僅僅是無比重要的心理事實的一方面：人類也會無意識地、自發地以夢的形式產生象徵。
理解這一點並不容易，但如果我們想對人類精神的運作方式了解更多，就必須理解這一點。我們稍做思考就能明白，人類是不可能完整地感知或者完全理解任何事物的。人能看、能聽、能摸、能嘗，但能看多遠，能聽多清，能從觸摸中感觸到什麼，以及品嘗到什麼味道，都取決於自己的感官的數量以及質量，而這些限制了人對周圍世界的感知。通過使用科學儀器，人可以部分地彌補自己感官上的缺陷，比如，人可以通過望遠鏡擴大視野範圍，或者藉助電子放大器擴大聽力範圍，但是哪怕最精密的儀器，也只能把遠處或者小的物體帶到其視野範圍，或者讓微弱的聲音聽起來更清晰。無論人類使用什麼工具，它都會在某一時刻到達確定性的邊緣，而超過這一點，有意識的知識便無法到達了。
上圖（約公元前1250年），沙特爾(Chartres)大教堂的浮雕中，4名福音傳教士中的3名以動物的形象出現：獅子象徵馬太福音，牛象徵馬可福音，鷹象徵約翰福音。類似地，埃及太陽神荷魯斯的3個兒子也是動物。動物和4人組是普遍的宗教符號。
在許多社會中，太陽的圖像表達了人類神秘的宗教體驗。公元前14世紀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王座背面的裝飾被一個太陽圓盤占據，射線末端的手象徵著太陽賦予生命的力量。
20世紀的日本，一位僧人在一面鏡子前祈禱，鏡子在神道教中代表神聖的太陽。
此外，我們對現實的感知還有無意識的方面。第一方面的事實是，即使我們的感官對真實的現象、景象和聲音做出反應，它們也會以某種方式從現實的世界轉入內心世界。進入內心之後，它們就成為精神事件，其根本的性質是不可知的（因為心靈無法知道它自己的精神實質）。因此，每一種經驗都包含無限多的未知因素，更不必說每一個具體對象在某些方面都是未知的，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事物自身的根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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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中心的點是最遠可見的星系。不管人的感官延伸到什麼程度，他的意識知覺仍然是有限的。
然後還有一些事情，我們沒有在意識層面注意到，可以說，它們一直處在意識的閾限之下。它們已經發生，但只是被下意識地吸收了，而我們的意識並未注意到。我們只有在某個直覺的瞬間，或者通過深思的過程，才能意識到這些事情的發生，而且是在這個直覺的瞬間或在深思的過程之後，我們才發現它們一定發生過——儘管最初我們可能忽略了它們在情感和事實上的重要性，但後來，這種重要性會以某種事後想法的形式從無意識中湧現出來。
比如，它們會以夢的形式出現。一般來說，任何事件的無意識一面都會通過夢呈現出來，但它在夢中並非一種理性的思想，而是一種象徵的意象。在歷史上，對夢的研究最先使心理學家能夠探索有意識心理事件的無意識一面。
心理學家正是基於這樣的證據而假設無意識心理的存在——儘管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否認它的存在。他們天真地認為，做這樣的假設就暗示了兩個「主體」的存在，或者（通俗地講）是同一個個體內的兩種人格。但這正是它所包含的意思，這是完全正確的。這是現代人的諸多詛咒之一，很多人飽受這種分裂的人格之苦。但這絕不是一種病理性的症狀，而是一個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看到的正常現象，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麼的，不僅僅是神經症患者。這種困境是一種普遍的無意識症狀，不可否認的是，無意識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
人類意識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緩慢又艱辛的過程，在經歷數不清的歲月之後才達到今天的文明狀態（粗略地講，這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000年文字的發明）。這一進化遠未完成，因為人類心理的大部分區域仍然處在黑暗之中，我們所稱作的「心靈」絕不等同於我們的意識及其內容。
否認無意識存在的人實際上是在假設我們現在對心靈的認識便是全部，很明顯這個信念是錯誤的，就像我們假設自己知道自然宇宙的一切一樣。我們的心靈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有無限的奧秘。因此我們既不能定義心靈，也不能定義自然。我們只能陳述我們認為它們是什麼，並盡我們所能地描述它們是如何運作的。因此，撇開醫學探究所積累的證據不談，我們有充分的依據反駁類似於「無意識並不存在」的論述。持這種觀點的人只是表達了一種由來已久的「厭新主義」(misoneism)——對新生事物的恐懼。
這種對人類心靈中未知部分的思想所產生的抗拒是有歷史原因的。意識是自然中最近的產物，它仍處於「實驗」的狀態。它很脆弱，會受到特定危險的威脅，容易受傷。正如人類學家所指出的，原始人中最常見的精神失常之一就是他們所稱作的「靈魂的喪失」——顧名思義，就是明顯的意識分裂（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解離）。
這些原始人的意識發展水平和我們的不一樣，「靈魂」（或心靈）沒有被視為一個單位。很多原始人認為，人們和他一樣，都有一個「叢林靈魂」，這個靈魂化身為一個動物或者一棵樹，人類個體與之具有某種精神上的同一性。這就是著名的法國民族學家呂西安·萊維-布呂爾(Lucien Lévy-Brühl)所稱作的「神秘參與」(mystical participation)。後來迫於負面批評的壓力，他撤回了這個概念，但我認為他的批評者們錯了。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心理事實，即個體可能會擁有與其他人或物體相同的無意識身份。
這個身份在原始人中有很多種形式。如果叢林靈魂是動物的靈魂，那麼動物便被視為人類的兄弟。例如，如果一個人的兄弟是鱷魚，其在鱷魚出沒的河裡游泳便被認為是安全的。如果叢林靈魂是一棵樹，那麼這棵樹便被認為對與之相關的個體具有類似於父母的權威。在這兩種情況下，可以將對叢林靈魂的傷害解釋為對人的傷害。
在一些部落里，人們認為一個人擁有許多靈魂。這種信念表達了一些原始個體的感受，即他們每個人都是由幾個彼此相互聯繫但又截然不同的單元構成的。這意味著個體的心靈遠沒有被安全地合成；相反，在不受控制的情緒的衝擊之下，它很容易就會分裂。
雖然我們是通過人類學家的研究熟悉了這種情況，但它與我們自己的先進文明之間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毫不相干。我們也會變得解離，失去自我認同。我們可能會被情緒控制和改變，或者變得不可理喻，不能回憶起與自己或他人有關的重要事實，因此，人們會問：「你被什麼魔鬼附體了？」我們會說能夠「控制自己」，但自控是一種非常罕見又非凡的美德。我們可能會認為我們可能控制自己，然而，我們的朋友可以很容易地告訴我們那些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的內容。
毫無疑問，即使在我們所稱作的高度文明中，人類意識也尚未達到合理的連續水平。它仍然很脆弱，並且有解體的風險。這種能夠獨立分離出一部分思想的能力的確是一種可貴的特性，它使我們能夠一次只專注於一件事情，同時把其他需要我們注意的內容排除在外。但是，有意識地分裂與暫時壓抑心靈中的某一部分，或是這種情形在某種情況下自然發生，而沒有被個人知情或同意，甚至違背個人意願，這之間是有天壤之別的。前者是文明的成就，後者是原始的「靈魂的喪失」的狀況，甚至是神經症的病理原因。
因此，即使是在當今世界，意識的統一體依然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它太容易被破壞了。因此，從一個角度看，控制自己情緒的能力可能是非常理想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能力是一項令人懷疑的成就，因為它會剝奪社會交往的多樣性、色彩和溫暖。
「解離」指的是心靈的分裂，會導致神經症。這種狀態最著名的虛構例子，出現在蘇格蘭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1886年首次出版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中。故事中，傑基爾博士(Dr. Jekyll)的「分裂」呈現出一種物理形式上的變化，而不只是（像現實中那樣）一種內在心理狀態的變化。上圖是（1931年電影版中的）「海德先生」(Mr. Hyde)——傑基爾的「另一半」。原始人把解離稱為「靈魂的喪失」。他們相信一個人除了他自己的靈魂之外，還有一個「叢林靈魂」。
一個來自西非中部的尼揚加(Nyanga)部落的人，他戴著犀鳥的面具——他認為犀鳥是他的靈魂。
電話接線員在繁忙的總機上同時接聽許多電話。在這樣的工作中，人們將他們的意識「分裂」成多個部分，以分別集中注意力。但這種分裂是可控的、暫時的，不是自發的、不正常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才必須重新審視夢的重要性，即審視那些脆弱的、難以捉摸的、不可靠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幻想的重要性。為了解釋我的觀點，我想描述一下它是如何在一段時間內發展出來的，以及我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夢是研究人類象徵功能的最常見和最普遍的來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最早從經驗的角度對意識的無意識背景進行探索的先驅，他研究一個普遍的假設，即夢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意識的思想和問題有關係。這個假設一點都不武斷，它建立在一些著名神經病理學家［如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的研究結論的基礎之上，即神經症狀與一些意識的經驗有關，它們甚至似乎是意識心理的分裂區域，其在其他時間和不同的條件下，可以是意識的。
在20世紀初之前，弗洛伊德和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已經認識到神經症的症狀——歇斯底里、某些類型的疼痛和異常行為——實際上具有象徵意義。它們是無意識心理的一種自我表達形式，就像在夢中一樣，它們都有象徵的意義。例如，當一個病人在面臨難以忍受的狀況時，他可能會在吞咽的時候痙攣：他「不能吞咽」。在類似的心理壓力條件下，另一個病人可能會突發哮喘：他「不能呼吸」。第三個人的腿可能會有特殊的麻痹：他不能走，也就是說，他「不能邁開步子了」。第四個人會在吃東西後嘔吐，出現一些「不能消化」的狀況。我可以舉出很多類似的例子，但這種生理反應只是困擾我們的諸多問題無意識地表現出的一種形式。它們經常在我們的夢裡出現。
只要聽過很多人講述的夢，任何心理學家就都會知道，夢的象徵比神經症的生理症狀更加具有多樣性。它們通常是由精心設計的且生動的幻想構成。但是，如果分析師在面對這些夢的時候使用弗洛伊德創造的技術「自由聯想」，其會發現夢最終可以被簡化為某些基本的模式。這項技術在精神分析的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它使弗洛伊德能夠以夢為起點，探索病人的無意識問題。
在極端的群體歇斯底里症（過去稱之為「附體」）的病例中，有意識的思維和普通的感覺似乎黯然失色。上圖，巴厘劍舞的狂熱使舞者進入恍惚狀態，有時候會把他們手中的武器轉頭對準自己。
搖滾樂在它的全盛時期，似乎能引起一種類似恍惚狀態的興奮。
在原始人中，「附體」指神或魔鬼控制了人的身體。上圖，一位海地婦女在宗教狂喜中昏倒。
被認為被蓋德神(Ghede)「附體」的海地人——蓋德神總是以這種姿勢出現，雙腿交叉，嘴裡叼著煙。
美國田納西州的一種宗教崇拜。這種崇拜的儀式包括玩弄毒蛇。歇斯底里會隨著音樂、歌唱和拍手而發生，然後人們互相傳遞蛇（有時參與者會被咬傷致死）。
現代精神分析的偉大先驅們，攝於1911年德國魏瑪的精神分析會議。下方標識了一些主要人物。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維也納）；2.奧托·蘭克（維也納）；3.路德維希·賓斯萬格（克羅伊茨林根）；4.A.A.布里爾；5.馬克斯·艾亭頓（柏林）；6.詹姆斯·J.普特南（波士頓）；7.歐內斯特·瓊斯（多倫多）；8.威廉·斯泰克（維也納）；9.尤金·布洛伊勒（蘇黎世）；10.艾瑪·榮格（庫斯納赫特）；11.桑多·費倫齊（布達佩斯）；12.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庫斯納赫特）
瑞士精神病學家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設計的「墨跡」測試。印跡的形狀可以作為自由聯想的刺激，事實上，幾乎任何不規則的自由形狀都能激發聯想過程。列奧納多·達·芬奇曾在他的筆記中寫道：「有時你應該不難停下來看看牆壁上的污漬，或火的灰燼，或雲，或泥，或類似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你可能會發現真正了不起的想法。」
弗洛伊德所做的觀察簡單但很深刻，即如果鼓勵夢者去談論夢中的意象和心中的想法，在他所說和刻意省略的內容中，他會露出馬腳，同時揭示出疾病的無意識背景。他的想法似乎不合理且毫無關聯，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比較容易看出他在試圖迴避什麼，在壓抑什麼不愉快的想法或經歷了。無論他如何試圖掩飾，他所講的一切都指向他困境的核心。醫生看到了太多生活陰暗一面的東西，所以當他把病人的暗示解釋為良心不安的表現時，他講的基本上都是真的。不幸的是，他最終的發現證實了自己的期望。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夠明確反對弗洛伊德提出的壓抑和願望實現是夢之象徵的明顯成因這一理論。
弗洛伊德特彆強調夢是「自由聯想」過程的起點。但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覺得這是一種誤導，是對在睡眠過程中產生的豐富幻想的不充分利用。我的一位同事將他在俄羅斯坐火車長途旅行的一段經歷告訴我之後，我真的開始懷疑了。儘管他不懂當地語言，甚至看不懂西里爾(Cyrillic)字母，但他發現當自己在默想那些寫有鐵路通知的奇怪字母時，他陷入了一種遐想，想像著它們的各種含義。
想法接連出現，他在輕鬆的心情中發現「自由聯想」喚起了很多舊的回憶。在這些回憶中，他發現了一些埋藏已久的令人不快的主題，他對此感到很惱火，這些都是他希望忘記的主題，還有他有意識去忘記的。事實上，他已經形成了心理學家所稱作的「情結」，也就是說，被壓抑的情感主題會導致持續的心理困擾，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會產生神經症狀。
這段經歷使我認識到，如果想要發現病人的情結，實際上「自由聯想」過程的起點並不一定要是夢。我認為，一個人可以從羅盤上的任何一點到達圓心。我們可以從西里爾字母開始，從對著一個水晶球、轉經筒或者一幅現代繪畫的冥想開始，甚至從關於一些瑣事的日常交談開始。在這方面，夢和其他的出發點一樣，都是同樣有用的。然而，夢有一個特定的意義，即使它們通常源於某種情緒的不安，其中也會涉及其他習慣性的情結。（習慣性的情結是心理中比較脆弱的點，其對外界刺激或干擾的反應最為迅速。）這就是為什麼自由聯想能夠引導我們從任何夢境到關鍵的秘密思想上。
兩種不同的可能引發自由聯想的刺激：藏族乞丐旋轉的轉經輪，算命師的水晶球（英國集市上的現代晶球幻視者）。
但是，在這一點上，我突然想到（如果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正確的）這可以合理地做出推論，夢有一些特殊且更重要的功能。夢通常有一個明確且明顯有目的的結構，揭示一個潛在的想法或意圖——儘管意圖通常不能被立刻理解。因此，我開始考慮我們是否應該更多關注夢的實際形式和內容，而非讓「自由聯想」引導我們通過一系列的想法到達情結，畢竟通過其他方式也可以很容易到達。
這一新的思想是我的心理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這意味著我逐漸放棄了那些遠離夢境的聯想。我選擇把注意力集中在與夢本身的聯繫上，相信夢表達的是無意識想要傳達的某些特定內容。
我對夢的態度的轉變包括方法的改變，這個新的方法可以考慮到夢的所有種種更加廣泛的方面。一個由意識的頭腦所講述的故事，有一個開始、一個發展和一個結束，但夢並非如此。它在時空上的維度是不同的。要理解它，你必須從每一方面對它進行研究——就像你面對的是一個未知的物體，你要反覆地轉動它，直到你熟悉它形狀的每一個細節。
或許我現在已經講得夠多了，足以表明我是如何越來越不認同弗洛伊德最初使用的「自由」聯想：我想要儘可能地接近夢的本身，排除它可能喚起的所有不相關的想法和聯想。誠然，這些可能會導向病人的各種情結，但我心中有一個比發現導致神經紊亂的情結還要更加深遠的目標。這些情結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進行識別，例如，心理學家可以使用字詞聯想實驗來獲得他所需要的線索（詢問病人對給定的一組單詞有什麼聯想，然後研究他的反應）。但要了解和理解一個人整個人格的精神生活過程，意識到他的夢以及它們的象徵意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無數各式各樣的意象可以象徵（或者說以寓言的形式呈現）性行為。通過聯想的過程，每一個意象都能使人產生性交的想法，以及導向任何人都可能有的關於自己所持性態度的特定情結。但人們也可以通過一套難以辨認的俄文字母上產生的白日夢來發掘這種情結。因此，我提出假設，即夢包含的是一些信息，而非性的寓言。之所以如此是有明確的緣由的。這裡舉例說明這一點。
一位男士可能會夢到把鑰匙插入鎖中，揮舞一根沉重的棍子，或者用攻城槌砸開一扇門。這些都可以被視為性的寓言。但無意識出於其自身的目的，選用了其中的一個特定意象——可能是鑰匙、棍子或者攻城槌——這一事實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真正的任務是去理解為什麼是鑰匙而不是棍子，或者是棍子而不是槌。有時候，這會使我們發現它根本不是性行為所代表的內容，而是相當不同的心理學要點。
我根據這個推理得出結論，只有夢中明顯和清晰的材料才能被用來解釋夢。夢有自己的局限性，它本身的特定形式告訴我們什麼屬於它，而什麼帶我們遠離它。「自由」聯想以某種曲折的方式吸引我們遠離那些材料本身，而我使用的方法更像是以夢的畫面為中心繞圈子，我圍繞著夢的畫面進行工作，同時不理會夢者試圖擺脫它的每一次嘗試。在專業工作中，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些話：「讓我們回到你的夢中。夢說了什麼？」
例如，我的一位病人夢到一個醉醺醺、衣衫不整的粗俗女人。在夢中，這個女人似乎是他的妻子，但在現實生活中，他的妻子與之完全不同。因此，從表面上看，這個夢是非常不真實的，病人立即把它視為胡言亂語而不予理睬。作為他的醫生，我如果讓他開始一個聯想的過程，他將不可避免地嘗試擺脫那些他的夢中不好的暗示。在這種情況下，他會以一個主要的情結結束——可能是一個和他的妻子沒有任何關係的情結——這樣我們就不會了解到這個獨特的夢的特定含義。
關於性行為的象徵性或隱喻性的意象數不勝數，其中之一是「獵鹿」，16世紀德國藝術家克拉納赫(Cranach)畫作中就有這樣一個細節。獵鹿這一行為中的性暗示，可以由一首叫《看守人》(The Keeper)的中世紀英語民謠來詮釋：他射第一隻母鹿，沒有射中；他優雅地親吻了第二隻母鹿；第三隻母鹿跑到了他的心中，在一叢綠葉中間，啊好綠的葉子。
那麼，他的無意識試圖通過這樣一個明顯不真實的描述來傳遞什麼信息呢？顯然，不管怎麼說，它呈現的是有關一個墮落女性的想法，而她與夢者的生活緊密相關。但既然把這個意象投射到他的妻子身上不合理，事實上也不真實，那麼在我能夠發現這個令人厭惡的形象所代表的意義之前，我不得不繼續尋找。
在中世紀，早在生理學家證明我們每個人的腺結構中都有男性和女性元素之前，就有人說「每個男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女人」。我把每一個男性身上的這種女性元素稱為「阿尼瑪」(anima)。這種「女性特質的」一面本質上是一種有關周圍環境尤其是面對女性的自卑，其被小心翼翼地隱藏了起來，不讓別人知道，也不讓自己知道。換句話說，儘管個體的外顯人格看起來很正常，但他很可能對他人——甚至自己——隱瞞了「內在的女性」的可悲的處境。
這位病人的情況便是如此：他的女性一面並不好。他的夢實際上在告訴他：「你在某些方面表現得像個墮落的女人。」（當然，這類的例子不能作為無意識與「道德」自我約束有關的證據。這個夢並不是在告訴病人「要表現得更好」，而只是試圖平衡他的意識實質上存在的不平衡性，即意識維持著他始終是一個完美紳士的假象。）
為什麼夢者往往忽視甚至否認他們的夢的信息，便很容易理解了：意識自然地抗拒任何無意識的或者未知的東西。我已經指出，在原始人中存在著人類學家所稱的「厭新」，即對新生事物的一種深刻且迷信的恐懼。這些原始人的反應與野生動物對不幸偶發事件的反應並無差別，而「文明人」對新思想的反應也大同小異，他們在心中設置障礙，以保護自己不受到新事物帶來的衝擊。這在一個人不得不承認自己有一個令人驚訝的想法時，可以很容易觀察到。哲學、科學乃至文學的許多先驅，都是他們所處時代固有的保守主義的受害者。心理學是最年輕的科學之一，它試圖研究無意識的運作，因此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極端的厭新形式。
一把鑰匙插在鎖上可能是性的象徵，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上圖是15世紀佛蘭德斯(Flemish)畫家康平(Campin)的一幅祭壇畫的局部。門象徵著希望，鎖象徵著慈善，鑰匙象徵著對上帝的渴望。
