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獻記 · 秦獻記譯文

秦代有博士七十人，是掌握古今歷史和文獻典籍的，其中以《史記》上記載的叔孫通、伏生為最有名。博士僕射周青臣，憑著當而奉承秦始皇而得到重用。淳于越就和他發生的衝突。爭端一開，引起秦始皇傑書。此外，《說苑》里記載鮑白令之指責秦始皇乾的是桀紂的一套，卻要象五帝那樣讓位於賢者。他的倔強可和淳于越相比。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儒家有《羊子》四篇，共一百章；名家有四篇，那就是《黃公》。黃公名疵，還作過秦歌詩。這兩個人都是秦代的博士。西漢的京房說：「趙高掌權的時候，有一個叫正先的因為指責趙高而被處死。」（孟康註：「姓正名先，是秦代的博士。」）總計，在古代傳紀中約略考出八人，對於七十個博士來說，不過九分之一而已。周青臣是小材，不值一提。其餘七個人，不是能夠直言不屈，就是能夠寫作華麗文章，名聲流傳後世。至於沒有做官和在地方上做官的人裡面，朝廷的名冊上沒有名字，卻有文彩燦然的論著的：三咱郡有成公生，他和黃疵是同時代的人，在李斯的兒子李由任郡守的時候，他四處遊說不作官，著有《成公生》五篇，列在名家學派；縱橫家有《零陵令信》一篇，是非難丞相李斯的。秦王朝雖然控制 論，燒了《詩》、《書》，然而從朝廷內外的官吏到出入公卿這門的布衣平民，都對犯禁無所畏懼，這其中難道是沒有道理的嗎？ 有人說：秦王朝焚毀私藏在民間的《詩》、《書》和百家語，只有博士可以照舊收藏。這是為了要把統治人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裡，以便愚弄老百姓。因此，叔孫通才能夠憑仗著博學能文被徵召，在博士的行列中聽候詔令。陳勝起義時，諸生三十餘人能引證《公羊》傳里的話，說「臣下不得有叛逆的意圖」來回答秦二世的詢問。（鄭樵、馬端臨有這種說法，其實是從《論衡?正說篇》來的，其中說：「從事聆聽史官把」五經「全部燒掉，有敢私藏《詩》、《書》和百家語的，要治罪，只有博士們可以收藏。」近人都相信這一說法。）又有人說：秦代只燒「六經」，不燒諸子著作。諸子的著作，文章都在，能夠看到，（漢代趙岐說）孟子的黨徒雖然完了，他們的著作卻並未消滅乾淨。 李斯因為淳于越的議論是用錯誤的政治主張蠱惑君主，所以建議把他們的那些書一起燒掉，以杜絕那種思想來源。淳于越本來就是個博士。商鞅把《詩》、《書》、禮、樂等看成是「六虱」，要把它們統通剷除。那些用法家來輔佐秦國的人都遵循商鞅的辦法。可見，秦並不是「六經」當作好書，即便是好書也不想讓博士專有。（《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的「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詩》、《書》和百家語一類書……」。自從王充把這句話誤解以來，就說是博士才獨有這些書。鄭樵、馬端臨等人沿襲了這種說法，就成為今天的爭端。）所以，前一種說法—即《詩》、《書》、百家語為博士所收藏，是錯誤的。 李斯認為，戰國時諸侯相互爭奪，厚禮招納遊學之士是禍亂的根源。那些善於詭辯、混淆是非、不能納入法度軌道的，就是六國諸子那一夥。不把《詩》《書》之類儒家經典燒掉，就不足以尊崇秦始皇。諸子的學說，分流多到有九個派別，他們四處遊說又互相剽襲，都說自己一派的學說最好，彼此之間的攻擊比對「六藝」的攻擊還厲害。「現在若不把這些諸子著作燒掉，難道讓它們繼續鬧下去嗎？」「諸子」和「百家語」，名和實都是一樣的。如果說「不燒諸子著作」，那麼李斯建議中所說的「百家語」，又是指什麼呢？諸子著作的所以完整保存下來，因為這些書大多數是抽象的議論，不記載具體的史實，加上它們的語言明白易懂，口耳相傳的人多。人秦始皇執政的第三十四年燒書，到陳勝起義，前後不過五年，記憶猶新，所以能夠完整地記錄在帛書上。看看其它的書，諸侯各國的史書以及《禮》《樂》等儒家著作，大多數是記載史實和一些制度、儀式，不便於記誦，其中《尚書》更是難讀，因此往往殘缺不全。《詩經》，因為押韻，便於誦讀記憶，就沒有消滅，這就是證明。所以，後一種說法——即不燒諸子著作，也是錯誤的。 我認為寫明在法令上的，除《秦紀》、《史篇》、（秦代八種書體中有大篆，——《史篇》是用大篆寫成的，所以不燒《史篇》）以及醫藥、占卜、種樹方面的書以外，宮廷和民間藏的書沒有不燒的，典籍著作也沒有不禁的。不過，華麗的辭章和機智的論說，使人讀了入迷，這是上上下下所共同愛好，儘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也是限制不了的。 燒書本是秦國的舊制度，並不是從李斯才開始，只是到了李斯才把這個制度推行到被秦所兼併的國家罷了。韓非說：「商鞅燒《詩》、《書》，公布法令。堵塞權豪們的徇私舞弊，以成全國家的大事；禁止人們出外謀求官職，表揚努力耕作和勇敢作戰的人。」這就是證明。商鞅被殺害之後，他制定的法令條文還在，遺留下來的法度和規矩也沒有被廢除。然而張儀、范睢、蔡澤一班人，絡繹不絕，進入函谷關，不斷地來進行遊說，也曾屢次徵引「六藝」上的故事。到了呂不韋，寫了書掛在城門上，秦國的法令也沒有能夠絕它。在李斯之後，漢代初年，秦國制定的「挾書律」還沒有宣布取消，可是婁敬作為一個戍卒，拉著小車去見漢高祖劉邦，也曾引證《尚書?泰誓》作為依據。可見，漢代的法令也沒有能夠禁絕它。 漢高祖是一個往儒生帽子裡撒尿的人，而秦國的歷代君主，也不能象李斯那樣懂得「六藝」的宗旨。然而燒書的法令只是在官府放著，作為一紙空文，始終不去查考，以求貫徹執行。如今秦始皇不是平民出身，李斯又跟荀子學習過，愛好文化超過了歷代君主，因此，鮑白令之對秦始皇的直諫，零陵令信對李斯的非難，成公生的遊說，都沒有被查辦懲處，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況無足輕重的羊子、黃公之流呢？因為李斯靈活地運用了法令，才使秦國的民間知識分子能夠從容自在地從事論著，這可以說是李斯給他們創造了條件。 至於在咸陽坑殺了四百六十人，那只是因為盧生緣故。秦始皇痛恨他散布流言蜚語，命令儒生們互相揭發。這也和東漢時黨錮之獄一樣，只是一時之計，並非秦始皇的法令就是要殺戮儒生。上面所提到的幾個人，的確不是觸犯了禁令而僥倖得免的。 章炳麟 著