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由來 · 補論 性選擇與猿猴的關係

（原載《自然界》，丙102，1876年11月2日，頁18。） 在我的《人類的由來》一書里關於性選擇的討論當中，在許多情況里，最使我感興趣而又難以理解的情況莫過於某幾種猿猴的顏色鮮艷的臀部和它的周圍部分。這些鮮艷的部分既然在兩性的身上並不相等，總是一性的尤為鮮艷，而此種鮮艷的程度，一到戀愛的季節，又變得有所增加，於是我的結論是，這些顏色之所以取得，不是偶然的，而是用來作為引誘異性的一種手段。一隻孔雀既然可以賣弄他的壯麗的尾巴，難道一隻猿猴就不可以炫耀他的鮮紅的臀部麼？儘管事同一轍，並不為奇，我當時自己卻也充分地理會到，這結論不免貽笑大方。然而在那時候，我還沒有能取得什麼證據，說明猿猴在調情說愛之際真會把身體的這一部分顯示出來；而在鳥類方面，我們知道，這一類的炫耀的手法最能證明雄鳥的種種裝飾是旨在引誘或激發雌鳥而對他們自己有用的。最近我讀到哥達城（Gotha——德國中部城市，即《哥達綱領》發表的地點——譯者）約·菲歇爾（甲241）在1876年4月一期的《動物學園地》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各種猿猴在不同情緒下所作出的不同表示，很值得留心這一題目的人學習，並從而看出作者是一個眼明心細的觀察家。在這篇文章里有這樣一段敘述，說一隻年輕的雄的大狒狒或山魈（mandrill，即乙318）初次在一面鏡子裡看到他自己時的行徑，並且說到，他在鏡子裡照了一會兒之後，轉過身來，把鮮紅的臀部朝向鏡子。接著我就向約·菲歇爾先生通信，問他山魈這一奇怪的動作，在他看來，有什麼意義。後來我接到了兩次很長的回信，連篇累牘地談到許多新奇的瑣細的事實，我希望，將來他會在文章里把它們發表出來。他說他起初對山魈的這一動作莫名其妙，於是帶著問題把他家裡一直飼養著的其他幾種猿猴的若干只逐一加以仔細觀察。他發現不光是山魈這一個種的狒狒，並且還有黑面狒狒，亦稱鬼狒狒（drill，即乙317），以及其他三種狒狒（樹靈狒狒，乙316；人面狒狒，乙320；黃狒狒，乙313），還有黑犬猿（乙322）、恆河猴（乙588或乙832）和又一個種的獼猴（乙586），如果它們對菲歇爾自己或其他的人感覺到高興的話，會把它們這一部分的身體轉過來向著他們，表示問候之意，而這幾種猿猴的臀部無一不是顏色鮮艷，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他說他又曾煞費苦心，想把那隻已經養了五年的恆河猴的這種不太雅觀的習慣破除掉，最後終於成功了。當一隻新到的猿猴參加進來的時候，這幾種猿猴特別喜歡這樣地致意，一面這樣做，一面還裝著鬼臉，對猿猴中的老朋友，也常常如此。無論對新知舊識，經此相互展示一番而致意之後，就開始一起玩耍了。至於上面所說的那隻年輕的山魈，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自動地對主人，即菲歇爾，放棄了這一套禮數，但對陌生客人和新到的猿猴還是行禮如儀。一隻年輕的黑犬猿，除了有一次之外，從來不對主人來這一套，而對陌生客人則往往做此行徑，一直不改。根據這些事實，菲歇爾的結論是，那幾種對鏡而轉身相照的猿猴（一起有山魈、鬼狒狒、黑犬猿、恆河猴和獼猴的一個種）之所以如此，蓋由於把自己的照影當做新交的朋友。山魈與鬼狒狒的臀部顏色特別冶艷，裝飾性特強，即在很年輕的時候，比起別種猿猴來，更經常地要把它顯示出來，並且更能做出賣弄的姿態。其次是樹靈狒狒，在其餘幾個猿猴種，則此種經常的程度都要差些。但同一個猿猴種的成員，在這方面也不盡相同，其中很怕羞的若干只從來不把臀部這樣地誇耀出來。