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燦爛的年代 · 杜勃羅留波夫葬禮隨想 1

十三年前，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一支寒磣而又傷心的行列沿著里戈夫卡街緩緩走向沃爾科沃墓地，沒有引起過路人的特別注意。靈柩後面跟著二十來個人，都是死者的朋友；在他們身後，按照一切葬儀的慣例，跟著兩輛又大又笨、套著駑馬的四座出租馬車……這是文學界的一次葬儀，卻沒有受到任何一個文學和學術名流的尊重，甚至沒有一家雜誌編輯部（除《祖國紀事》和剛剛問世的《現代人》編輯部以外）認為有必要向自己的同行，這個終生正直地捍衛言論和思想的獨立，終生同愚昧和謊言堅決鬥爭的人做最後的告別……在護送靈柩的二十來個人當中，真正的文學家大概不過五六個人——其餘的都是普通的人，沒有什麼名氣，只不過同死者關係親密……沒有一個外人自願參加送葬，只有兩三個來歷不明的人在靈柩被送往墓地時，在教堂舉行安魂祈禱時，在墓地上靈柩下葬時露面。他們要幹什麼呢？這寒磣的葬儀哪一點能引起他們的好奇呢？…… 做完安魂祈禱以後，朋友們把死者的靈柩扛在肩上，一直抬到墓地，這時墓穴已有一半浸滿了水；朋友們把靈柩放入水中，按照習俗往裡面擲了一把泥土，然後默默無言，各自回家，沒有對他們十分珍惜的靈柩講一句話。 從墓地回來以後，大家就議論開了：要豎個墓碑，要保障死者家小的生活，等等，開始簽名募捐……大家都說得那樣熱情洋溢，大家的聲音都發抖了，大家都熱淚盈眶！所有人在這一時刻都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半家產，或者獻出自己勞動的一半血汗……而且這一切又表現得那樣真誠！ 可是我們的熱情通常是那樣輕易、那樣迅速地激發起來，就像輕易而又迅速地冷卻一樣（我在這裡指的不單是死者的朋友，而是所有的俄國人）。 是他使我們保持了一種合乎理智的關係，是他使我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然而我們，他的朋友們，還沒有來得及把為他送葬時所穿的鞋子穿破（我也是二十來個人中的一個），我們悼念他的熱情就已經完全冷卻，甚至再也找不到他的墳墓的蹤跡…… 歲月不斷流逝，我們迷失了方向，在優雅而又空虛的生活里越陷越深，被私人瑣事糾纏得暈頭轉向；我們不敢大聲說出別林斯基的名字，卻靠了同他的友誼悄悄地維持自己一點小小的威信——我們沒有注意到，文壇上的一代新人已經出現在我們身邊，他們懷著我們早已失去的對未來的熱烈的信心，他們信念堅定，言辭果敢。七年多的時間裡文壇上沒有人提到別林斯基的名字，他們卻大聲疾呼地講出了他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外人趕到我們前面去了，我們才覺得有點難堪，甚至感到有些屈辱，於是跟著喊了起來：「對呀，別林斯基！別林斯基！」並且開始說明我們同死者的友誼，暗示我們同他關係親密，覺得只有通過這種暗示我們才能在社會輿論中保住一點面子。 隨後又有許多可敬的教授和科學院院士先生——他們在別林斯基生前幾乎不曾想到有他這麼個人，即或知道了也避免同他見面，對他的文章感到膽戰心驚，為了討好當時的文壇名流而對他嗤之以鼻——現在卻對死者格外垂青，開始甜言蜜語地誇獎他，甚至好像動了一點感情。這些先生們企圖利用別林斯基的名字（可憐的別林斯基！）和他的威望作為武器，迫害他們痛恨的年輕的一代……「你們走的哪條路？」他們喊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呀？別林斯基可從來不許這麼幹。」再不就是：「別林斯基要是從棺材裡站起來，也會對你們這種舉動義憤填膺。」——如此等等。 別林斯基又風靡一時了。他生前那些對他畏而遠之，恨而避之的人在他去世十年之後竟然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他的著作開始在莫斯科印行並大量銷售，也許很快就需要再版了；他的名字不斷出現在報刊上；《北方蜜蜂》的新編輯部認為必須聲明，它根本不同意原先的編輯部對別林斯基的看法，它對這位批評家滿懷欽敬之情……我們有一位才氣橫溢的作家向上流社會的一些出類拔萃之輩做過幾次極為精彩的有關文學的講演，他當著許多老一輩文壇名流的面完成了一件驚世駭俗的功績：把別林斯基的名字同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名字相提並論！！ 