英國一名主教在教堂舉行獻祭儀式時，會用一根棍子敲教堂的門，這是一種傳統的儀式。很明顯，棍子不是生殖器的象徵，而是權威和牧羊人拐杖的象徵。沒有一個單獨的象徵意象可以被說成具有教條性的固定的、普遍的意義。
「阿尼瑪」是男性無意識中的女性元素（它和女性無意識中的「阿尼姆斯」將在第三章討論）。這種內在的二元性是由一個雌雄同體的形象來象徵的，就像上圖所示，來自17世紀鍊金術手稿的戴王冠的雌雄同體。
人類精神上的「雙性」的物理形象：一個帶有染色體的人類細胞。所有的生物體都有兩套染色體，分別來自父母雙方。
「厭新主義」是一種對新思想的非理性恐懼和憎恨，它是公眾接受現代心理學的一個主要障礙，它還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1925年，一位名叫斯科普斯(Scopes)的美國教師因講授進化論而受審。在審判中，律師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為斯科普斯辯護。
上圖為斯科普斯。
反達爾文的例子再比如這幅漫畫，出自1861年出版的英國雜誌《重拳》(Punch)。
美國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以輕鬆的態度看待錯誤觀念，他曾寫道，他的伯母擔心「到處都在漏電」。
無意識的過去和未來 Past and future in the unconscious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概述了我研究夢的原理，因為當我們想要研究人產生象徵的能力時，夢被證明是最基本又最容易接觸到的材料。處理夢的兩個基本要點是：第一，夢應該被視為一個事實，我們不應該對這個事實做出任何假設，除非它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意義的；第二，夢是無意識的特定表達。
我想我已經用最適當的方式講出了這些原則。不管一個人認為無意識有多不值一提，他也必須承認無意識是值得研究的。無意識至少和虱子在一個水平上，而虱子畢竟也是昆蟲學家實實在在感興趣的東西。如果，一個對夢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認為夢只是毫無意義的混沌事件，他有這樣想的自由。但如果我們假設它們是正常事件（事實上它們就是正常事件），那麼我們便認為它們要麼是有來由的，例如，它們的存在有一個合理的原因，要麼具有某種程度的目的性。或者二者兼有之。
我們現在進一步探索，意識和無意識的心理內容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你有時會突然發現自己記不起來接下來要說的話，儘管在片刻之前你還有清晰的想法，或者你正要跟人介紹一個新朋友，而當你正要說出對方名字的時候卻忘記了。你說自己不記得了，但實際上這個想法已經變成了無意識，或者至少暫時脫離了意識。我們在感官上也能發現類似的現象，如果我們隱約聽到一個連續的音符，聲音似乎在有規律地暫停，然後重新開始。這種震盪是一個人的注意力周期性地降低或提升導致的，而不是緣於音符的任何變化。
因此，當某些東西從我們的意識中消失時，它並非不復存在，就像消失在街角的汽車也不是從空氣中消失了，它只是看不見了。就像我們以後可能會再次看到那輛汽車一樣，我們還會遇到那些暫時消失的想法。
因此，部分無意識是由大量暫時模糊的思想、印象和畫面構成的，儘管這些內容已經丟失，但仍在持續影響我們的意識思維。一個分心或「心不在焉」的人在穿過房間去拿東西時，可能會突然停下來，似乎很困惑：他忘記了自己要去拿什麼了。或者他的手在桌上摸索著，好像夢遊一樣，他忘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卻無意識地受其引導，然後他又突然想起來自己要找的是什麼了。他的無意識在促使他這樣做。
如果你觀察一位神經症患者的行為，你會發現他在做很多事情，而這些事情似乎是有意識和有目的的。但如果你去問他，你會發現他要麼沒有意識到它們，要麼頭腦中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聽得見又聽不見，他看得到但又看不到，他知道卻又無知。這樣的例子非常普遍，以至於專家們很快理解，大腦中的無意識內容表現得好像它們是屬於意識的一樣，而在這些情形中，你永遠無法確定思想、言語或行為是否是屬於意識的。
正是這種行為，使得很多醫生把癔症病人的陳述視為徹頭徹尾的謊言而不予理睬。當然，這類人會比我們大多數人講出更多的謊言，但「謊言」並非一個恰當的詞。事實上，他們的精神狀態導致了行為的不確定性，因為他們的意識很容易被無意識的干擾所掩蓋，甚至他們的皮膚感覺也可能顯示出類似的覺察上的波動。在某個時刻，癔症患者可能會感覺到手臂上被針刺了一下；下一秒，這種感覺可能又會悄無聲息地溜走。如果他將注意力集中在某個點上，他的整個身體就會進入完全麻痹的狀態，直到引起感覺喪失的緊張感得到放鬆為止。這時知覺會立刻恢復。然而，他的無意識對發生的事情一直是有感知的。
當醫生給這樣的病人進行催眠的時候，就很能夠看清楚這個過程。很容易證明病人知道每一個細節，手臂上的刺痛或在喪失意識時所說的話都能夠被準確地回憶起來，就像沒有麻痹或「健忘」一樣。我記得一位婦女曾在完全昏迷的狀態下被送進診所，當她在第二天恢復知覺的時候，她知道自己是誰，但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是怎麼來的，是為什麼來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然而，在我對她進行催眠之後，她告訴我自己為什麼病了，她是怎麼被送到醫院的，是誰收治的她。所有這些細節都得到了證實，她甚至能說出自己被收治的時間，因為她在大廳看到了一個鐘錶。在催眠的狀態下，她的記憶非常清晰，好像她一直都是完全清醒的一樣。
當我們討論這類問題的時候，通常必須引用臨床觀察提供的證據。由於這個原因，很多批評者認為，無意識及其所有微妙的表現只屬於精神病理學的範疇。他們將任何無意識的表現都視為神經症的或者精神病的，與正常的心理狀態無關。但是神經症的現象絕不僅僅是疾病的產物。事實上，它們只不過是正常事件的誇大表現，只是因為被誇大了，它們才比正常的類似現象更加明顯。其實所有正常人都有癔症的症狀，但這些症狀都很輕微，通常不會引起注意。
例如，遺忘是一個正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注意力的轉移，某些有意思的想法暫時失去了它們特定的能量。當興趣轉移到別處的時候，其之前關注的內容便會被留在陰影里，就像探照燈把一片區域照亮，其他區域依然漆黑一樣。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意識一次只能保持幾個畫面的完全清晰，甚至這種清晰也會有波動。
但是，被忘記的想法並非不復存在。雖然它們不能隨意複製，但它們以閾下(subliminal)的狀態存在著——就像在記憶的門檻之外——它們可以從這種狀態中隨時自發地出現，這通常發生在完全遺忘多年之後。
我在這裡所講的是我們有意識地看到或聽到，但隨後被遺忘的事情。但當我們在看、聽、聞、嘗很多東西的時候，我們當下並沒有注意到它們，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注意力被轉移了，也可能是因為它們對感官的刺激太弱，以至於無法留下有意識的印象。然而，無意識已經注意到了它們，而這種閾下的感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們在我們意識不到的時候影響了我們對事件和人的反應。
我認為某位教授提供的例子特別能說明這個問題。他和他的學生在鄉下散步，正在認真地進行討論。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思緒被一陣預料之外的童年早期記憶打斷了。他無法解釋這次分心的原因，剛才討論的一切也和這些記憶無關。在回想的時候，他腦海中浮現出兒時最早的回憶場景：自己正走過一個農場。他隨即提議學生和他一起走回到這陣回憶開始時他們所在的那個位置。一到那裡，他就注意到了鵝的味道，立刻意識到正是這種味道勾起了他的回憶。
他小的時候曾在一個養鵝的農場生活過，鵝特有的氣味給他留下了一個雖然被遺忘但又持續存留的印象。當他步行經過一個農場的時候，他下意識地注意到了這個氣味，這種無意識的感知使他想起了他早已忘記的童年經歷。這種知覺是閾下的，因為注意力被轉移到了其他地方，同時刺激強度又不足以轉移它並使其直接到達意識。然而，它帶來了「被遺忘」的記憶。
這樣的「提示」或「觸發」效應可以解釋神經症的發作，也可以解釋當一個景象、氣味或聲音使人喚起過去的某個情境時產生的親切回憶。例如，一個女孩在自己的辦公室中很忙，看起來身體很好，精神也不錯。但過了一會兒，她出現嚴重的頭痛，並表現出其他痛苦的跡象。事實上是她沒有在意識層面注意到，她聽到遠處輪船的霧號聲，這使她無意識地想起了一段她竭力想忘記的與曾經一位對象的不愉快分手經歷。
除了正常的遺忘，弗洛伊德還描述了幾個涉及不愉快記憶的「遺忘」案例——一些太容易失去的記憶。正如尼采所說，自尊足夠堅決之處，記憶選擇讓路。因此，在那些失去的記憶中，我們遇到不少人把他們閾下的狀態（以及他們缺乏自主令其再現的能力）歸因於他們擁有某種令人討厭的、不和諧的本質。心理學家將這些稱為「被壓抑的」內容。
還有一個比較恰當的例子。一位秘書嫉妒她老闆的一位副手，她習慣性地忘記邀請這個人參加會議，儘管她手裡的名單上明確地列有這個人的名字。但如果有人問她這一點，她只是說她「忘記了」或者「被干擾了」，而從來不會承認——甚至對自己也不承認——她遺漏的真正原因。
很多人錯誤地高估了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只要不是他們決定或有意做的，頭腦中就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但我們需要學會仔細區分有意和無意的內容。前者源於自我人格，而後者的源頭與自我不同，是自我的「另一面」。正是這個「另一面」導致那位秘書忘記邀請。
我們有很多理由忘記我們注意到或者經歷過的事情，它們有很多方式被記在腦海中。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便是內隱記憶(cryptomnesia)，即「隱藏的回憶」(concealed recollection)。一個作家可能正在按照一個預先設想的計劃寫作，構思出一個論點或一條故事主線，但他突然偏離了主題。也許他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或者不同的意象，或者一個全新的情節。你問他為什麼偏離主題，他也沒法告訴你。他甚至可能沒有注意到這個變化，儘管他現在創作出的材料是全新的，顯然是他以前不知道的。然而，他所寫的東西可以顯示出與另外一位作家的作品具有令人信服的、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是一部他認為自己從未讀過的作品。
我自己在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作者在書中幾乎逐字逐句地再現了1686年航海日誌中所報道的事件，而此前我偶然在一本1835年出版的書中讀到過這個海員的故事（比尼采的出版早半個世紀）。而當我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發現類似的段落時，我被它獨特的風格所震撼，它不同於尼采常用的語言。我確信尼采一定讀過那本書，儘管他並沒有提到它。我給他依然在人世的妹妹寫信，她證實，在她哥哥11歲的時候，他們一起讀過這本書。我想，從上下文來看，尼采寫的時候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在抄襲這個故事。我相信，在那50年過去之後，這個故事意外地出現在他的意識當中，成為焦點。
在這種情況下，回憶是真實發生的，即使沒有被意識到。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一位音樂家身上，他在童年的時候聽過的一首鄉村歌曲或流行歌曲，在成年後突然成為他創作的交響樂的主題。一種想法或意象已經從無意識回到意識當中。
到目前為止，我所談到的無意識不過是對人類心理中這一複雜部分的性質和功能的大致描述。但它應該表明存在某種閾下的材料，我們的夢的象徵即可能從其中自發產生。這種閾下的材料包含所有的驅力、衝動和意圖，所有的感知和直覺，所有理性或非理性的思想、結論、歸納、推論和前提，還有各式各樣的感受。所有這些都可能以一部分的、暫時的或持續的無意識形式出現。
在這則廣告中，擺成「大眾」商標的玩具汽車可能會在讀者的腦海中產生「觸發」的效果，喚起無意識的童年記憶。如果這些記憶是愉快的，這種愉快可能（無意識地）與產品和品牌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材料之所以是無意識的，是因為在有意識的頭腦中沒有容納它們的空間。一個人的想法當中，有些失去了情感能量變成閾下的（也就是說，它們不再接受我們那麼多在意識層面的注意力），因為它們似乎變得毫無興趣或者無關緊要，或者由於其他的原因，導致我們想把它們推出視線之外。
事實上，我們這種形式的「忘記」是正常且必要的，這能夠讓我們在意識的心理中為新的印象和想法留出空間。如果不是如此，那麼我們所有經歷過的一切都會留在意識的範圍，我們的內心將變得擁擠不堪。這一現象在今天已被廣泛地接受，以至於但凡對心理學有所了解的人，大多將其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正如意識的內容可以消失在無意識中一樣，那些從未被意識化的新內容也可以從無意識來到意識當中。例如，人們可能會感到一種某物即將沖入意識的跡象——「某物在空氣中」，或者「聞到老鼠的氣味」。無意識不僅僅存儲過去的內容，還充滿了未來精神狀態和思想的萌芽。這一發現讓我找到了研究心理學的新方法，一些爭議也圍繞著這一點出現。但實際上，除了來自遙遠的有意識的過去的記憶之外，全新的思想和創造性的想法也可以從無意識中產生——這些思想和想法以前從未被意識到過。它們就像蓮花一樣從心靈中幽暗的深處生長出來，形成無意識心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發現這一點，困境有時候會被最令人驚訝的新命題解決；許多藝術家、哲學家，甚至科學家，都把他們一些最好的想法歸功於從無意識中迸發的靈感。能夠觸及豐富的此類材料，並將其有效地轉譯成為哲學、文學、音樂或科學的發現，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天才特徵之一。
我們可以在科學史中找到能夠證明這一事實的證據。例如，法國數學家龐加萊(Poincaré)和化學家凱庫勒(Kekulé)就把一些重要的科學發現（他們自己也承認）歸功於無意識中突然出現的意象的「啟示」。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所稱作的「神秘」體驗，也包含了一個類似的突然啟示，他在一瞬間看到了「所有科學的秩序」。多年來，英國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一直在尋找一個符合他「強烈的雙重身份感覺」的故事，結果在一個夢中，《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情節突然出現在他眼前。
稍後我將更加詳盡地論述這些材料是如何在無意識中產生的，我先研究它們的表現形式。目前，我只想指出當我們在處理夢的象徵的時候，人類心靈能夠產生這種新材料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我在專業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夢包含的意象和思想只從記憶的角度是不可能解釋得通的。它們表達的新思想還未進入意識的範圍。
19世紀的德國化學家凱庫勒在研究苯的分子結構時，夢到了一條嘴裡含著尾巴的蛇（這是一個古老的符號：上圖是公元前3世紀希臘手稿中的蛇的形象）。
他解釋說，夢的意思是，這個結構是一個封閉的碳環，就像紙上寫的那樣，上圖，摘自他的《有機化學教科書》(Textbook of Organic Chemistry, 1861)。
夢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dreams
我已經詳細介紹了我們夢的生活的起源，因為它是大多數象徵最初生長的土壤。不幸的是，夢是很難理解的。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樣，夢是由意識心理所講的非常不一般的故事。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提前想好自己要說什麼，選擇最能說明問題的表達方式，並努力使自己的話保持前後邏輯一致。例如，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會儘量避免使用複雜的隱喻，因為它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混亂的印象。但夢有著不同的質地。那些看似矛盾又可笑的意象充斥在夢者身上，平凡的事物可以呈現出迷人或危險的一面。
這可能看起來很奇怪，我們在清醒的狀態下組織想法的模式看起來是井然有序的，而無意識組織自己的材料的方式則截然不同。然而，任何停下來記錄夢的人都會發現這種反差，這實際上是普通人感到夢如此難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正常清醒時候的經驗來看，夢是無法理解的，因此夢者要麼傾向於忽略它們，要麼承認它們令人費解。
如果我們首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或許就會更加容易理解這一點，即我們在看起來井然有序的清醒狀態下所組織起來的想法，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精確。相反，我們越仔細檢視它們，它們的意義（以及它們之於我們情緒的重要性）就越不明確，這是因為，我們聽到或經歷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為閾下的內容，即可以進入無意識。即使我們有意識地去記住它們，並隨意複製，它們也都已經獲得一種無意識的潛在特徵，這種潛在特徵會在每次回憶起這個想法的時候為其上色。事實上，我們意識的印象很快就會呈現出某種無意識意義的要素，這種意義對我們來說有實際的重要性。然而，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閾下意義的存在，也沒有意識到它是如何擴展並混淆常規意義的。
一條普通的歐洲高速公路，有一個熟悉的標誌，意思是「小心動物穿越」。但是開車的人（當他們離開車時，他們的影子出現在前方地面上）能看到大象、犀牛甚至恐龍。這幅畫中，瑞士現代藝術家埃爾哈德·雅各比(Erhard Jacoby)創作了一個夢境，準確地描繪了夢的意象明顯不合邏輯、前後不連貫的本質。
當然，這種潛在特徵因人而異。我們每個人都有接收任何抽象或一般概念的內心環境，因此我們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應用它們。當我們在交談中使用「國家」「金錢」「健康」或「社會」這些概念的時候，我假定聽我說話的人或多或少能夠理解。但可能「或多或少」這個詞是我這句話的關鍵。每個詞語對每個人來說，意思都有輕微的差異，即使大家都是來自相同的文化背景，也是如此。存在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當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進入一個個體化的語境被理解時，它就會以一種稍個體化的方式被理解和應用。而當人們有著廣泛不同的社會、政治、宗教或心理經驗時，意義的差異自然就變得巨大。
更多關於夢的非理性和荒誕的例子。上圖，18世紀西班牙藝術家戈雅(Goya)的一幅蝕刻畫中，貓頭鷹和蝙蝠成群結隊地飛向一個正在做夢的人。
惡龍或類似的怪物是常見的夢中形象。上圖，木版畫中一條惡龍追逐著一個夢者，畫作取材自《波利菲羅之夢》(The Dream of Poliphilo)，15世紀義大利僧侶弗朗切斯科·科隆納(Francesco Colonna)的一部幻想作品。
現代藝術家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的畫作《時間是一條沒有岸的河》(Time is a River without Banks)。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聯想——魚、小提琴、鍾、情人——具有夢一般的奇異性。
如果一個詞的含義基本上等於字面意義，其差異就幾乎不可察覺，不會有什麼實際的影響。但當這個詞需要一個確切的定義或細緻的解釋時，我們就會時常發現最驚人的差異，不僅僅是在對這個詞語的理解上，而是尤其在它的情緒基調和具體應用方式上。通常，這些差異都是閾下的，因此從未被意識到。
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差異是多餘的或者微乎其微，與日常需求無關。但它們存在的事實表明，即使是最客觀的意識內容，也有不確定的灰色地帶伴隨著它們。哪怕是那些最為精心地定義的哲學或數學概念，我們確信自己並沒有為其賦予額外的內容，它們的含義仍然比我們所以為的要多。這是一個精神事件，因此部分是不可知的。你用來計算的數字的意義比你想像的要多，它們同時也是神話的要素［對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s)來說，它們甚至是神聖的］；但是，當你將數字應用於實際的目的時，你肯定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簡而言之，我們意識中的每一個概念都有它自己的心靈聯繫。雖然這種聯繫的程度是不同的（取決於這個概念對我們整個人格的相對重要性，或者取決於我們無意識中與之相關的思想或情結），但它們能夠改變概念的「正常」性質。它甚至可能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因為它漂移在意識水平之下。