特別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在臀部沒有什麼好看的顏色的一些猿猴種菲歇爾卻從來沒有看到過有意識地把身體後部提供觀瞻的任何例子。這句話適用於爪哇猴（乙583）和長尾猿的一個種（乙198，而這是和上面說過的恆河猴在親緣關係上十分相近的一個種）的許多個體，也適用於長尾猴屬（乙199）中的三個種和若干個新大陸的猴種。以臀部向舊友新知相示的致候的習慣，對我們人來說，像是十分古怪，但我們只要想到許多野蠻族類的相見的禮俗，有如用手來各自撫摩肚子，或彼此以鼻子相磨（我國江南有此習慣，但只行於大人小孩之間，以示親愛，稱為「擰鼻頭」——譯者），也就不覺得那麼古怪了同一種顯示臀部的動作，其在山魁與鬼狒狒，似乎是屬於本能的，即出自遺傳的，因為很幼小的動物也會這樣做。不過，像其他這麼多的本能一樣，它會通過後天的見聞而起些變化，受些指引，因為菲歇爾說，這些猿猴也會花些工夫，把誇示的動作做得十分周到；而如果同時有兩個觀眾在場，而對它們的注意力似乎有所不同的話，它們會把這種工夫用在注意力更多的那個觀眾身上。 關於這一個習慣動作的起源，菲歇爾說，他所畜的這幾種猿猴喜歡把臀部供人敲敲拍拍，並從喉部發出嗚嗚之聲，表示高興。它們也時常把這一部分身體轉向在場的伴侶，讓它們把沾上了的髒東西代為剔除，如果戳上了荊刺，無疑地也會如此。但在成年的猿猴，這一習慣動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和性慾的感覺有聯繫，因為菲歇爾曾經通過一扇玻璃門而注視過一隻雌的黑犬猿的行徑，看到她，在好幾天之內，不時要「把肥壯而變得通紅的臀部轉過來，向雄的黑犬猿展示，一面展示，一面還不斷地發出嗚嗚的喉音來；而這是我在這隻動物身上以前所一直沒有看到過的。而雄猿見到這光景之後，就向他平時用來蹲著的樹根使勁地捶，一面捶，一面也同樣的嗚嗚做聲，顯然像是在性慾上受到了激發。」菲歇爾又認為，所有這些臀部的顏色多少有些鮮艷的猿猴種既然生活在樹木鮮少而岩石嶙峋的地面，這種顏色可以使兩性之一，在一定距離之外，顯得突出，而為另一性所看到。但這一點看法恐怕不然，因為，依我的想法，這些猿猴既然是成群結隊的動物，兩性便沒有在遠距離之外彼此相認的需要。我認為更符合於實際的一個看法也許是，這些鮮艷的顏色，無論是在臉部或臀部，或，如在山魈之例，則兩部兼而有之，是用來作為裝飾的，是吸引異性的一種手段。無論如何，我們如今既然已經知道，一些猿猴種有這種把臀部轉向它們的同類的習慣，我們認為，這些顏色所以裝點在身體的這一部分，而不在其他部分，就絲毫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了。據我們現有的知識所及，似乎只有具備這些顏色的安排的幾個猿猴種才於彼此相見之際履行上面所說的禮數，這樣一個有局限性的事實卻引起了一個疑難的問題，就是要問：它們是首先通過某種和兩性關係並不相干的緣由而取得了這一習慣，而後來才在這習慣於轉動的身體部分上面取得一些顏色，作為有助於兩性關係的裝飾的呢；還是這些顏色和轉身的習慣當初是通過了變異與性選擇的活動而同時取得的，而後來，通過所謂牽連遺傳，即，一些牽連的關係亦足以遺傳的這一條原理（principle of inherited association），而這習慣被保留了下來，作為表示高興或相見時致意之用的呢？看來這條原理的活動機會或場合是不少的。例如，一般都承認鳥類的歌唱主要是在戀愛的季節里作為一種誘引手段之用，而有如黑松雞的「勒克」（參上第十四章譯註1 ），即嚶鳴大會，是和這種鳥的叫春或求愛的活動分不開的。然而在有些鳥種，歌唱的習慣也一直保持了下來，作為心情愉快的一種表示，例如普通的知更鳥，而黑松雞或雷鳥也把嚶鳴大會保持了下來，在其他季節里也未嘗不可以舉行，而與叫春的活動無關。 