2 這件事曾使得滿城輿論一片譁然…… 連別林斯基的墳冢也被找到了，而且令他的朋友們感到驚訝的是，墳上還蓋了一塊墓石，立了一個石碑，碑銘是：「維薩里昂·格里戈里耶維奇·別林斯基，歿於1848年5月26日。」兩年前別林斯基的妻子和女兒路過彼得堡，在他的墳頭發現了新鮮的花束和花環……是誰立了這塊墓碑？又是誰用鮮花裝飾了這座荒冢？ 至少我們，別林斯基的朋友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十三年以後，杜勃羅留波夫把我們引到了他的墳頭。從別林斯基去世到杜勃羅留波夫去世——這十三年里發生了多少變化啊！而在別林斯基那一代和與杜勃羅留波夫同時代的新的一代人之間又有多大的差別啊！ 別林斯基登上文壇時與其說是一個對事業胸有成竹的戰士，不如說是一個勇敢而熱烈的戰士。他性格剛毅，才華橫溢，熱情奔放，卻又易於入迷；他被朋友們向他轉述的哲學理論迷得暈頭轉向，長時間進行自我鬥爭：時而把一些權威批駁得體無完膚，時而又鄭重其事地把他們捧上天去，恨不得向他們大唱讚歌。他苦苦尋求真理，受著內心矛盾的熬煎；他不斷入迷，不斷迷失方向，陷入絕望……直到去世前四年左右他才擺脫一切外來的影響，立足於更為堅實的基礎上。從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別林斯基一直在各種刊物上從事文學活動：《群言》《莫斯科電訊》《莫斯科觀察家》《祖國紀事》，還有《現代人》…… 他一開始登上文壇，周圍就有一批朋友，他們使他得到發展，支持他的活動，擴大他的聲譽；他自己很快就成為這個圈子的代表人物……別林斯基講出了一切應分由他來講的話，他當然死得太早了，但他幾乎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充分表達了他那一代人的心聲——他們開始認真意識到自己周圍環境的粗野和庸俗，感到確實需要過一種更好、更高尚的生活；他們懷著青年人的急躁情緒，熱情地、忐忑不安地追求這種生活，但那只是一種摸索——他們時而沉湎於浪漫主義，時而在德國哲學中尋找支點，時而又醉心於勒魯和喬治·桑的社會思想；他們中間產生出一批「多餘人」——拉甫列茨基們，帕森科夫們，羅亭們，等等；他們心裡充滿了高尚的、但尚未完全定型的衝動、追求和迷戀——無窮無盡的迷戀 和激情；他們有時陷入虛假做作的多愁善感的心境之中，往往把言詞和行動混為一談…… 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活動出現於別林斯基去世十年以後——這一活動幾乎只是開了個頭，然而它卻異常醒目地表明新的一代是怎樣遙遙地走到了別林斯基那一代人的前面…… 杜勃羅留波夫於一八五七年畢業於先前的師範學院。早在大學讀書時他就開始為幾家雜誌的批評專欄撰稿，當時發表在《現代人》上的一篇書評以其清醒的見解和辛辣的諷刺招致了普遍注意。這篇文章引起一場轟動，所有人都競相閱讀。「多麼聰慧、多麼巧妙的一篇文章啊！」——一些對文學從不關心的人感嘆道……「您說說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不斷聽到有人提出這種問題。 杜勃羅留波夫的智慧和光輝的才能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教授們中一些優秀之輩的格外注意；我還記得，當時彼得堡教育區督學謝爾巴托夫公爵 3 家裡舉行過一次晚會，整個晚上人們都在談論杜勃羅留波夫，談論他是怎樣大有前途。 「唯一遺憾的是，」有人說道，「他大概不會去做官……辦雜誌的人馬上就會張網把他罩住，他會全力以赴去干文學那一行……」 許多學者都贊同這種說法，也同樣表示惋惜。 後來的情況果真是這樣。杜勃羅留波夫大學畢業後全力以赴投身文學事業。然而，難道還能有別的選擇嗎？