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新努力 · 漫遊的感想35

一 東西文化的界線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了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闢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盡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里」，現在租界收回，改為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是「道外」。 「道里」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的，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著。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里」，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道里，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里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嘆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真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製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卻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彎著背脊樑，流著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為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感謝那發明電力的大聖人，不能不祝福那製作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為「神」呢！ 二 摩托車的文明 去年8月17日的倫敦《晚報》（Evening Standard）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的摩托車共24 590 000輛。 全世界人口平均每71人有一輛摩托車。 美國每6人有車一輛。 加拿大與紐西蘭每12人有車一輛。 澳洲每20人有車一輛。 今年1月16日紐約的《國民周報》 （The Nation）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摩托車27 500 000 美國摩托車22 330 000 美國摩托車數占全世界81％。 美國人口平均每5人有車一輛。 去年（1926）美國造的摩托車凡450萬輛，出口50萬輛。 美國的路上，無論是大城裡或鄉間，都是不斷的汽車。《紐約時報》上曾說一個故事：有一個北方人駕著摩托車走過Miami的一條大道，他開的速度是每點鐘三十五英里。後面一個駕著兩輪摩托車的警察趕上來問他為什麼擋住大路。他說：「我開的已是三十五里了。」警察喝道：「開六十里！」 今年3月里我到費城（Philadelphia）演講，一個朋友請我到鄉間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車往鄉間去，到了一處，只見那邊停著一二百輛摩托車。我說：「這裡開汽車賽會嗎？」他用手指道：「那邊不在造房子嗎？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來做工的汽車。」 這真是一個摩托車的國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著汽車去上課，鄉間兒童上學都有公共汽車接送，農家出的雞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車送上火車或直送進城。十字街頭，向來總有一兩家酒店的；近年酒禁實行了，十字街頭往往建著汽油的小站。車多了，停車的空場遂成為都市建築的一個大問題。此外還發生了許多連帶的問題，很能使都市因此改觀。例如我到丹佛城（Denver），看見牆上都沒有街道的名字，我很詫異。後來才看見街名都用白漆寫在馬路兩邊的「行道」（Pavement or Side Walk）的底下，為的是要使夜間汽車燈光容易照著。這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摩托車在都市經營上的影響了。 摩托車的文明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汽車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據最近統計，去年一年之中美國人買的汽車有三分之二是分月付錢的。這種人家向來是不肯出遠門的。如今有了汽車，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畢之後，回家帶了家中妻兒，自己開著汽車，到郊外去遊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遠地旅行遊覽。