請容許我談一下與性選擇有關係的另外一點，有人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方式的選擇，至少就雄性的種種色相或裝飾手段而言，不得不隱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凡在同一個地段之內的雌性必須具備、而且發揮同樣的賞鑒的能力，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關於這樣一個問題，首先應當說明，儘管一個物種的變異的幅度可以很大，卻也不是漫無限制的。我在別處曾經就鴿子在這方面提出過一個良好的例子，說到根據顏色的殊異來看鴿子，我們至少可以把它分成一百個變種，而同樣地，以家雞為例，也大約可以分成二十個變種，然而鴿子與家雞各有其顏色變異的幅度，各自分明，截然不混。由此可知鴿子的原種也好，家雞的原種也好，對顏色的欣賞能力，也不可能是漫無邊際的。其次，我敢說，凡是支持性選擇的原理的人誰也不認為，雌性在選擇雄性時，是專門挑選他的這一特點之美，或那一特點之美；不是如此，而只是在這一隻雄性面前，比在那一隻雄性面前，受到更大程度的激動或吸引而已，而這一層所憑藉的，特別是在鳥類，似乎往往是鮮艷的顏色的總的印象。即便是我們人，也許除了個別的藝術家而外，也不會對他所可能賞識的一個女子的姿色之所以為美細皮薄切地一小點一小點地加以分析。上文說到的那隻雄的山魈不但有冶艷的臀部，並且臉部也是色彩繽紛，左右頰上又有些斜行而隆起的橫條紋，頷下又有一撮黃色的須髯，以及其他一些點綴（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動物學大辭典》附有彩圖，北京動物園畜有活標本，可供觀賞——譯者）。根據在家養動物中間所看到的變異的情況，我們不妨加以推論，認為山魈的這些裝飾手段，最初是由某一隻個別的雄性朝著某一個方面變異了一小點點，而另一隻個別的雄性朝著另一個方面變異了一小點點，這樣一步一步地積累，才終於取得的。凡是在雌山魈眼裡最為美麗而最有吸引力的雄山魈就會有最多的取得配偶的機會，並且要比其他的雄山魈留下更多的後一代。到了這後一代，無論他們的父親或他們自己所與交配的是什麼樣的山魈，他們自己傳到而又傳給更後一代的，或者是父親輩身上的這些特點本身，或者是向著同樣一些方面變異的更為加強的傾向，二者必居其一。結果是，凡在同一個地域裡生活的全部的雄山魈，由於不斷地交配來交配去的影響，傾向於經受一些同樣的變化而趨於幾乎一致，只是有的在某一個性狀或特徵方面，而有的在另一個性狀方面變化得略微多一些罷了，而所有這些變化的過程都是極度緩慢的。到了最後，大抵所有的雄性都通過這一過程而在雌性的眼光里都變得更為美好，更有吸引的力量。這一過程和我以前所提出的所謂不自覺的人工選擇有些相像，並且我也曾為此而舉過若干例子。其中的一個是，某一個地區或國度的居民喜愛體輕而能疾走的狗或馬，而在另一處，則喜愛身體堅實而健壯有力的這類動物。而無論在哪一處，誰也沒有花過工夫，專就狗馬之中挑取肢體輕快或重實的個體；然而過了相當長的年代之後，我們會發現兩地的狗或馬的幾乎全部成員都起了變化，一則成為輕快，一則成為重實，各自如願以償。同一個物種可以分別生活在兩個絕對分開而不相交通的地區里，因此，在漫長的年代裡，兩地同種的個體不可能發生任何交混的事情，而且，由於地區不同，兩處所發生的變異大概也不會完全一樣——在這樣一個形勢之下，性選擇有可能使兩處的雄性變得不同，而這一來，兩處雌性的審美能力也自然而然地不會完全相同了。再有一種想法，據我看來，也不是完全憑空想像的，就是，同一物種的雌性，也可因所處的環境很不相同而分成兩批，而正因為兩地環境的差別很大，她們對形態、對聲音、對顏色，會取得多少有些不同的喜愛的標準。