他的內心裡有一種深刻的、真誠的、無法遏止的欲望，要通過文學來表達自己的心聲；他深深感覺並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辦雜誌的人根本無須張網罩住他或引誘他：他自己胸有成竹，堅定而又自覺地跨入了文壇，而且一下子就在文壇上占據了顯要的位置。 杜勃羅留波夫不僅在文學才能上與別林斯基相比毫不遜色，而且有一點比別林斯基更加優越，即他賴以立足的基礎要牢固和堅實得多；他一開始就邁上了正路，並充分意識到這條路通向何方；他邁著平穩而堅定的步伐沿著這條路向前走去，既不躲向一邊，也不忘情著迷，既不耽於青年人的激情，也不低頭屈從於文學權威，甚至對他們毫不讓步。誰都不曾像他那樣深刻而正確、樸直而清醒地看待俄國生活的種種現象和俄國文學的最新作品；誰都不曾像他那樣熱烈支持我們社會的種種要求……他的文章顯示出一種威力，一種內在的凝聚力，表明他將成為一個具有推動力的偉人；他的文章充滿了對人的深深的愛，對我們那些地位低下的同胞的最熱烈的同情和對祖國最真切、最清醒的熱愛……儘管雜誌工作急如星火，這些文章卻寫得結構嚴整，首尾邏輯異常嚴密，表面看來似乎顯得平靜，但可以聽出平靜下面跳動著一顆熱烈仁愛之心，可以看出一個受到種種謊言、偽善和鄙俗作風凌辱的人的辛酸的幽默……他的文章里絲毫沒有那種通常表現為所謂標新立異、離題萬里的抒情之筆 的外在熱情，這種抒情之筆曾受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極力推崇，可是現在已經喪失了任何意義，不僅不能動人心弦，反而變得滑稽可笑。我想，《黑暗的王國》和《逆來順受的人》這樣一些文章足以證實上述論斷。一篇悼念杜勃羅留波夫的文章十分公正地指出，他的座右銘和臨死前給密切共事的夥伴們的遺言是：「少說多做。」 4 杜勃羅留波夫的活動是短暫的（總共只有四年半），卻碩果纍纍，令人驚嘆……他的名字將永垂俄國文學的史冊！ 杜勃羅留波夫初登文壇時孑然一身，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引導和庇護（他那高傲而堅強的心靈厭惡別人的庇護），還不過二十二歲 5 ，他的個性已經很內向，儘管他舉止溫順，但他的外表即或不算冰冷，至少也是十分謹慎和矜持……他剛剛給自己掃清道路，開出一條獨立的行動之路，死神就驟然打斷了他——沒有讓他把話說完……然而儘管如此，他在俄國評論界留下的痕跡幾乎同別林斯基經過十四年的不倦的活動後所留下的痕跡一樣深刻……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又有什麼做不到的呢！ 是的！他的力量確實巨大。他是近二十五年來所有文學活動家中性格剛毅堅定、品德高尚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行從不自相矛盾，他的所作所為從未一絲一毫、哪怕純屬無意地偏離自己的信念。在他這種年紀很難見到第二個比他更加嚴以律己的人…… 杜勃羅留波夫性格審慎、內向，外表平靜，人們往往把這種性格同冷酷混為一談，它給許多屬於我們這一代的人——其實都是十分傑出、很有才華的人——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眾所周知，我們這一代人大都熱情奮發、多愁善感和易於入迷，老是把言語和辭藻視為行動。比如說，要是哪位我們不熟悉的先生當著我們的面目光炯炯，捶胸頓足地說他把人的尊嚴看得高於一切，說他甘願為人的獨立犧牲生命，如此等等，我們就會當即奔上前去擁抱他，熱淚盈眶地把他緊貼在我們劇烈跳動的心口，拖長聲調興奮地喊道：「您是我們的人！啊，您是我們的人！」並且舉行盛筵，觥籌交錯 地加強這種友情。只要出現了一個略有才氣而又舉止優雅的青年（這兩點很少有人兼而有之），我們會毫不遲疑地把他拉到自己身邊，逢人就喊道：「多麼出色的天才呀！了不起！了不起！多大的藝術力量，多有分寸的藝術感啊！」如此等等，並饗以精美的筵席，為他頻頻舉杯，整晚整晚地跟他躺在沙發上—— 談論席勒，談論榮譽，談論愛情…… 6 而那位略有才氣的青年（通常寫到第二部作品就會栽筋斗）則會這樣議論我們：「多好的人啊！他們對藝術多麼在行！他們的心裡沸騰著多麼高貴的熱情！」 任何瑣事都會使我們欣喜若狂，令我們情不自禁，如醉如痴。