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條件 · 第二章

公域與私域 6．社會領域的興起 從隱蔽的家庭內部到公開的公共領域——社會的出現（家政及其活動、問題以及組織手段的興起），不僅模糊了私有與政治之間那條古老的界線，而且幾乎不可想像地改變了這兩個詞彙的含義以及對個體和公民生活的意義。我們不僅不同意希臘人的這一觀點：即在公共世界之外的「自我」（idion）圈子內生活從定義上講是「很愚蠢的」；而且也不同意羅馬人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可以獨自生活，但這只是對公共事務的暫時逃避。今天，我們將隱私列入個人領域，它的肇始可以追溯至羅馬晚期，雖然我們很難再追溯至古希臘的任何時期，但在摩登時代以前的任何時期，它的多樣性和變化性是肯定不為人所知的。 這不僅僅是一個重心轉移的問題。按古代人的理解，隱私的反面意思（正如這個字本身表明的）是什麼都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隱私意味著一種被剝奪的狀態，甚至是被剝奪了人類能力中最高級、最具人性的部分。一個人如果僅僅過著個人生活（像奴隸一樣，不讓進入公共領域，或者像野蠻人那樣不願建立這樣一個領域），那麼他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今天，我們使用「隱私」一詞時，首先不會想到它有被剝奪的含義，這部分是因為現代個人主義使私有領域變得極為豐富。不過，以下這一點看來更重要：正如現代的隱私與政治領域相對立一樣，它至少也與社會領域（古人對它毫無所知，他們認為其內容是私人事務）截然相對。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是，人們發現現代的隱私（其最相關的一個功能是為了掩蓋私秘）不是與政治領域相對立，而是與社會領域相對立，因而它更密切也更真實地與社會領域聯繫在一起。 讓一雅克·盧梭是第一位探索這一私秘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方面的一位理論家，他是很典型的唯—一位人們至今還常常只用其名就引用他文章的偉大作家。他在經歷了反對社會對人類心靈無法忍受的扭曲（社會侵入了人類的心靈深處，在這之前，心靈無需特殊的保護）而不是反對國家的壓制後得出了他的偉大發現。內心的秘密（與私有家庭不同）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客觀的、有形的居住之地，它所抗爭的社會以及對自身的維護也不能像公共空間那樣明確地確定其起源。對盧梭而言，私人領域和社會領域都是人類存在的主觀模式，以他為例，就像讓一雅克反對一個名叫盧梭的人一樣。面對現代的個體及其無休止的衝突，他既不能在社會中感到安適，也不能完全脫離它而生活，他的變幻不定的心境以及情感生活中極端的主觀主義——所有這些都來自對心靈的反叛。不管對盧梭這一個體的真實性有怎樣的懷疑，盧梭理論發現的真實性卻是毋庸置疑的。從18世紀中葉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詩歌以及音樂令人驚奇地繁榮興旺，小說作為唯—一種完全社會性的藝術形式的崛起，以及與此同時所有的公共藝術（特別是建築藝術）不無巧合地同樣令人震驚的衰落，所有這些充分證實了社會領域與私人領域之 間有一種密切的聯繫。 盧梭以及其他的浪漫主義作家從對社會的叛逆性反應中發現了私秘，這一反叛首先針對的是社會領域的同一性要求，針對今天我們稱之的每一社會固有的一致性。記住這一點很重要：這一反叛是在平等原則（自托克維爾以來，我們一直把這一平等譴責為一致性）有時間在社會領域或政治領域表現自己之前發生的。一個國家有無平等並不重要，因為社會總是要求它的成員像一個大家庭的成員那樣行事，只能有一個觀點，一種利益。在現代家庭解體之前，這種共同利益和單一觀點是由家長來表達體現的，他據此來管理統治家庭並且阻止家庭成員間可能出現的不團結。家庭的衰落與社會的興起這一驚人的巧合清楚地表明：實際發生的狀況是家庭單元被融入進了相應的社會群體。這些社會群體之間的平等性（同儕之間遠不是平等的），與家長專制權力面前的家庭成員的平等性沒什麼不同，除了社會（在那裡，共同利益和一致意見的天然力量被全體成員大大加強），最終消除的是由一個代表共同利益和正確觀點的人實施的實際統治。一致性現象是這一現代發展的最後階段的一種特徵。 寡頭或君主統治（古人曾以此來設計家庭組織）確實在社會中改變了形態，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當社會等級中的最高層木再由一個專制統治者的王室所組成時，它變成了一種無人統治。