例如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遠在海濱，可以縱觀太平洋上的水光島色；每到星期日，四方男女來游的真是人山人海！這都是摩托車的恩賜。這種遠遊的便利可以增進健康，開拓眼界，增加智識，——這都是我們在轎子文明與人力車文明底下想像不到的幸福。 最大的功效還在人的官能的訓練。人的四肢五官都是要訓練的；不練就不靈巧了，久不練就遲鈍麻木了。中國鄉間的老百姓，看見汽車來了，往往手足失措，不知道怎樣迴避；你盡著嗚嗚地壓著號筒，他們只聽不見；連街上的狗與雞也只是懶洋洋地踱來擺去，不知避開。但是你若把這班老百姓請到上海來，請他們從先施公司走到永安公司去，他們便不能不用耳目手足了。走過大馬路的人，真如《封神傳》上黃天化說的「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若眼不明，耳不聰，手足不靈動，必難免危險。這便是摩托車文明的訓練。 美國的汽車大概都是各人自己駕駛的。往往一家中，父母子女都會開車。人工貴了，只有頂富的人家可以僱人開車。這種開車的訓練真是「勝讀十年書」！你開著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腳也各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並用，同力合作。你不但要會開車，還要會修車；隨你是什麼大學教授、詩人詩哲，到了半路車壞的時候，也不能不捲起袖管，替機器醫病。什麼書呆子，書踱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勤，五官不靈了。你們不常聽見人說大學教授「心不在焉」的笑話嗎？我這回新到美國，有些大學教授如孟祿博士等請我坐他們自己開的車，我總覺得有點慄慄危懼，怕他們開到半路上忽然想起什麼哲學問題或天文學問題來，那才危險呢！但是我經過幾回之後，才覺得這些大學教授已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洗禮，把從前的「心不在焉」的呆氣都趕跑了，坐在輪子前便一心在輪子上，手足也靈活了，耳目也聰明了！猗歟休哉！摩托車的教育！ 三 一個勞工代表 有些自命「先知」的人常常說：「美國的物質發展終有到頭的一天；到了物質文明破產的時候，社會革命便起來了。」 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稅的實行，不過是十四年來的事，然而現在所得稅已成了國家稅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納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種「社會化」的現象隨地都可以看見。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眾。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的資本，而股票可由雇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近年移民進口的限制加嚴，賤工絕跡，故國內工資天天增漲；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漸抬高。紐約城的哈倫區，向為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發財的黑人買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萬人的黑人區域。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 我且說一件故事。 我在紐約時，有一次被邀去參加一個「兩周討論會」（Fortnightly Forum）。這一次討論的題目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叫什麼時代？」十八世紀是「理智時代」，十九世紀是「民治時代」，這個時期應該叫什麼？究竟是好是壞？ 依這個討論會規矩，這一次請了六位客人作辯論員：一個是俄國克倫斯基革命政府的交通總長；一個是印度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師」（Efficiency Engineer），是一位老女士；一個是紐約有名的牧師Holmes；一個是工會代表。 有些人的話是可以預料的。那位印度人一定痛罵這個物質文明時代；那位俄國交通總長一定痛罵布爾什維克；那位牧師一定是很悲觀的；我一定是很樂觀的；那位女效率專家一定鼓吹她的效率主義。一言表過不提。 單說那位勞工代表Frahne先生。他站起來演說了。他穿著晚餐禮服，挺著雪白的硬襯衫，頭髮蒼白了。他站起來，一手向裡面衣袋裡抽出一卷打字的演說稿，一手向外面袋裡摸出眼鏡盒，取出眼鏡戴上。他高聲演說了。 他一開口便使我詫異。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最偉大的時代，最可驚嘆的時代。 這是他的主文。以下他一條一條地舉例來證明這個主旨。