儘管有這一類可能的情況，我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已經舉出過一些例子，說明在生活於很不相同的地域裡的親緣關係十分近密的一些鳥種中間，幼鳥和成年雌鳥是彼此都相像而不易分辨的，而成年雄鳥則因地而有所不同，並且不同的分量還不太小，而這是很可以歸因到性選擇的作用而不怕離開實際太遠的。 潘、胡譯《人類的由來》書後 胡壽文同志送來他和潘光旦先生共同翻譯的達爾文著《人類的由來》一書的清樣，並告知此書出版有日矣。他知道我熟悉這書翻譯和出版的經過，要我在書後寫幾句話。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略寫幾頁以記其始末。 這本書的翻譯是潘光旦先生一生學術工作中最後完成的一項業績，充分體現了他鍥而不捨、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我師從先生近四十年，比鄰而居者近二十年。同遭貶批後，更朝夕相處，出入相隨，執疑問難，說古論今者近十年。這十年中，先生以負辱之身，不怨不尤，孜孜矻矻，勤學不懈，在棄世之前，基本上完成了這部巨著的翻譯。 記得早在 1956年商務印書館的友人來訪，談及翻譯介紹西方學術名著事，先生即推薦達爾文一生的著作，並表示願意自己擔任《人類的由來》的翻譯。隨後他即函告在國外的友人，囑代購該書原版。書到之日，他撫摩再四，不忍釋手，可見其對該書的情深。先生早歲在美國留學時，學生物學，並親聽遺傳學家摩爾根之課。他結合自己人文科學的造詣，發揮優生學原理和人才的研究。後來在執教各大學講社會學課程，亦特別著重社會現象中人類自然因素的作用。他推崇達爾文由來已久。 達爾文是十九世紀英國學術上破舊立新的大師。他身患痼疾，為探討自然規律，苦學終身。1859年他的《物種起源》一書問世，總結了他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地親自觀察生物界的現象，發現自然選擇在物種變化上起的作用，探索了物種的起源和進化的規律。達爾文忠實於反映客觀實際，勇於把見到的自然現象公布於世，成為人類共同的知識。儘管達爾文當時並沒有把物種起源直接聯繫於人類，他只說了一句話：通過《物種起源》的發表，「人類的起源，人類歷史的開端就會得到一線光明。」但是這書的發表，對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話和靠神造論來支持的封建倫理卻不啻發動了空前未有的嚴重挑戰。當時保守勢力的反撲頑抗和社會思想界的巨大震動，使一貫注意不越自然科學領域雷池一步的達爾文也不能默然而息。他發憤收集充分的客觀事實來揭發人類起源的奧秘。終於在 1871年（《物種起源》出版後的十二年），發表了《人類的由來》這本巨著，用來闡明他以往已形成的觀念，即對於物種起源的一般理論也完全適用於人這樣一個自然的物種。他不僅證實了人的生物體是從某些結構上比較低級的形態演進來的，而且進一步認為人類的智力，人類社會道德和感情的心理基礎等精神文明的特性也是像人體結構的起源那樣，可以追溯到較低等動物的階段，為把人類歸入科學研究的領域奠定了基礎。這是人類自覺的歷史發展上的一個空前的突破。 一百多年過去了，對人類的由來研究已有許多新的發現，這本書中有些論點很可能已經過時，正如達爾文在本書第二版序言中說過的那樣：「我作的許多結論中，今後將發現有若干點大概會是，乃至幾乎可以肯定會是錯了的。