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每件事的這些閾下一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只扮演著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在夢的分析中，心理學家在處理無意識的表達時，它們就有著非常大的關係，因為它們是我們的意識思想幾乎看不到的根基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普通的物體或者想法在夢中會有如此重要的精神意義，以至於我們甦醒的時候會受到嚴重的干擾，儘管我們也就是夢到被鎖在房間裡或者錯過火車。
夢產生的意象比清醒狀態下的概念和經驗更加生動形象。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概念在夢中可以表達出它們在無意識層面的意義。在我們的意識思維中，我們把自己局限在理性的表述中，這些表述沒有它們本來可能有的那般豐富多彩，因為我們已經剝奪了它們大部分的精神聯繫。
我會想起自己的一個很難解釋的夢。在這個夢裡，有一個人試圖跑到我身後然後跳到我的背上，而我對此人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有一次不知何故提到我說過的一句話，然後把它歪曲成奇怪的含義。但我看不出這一事實與他在我夢中企圖撲向我有什麼聯繫。然而，在我的職業生涯中，經常會出現有人歪曲我所講內容的情況，可以說非常頻繁，以至於我幾乎懶得去想這種歪曲是否會讓我生氣。意識性地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是有一定價值的——我很快認識到，這就是這個夢的意義所在。它使用的是奧地利的通俗語言，並將之轉譯成一個畫面感很強的意象。這個短語在日常的講話中很常見，它是Du kannst mir auf den Buckel steigen（你可以爬到我的背上），意思是「我不在乎你說我什麼」。如果是在美國的話，類似的俚語也很容易變成畫面出現在夢境中，一個對應的例子如Go jump in the lake（意思是「別來煩我」，字面義是「去跳進湖裡」）。
普通數字具有神話色彩的一面，出現在瑪雅人的浮雕中（上圖，730年），它將時間的數字劃分人格化為許多神。
上圖的點陣金字塔代表了希臘畢達哥拉斯哲學（公元前6世紀）的「四元體」(tetraktys)，它包括4個數字——1、2、3、4，因此總共有10個點。4和10被畢達哥拉斯學派崇拜為神。
對許多人來說，不僅是數字，像石頭和樹木這樣熟悉的物體也具有象徵意義。上圖，在印度，旅行者們在路邊放置的粗糙石頭代表著林伽(lingam)，這在印度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代表著創造力。
上圖是一棵西非的樹，部落人稱它為「ju-ju」或「精靈樹」，並賦予它神奇的力量。
可以說，夢中的這個畫面是象徵性的，因為它並沒有直接說明情況，而是用一種起初我無法理解的隱喻間接地表達了這一點。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它不是夢刻意的「偽裝」，它只是反映了我們在理解充滿情緒的圖像語言方面的缺陷。因為在日常經驗中，我們需要儘可能地準確描述事物，我們已經學會了在語言和思想的基礎上摒棄幻想的修飾，從而喪失了原始思維的特徵。我們大多數人，都把每件物體或想法具有的所有幻想性的精神連接交付給了無意識。另一方面，原始人則仍然意識到這些精神屬性，他會將動物、植物或石頭賦予一些我們覺得奇怪且不能接受的力量。
例如，一個居住在非洲叢林的人在白天看到了夜行的動物，認為它是巫醫臨時變成的樣子，或者可能認為它是自己部落里的森林靈魂或者某位祖先的精神化身。一棵樹可能在原始人的生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原始人而言，它顯然擁有自己的靈魂和聲音，同時相關的人會覺得自己與它的命運相同。在南美洲有一些印第安人也會向你保證他們是紅鸚鵡，儘管他們很清楚自己沒有羽毛、翅膀和喙。因為在原始人的世界裡，事物不像在我們「理性」社會裡那樣有明顯的界限。
心理學家所稱作的精神認同，或者「神秘參與」，已經從我們的世界中被剝離了出來。但正是這種無意識聯想的光環，給原始人的世界帶來了豐富多彩又奇妙的一面。我們已經失去了它，以至於當我們再次遇到它的時候，我們都認不出來了。對我們來說，這樣的事情是存在於意識之下的，因為當它們偶然再次出現的時候，我們甚至堅持認為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有不少受過良好教育且很聰明的人曾找我諮詢，他們都有過令他們深感震驚的怪夢、幻想甚至是幻象。他們認為，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不會遭遇這些事情，任何一個看到幻象的人都是病態的。一位神學家曾告訴我，以西結的異象不過是一種病態的症狀，當摩西和其他先知聽到「聲音」對他們講話時，他們就會產生幻覺。你可以想像當這種「自發」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時，他們會多麼恐慌。我們如此習慣於我們世界表面上的理性本質，以至於我們幾乎無法想像有什麼事情是不能用常識來解釋的。而當原始人遭遇這樣的衝擊，他們不會懷疑自己的心智，他們會想到拜物、神靈或諸神。
然而，對我們造成影響的情感是一樣的。事實上，來自我們精緻文明的恐怖比原始人認為的惡魔更具威脅性。現代文明人的態度，有時讓我想起在我這裡治療過的一個精神病患者，他自己就是個醫生。一天早上，我問他怎麼樣，他回答說，他經歷了一個美妙的夜晚，他用氯化汞給整個天堂徹底消了毒，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沒有發現上帝的蹤跡。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神經症或者更嚴重的疾病。這不是關於上帝或者「害怕上帝」的什麼問題，而是一種焦慮神經症或某種恐懼症。這種情感沒有變，但它的對象把它的名稱和性質都變糟了。
來自喀麥隆的巫醫戴著獅子面具。他並不是假裝成獅子，他確信自己是一頭獅子。就像尼揚加部落的人和他們的鳥面具一樣，他們和動物有著共同的「精神身份」——這種身份存在於神話和象徵的領域。
現代「理性」的人試圖切斷自己與這些精神聯結之間的聯繫（儘管這些聯結存在於無意識中），對他們來說，鐵鍬就是鐵鍬，而獅子也只是字典上說的那樣，見上圖。
我記得有一位哲學教授曾找我諮詢過他對癌症的恐懼。他有這樣一種強迫信念，認為自己得了惡性腫瘤，儘管在幾十張X光的照片中都沒有發現這種情況。「哦，我知道沒什麼，」他會說，「但也許會有什麼。」是怎麼產生這樣的想法的？它顯然來自一種不是由意識深思熟慮地形成的恐懼。這個病態的念頭突然將他壓倒，自有一種他無法控制的力量。
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而言，承認這一點比一個原始人說他被魔鬼困擾要難得多。在原始文化中，惡靈的邪惡影響至少是種可以接受的假設，但對一個文明人而言，要承認自己的煩惱只不過是來自想像的愚蠢惡作劇，則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經驗。遭受困擾的原始現象並未消失，它一直都存在，只是被轉換成另一種更加令人討厭的方式。
我做過幾次這種現代人和原始人的比較。我將在後文指出，這種比較對理解人類製造象徵的傾向，以及夢在表達它們之時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人們發現許多夢呈現的意象和聯想與原始的思想、神話和儀式相似。弗洛伊德將這些夢的意象稱為「古老的殘餘」，這個詞表明他們是很久以前存在於人類大腦中的精神元素。這種觀點的特徵，是認為無意識僅僅是意識的附屬物（或者更形象地說，是一個收集所有被意識心理拒絕的內容的垃圾桶）。
聖保羅被他所產生的基督的幻象所震撼，16世紀義大利藝術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一幅畫。
爪哇農民獻祭一隻公雞來保護他們的田地不受鬼神的侵害。這些信念和實踐是原始生活的基礎。
在英國藝術家雅各布·愛潑斯坦(Jacob Epstein)的一件現代雕塑作品中，人類被視為一個機械化的怪物——也許是當今「邪靈」的形象。
我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應該被拋棄。我認為，這種聯想和意象是無意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夢者是受過教育的人還是文盲，是聰明的還是愚蠢的，這種現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觀察到。它們絕不是毫無生機或毫無意義的「殘餘」，而是依然在發揮作用，而且由於它們「歷史的」性質，它們特別有價值（亨德森博士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也會提到這一點）。它們在我們意識性的表達思想的方式，與更原始、更豐富多彩和更形象化的表達方式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也正是這種形式直接訴諸感受和情緒。這些「歷史的」聯想是意識的理性世界和本能世界之間的聯繫。
我已經討論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擁有的「受控制的」思想，和在夢中產生的豐富意象之間有趣的對比。現在你可以看到造成這種差異的另一個原因：我們生活在文明世界裡，已經剝離了許多想法中情感的能量，我們不能再對這些想法做出反應。我們在言語中使用這些想法，當別人使用它們時，我們則做出常規的反應，但它們不會給我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們需要額外做點什麼，把某些東西帶回我們身上來，以足夠有效地使我們改變態度和行為。這就是「夢的語言」所做的，它的象徵意義有如此多的精神能量，讓我們不得不關注它。
例如，有一位女士以她愚蠢的偏見和對理性論證的頑固排斥而聞名。即使和她爭論一夜都無濟於事，她根本就聽不進去。然而，她的夢似乎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活動，女主人在迎接她的時候說：「你能來真是太好了，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這裡，他們正在等著你。」女主人把她領到門口，將門打開，夢者走了進來——進入了一間牛棚！
這個夢的語言很簡單，即使傻瓜也能理解。這個夢直接打擊了她的妄自尊大，這位女士最初不願意承認它的意義。然而不論如何，她已經明白了其中的信息，過了一段時間，她不得不接受了它，因為這個自找的笑話總是不經意地在她腦海中蹦出來。
靈魂進一步的形象化，兩個例子：上圖，地獄般的惡魔降臨到聖安東尼面前，16世紀德國藝術家格倫沃爾德(Grünewald)的畫作；
上圖，一幅19世紀的日本三聯畫，中間一幅，一名被謀殺男子的鬼魂擊倒了兇手。
意識形態的衝突，孕育了許多現代人的「惡魔」。上圖，美國漫畫家加漢·威爾遜(Gahan Wilson)創作的一幅漫畫，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影子被描繪成一個可怕的死亡機器。
俄羅斯雜誌《鱷魚》(Krokodill)的一幅漫畫展示了「殖民主義」，一隻惡魔般的狼被各個獨立的非洲國家的旗幟驅趕到海里。
這些來自無意識的信息比大多數人認識到的還要重要。在我們的意識生活中，我們會受到各式各樣的影響。其他人會刺激我們或使我們感到沮喪，辦公室或社交生活中的事件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這些事情誘導我們不能走上適合自己個性的道路。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它們對我們意識的影響，我們的意識幾乎毫無防禦地暴露在它們面前，並受到來自它們的干擾。尤其是對一個內心的外傾態度讓其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外部事物上的人，或者對一個對自己內心深處的人格感到自卑或懷疑的人來說，情況更是如此。
意識越受偏見、錯誤、幻想和幼稚願望的影響，已有的間隙會被擴得越大，最終成為神經症的解離，產生一種或多或少的虛假生活，遠離健康的本能、自然和真理。
夢的一般功能是試圖通過產生夢的材料來恢復我們的心理平衡。這種材料以微妙的方式重建整體的心理平衡，這就是我所說的夢在我們精神構成中的補充（或補償）作用。它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有不切實際想法或對自己評價過高的人，或那些制訂與實際能力不符的宏偉計劃的人，會夢到飛翔和墜落。這樣的夢補償了他們人格上的缺陷，同時警示他們當前道路上的危險。如果夢的警示被忽略，則真正的意外可能會取而代之，受害者可能會從樓梯上摔下來，或遭遇一場車禍。
我記得一個案例，這個人不可避免地捲入了一系列見不得人的事情。作為某種補償，他對危險的登山產生了近乎病態的熱情。他在尋求「超越自我」。一天晚上，他夢到自己從一座高山的山頂上走下來，進入一片空曠的地帶。但他把這個夢講給我的時候，我立刻看到了他的危險，便試圖強調危險的警示，並試圖勸說他克制自己。我甚至告訴他，那個夢預示著他將在一次山難中去世。但這都是徒勞的。6個月後，他「踏入了空中」。一位山區的嚮導看到他和一個朋友在一個險峻的地方用繩子把他們自己放下去，他的朋友在一塊突出的岩石上找到了一個暫時的落腳點，而他也跟著這位朋友的路線向下走。據嚮導說，他突然鬆開了繩子，「好像要往空中跳」。他落在了朋友的身上，二人一同摔下去死了。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位自視甚高的女士，她在日常生活中趾高氣揚，但她會做噩夢，是各種各樣令她感到可恥的事情。當我發現她做這些夢的時候，她憤怒地拒絕承認。於是，她的夢變得有威脅性，充滿了關於她過去獨自在樹林裡散步的回憶，她常常在那裡沉浸在深情的幻想中。我看到了她的危險，但她對我的多次警告都置若罔聞。不久之後，她在樹林裡遇到一個色狼的野蠻襲擊，要不是有些人聽到她的尖叫前來解救，她可能就被殺掉了。
兩個例子，展現了個體意識受到影響：廣告（上圖，20世紀60年代美國廣告強調「社交性」）
和政治宣傳（上圖，法國1962年公投海報，呼籲投上「贊成」的一票，但被貼上了反對派的「反對」）。類似這樣的許多影響，可能導致我們以不適合我們個人本性的方式生活，而隨之而來的精神不平衡必須由無意識來補償。
這裡並沒有魔法。這位女士的夢告訴我，她對此類冒險有種隱秘的渴望——就像登山者無意識地尋求一種擺脫困境的方式而獲得滿足感一樣。顯然，他們誰都沒有料到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她斷了幾根骨頭，而他失去了生命。
因此，夢有時候在某些事情發生之前就有所警示。這並不一定是奇蹟，或者某種形式的預知。生活中的很多危險都有很長的無意識歷史。我們一步步地向它們靠近，沒有意識到正在累積的危險，但我們在意識上沒能注意到的東西經常被我們的無意識所感知，而無意識可以通過夢傳遞信息。
夢經常用這種方式警告我們，但它們似乎也經常不這麼做。因此，如果說總有一雙仁慈之手及時制止我們，這種說法是可疑的。或者更加樂觀地說，這個仁慈的機構有時起作用，有時不起作用。這雙神秘之手甚至可能指向毀滅之路——夢有時候被證明是陷阱，或者至少看起來是如此。它們的行為有時候就像講給克洛伊索斯國王(King Croesus)的德爾斐神諭(Delphic oracle)，說如果他能越過哈利斯河(Halys River)，他將摧毀一個強大的王國，而當他在渡河之後的戰鬥中被徹底擊敗，他才發現神諭中的王國指的是他自己的。
我們不能天真地對待夢。它們起源於一種並非完全屬於人類的精神，而是一種自然的氣息——一種美麗、慷慨和殘酷的女神精神。如果要描述這種精神，我們一定要在古代神話或原始森林的語言中，而不是現代人的意識中，去接近它。我不否認文明社會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但取得這些成就的代價是巨大的喪失，而我們幾乎還沒開始估量這種喪失的規模。我把人類的原始狀態和文明狀態進行比較，部分目的是說明這些得失的平衡。
原始人比他們「理性的」現代人後輩更受本能的支配，後者則已經學會了「控制」自己。在這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把我們的意識從人類心靈深處的本能層次，甚至最終從作為精神現象的基礎的肉體中分離出來。幸運的是，我們並沒有失去這些基本的本能層次，它們仍然是無意識的一部分，雖然它們可能只能以夢的意象的形式表達自己。這些本能現象——人們可能並不總能認出它們是什麼，因為它們的特徵是象徵性的——在我所說的夢的補償功能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幅由美國的羅蘭·B.威爾遜(Rowland B.Wilson)創作的漫畫，燈塔看守人顯然對自己的孤獨感到有點不安。他的無意識使用補償功能產生了一個幻覺的夥伴，看守人跟這個夥伴承認（漫畫的配文所示）：「不僅如此，比爾，我昨天又發現我自己跟自己說話了！」
德爾斐神諭，雅典國王埃勾斯(Aegeus)在問詢，圖案來自一幅花瓶畫。來自無意識的「信息」常常和神諭的話語一樣神秘而模糊。
為了心理的穩定，甚至生理的健康，無意識和意識必須被完整地連接起來，從而達成一種平行的關係。如果它們被分開或「解離」，心理障礙便隨之出現。在這方面，夢的象徵是人類從本能到理性的重要信息載體，它們的解釋豐富了意識的貧乏，從而使意識學會重新理解被遺忘的本能語言。
當然，人們一定會質疑這個功能，因為它的象徵經常被忽視或不被理解。在正常生活中，理解夢通常被認為是多餘的。可以用我在東非一個原始部落的經歷來說明這一點。令我驚訝的是，這個部落的人們否認他們做過夢。但通過耐心、間接的交談，我很快發現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做夢，但他們確信自己的夢沒有意義。「普通人的夢毫無意義。」他們這樣告訴我，他們認為唯一重要的夢是部落首領和巫醫的夢，這些夢都關係到部落的福祉，因此受到高度的推崇。唯一的缺點是，酋長和巫醫都不再做有意義的夢了。他們認為這種變化開始於英國人來到他們的國家。地區長官——管理他們的英國官員——已經接管了「大夢」的功能，而「大夢」迄今為止一直指導著這個部落的行為。
當這些部落的人承認他們有夢，但認為它們沒有意義的時候，他們就像一些現代人一樣，僅僅是因為不理解夢，就認為夢對自己沒有意義。但即使一個文明人有時也會注意到，一個夢（他甚至可能不記得了）可以使他的情緒變好或變壞。夢其實被「理解」了，但只是以一種閾下的方式。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只有在罕見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才會想要理解夢，那就是當一個夢特別令人印象深刻或定期重複出現時。
我在這裡想對不明智或不合格的夢的分析補充一點警告。有些人的精神狀態很不平衡，對他們的夢進行詮釋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非常片面的意識和一個相應的非理性的或「瘋狂的」無意識之間的聯繫會被切斷，如果不採取特別的預防措施，二者將不會結合在一起。
榮格（右四）1926年與肯尼亞埃爾貢山(Elgon, Kenya)部落成員的合影。榮格對原始社會的第一手研究，給他帶來了許多最有價值的心理學洞察。
兩本解夢的書——一本來自20世紀的英國，上圖；
另一本來自古埃及，上圖（現存最古老的書面文獻之一，出現於大約公元前2000年）。對夢的這種現成的、來自經驗法則的解釋毫無價值，夢是高度個人化的，其象徵意義是無法輕率歸類的。
一種常見的夢到自己變大的夢境的例子：《愛麗絲漫遊仙境》(1877)中的一幅畫，描繪了愛麗絲不斷長大，快要填滿房間。
更廣泛地說，相信現成的系統釋夢指南是非常愚蠢的，就好像一個人可以買一本參考書，去查找相應的象徵一樣。沒有哪個夢的象徵可以脫離夢者去理解，也不存在對任何夢的明確或直接的解釋。每個人的無意識補充或補償其意識的方式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以至於根本不可能確定夢及其象徵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歸類。
的確，有些夢和單一的象徵［我傾向於稱它們為「主題」(motif)］是典型的，而且經常出現。這樣的主題諸如墜落，飛翔，被危險的動物或懷有敵意的人迫害，在公眾場合穿著很少或者荒謬的衣服，匆忙穿過或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使用無用的武器作戰或完全沒有防禦能力，拚命奔跑卻根本動不了……一個典型的幼稚的主題是在夢裡變得無限小或者無限大，或者從其中一種變成另一種——就像你在路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發現的那樣。但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些主題必須結合夢本身的語境進行考慮，而不應該被當作不言自明的密碼。
重複出現的夢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有些情況下，人們從童年到成年都會做同樣的夢，這種夢通常是為了彌補夢者在生活中的某種缺陷，或者它可能來自某個在夢者心中留下了某種特定偏見的創傷時刻。它有時候也可能預測未來的某個重要事件。
多年來，我自己也常夢到一個主題，在這些夢中，我會「發現」自己的房子有一個我從不曾知道的部分。有時候是我早已去世的父母生活的地方，令我吃驚的是，我的父親有一個實驗室，他在那裡研究魚類的比較解剖學；而我的母親則為幽靈般的訪客開了一家旅館。通常，這座對我來說陌生的客樓是一座古老的歷史建築，早已經被我忘記，卻是我的遺產，裡面有一些有趣的古董家具。在這一系列夢境的最後，我發現了一座古老的圖書館，而我對裡面的書籍一無所知。在最後的那個夢裡，我打開了其中一本書，發現裡面有大量最不可思議的有象徵意義的圖畫，從夢中醒來時，我的心激動地怦怦直跳。