我們慣於信口雌黃，對一切都加以誇張，到了垂暮之年居然變得浪漫起來，長吁短嘆，柔情滿懷，不亞那些《苦命的麗莎》 7 時代感傷主義的老祖宗；我們像貴族女子中學的學生一樣，只喜歡那些同我們氣味相投的人，這種人用溢於言表的興奮情緒來表露自己內心的熱情，或者毋寧說是暴露自己內心毫無熱情。 這一切假如不是那麼令人傷心的話，自然是相當可笑的；而一想到我們曾經屬於別林斯基那個圈子，一度自稱為他的學生，因而一度持有那些健全而清新的信念時，就更加不堪回首了！ 與此同時，看到新的一代開始辛辣地嘲笑我們的嬌嫩軟弱，嘲笑我們越出常軌的浪漫舉止和故作多情的感嘆，看到他們過分嶄露頭角，不利於我們，而且正在給自己開闢一條更加嚴峻、更加堅實的新的道路時，我們，或者至少是我們中的某些人，就惡狠狠地反對整個新的一代，尤其是他們最光輝的代表人物。我們的憤恨當然首先就會落到杜勃羅留波夫身上。我們所有人，或者說我們中的某些人吧，靠了老資格或當初我們在朝氣蓬勃的歲月里 顯示的實際業績，樹立了或大或小的權威。假若新的一代中某個代表人物也像我們年輕時面對當時的權威那樣，在我們面前同樣表示虔敬，跟我們商量商量，聽聽我們的意見，等等，哪怕只是做個樣子，我們無疑都會感到十分高興。可是杜勃羅留波夫非但對我們毫不在意，甚至根本就不想見到我們，不想同我們結識，把我們的作品說成是最一般的、沒有威望的作品。請問，這不是奇恥大辱嗎？即令我們的導師別林斯基也抨擊過權威，可是當時的權威們盛氣凌人，使年輕一代根本無法接近……那些知道別林斯基其人的權威看待他就像老鷹看待小雞一樣——可是我們——難道我們 對新的一代是這種態度嗎？……我的上帝！難道不是我們首先 向他們張開懷抱，首先迎上前去，情不自禁、欣喜若狂地歡迎他們嗎？可是——結果如何呢？…… 然而我們——或者說我們有些人，反正是一回事——卻因此斷言說，新的一代誠然具有真正的才智和知識，卻落落寞寞，冷酷無情，他們否定一切，陷入了一種可怕的教條——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者！如果說我們未敢把這個可怕的名字烙在整個新的一代身上的話，那麼至少我們已經確信，杜勃羅留波夫是屬於最最虛無的虛無主義者之列。 「先生們！（我要對那些哪怕一瞬間不知怎麼居然陷入了這種莫名其妙的糊塗想法的人說上幾句）請你們仔細讀一讀杜勃羅留波夫所寫的全部文章，從一八五七年 8 發表在《現代人》上的第一篇書評直至《逆來順受的人》（讀他的文章決不會使你們感到厭倦），那麼你們就會承認，寫這些文章的人有一顆熱烈的、仁愛的、高尚的、充滿了對人類的真誠的愛、對人類將日臻完美堅信不疑的心——一顆對各種虛偽、謊言和壓迫感到痛心疾首的心……請你們坦白承認，你們迄今為止根本沒有認真讀過他的文章，只不過漫不經心地隨手翻過幾篇，就根據道聽途說、片言隻語形成了對杜勃羅留波夫這個人的一些印象。我相信，認真讀過他的全部文章，你們一定會由衷地後悔對他有過那種輕率的看法（你們心地善良，天生的正義感在你們心中尚未泯滅），你們內心裡會對他刮目相待，甚至會深情地緬懷他，去憑弔他的遺骨……這真是一舉兩得：他身旁躺著你們的朋友和導師——別林斯基，他的墓地你們已經好久沒有去過！……」 我初次見到杜勃羅留波夫是在一八五五年，但直到後來，當他在結業前成為《現代人》編輯部的固定成員時 9 才同他結識。我總覺得他的精神力量超過了肉體的力量，他那強有力的靈魂寄寓在過分衰弱的身體裡。他總是一副病態，顯得有些疲倦，毀掉他身體的那種周期性的不治之症當時似乎已在他身上萌芽。在校時加緊學習，畢業後又加緊工作（這對一切渴求知識、力臻完美的人來說通常會成為一種需要），還要同令人壓抑的環境進行苦鬥——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他病情惡化，迅速導致他早逝…… 經過了四年不知疲倦、廢寢忘食的雜誌工作以後，他感到筋疲力盡，便遵照醫生的囑咐動身出國。他在國外待了一年多，於今年九月中旬回到彼得堡。 「怎麼樣，您覺得我氣色如何？我恢復健康了嗎？」他一見面就問我。 「是的，好多了。」我答道。 其實他的臉蒼白瘦削，長滿胡茬，精力顯得極度衰竭，預示著死期即將臨近。 他從國外帶回很多書，可以看出，他準備更加埋頭苦幹，從事更為重大的工作。 臨死前一個月，他對一個讀中學的弟弟說：「眼下我得拚命工作，才能還清債務。」應當指出，杜勃羅留波夫近年來對家庭資助很大，安排了兩個弟弟到彼得堡第三中學讀書。