但這種無人統治——即社會整體在經濟上的一種潛越的利益，以及沙龍中上流社會的一種潛越的觀點——並不因為失去了人的個性而停止統治。正如我們從大多數社會的政府形式，即從科層制（這是民族國家統治的最後階段，正如仁慈的專制和獨裁中的寡頭統治是它的最初階段一樣）中知道，無人統治不一定是不統治；在某些情況下，它或許會成為一種最殘酷、最暴虐的統治。 社會在其所有層面上排除行動的可能性（這一行動以前被排斥在家庭之外），這一點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社會反過來期望每個成員表現出某種行為，並強加給他們不計其數、各種各樣的規則，所有這些旨在「規範」其成員，使他們循規蹈矩，以排除自發的行動或非凡的成就。以盧梭為例，我們在上流社會的沙龍中發現了這些要求，沙龍的傳統總是將個體與其在社會構架之中的等級等同起來。重要的是這種與社會地位的等同，至於這一構架是否恰好是18世紀半封建社會事實上的等級，還是19世紀階級社會中的頭銜，或者只是當今大眾社會的一種功能，這無關緊要。相反，大眾社會的興起僅僅表明，各種社會群體經歷了家庭單元先前曾經歷過的相同的被融入社會的過程。隨著大眾社會的出現，社會領域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最終達到了用平等的手段和相同的力量吸納並控制一個既定社區內所有成員的程度。但任何情況下的社會的平等以及現代世界平等的勝利，只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認了這一事實：社會已經征服了公共領域，兩者的區別和差異已經變成了個人的私事。 現代的平等（它建立在社會固有的一致性之上，或許僅僅是因為行為已經取代了作為人類關係最主要模式的行動）在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同於古代，特別是希臘城邦國家的平等。屬於少數的「平等人」比omoioi）意味著被允許生活在同僚之間；但是公共領域本身，也就是城邦，則浸透著一種末日的痛苦，在那裡，每個人總是不斷地將自己和別人區分開來，希望與眾不同，並且通過無與倫比的功績和成就來顯示自己是最好的（aienaristeuin）。換言之，公共領域是為個性而保留的，它是人們能夠顯示出真我風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塊地方。正是為了這個機會，並且出於對國家（它使每人都可能有這種機會）的熱愛，使得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願意分擔司法、防務以及公共事務管理的責任。 這種一致性（即假設人們循規蹈矩且不自行其事）根植於現代經濟學（它的產生與社會的興起是相一致的，經濟學與它主要的技術工具——統計學一起，成為出類拔萃的社會科學）之中。經濟學——直到摩登時代之前還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一個不起眼的組成部分，它建立在這一假設上，即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就像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行為一樣——只有當人成為社會人並整齊劃一地遵循某種行為方式時，它才能獲得科學的特性，那些不遵守規則的人因而被視為反社會的或不正常的。 統計規律只有在涉及較多的數據或較長的時期時才是有效的，一些活動或事件只能作為偏差或波動在統計上出現。統計學的理由在於這些活動和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和歷史上是很少發生的。但是日常關係的意義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的，而是在極少數的行為中表現出來的，正如一個歷史時期的重要性只能在反映它的很少的事件中表現出來一樣。將多數據和長時期的定律運用於政治學和歷史學，無非表明這是蓄意忽略了它們真正的主要內容，當每一件非日常行為或必然趨勢的事被視為無足輕重而不加考慮時，探求政治的意義或歷史的價值是徒勞的。 不過，由於統計學定律在我們處理較大數據時極為有效，因此，每一次人口的增長都意味著有效性的增加和「偏差」的顯著減少，這一點是很顯然的。從政治上講，這意味著在既定的國家中，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社會領域，而不是構成公共領域的政治領域。