在我做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個特別的夢之前的一段中，我在一個古董書商那裡訂購了一本中世紀鍊金術士的經典作品集。我在文獻中找到了一小段引語，認為它可能和早期的拜占庭鍊金術有關，於是想要核實一下。就在我夢到那本不知名的書的幾個星期後，書商寄來的一份包裹送到了。裡面有一本16世紀的羊皮紙卷，它裡面有迷人的象徵圖畫，立即使我想起了我在夢中看到的那些圖畫。我的工作是心理學的開拓性研究，重新發現鍊金術的原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反覆出現的這些夢的主題也變得容易理解了。當然，這所房子是我人格的象徵，也象徵著我人格中有關興趣的意識領域，這座未知的附屬建築物則代表我對一個新領域的興趣和研究的期待，而我當時的意識並未覺察到這一點。從30年前的那一刻起，我再也沒做過那個夢。
夢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dreams
我在開始寫這一章的時候，就說明了符號和象徵之間的不同。符號總是比它所代表的概念要少，而象徵所代表的東西總是比它的直接明顯的意義要多。此外，象徵是自然和自發的產物。從來沒有哪個天才會在手上拿著畫筆或刷子坐下來說：「我現在要發明一個象徵。」一個或多或少理性的想法是通過邏輯的結論或深思熟慮的意圖達成的，沒有人能給它賦予「象徵」的形式。不管這個人對這個想法有著什麼樣的幻想，它仍然是一個符號，與它背後的意識層面的想法聯繫在一起，而不是一個暗示某種未知事物的象徵。在夢中，象徵自發產生，而夢的確發生了，不是夢者捏造的，因此，它們是我們所有關於象徵的知識的主要來源。
但我必須指出，象徵並不只在夢中出現。它們以各種精神表現的形式出現。有象徵的想法和感受，象徵的行為和情境。即使是無生命物體，似乎也常常與無意識合作，安排出某種象徵的模式。有很多可靠的故事講到時鐘在主人去世的那一刻停止擺動，其中一個是腓特烈大帝無憂宮裡的鐘擺，當皇帝去世時它就停了。其他一些常見的例子是，當死亡發生的時候，鏡子碎了，或者一幅畫掉了，或者正經歷情感危機之人的房子裡發生了無法解釋的輕微的破裂。即使懷疑論者拒絕相信這些報告，但這樣的事情總是層出不窮，這本身就足以證明它們在心理上的重要性。
象徵是無意識中自發產生的（儘管它們後來可能會被有意識地闡述）。上圖是古埃及十字章(ankh)，生命、宇宙和人類的象徵。
相比之下，航空標誌則是有意識設計的符號，而不是象徵，見上圖。
同樣常見的飛行夢境，見於一幅19世紀的繪畫，由英國藝術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創作，畫作名為《哦，我夢到了多麼不可能的事情啊》。
無生命的物體有時似乎會帶著某種象徵意義「行動」。上圖，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大鐘，它的主人在1786年去世時，大鐘就停了。
然而，還有許多象徵（包括最重要的那些）在其性質和起源上不是個體的，而是集體的。這些主要是宗教意象。信徒認為它們是神聖的起源，它們已經被揭示給人類。懷疑論者直接說它們是被編造出來的。其實兩者都是錯誤的。的確，正如懷疑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數世紀以來，宗教的象徵和概念一直是細緻且相當意識化的闡述的對象。正如信徒所暗示的那樣，它們的起源也深植於過去的神秘之中，並不來自人類。但它們實際上是「集體的表象」，源自原始的夢和創造性想像。因此這些意象是無意識自發的表現，而不是有意的發明。
這個事實對夢的解釋有直接且重要的影響，我稍後會做說明。有人會相信，基本的想法或情感是自己已知的，只是被夢「偽裝」起來了；很明顯，如果你認為夢是象徵性的，你將會用不同於這樣的方式進行解釋。在上面這種情況下，釋夢幾乎沒有意義，因為你只能找到自己已經知道的。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對自己的學生說：「儘可能多地學習象徵，然後當你分析一個夢的時候，再把這些象徵全都忘掉。」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所以我把它定為一條規則，以提醒自己永遠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他人的夢並正確地做出解釋。我這樣做是為了檢視我自己的聯想和反應的流動，否則它們會在我的病人不確定和猶豫時占據主導。儘可能準確地獲得夢的特定信息（即無意識對意識心理所帶來的），對分析師來說有著治療上的巨大意義，想要徹底探索夢的內容，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當我在和弗洛伊德合作的時候，我做的一個夢便說明了這一點。我夢到我在「自己的家裡」，很明顯是在二樓，這是一間舒適宜人的客廳，裡面擺放著18世紀風格的家具。我以前從未見過這個房間，對此感到很驚艷，開始想知道1樓是什麼樣子。我從樓梯下去，發現這個地方相當黑暗，牆壁上鑲著板，笨重的家具舊到可以追溯到16世紀甚至更早。我更加感到驚訝和好奇。我想更多地看看這座房子的整體結構，於是我下到地窖，發現有一扇開著的門，裡面是一道石階，通向一間有拱頂的大房間。地板是大塊的石板，牆壁似乎很古老。我檢查了牆上的泥灰，發現裡面混有一些碎磚，顯然這些牆體源於羅馬時期。我變得越來越興奮。我在一個角落的石板上看到一個鐵環，我拉起石板，又看到一段狹長的台階，通向一個類似於洞穴的地方，看起來像是史前的墓穴，裡面有兩顆頭骨、一些骨頭和陶器碎片。然後我醒了。
1900年，榮格在蘇黎世的伯格霍茨利(Burghölzli)醫院擔任精神科醫生。
弗洛伊德在分析這個夢的時候，如果他遵循了我的方法，探索這個夢的具體聯繫和背景，他會聽到一個影響深遠的故事。但我擔心他會否定這個說法，以逃避一個確實屬於他自己的問題。這個夢其實是對我一生的一個簡短總結，更具體地說是我的心智發展過程。我在一座有著200年歷史的房子裡長大，我們家裡的家具大多都是300年前的物件，而我迄今為止最大的精神冒險，就是研究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當時重大的新聞是查爾斯·達爾文的著作。而在之前不久，我一直活在父母的中世紀觀念中，對他們來說，世界和人類仍然是由神聖的全能神和天意所統治。那個世界已經過時了，在遇到了東方宗教和希臘哲學之後，我的基督教信仰開始變得相對起來。正是因為如此，一樓是那麼寂靜、黑暗，顯然沒有人居住。
當我在解剖學研究所做助理的時候，我對歷史的興趣從最初對比較解剖學和古生物學的興趣中開始發展了起來。我對化石人的骨頭感興趣，尤其是對被多次討論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還有更加具有爭議的杜布瓦猿人(Dubois' Pithecanthropus)的頭骨。事實上，這些是我對夢的真實聯想，但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頭骨、骨架或屍體，因為他不喜歡這個主題。他懷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我預測他會早逝。他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我對不萊梅所謂的鉛地窖(Bleikeller)的乾屍感興趣，1909年我們去美國的時候在去乘船的路上一起去過那裡。
榮格的母親和父親。榮格對古代宗教和神話的興趣使他遠離了父母的宗教世界（他的父親是一名牧師），正如他在與弗洛伊德共事時所做的夢顯示的那樣。
所以我當時不願意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通過那之前不久的一些經歷，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弗洛伊德的觀念和背景與我的之間，存在著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我猜想他會覺得我的內心世界很奇怪，擔心如果告訴他，可能會失去和他的友誼。我對自己的內心感到不確定，也為了逃避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他理解我非常個人化又完全不同的心理構成，因此我在講自己的「自由聯想」的時候，幾乎自動地對他撒了謊。
我必須為這幾段相當冗長的敘述道歉，主要是為了告訴大家我將自己的夢境告訴弗洛伊德時陷入的困境。但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展示出在一個人參與真正的夢的分析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這取決於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之間的個人差異。
我很快意識到弗洛伊德是在尋找我的某種「不相容的願望」。因此，我試探性地提出，我夢到的頭骨可能是我的某些家庭成員，由於某種原因，我可能希望他們死去。這個說法得到了他的認可，但我對這種「假」的解決方案並不滿意。
當我試圖為弗洛伊德的問題找到一個合適的答案時，我突然被一個直覺弄糊塗了，它是關於主觀因素在心理理解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的直覺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我當時只想著如何擺脫這種不可能解決的困境，於是我走了一條捷徑，也就是撒謊。這既不優雅，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腳，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就會有和弗洛伊德發生致命爭吵的風險——出於很多原因我都覺著不能有這樣的後果。
我的直覺由對一個事實的突然又最意想不到的領悟構成，這個事實是我的夢所表達的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我的整個現實，而不是另一個陌生的心靈出於其自身的原因和目的而建立起來的理論結構。這不是弗洛伊德的夢，這是我的夢，我突然明白了我的夢意味著什麼。
這一衝突說明了夢的分析中的一個關鍵點。與其說它是一種可以按照規則來學習和應用的技巧，不如說它是兩個人之間辯證的交流。如果把夢當作一種機械的技術來處理，那麼夢者的個體精神人格便會消失，治療問題將會被簡化為一個簡單的問題：工作中的兩個人——分析者還是夢者——哪一個會主導另一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放棄了催眠治療，因為我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我希望療愈的過程能從病人自己的人格中發展出來，而不是從我的建議中，這些建議只會產生短暫的效果。我的目的是保護病人的尊嚴和自由，使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在與弗洛伊德的交流中，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我們建構關於人類及其心理的一般理論之前，我們應該更多地了解我們必須應對的真實人類。
個體是唯一的現實。我們離個體越遠，越是靠近關於「智人」(Homo Sapiens)的抽象概念，我們就越有可能犯錯誤。在這個社會動盪和快速變化的時代，我們應當更多地了解個體的人類，因為個體的心理和道德特質是如此重要。而我們要能夠看到他人的視角中的事物，就需要了解人類的過去和現在。這就是為什麼理解神話和象徵是至關重要的。
類型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types
在所有其他的科學分支中，把一個假設應用到一個非人格化的學科中是合理的。然而，心理學不可避免地會讓你面對兩個人之間的生活關係，這兩個人都無法擺脫自己的主觀人格，也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做到去人格化。分析師和他的病人可以一致同意以非個人的、客觀的方式處理選定的問題，但是一旦他們進入關係里，他們的整個人格都會參與到討論中。在這一點上，只有達成相互的一致才能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能對最終的結果做出任何客觀的判斷嗎？只有當我們把自己的結論和那些在個體所屬的社會環境中普遍有效的標準進行比較時，才有這種可能。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考慮到相關個體的心理均勢［mental equilibrium，或「正常心智」(sanity)］的問題。因為結果不可能是將一個個體調整為完全的集體水平，來適應他所處社會的「常規」，這是最不自然的情況之一。在一個理智且正常的社會裡，人們會日常地產生分歧，因為除了涉及人類本能特質的範疇之外，達成普遍共識的機會相對較少。
分歧的功能角色可以說是社會精神生活的載體，但不是目的；一致也同樣重要。因為心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平衡的對立關係上的，所以沒有哪個判斷可以被認為是最終的結論，而總要考慮到判斷的可逆性。這種獨特性的原因在於，沒有任何超越心理或在心理之外的立場，能使我們對心靈是什麼這一問題形成一個最終的判斷。
儘管夢需要個體化的治療，但為了對心理學家通過研究許多個體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類和澄清，一些概括也是必要的。很明顯，僅描述大量不同的案例，而不去努力發現它們的共同點和不同點，是不可能形成任何心理學理論的，也不可能去教授它。任何一般性的特徵都可以被選擇作為基礎。例如，我們可以對人格做出「外傾」(extraverted)和「內傾」(introverted)這樣一種相對簡單的區分。這只是眾多可能的概括之一，但它能使我們立即看到，如果恰好分析師是一種類型，而他的病人是另一種類型，問題便會出現。
既然對夢的更深入分析會導致兩個人的對抗，那麼很明顯他們的態度類型是否相同將會產生巨大的差異。如果他們屬於同一類型，他們可以愉快地一起工作很長時間。但如果一個是外傾的，另一個是內傾的，他們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可能會發生衝突，特別是當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人格類型時，或者當他們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確的類型時。例如，外傾的人會選擇多數派觀點，而內傾的人會單純因為它是流行的而將之拒絕。這樣的誤解足夠明確，因為一方認為有價值的是另一方認為沒有價值的。例如，弗洛伊德把內傾的類型解釋為對自己的病態關注，但我認為內省和自知恰可以是最有價值和最重要的。
在釋夢的時候，考慮人格的這些差異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僅僅因為分析師是一個掌握了心理學理論和相應技術的醫生，就認為他是凌駕於這些差異之上的超人。除非他認為自己的理論和解釋是絕對的真理，能夠包含整個人類的心靈，他才能夠想像自己比別人更優越。既然這樣的假設是很可疑的，那麼他就不能真正地肯定。因此，如果他用一種理論或技術（僅僅是一種假設或一種嘗試），而不是用他自己鮮活的完整性來面對病人鮮活的完整性，他就會悄然受到懷疑和抨擊。
分析師的整個人格是他病人的人格唯一充分的對應物。對分析師而言，心理經驗和知識是他的優勢，但也僅止於此，並不會使他置身於鬥爭之外。在這場鬥爭中，他肯定會受到和自己的病人同樣多的考驗。因此，他們的性格是和諧、衝突還是互補，這一點很重要。
在美國人朱爾斯·菲佛(Jules Feiffer)的一幅漫畫中，一個自信的外傾者戰勝了一個內傾者。
這些榮格式的人類「類型」並非教條：例如，甘地（上圖）既是一個苦行者（內傾），也是一個政治領袖（外傾）。
一個人——人群中的任何一張臉（上圖）——只能在某種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歸類。
外傾和內傾只是人類行為的許多特質中的兩個。但它們往往很明顯，很容易識別。如果我們研究了一些比如說外傾的個體，就會很快發現他們彼此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外傾是一個膚淺又過於籠統的標準，不能算是真正的性格特徵。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很久以前試圖找到更多的基本特徵，這些特徵可能有助於為人類的個性中看似無限的變化提供一些秩序。
我一直對這樣的事實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有相當多的人在能夠避免使用頭腦的時候就決不去使用它，而也有相同數量的人會使用頭腦，不過是以一種極其愚蠢的方式。我還驚奇地發現了許多聰明又精明的人，他們在生活中似乎從未使用過自己的感官（就我們所能分辨的而言）：他們沒有看到在自己眼前的東西，聽不到傳來的話，注意不到他們觸摸或品嘗的東西。有些人在生活中覺察不到自己身體的狀態。
還有些人似乎活在一種最奇怪的意識狀態中。仿佛他們今天所在的狀態都是最終的，完全沒有改變的可能，或者仿佛世界和心靈是靜止的，將永遠保持不變。他們似乎完全沒有想像力，只依賴自己的感官感知(sense-perception)。機會和可能性在他們的世界裡是不存在的，生活在「今天」，沒有真正的「明天」，未來不過是過去的重複。
在這裡，我嘗試讓讀者看到，當開始觀察遇到的很多人的時候我自己的第一印象。然而，我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那些運用頭腦的是運用「思維」(thinking)的人，也就是說，他們運用自己的智力去努力使自己適應任何環境；而那些不思考卻同樣聰明的人，則是那些通過「情感」(feeling)尋找並發現自己道路的人。
我需要對「情感」(feeling)一詞做進一步的解釋。例如，我們常說的「情感」實際上是「感情」（sentiment，與法語詞sentiment相對應）。但我們還會用這個詞來表達某種觀點，例如，來自白宮的信息的開頭可以是「總統覺得(feels)……」。此外，這個詞也可以用來表達一種直覺：「我有一種感覺(feeling)，好像……」
心靈的「指南針」——另一種以一般性的方式看待人的榮格派方法。指南針上的每一點都有其反面：對「思維」型來說，「情感」一面最不發達（這裡的「情感」是指權衡和評估經驗的機能，比如有人可能會說「我覺得這樣做是好的」，而無須對這樣做是「為什麼」去做分析或合理化）。當然，個體身上有交叉的部分：在一個「感覺」型的人身上，「思維」或「情感」可以和「感覺」的程度一樣強（相反，「直覺」最弱）。
而我把「情感」和「思維」放在對立的位置上，在這裡指的是對價值的判斷——例如同意或不同意，好或壞，等等。根據這個定義，「情感」(feeling)不是一種「情緒」（emotion，就像這個英文詞本身所表達的意思那樣，是不由自主的）。因此我所說的「情感」(feeling)與「思維」(thinking)一樣，是一種理性的（即判斷的）功能；而「直覺」(intuition)與「感覺」(sensation)一樣，是非理性的（即感知的）功能。「直覺」是種「預感」，並非一種主動行為的結果，而更是一種不自覺間發生的事件，其發生直接取決於不同的外部或內部環境，而不是基於某種判斷行為。「直覺」像是一種特殊的「感覺」，而「感覺」同樣是一種非理性的事件，因為它本質上直接由客觀刺激物引發，而客觀刺激的存在是物理的，與心理因素無關。
這4種功能類型，對應著意識面對經驗時採取的各種明顯的方式。感覺(sensation)告訴你某物的存在，思維(thinking)告訴你它是什麼，情感(feeling)告訴你它是否令人愉快，直覺(intuition)告訴你它從哪裡來和要到哪裡去。
讀者應該明白，這4種人類行為類型的標準只是4種視角，還存在著諸多其他視角，如意志力(will power)、性情(temperament)、想像(imagination)、記憶(memory)等。它們不是教條，但它們的基本性質使它們能夠成為合適的分類標準。當我被要求向孩子解釋父母、向妻子解釋丈夫（或者反過來）的時候，我發現它們尤其有用。它們也有助於理解我們自己的個人偏見。
因此，如果你想理解另一個人的夢，你必須犧牲自己的偏好，抑制自己的偏見。這並不容易，也不舒服，因為這意味著要進行一種不合每個人口味的道德上的努力。因為如果分析師不努力去批判自己的觀點並承認它的相對性，他將得不到關於病人內心的正確信息，也做不到充分的洞察。分析師希望病人至少有一定的意願來聽取他的意見並認真對待，同時給予病人同樣的權利。雖然這種關係對任何理解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必要性也不言而喻，但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在治療的過程中，讓病人理解比分析師的理論期待得到滿足更重要。病人對分析師解釋的牴觸並不一定是錯誤的，這是一個確定的信號，表示某些事情沒有「就位」，要麼還沒有到病人能理解的程度，要麼解釋不匹配。
在我們努力解釋另一個人的象徵時，投射式的理解中不可避免會存在偏差，而我們想要填補這個偏差的傾向幾乎總是會給解釋帶來阻礙，也就是說，我們總是假設分析師感知或想到的內容都能夠同樣被夢者感知或想到。為了克服這一錯誤的來源，我一直堅持認為特定的夢的背景很重要，要排除所有與夢有關的理論假設，只除了一條——夢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意義的。
從我所講的這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不能制定釋夢的一般規則。我先前提到夢的總體功能似乎是為了彌補意識思維的缺陷和扭曲，指的是這一假設為研究特定的一些夢的本質提供了最有希望的途徑。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功能。