一個題目第一次有人承當下來，加以處理，這樣的前途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並不是白璧微瑕，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這樣逐步完善的，難能可貴的正是像達爾文這樣，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提出新的問題，予以科學的探討，而取得對基本規律不可撼搖的認識。這一代科學巨匠和偉大思想家所留下《人類的由來》一書，一個世紀來毫不遜色地稱得上是科學研究人類的起點。對達爾文這種貢獻的傾心推崇，促使潘光旦先生決心要翻譯這本書，使它成為推動中國科學發展的一個力量，他也願意用這個艱巨的工作來為我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一點貢獻。 翻譯像《人類的由來》這樣一本學術上的經典著作，毫無疑問地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沒有堅持長期高度腦力勞動的決心是不會敢於嘗試的，即使上了馬也難於始終一致地畢其功於一生的。潘先生不僅在學術上有擔任這項工作的準備，而且具有完成這項工作的修養。從業務上說，達爾文的博學多才，廣徵博引，牽涉到自然、人文、社會的各門學科，要能一字一句地理解原意，又要能用中文正確表達出來，不是一般專業人才所能勝任的。潘先生之於國學有其家學淵源的，他自幼受到嚴格的庭訓，加上他一生的自學不倦，造詣過人。他在清華留美預備班學習時即受知於國學大師梁啓超，梁在他課卷的批語中，曾鼓勵他不要辜負其獨厚的才能。學成返國後，他對我國傳統學術的研究也從來沒有間斷過。一有餘力就收購古籍，以置身於書城為樂。他幾經離亂，藏書多次散失，但最後被抄封的圖書還有萬冊。他收書不是為了風雅，而是為了學習。在一生中的最後十年，為了摘錄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史料，他又從頭至尾地重讀了一遍二十四史。他所摘錄和加上注釋的卡片積滿一櫃，可惜天不予時，他已不能親自整理成文了。 在他同代的學者中，在國學的造詣上超過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時兼通西學者則屈指難計。他弱冠入清華受業，清華當時是專為留美學生做準備的學校，所以對學生的外文訓練要求極嚴。他在校期間，因體育事故，斷一腿，成殘廢，而依然保送出國留學者，是因為他學業成績優異，學校和老師不忍割愛。據說他英語之熟練，發音之準確，隔室不能辨其為華人。返國後，他曾在上海執教，又兼任著名英文雜誌《中國評論周報》的編輯。他所寫的社論，傳誦一時。文採風流，中西並茂，用在他的身上實非過譽。他自薦擔任翻譯達爾文這部巨著，是他審才量力的結果，有自知之明。朋輩得知此事，沒有不稱讚譯事得人，文壇之幸的。 我常謂翻譯難於創作。創作是以我為主，有什麼寫什麼。而翻譯則既要從人，又要化人為己，文從己出，是有拘束的創作。信達雅的信，就是要按原文的一字一句不能多不能少地和盤譯出。譯者要緊跟密隨著者的思路和文采，不允許有半點造作和走樣。凡是有含混遺漏的，就成敗筆；凡是達意而不能傳情的，就是次品。翻譯的困難就在此，好比山山要越，關關要破，無可躲避。翻譯的滋味也就在此，每過一山，每破一關，自得其境，其樂無窮。潘先生每有得意之譯，往往銜著菸斗，用他高度近視的眼睛，瞪視著我，微笑不語。我知道他在邀我拍案嘆服，又故意坦然無動於衷，以逗他自白。師生間常以此相娛。此情此景，猶在目前。先生學識的廣博，理解的精闢，文思的流暢，詞彙的豐富，我實在沒有見過有能與他匹敵之人。而這還不是他勝人之處，卓越於常人的是他為人治學的韌性。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謂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斷，柔中之剛；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碩果。 