他先說科學的進步，尤其注重醫學的發明；次說工業的進步；次說美術的新貢獻，特別注重近年的新音樂與新建築；最後他敘述社會的進步，列舉資本制裁的成績，勞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鐘之內描寫世界人類各方面的大進步，證明這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我聽了他的演說，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四 往西去！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著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我在日本時，同了馬伯援先生去訪問日本最有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我說：「福田先生，聽說先生新近到歐洲遊歷回來之後，先生的思想主張頗有改變，這話可靠嗎？」 他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問：「改變的大致是什麼？」 他說：「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回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只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我說：「可惜先生到了歐洲不曾走的遠點，索性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福田博士搖頭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我說：「先生這話使我頗失望。學者似乎應該尊重事實。若事實可以推翻學說，那麼，我們似乎應該拋棄那學說，另尋更滿意的假設。」 福田博士搖頭說：「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這一次的談話給了我一個絕大的刺激。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卻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孫中山先生曾引外國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哪一種是真的」。豈但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資本主義還不止五百七十種呢！拿一個「赤」字抹殺新運動，那是張作霖、吳佩孚的把戲。然而拿一個「資本主義」來抹殺一切現代國家，這種眼光究竟比張作霖、吳佩孚高明多少？ 朋友們，不要笑那位日本學者。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我們之中卻有許多人決不承認世上會有事實足以動搖我們的迷信的。 五 東方人的「精神生活」 我到紐約後的第十天1月21日——《紐約時報》上登出一條很有趣味的新聞： 昨天下午一點鐘，紐吉賽邦的恩格兒塢（Englewood，N. J. ）的山郎先生住宅面前，圍了許多男男女女、小孩子、小狗，等著要看一位埃及道人（Fakir）名叫哈密（Hamid Bey）的被活埋的奇事。 哈密道人站在那掘好的墳坑的旁邊；微微的雨點灑在他的飄飄的長袍上。他身邊站著兩個同道的助手。 人越來越多了。到了一點一分的時候，哈密道人忽然倒在地下，不省人事了。兩個請來的醫生同了三個報館訪員動手把他的耳朵、鼻子、嘴，都用棉花塞好。隨後便有人來把哈密道人抬下墳坑，放在坑裡的內穴里。他臉上撒了一薄層的沙。內穴上面用木板蓋好。 內穴上面還有三尺深的空坑，他們也用泥土填滿了。填了後，活埋的工作算完了。 到場的許多人都走進山郎先生的家裡去吃茶點。山郎夫人未嫁之前就是那位綽號「千眼姑娘」的李麻小姐。她在那邊招待來賓，大家談著「人生無涯」一類的問題，靜候那活埋道人的復活。 一點鐘過去了。……一點半過去了。……兩點鐘過去了。…… 到了下午四點，三個愛耳蘭的工人動手把墳掘開。三個黑種工人站在旁邊陪著，——也許是給那三個白種同伴鎮壓邪鬼罷。 四點鐘敲過不久，哈密道人扶起來了。扶到了空氣里，他便顫動了，漸漸活過來了。他低低地喊了一聲「胡帝尼」，微微一笑，他回生了。 他未埋之先，醫生驗過他的脈跳是七十二，呼吸是十八。復活之後，脈跳與呼吸仍是七十二與十八。他在坑裡足足埋了兩點五十二分。 這回的安排布置全是勒烏公司（Loew's）的杜納先生辦理的。杜納先生說，本想同這位埃及道人訂一個「雜耍戲」的契約，不過還得考慮一會兒，因為看戲的人等不得三個鐘頭就都會跑光了。 哈密道人卻很得意，他說他還可以活埋三天咧。 美國是個有錢的地方，世界各國的奇奇怪怪的宗教掮客都趕到這裡來招攬信徒，炫賣花樣。前一年，有個埃及道人名叫拉曼（Rahman）的，自稱能收斂心神，停止呼吸。他當大眾試驗，閉在鐵棺內，沉在赫貞河裡，過一點鐘之久。當時美國有大幻術家胡帝尼（Harry Houdini）研究此事，說這不是停止呼吸，乃是一種「淺呼吸」，是可以操練出來的。胡帝尼自己練習，到了去年夏間，他也公開試驗：睡在鐵棺里，叫人沉在紐約謝爾敦大旅館的水池裡，過了一點半鐘，方才撈起來。開棺之後，依然復生，不過脈跳增加至一百四十二跳而已。胡帝尼的成績比拉曼加長半點鐘，頗能使人明白這種把戲不過是一種技術上的訓練，並沒有什麼精神作用。 胡帝尼死後，這班東方道人還不伏氣，所以有今年1月20日哈密道人的公開試驗。