我的一個病人對自己有很高的評價，卻沒有覺察到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被他的道德優越感所激怒。他在做分析的時候講了一個夢，夢裡他看見一個喝醉了的流浪漢在水溝里打滾——這個情景只在他腦海中喚起一個居高臨下的評價：「一個人居然淪落到這個地步，太可怕了。」顯然，這個夢令人不愉快的本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抵消他對自己有點誇大的評價。但它其實還有比這更多的內容，原來他有一個哥哥是墮落的酒鬼。這個夢還揭示了他的優越態度是對這個哥哥的一種心理補償，這個哥哥的形象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
在我記得的另一個案例中，一個以自己對心理學有很深理解為傲的女士反覆做著一個與另外一位女士有關的夢。當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這位女士的時候，她一點都不喜歡她，認為她是一個虛榮又不誠實的陰謀家。但在這個夢中，這位女士看上去幾乎像個姐姐，友好又可愛。我的病人不明白，為什麼她會夢到一個她不喜歡的人這麼受她喜歡。但這些夢試圖傳達的是這樣一個觀點，即她自己被一個與這位女士相似的無意識人格的「陰影」籠罩住了。我的這位病人對自己的人格有非常明確的想法，因此她很難覺察到這個夢在告訴她關於她自己的權力情結和隱藏動機，這些無意識的內容不止一次地導致她與朋友發生不愉快爭吵。而她總是責備別人，而不是自己。
紐約一處貧民窟里一個窮困潦倒的酒鬼，來自1956年的電影《鮑爾瑞大街》(On the Bowery)。這樣的人物可能出現在一個自以為比別人優越的人的夢中，這樣，他的無意識就能補償他的意識的片面性。
《夢魘》(The Nightmare)是18世紀瑞士藝術家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的作品。幾乎每個人都曾被自己的夢驚醒、煩惱或困擾，我們的睡眠似乎沒有受到無意識內容的保護。
我們忽略、忽視和壓抑的不僅僅是人格的「陰影」一面，也可能對自己的積極品質做同樣的事情。我想到的一個例子是一個表面上得體、謙遜、舉止迷人的人。他似乎總是滿足於坐在後排，但又謹慎地堅持要在場。當要求他發言時，他會提出一個很有見地的意見，但他從不突然插嘴。不過他有時候會暗示，某件事情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以好得多的方式處理（儘管他從不解釋該如何處理）。
然而，在他的夢中，他不斷遇到偉大的歷史人物，如拿破崙和亞歷山大大帝。這些夢顯然是對自卑情結的補償。但它們還有另一重含義。這個夢在問：「我得是什麼樣的人，才會遇到這樣傑出的人物？」在這方面，夢本身指向的是隱秘的妄自尊大，它抵消了夢者的自卑感。這種無意識的偉大想法將他與自己所處的環境隔離開，並使他對各種對別人來說必須承擔的義務保持超然的態度。他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向自己或向別人證明，他高人一等的判斷是因為有高人一等的優點。
實際上，他是在無意識地玩一種荒唐的遊戲，而這些夢試圖以一種奇怪又含糊不清的方式把它帶回意識層面。與拿破崙親密接觸，與亞歷山大大帝交好，這些都是自卑情結產生的幻想。但有人會問，為什麼這個夢不能坦率直接地將它要傳達的意思毫不含糊地講出來呢？
我經常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我也問過自己。我常常驚訝地發現，夢似乎在避開準確的信息，或者略去決定性的要點。弗洛伊德假設心靈有一個特殊的功能，他稱之為「審查」。他推想，「審查」扭曲了夢的意象，使它們無法被識別或具有誤導性，從而欺騙夢者對夢的真實主題的意識。通過對夢者隱藏關鍵的想法，「審查」機制保護他的睡眠不受到不愉快回憶的衝擊。但我對夢是睡眠的守護者的說法持懷疑的態度，夢也經常打擾睡眠。
它更像是意識的方式對心靈的閾下內容有一種「抹黑」的效果，閾下狀態保持的想法和意向，在張力上比它們在意識中要低得多。在閾下的狀態中，它們失去了清晰的定義，相互之間的關係不那麼重要，而是更加有模糊的類似性；而且不再那麼理性，因此更加「令人費解」。這也可以在所有的類似做夢的狀態下觀察到，無論是疲勞、發燒或者致幻劑導致的。但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賦予了這些意象更大的張力，它們的閾下特質便會減少，而且當它們接近意識的界限時，就可以被更清晰地定義。
正是由於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夢經常以類比的方式去表達，為什麼一個夢的意象會進入另一個夢中，為什麼我們清醒生活的邏輯和時間尺度在其中似乎都不再適用。對無意識而言，夢的形式是自然的，因為產生夢的材料正是以這種方式保留在閾下狀態中的。夢不能保護睡眠不受弗洛伊德所說的「不相容的願望」的影響。他所說的「偽裝」實際上是所有衝動在無意識中自然採取的形態。因此，夢不能產生清晰的想法。它如果開始這樣做，那麼就不再是一個夢，因為它越過了意識的界限。這就是為什麼夢似乎繞過了對意識最重要的那些點，而似乎更像是「意識邊緣」的顯現，就像日全食時星星發出的光芒一樣。
我們應該明白，夢的象徵主要是脫離意識心理控制的心靈的表達。意義和目的性不是人類心理的特權，它們在所有生物中普遍存在。本質上，有機生長和精神生長是沒有區別的，就像植物開花一樣，心靈則創造自己的象徵。每一個夢都是這個過程的證據。
因此，本能的力量通過夢（加上各種直覺、衝動和其他自發事件）影響著意識的活動。這種影響是好是壞取決於實際的無意識內容。如果它包含了太多通常應該被意識到的事物，那麼它的功能就會被扭曲和損害——動機似乎不是根據真正的本能而產生，事實是，它們因為被壓抑或忽視，而被打發到了無意識中，最終以這種方式存在，並表現出其在心靈上的重要性。可以說，它們覆蓋了正常的無意識心靈，扭曲了其表達基本象徵和意象的自然傾向。因此，對一個關心造成精神問題的原因的精神分析師來說，在分析開始時引導病人做一通差不多自願的自白是合理的，以讓病人意識到其所不喜歡或害怕的一切。
這就像教堂里更古老的懺悔，其在很多方面都預示了現代的心理技巧。至少這是一般規律。然而，在實踐中情況可能正好相反，強烈的自卑或嚴重的脆弱可能使病人非常難面對可以證明自己缺點的全新證據，甚至不可能。因此我經常發現，一開始就對病人抱有積極肯定的態度是相當有益的，當他接近更痛苦的領悟時，這可以提供一種有用的安全感。
以「自我拔高」的夢為例，例如，夢到自己和英國女王喝茶，或者發現自己與教皇關係親密。如果夢者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對象徵的實際解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目前的精神狀態，也就是他的自我狀態。如果夢者高估了自己的價值，很容易（從聯想產生的材料中）看出，夢者的意圖是多麼不適宜又幼稚，以及這些意圖在多大程度上源於孩子想要與父母平等或超越父母的願望。但如果這是一個自卑的病人，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廣泛的無價值感已經蓋過了夢者性格中每一個積極的方面，那麼告訴夢者是多麼幼稚、可笑甚至乖張而進一步壓抑夢者，將是大錯特錯的，那將殘酷地強化他的自卑感，並且引起一種不好且相當不必要的對治療的抗拒。
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治療技術或學說是不存在的，因為每個接受治療的個案都是處於特定情境中的個體。我記得有一位病人跟我做了9年的分析，由於他在國外，我每年只能見他幾周。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他的麻煩是什麼，但我也看到，我所做的試圖接近真相的最細微的努力都會遭到激烈的自衛反應，而這有可能導致我們之間的徹底決裂。不管我喜歡與否，我都要盡最大努力去維持我們的關係，去追隨他的意願，而這種意願是由他的夢支撐的，於是我們的討論偏離了他神經症的根源。我們討論的範圍很廣，以至於我常常怪自己把病人引入了歧途。後來，他的狀況有了一些緩慢但明確的改善，這讓我始終沒有殘酷地逼他面對真相。
但是，到了第10個年頭，他說自己已經被治癒了，所有的症狀都消失了。我很驚訝，因為理論上他的疾病是無法被治癒的。他注意到了我的驚訝，微笑著對我說：「我首先感謝你穩健的智慧和耐心，幫助我克服了神經症的根源。我現在準備告訴你關於它的一切。要是我以前能坦率地談它，那我在第一次諮詢的時候就告訴你它是什麼了，但那會破壞你和我的和諧關係。要是那樣的話，我會怎麼樣呢？我可能就成了一個道德上極糟糕的人。在這10年治療的過程中，我學會了信任你，隨著我的信心的增長，我的情況也有所改善。我進步了，因為這個緩慢的過程使我恢復了對自己的信心。現在我有足夠的力量來討論這個曾經折磨我的問題了。」
在1947年講述詹姆斯·瑟伯的故事的電影中，沃爾特·米蒂(Walter Mitty)的英雄夢彌補了他的自卑感。
戈雅所畫的《瘋人院》(The Madhouse)，注意畫面右邊的「國王」和「主教」。精神分裂症通常以「自我拔高」的形式出現。
然後，他極為坦誠地承認了自己的問題，這讓我明白了我們的治療不得不遵循這種古怪過程的原因。最初體驗到的震驚使他無法獨自面對，他需要別人的幫助，而治療的任務是緩慢幫他建立信心，而不是證明一個臨床理論。
從這樣的案例中，我學會了使我的方法適應個別病人的需要，而不是把自己投入追求普遍性的理論思考中，因為它可能無法在每一個具體案例中都適用。在60年的實踐經驗中，我積累的與人性有關的知識，教會我把每一個個案都當作新的來思考，我首先必須尋找適用於個體的方法。有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扎進對嬰兒時期事件和幻想的細緻研究中去；而在另一些時候，我是從頂層開始的，即使這意味著直接進入最遙遠的形上學的探索。這一切都取決於了解特定病人個體的語言，並跟隨他的無意識一起向著光明摸索。有些情況需要某種方法，而有些情況需要的是另一種。
當人們試圖解釋象徵的時候，尤其如此。兩個不同的人可能做幾乎完全相同的夢。（在臨床經驗中，你會很快發現這種情況並不像外行人想像的那麼罕見。）然而，如果一個夢者是年輕人，另一個夢者比較年長，那麼困擾他們的問題相應也會不同，用同樣的方法解釋兩個夢顯然就是荒謬的。
我想到的一個例子是這樣一個夢。夢裡，一群年輕人騎著馬穿過一片廣闊的田野。夢者處於領先位置，面對一條滿是水的溝渠，他成功地跳了過去，而其他人都掉溝里了。第一個告訴我這個夢的年輕人是一個謹慎、內向的人，但我從一位性格勇敢的老人那裡聽到了同樣的夢，而他一直過著積極進取的生活。當他做這個夢的時候，他生著病，給他的醫生和護士帶來了很多的麻煩——他不服從醫囑，實際上卻傷了自己。
很明顯，這個夢在告訴這個年輕人應該做什麼，而它告訴這位老人他居然還在這麼做。它在鼓勵這個猶豫不決的年輕人，但這位老人卻不需要這樣的鼓勵，他內心中仍然閃爍著的進取精神的確成了他的最大煩惱。這個例子說明了，夢和象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夢者的個人環境和其精神狀態。
夢的象徵中的原型 The archetype in dream symbolism
我已經講過，夢的作用是補償。這個假設意味著夢是一種正常的精神現象，它將無意識的反應或自發的衝動傳遞給意識。許多夢在夢者的協助下可以被解釋，夢者提供了夢的聯想和背景，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可以看到夢的所有方面。
這種方法適用於所有的一般個案。例如，親戚、朋友或病人在談話中大致地告訴你一個夢。但是，當涉及一個一直縈繞在內心的夢或高度情緒化的夢時，夢者產生的聯想通常不足以讓人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最初是弗洛伊德觀察到並發表看法），即夢中經常會出現非個人的元素，這些元素也不能從夢者的個人經歷中獲得。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這些元素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古代殘留」——這是一種精神形式，它的存在無法用個人生活中的任何事物來解釋，它似乎是人類心理中原始的、天生的和遺傳的形態。
正如人體代表了一座完整的器官博物館，每個器官背後都有漫長的進化史，所以如果我們發現大腦也是以類似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應該也不會感到意外。它不可能是存在於軀體內沒有任何歷史的產物。我所說的「歷史」並不是指心智基於對過去語言和其他文化傳統的參考在意識層面將自身建構起來，我指的是古人的心智在生物、史前和無意識諸方面的發展，他們的心靈仍然與動物的很接近。
這種極其古老的心靈構成了我們的心理基礎，就像我們的身體結構是基於哺乳動物的一般解剖學的模式一樣。解剖學家和生物學家們訓練有素的眼睛，會在我們的身體裡發現許多這種原始模式的痕跡。有經驗的心理研究者同樣也可以看到現代人夢中的畫面和原始心理的產物，看到它的「集體意象」(collective images)和其中的神話主題。
正如生物學家需要比較解剖學一樣，心理學家也離不開「心靈的比較解剖學」。換句話說，心理學家在實踐中不僅要對夢和其他無意識的活動產物有足夠的經驗，還要對廣義上的神話有足夠的經驗。沒有這些作為基礎，就沒有人能發現一些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如果不是對兩者都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看到強迫症和經典的所謂惡魔附體現象之間的相似。
我將「古代殘留」稱為「原型」(archetype)或「原始意象」(premordial images)，但我的觀點一直受到對夢的心理學和神話學缺乏足夠知識的人的批評。「原型」一詞經常被誤解為某些特定的神話意象或主題，但這些只不過是意識的表象，認為這些表象可以遺傳是很荒謬的。
正如這座博物館所展示的，人類的胎兒與其他動物的胎兒相似（這也為人類的身體進化提供了一個指示），人類的心理也「進化」了。現代人無意識的某些內容與古代人心靈的某些產物相似，榮格稱這些產物為原型。
某種主題相應會有一些表象，而原型是形成這些表象的傾向，表象可以在保留基本模式的情況下在細節上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敵對兄弟的主題有很多表現形式，但主題本身是相同的。批評我的人認為我是在講「遺傳的表象」，進而把原型的概念斥為純粹的迷信。他們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原型是產生於我們意識之中（或由意識獲得）的表象，我們當然就能理解它們，而不會在它們出現在我們的意識中時感到困惑和驚訝。它們確實是一種本能的傾向(trend)，就像鳥兒築巢或螞蟻形成有組織的地盤的驅力一樣明顯。
我在這裡必須澄清本能和原型之間的關係。我們通常所說的本能指的是生理上的衝動，是由感官感知的；但與此同時，它們也在幻想中呈現出來，往往只通過象徵意象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存在。這些表現就是我所說的原型。它們沒有已知的起源，而且它們在世界上的任何時間和地點都能自我複製，即使在那些只有直系遺傳的地方，或者禁止移民之間異族通婚的地方，也是如此。
我記得很多人因為自己的夢或孩子的夢找我做諮詢。他們完全不明白夢的含義，因為這些夢包含的意象，與他們所能記起的或教給他們孩子的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而且，這些病人中的有些人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精神科醫生。
我清楚地記得一個教授的病例，他產生了一次突然的幻象，於是認為自己精神失常了。他懷著極度恐慌的心情來找我。我只是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有400年歷史的書，給他看了一幅描繪他的幻象的老木刻。「你沒有理由相信自己瘋了，」我對他說，「400年前的他們也有你的幻象。」於是他完全泄氣地坐了下來，但之後重新恢復了正常。
我遇到過一個非常重要的病例，病人自己就是精神科醫生。一天，他給我帶來了一本手寫的小冊子，那是他10歲的女兒送給他的聖誕禮物，裡面寫滿了她在8歲時做的一系列的夢。這些夢是我見過的最奇怪的夢，我能理解為什麼她的父親不只是對這些夢感到困惑。這些夢很天真，但非常怪異，它們所包含的意象是這位父親完全無法理解的。以下是夢的相關主題：
1.「邪惡的動物」，一個長著許多角的蛇形怪物，殺死併吞食所有其他的動物。但上帝從四角出現，實際上是4個不同的神，使所有死去的動物重生。
2.上升到天堂，異教徒在那裡舞蹈慶祝；又墮入地獄，天使在那裡行善。
3.一大群小動物嚇到了夢者。它們變得非常大，其中一隻吃掉了小女孩。
4.一隻小老鼠被蠕蟲、蛇、魚和人類穿過。於是，老鼠變成了人類。這描繪了人類起源的4個階段。
5.通過顯微鏡看到的一滴水。小女孩看到這滴水裡面滿是樹枝。這描繪了世界的起源。
6.一個壞男孩有一塊泥土，他向每一個經過的人都扔一點泥土塊。這樣，所有的過路人都變壞了。
7.一個喝醉了的女人掉進水裡，出來時煥然一新，而且清醒。
8.場景是在美國，許多人在螞蟻堆上打滾，被螞蟻攻擊。夢者在恐慌中掉進了河裡。
9.在月球上有一片沙漠，夢者在那裡深深地陷了下去，她到達了地獄。
10.在這個夢中，小女孩看到一個發光的球。她觸摸它。它散發出蒸汽。一個男人來殺了她。
11.那女孩夢見自己病得很厲害。突然，許多鳥兒從她的皮膚里飛出來，把她完全裹住了。
12.成群的蚊蟲遮住了太陽、月亮和幾乎所有的星星，只有一顆除外。那顆星落在夢者的身上。
人類無意識的原型形象和大雁（成編隊）遷徙的能力一樣是本能的；
就像螞蟻組成社會組織形式；
也像蜜蜂的搖尾舞，用以向蜂房傳達食物來源的確切位置。
一位現代教授有過一次「幻象」，就像一本他從未見過的舊書中的木版畫，上圖是這本書的扉頁。
上圖則是另一幅木版畫，象徵著男女原則的統一，這種原型象徵來自心靈古老的集體基礎。
在未刪減的德語原版手寫記錄中，每個夢都似乎以古老的童話故事開頭：「從前……」通過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這個小夢者表示她覺得每個夢都像是一個童話，她想把它作為聖誕禮物告訴父親。而父親試圖通過夢的背景來解釋夢，但他發現做不到，因為它們跟女孩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個人的聯繫。
當然，只有對孩子有足夠的了解，並對她的誠實有絕對把握的人，才能排除這些夢是意識的精心設計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它們只是編造的幻想，要理解它們對我們而言仍然是一個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父親相信夢是真實的，我沒有理由懷疑。我自己也認識這個小女孩，但那是在她把自己的夢告訴她父親之前，所以我沒有機會問她。她在國外居住，在那個聖誕節的大約一年後，她因為傳染病去世。
與女孩的第一個夢的原型主題相似的情景：上圖，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亞當的墳墓上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象徵著重生的主題（基督作為第二個亞當重生）。
在納瓦霍人的沙畫中，有角的頭像是世界的4個角落。
1953年，在英國皇家加冕儀式上，女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4扇門前。
主人公渡鴉神（美國太平洋沿岸的海達印第安人的神）在鯨魚肚子裡——與女孩第一個夢中的「吞食怪物」主題相對應。
這個女孩的第二個夢——地獄裡的天使和天堂里的魔鬼——似乎體現了道德的相對性。同樣的概念也表現在墮落天使的兩面，他既是撒旦，即魔鬼，又是路西法，即光明的使者，見上圖。
這些對立面也可以在上帝的形象中看到，見上圖，布萊克的一幅畫：一個夢中，他在約伯面前顯現，有著魔鬼般的偶蹄。
她的夢有一個非常古怪的特徵，它們主要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哲學性。例如，第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邪惡的怪物殺死其他的動物，但是上帝使用一種神性的復原或復興使它們再生。在西方，這種思想是通過基督教的傳統而為人所知的。《使徒行傳》3章21節寫道：「他（基督）必留在天上，直到萬物復興的時候……」早期的希臘神父們［例如奧利金(Origen)］尤其堅持這種觀點：到最後，一切都會由救世主恢復到最初的完美狀態。但是，根據《馬太福音》17章11節，在古老的猶太傳統中，以利亞「當然要來，並且復興一切」。《哥林多前書》15章22節寫道：「在亞當里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里眾人也都要復活。」
人們可能會猜想，這個孩子是在她的宗教教育中接觸到了這種思想。但她幾乎沒有宗教背景，她的父母名義上是新教徒，但事實上，他們對《聖經》的了解都是道聽途說。尤其不可能的是，這種有關復原的晦澀意象曾被完整地解釋給這個女孩聽。無疑，她的父親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神話概念。
12個夢中，有9個受到了破壞和恢復主題的影響。這些夢都沒有顯示出具體的基督教教育或影響的痕跡，相反，它們更接近古代神話。這種關係被第四和第五個夢中的另一個主題證實了——「天體演化的神話」（世界和人的創始）。《哥林多前書》15章22節中也有同樣的關係，在這一節中，亞當和基督（死亡和復活）也聯繫在了一起。
救世主的總體思想屬於世界性和前基督時期的主題，即英雄和救助者雖然被怪物吞噬，但奇蹟般地再次出現，竟戰勝了吞噬他的怪物。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主題是何時何地產生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著手研究這個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每一代人似乎都知道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的傳統，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它「起源」於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的人不知道自己擁有一個英雄神話。也就是說，他們還沒來得及在意識層面思考自己所說的話。英雄的形象是一種原型，自古就有。