潘先生喜以生物基礎來說人的性格，我們也不妨以此道回諸夫子。他這種韌性和他的體殘不可能不存在密切的聯繫。以他這樣一個好動活潑、多才善辯的性能，配上這樣一個四肢不全的軀體，實在是個難於調和的矛盾。他在缺陷面前從不低頭，他一生沒有用體殘為藉口而自宥；相反的，凡是別人認為一條腿的人所不能做的事，他偏要做。在留美期間，他拄杖爬雪，不肯後人。在昆明聯大期間，騎馬入雞足山訪古，露宿荒野，狼嚎終夜而不懼。在民族學院工作時期，為了民族調查偕一二隨從伏馬背出入湘鄂山區者逾月。這些都表示他有意識地和自己的缺陷作鬥爭的不認輸的精神。但是另一面，他也能善於順從難於改變的客觀條件來做到平常人不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身靜手勤腦不停。他可以夜以繼日地安坐在書桌前埋頭閱讀和寫作，進行長時間的高度集中的腦力勞動而不感疲乏。我常說，他確實做到了出如脫兔，靜如處子。所以能如是者體殘其故歟？沒有這種修養，要承擔翻譯這一本難度很高、分量極重的科學巨著是決不能勝任的，事實確是如是，即以潘先生這樣的才能和韌性，在這件工作上所費的時間，幾近十年。現在還有多少學者能為一項學術工作堅持不懈達十年之久的呢？ 潘先生從事翻譯這本書的十年並不是風平浪靜的十年。文章憎命達，風波平地起。1957年，他承擔翻譯這巨著的翌年，反右擴大化的狂潮累及先生。我和他比鄰，從此難師難徒，同遭這一歷史上的災難。可是我們的確沒有發過任何怨言，這不能不說是出於先生的循循善誘以身作則的緣故。他的韌性在這種處境裡又顯出了作用。對待不是出於自己的過失而遭到的禍害，應當處之坦然。不僅不應倉皇失措，自犯錯誤，而應順勢利導，做一些當時條件所能做的有益的事。他等狂潮稍息，能正常工作時，就認為這是完成翻譯達爾文這部巨著的機會到來了。我當然還記得曾有人提醒他，這書即便翻譯了出來，還會有出版的可能麼？這似乎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是先生一笑置之。我體會到在他的心目中，烏雲是不可能永遠遮住太陽的，有益於人民的事不會永遠埋沒的。司馬遷著《史記》豈怕後世之不得傳行？只有視一時的榮辱如浮雲的人才能有這種信心，而我則得之於先生。他從戴上右派帽子後，十年中勤勤懇懇做了兩件事，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重讀二十四史，一件就是翻譯本書。這兩件事都是耗時費日的重頭工作，正需要個沒有干擾的可以靜心精磨細琢的環境，政治上的孤立正提供這種條件。當然，他之能利用這個條件來完成這些工作，正說明了他襟懷坦白，心無雜念。 在著手翻譯時，他就得其長婿胡壽文同志參與其事。翻譯這樣的名著，一般是不宜別人插手的，凡從事過翻譯工作的人必然懂得最怕是校閱別人的譯稿。認真的校閱別人的譯文，不僅要摸透原文還要摸透需要校閱的譯文，多此一番手腳，何如自己動手之便？各人行文筆法總是不同，如果多人執筆，勢必使全書筆調駁雜，降低質量。先生不避此忌而得胡共譯，目的當然不在減輕自己的工作量，而實在於培養青年人。以我目擊而言，他先是對胡就原文反覆講解，然後對胡所交譯稿逐字逐句地修改，又要向胡逐一講明修改的原因，再發回重抄。先生所費之力倍於自譯。他循循善誘，不厭其煩地進行面對面的教育者，除對下一代的栽培外，豈有他哉？他在胡壽文同志身上用這功夫，當然不能說其中沒有親屬之誼的成分，但是與他對其他學生的態度並無不同。以他對我來說，我們長期比鄰，以致我每有疑難常常懶於去查書推敲，總是一溜煙地到隔壁去找「活辭海」。