哈密的成績又比胡帝尼加長了八十二分鐘，應該夠得上和勒烏公司訂六個月的「雜耍戲」的契約了，然而杜納先生又嫌活埋三點鐘太乾燥無味了，怕不能號召看戲的群眾！可惜，可惜！大概哈密先生和他的道友們後來仍舊回到東方去繼續他們的「內心生活」了罷。 胡帝尼的試驗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其實即使這班東方道人真能活埋三點鐘以至三天，完全停止呼吸，這又算得什麼精神生活？這裡面哪有什麼「精神的份子」？泥里的蚯蚓，以至一切冬天蟄伏的爬蟲，不是都能這樣嗎？ 六 麻將 前幾年，麻將牌忽然行到海外，成為出口貨的一宗。歐洲與美洲的社會裡，很有許多人學打麻將的；後來日本也傳染到了。有一個時期，麻將竟成了西洋社會裡最時髦的一種遊戲：俱樂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將，書店裡出了許多種研究麻將的小冊子，中國留學生沒有錢的可以靠教麻將吃飯掙錢。歐美人竟發了麻將狂熱了。 誰也夢想不到東方文明徵服西洋的先鋒隊卻是那一百三十六個麻將軍！ 這回我從西伯利亞到歐洲，從歐洲到美洲，從美洲到日本，十個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個俱樂部里看見有人打麻將牌。在歐美簡直看不見麻將了。我曾問過歐洲和美國的朋友，他們說，「婦女俱樂部里，偶然還可以看見一桌兩桌打麻將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我在美國人家裡，也常看見麻將牌盒子——雕刻裝璜很精緻的——陳列在室內，有時一家竟有兩三副的。但從不見主人主婦談起麻將；他們從不向我這位麻將國的代表請教此中的玄妙！麻將在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將的狂熱已退涼了。 我問一個美國朋友，為什麼麻將的狂熱過去的這樣快？他說：「女太太們喜歡麻將，男子們卻很反對，終於是男子們戰勝了。」 這是我們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勞奮鬥的民族決不會做麻將的信徒，決不會受麻將的征服。麻將只是我們這種好閒愛盪，不愛惜光陰的「精神文明」的中華民族的專利品。 當明朝晚年，民間盛行一種紙牌，名為「馬吊」。馬吊只有四十張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萬至九萬等，等於麻將牌的筒子、索子、萬子。還有一張「零」，即是「白板」的祖宗。還有一張「千萬」，即是徽州紙牌的「千萬」。馬吊牌上每張上畫有《水滸傳》的人物。徽州紙牌上的「王英」即是矮腳虎王英的遺蹟。乾隆嘉慶間人汪師韓的全集裡收有幾種明人的馬吊牌（在《叢睦汪氏叢書》內）。 馬吊在當日風行一時，士大夫整日整夜的打馬吊，把正事都荒廢了。所以明亡之後，吳梅村作《綏寇紀略》說，明之亡是亡於馬吊。 三百年來，四十張的馬吊逐漸演變，變成每樣五張的紙牌，近七八十年中又變為每樣四張的麻將牌（馬吊三人對一人，故名「馬吊腳」，省稱「馬吊」；「麻將」為「麻雀」的音變，「麻雀」為「馬腳」的音變）。越變越繁複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國中的男男女女，無論富貴貧賤，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陰葬送在這一百三十六張牌上。 英國的「國戲」是Cricket，美國的國戲是Baseball，日本的國戲是角牴。中國呢？中國的國戲是麻將。 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哪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一個留學日本朋友對我說：「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裡都是燈光；燈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著讀書，便是老年人跪著翻書，或是老婦人跪著做活計。到了天明，滿街上，滿電車上都是上學去的兒童。單只這一點勤苦就可以征服我們了。」 其實何止日本？凡是長進的民族都是這樣的。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閒」為幸福，以「消閒」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 從前的革新家說中國有三害：鴉片、八股、小腳。鴉片雖然沒禁絕，總算是犯法的了。雖然還有做「洋八股」與更時髦的「黨八股」的，但八股的四書文是過去的了。小腳也差不多沒有了。只有這第四害，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歇的樣子，沒有人說它是可以亡國的大害。新近麻將先生居然大搖大擺地跑到西洋去招搖一次，幾乎做了鴉片與楊梅瘡的還敬禮物。但如今它仍舊縮回來了，仍舊回來做東方精神文明的國家的國粹、國戲！ 後記 「漫遊的感想」本不止這六條，我預備寫四五十條，作成一本遊記。但我當時正在趕寫《白話文學史》，忙不過來，便把遊記擱下來了。現在我把這六條保存在這裡，因為遊記專書大概是寫不成的了。 十九，三，十 胡適 注35 原載1927年8 月13日、20日和9月17日《現代評論》第6卷第140、141、145期，《後記》為收入《胡適文存三集》時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