由兒童創造的原型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兒童沒有直接接觸過有關的文化傳統。在這個案例中，女孩的家庭對基督教傳統也只有膚淺的了解。當然，基督教的主題可以由諸如上帝、天使、天堂、地獄和魔鬼這樣的概念來代表，但這個孩子對待它們的方式指向了一個完全非基督教的起源。
讓我們以第一個有關上帝的夢為例，他實際上是由來自「4個角落」的4個神組成。什麼角落？夢裡沒有提到任何房間。房間甚至都不符合一個明顯的宇宙事件的畫面，在宇宙事件中，宇宙自身介入其中。四位一體（或者「四」元素）本身是一個奇怪的概念，但它在許多宗教和哲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基督教里，它已經被三位一體所取代，我們必須假設孩子已經知道了三位一體這個概念。但在今天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中，誰會知道神聖的四位一體？中世紀鍊金術哲學的學生對此非常熟悉，但到18世紀初就逐漸消失了，它已經完全過時了200年。那麼，小女孩是在哪裡撿到它的呢？在以西結的異象那裡嗎？但基督教的教義沒有把六翼天使(seraphim)等同於上帝。
關於長角的蛇，也可以問同樣的問題。在《聖經》中確實有很多長角的動物，例如，在《啟示錄》中。但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四足動物，儘管它們的最高統治者是惡龍(dragon)，但希臘詞drakon也意味著蛇。長角的蛇出現在16世紀的拉丁鍊金術中，被稱為四角蛇(the quadricornutus serpens)，是墨丘利(Mercury)的象徵，也和基督教三位一體相對立。但這只是一個模糊的參考。據我所知，這本書只有一個作者，而這個孩子不可能知道。
在第二個夢中，一個明顯的非基督教的主題出現了，它包含了廣被接受的價值觀的逆轉——例如，異教徒在天堂跳舞，天使在地獄行善。這個象徵表明了道德價值的相對性。這孩子在哪裡找到了這樣一個革命性的、比得上尼采式天才發現的概念？
小女孩那一系列的夢包含了創造、死亡和重生的象徵，類似於在原始的入會儀式中給予青少年的教導。納瓦霍儀式的結尾：一個女孩變成女人後，會去沙漠冥想。
死亡和重生象徵也出現在生命結束時的夢境中，死亡的臨近在它面前投下了陰影。戈雅的最後幾幅畫之一：從黑暗中出現的奇怪生物，顯然是一隻狗，可以被解讀為這位藝術家死亡的預兆，在許多神話中，狗是通往死亡之地的嚮導。
這些問題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這些夢的補償性意義是什麼？小女孩顯然非常重視這些夢，才把它們作為聖誕禮物送給自己的父親。
如果夢者是一位原始的巫醫，人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它們代表了不同的哲學主題，如死亡、復活和復甦、世界的起源、人類的創造還有價值觀的相對性。但是，如果我們試圖從個人的角度來解釋這些夢，我們可能會覺得過於困難甚至無望，從而放棄解釋這些夢。它們無疑都包含「集體意象」，在某種程度上，它們類似於在原始的部落中，當年輕人即將成為男人時所接受的教義。在這個時候，他們了解上帝、眾神或那些「創始」動物所做的事情，了解世界和人類是如何被創造的，了解世界末日如何來臨以及死亡的意義。在基督教的文明中，我們有學習過類似的東西嗎？有的：在青春期。但很多人到了老年，到了臨近死亡的時候，又開始重新思考這樣的事情。
這個小女孩碰巧處在這兩種情況中。她正接近青春期，與此同時，她的生命也即將走到盡頭。她夢中的象徵意義很少或根本沒有指向正常成年生活的開始，卻有很多關於破壞和恢復的暗示在其中。當我第一次讀到她的夢境時，我確實有一種怪異的感覺，感覺到它們暗示即將來臨的災難。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我從其象徵中推斷出的補償很有特殊性，它與人們在那個年齡階段的女孩子的意識世界中所能發現的東西正好相反。
這些夢揭示了生與死的一個全新且相當可怕的方面。人們會期待在一個回顧人生的老人身上找到這樣的意象，而不是在一個通常是向前看的孩子那裡看到。這些夢的氛圍讓人想起古羅馬時期的一句老話「人生是一場短暫的夢」，而不是想到春天的歡樂和繁榮。正如羅馬詩人所寫的那樣，這個孩子的生命就像一個「青春祭品的誓言」(ver sacrum vovendum)。經驗表明，這種未知的死亡方式給受害者的生活和夢蒙上了一層「事先的陰影」(adumbratio)。甚至基督教堂的祭壇，一方面代表墳墓，另一方面又代表復活的地方——將死亡轉化為永生。
這就是那些夢帶給孩子的思想。它們是對死亡的一種準備，通過短故事表達出來，好比是在原始階段講述的故事或禪宗的公案。這層信息不同於正統的基督教教義，更像是古代的原始思想。它似乎起源於歷史傳統之外的早已被遺忘的精神來源，從史前時代起，這些來源就滋養了關於生死的哲學思考和宗教思考。
仿佛是未來的事件通過在孩子心中喚起某種思想形式，以將其陰影投射到現在。這些思想形式雖然看起來是平靜的，卻描述了或伴隨著一個致命問題的來臨。雖然它們表達自己的特定形式或多或少是個人化的，但模式一般是集體的。它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就像動物的本能雖然在不同的物種中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們的目的是相同的。我們不能認為每一個新生的動物都是通過個體的習得而創造出自己的本能，我們也不能假設每個新生的人類都是通過獨特的方式創造出自己的本能。就像本能一樣，人類心理的集體思維模式是天生的和遺傳的。當時機到來時，它們或多或少會以同樣的方式作用到我們所有人身上。
這些思維模式所屬的情感表現，在整個地球上也可以看到是相同的。我們甚至可以在動物的身上看到它們，動物在這方面也能相互理解，即使它們可能屬於不同的物種。那麼有複雜的共生功能的昆蟲呢？它們中的大多數都不認識自己的父母，也沒有誰來教導它們。那麼，人們為什麼要覺得人類是唯一被剝奪了特定本能的生物，或者認為人的心靈沒有留下任何進化的痕跡呢？
自然地，如果你把心靈等同於意識，你會很容易陷入這樣的錯誤觀念，即人是帶著一個空白的心靈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而在以後的歲月里，心靈里只有從個人經驗中學到的內容。但心靈不僅僅是意識。動物幾乎沒有意識，但很多衝動和反應都表明心靈的存在；原始人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但他們不知道其中的意義。
你可以問許多文明人關於聖誕樹或復活節彩蛋的真正含義，但都是徒勞。事實上，他們在做事情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做。我傾向於認為事情通常是先做了，過了很久才有人問為什麼要做。醫學心理學家常常要面對一些本來很聰明的病人，病人發生了一些古怪且難以預測的行為，而他們卻對自己的言行一無所知。他們會突然陷入自己無法理解的不合理情緒中。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反應和衝動是一種私密的個人天性，因此我們把它們作為獨特的個人行為不予理會。事實上，它們是建立在人類固有的、隨時準備好的本能系統之上。思維形式，普遍可以理解的手勢，還有許多態度，都遵循著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早在人類發展出反思意識之前就已經確立了。
甚至可以想像，人類早期的思考能力來自情感激烈衝突的結果。為了專門說明這一點，我舉一個非洲南部土著布須曼人的例子。他在沒有捉到任何魚而感到憤怒和失望的時刻，掐死了自己心愛的獨子，之後把他小小的屍體抱在懷裡時，卻又沉浸在巨大的懊悔之中。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會永遠記住這個痛苦的時刻。
我們不知道這種體驗是否是人類意識發展的最初肇因。但毫無疑問，人們常常需要經受類似情感體驗的衝擊才能清醒過來，並注意到自己在做什麼。有一個著名的例子，13世紀的西班牙紳士雷蒙·魯爾(Raimon Lull)在經過長期的追求之後，終於成功地見到了他所仰慕的那位女士，並與她秘密約會。她默默地解開衣服，讓他看到她那因為癌症而腐爛的乳房。這次衝擊改變了魯爾的生活，他最終成為一位傑出的神學家，也成為教會最偉大的傳教士之一。這種突然變化的情形，往往可以證明有某個原型在無意識中起了很長時間的作用，巧妙地安排了將導致這場危機的情境。
有些夢似乎能預測未來（也許是由於對未來可能性的無意識認知），因此，夢一直被用作占卜。在希臘，生病的人會向治癒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尋求一個表示治癒的夢。上圖，一幅浮雕描繪了這樣一個用夢治病的場景：一條蛇（神的象徵）咬了一個男人患病的肩膀，而神（最左邊）治癒了他的肩膀。
上圖是1460年前後的一幅義大利油畫，君士坦丁在一場將讓他成為羅馬皇帝的戰役前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了十字架，基督的象徵，一個聲音說：「在這個標誌下征服。」他把這個標誌當作自己的象徵，贏得了這場戰鬥，從而皈依了基督教。
這些經驗似乎表明，原型不僅僅是靜態的模式。它們還是動態的要素，以衝動的形式表現出來，就像本能一樣是自發的。某些夢、幻象或想法可能突然出現，不管人們怎樣仔細檢查，都無法找出原因。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沒有來由，來由肯定是有的，但它是如此遙遠或模糊，人們無法看到它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等待，要麼等到夢及其意義被充分理解了，要麼等待一些外部事件的發生來解釋夢。
在做夢的時刻，這個事件可能還沒有發生。但是，正如我們的意識思想通常都含有未來和它的可能性一樣，無意識和它的夢也是如此。長久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夢的主要功能是預測未來。在古代，甚至在中世紀，夢在醫學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現代的夢，來表明預測（或預知）的基本原理，類似的還有另一個古時的夢，是公元2世紀達迪斯(Daldis)的知名占卜師阿特米多魯斯(Artemidorus)在書中所引述的：一個人夢到他看到自己的父親死在了一座失火的房子裡。不久之後，他自己死於蜂窩織炎（火或高燒），我想應該是肺炎。
碰巧我的一個同行曾經出現過一種致命的壞疽性發熱症狀，實際上是蜂窩織炎。他從前的一個病人並不知道醫生疾病的詳情，卻夢見了醫生死於一場大火。那時候醫生剛住進醫院，病才剛剛開始，夢者只知道他的醫生生病了，在住院。3周後，這位醫生同行去世了。
正如這個例子所顯示的，夢可能具有預期或預示的方面，任何試圖解釋它們的人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點，特別是在面對一個明顯有意義的夢，卻沒有足夠的上下文來解釋它的時候。這樣的夢常常是突然出現的，人們想知道是什麼促使它出現，當然，如果一個人知道了它所隱含的信息，它的肇因也會變得明確。因為只有我們的意識還不知道，無意識已經被告知了，並且在夢中得到了一個結論。事實上，無意識似乎能夠從事實中檢驗並得出結論，就像意識一樣。它甚至可以利用某些事實，預期它們的可能後果，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它們。
在阿特米多魯斯所引述的一個夢中，燃燒的房子象徵人體發燒。人體經常被呈現為房子的意象。上圖，一本18世紀的希伯來語百科全書上的一頁，身體和房子的細節被用來比較，炮塔象徵耳朵，窗戶是眼睛，爐是胃，等等。
在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一幅漫畫中，一個怕老婆的丈夫把他的家和他的妻子視為同一個人。
一個人能夠盡己所能地去理解夢，而無意識自身也會本能地進行思考。這種差別很重要。邏輯分析是意識的特權，我們憑藉理性和知識做選擇。然而，無意識似乎主要由本能的傾向所引導，這些傾向則體現為相應的思考形式，也就是體現為原型。一個醫生在描述病人的疾病時，會使用諸如「感染」或「發燒」這樣的理性概念，而這個夢更有詩意，它將患病的身體呈現為一個人在世上的家，把發燒呈現為毀滅它的火。
正如上面的夢所顯示的，原型心智處理情境的方式，跟在阿特米多魯斯的時代是一樣的。某種性質大體未知的內容已經被無意識直覺地掌握到，並被交給原型處理。這表明，與意識思維使用推理不同，原型心智介入並接管了預示的任務。因此原型有自己的主動性和特定能量，這些力量使它們既能產生一種有意義的解釋（以它們自己的象徵風格），又能在特定的情況下用它們自己的衝動和思考形態進行干涉，在這方面，它們像情結(complexes)那樣發揮作用，它們來去自如，經常以一種令人尷尬的方式阻礙或修改我們意識的意圖。
當我們體驗到原型的特殊魅力時，我們就可以感知到它們的特定能量。它們似乎有一種特殊的魔力。這種特殊的品質也是個人情結的特徵，正如個人情結有其個人歷史一樣，具有原型特徵的社會情結也是如此。然而，個人情結無非只是產生個人偏見，原型則能夠創造神話、宗教和哲學，影響並將特徵賦予整個國家乃至歷史時期。我們把個人情結看作對意識中片面或錯誤態度的補償，同樣地，實質上屬於宗教屬性的神話，也可以理解為人類對飢餓、戰爭、疾病、衰老、死亡等方面帶來的苦難和焦慮的一種精神治療。
例如，普遍的英雄神話都有一個強大的人或神，他戰勝惡龍、毒蛇、怪物、惡魔等形式的邪惡對象，並將他的人民從毀滅和死亡中解放出來。對神聖文本和儀式的描述，以及用包括舞蹈、音樂、讚美詩、祈禱和祭祀的形式表達對這樣一個人物的崇拜，都用一種神聖的情感（就像魔法咒語一般）抓住觀眾，並將個體提升到對英雄的認同上。
原型的能量可以（通過儀式和其他大眾情感訴求）被集中起來，推動人們集體行動。納粹知道這一點，他們利用日耳曼神話的不同版本把這個國家團結起來，支持他們的極右事業。右圖是一幅宣傳畫，把希特勒描繪成一個英勇的十字軍戰士。左圖，希特勒青年團慶祝夏至節，夏至節是對古代某種異教徒節日的復興。
一個孩子畫的聖誕畫，畫上有我們熟知的樹，用蠟燭做了裝飾。常青樹與基督通過冬至和「新年」（基督教的新世代）的象徵意義聯繫在一起。有許多基督和樹符號之間的聯繫。
十字架常被看作一棵樹，如上圖，一幅中世紀義大利壁畫，基督被釘在知識樹上的十字架上。
基督教儀式中的蠟燭象徵著神聖之光，如上圖，瑞典的聖露西亞節，女孩們戴著燃燒著蠟燭的王冠。
如果試著用信徒的眼光來看待這種情況，我們也許就會明白，普通人是如何從個人的無能和痛苦中解脫出來的，並且（至少是暫時地）被賦予一種近乎超人的品質。這種信念常常會使他堅持很長時間，使他的生活具有某種風格。它甚至可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生活基調，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希臘的厄琉西斯秘儀(Eleusinian mysteries)，其最終在公元7世紀的基督教時代遭到了鎮壓。厄琉西斯秘儀和德爾斐神諭一樣，表達的也是古希臘的精髓和精神。在更大範圍內，基督教時代本身的名字和意義都要歸功於「神-人」(god-man)的古老秘儀，而這又起源於古埃及的奧西里斯-荷魯斯(Osiris-Horus)神話原型。
人們通常認為，在史前時期的某個特定場合，基本的神話觀念是由一位聰明的老哲學家或先知「發明」(invent)的，之後被輕信和不加評判的人「相信」。有人說，一個追求權力的神職人員講述的故事不是「真實的」，而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invent這個詞本身就來源於拉丁語的invenire，意思是「找到」(find)，也就是通過「尋找」(seeking)來發現某物。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個詞本身就有一種事先的暗示，暗示你將會發現一些什麼。
讓我再回到那個小女孩夢中所包含的奇怪想法。她似乎不太可能是「尋找」到它們的，因為發現它們的時候她感到很吃驚。在她看來，這些故事都是稀奇古怪、出人意料的，似乎非常值得作為聖誕禮物送給她父親。然而她通過這樣做，將它們提升到至今仍然有活力的基督教的神秘領域——主的誕生，以及帶著新生之光的常青樹的秘密（這裡指的是第五個夢）。
雖然有足夠的歷史證據證明基督和樹的象徵之間的關係，但如果讓小女孩的父母解釋，用燃燒的蠟燭裝飾一棵樹來慶祝基督的誕生是什麼意思，他們會感到非常尷尬。他們會說：「哦，這只是聖誕節的習俗！」如果要做出一個嚴肅的解答，恐怕需要一篇論文來深入論述將死的上帝的古老象徵，及其與大母神崇拜之間的關係，而大母神的象徵就是樹。這裡只是簡單提及這個複雜問題的一方面。
我們越是深入研究「集體意象」（或者用基督教會的語言來講，即教條）的起源，就越能發現一個似乎無窮無盡的原型模式的網絡，而在現代之前，這些模式從來都不是意識思考的對象。因此，很矛盾的是，我們對神話象徵的了解比我們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多。事實上，古代的人們並不對他們的象徵進行思考，他們就活在象徵之中，無意識地被其中的意義所感染。
我將以我在非洲埃爾貢(Elgon)山的原始人居民區的經歷來說明這一點。每天清晨，他們離開自己的小屋，向自己的雙手呼氣或吐口水，然後將雙手伸向第一縷陽光，仿佛是在將自己的呼吸或唾液獻給正在上升的神——芒古(mungu)。mungu是一個斯瓦希里語(Swahili)詞，用來解釋儀式行為，其來源是波利尼亞語(Polynesian)的一個詞根，相當於mana（神力）或mulungu（創世神）。這些相似的術語表達了一種有非凡效率和普遍性的「力量」，我們稱之為神聖的力量。因此，「芒古」這個詞語和「安拉」或「上帝」是對應的。當我問他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或他們為什麼這麼做的時候，他們完全困惑了。他們只能說：「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總是在太陽升起的時候進行。」他們嘲笑太陽就是芒古這個看起來似乎顯而易見的結論——升到地平線以上的太陽並不是芒古，芒古就是日出這個時刻。
他們所做的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對他們而言卻不是。他們只是做了，但從來不思考做的是什麼，因此，他們無法為自己做解釋。我的結論是，他們把自己的靈魂奉獻給芒古，因為（生命的）呼吸和唾液意味著「靈魂的實質」。對某物呼吸或吐口水帶有一種「神奇的」效果，例如，基督用唾液醫治盲人，或者兒子為了接收父親的靈魂而吸進他垂死父親的最後一口氣。即使在遙遠的過去，這些非洲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他們的儀式的意義。事實上，他們的祖先可能知道得更少，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動機是更加深層地無意識的，對自己的行為思考得更少。
歌德的《浮士德》很貼切地說：「始物於行(Im Anfang war die Tat)。」「行為」從來都不是發明出來的，它們是做出來的；而另一方面，思想是人類相對較晚的發現。首先，無意識的因素使他行動起來，過了很長時間，他才開始思考使他動起來的原因。而他花了很長時間，得出這樣一個荒謬的結論：他一定是自己讓自己動了——除此之外，他的頭腦再找不到任何其他驅動力。
想到一種植物或一種動物發明了它們自己，我們會覺得這種想法好笑，然而還是有很多人相信，心靈或心智發明了自己，因此它是自身存在的創造者。事實上，心智是成長到現在的意識狀態的，這與橡子長成橡樹，或者蜥蜴長成哺乳動物是一樣的。它已經發展了這麼久，所以它仍然在發展，因此我們被來自內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力量所推動。
兩個相信呼吸有「魔力」的例子。上圖，一位祖魯巫醫用牛角吹病人的耳朵（驅趕鬼魂）來治癒病人；
一幅中世紀的創世畫，描繪上帝將生命通過呼吸注入亞當體內。
一幅13世紀的義大利繪畫，基督用唾沫醫治了一位盲人——唾沫就像呼吸一樣，長期以來被認為具有賦予生命的能力。
這些內在的動機來自一個深層的源頭，這個源頭不由意識產生，也不受意識控制。在早期的神話中，這些力量被稱為神力(mana)，或精神、魔力和神。它們在今天和以前一樣活躍。如果它們符合我們的願望，我們就稱它們為愉快的預感和衝動，並為自己是聰明人而自鳴得意。如果它們與我們的願望相反，那麼我們會說這只是運氣不好，或者是有人跟我們作對，或者導致我們不幸的原因一定是反常的。我們拒絕承認的一點是，我們依賴於自己無法控制的某些「力量」。
然而，近代的文明人的確已經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意志力，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這些意志力。他已經學會了高效地工作，而不需要通過吟唱和擊鼓來催眠自己進入行動的狀態。他甚至可以不需要每天祈禱神的幫助。他能完成自己的計劃，而且顯然能毫不費力地把他的想法轉化成行動，而原始人似乎每走一步都受到恐懼、迷信和其他看不見的行動障礙的阻礙。「有志者，事竟成」是現代人的迷信。
然而，為了維持他的信條，現代人付出的代價是極度缺乏自省。現代人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我們變得如此理性、高效，也意味著我們被某些自身無法掌控的「力量」所奴役。神明或魔鬼根本就沒有離我們遠去，不過是換了新的名字而已，他們讓現代人奔波不止，憂慮莫名，心理受困，無盡地需求藥物、酒精、菸草和食物，患上各式各樣的神經症。
人類的靈魂 The soul of man
我們所稱作的文明意識，已經逐漸從那些基本的本能中分離了出來。但這些本能並未消失，它們只是和我們的意識失去了聯繫，因此被迫以一種間接的方式表達自身。這可能是神經症患者的身體症狀，也可能是各式各樣的事件，如無法解釋的情緒、意外的健忘或口誤。