希臘人（他們的城邦是我們所知的最具個性且最不一致的政治實體）深深意識到城邦重視行動和言論，而只有當公民的人數保持有限時，城邦才能生存下去。擠成一團的眾多人口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專制的傾向，這種專制可以是一人專制，也可以是多數人的專制。雖然摩登時代之前人們對統計學（作為對事實的數字化處理）一無所知，但是使這種數字化處理成為可能——眾多的數據，對人類事務中的一致性、行為至上和自主性的解釋——一的社會現象正是那些（在希臘人自己看來）有別于波斯文明的自身文明的特徵。 有關行為至上及其「定律」有效性的一個不幸事實是，人數越多，人們越趨向於行為，並越不可能容忍不行為。從統計學角度看，這會在波動的消除過程中顯示出來。在現實中，業績將越來越不可能對抗行為，而事件將越來越失去其意義，即失去它們闡明歷史時期的能力。統計數字的一致決不是一種無害的科學觀念；它不再是一個社會（它理首於日常生活的瑣事中，與從它存在起就具有的科學見解相安無妨）的秘密的政治理念。 一致的行為（它有助於從統計上加以確定，因而也有助於正確的科學預測）很難用「利益的自然一致」（這是「古典」經濟學的基礎）這一自由主義的假設來加以解釋。顯而易見，阻礙社會正常運行的僅僅是一些傳統遺留物，這些傳統遺留物介入了並仍然影響著「落後」階級的行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遺留物只不過是「社會力量」全面發展道路上的干擾因素而已，它們不再與現實相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某一利益的科學「幻想」「虛假」得多。 為了在摩登時代衡量社會勝利的程度（最初是以行為取代行動，最終取代科層制，即無人格統治取代人格化統治），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摩登時代最初的經濟學（它只是在相當有限的人類活動領域中取代了行為方式）最終被一些社會科學（如「行為科學」）無所不包的主張所效仿的情況，這些社會科學旨在把一個作為整體的人在其從事的所有活動中降格為一種受約束的、循規蹈矩的動物。如果經濟學在其早期階段是一門社會科學（那時它能將其行為規則強加於一部分人及其部分行動），那麼「行為科學」的興起清楚地表明了這一發展的最後階段，即大眾社會已吞沒了國家的所有階層，「社會行為」已經變成所有生活領域的標準。 自社會的興起以及家庭和家務管理被納入公共領域以來，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在發展，在吞沒較為古老的政治領域和私人領域以及較近建立的私人領域，它已經成為新的領域的顯著特徵之一。我們至少可以在三個世紀多的時期里感受到這一不斷加速的發展趨勢，這一發展的力量源於以下這一事實：是生活過程本身通過社會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被引入了公共領域。在家庭這一私有領域中，人們關注和力求保障的是生活必需品、個體生存以及種的延續。在私人領域被發現以前，隱私的一個特徵就是，在這一領域中，人不是作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而僅僅是作為動物種類——人類的一個樣本而存在的。確切地說，這就是古人極端蔑視它的最根本的原因。社會的出現已經改變了對這一整個領域的評價，但幾乎沒有改變其本質。每個社會都鐵板一塊卿只允許一種利益、一種觀點存在的一致性）的特徵最終根植於人類的同一性。正因為人類的同一性不是幻想，甚至也不僅僅是階級經濟學的「共產主義神話」中的一種科學假設，因而使得大眾社會（在那裡，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他的統治是至高無上的，物種的生存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保障）同時使人性面臨滅絕的威脅。 生活過程本身的公共組織組成了社會，這一點或許能在以下事實中得到清楚的表明：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裡，新的社會領域把所有的現代社區轉變為勞動者社會和固定職業者的社會；換言之，這些社會立即以一種維持生計所需的活動為中心（為了建立一個勞動者社會，當然沒有必要使每個成員事實上成為一個勞動者或工人——甚至工人階級的解放以及絕大多數人統治所產生的巨大的潛力在此也不是至關重要的——唯一必要的是所有成員把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計視為當務之急）。