他無論自己的工作多忙，沒有不為我詳細解釋，甚至拄著杖在書架前，摸來摸去地找書作答。這樣養成了我的依賴性，當他去世後，我竟時時感到丟了拐杖似的寸步難行。 邀胡參與譯事，加以培養，主要是因為胡原在清華大學學生物學，後來留北京大學執教。先生認為一個學生物學的人，對這門學科的歷史如果心中無底，必然難於深造。在生物學中像達爾文的著作那樣豐富的智力寶庫更有熟讀的必要。他希望於胡壽文同志那樣的青年，不應滿足於成為一個已有知識的傳遞者，而應當以一個繼往開來的學術環節自任。要培養這樣的學者，就得要讓他重複一次這門學科前人所走過的道路，才能懂得什麼叫推陳出新。胡壽文同志這一代人在校期間所得到的營養不如前一代，特別於外文缺少功夫，所以先生用參與譯事的機會，親自指導他補足其短缺。這番用心，其意深遠。 先生平素主張通才教育，那就是認為作任何學術領域裡的專業研究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基礎。他本人能遊刃於自然、人文、社會諸學科之間，而無不運用自如者，正得力於基礎較廣的學術底子。這種主張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正與當時流行的專業訓練相左，他也因此受到批判。三十年後，這種理工分離，文理分離的教育體制已成了必須通過實踐進行檢驗的對象，到了我們有必要破除成見重新對通才教育加以認真考慮的時候。先生之譯達爾文名著，推其意當不在僅僅傳播一些一百年前達爾文得到的科學知識，而是矚望於我們國家的新一代中能產生自己的達爾文。達爾文正是他所說通才教育的標本。 1966年初潘先生和我一起瞻仰革命聖地井岡山返京。他幹勁百倍地急忙整理抄寫他業已基本譯成的這部譯稿。他的文章原稿都要自己謄寫。蠅頭小楷，句逗分明。他高度近視，老來目力日衰，伏案絕書，鼻端離紙僅寸許。最後除了一些有待請教專家協助的原著中拉丁文和法文引文外，全稿殺青。敝帚自珍，按他的習慣必定要親自把全稿整整齊齊地用中國的傳統款式分裝成冊。藏入一個紅木的書匣里，擱在案頭。他養神的時候，就用手摸摸這個木匣，目半閉，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種知我者誰的神氣。 晴天霹靂，浩劫開始。1966年9月1日，紅衛兵一聲令下，我們這些所謂「摘帽右派」全成階下囚。潘先生的書房臥室全部被封，被迫席地臥於廚房外的小間裡。每日勞改不因其殘廢而寬待。到翌年6月10日因坐地勞動受寒，膀胱發炎，缺醫無藥，竟至不起。我日夕旁侍，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先生既沒，其住所將啟封作另用，其女入室清理，見遺稿木匣被棄地下，稿文未散失，但被水浸，部分紙張已經破爛，急攜歸保存。當是時，林江妖氛正濃，潘氏一門全被打成「黑幫」，批鬥方劇。這部遺稿能存於世，實屬僥倖。1972年胡壽文同志從江西返京，才有機會於勞動之餘著手整理這部遺稿，破爛部分重新翻譯補足。1974年又參照德文和俄文兩種譯本加以對校，作了一些訂正。然後發動在京親屬，重予抄寫。劫後存稿，總予復全。 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胡壽文同志來商此書出版事宜。諸友好為此奔走，到1979年三中全會後才取得商務印書館的同意，恢復早年的合同，安排出版。1982年見到清樣。果然實現了潘先生動手翻譯時的信念。這是一場保全文化和摧殘文化的大搏鬥，烏雲終究是烏雲，不會永遠遮住光明的。此書的出版，至少對於我，是這個真理的見證，我相信一切善良的人們一定能從中取得啟發。 費孝通 1982年5月19日於東方紅37號長江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