人們喜歡相信他們是自己靈魂的主人。但只要明白，他們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緒，以及無意識的因素以無數種秘密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安排和決定，就知道他們肯定不是自己的主人。這些無意識因素的存在是由於原型的自主性。現代人通過一個隔間系統，來保護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分裂狀態。外部生活的某些方面和他們自己的行為，可以說被分別保存在了不同的抽屜中，從來沒有面對過對方。
這種所謂隔間心理的例子，我想到有一個酒鬼。他受到了某種宗教運動的積極影響，而且，因為被其熱情所吸引，他竟然不再需要喝酒了。看起來，他是被耶穌奇蹟般地治癒了，相應地，他也被當作神聖恩典的見證者來展示，證明這個宗教組織的有效性。但在公開懺悔幾周之後，這種新奇的感覺開始消失，而且似乎得到什麼暗示想要重新喝點酒，於是他又喝了起來。但這次，這個樂於助人的組織得出結論，這個人是「有病的」，顯然不適合耶穌的干預，所以他們把他放到一個診所讓醫生來處理，醫生或許比那位神聖的療愈者要做得更好。
這是現代「文化」心理中一個值得研究的方面，它顯示出的解離和心理混亂程度令人震驚。
如果暫且把人類看作一個個體，我們就會發現人類就像一個被無意識的力量帶著走的人，人類也喜歡把某些問題放在不同的「抽屜」里。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把大量的思考給予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為人類現在正受到我們無法控制的自己帶來的致命危險的威脅。可以說，我們的世界像個神經症患者一樣分裂，東西方冷戰國之間的「鐵幕」(Iron Curtain)成了這種分界線的象徵。西方人開始意識到東方勢力的侵略性，認為自己不得不採取非常的防禦措施，同時還為自己的美德和良好意圖感到自豪。
「我們的世界像個神經症患者一樣分裂。」上圖，柏林圍牆。
他們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用良好的國際禮儀掩蓋起來的惡習，卻被拋回他們的臉上。西方一直以來所悄悄容忍但又帶有輕微羞恥感的做法（比如，外交上的謊言，系統性的欺騙，隱晦的威脅），又被東方全面而且公開地甩了回來，把我們綁在神經症的結上。正是西方人自己帶著邪惡陰影的臉，從鐵幕的另一方朝他們自己咧嘴一笑。
正是這種情況解釋了西方社會中許多人所特有的無助感。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是道德問題，而以一種積累核武器的政策或通過經濟「競爭」來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都收效甚微，因為這是一把雙刃劍。我們許多人現在明白道德和精神手段是更加有效的，因為它們可以為我們提供精神免疫，以抵禦不斷增加的感染。
但所有這些嘗試都被證明是極其無效的，只要我們仍然使自己和世界相信，錯的只有他們（即我們的對手），那麼情況就依然會是如此。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試著去認真地認識我們自己的陰影及其所做的邪惡行為。如果我們能看到自己的陰影（我們天性的陰暗面），我們就不會受任何道德和精神上的感染和暗示。現在的情況是，我們使自己對每一種感染敞開，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在做和我們想像的「他們」一樣的事情。只是我們還有額外的缺陷，即因為被良好禮貌的假象所蒙蔽，我們既看不見也不想了解我們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共產主義世界有一個很大的神話。它是關於黃金時代（或天堂）的原型之夢，其在人類歷史中由來已久，在那裡，所有的東西都按需提供給每個人。這個呈現形式尚顯幼稚的強大原型俘獲了他們，但絕不可能僅僅因為我們西方人優越的觀點，它就從世界上消失。我們甚至用自己的幼稚支持了它，因為我們的西方文明也被同一個神話所俘獲。在無意識中，我們懷有的是同樣的偏見、希望和期望。我們也信仰福利的國家、普遍的和平、人類的平等，信仰人類有永恆的人權、正義、真理，以及（不要說得太大聲）信仰上帝在地球上的王國。
每個社會都有其關於典型的天堂或黃金時代的想法，人們相信它們過去存在過，以後也會再次出現。上圖，一幅19世紀的美國油畫體現了過去烏托邦的思想：它展示了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與印第安人在1682年簽訂條約的場景，環境非常理想化，一切都和諧平靜。
莫斯科公園的一張海報，展示列寧領導俄國人民走向未來。
在一幅15世紀的法國繪畫中，伊甸園被描繪成有圍牆的（像子宮一樣的）花園，表現了對亞當和夏娃的驅逐。
一幅16世紀的繪畫《人間天堂》(Earthly Paradise)描繪了原始又自然的「黃金時代」，創作者為克拉納赫。
16世紀佛蘭德斯藝術家布魯蓋爾(Brueghel)的畫作《安樂鄉》(Land of Cockaigne)，描繪了一片想像中的土地，充滿感官享受和舒適生活（這些故事在中世紀的歐洲廣為流傳，特別是在辛苦的農民和農奴中間）。
可悲的事實是，人的真實生活是由許多必然存在的對立面所構成的綜合體——日與夜，生與死，幸福與不幸，善與惡。我們甚至不確定前一個是否會戰勝後一個，比如，善良是否會戰勝邪惡，快樂是否會戰勝痛苦。生活是一個戰場。它一直是，也將永遠是，如果不是這樣，存在便會結束。
正是人類的這種內部衝突，導致了早期基督徒期待和希望這個世界能早日終結，或者佛教徒拒絕所有塵世的欲望和願望。如果沒有綜合考慮到構成這兩種宗教主體的特殊的精神與道德上的觀念和實踐——這些觀念和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們對這個世界激進的否定，那麼坦率地說，這些基本問題的答案就是自殺。
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有數以百萬計的人不再信仰任何一種宗教。這些人不再理解他們的宗教。沒有宗教信仰的生活依然可能平順地向前展開，信仰的喪失不會被人注意到，但當痛苦來臨的時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們這時開始去尋找出路，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以及其中令人困惑和痛苦的經歷。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猶太人和新教徒中諮詢心理醫生（以我的經驗來看）的人比天主教徒中的要多。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因為天主教仍然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靈魂的福祉(cura animarum)。但在這個科學的時代，精神病學家常常會被問到一些曾經屬於神學範疇的問題。人們認為，只要他們對有意義生活的方式或對上帝與不朽有積極的信念，情況就會發生或將會發生巨大的改觀。對死亡的恐懼常常會激發這種想法。從遠古時代起，人們就有了關於「至高的存在」（一個或幾個）以及「來生樂土」的思想，只有在今天，人們才認為沒有這樣的思想也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無法用射電望遠鏡發現天空中上帝的寶座，也無法（肯定地）確認那些受人敬愛的父母或多或少仍以肉體的形式存在，所以人們認為這樣的思想「不真實」。我更傾向於說它們「不夠真實」，因為這些概念從史前時代就伴隨著人類的生活而來，並且只要受到什麼激發，仍能突破進入意識。
南美洲卡亞帕斯印第安人(Cayapas Indian)的棺材，死者死後仍有衣食供應。各種宗教符號和信仰賦予人的生命以意義。
古代人會對死亡表達哀傷，上圖是在一座墓中發現的一尊埃及雕塑，表現哀悼，然而，他們的信仰也使他們認為死亡是一種積極的轉變。
一個現代人可能會斷言，他可以拋棄它們，他可能會堅持認為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能證明它們的真實性，從而鞏固自己的觀點。或者他甚至可能會為失去信仰而感到遺憾。但既然是在處理不可見和不可知的事物（因為上帝是人類無法理解的，也沒有辦法證明不朽的存在），我們為什麼要為有沒有證據而煩惱呢？即使不知道我們的食物需要鹽的原因，我們仍會從使用鹽中獲益。我們可能會說，使用鹽只是一種味覺上的幻覺或一種迷信，但這不妨礙它依然有助於我們的健康。那麼，如果一些觀點被證明是在危機中有幫助的，並賦予我們的存在以意義，我們為什麼要徹底拋棄這些觀點呢？
另外，我們怎麼知道這些想法是錯誤的呢？如果我直截了當地說這些想法很可能是幻象，有許多人會表示同意。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否認和宗教信仰的斷言一樣，是不可能被「證明」的。我們完全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觀點，無論如何，這將是一個主觀的決定。
然而，我們培養那些永遠無法被證明的思想，有一個強有力的經驗主義的原因。那就是，人們知道它們是有用的。人類的確需要一些總體的思想和信念來為生命賦予意義，使他們能夠在宇宙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當相信它們是有意義的時候，他們就能忍受難以置信的困難；而當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在參與一個「白痴講的故事」時，他們就會徹底崩潰。
宗教象徵的作用，是為人的生命賦予意義。普韋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相信，他們是太陽的兒子，這種信仰賦予他們的生活一個遠遠超越他們有限存在的視角（和目標）。它給他們足夠的空間來展開人格，允許它們作為完整的人去過完整的生活。他們的困境比我們文明中的人的困境要令人滿意太多，文明中的人知道，自己只是（也將繼續是）一個生活沒有內在意義的失敗者。
一個人存在的更廣泛的意義感，是他超越了僅僅得到和付出的層面。如果沒有這種感覺，人就會迷失和痛苦。如果聖保羅確信自己不過是一個四處遊蕩的地毯編織工，他肯定不會成為現在的他。他真正且有意義的生活，在於他內心確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人們可能會指責他妄自尊大，但這種觀點在歷史的見證和後代的評價面前顯得很蒼白無力。他身上的神話使他變得比當一個手藝人更偉大。
然而，構成這樣一個神話的象徵，不是被有意識編造出來的。它們已經發生了。不是耶穌這個人創造了「神-人」的神話，在他出生之前，這樣的神話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他自己是被這種象徵的想法所吸引。正如聖馬可告訴我們的，這種想法使他擺脫了身為一個拿撒勒(Nazarene)木匠的狹隘生活。
神話可以追溯到原始的故事講述者和他的夢，追溯到那些被自己的幻想打動的人。這些人與後來被稱為詩人或哲學家的那些人沒有太大的不同，原始的故事講述者並不關心他們幻想的起源，是到了很久以後，人們才開始懷疑故事的起源。然而，許多個世紀以前，在我們現在所稱作的「古」希臘，人們的思想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他們認為眾神的傳說只不過是那些埋葬已久的國王或酋長的古老且誇張的傳統。當時的人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即神話中所講的太不可信。因此，他們試圖把它簡化成一種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形式。
在近代，我們已經看到夢的象徵也遇到了同樣的情形。在心理學的萌芽階段，我開始認識到夢的重要性。但就像希臘人那樣，他們使自己相信，他們的神話其實不過是對理性或「正常」歷史做的精心修飾的講述，因此一些心理學的先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夢並不意味著它們看上去那樣的含義。它們所呈現出的意象或符號被認為是一種奇異的形式，心靈中被壓抑的內容以這種形式進入意識心理。因此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夢並非如其顯而易見所表達的那個意思，而是有別的含義。
我已經談過我對這個想法的不同理解——這個不同的理解使我開始研究夢的形式，也研究夢的內容。為什麼它們表達了和它們的內容不同的意思呢？自然界中有什麼東西不是它本身嗎？夢是一種正常而且自然的現象，它並不表達自身之外的含義。猶太教法典《塔木德》(Talmud)甚至說：「夢是自身的詮釋。」人們之所以產生這種困惑，是因為夢的內容是象徵性的，因此不止有一種含義。這些象徵指向不同的方向，與我們的意識所理解的方向不同，因此它們與一些無意識的或至少不完全有意識的內容有關。
對科學的頭腦而言，類似於象徵思想這樣的現象是令人討厭的，因為它們不能以一種滿足理智和邏輯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心理學上，這絕不是唯一的例子。這樣的麻煩始於「情感」或情緒的現象，心理學家試圖用一個最終的定義來明確它們，但所有的努力都宣告無效。這兩種情形中，發生困難的原因是相同的——無意識的介入。
關於科學的視角我足夠了解，因此我非常理解，要處理那些不能完全或充分理解的事實，的確是最令人煩惱的事情。這些現象的問題在於，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卻不能用理智的語言來表述。因此，我們必須能夠理解生命本身，因為是生命產生了各種情感以及象徵的思想。
從事學術研究的心理學家完全可以不去考慮情感現象或無意識概念（或二者皆不用考慮）。然而，它們對從事醫學實踐的心理學家來說仍是至少應該注意的事實，因為情感的衝突和無意識的干預是他們所在領域的經典特徵。只要他們治療病人，就會遇到這些非理性的東西，它們是無情的事實，不管他們是否有能力用理智的語言將它們表達出來。因此很自然地，那些沒有心理醫生的經驗的人會發現很難理解發生了什麼，因為在這裡，心理學不再像是科學家在實驗室里的平靜求索，而是成為真實生活中冒險活動的一部分。靶場的打靶練習與戰場大不相同，在真實的戰爭中，醫生必須處理傷亡。他們必須關注心靈現實，即使他們不能在科學的定義中體現它們。這就是為什麼沒有教科書可以教心理學，我們只能通過實際的經驗來學習。
當我們研究某些眾所周知的符號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例如，在基督教中，十字是一個有意義的象徵，它表達了許多方面、思想和情感；但是一張名單上名字後面的叉號只表示這個人已經不在人世了。陽具在印度教中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象徵，但如果是一個街頭頑童在牆上畫了一個陽具，這隻反映了他對自己的陰莖的興趣。嬰兒期和青春期的幻想通常會長久地持續到成年生活當中，所以很多夢中會出現明確的性暗示，把它們理解成別的東西是荒謬的。但是，當一個泥瓦匠說到和尚和尼姑要躺在一起，或者一個電工說到公插頭和母插座的時候，認為他還沉浸在青春的幻想中就是可笑的。他只是在用生動的言語來描述他的材料。當一個受過教育的印度教教徒跟你講林伽（陽具，在印度教神話中代表濕婆）時，你會聽到我們西方人永遠不會聯繫到陰莖上去的故事。林伽當然不是淫穢的暗示，十字架也不僅僅是死亡的標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產生這一意象的夢者的成熟程度。
解讀夢和象徵需要理解力。不可能把它變成一個機械的系統，然後塞進沒有想像力的大腦。它需要對夢者的個性有更多的理解，也需要釋夢者有更多的自我意識。在這一領域，沒有哪個有經驗的工作者會否認一些經驗法則是有用的，但必須謹慎且明智地加以運用。我們可能在遵循了所有正確的規則之後，卻陷入最離譜的胡言亂語中，這可能僅僅是因為忽略了一個看似不重要的細節，而如果有更好的理解力，就不會錯過這個細節。即使是高智商的人，也會因為缺乏直覺和情感而誤入歧途。
當我們試圖理解象徵時，不僅要面對象徵本身，還要面對產生象徵的個體的整體性。這包括對他的文化背景的研究，我們所受的教育在這個過程中填補了很多空白。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就是把每一個個案都當作一個我什麼都不知道的全新命題來思考。我們在表面上處理問題時，常規的回應可能是實用和有效的，但是一旦接觸到重要的問題，生命本身就接管了，甚至最精彩的理論前提都會變成無效的文字。
一個孩子畫的樹（太陽在上方）。一棵樹是經常出現在夢中（以及其他地方）的主題的最好例子，可以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各種各樣的含義。它可能象徵著進化、身體成長或心理成熟，可能象徵著犧牲或死亡（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可能是生殖器的象徵，可能還會有多得多的象徵。
其他常見的夢境主題，如十字架（上圖）
或林伽（上圖），也有大量的象徵意義。
想像力和直覺對我們的理解至關重要。儘管流行觀點認為，它們主要是對詩人和藝術家來說有價值（而在「理智的」事情上它們的價值就值得懷疑），但實際上它們在所有更高層次的科學中同樣重要。在這裡，它們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理性的」智力及其在具體問題上的應用進行了補充。即使是在所有應用科學中最嚴格的物理學，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直覺，而直覺是通過無意識的方式起作用的（儘管有可能在之後證明，邏輯過程可以產生與直覺相同的結果）。
在解釋象徵時，直覺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它通常可以確保夢者能夠立即理解它們。然而，儘管這種幸運的預感在主觀上可能令人信服，但它也可能相當危險。它很容易導致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例如，它可能會誘使釋夢者和夢者繼續保持一種親切和相對容易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最後變得只是分享了一個夢而已。如果滿足於靠「預感」達成理解所帶來的模糊的滿足感，那麼我們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礎，而無法真正了解到什麼，從而無法理解其中的寓意。我們只有把直覺還原為對事實及其邏輯聯繫的準確認識，才能去解釋和了解。
一個誠實的研究者會不得不承認，他並不總能做到這樣，但不把它一直記在心裡是不誠實的。科學家也是人，因此像其他人一樣，他很自然也會討厭他無法解釋的事情。以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就是我們所能知道的，這是一種常見的錯覺。沒有什麼比科學理論更不堪一擊的了，它只是解釋事實的一種短暫嘗試，其本身並不是一種永恆的真理。
象徵的作用 The role of symbols
當從事醫學實踐的心理學家對象徵感興趣時，他主要關注的是「自然」象徵，而不是「文化」象徵。前者源於心靈的無意識內容，因此它們是核心原型意象的相當多的變體。在許多情況下，仍然可以追溯到它們的古老根源，即我們在最古老的記錄和原始社會中所見到的思想和意象。另一方面，文化象徵是那些被用來表達「永恆真理」的象徵，至今許多宗教仍在使用。它們經歷了許多變化，甚至是一個或多或少有意識發展的漫長過程，從而成為文明社會所接受的集體意象。
儘管如此，這些文化象徵仍然保留著它們原始的神秘或者說「魔力」。人們發現它們可以在某些人身上喚起一種深刻的情緒反應，而這種精神影響使它們有著與偏見大致相同的作用方式。它們是心理學家必須考慮的因素，因為從理性的角度看，它們似乎是荒謬的或不相干的，但對它們不屑一顧是愚蠢的。它們是我們精神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人類社會的重要力量，如果要徹底丟掉它們，必定會帶來嚴重的損失。當它們被壓抑或忽視時，它們的特定能量就會悄然進入無意識中，產生無法解釋的後果。這些精神能量看上去似乎以這種方式消失了，實際上是被用以恢復和強化無意識中最重要的那些東西——可能是一些天性上的傾向，而這些無意識的傾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機會表達自己，或者至少在我們的意識中不被允許不受約束地存在。
這些傾向對我們的意識心理形成了一種無時不在的「陰影」，具有潛在的破壞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產生有益影響的一些傾向，在受到壓抑時也會轉變為惡魔。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好心的人會害怕無意識，甚至害怕心理學。
我們的時代已經證明了打開地獄之門意味著什麼。一些極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在田園詩般無害的20世紀頭一個十年中，發生了使我們的世界天翻地覆的事件，沒有人能想像到會有這麼嚴重。從那以後，世界一直處於精神分裂的狀態。文明的德國不僅釋放出了它可怕的原始性，俄羅斯也被它掌控，非洲也被它點燃了。難怪西方世界感到不安。
現代人不明白，他們的「理性主義」（它摧毀了現代人對神秘象徵和思想的反應能力）使其在相當的程度上遭受精神「地獄」的擺布。他們把自己從「迷信」中解放了出來（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價值，達到了相當危險的程度。他們的道德和精神傳統已經瓦解，他們現在正在為此付出代價，出現了世界範圍內的迷失和分裂。