社會是這樣一種形式，在這一形式中，人們為了生活而不是為了其他而互相依賴，這一事實便具有了公共含義；在這一形式中，與純粹的生存相聯繫的活動被獲准出現在公共領域 一個活動是在私有領域還是在公共領域進行，這並非無關緊要。很明顯，公共領域的特徵必須根據其吸納的活動而變動，但這一活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自身的性質。勞動活動（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與最基本的、生物意義上的生活過程緊密相連）成千上萬年來未發生變化，受縛於它所密切相連的生活過程的永恆的重複之中。將勞動提升到公共的高度（遠沒有消除其作為一個過程的特徵）——我們原本是這樣期待的，請記住政治實體總是為永恆而建立的，它們的法律總是被理解為強加於運動之上的限制——反過來把這一過程從它循環單調的重複中解放了出來，並把它改變為一種迅速前進的發展趨勢，這一發展的結果在幾個世紀內大大改變了人類居住的整個世界。 一旦勞動從被逐入私有領域後所受的限制中解放出來——這一勞動的解放並不是勞動階級解放的結果，它先於後者的解放——那麼它好像所有有機生命固有的生長要素已經完全克服和超越了衰亡過程（自然家庭中的有機生命受到了這一衰亡過程的制約和平衡）。社會領域（在那裡，生活過程確立了自己的公共範疇）釋放了物質的非自然發展，正是它反對這一發展（這一發展不僅僅反對社會，而且也反對社會領域的成長壯大），才使私有與個人領域和（狹義上的）政治領域證明無法保護自己。 我們所描述的物質的非自然的發展，通常被視作勞動生產率不斷地迅速提高。從一開始起，這一不斷增長的趨勢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便是勞動的組織化，這在所謂的勞動分工（它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前）中尤為明顯，甚至勞動生產率中的第二個主要因素——勞動過程的機械化，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因為組織化原則本身也明顯來自公共領域而不是私有領域，所以勞動分工確實是發生在公共領域環境之中的勞動行為，它不可能在家庭的私有領域中發生。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中，我們似乎都無法取得像勞動的革命性變革那樣卓越的成就，從「勞動」這個詞字面本身的意義來看（它總是與令人難以忍受的「辛勞和煩惱」，與努力和痛苦，結果也與身體的畸形聯繫在一起，所以唯有極端的悲慘和貧困才可能成為其本源），它對我們來說已經開始失去這一含義。儘管急迫的必需品使勞動成為維持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卓越印本來是人們最不願意從中得到的東西。 卓越一詞本身（希臘語是arete，羅馬語是vivtus）一直被用來與公共領域（在那裡，一個人能勝過他人，能與眾不同）相連。在公共領域中採取的每一行動都能獲得在私有領域中難以獲得的卓越成就；對卓越（就其定義而言）來說，他人的存在永遠是需要的，而這一存在需要有一種由同僚組成的公共的形式，它不能是一種同等地位的人或低一地位的人的不拘禮節的、隨隨便便的存在。甚至社會領域——儘管它使卓越毫無個性，強調人類的進步而不是其成就，並且改變了公共領域的內容，使其面目全非——也不能完全取消公共表現與卓越之間的聯繫。儘管我們在公共勞動中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我們的行動和語言能力失去了它許多先前的特性，因為社會領域的興起將其逐入私人和私有領域。這一奇特的差異並未能逃脫公眾的注意，它通常將其歸咎於在我們的技術能力與我們的人文主義的總體發展之間，或者是能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自然科學與至今仍不知如何改造和控制社會的社會科學之間有一個假設的時間差。除了這一觀點的其他許多已經常常被指出的謬誤以至在此無需贅述之外，這一批判只是關注人類心理——即他們 所謂的行為模式——的一個可能的變化，而不是他們所涉足的世界的變化。這一心理學的解釋（它認為公共領域的存在與否就像任何有形的物質的存在一樣，是毫不相干的）從這一事實（如果世界不為它的實踐提供一個適當的空間的話，那麼沒有什麼行動可以取得卓越成就）的角度來看是頗值得懷疑的。無論是教育還是機敏，抑或是天分，都無法取代公共領域的構成要素，而公共領域正是人類取得卓越成就的適當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