他的父親去世前在下諾夫哥羅德蓋了一幢三層樓房（有一家報紙在撰文悼念杜勃羅留波夫時提到過這件事），正是因為這件事他弄得十分拮据，身後留下了一些債務。 杜勃羅留波夫回國以後，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他承受著種種積鬱的重壓，同生理和精神的痛苦搏鬥，然而依舊擔負起同往常一樣的雜誌工作，直至病入膏肓，還用虛弱的雙手寫完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逆來順受的人》的最後幾行。此時醫生對他身邊的人說，任何工作，哪怕最輕微的工作他都不能做，他在生理和精神上都需要絕對安靜（後面這一點能否做到，他那撕裂人心的日記可資證明），他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有一天早晨，杜勃羅留波夫好不容易走到了涅克拉索夫的寓所，就再也無法走回家了。他在涅克拉索夫家裡住了兩個星期左右，臨死前一個星期，他請求把他抬回家去。 從那以後他就臥床不起，一小時一小時地衰弱下去；他越來越感到痛苦：整夜輾轉，無法入睡，不斷地要人幫他翻身，給他移位——最後幾天他一動也不能動了，說的話也很難聽清；這是臨死前極為痛苦而長久的掙扎。他逐漸意識到死期已近，無法避免了。 十月十七日，杜勃羅留波夫與世長辭。 死者的朋友們在報紙上宣布了他去世和出殯的消息，同時張羅把杜勃羅留波夫同別林斯基葬在一起。 十一月二十日，前來送葬的人數達二百人，其中有大學教授、期刊界人士和著名的文學家，只有少數人沒有到場。靈柩被人們用手抬著，從死者的寓所（在鑄造街上）一直抬到沃爾科沃墓地。 在杜勃羅留波夫的靈柩前和墓地上，幾個朋友和素無往來的人講了一些沉痛而又感人肺腑的話，還讀了他的日記的幾個片段…… 別林斯基的葬禮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葬禮之間有多大的差別啊！ 杜勃羅留波夫的日記片段比一切言辭都更清楚、更雄辯地說明，像杜勃羅留波夫那樣鍥而不捨地追求善良和真理的人，一定會倍加強烈地感受到一切有頭腦的人註定要遭受的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難。因此，不論是別林斯基還是杜勃羅留波夫都活不長。別林斯基死時三十五歲 10 ，杜勃羅留波夫死時才二十六歲！ 而且總的說來，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才能的俄國人不知怎麼都活不長…… 教堂的儀式結束了，致辭的人都講完了，最後一把泥土擲進了墓穴，大家懷著憂傷和沉重的心情各自散去…… 死亡把杜勃羅留波夫和別林斯基連在一起。在我們這一代最高尚的文學活動家身旁躺著新的一代中最高尚、最有才華的文學活動家。別林斯基等來了當之無愧的新夥伴…… 新的一代自然比我們這一代人更加知恩圖報，記憶力也更好——通向這兩座墳墓的小徑再不會雜草叢生。 安息吧，我們志同道合的兄弟！…… 1 本文首次發表於《現代人》一八六一年第十一期《現代評論》專欄，子欄題為《彼得堡生涯——新詩人札記》。 2 指屠格涅夫關於普希金的兩次講演，時間約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 3 格·阿·謝爾巴托夫（1819—1881），公爵，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間任聖彼得堡教育區督學和聖彼得堡書刊審查委員會主席。 4 這句話引自涅克拉索夫在為杜勃羅留波夫舉行葬儀時所致的悼詞，見《俄羅斯言論》雜誌一八六一年第十一期。 5 杜勃羅留波夫開始為《現代人》撰稿時未滿二十一歲。 6 引自普希金的短詩《十月十九日》。 7 俄國作家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說，是俄國感傷主義的代表作。 8 應是一八五六年八月。 9 一八五七年底，車爾尼雪夫斯基請杜勃羅留波夫接手主持《現代人》評論專欄的工作。 10 筆誤。別林斯基死時是三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