人類學家經常描述，原始社會的精神價值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時會發生什麼。它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意義，他們的社會組織會瓦解，他們的道德會墮落。我們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我們從未真正理解我們失去了什麼，因為不幸的是，我們的精神領袖更感興趣的是保護他們的制度，而不是去理解象徵中所展現的秘密。在我看來，信仰並不排斥思想（這是人類最強大的武器），但不幸的是，許多宗教信徒似乎非常害怕科學（順便也害怕心理學），以至於他們對一直以來控制人類命運的神聖的精神力量視而不見。我們已經剝去了一切事物的奧秘和神性，再也沒有什麼是神聖的。
古代神話人物現在是博物館裡的珍品（左圖），但是他們所表達的原型並沒有失去影響人類思想的力量。也許現代「恐怖」電影中的怪物（右圖）是不再被壓抑的原型的扭曲版本。
被壓抑的無意識內容會以消極情緒的形式破壞性地爆發，就像「二戰」時一樣。左圖，1943年起義後華沙的猶太囚犯；右圖，死者的鞋子堆放在奧斯威辛。
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由於與文明接觸而失去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導致部落解體。現在這個部落只有幾百人。
在更早的人類時代，當一些本能的概念在人的頭腦中湧現時，他們的意識頭腦無疑能將它們整合成一個清晰連貫的心靈模式。但是「文明人」再也不能這樣做了。「文明人」的「高級」意識，已經從其自身剝奪了那些能夠讓本能和無意識的輔助效果得以被吸收的方式。這些同化和整合的器官曾是具有神性的象徵，被一致認為是神聖的。
例如，今天我們會談論「物質」，我們描述了它的物理性質，我們在實驗室做實驗來證明它的一些方面。但「物質」這個詞仍然是一個枯燥的、不人道的、純粹理智的概念，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精神意義。而物質在以前的意象是多麼不同啊，比如「大母神」，它表達了帶有深刻情感的「地球母親」的含義。同樣地，過去的精神現在被等同於理智，因此不再是「萬有之父」，它退化為人類有限的自我思想，「我們的父」的意象所表達的巨大的情感能量消失在了理智的沙漠中。
這兩個關於原型的原則，是東西方比較體系的基礎。但是，人民群眾和他們的領導者沒有認識到，像西方那樣把世界的原則(world principle)稱為男性和父親（精神），或像共產主義者那樣把世界的原則稱為女性和母親（物質），兩者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本質上說，我們對其中一個的了解與對另一個的了解一樣少。在人類早些的時代，這些原則在各種儀式中被崇拜，這至少表明了它們對人類的精神意義，但現在它們已經成為純粹的抽象概念。
隨著科學理解的發展，我們的世界變得失去了人性。人類感到自己在宇宙中是孤立的，因為他已不再參與到自然之中，失去了與自然現象之間感性的「無意識認同」(unconscious identity)，這些現象逐漸失去了它們的象徵意義。雷聲不再是憤怒之神的聲音，閃電也不再是復仇之箭。河流不再包含精神，樹不再是人的生命原則，蛇不再是智慧的化身，山洞不再是大魔王的家園。現在石頭、植物和動物中聽不到聲音對人說話，也沒有人對它們說話，因為不相信它們能聽到。人類與自然的聯繫消失了，這種象徵性的聯結所提供的深刻的情感能量也隨之消失了。
我們的夢的象徵彌補了這一巨大的損失。它們帶出了我們原始的天性——本能和奇怪的想法。然而不幸的是，它們用自然的語言來表達它們的內容，這對我們來說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因此我們便面臨著一項任務，就是把它翻譯成現代語言的理性詞語和概念，使它從原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特別是從它與所描述的事物的神秘關係中解放出來。如今，當我們說到鬼和其他一些神聖的形象時，不再會有如魔法一般的形象浮現在我們的頭腦中了。力量和榮耀都從這些曾經強有力的詞語中消失了。我們不再相信魔法公式，沒有多少禁忌和類似的限制被保留下來，我們的世界裡的諸如「女巫」「術士」和「地精」之類的「迷信」的神靈已經被淨化掉了，更不用說狼人、吸血鬼、叢林靈魂以及所有其他住在原始森林裡的怪異生物了。
更準確地說，我們的世界表面上似乎清除了所有的迷信和非理性元素。然而，人類真正的內心世界（而不是我們對其自我憧憬般的想像）是否也已經從原始性中解放出來，就是另一個問題了。「13」這個數字對很多人來說不還是禁忌嗎？現在不還是有許多人懷有非理性的偏見、投射和幼稚的幻想嗎？若展開一幅人類心靈的現實圖景，將揭示出許多這樣的原始特徵和殘存，它們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就好像在過去的500年里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理解這一點很重要。現代人實際上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其特徵是在長期的心理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這個混合的存在，意味著我們必須同時面對人類與他們的象徵，我們必須非常仔細地審視他們的心理產物。在他們身上，與懷疑主義和科學信念共存的，還有舊式的偏見、過時的思維與情感習慣、頑固的誤解和盲目的無知。
這就是當代的人類，他們產生了我們心理學家要研究的象徵。為了解釋這些象徵，很重要的一點是了解它們的表現形式與純粹的個人經驗是否有關，或者說它們是否由一個夢為了特定的目的從一般意識知識的儲存中選擇出來。
以一個出現數字13的夢為例。問題在於，是夢者自己習慣性地相信這個數字的不幸屬性，還是說，夢只是在影射那些仍然沉迷於這種迷信的人。這個問題的答案對夢的解釋有很大影響。在前一種情況下，你必須考慮到一個事實，即這個人仍然處於13的不幸魔咒之下，因此住進酒店的13號房間或與13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這個人會感到最不舒服。在後一種情況下，13可能僅僅意味著一句不禮貌的或侮辱性的言語。那位「迷信」的夢者仍然能感受到13的「魔力」，而那位更「理性」的夢者則已經剝去了其最初的情感色彩。
這個探討說明了原型在實際經驗中出現的方式：它們同時是意象和情感。我們談到某種原型時，一定是意味著這兩方面同時存在。當只有意象的時候，就只有在意義上無關緊要的圖文形象了。但是有了情感後，意象獲得了神性（或心靈的能量），它就變成了動態的，其中就必然會含有某種重要性。
我知道要理解這個概念是很困難的，因為我是在試圖用語言來描述某種東西，但這種東西的內在本質使它無法被精確地定義。但是，正因為如此多的人選擇把原型當作一個機械系統的一個部件，好像可以通過死記硬背來理解一樣，我就更有必要強調它們不僅僅是名稱，甚至不僅僅是哲學概念。它們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是以情感為橋樑，與鮮活的個體完整聯繫起來的意象。這就是為什麼不可能對任何原型進行武斷（或普遍）的解釋，而是必須建立在它所關聯的具體個人的完整生活狀況的基礎上。
因此，對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而言，十字架的象徵只能在基督教的語境中被解釋——除非這個夢產生了一個非常強烈的超越這個語境的理由。即使這樣，我們也要記住它在基督教中的具體含義。但我們不能說十字架的象徵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有相同的意義。如果是這樣，它就會失去它的神秘性，失去它的活力，變成一個純粹的詞語。
古代中國人把月亮和觀音（上圖）聯繫在一起。其他一些社會也把月亮人格化為神。
雖然現代太空飛行證明，月亮只是灰塵形成的坑球（上圖），我們仍以某種帶著愛和浪漫的方式與月球保持聯結，一些原型的態度在其中保留了下來。
在孩子的無意識中，我們可以看到原型象徵的力量（和普遍性）。上圖，一個7歲孩子的繪畫有著一個真正神話的氣質——一個巨大的太陽趕走了一群黑鳥，它們是夜晚的惡魔。
上圖，玩耍中的孩子自在地手舞足蹈，和原始人的儀式性舞蹈一樣自然，是自我表達的形式。
古代民間傳說仍然存在於孩子的「儀式」的信念中，例如，英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的孩子們仍認為看到一匹白馬是幸運的——白馬是生命的一個著名象徵。上圖，掌管創造力的凱爾特女神艾波娜(Epona)騎著馬，她就經常化身為一匹白色母馬。
那些沒有覺察到原型的特殊情感基調的人，最終有的只是一堆混亂的神話概念，這些概念可以隨意穿在一起，任何東西都可以意味著任何意義，或者乾脆什麼意義都沒有。世界上所有屍體的化學成分都是一樣的，但活著的人不一樣。只有當我們耐心地嘗試去發現原型為什麼以及以何種方式對一個活著的個體有意義時，原型才會出現。
如果你不知道所使用的語言代表什麼，僅僅使用語言是徒勞的。在心理學上尤其如此，我們談到的原型有阿尼瑪(anima)、阿尼姆斯(animus)、智者(the wise man)、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等等。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聖徒、聖賢、先知和其他聖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大母神，但如果你從未體驗過意象的精神性，那麼它們就只是意象，就好像你是在夢中說話，因為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所使用的隻言片語將是空洞且沒有價值的。只有當你試著考慮它們的精神性時，例如，考慮它們與活著的個體的關係，它們才會獲得生命和意義。只有這樣，你才會開始明白它們的意義不在具體的名稱上面，它們與你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們的夢產生象徵的功能，是試圖把人的原始心理帶入「高級」或與之分離的意識中。原始心理從來沒有在意識中存在過，因此它在此之前也從來沒有受到過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因為在很久以前，那個原始心理就是人的全部人格。隨著意識的發展，人的意識心理與一些原始的心靈能量之間失去了聯繫。而意識心理從來就不知道那個原始心理，因為原始心理在意識發展形成並與之分離的過程中被拋棄了，而能覺察到它的又只有意識。
然而，我們所稱作的無意識似乎保留了構成部分原始心理的原始特徵。夢的象徵經常指的就是這些特徵，就好像無意識試圖帶回所有在心理進化中被拋棄的舊東西——幻覺、幻想、古老的思想形式、基本本能等。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在處理無意識的事物時經常會遇到阻礙，甚至是恐懼。這些殘留物不僅不是中立的或無關緊要的，相反，它們的能量如此強烈，以至於往往不只是讓人們感到不舒服。它們會引起真正的恐懼。它們越是被壓抑，就越是會以神經症的形式在整個人格中擴散。
正是這種心靈的能量使它們如此重要。就好像一個人經歷了一段無意識時期後，突然意識到他的記憶中有一片空白——似乎有重要的事件發生了，他卻不記得。只要他認為心靈是完全個人的（這是通常的假設），他就會試圖找回那些明顯喪失的嬰兒時期的記憶，但他童年記憶中的空白又只是一種更大喪失的症狀——原始心靈的喪失。
就像胚胎身體的進化會重複它的史前歷史，心理的發展也會經過一系列的史前階段。夢的主要任務，是帶回對史前世界和嬰兒世界以及直到最原始本能的某種「回憶」。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回憶可以產生顯著的治療效果，就像弗洛伊德很久以前看到的那樣。這一觀察結果證實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嬰兒時期的記憶空白（一種所謂的遺忘症）代表著積極一面的喪失，而它的恢復可以給生命和幸福帶來正向的增長。
因為一個孩子的身體是小的，並且他在意識層面的想法是稀少且簡單的，因此我們沒有覺察到嬰兒心靈深遠的複雜性，嬰兒心靈具有與史前心靈的原始一致性。這種「原始心理」在孩子身上仍然存在並發揮著作用，就像人類的進化階段在胚胎期的身體裡存在並且復現一樣。如果各位讀者還記得那個把自己那些不尋常的夢作為禮物送給父親的孩子，以及我對那些夢所說的內容，你們就能很好地理解我的意思。
在嬰兒期遺忘症的案例中，我們發現，奇怪的神話片段也經常出現在病人後來的精神病中。這種意象是高度精神性的，因此非常重要。如果這些回憶在成人生活中再次出現，它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造成深度的心理困擾，而在一些人身上，也可能產生治癒或宗教皈依的奇蹟。它們常常帶回一份遺失已久的生活片段，這份生活給人以意義，從而豐富了人生。
嬰兒時期記憶的回憶，和精神行為以原型的方式再現，可以在意識中創造出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大的延展性，前提是我們在意識中成功地吸收和整合那些失而復得的內容。它們不是中立的，因此吸收它們會改變人格，就像它們自己也會經歷某些改變一樣。這就是所謂的「個體化過程」（馮·法蘭茲博士在本書後面的章節會進行描述）。在這個過程中，象徵的解釋起著重要的實際作用，因為這些象徵是調和與統一心靈中對立面的自然嘗試。
自然地，如果在看到這些象徵後，只是把它們置於一旁不加理會，將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只會使舊的神經症狀態復位，而破壞整合的嘗試。不幸的是，那些少有的不否認原型存在的人，幾乎總是只把它們當作純粹的詞語，而忘記了它們有生命力的現實。於是，當它們的精神性（不合理地）被拋棄時，無限替代的過程就開始了——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很容易從一個原型滑到另一個原型，任何東西都可以意味著任何東西。原型的形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互換，這是千真萬確的。但它們的精神性是一個事實，而且代表了一個原型事件的價值。
我們必須把這種情感價值牢記在心，並允許其貫穿於整個釋夢的理智過程。這種價值太容易失去了，因為思維和情感是截然相反的，以至於思維幾乎自動地拋棄了情感價值，反之亦然。心理學是唯一需要考慮價值因素（例如情感）的科學，因為它是現實事件與生命之間的聯繫。心理學經常因為這個原因被指責為不科學，但批評者們沒有理解，在科學和實踐的意義上給予情感以適當考慮是必要的。
療愈分裂 Healing the split
我們的智力創造了一個主宰自然的新世界，並給它創造出無數可怕的機器。機器無疑是非常有用的，我們甚至看不到擺脫它們的可能性，我們也不會被它們所奴役。人類一定會沿著自己科學和創新頭腦的冒險旅程繼續前進，並欣賞自己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與此同時，人類的天才表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傾向，即發明出越來越危險的東西，因為它們代表著越來越好的大規模自殺手段。
考慮到世界人口迅速增長的狂潮，人類已經開始尋找方法來控制這股不斷高漲的洪水。但是，大自然可能是預見到我們所有的嘗試，而讓人類與自己的創造性思維為敵。例如，氫彈可以有效地阻止人口過剩。儘管我們驕傲地控制著自然，但我們仍然是它的受害者，因為我們甚至還沒有學會控制我們自己的本性。儘管過程緩慢，但我們似乎正不可避免地招致災難。
我們再也沒有可以求助的神靈了。世界上那些大宗教遭受著日益嚴重的貧血，因為樂於助人的精靈已經逃離了森林、河流和山脈，也逃離了動物，而「神-人」則消失在無意識中，我們愚弄自己，以為他們敗退於過去的遺蹟之中過著不光彩的生活。我們現在的生活被理性女神主宰，她是我們最大也最悲慘的幻覺。我們讓自己確信，藉由理性的幫助，我們已經「征服了自然」。
但這僅僅是一個口號。因為所謂的征服自然帶來人口過剩的自然事實，使我們不知所措；還給我們增添了麻煩，由於心理上的欠缺，我們無法在新的情境下做出必要的政治安排。人們還是一樣會爭吵，會想方設法要比別人優越。那麼，我們如何談得上已經「征服自然」呢？
20世紀最偉大的城市之一——紐約。
另一座末日中的城市——1945年的廣島。雖然人類似乎已經獲得了對自然的控制，但榮格一再指出，人類還沒有獲得對自己的自然本性的控制。
任何改變都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只有人類個體才能經歷這種改變，並將其進行到底。改變的確必須從個人開始，可能是我們中的任何一個。沒有人能夠袖手旁觀，等某個別人去做他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但既然似乎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我們每個人都有必要問問自己，我們的無意識是否碰巧知道一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當然，在這方面，意識心理似乎做不了任何有用的事情。今天的人們痛苦地發現，無論是他的偉大宗教還是他的各種哲學，似乎都不能為他提供那些強有力的令人鼓舞的思想，不能使他在面對當今世界的情況時獲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我知道佛教徒會說什麼：人們只要遵循佛法的「八正道」，並對「我」有真正的洞察力，事情就會變好。基督徒告訴我們，如果人們相信上帝，我們就會有一個更好的世界。理性主義者堅持認為，如果人們聰明又通情達理，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但問題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僅憑自己解決這些問題。
基督徒常常問，為什麼上帝不向他們說話，就像在過去的日子裡人們認為的那樣說話。當我聽到這樣的問題時，總是想起一位拉比（即猶太教中有學問的老師），曾經有人問他，為什麼在過去上帝經常向人們顯現，而現在卻沒有人看到他。拉比回答說：「現在再也沒有人能鞠躬鞠得足夠低了。」
這個答案一針見血。我們被自己的主觀意識所迷惑和糾纏，以至於我們忘記了一個古老的事實，即上帝主要通過夢和幻象來說話。佛教徒將無意識的幻想世界拋棄，將其視為無用的幻想；基督徒把教會和《聖經》放在他自己和他的無意識之間；而理性的知識分子還不知道他的意識並不是他的全部心靈。儘管70多年來，無意識在任何嚴肅的心理學研究中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科學概念，但這種無知一直存在至今。
我們再也不能把自己當作高高在上的上帝一樣，把自己當作對自然現象的好壞的評判者了。我們不會把植物學建立在有用的和無用的植物這一過時的劃分上，也不會天真地把動物學建立在無害的和危險的動物的區分上。但我們仍自以為是地認為，意識是有意義的，而無意識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認識在科學裡會被一笑置之。例如，微生物是有意義的還是沒有意義的？
不管無意識是什麼，它是一種自然現象，其產生的象徵被證明是有意義的。我們不能期望一個從未用過顯微鏡的人成為微生物學的權威；同樣，如果一個人沒有認真研究過「自然形成的象徵」，就不能被認為是一個稱職的評價者。對人類靈魂的普遍低估是如此嚴重，以至於無論是宗教、哲學還是科學理性主義都不願意重新審視它。
儘管天主教會認同存在「由上帝送來的夢」(somnia a Deo missa)，但天主教的大多數思想家並沒有認真地試圖去理解夢。我懷疑新教中有沒有哪條論述或教義，會屈尊承認上帝的聲音(vox Dei)在夢中被察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一個神學家真的相信上帝，他以什麼權威說上帝不能通過夢說話呢？
倫勃朗(Rembrandt)的畫作《沉思中的哲學家》(Philosopher in Contemplation, 1632)。這位內省的老人為榮格的信念提供了一個意象，即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探索自己的無意識。
不能忽視無意識，它像星星一樣自然、無限、強大。
我對自然形成的象徵做了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夢和夢的象徵並不是愚蠢和無意義的。相反，夢為那些不怕麻煩去理解夢的象徵的人提供了最有趣的信息。誠然，這些結果與當下處處關心買和賣的世俗邏輯毫無關係。但是，我們的商業生活並不能詳盡地解釋生命的意義，人類內心深處的渴望也不能通過銀行賬戶得到滿足。
在一個所有可用的能量都被用來研究自然的人類歷史時期，人的本質則極少被關注。人的本質即心靈。儘管人們對意識的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心理中真正複雜和不為人知的部分，即產生象徵的部分，實際上仍未被探索。儘管我們每天晚上都從那裡接收信號，但只有極少數人願意不怕麻煩地去探索，因為要破譯這些通信似乎太過乏味。這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人類最偉大的工具，即心靈，很少被人想到，而且常常被直接懷疑和輕視。「這只是心理上的」往往意味著：沒什麼。
這種巨大的偏見究竟從何而來？很明顯，我們一直忙于思考自己所想的問題，以至於我們完全忘記了去問無意識心靈是如何看待我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證實了大多數人對心靈的蔑視。在人們面前，心靈完全被忽視了，它現在變成了道德垃圾的垃圾場。
這種現代立場當然是片面和不公正的。它甚至不符合已知的事實。我們對無意識的實際認識表明，它是一種自然現象，而且就像自然本身一樣，至少是中性的。它包含了人性的各方面——光明與黑暗，美麗與醜陋，善良與邪惡，深刻與愚蠢。對個體和集體象徵的研究是一個巨大的任務，一個尚未被熟練掌握的任務。但終於有了一個開始。早期的結果是令人鼓舞的，而它們似乎為當今人類許多至今未解問題指出了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